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涉村、镇执行案件的思考

关于涉村、镇执行案件的思考（精选8篇）

篇1：关于涉村、镇执行案件的思考

近几年来，涉村、镇执行案件不断上升。就六合法院而言，目前涉村、镇执行案件已占全院执行案件的25%左右。这类案件是法院“执行难”案件中的主要构成部分。这些案件处理不好，就不可能真正解决法院“执行难”问题。

一、涉村、镇案件难以执行的原因

1、部分村、镇欠债较多，债务关系复杂。近几年来，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影响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农民收入增长的减缓，直接影响到了村提留和镇财政的收入，从而影响到了村、镇组织的正常运转。有的乡镇的工作人员工资都难以维持，正常工作难以开展。相对于镇而言，村组织运转的维持更加困难，因为镇毕竟还有国家财政的背后支持，而村组织除村提留（或村办企业支撑）外，没有其他收入来源。每到年底，为搞好村组织人员的分配，村委会只能靠借钱来度过。开始时村委会还能从银行或村民处借到钱，但因村委会没有按期偿还，也就无法再借到钱了。村委会主任或党支部书记只好以个人名义向银行或村民借钱。这种方式虽然暂时解决了年终分配，但又为新的纠纷埋下了隐患。这些钱虽然是村主任或书记以个人名义所借，但这些村官认为钱并非自己所用就不应承担偿还的义务。等债权人起诉时，他们仍显得振振有词，并出示村组织的有关证明。法院判决后，村官们也没有积极偿还的意愿。法院强制执行，他们就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软抵抗”。有的村主任、书记免职或调动后，他们就反过来起诉村委会，要求法院对原所任职的村组织进行强制执行，并强调只有在他们的债权得到实现后再履行自己的义务。而有的村组织在人员变动后就根本不承认前任所欠的债务。通过诉讼的转移，这些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到了法院，给法院执行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部分村、镇区划调整操作不规范。基层政权为精减人员所采取的方法之一就是进行区划调整，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乡镇合并成一个镇。村也进行了合并。合并后的村、镇本来就不想偿还原村、镇负担的债务，再加上有的村、镇在合并时操作极不规范，给债务的履行带来更大的隐患。如原六合县泉水乡政府在被撤销合并到竹镇镇政府之前向老百姓打了很多欠条，并加盖了泉水乡政府的印章。对于这些欠条所反映的债务，竹镇镇政府拒绝承认。竹镇镇政府认为，这些欠条或没有注明发生事务，或在原泉水乡政府的帐目中也没有记载。

3、一些村、镇政府对所属企业管理不规范。这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政企不分，一种是监督不力。在前者中，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村镇对所属企业的认识存在误区，将企业作为一个职能部门，随意抽取企业的资金和利润。有的村镇为解决资金困难，甚至将一些工作人员的工资直接分摊到企业。这种不尊重企业市场主体的行为，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另一方面模糊了村镇与企业的关系，村镇随意为企业担保，甚至直接承担了企业的债务，从而又加重了村镇的负担。在后者当中，因盲目引资，村镇与企业承包人约定不明，或约定中存在严重缺陷，村镇对承包人的经营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承包人在经营过程中往往采用短期行为甚至掠夺式经营，获取非法利润或经营失败后都会销声匿迹，将烂摊子丢给了村镇。对于这些债务，村镇自己也感到委屈，对偿还这些债务就采取能拖就拖的态度，从而严重影响法院的执行。

4、少数村镇领导人法律意识淡薄。对于本单位所欠的债务，这些领导人不但不想办法积极偿还，反而对法院的执行工作不予支持，甚至设置各种障碍阻挠法院的执行。只要是法院执行人员来执行，他们能躲就躲，或者是态度冷淡甚至生硬。当法院要采取强制措施时，他们一方面向上级行政部门求助，以给法院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组织人员围攻执行人员，阻挠执行。更有甚者，这些领导人认为当事人到法院起诉让他们很没面子，于是对起诉者的债务就是不还，而对没起诉的则积极给予偿还。

二、解决办法虽然法院在涉村、镇案件的执行过程中困难重重，但保证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是法律严肃性的要求，也是搞好干群关系的必然要求，更是法院的职责所在。笔者分管执行工作多年，就如何解决这类案件的执行问题，谈谈自己的浅见，以期抛砖引玉。

