论高技术产业发展条件下的动态竞争政策

2024-06-17

论高技术产业发展条件下的动态竞争政策（精选3篇）

篇1：论高技术产业发展条件下的动态竞争政策

论高技术产业发展条件下的动态竞争政策

目前西方产业组织理论对由创新所驱使的高技术产业的竞争性质研究较少，对竞争过程和性质的理解也局限于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由于其公共政策和经济理论都没有很好的揭示这些产业的演化过程，因此在实践中，高科技产业的参与者所获取的经济租金，产业竞争程度表面上的不足，以及相关的市场结构等，都被看作是市场垄断势力的代名词。美国政府对微软案件的判决，就使这些问题变得进一步尖锐化。

微软公司在美国所遭遇的故事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对这一案件的判决采取什么样的价值观，都可以发现，在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中，传统的反垄断分析不能正确地界定市场和评估市场势力，也无法据此制定科学的、能够促使产业健康成长的反垄断政策。根据西方国家实施竞争政策的传统经验来建立我国的反垄断法或竞争政策，有可能会忽视高科技的产业背景，损害我国刚刚处于幼稚状态的高科技产业的健康发展。

一、高技术产业的动态竞争：技术范式的转移

高技术产业中的竞争与低技术产业或成熟产业的竞争有着本质的不同，除了一般所说的竞争具有残酷性、周期性和不可预测性外，高科技产业中的若干重要的.特征还表现为许多方面，它们对传统标准下的反垄断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注：卡尔・夏皮罗和哈尔・瓦里安：《信息规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77-278页。)，如在生产成本方面的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的特征，这使主要以传统产业的成本特征而制定的反价格歧视政策，以及以边际成本界定掠夺性定价的反垄断标准无法实施;高科技产业需要行业的标准化和合作，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程度的市场集中，由此造成的垄断不可能像对传统产业那样实施管制;在高技术领域的竞争中，合作研究建立标准或开发新技术，如果能够给消费者带来利益，也不会担心受到反垄断法的制裁，等等。

我认为，高技术产业竞争与低技术产业或成熟产业的竞争本质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所进行的技术创新是累积性创新或者连续性的创新，往往针对现有产品和服务所进行非本质改进和更新，其基础性的技术原理、路线和方向并不会由此发生彻底的改变，不需要为开发产品发展出一种全新的技术范式，用户也不需要改变他们的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而高技术产业竞争的本质特征是技术的非连续的范式转移(paradigmshifts)，这种范式的转移是间断性的和“蛙跳”式的，原有的技术范式会受到彻底的颠覆和毁灭性打击，产业中企业的市场份额也会发生迅速的转移，会彻底摧毁在位企业所拥有的领先优势和对市场的垄断性支配地位，出现新的市场领袖和新的产品市场割据局面。

熊彼特的“创新性毁灭过程”与我们这里所说的“非连续的范式转移”，在经济含义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强调的都是技术创新的间断性。(注：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90页。)是否是技术创新的间断性的领导者，是判断一个企业是否属于高科技产业的主要标准。如移动通信技术目前已经历三代，从最初的模拟数字技术，GSM标准到3G标准，领导和顺应这种技术创新间断性潮流的摩托罗拉公司、诺基亚公司等，都是属于高科技厂商，而同样也生产手机的中国厂商，只是在现有移动通信技术范式方面进行模仿和连续的改进，不具有基础技术领域中的自主知识产权，因而只能算作是成熟产业的生产制造厂家。前英特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AndyGrove把这种间断性的技术创新现象归结为一个产业演化中的“主要拐点”，他用拐点理论描述了这些产业中存在的巨大的商业风险，认为这一拐点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它的到来却具有不可预测

[1][2][3][4][5]

