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产业税收政策研究论文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要求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提升高新技术产业。这次全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工作会议，主题就是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回顾总结十六大以来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和信息化发展的主要成就和经验，共同探索新形势下如何走好科学发展之路，研究部署2008年工作。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高技术产业税收政策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高技术产业税收政策研究论文 篇1：

要素市场扭曲和制度质量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中国质量经济发展研究院，广东 深圳 518000）

摘 要：本文利用2008—2014年中国28个省份的高技术产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要素市场扭曲和制度质量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将研究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分地区回归。研究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与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且要素市场扭曲对R&D人员投入的影响远超过对R&D资金投入的影响;制度质量与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但其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除了外资依存度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行业出口倾向和企业绩效均与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就分地区回归而言，要素市场扭曲和制度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均存在地区差异。

关键词：要素市场扭曲;制度质量;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

一、引 言

国家的制度质量对于资源配置起到较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制度质量可以直接影响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另一方面，制度质量也能通过改变资源配置来影响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201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指出创新驱动发展是未来国家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科技创新则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因此，发展壮大高技术产业，对于加快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增加研发投入是支撑高技术产业飞速发展的动力源泉。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总额和技术合同成交额分别达到19 657亿元和17 697亿元，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2.2%，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增至58.5%。在研发投入不断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不少抑制研发投入增加的问题，许多学者就影响行业研发投入的因素展开了研究，但大多数文献未注意到中国市场化发展进程中要素市场发展滞后于产品市场发展的特殊现象。作为生产要素流通的平台，要素市场对研发资源的配置产生重要影响，且在不同的制度质量下，要素市场扭曲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不同。那么，要素市场扭曲对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是否有影响？其作用是促进还是抑制？各地区制度质量的差异是否也是造成研发投入不同的原因？这些问题的解决为有效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和促进技术进步指明了方向。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影响研发投入的因素展开了丰富的研究，而关于要素市场扭曲对研发投入影响的文献还相对较少，Restuccia和Rogerson[1]的研究最具代表性，该研究发现经济资源在不同行业间的自由配置会因产品市场扭曲或要素市场扭曲而受到抑制，最终导致资源误置和行业间的生产率差异。Hsieh和Klenow[2]通过对微观企业样本进行研究，证实了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生产率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本质上是由市场扭曲所引致的资源在经济体间不合理配置造成的。张杰等[3]对2001—2007年中国微观企业R&D投入与要素市场扭曲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能够显著抑制企业R&D投入，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戴魁早和刘友金[4]对要素市场扭曲与R&D投入展开了系列研究，要素市场扭曲对R&D资金投入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R&D人力投入却有促进作用，且要素市场扭曲对R&D投入的影响会因地区差异和企业异质性而有所不同。白俊紅和卞元超[5]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和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创新效率损失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二者均对中国创新效率有抑制作用。关于制度质量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则更少，徐彪等[6]通过构建HLM模型分析发现，制度质量对R&D投入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蔡地和万迪昉[7]基于2005世界银行的企业层面调查数据，分析了制度质量对当地企业R&D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制度质量对R&D投入的影响存在所有制差异，对民营企业的影响要超过国有企业。

本文试图从以下方面进行创新：首先，在已有研究要素市场扭曲与研发投入的基础上，将制度质量因素纳入分析模型内，同时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和制度质量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其次，作为动力性先导产业，高技术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大、研发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比重大、产品附加值和科技含量较高等特点。西方发达国家将高技术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产业的高度，认为高技术产业是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本文结合高技术产业这一特定产业进行研究更具有代表性。最后，本文选取《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中各省份的数据，对2008年以来各省份市场化方面的变化重新进行了数据计算和评分，这使得研究结果更能反映当前的实际问题。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要素市场扭曲

自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发展，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水平获得了巨大提升。一直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都是由政府主导的，其优点是政府出面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市场化进程中的阻碍，但由于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政策差异和改革力度差异等，使得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滋生了一系列新的扭曲。如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发展速度很快，而西北地区依然比较落后;市场化水平在不同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等等。正常情况下要素价格是由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共同决定的，然而在中国市场化发展过程中出现要素市场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产品市场发展水平的不均衡现象，导致要素价格信号失真。这种不均衡现象，一方面反映出政府对生产要素资源配置的过度干预，政府掌握关键生产要素的控制权，不仅能够操控生产要素的价格，而且能够限制生产要素的使用领域和途径，导致生产要素不能按照市场自发的配置路径进行流通;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地方保护主义对发展市场经济的阻碍。在这样的环境下，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

土地、资本、劳动力和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命脉，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更大的经济效益和更高的GDP增长率，对要素资源的分配、定价和管理等方面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而市场经济是以要素价格为基础运行的，并通过要素价格的反馈，由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林毅夫等[8]提出，当市场出现扭曲时，经济体将会在一种非竞争市场状态下运行，生产要素会因价格信号失真而不能得到有效配置，企业也无法根据市场反馈的情况及时对生产进行调整，进而造成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甚至出现浪费、厂商不得不进行寻租和经济发展缓慢等现象。这说明在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下，经济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难以实现同步提高。

由于经济体制和市场运行机制不够完善，要素市场扭曲成为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常见的问题。而且不同行业的要素价格差异很大，忽略要素市场扭曲进行资源配置必然会造成资源误置。中国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经济运行体制的变化会加重要素市场扭曲，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

（二）要素市场扭曲和制度质量与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关联性分析

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不平衡发展使得生产要素无法在地区间自由流动，毛其淋[9]的研究表明，门槛的限制导致要素价格偏离市场原有价格，要素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进而导致研发要素使用效率下降。企业也会因研发要素价格扭曲而减少或限制对该要素的使用，进而导致企业研发投入减少。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要素市场扭曲与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