1、建立风险告知制度。所谓风险告知制度，是指审查立案过程中，对涉及负债较多、履行困难的村、镇的案件，法院将该村、镇的情况告知起诉人，并明确告知该案即使胜诉，起诉人实现其诉讼请求的可能性也不大。建立风险告知制度虽不能直接解决该类案件的执行问题，但对缓和执行期间申请人的对立情绪起着有效的作用。市场经济中，任何交易都有风险，利润越大，其风险也就越大，这也是权利义务规则在经济活动中的体现。交易主体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所承担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其交易目的甚至因情事变更可能得不到实现。而诉讼只是对权利的一种救济，而非对交易风险的救济。所以，当事人通过诉讼将交易风险转由法院来承担是不公平的，其风险责任最终还是只能由当事人来承担。

2、化解矛盾，减少诉讼。在所有的救济途径中，司法救济是最后一种途径。很多矛盾本来在诉讼之前就可以得以解决，之所以要起诉至法院一部分是人为的原因使矛盾激化。为解决这种情况，一方面在诉讼过程中，法院应

篇2：关于涉村、镇执行案件的思考

关于涉村、镇执行案件的思考

近几年来，涉村、镇执行案件不断上升。就六合法院而言，目前涉村、镇执行案件已占全院执行案件的25%左右。这类案件是法院“执行难”案件中的主要构成部分。这些案件处理不好，就不可能真正解决法院“执行难”问题。 一、涉村、镇案件难以执行的原因 1、部分村、镇欠债较多，债务关系复杂。近几年来，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影响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农民收入增长的减缓，直接影响到了村提留和镇财政的收入，从而影响到了村、镇组织的正常运转。有的乡镇的工作人员工资都难以维持，正常工作难以开展。相对于镇而言，村组织运转的维持更加困难，因为镇毕竟还有国家财政的背后支持，而村组织除村提留(或村办企业支撑)外，没有其他收入来源。每到年底，为搞好村组织人员的分配，村委会只能靠借钱来度过。开始时村委会还能从银行或村民处借到钱，但因村委会没有按期偿还，也就无法再借到钱了。村委会主任或党支部书记只好以个人名义向银行或村民借钱。这种方式虽然暂时解决了年终分配，但又为新的纠纷埋下了隐患。这些钱虽然是村主任或书记以个人名义所借，但这些村官认为钱并非自己所用就不应承担偿还的义务。等债权人起诉时，他们仍显得振振有词，并出示村组织的有关证明。法院判决后，村官们也没有积极偿还的意愿。法院强制执行，他们就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软抵抗”。有的村主任、书记免职或调动后，他们就反过来起诉村委会，要求法院对原所任职的村组织进行强制执行，并强调只有在他们的债权得到实现后再履行自己的义务。而有的村组织在人员变动后就根本不承认前任所欠的债务。通过诉讼的转移，这些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到了法院，给法院执行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部分村、镇区划调整操作不规范。基层政权为精减人员所采取的方法之一就是进行区划调整，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乡镇合并成一个镇。村也进行了合并。合并后的村、镇本来就不想偿还原村、镇负担的债务，再加上有的村、镇在合并时操作极不规范，给债务的履行带来更大的隐患。如原六合县泉水乡政府在被撤销合并到竹镇镇政府之前向老百姓打了很多欠条，并加盖了泉水乡政府的印章。对于这些欠条所反映的债务，竹镇镇政府拒绝承认。竹镇镇政府认为，这些欠条或没有注明发生事务，或在原泉水乡政府的帐目中也没有记载。 3、一些村、镇政府对所属企业管理不规范。这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政企不分，一种是监督不力。在前者中，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村镇对所属企业的认识存在误区，将企业作为一个职能部门，随意抽取企业的资金和利润。有的村镇为解决资金困难，甚至将一些工作人员的工资直接分摊到企业。这种不尊重企业市场主体的行为，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另一方面模糊了村镇与企业的关系，村镇随意为企业担保，甚至直接承担了企业的债务，从而又加重了村镇的负担。在后者当中，因盲目引资，村镇与企业承包人约定不明，或约定中存在严重缺陷，村镇对承包人的经营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承包人在经营过程中往往采用短期行为甚至掠夺式经营，获取非法利润或经营失败后都会销声匿迹，将烂摊子丢给了村镇。对于这些债务，村镇自己也感到委屈，对偿还这些债务就采取能拖就拖的态度，从而严重影响法院的执行。 4、少数村镇领导人法律意识淡薄。对于本单位所欠的债务，这些领导人不但不想办法积极偿还，反而对法院的执行工作不予支持，甚至设置各种障碍阻挠法院的执行。只要是法院执行人员来执行，他们能躲就躲，或者是态度冷淡甚至生硬。当法院要采取强制措施时，他们一方面向上级行政部门求助，以给法院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组织人员围攻执行人员，阻挠执行。更有甚者，这些领导人认为当事人到法院起诉让他们很没面子，于是对起诉者的债务就是不还，而对没起诉的则积极给予偿还。 