篇2：论高技术产业发展条件下的动态竞争政策

关键词：竞争政策,反垄断法,经营者集中,产业政策

一、问题的提出

2009年3月18日, 商务部发布了关于可口可乐并购汇源一案的审查决定, 认定这个经营者集中将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要求可口可乐公司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可口可乐公司先后提出了初步解决方案及其修改方案。经过评估, 商务部认为这些方案不能有效减少此项集中产生的不利影响。公告指出, 此项集中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 将对中国果汁饮料市场有效竞争和果汁业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鉴于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集中对竞争产生有利影响或符合社会公共利益, 且没能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可行的减少不利影响的方案。因此, 决定禁止此项经营者集中。[1]对于商务部对此项经营者集中所做的决定, 看法不一而足。其中有不少人认为商务部的决定是出于产业政策的考虑, 是在保护中小型企业。笔者认为先撇开这一说法是否在理不谈, 首先要思考的是产业政策等其他经济政策是否会影响到经营者集中的规制。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定, 经营者集中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 也是反垄断主管机构审查集中时的考虑因素。如果说市场份额等因素是对经营者集中的某一方面进行分析的话, 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乃至国家经济政策对经营者集中规制之影响则是全面地对集中行为进行分析。因此, 我们可以知道国家经济政策是反垄断主管机构审查经营者集中时所必须考虑的因素。然而我国鼓励企业合并, 力求企业大型化、国际化的产业政策[3], 以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原则都与竞争法通过控制企业合并以避免形成或增强企业的市场优势地位进而保护市场有效竞争的理念有所冲突, 且与竞争政策的目标不相一致。由此, 让我们对竞争政策与调控国民经济的各项经济政策存在的关系问题产生了疑问, 进一步思考如何调和它们之间关系问题。

二、竞争政策对经营者集中控制的影响

(一) 竞争政策的内涵与作用机制对于竞争政策, 学界对其还没一个严格的定义, 一般来说, 其内涵分为狭义上的与广义上的。其中狭义的竞争政策是指所有的竞争立法及其执法所体现或奉行的政策。[4]它通常以法律的形式出现, 如竞争法、反垄断法等。而广义的竞争政策则是指“为确保一个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发展所采取的各种公共措施”。[5]一切有利于竞争的经济政策, 包括反垄断政策、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政策、垄断行业的规制政策等, 只要涉及保护竞争、反对限制竞争或排除竞争的, 都应当视为竞争政策的组成部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通过竞争对资源起着基础性配置作用, 但无约束的竞争会导致自身无法克服的反竞争行为的发生, 从而使市场失去或扭曲其资源配置功能, 因此, 市场需要竞争制度来加以保护, 这种制度表现为竞争政策, 且主要表现为竞争立法。现代的竞争政策主要体现在竞争法的禁止限制竞争制度、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与经营者集中控制制度三个方面。[6]

(二) 竞争政策影响经营者集中控制标准的确定自《反垄断法》制定到实施以来, 存在大量问题需要解决, 其中, 在《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中, 我们发现许多判断标准都属于模糊不清的状态, 需要进一步加以界定, 如经营者集中的审查标准、“社会公共利益”的标准等。在各国竞争法实施的实践中, 上述标准的确定, 无一不是与其国家的竞争政策目标相吻合。我国在决定这些标准和界限时, 同样离不开对竞争政策的整体考虑。下面笔者将以经营者集中控制标准的确定来加以分析。经营者集中的控制标准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二是经营者集中的审查标准。《反垄断法》第21条规定, 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 经营者应当申报, 但是对于申报的标准没有具体规定。对于申报标准, 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法律一般规定有资产额、销售额、市场份额和交易额几个指标。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高低, 与一国对经营者集中反垄断规制的宽严程度有直接的关系, 它取决于国家的竞争政策。2008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 我国经营者集中申报采用的是“营业额”标准。这与我国市场容量大、企业数量众多的情况、国际化的产业政策目标相一致。随着我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变化, 与此相应的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也将随着相应的竞争政策做出适当的调整。经营者集中的审查标准是反垄断执法机关判定集中企业是否构成了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 从而是否需要对其集中行为予以阻止或限制的实质性标准。反垄断法律制度中对经营者集中的审查标准主要有“市场支配地位标准”、“实质性减少竞争标准”以及“严重妨碍有效竞争标准”等模式。[7]实践证明这些模式也在不断变化, 以适应国家竞争政策的变化。如我国制定的《经营者集中审查办法》, 规定为了消除或减少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的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竞争当局可以否决该项集中的申请, 或者可以对集中附加限制性的条件。