由于政府介入，部分要素价格不再由市场决定而是由政府制定，而且生产要素如何使用也由政府分配，进而导致要素市场扭曲。由此诱发部分投机厂商勾结地方官员建立寻租联系，从而在竞争稀缺资源和生产要素时占据先机。通过寻租活动，寻租企业获得了超额利润和低成本竞争优势，可能会降低或者抑制企业通过增加研发投入来获得利润和竞争优势的动力。余明桂等[10]的研究表明，在政府介入要素市场而形成扭曲时，企业会通过与政府官员建立寻租联系来获得要素资源和寻租利益。安同良等[11]的研究进一步证实这种寻租现象的存在性。因此，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当企业可以获得寻租机会时，企业可能会通过与地方政府官员建立寻租联系来获得垄断地位，有了来自政府的保护，企业即使不增加研发投入也能在竞争中获胜，获得低价格生产要素的企业，其研发投入积极性会降低。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造成要素市场扭曲的重要因素，进而导致研发投入减少。

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進程中，受历史、地理、文化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制度质量存在显著差异。North[12]在对制度质量的内涵进行重新界定的基础上研究发现，制度质量对经济发展有积极影响。Dyck和Zingales[13]进一步证实了外部治理环境、制度质量对企业研发和投资等财务行为产生重大影响。制度质量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制度质量好的地区，企业的合法权益更能得到有效保障，研发支出的外部风险就越小，企业则会放心地增加研发投入。其次，在好的制度质量下，人们对规则的自觉遵守意愿自然会提高，各个经济体间诚信互通，从而激发出潜在社会投资。最后，好的制度质量所创造出的公平竞争环境，使得企业想要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就必须增加研发投入，进行技术创新。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 制度质量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和制度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本文借鉴李鲁等[14]的做法，构建如下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rdit=α0+α1fmdit+α2ieit+∑βmXit+λi+εit（1）

其中， 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rd表示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fmd表示要素市场扭曲;ie表示制度质量;X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gmr）、行业出口倾向（od）、企业绩效（fp）和外资依存度（fi）;λ表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ε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rd），具体包括R&D人员投入（rdp）、R&D经费投入（rdm）和R&D综合投入（rdt）。R&D人员投入（rdp）用各省份高技术产业R&D从业人员全时量与高技术产业从业人员数之比表示;R&D经费投入（rdm）用各省份高技术产业R&D经费支出与高技术产业总收入之比表示;R&D综合投入（rdt）用来衡量整体的研发投入水平，用R&D人员投入和R&D经费投入的均值来表示。

2.解释变量

本文解释变量包括要素市场扭曲（fmd）和制度质量（ie）。

由于相关统计数据的缺乏，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指标可以直接衡量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张杰等[3]通过《中国市场化进程指数报告》中各省份市场化总指数评分、产品市场发育度评分和要素市场发育度评分来构造要素市场扭曲指标。具体公式如下：FAC1 =（产品市场的市场化指数-要素市场发育指数）/产品市场的市场化指数;FAC2 =（总体市场的市场化指数-要素市场发育指数）/总体市场的市场化指数。该方法虽然充分地将要素市场发展与产品市场发展不均衡现象考虑在内，但却忽略了数据本身存在高度正相关的问题。因此，采用张杰等[3]的做法构建要素市场扭曲指标，会导致地区间的要素市场扭曲差异被忽略，同时该方法测算出的要素市场扭曲指标出现了负数，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综合考虑，本文借鉴林伯强和杜克锐[15]的方法，构造要素市场扭曲指标如下：fmdit=[max（factor）-factorit]/max（factor）。其中，factorit表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指数。显然，本文所构造的要素市场扭曲指标不仅能够反映样本地区自身要素市场扭曲随着时间变化的趋势，而且还能够体现要素市场扭曲的地区差异。

由于制度质量的不可测性，关于制度质量目前没有一个标准的衡量指标。学术界提出了多种指标来衡量制度质量，代表性的有：Knack 和Keefer[16]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跨国治理指数作为制度质量的代理变量;Wang等 [17]、罗炜和饶品贵[18]、徐玉德等[19]与李诗田和邱伟年[20]，均选用樊纲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制度质量。由此可见，市场化指数能够很好地代表中国制度质量，该指标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和应用。因此，基于样本期选择的关系，本文选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中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质量评分作为制度质量的代理变量。

3.控制变量

（1）政府与市场的关系（gmr）。本文选取《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评分作为代理变量，从报告中可以看出，2008—2014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评分整体呈下降趋势，表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在逐年下降。（2）行业出口倾向（od）。行业出口倾向反应了一个行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强度，本文用高技术产业出口交货值与总营业收入的比值衡量行业出口倾向。刘海云和唐玲[21]的研究表明，行业出口倾向高，意味着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这可能会促使行业增加研发投入来获得或确保国际竞争优势。（3）企业绩效（fp）。经济绩效较好的企业则有能力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先进设备的采购以及研发投入中，本文用高技术产业利润总额与总营业收入的比值衡量企业绩效。（4）外资依存度（fi），本文用各省份FDI存量占其GDP的比重衡量外资依存度，其中，FDI的单位为美元，按照当年平均汇率将其折算为人名币。FDI的引入，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行业的融资压力，有利于国内行业更好地进行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另一方面，外资企业进入打破了原有的市场均衡，会对国内行业产生一定冲击，抢占了国内市场资源。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鉴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考虑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许多经济指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便于分析问题和减小系统误差，该报告并没有对2008年以前的数据进行计算。该报告以2008年为基期，对2008年以来各省份市场化各方面变化重新进行了数据计算和评分，该报告只有2008—2014年相关数据。由于所使用的数据资料和计算基期的调整，该报告公布的过去某些年份指数评分和排序与上一个报告《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有所不同。如果将《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与上一个报告的數据整合到一起，难免会出现误差。由于西藏、青海和新疆缺失了大量数据，为了保证结果的客观性，将这3个地区剔除。因此，本文选取2008—2014年中国28个省份（不含西藏、青海、新疆和港澳台地区）的数据为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针对可能存在的被解释变量滞后项与随机扰动项相关和遗漏变量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Arellano和Bover[22]的做法，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 来解决。通过Hansen检验和扰动项的差分自相关检验来验证模型的有效性和稳健性。本文所使用的软件为Stata MP13.0。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先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高技术产业的R&D人员投入、R&D资金投入和R&D综合投入进行分析，回归结果如表2列（1）、列（3）和列（5）所示。