二、解决办法 虽然法院在涉村、镇案件的执行过程中困难重重，但保证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是法律严肃性的要求，也是搞好干群关系的必然要求，更是法院的职责所在。笔者分管执行工作多年，就如何解决这类案件的执行问题，谈谈自己的浅见，以期抛砖引玉。 1、建立风险告知制度。所谓风险告知制度，是指审查立案过程中，对涉及负债较多、履行困难的村、镇的案件，法院将该村、镇的情况告知起诉人，并明确告知该案即使胜诉，起诉人实现其诉讼请求的可能性也不大。建立风险告知制度虽不能直接解决该类案件的执行问题，但对缓和执行期间申请人的对立情绪起着有效的作用。市场经济中，任何交易都有风险，利润越大，其风险也就越大，这也是权利义务规则在经济活动中的体现。交易主体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所承担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其交易目的甚至因情事变更可能得不到实现。而诉讼只是对权利的一种救济，而非对交易风险的救济。所以，当事人通过诉讼将交易风险转由法院来承担是不公平的，其风险责任最终还是只能由当事人来承担。 2、化解矛盾，减少诉讼。在所有的救济途径中，司法救济是最后一种途径。很多矛盾本来在诉讼之前就可以得以解决，之所以要起诉至法院一部分是人为的原因使矛盾激化。为解决这种情况，一方面在诉讼过程中，法院应当积极做好调解工作，钝化双方矛盾，争取使案件得以调解结案;另一方面根据实际情况法院主动进行协调。在立案之前，法院就可以开展协调工作，如让村、镇在税费征收方面给予一定比例的还款，将所有债务统计，按债务标的的一定比例(10%―15%)进行偿还，以使债权人的诉讼时效得以中断，从而保证债权人的司法救济权利不因超过诉讼时效而得不到保障。这样，债权人便不会轻易诉讼，从而减缓双方的矛盾。同时，对已经诉讼的案件，做好村、镇的相关工作，村、镇要一样对待起诉的和没起诉的债权人，不能搞歧视。 3、采取灵活的执行方法。在金钱债务案件的执行过程中，法院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执行方法，如债权变股权、实行债权凭证等。在涉村、镇执行案件中，其中绝大部分案件仍是金钱债务案件。在现金给付不可能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其他办法来解决。在执行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村、镇尤其是村除了办公房产外，别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即使是办公房产，其中绝大部分也是破旧，变买的意义不大。但我们发现这些村里存有大量的荒山荒地，甚至水田、林木。这些闲置的资产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在认真研究相关法律法规后，认为充分利用这些闲置资产来抵冲债务具有可操作性。在做好申请人和被执行人的工作后，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由村将这些闲置资产租赁给申请人使用，用租金来偿还债务。我院已经利用这种方法成功执行了多件很棘手的案件，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4、依靠地方政府积极配合。在涉村、镇案件的执行过程中，因考虑到地方社会的稳定，维护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转，法院不轻易采取强制措施，如查封资产、办公场所或冻结银行存款等。但这需要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如积极与申请人协商还款方法，与法院执行人员积极商讨，不躲避，不漠视法律。地方政府应尽最大的努力，如压缩办公支出和招待等费用以及减少其他不必要的开支，善意地履行债务。 5、说服教育与严肃执法相结合。如上所述，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法院尽量避免采取强制措施。但有些不懂法的村、镇负责人不但不积极偿还债务，反而以为法院软弱，不敢对“公家”财产及其人员采取相关措施，从而对法院的执行工作不屑一顾，对法院执行人员更是恶语相加、人身攻击，威胁执行人员，召集人员阻挠执行，甚至暴力抗法。这些情况在实际过程中时有发生。针对这种情况，法院在对其说服教育无效后应当果断地采取强制措施，如拘传、罚款、拘留等。构成犯罪的，应当从重追究其刑事责任。 6、提请上级法院交叉执行。在目前司法地方化和行政化的情况下，法院的执法环境不够完善，容易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涉。对地方保护主义这一顽疾，各地方法院虽然深恶痛绝但却无可奈何。在涉村、镇案件执行过程中，更容易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针对这一客观现实，目前最佳办法便是将阻力较大的案件提请上级法院交叉执行。，我院提请了20件阻力较大的案件，由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交叉执行使地方政府对法院的执行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篇3：关于涉村、镇执行案件的思考