(三) 竞争政策影响经营者集中豁免范围的确定所谓经营者集中豁免, 是指经营者集中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但是如果经营者能够证明集中对于竞争产生的有利影响大于不利影响, 或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 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做出不予禁止的决定。世界各国在反垄断法律的立法过程中出于对经营者集中有优缺点的权衡考虑, 均规定了豁免制度。我国《反垄断法》第28条规定, 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做出对经营者集中不予禁止的规定, 前提有两个:经营者能够证明该集中对竞争产生的有力影响明显大于不利影响;经营者能够证明该集中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这符合我国目前阶段的竞争政策的选择。同样地, 随着竞争政策的不断推进与演变, 经营者集中豁免的范围也将随之改变。就实质而言, 豁免制度的适用就是反垄断法律中合理原则的具体体现。能否适用豁免制度, 给予了反垄断执法机构相应的自由裁量权。如何适度、合理、公平地适用豁免制度, 进而与经济变动、产业政策、国家利益相结合, 是《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的一大问题。

三、国家需要制定一系列经济政策来控制市场中存在的“看不见之手”

经营者集中控制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商品经济条件下, 市场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但是, 市场机制自身也存在着缺陷, 而这些缺陷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又不可避免, 故而国家就需要制定一系列经济政策来控制市场中存在的“看不见之手”。前面提到经营者集中的控制与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这意味着在反垄断法实施的过程中, 对经营者集中的控制必须考虑到其他经济政策因素, 并与之相协调。下面笔者就以产业政策为例。产业政策涉及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其目标与反垄断法律的立法目的既有联系, 亦有区别。总体来看, 两者都希望优化市场竞争, 保护消费者利益, 增加社会公共利益。但是, 在某些特殊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也存在着冲突。此时, 从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 应当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经营者集中, 提倡技术革新与降低单位产出成本。然而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又需要反垄断法来规制垄断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 建立有序的市场秩序。这种政策下产生的两难境地, 实质是产生于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思想与后发展国家中主导经济发展的政府权力发生的矛盾与冲突。[8]据此, 很多学者对我国的反垄断法律制度是否应当对于经营者集中进行规制产生质疑, 认为我国的产业集中度不够, 国家应当实施鼓励企业通过重组、兼并、联合做大做强的政策。如果对于经营者集中进行规制, 可能会限制企业的重组、兼并, 影响国家产业政策的实施, 最终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9]上述观点虽具有一定道理, 但笔者认为正因为我国的产业仍处于发展阶段, 才需要在发展的同时对其结构不断调整并完善, 一味扩大规模产生的副作用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 往往只能造成企业规模的一时膨胀, 并不能真正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再者, 欧共体、美国的经验已经表明, 经营者集中规制的实质是为了促进经营者集中以对竞争损害最小的方式进行, 而不是为了阻挠经营者集中。换句话说, 竞争法并非禁止所有的经营者集中, 只是对那些“实质性限制竞争”的经营者集中进行规制。

参考文献

[1]王晓晔.反垄断法应平等地适用于国内企业[N].21世纪经济导报, 2009-03-24 (5) .

[2]冯果, 王伟.再论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调和机制的构建——从企业合并控制的视角看我国反垄断法的改进[J].南都学坛, 2010 (7) :34.

[3]孔祥俊.反垄断法原理[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11.

[4]徐士英.竞争政策与反垄断法实施[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1 (2) :13.

[5]王长秋.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冲突与协调[J].南都学坛, 2006 (5) .

[6]徐士英.竞争政策与反垄断法实施[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1 (2) :14

[7]吴小丁.反垄断与经济发展——日本竞争政策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1.

[8]张穹.反垄断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180.

篇3：论高技术产业发展条件下的动态竞争政策

关键词：行政性垄断；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平衡制度

竞争政策一般是指各国竞争法所体现出的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排除市场竞争障碍而制定的一套规则体系，在广义上还包括了放松经济管制、促进竞争自由和市场开放的各项政策，具体可以表现为综合竞争法、含有竞争规则的部门法规或其他由政府采取的强化市场竞争的政策措施。产业政策通常是一国政府为实现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换、经济振兴与赶超、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产业技术水平等目标，以各个产业甚至企业为直接对象所实施的引导、促进、保护、扶持和限制等干预措施。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反垄断法是竞争政策的核心体现。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既标志着我国竞争政策的制度框架已基本确立，也给我国竞争政策的执行者带来了新的挑战，即如何协调和平衡竞争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如宏观经济政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1]本文主要是对如何协调反垄断法实施中的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典型案例概述