从表2列（1）、列（3）和列（5）可以看出，要素市场扭曲与高技术产业的R&D人员投入、R&D资金投入和R&D综合投入均显著负相关，这与张杰等[3]的结果一致，即要素市场扭曲对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将列（1）、列（3）和列（5）的结果进行对比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R&D人员投入的负向影响最大，这与戴魁早和刘友金[23]的结论不同。究其原因：首先，可能是本文的样本区间为2008—2014年，即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一阶段中国市场化程度较高;而戴魁早和刘友金[23]所选取的样本区间为1997—2009年，着重研究了中国加入WTO前后要素市场扭曲对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其次，可能由于本文与戴魁早和刘友金[23]的研究所选用数据库不同而造成结果的偏差。综上，假设1得以验证。制度质量与高技术产业的R&D人员投入、R&D资金投入和R&D综合投入均显著正相关，假设3得以验证。制度质量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好的制度质量能吸引更多的企业和投资商入驻该地区，从而促进研发投入的增加。

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列（1）、列（3）和列（5）中分别在5%、1%和1%水平下显著为负，假设2得以验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反映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度，随着政府对市场干预度的提高，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会减少。这为中国市场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即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逐步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让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行业出口倾向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出口增加虽然能促进行业占据国际市场，但更多的出口意味着企业要拿出更多的资金来开拓国际市场，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内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这与李鲁等[14]的结果一致。企业绩效与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显著为负，这一结果有些出乎意料，根据戴魁早和刘友金[23]的观点，造成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是，绩效较好的企业可能会利用要素市场扭曲所创造的寻租机会，通过买通地方官员获得利润，进而导致企业竞争意识削弱，不再依靠增加研发投入来获得竞争优势，从而导致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减少。外资依存度在列（1）、列（3）和列（5）中均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虽然FDI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的融资问题，但由FDI所带来的竞争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打压了国内高技术产业的积极性，最终导致FDI对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很小。

（二）动态面板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在进行动态面板回归之前，要先对模型的合理性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AR（1）的原假设为扰动项的一阶差分后序列无自关，AR（2）的原假设为扰动项的二阶差分后序列无自关。从表2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接受扰动项残差序列无自相关的原假设。Hansen检验的结果表明，通过了工具变量外生的原假设。这表明本文模型设定是恰当的，而且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理有效的。从表2列（2）、列（4）和列（6）可以看出，要素市场扭曲与高技术产业的R&D人员投入、R&D资金投入和R&D综合投入均显著负相关，再次验证了假设1;制度质量与高技术产业R&D人员投入和R&D综合投入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假设3;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行业出口倾向在列（2）、列（4）和列（6）中均显著为负，再次验证了假设2。外资依存度在列（2）和列（6）中不显著，与上文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这进一步说明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三）分地区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按照中国区域划分将研究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分地区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要素市场扭曲对高技术产业的R&D人员投入和R&D综合投入的影响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显著为负，对高技术产业R&D资金投入的影响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显著为负，在中部地区不显著。具体而言，要素市场扭曲对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系数绝对值在西部地区最大，东部地区最小。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由于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更容易受到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东部地区比较发达，要素市场扭曲对其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冲击较小。制度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的R&D人员投入和R&D资金投入的影响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均显著为正，且对中部地区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而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显著为负。这种地区间的差异反映了制度质量较高的东部地区，其人力资源水平和投资水平趋于饱和，制度质量改善给中部地区带来的政策红利要远超东部地区，研发人员和研发资金更倾向于流向竞争较小、提升空间更大的中部地区。制度质量对于西部地区的影响为负数可能是因为，在较落后的西部地区，改善制度质量需要花费大量资金和人力，迫使政府减少对企业研发的扶持力度。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2008—2014年中国28个省份的高技术产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要素市场扭曲和制度质量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将研究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进行分地区回归。研究结果表明：要素市场扭曲与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且要素市场扭曲对R&D人员投入的影响远超过对R&D资金投入的影响;制度质量与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但其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除了外资依存度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行业出口倾向和企业绩效均与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就分地区回归而言，要素市场扭曲和制度质量对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均存在地区差异，要素市场扭曲对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最小，而对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最大。制度质量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显著为负。

上述研究结论对增加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首先，解决要素市场扭曲问题是增加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重中之重。一方面，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要素市场扭曲对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认真落实国家相关政策，积极推动要素市场改革，完善要素价格体系，使要素价格能真实地反映市场需求，促进生产要素在行业间的自由流通和有效配置。其次，制度质量改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目前制度质量的改善对增加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的效果不是很明显，但应该继续深化制度改革，完善监督、税收、信贷、投资和产权保护等政策，为中国市场化进程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再次，在推进要素市场改革时，地方政府应注意力度的把握，避免对市场过度干预情况的出现。政府在市场体制改革中起到引导作用，应该让市场发挥其在经济运行的主导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要素市场扭曲。最后，各地区要根据当地发展的实际情况，针对地区差异制定最适宜的发展政策;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时，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市场战略，确保开拓国际市场与产品研发同步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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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on R&DInvestment：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as High-Tech Industry

LIU Wei-li， LIU Hong-nan

（School of Economics/China Academy of Qua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Key words： factor market distortios; institutional quality; high-tech industry; R&D investment

（責任编辑：孙 艳）

收稿日期：2020-0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质量阶梯分工新格局下中国制造质量强国的出口技术路径研究”（14BJL04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外经济特区比较研究”（16JJD79004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质量治理体系与政策研究”（18ZDA079）

作者简介：

刘伟丽（1977-），女，黑龙江牡丹江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和质量经济等方面的研究。E-mail：liuwl@szu.edu.cn

刘宏楠（1992-），男，河南信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质量经济和世界经济等方面的研究。E-mail： liuhongnan@szu.edu.cn

作者：刘伟丽　刘宏楠

高技术产业税收政策研究论文 篇2：

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迈向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和信息化工作新阶段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明确，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要求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提升高新技术产业。这次全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工作会议，主题就是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回顾总结十六大以来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和信息化发展的主要成就和经验，共同探索新形势下如何走好科学发展之路，研究部署2008年工作。

一、过去五年的发展成就

(一)高技术产业跃上新台阶

产业规模和出口总额双双跃居世界第二。5年来，我国高技术产业以高于GDP增长近两倍的速度发展，已成为我国战略性支柱产业，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预计2007年高技术产业总收入是2002年的3倍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8％。高技术产品出口额比2002年翻两番多，占全国外贸出口总额近30％，我国第一大出口行业的地位更加巩固。