近年来, 离婚案件的不断增加, 而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通常将子女视为个人财产拒绝对方探望, 因此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希望通过法律手段来捍卫其探望权。我国婚姻法虽然有明确的关于离婚后探望权的规定, 但父母间的感情纠纷波及子女, 导致实践中有关探望权的纠纷不断。

(一) 涉探望权纠纷案件的特点

在审判实践中涉及探望权的有离婚纠纷、探望权纠纷、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变更抚养关系、抚养费纠纷等案件, 其中大多数探望权均在离婚纠纷案件中涉及。2012年1月至2014年12月, 某基层法院民一庭共办结离婚纠纷案件1055件, 而解除婚姻关系并提及探望权的案件共有105件, 其中2012年25件, 2013年36件, 2014年44件, 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单独提起探望权纠纷的案件仅有2件, 大部分探望权纠纷都在离婚案件中涉及。而在该类案件审判中, 当事人一般均要求直接抚养子女而并未主动提及探望权问题, 在法官释明下才提出探望权问题要求一并处理。

(二) 涉探望权案件的裁判方式

由于具体案件中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及矛盾程度有所不同, 当事人在案件中对探望权的请求内容也有所不同。分析民一庭审理的涉及探望权案件的裁判文书, 其表述形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 裁判文书只对探望权进行确认或者概括地对探望权的次数进行表述, 如被告某某对孩子某某每月享有二次探望权。上述涉及探望权的105件案件中有71件对探望权作了概括性的表述。此类案件当事人是要求在裁判文书中对探望权进行确认, 其对探望权的争议并非很大, 隐含了当事人对探望权的方式、时间可自行协商的意思表示。

第二, 裁判文书对探望权的时间、方式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表述, 如原告某某有权于每月第三个星期的星期日探视儿子, 并有权于每年寒、暑假的第二个星期以及国庆假期的第一、二天探视并带养儿子。这类案件一般是当事人争议比较大, 对探望权行使的时间和方式无法协商达成一致意见, 需要法院对此进行明确。

二、探望权纠纷的执行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对拒不执行有关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财产分割、遗产继承、探望子女等判决或裁定的, 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有关个人和单位应负协助执行的责任。从理论上来看, 探望权冲突可以分为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积极冲突表现为一方拒不履行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权, 消极冲突表现为一方愿意协助但另一方却不行使探望权。

实践中确实存在父或母一方怠于行使探望权的情形, 此时子女一方能否以父母未依裁判规定的内容行使探望权为由得申请执行, 尚存多种观点, 故消极冲突在理论上有重要的探讨价值。但, 此问题立法上并未加以明确规定, 实务中也较为少见, 故本文仅分析在积极冲突情况下探望权的执行问题。

该法院自2012年至2014年共受理11件探望权纠纷申请强制执行案件, 其中2012年4件, 2013年3件, 2014年4件, 案件数量不多且变化幅度不大。

虽然探望权纠纷进入执行阶段并不多见, 但一旦申请强制执行, 即意味着双方对于这种人身属性很强的矛盾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程度。与审判阶段时法院超脱的居中裁决身份不同, 探望权纠纷案件到执行阶段时, 执行部门无法超然于双方的争执之外。

由于探望权的行使与实现具有特殊性, 使得实践中探望权案件的办理“易断难执”。上文已经述明, 民事审判庭对于探望权案件的裁决一般表述有两种, 但在执行实践中, 这两种表述都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例一:对探望权进行确认或者概括地对探望权的次数进行表述。如某执行案件, 民事调解书对探望的次数和时间进行的是概括性表述, 内容为:被告赵某红对婚生儿子每月享有四次的探望权并且同住。这里的调解内容对与探望权行使的相关细节未给予明确规定, 隐含了当事人对探望权的时间、方式等具体细节可根据不断变化的生活现实自行协商的意思。在双方矛盾未激烈对峙的情况下, 此种表述有利于双方当事人根据动态的事实变动等情况灵活行使探望权。但是该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 原本为了灵活解决探望权纠纷的目的因为双方未能就权利行使的细节等方面协调一致而落空。在细节问题上, 双方一直互不退让、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执行人员作了大量的工作, 仍然无法使案件得以顺利解决。