1.案情提要

甲上市公司创立于1988年，创立时期属于乙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它是丙炼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股方，占有其将近96%的股份）的三产企业。1992年进行股份制改造，1996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从上市到2002年12月，甲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是乙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互助会，实际控制人是乙，最终控制方是丙。2002年12月，民营企业丁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因收购互助会持有的甲29.5%的股权而成为甲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乙公司持有17.8%的股份。至此，乙公司由原来的国有控股公司变为民营上市公司。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生产上，一直以来甲80%以上的原材料采购都是来源于茂炼股份，而茂炼股份的实际控制方是乙。丙股份炼油后的下脚料——液态烃通过管道流到甲的装置后，经过加工得到液化石油气和重要的化工原料聚丙烯，这两者正是甲的两大主营业务。所以，甲作为石油行业的下游企业，其业务运营基本上完全依赖于丙股份，或者说依赖于中石化原材料的供应。2002年5月28日中石化下文，明确规定丙股份供给甲原材料的价格公式，并将该价格追溯到2002年1月1日执行。对此，甲毫无异议。[2]

但在2003年9月，即甲产权变更后，丙股份修改了原定的价格公式，令甲的原料价格大幅上涨。进入2004年，丙股份仍旧沿用2003年9月制定的价格公式，致使丙股份供给甲的原材料价格比调整前的中石化定价每吨高出500～1000元。为此，北京泰跃多次向丙股份提出抗议。经协商，双方各退一步，确定了第一季度新的价格公式。进入4月份，丙股份下文告知甲，原材料价格仍按2003年9月份的价格公式执行。北京泰跃从5月份开始暂时拒付货款，双方矛盾激化。为了缓解矛盾，2004年9月甲主动支付所欠货款，但价格则是按照中石化2002年5月份制定的价格公式。同年10月28日，丙股份开始停止了原材料供应，甲全面停产近5个月。[3]

2.成因分析

甲因断料而停产，既有表层原因，更有深层的体制原因。前者是指价格冲突。2002年5月中石化制定的价格较低，所以甲毫无异议地予以接受。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的甲产权没有变更，丙股份与甲是“血肉相连”的—家，都是乙控制下的公司，实际控制方为中石化。在甲是丙股份的下属企业时，这个较为便宜的价格不是市场价格，而是一个内部的结算价格。当甲于2003年9月成为民营企业不再属于丙石化，在国际国内原料价格暴涨的情况下，由于丙股份是甲唯一的原料提供者，当它提高价格遭拒绝时就断然中断了对其原材料的供应。后者是指中石化股份的“治散”战略。所谓“治散”，就是整合中石化的全部资源，把炼油行业所有相关的业务地控制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通过对下游资源的垄断性控制，获取更多的利益，以弥补炼油过程中因原油价格上涨而带来的损失。中石化之所以能够单方面提高价格和提出“治散”战略，就在于石油行业是一个尚缺乏有效管制的行政性垄断行业，这是这场风波的深层原因。从垄断状况来看，石油行业的市场（无论是上游的勘探开采、中游的成品油市场、还是下游的零售市场）都被中石化和中石油南北分立纵向一体化垄断经营着；从垄断性质来看，这种垄断不是一般的经济性垄断，不是靠企业规模、经济力量形成的，而是依靠行政法规和行政权力形成的行政性垄断。[4]

总之，甲与中石化之间的冲突，表面上看似是两个企业之间就原材料供给价格发生的争端，是一种双方经济行为，但实际上是中石化和茂名炼化以大欺小、以垄断压制民企直至把民企逼出市场的问题。[5]

3.法理啟示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像石油化工这类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性行业需要通过开放来打破本行业中的行政性垄断。[6]

其次，需要研究分析的是要怎么开放、怎样进入。这就涉及到如何协调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之间关系的问题。

二、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

从总体上看，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是一国经济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既存在着法制上的一致性，有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一面，也存在着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有相互排斥的一面。[7]

1.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联系

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关系密切。目前，有不少学者认为，竞争政策本身属于产业政策的范畴，是一种产业政策武器，因为产业组织政策就是“政府为了获得理想的市场效果，所制定的干预和调整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的产业政策，其核心是协调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关系，既试图缓解垄断对市场经济运行造成的弊端，又维护一定的规模经济水平”。