国际化水平明显提升。高技术产品国际市场份额超过12％，计算机、手机、抗生素、疫苗等产品的产量稳居世界第一，华为、中兴、联想、海尔等正在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企业，高技术产业外商投资研发机构超过1200家，我国开始由全球高技术产品生产基地向研发制造基地转型。

产业结构更趋合理。生物医药、航空航天、高技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壮大，软件、集成电路等核心战略产业规模和水平大幅提高，高技术产业由低端向高端延伸、由沿海向内地扩展的趋势更加明显。

区域集聚进一步加快。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区域的高技术产业规模占全国的比重达到80％以上，以高技术产业基地为龙头，辐射周边、带动全国的高技术产业集聚式发展格局初步确立。

(二)自主创新取得新突破

创新投入显著增加。全国研究开发(R&D)经费支出由2002年的1288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003亿元，占GDP的比重由1.07％提高到1.42％，R&D支出上升到世界第5位，全国大部分省区市大幅度增加财政科技投入，科技创新投入保障机制逐步完善。

创新体系加快建设。自主创新能力稳步提升，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日益凸显，企业技术中心创新体系基本形成，创新服务网络更加完善，知识创新工程进入新阶段，创新人才队伍和科研条件进一步增强，创新活力显著提高。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电视地面传输、先进音视频编解码、闪联等重大标准相继颁布，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一期取得成功，TD-SCDMA、WAPI、基因药物等自主创新成果实现产业化，我国专利授权量跃居世界前3位，量子信息、造血干细胞分型研究、“炎黄一号”黄种人基因图谱等重要原始创新成果进入国际科学前沿。

创新作用更加突出。目前我国转基因抗虫棉占棉花种植总面积的75％，自主设计的船舶比重由2002年的55％提升到85％，首座自主设计的1000兆瓦超超临界火电站投入运行，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进一步明显。

(三)信息化实现新跨越

信息基础设施能力大幅提升。网络规模稳居全球第一，电话用户数达9亿户，比2002年增加了5亿户，居世界首位，互联网用户超过1.6亿，跃居世界第二，宽带上网人数首次突破1亿户，IPv4地址数排名世界第三，CN国家顶级域名数为世界第二，建成全球最大的下一代互联网示范网，第三代移动通信试验网初具规模。

信息化应用更加广泛。96％的国务院部门、所有省级政府、98％的地市级政府、83％的县级政府建立了政府网站。金税工程使全国增值税征收率由2000年的61％提高到目前的86％，金保工程使养老金核对发放时间由3个月减少到3天，企业信息化水平明显提升，网上采购商品及服务的比重超过13％。

信息安全水平提高。信息安全体制机制基本确立，密码保障、电子认证等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初步建立，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得到加强，互联网安全管理进一步完善，信息安全技术的研究和产业化取得明显进展。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比，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小差距，还面临不少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自主创新能力还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高技术产业国际分工地位仍然较低，产业大而不强的局面亟待改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任务艰巨；信息化应用尚需普及、深化，信息化建设成效有待进一步提高；政策研究和体制改革仍需深化，创新创业的投融资机制亟待完善等。对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在发展中尽快解决。

二、五年来的主要工作

(一)研究战略，编制规划，明确方向和重点

一是加强重大问题研究。明确发展战略。围绕高技术产业、信息化和自主创新三个方面“十一五”规划的编制，组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工程院及各地的研究机构，对发展模式、区域布局、政策环境等一批战略性重大问题开展系统的研究，完成了60多个全局性的重点课题和一大批区域性的课题，形成了上千万字的战略研究报告，为规划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是加强规划体系建设，明确发展重点。国家发展改革委重点组织编制了高技术产业、国家自主创新基础能力建设、信息化及信息产业、生物产业等12个专项规划，各省区市也相应编制了区域性发展规划，相关部门编制了行业发展规划，基本形成了横跨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和信息化三大工作领域，由国家、行业和地方相关规划组成的规划体系，明确了发展的思路、目标和工作任务。

三是加强规划衔接，明确总体部署。全系统参与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工作，协同编制了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和“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统筹经济与科技发展的总体部署和具体安排。第一次组织编制跨行政区域的创新体系规划，完成了长江三角洲、京津冀都市国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区域创新体系规划编制工作，提出了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发展思路和规划布局，衔接了区域发展规划。

(二)制定政策，推进改革，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一是研究制定重大政策措施。按照国务院的部署，研究提出了软件和集成电路、生物、数字电视、产业化等重点领域的产业政策。牵头研究提出了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建议，成为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60条配套政策的重要内容。各省区市也积极制定颁布相关配套政策和促进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二是落实投资体制改革决定。颁布实施了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认定、国家电子政务建设项目等5个管理办法，研究制订了集成电路企业认定办法、软件企业认定

办法、试行创业风险投资指导意见等，推进了依法行政和政府职能转变。

三是加快推进电信、邮政两大行业改革。继续协调推进、深化电信体制改革，进一步研究优化电信业竞争架构，努力营造我国电信业健康发展的体制环境。牵头研究制定了《邮政体制改革方案》，成立了邮政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研究部署具体改革实施工作；新的国家邮政局已经成立，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组建完成，成立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基本实现邮政政企分开，邮政体制改革取得了关键性的阶段成果。

(三)抓产业化，促集聚化，推动产业存量和增量的优化调整

一是实施产业化重大专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滚动实施了下一代互联网、第三代移动通信、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等33个高技术产业化专项，组织实施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化专项，有力地推动了自主创新成果转化。各省区市积极组织省级产业化专项，有力地促进了当地产业结构调整。

二是建设高技术产业基地。在信息、生物、航空航天等领域，重点建设了27个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加速产业集聚式发展。各地在建设国家产业基地的同时，积极培育本地特色产业基地，形成了区域增长极，辐射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三是完善高技术产业投融资机制。5年来，全系统努力整合资源，打造从国家资金引导、创业投资助推、金融资本支持，到上市融资扩张的高技术产业投融资链条。特别是2007年启动了创业风险投资试点工作；分别与国家开发银行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共同支持高技术产业发展。各地方积极开拓投融资渠道，上海、重庆、深圳等建立了创业投资资金和融资担保资金，通过多种途径支持创业期高技术企业。

(四)强化基础，完善体系，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一是加强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为加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科技发展的后劲，5年来，全面完成了中科院知识创新二期工程建设，建成了托卡马克、大陆科学钻探等一批重大科学工程，系统更新改造了晶体材料、集成光电子学等14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启动了强磁场、结冰风洞、陆态网络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二是加快建立技术创新体系。以产学研联合为主要形式，建立了124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0个国家工程实验室。依托重点骨干企业，支持建设了499家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和4000余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大多数省市支持建设了省级工程研究中心。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创新体系日趋完善。

三是研究开发重大装备和关键技术。针对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主要装备长期依赖进口的状况，加强了对重大技术装备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研制了750于伏交流输变电、重载列车、高新优船舶等成套装备。组织实施了清洁生产、煤矿安全、节能减排和资源综合利用等产业技术开发重大专项。提高了我国成套装备和关键技术的自给能力。

(五)需求主导，统筹规划，积极推进信息化

一是稳步推进电子政务建设。颁布了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文件，构建了中央电子政务传输骨干网和电子政务外网，形成了中央及地方政府门户网站体系，建设了金税、金关、金盾等22项国家电子政务重点工程。地方电子政务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各省区市电子政务网络覆盖90％地市和70％区县。

二是推广应用电子商务。研究制定并由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组织实施企业信息化专项和电子商务专项，安排了上百个重点企业信息化和骨干企业电子商务应用项目，增强企业的市场反应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支持了50余项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电子认证、在线支付、现代物流等环境建设项目，创新电子商务交易与服务模式。

三是强化信息安全保障。重点抓了网络安全、容灾备份等方面的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实施了125项信息安全关键技术和产品产业化，初步建立了信息化安全保障体系。

(六)扩大合作，调动资源，推进开放式发展

一是提升信息产业国际合作水平。与微软公司完成了第一期软件产业合作，开展了第二期合作；与英特尔公司签订了全面合作计划；中印软件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合资建立了示范性软件外包企业；在韩国合作建设了TD-SCDMA试验网等。

二是扩大航空航天国际合作。促成在华建设空客A320系列飞机总装线，不断扩大与空客、波音两大航空公司工业合作范围和转包生产规模；与GE公司的航空发动机合作取得重大进展；成功发射中巴资源系列卫星，中巴合作生产的ERJl45支线客机投入运行，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天津市以A320总装线为龙头，积极打造航空产业链。

三是开拓生物产业国际合作新领域。

回顾5年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绩，概括起来，有六点主要体会：一是中央与地方上下联动、部门之间横向协作，形成合力，是取得成功的关键。二是着眼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拓展发展空间，才能有大的作为。二三是要有创新的理念和思维，勇于开拓、敢于创新、勤于探索，才能破解发展难题。四是要有超前的眼光、宽广的视角和敏锐的头脑，突出前瞻性，战略性，预见性，才能把握发展先机。五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改革为动力，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才能激发创新发展活力。六是坚持“务实、协作、创新”，打造一支与党中央、国务院保持高度一致，勤政廉政、业务扎实、作风顽强、能打硬仗的优秀干部队伍，是我们工作不断进取的根本保证。

三、学习领会党的十七大精神，以科学发展观统领高技术产业工作

党的十七大报告有许多重要的理论思想创新，结合高技术产业系统工作实际，我们要重点学习领会以下几点：

——科学发展观是统领改革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思想。十七大报告系统地对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行了深刻阐述，使党的发展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明确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又好又快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十七大报告指出，走科学发展道路，必须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虽然只是“好”与“快”两个字顺序的变化，但体现了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升华，使我们对新阶段发展规律的把握更加全面，指导发展的方针更加符合实际，破解发展难题的途径更加明确。

——转变发展方式是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途径。十七大报告特别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提法改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虽然只改了一个词，但是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增长”注重的是速度的提高、总

量的扩张，而“发展”体现了各种关系的协调、结构改善和质量提高，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三个转变”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点任务。十七大明确提出了“三个转变”的基本思路，主要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等方面，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任务和基本途径。

领会党的十七大精神，高技术产业发展工作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红线，着重在“五个突出”上下功夫：

(一)高技术产业发展必须进一步突出“好”字当头

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是科学发展的精神实质。发展才是硬道理，但历史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不能孤立、片面地理解发展，发展不只是增长，不能为了追求片面的增长牺牲发展质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高技术产业必须按照十七大要求，把推动产业又好又快发展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长期以来，我国高技术产业附加价值较低，产业发展质量不高，与我高技术产业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近年来，由于加工装配为主的产业形态和所处的发展阶段，使得我国高技术制造业的销售利润率一直在4-5％之间徘徊。这种发展方式必须努力尽快加以改变。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很关键的一条就是要把促进高技术产业又好又快发展作为衡量我们工作的最重要标准。必须在今后的工作中坚决贯彻科学发展思想，凡是有利于高技术产业又好又快发展的事情，就应当作为我们工作的重点，就一定要抓好抓实；凡是不符合又好又快要求的，即使短期内能带来产业规模增长和地方经济发展，能立竿见影出成效，也应当放弃，绝不能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如何突出“好”字，实现高技术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十七大报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我国经济增长要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但具体怎么做，还要靠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完善。

(二)高技术产业发展必须进一步突出自主创新的战略核心地位

十七大报告首次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并摆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八个着力点之首。

多年来，由于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缺乏，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往往受制于人。这固然有“两高一资”产业投资增长过快的原因，但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新的利润增长点是更本质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发挥自主创新的战略核心作用，着力提升产业自主发展能力，加快完善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体系，加强规划、政策引导，使科技进步真正成为促进高技术产业和信息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三)高技术产业发展必须进一步突出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当前，我国高技术产业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高技术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失衡，核心基础产业薄弱，新兴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迫切需要加快调整。从全球范围看，信息技术与生物、空间、纳米等技术深度融合，新一轮信息技术变革蓄势待发。以数字内容产业、网络产业等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新的业态不断形成。生物产业规模迅速扩大，销售额正以每5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国际产业发展趋势和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结构性矛盾要求我们，必须加快高技术产业结构调整，从规划、政策、投融资、重大专项人手，引导和推动现有产业升级换代，促进存量结构调整；大力发展软件、集成电路、生物、高技术服务业等核心战略产业和新兴增长产业，加快增量结构调整。