具体来说，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法制一致性主要体现在：第一，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竞争政策通过规制垄断行为，排除市场竞争障碍，建立和维护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促进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的目标；产业政策通过促进、保护、扶持和限制等措施对某个产业或企业进行直接干预，促进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8]故笔者认为，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虽然干预经济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关注点都是对市场实施影响和调控，都是通过国家公权力介入经济领域，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第二，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可以实现功能上的互补。虽然产业政策在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能对市场机制进行必要的调整和补充，但其本身并不能保证、避免相关企业不采取反竞争措施；竞争政策的功能恰恰在于规制垄断行为，保证市场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两者若能共同发挥作用，既可保证市场机制的基础地位，还可实现国家对经济的适度干预。[9]

2.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现实区别

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都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虽然在实现优化配置资源、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最终目标方面，二者具有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一面，但在干预经济的理念、路径和方法等方面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冲突：

第一，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所体现的资源配置机制存在根本区别。由于政策背后的理论依据不同，政府利用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干预经济的理念和力度就会有差别。竞争政策反对垄断、排除市场竞争障碍，目的在于建立和维护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是要促进市场机制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功能；而产业政策则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政府干预，直接促进、保护、扶持或限制某一产业或企业，并试图通过对发达国家产业发展规律的模仿，使发展中国家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少走弯路，缩短工业化所需的时间。其实质就是要用政府干预代替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第二，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作用对象也不一样。产业政策是一种资源倾斜性政策，有直接的针对对象，竞争政策则是一种普遍性政策，没有明确的产业指向；产业政策的实施，主要就是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政府偏好的产业，使这些产业超速发展或增强其竞争能力，竞争政策作用的对象是所有可竞争性行业及其中的企业，除少数垄断性行业不受竞争政策的规制外，其他市场主体的竞争活动都要受其管辖。

第三，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冲突亦表现在国家干预经济的具体方式和措施的不同上。比如，在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往往会根据其认知水平人为地选择主导产业和重点企业，并采取财政、税收、金融和外汇等各种手段予以保护和扶持；而竞争政策则使市场参与者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即产业成长和企业竞争力的提高都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的，主导产业和重点企业的产生亦都是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实现的自然选择过程。又如，为增强国际竞争力，产业政策往往会鼓励企业兼并，强调规模经济，甚至由政府直接出面组建“国家队”；竞争政策也鼓励企业自由竞争、自由结合，但会对可能产生或增强市场垄断势力的企业合并保持着警惕，并通过采取相应措施防止会对市场竞争产生实质性损害的企业合并发生。再如，为摆脱所谓的“无序竞争”或某一行业的大面积亏损，产业政策往往会提倡企业联合起来制定行业自律价或限产保价；而竞争政策对企业之间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持坚决的反对态度，这类行为都是竞争政策打击的对象。

我国目前虽然已经舍弃了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经济全面管制的做法，但产业政策仍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在国家经济政策体系中也一直占据着优先考虑的地位，而竞争政策的历史则较短，且比较零碎，一直未能形成完备的架构，在国家经济政策体系中的地位较低。但随着作为竞争政策核心体现的《反垄断法》的正式颁布实施，我国竞争政策体系正逐步走向完备和成熟，适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且其地位也在逐步上升中。可以预见，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冲突在今后将会进一步表面化、经常化和严重化。在这种情况下，处理好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间的关系，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对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乃至社会经济的持续进步都有著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协调我国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关系的设想

要解决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之间的冲突，就必须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日本学者松下满雄认为：“主要国家的竞争法执行机构和法院都知道，必须在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之间取得平衡。每个国家都试图采取某些维持两类政策之间正确平衡的措施。”这种平衡措施对于这两类政策的功效发挥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0]

1.在整体上明确竞争政策的优先地位

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现代市场经济虽然与主张完全自由竞争，不要政府干预的古典市场经济有了很大的不同，但其本质仍是一致的，即都强调市场是优化配置资源的基础。[11]也就是说，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经济虽然具有合法性，但应建立在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基础性作用之上，只有市场机制失灵之处，才是政府干预发挥作用之处。而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是要依赖竞争政策的，没有竞争政策的推行，就不可能维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更不要谈发挥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功能。同时，还因为产业政策是用政府调节替代市场机制，而政府的过多干预会扭曲市场的价格信号，并损害市场的运行效率。所以，由“市场调节为主，国家干预为辅”的基本规律就决定了：在经济政策的推行中，竞争政策应处于优先地位，产业政策则处于从属地位。