(四)高技术产业发展必须进一步突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随着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国际贸易争端愈益增多，未来主要依靠出口增长拉动产业发展的路子越走越难。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推进，经济水平和消费结构的提升，消费需求将进入高速增长阶段，需要更多更好的高技术产品和服务，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和人民消费需求。因此，高技术产业必须在进一步巩同传统国际市场、积极开拓新兴市场，提高出口产品档次，优化出口结构的同时，更加重视国内市场对产业发展的拉动。

(五)高技术产业发展必须进一步突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我国总体上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任重道远。一要大力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二要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以国家重点工程为依托，坚持自主开发与引进消化吸收相结合，加快重大技术装备研制，提升装备制造业整体水平。三要加强关键技术的研发，尤其是要加快研发和应用重大节能降耗关键技术，努力解决重点产业领域节能减排技术瓶颈制约，提高能源开发利用效率和效益，减少能源资源浪费，缓解能源资源压力。四要加快高新技术在传统产业的推广应用，加强重大产业技术的系统集成与创新，采用一批新技术、新工艺，建设应用示范工程，不断提升传统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和发展质量。

四、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认真抓好2008年的各项工作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全系统要全面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认真分析新机遇、新挑战，及早谋划，做出部署。当前，国际高技术产业转移加快，全球竞争与合作更加广泛；创新活动日趋活跃，高新技术不断催生新兴产业；世界经济已现波动迹象，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和贸易保护加剧，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2008年高技术产业发展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又好又快的要求，着眼全局、创新思路、突出重点、狠抓落实，组织实施“十一五”规划，贯彻各项政策措施。要以政策为保障、改革为推力、重大工程和专项为抓手，完善创新体系，进一步加快产业化、集聚化、国际化，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做强做大高技术产业。全年工作要突出六个更加注重：

(一)在实施自主创新战略中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

一是要积极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启动知识创新三期工程，建设新一代海洋综合考察船、大型射电天文望远镜、航空遥感系统等若干重大科学工程，组建生物安全等国家科学中心。二是要大力推动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按照“十一五”规划确定的任务，2008年在信息、生物、节能减排等领域继续推进建设30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组建50个国家工程实验室，支持80家重点骨干企业建设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组织认定第十五批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引导

和支持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三是抓紧发布实施国家产业技术政策，以国家重点建设工程为依托，开展大型海上风力发电装备、百万千瓦级核电装备、海洋石油工程设备等重大装备研制，针对高耗能、重污染行业，继续组织实施节能减排、资源综合利用等重大产业技术开发专项。四是大力推进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各地发展改革委和经委、经贸委在配合做好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要根据各地发展特点，建设一批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继续引导和支持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发展，会同当地科技、财政、税收等有关部门，完善自主创新政策的实施细则，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二)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高技术产业要更加注重产业化

要根据高技术产业规划的总体部署，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完善产业化环境，争取发布实施数字电视、生物、产业化等产业政策，启动研究制订信息服务业等产业政策。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在生物、信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五大领域组织实施生物材料、电力电子、卫星应用等高技术产业化专项。要加快新技术新标准的示范推广，抓住北京奥运会的机遇，推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移动通信TD-SCD-MA、数字电视国家标准、无线局域网安全WAPI技术、手机电视等的示范应用。各地方要认真落实本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分析本地的比较优势，制订相关扶持政策，组织实施相关产业化专项，培育特色优势产业。

(三)在推进信息化建设中要更加注重实效

信息化工作中，一是要继续推进电信和邮政体制改革，推动建立电信普遍服务基金，在基本实现全国行政村通电话的基础上向自然村延伸，支持西部和农村地区邮政基础设施改造。二是要扎实推进电子政务，建设金盾、金审、药品监管等重要信息系统和基础数据库，利用国家外网平台开展信息共享、业务协同试点。三是要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实施公共信息服务平台试点和移动电子商务试点工程，创新服务模式，降低社会信息化成本。四是选择部分地区开展农业、教育、信用、公共安全等领域的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示范工程，努力为社会公众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公益性信息服务。五是加强国家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继续组织信息安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专项，增强信息安全保障能力。

(四)在推进市场化进程中高技术产业要更加注重调动各方资源

要重点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促进资源向高技术产业集聚；一是扩大创业投资试点，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创业投资发展模式。在这方面，各地已经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要认真总结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机制，积极探索，促进创业投资的健康发展。二是推进我委与国家开发银行的合作，共同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以及产业基地建设，探索政策性银行为产业发展和自主创新提供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各地方要积极探索与各类金融机构的合作，制定有关政策措施，拓展高技术企业创新创业的融资渠道。三是落实我委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签订的支持高技术产业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共同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合作，推动有利于高技术产业发展和自主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各地方要积极培育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促进其规范健康发展，做强做大，同时为资本市场提供优良的上市资源。四是各地要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支持核心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鼓励海外归国人员创办高技术企业，推动企业实施期权等激励制度，扩大政府采购对自主创新产品的支持，引导社会资源向高技术产业集聚。

(五)在推进国际化发展中高技术产业要更加注重提高国际合作的水平和层次

要重点从三个层面上推动国际合作：一是加强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节能环保等领域的政府间高技术合作；二是加强与跨国公司的合作，积极引导外资投向，鼓励在华设立外资研发机构，继续推动与跨国公司在软件、集成电路、大型客机、发动机等领域的战略合作；三是支持高技术企业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推进跨国经营，推动有条件的大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设计分支机构，运用国际资源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地参与国际竞争。

(六)在统筹兼顾中高技术产业要更加注重区域协调发展

在推动区域高技术产业协调发展方面，一是要着力推进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在条件具备的地区，新建一批生物、航空、航天等高技术产业基地。强化对已有产业基地的管理，优先支持产业基地公共服务条件建设，产业化项目向基地倾斜，提高产业基地公共服务和研发能力。二是在全国各省市，特别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突出地方特点，面向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推动建设10-20个特色高技术产业链，各地方要积极研究，理清思路，创新实践，探索区域特色产业链的形成规律、发展条件和扶持政策，打造区域特色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新模式。

(摘自在2007年全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本栏目策划、编辑：李志明)

作者：张晓强

高技术产业税收政策研究论文 篇3：

不同渠道的研发经费与创新的互动关系研究

摘要：文章研究了不同渠道经费来源与高技术产业创新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研发经费与创新产出互动效应显著；银行科技贷款对创新的贡献较大；政府研发经费与研发人员绩效较低；企业研发经费与政府研发经费良性互动；企业研发经费与银行科技贷款具有互动效应；政府研发经费与银行科技贷款对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均具有“倒逼效应”。

关键词：政府研发经费；企业研发经费；银行科技贷款；技术创新；面板向量自回归 文献标识码：A

1 概述

自从国家提出创新驱动以来，我国加大了科技投入力度。据2015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R&D经费内部支出为13015.63亿元，R&D内部经费强度为2.05%，比2014年提高了0.4个百分点。但R&D经费内部支出可比价增长却大幅下降，为5.81%，是1995年以来最低，1995～2014年，仅三年中R&D经费内部支出可比价增长速度低于10%。2014年，全国有高新技术企业27939家，主营业务收入127367.7亿元，出口交货值50765.2亿元。2014年高新技术企业投入新产品开发经费2350.6亿元，R&D经费支出1922.2亿元，R&D人员全时当量57.3万人年。高新技术企业成为企业创新的重要力量。

科技创新R&D经费投入的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企业自筹经费，这是企业创新R&D经费投入最主要来源；二是财政R&D经费投入，主要通过项目资助和税收补贴来进行实现；三是金融机构贷款，一些地方有科技银行，专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信贷。通过数据比较发现，三种不同的科研经费来源，对科技创新产生不同的效率。本文以高技术产业为对象，研究不同渠道的R&D经费与创新产出之间的互动关系。

国内外在R&D经费投入与科技产出相关性方面的研究成果很丰富，梳理了国内外研究成果，有以下三点不足：一是从研究内容看，对于科技投入中最主要的三种资金来源：政府R&D经费投入、企业R&D经费投入、银行科技贷款的绩效分析比较评价缺少，也正是因为此，对于加强哪种资金研发投入就没有很好的参考指标，从而在R&D投入时具有盲目性；二是从研究方法看，现有的研究主要采用灰色关联分析、自向量模型、普通回归等，较少采用动态面板、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因而不能从动态和投入产出互动关系的角度全面反映科技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三是在技术处理上，现有研究多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内生性变量问题较少考虑。

本文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动态面板模型

2.2 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anel VAR）继承了VAR模型的优点，把所有变量均视作内生变量；脉冲响应函数分离出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个体效应允许个体差异，时间效应则反映了个体在横截面受到的共同冲击。

3 数據来源

目前反映高技术产业创新的主要指标有新产品销售收入（Griliches、Liu等）和专利授权数量（Groot等），当然从统计数据来源看，新产品产值也是可供选用的变量。

新产品的界定没有统一的标准，这是理论上存在的一个最大障碍。

授权专利数作为创新产出的指标存在一定的不科学性：一是不同的专利代表的创新产出能力不一样，发明专利要高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因而不同专利的权重难以确定；二是专利申请期长，特别是发明专利，最少要两三年，对数据要求高；三是部分企业为了获得科技项目扶持，比如为了成功申报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的专利质量不高；四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将核心技术保密，不申请专利，一些微小企业申请专利的动机也不强烈。

新产品产值作为创新产出的指标，除了和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一样的问题外，还存在销售的问题，即生产新产品并不一定能够全部销售，还有的企业存在由于新产品设计和销售过程中存在问题而导致失败的情况。

鉴于以上的原因，本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作为高技术产业创新产出的替代变量。

R&D经费投入除了上述三种经费来源外，还有人力资本投入。借鉴Griliches的做法，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R&D资本存量。研发人力资本采用研发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指标来替代，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本文数据来自于中国高技术年鉴（1997～2013年），西藏数据不全，不作考虑。

4 实证研究结果

4.1 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Levin、PP三种方法同时检验，当至少两种方法结果一致时，视为通过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经过一阶差分，所有变量均平稳。

4.2 格兰杰因果检验

考虑到技术创新的投入产出影响滞后期一般不会超过4年，再长的滞后期即使有影响其效应也会比较弱小，因此滞后期选择1～4年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企业全部R&D投入以企业R&D经费投入为主，政府R&D经费投入与银行科技贷款为辅，三者可能存在某种互动关系，因此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时也可检验企业研发经费与政府研发经费、银行科技贷款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2：

在滞后1～4期，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是创新产出的原因，但创新产出不是企业研发经费的原因。

在滞后1～4期，政府研发经费、银行贷款、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均与创新产出互为因果关系。

在滞后1～4期，企业研发经费与政府研发经费互为因果关系。这里面存在这样一种传导机制：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的增加可能会申请到政府的科研经费，政府科研经费投入表明政府认可企业在研发领域所做的努力以及对努力结果的确认，也解决了企业部分研发经费的不足，从而促使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在滞后1～4期，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与银行科技贷款互为因果关系。说明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的增加及带来的未来产出的预期会促使银行提供科技贷款，而银行科技贷款的支持解决了企业部分研发经费的不足，从而促使企业增加研发经费投入。

4.3 动态面板估计

KAO检验结果表明，t检验值为-11.237，相伴概率值为0.000，说明R&D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接着采用SYS-GMM模型进行动态面板估计。在估计时，首先引入全部变量采用随机效应进行估计，接着进行hauseman检验，将不显著变量删除，如表3中的固定效应2所示，表3还给出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

然后进行模型的稳健性检验。首先对动态面板回归结果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Levin检验值为

-10.272，相伴概率值为0.000，ADP检验值为158.548，相伴概率为0.000，PP检验值为167.716，相伴概率值为0.000，也就是说，殘差是平稳的，说明面板数据协整关系是稳定的。接着进行Sargan-Hansen检验，以判断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否存在“过度识别”现象。表3中，Sagen检验的概率分别为0.672和0.633，不能拒绝工具变量联合生效的原假设，因此动态面板的工具变量选择是合理的。需要说明的是，在第二次动态面板估计中，由于删除了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变量，因此相应地也删除了其滞后项的工具变量。