而且，竞争政策的优先地位亦是产业政策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前提。产业政策的实施手段具有多样性，既有直接干预型的行政手段，也有间接诱导型的其他手段。在以往的产业政策实践中，各国往往倾向于利用行政手段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组织优化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政策的组织实施手段应该多样化，并尽可能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更多地借助于市场化手段，通过市场机制来引导和保障产业的健康发展。而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需要竞争政策予以维护，因此只有竞争政策得以正确、及时、全面地制定和实施，市场化的产业政策手段才能高效发挥作用。

2.在局部上发挥产业政策的导向性功能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否实现对信息资源的占有对竞争或交易双方来说非常重要。而且如果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过高，还会引起资源配置失当和巨大浪费。所以，代表社会利益的政策有必要平等地为市场主体提供充分的信息，保证市场信息的迅速传播与反馈，通过广泛提供信息等手段支持产业的健康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因此，我国的产业政策应着重发挥其导向性功能，以提供信息资源、建立市场秩序、维护经济安全等作为其主要内容，并将为相关产业营造适宜的基础环境作为其核心目标。同时，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由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故我国现阶段应该在整体上强调和坚持竞争政策，于局部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即除了需要实施产业政策的个别产业以外，大多数产业都应当坚持竞争政策。

首先，产业政策具有的这种针对性不仅应体现在产业政策适用时间上的阶段性，而且还应体现在适用领域上的选择性。一方面，市场经济首先需要通过竞争政策，而非产业政策，来创造和保持具有最佳竞争强度的市场结构，即作为最基本的经济政策，竞争政策应在调节经济的过程中发挥其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产业政策是一国或地区为扶植某一特定行业或产业而实施的倾斜政策，故它的有效领域不涉及所有产业，其重点应放在对经济增长质量和企业经济效益有重要影响，关系国民经济全局，市场机制又无法有效或需要较长时间调节的产业上。

其次，我国政府必须在整体上强调和坚持竞争政策，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为各类产业和企业创造一种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使产业结构的调整顺应市场需求结构的发展趋势，让企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觉地进行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更新换代。同时，鉴于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国内仍有相当一部分产业基础比较薄弱，综合竞争力也不强，我国政府应在这些局部范围内实施倾斜性政策；当然，对于产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也需要充分发挥产业政策激励、导向、协调和保護作用，促进这些特定产业的优化发展和结构调整。[12]

3.在实现过程中建立具体的协调制度

这种制度建设不仅能确保竞争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还能为产业政策的运作留有空间，使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能够尽量满足竞争法管制的要求，并有效避免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冲突。

从竞争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来看，用以协调冲突的制度应包括如下方面：其一是设置竞争法豁免条款，对符合产业政策要求的某些反竞争行为予以豁免；其二是从产业政策的角度解释竞争法，允许效率作为竞争法适用的抗辩；其三是利用竞争经济分析和竞争法执行上的灵活性满足产业政策的要求；其四是利用竞争救济措施；其五是设立独立的豁免审查机构。从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看，亦应注意通过产业政策的竞争性改革来避免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竞争政策发生冲突。例如，由于作为重要的产业保护政策，反倾销政策的实施对进口竞争有着重大的影响，故各国纷纷通过分开执行体制、替代执行体制和国际合作体制等各种途径，来解决其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冲突。[13]

参考文献：

[1]王先林，丁国峰.《反垄断法实施中对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载《法学》2010年第9期.

[2]石淑华.《中国现阶段反垄断问题研究——关于行政垄断的经济学分析》，福建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李建平指导.

[3]何海燕，赵飞，乔小勇等著.《中国反垄断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102页.

[4]徐士英.《以竞争法规制行政性垄断：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有效路径》，载《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2015年第1期.

[5]石淑华著.《行政垄断的经济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

[6]刘庆.《我国民间资本进入天然气产业问题研究——从政府规制的角度》，北京化工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王明明指导.

[7]李戈.《国家经济治理中的竞争政策与经济民主》，载《法制博览》2015年第6期.

[8]宋小威，乔小勇，何海燕.《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协调性探讨》，载《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08年第6期.

[9]张守文主编.《经济法研究》（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10]吴小丁著.《反垄断与经济发展—日本竞争政策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97页.

[11]刘桂清.《论竞争政策相对于产业政策的一般优先地位》，载《经济问题探索》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