动态面板估计结果显示，R2值为0.628，中等程度的相关。企业R&D经费投入的弹性系数最大，表示企业R&D经费每提高1%，会导致创新产出增加1.721%，银行科技贷款弹性系数次之，每增加1%，会带来创新产出增加0.590%。

政府R&D经费投入的弹性系数为负，并且已经通过了统计检验，说明政府研发经费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具有负面作用，其运用存在低效率。在静态模型中，政府研发经费与企业科研产出无关。无论静态模型还是动态模型，结论大致相似。这可能与政府科研经费的分配机制不合理，分配不公平等因素有关。

在动态模型中，科研人员全时当量与科技产出无关，而在静态模型中，科研人员全时当量对科技产出有促进作用，主要原因是由于静态模型估计的偏误引起的。总体上，科研人员全时当量的效率是低下的，这可能与科研人员的研发成果转化率较低有关。

4.4 面板向量自回归估计

建立PVEC模型首先必须确定滞后阶数，通常先建立无约束VAR模型，然后利用赤池信息准则（AIC）和施瓦茨准则（SC）等来确定滞后阶数，为了节省自由度，同时考虑到低阶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将滞后阶数统一确定为2。PVEC模型建立后进行单位圆检验，AR ROOT检验显示所有特征根都位于单位圆内，模型结构稳定，拟合效果较好。

综合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创新产出和企业研发经费互动作用比较显著。来自创新产出一个标准差的正向冲击，对企业研发经费作用效果鲜明，对其他影响不大。而来自企业研发经费的冲击，对创新产出的作用最大，对银行科技贷款也有显著影响。

第二，政府研发经费对企业研发经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其他影响较小。一方面说明政府研发经费对创新产出贡献的低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利的一面，即促进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的增加。

第三，银行科技贷款的冲击对企业研发经费促进最大，其次是政府研发经费、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对创新产出的影响较小。

第四，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的冲击对企业R&D经费促进最大，其次是政府R&D经费，最后是银行科技贷款，对创新产出的影响较小。

在PVEC模型中，各变量的方差分解如表4所示。

在末期，高技术企业创新产出的方差分解中，自身占85%，企业研发经费和银行科技贷款各占6%，政府研发经费和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的份额很低，各占1%。这和动态面板估计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

企业研发经费的方差分解中，自身占75%，创新产出占23%，其他因素几乎没有影响，显示了企业R&D经费与创新产出之间显著的互动关系。

政府R&D经费的方差分解中，自身占94%，其他均没有超过3%，说明了政府R&D经费相对独立，和其他因素互动作用不强。

银行科技贷款的方差分解中，自身占85%，企业研发经费占7%，政府研发经费占4%，创新产出占3%，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占1%。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的方差分解中，自身占82%，企业R&D经费占7%，创新产出占6%，政府R&D经费占3%，银行科技贷款占2%。

5 结论

5.1 企业研发经费与创新产出互动效应显著

企业R&D经费对创新产出的贡献比较显著，企业R&D经费是创新产出的格兰杰原因，企业研发经费每增加1%，会导致创新产出增加1.721%。除自身外，在创新产出的脉冲响应函数中，企业研发经费对创新产出的冲击最大，在企业研发经费的脉冲响应函数中，创新产出的冲击影响最大。在方差分解中，两者互为对方的主要因素。

5.2 银行科技贷款对创新的贡献较大

银行科技贷款与创新产出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银行科技贷款每增加1%，会导致创新产出增加0.59%。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中，银行科技贷款与创新产出互动效应较弱，主要原因是由于科技金融尚不够发达，银行科技贷款规模总体过小所致。

5.3 政府研发经费与企业研发人员绩效较低

政府科研经费虽然和创新产出互为因果关系，但政府研发经费对创新产出贡献的弹性系数为负，显示出政府研发经费投入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的低效率，这说明了政府研发经费投入的分配机制存在一定的问题。

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与企业科技产出无关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中无法区分企业的研发人员与科研院所的研发人员，科研院所的研发人员的研究成果转化率较低，产学研合作不够紧密等。

5.4 企业研发经费与政府研发经费良性互动

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与政府研发经费投入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企业研发经费的脉冲响应函数中，政府研发经费对其有显著的影响；在政府研发经费的脉冲响应函数中，除自身外，企业研发经费冲击的影响最大。在方差分解中，这种互动关系存在但不够显著。

高技术企业在创新过程中，随着R&D投入的增加，在科技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然会设法寻求政府的支持，这是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带来政府投入增加的内在动力。那么，政府对高技术企业的R&D投入为什么会带动企业R&D经费投入呢？一方面，企业申请政府R&D经费，往往只占總R&D经费的较小份额，大部分还要靠企业自己投入；另一方面，政府R&D经费具有示范效应，项目考核也有严格要求，这加大了对企业研发的压力，促使企业加大R&D投入。

5.5 企业R&D经费与银行科技贷款具有互动效应

企业R&D经费投入与银行科技贷款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在企业R&D经费的脉冲响应函数中，企业R&D经费对银行科技贷款具有稳定的促进效应；银行科技贷款的脉冲响应函数中，除自身外，对企业R&D经费的促进作用最大。企业R&D经费的方差分解中，银行科技贷款的份额较低，但银行科技贷款的方差分解中，除其自身外，企业R&D经费占据份额最大。

企业科技投入在面临经费不足的情况下，首要的思路是寻求银行科技贷款，其次可能才是寻求政府投入。银行科技贷款对企业R&D经费投入产生“倒逼效应”，因为一方面，银行科技贷款仅占整个企业R&D经费投入的很小一部分；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由于风险的规避性，会对企业科技贷款项目进行严格的审核，使得贷款项目总体上技术水平较高，成功的把握较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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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riliches，Z.R&D，Education，and Productivity[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基金项目：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浙江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关键问题、评价体系及推进路径研究，2017C35071，阶段性成果；宁波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科技政策研究——以宁波为例，201601HJ-C0105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平（1970-），女，湖北英山人，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科技金融、科技政策。

（责任编辑：周 琼）

作者：胡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