例二:裁判文书对探望权的时间、方式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表述。如另一执行案件, 民事判决书对行使探望权的具体时间规定的非常详尽, 其中的一项内容为“每月原告可将孩子接走共同生活两天, 具体时间在每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上午九时至第二天下午四时, 被告予以协助”。虽然裁判文书规定的内容详尽且可操作, 但权利人每次行使权利时, 都受到相对人不同程度的阻挠, 以至于不得不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 被执行人表示愿意履行义务, 但一再要求只能按判决书确定的时间履行自己的义务, 不同意与申请人就探望时间及其他细节达成和解协议。由于规定的时间是周末休息日, 被执行人坚持在周末履行义务, 其规避法院工作人员的监督和执行的意图非常明显。这说明, 在裁判中作出细化的规定自然可以明确争议事项的解决方法, 但却无法兼顾现实可能出现的变动情况、也容易束缚住执行部门的执行行动, 导致案件的处理陷入非常被动的境地。

由此可见, 不论何种方式予以裁判规定, 都可能给探望权案件的执行带来很大的困难。

三、分析原因, 寻找综合解决方案

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

(一) 探望权这一权利具有长期性、人身性、行为性等特征。这种权利行使的特殊性在审判阶段表现并不明显, 故裁判时可以不予以过多考虑, 只进行概括性的确认或具体规定即可。但是在执行阶段, 权利的长期性, 使得当事人可以形势变更为由对权利的行使提出合理请求;权利的人身性, 使得权利行使的方式、目的、内在驱动力等处于不停的变化中;权利的行为性使得权利的行使与实现区别与债权的行使, 无法做到具体量化和精确化。这些权利性质, 导致在探望权的执行过程中, 无法做到一蹴而就, 往往需要执行人员投入长期的工作时间和巨大的工作精力, 且效果难以显现。

(二) 被执行的标的既是行为又是人身权利, 不但具有抽象性, 还具有复杂性;执行的内容长期连续且易变, 使得裁判的内容存在与变化后的现实不适应的情况。裁判的内容经常会因为子女的学习生活环境发生变化而难以有效执行, 而此类变动也使得被执行人的拒不执行行为更为隐蔽和难以处罚。

(三) 对于探望权案件的强制执行, 没有设置有针对性的执行手段, 较大程度依赖于被执行人的配合, 且需要其他非法定义务人协助、配合。法律明确规定不能对子女的人身、探望行为进行强制, 因此, 探望权的执行, 很大程度还需要被执行人的主动配合与支持。另外, 法律虽然不反对对拒不履行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权的有关个人和单位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 但这一措施在实践中行使却并非可行。因为如前所述, 探望权若通过强制力予以施行, 会损害子女的身心健康, 且与亲权的行使规则不符。

由上述原因可知, 一方面, 我们并不能把探望权案件难以执行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归咎于民事审判庭的概括性裁判或者精细化裁判, 因为在社会生活中, 任何问题的产生原因都不是单一的, 而且原因都处于变化之中;另一方面, 我们应该有更新的思路和广阔的视角去解决这一问题。结合实践, 从审判与执行相互呼应、衔接的角度、从依靠各方力量综合解决探望权执行难的角度出发, 我们可考虑的措施有:

(一) 民事审判部门在审理离婚诉讼时、或者民政部门在办理离婚手续时, 主动使探望权的行使等内容在父母双方的离婚过程中就形成合意。在处理双方的离婚纠纷时, 一并就探望权的行使等内容作出确认, 可以有机的解决探望权纠纷, 将这一矛盾弱化。这样既可避免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法院的工作量, 也可以避免当事人因为婚姻关系解除后互相防备, 就子女探望问题陷入死掐的境地。这是审判工作兼顾执行工作的一个体现。

(二) 综合认识审判与执行的关系。一方面, 在裁判时, 适度考虑裁判的执行问题。审判庭在审理涉及探望权的案件时, 应对裁判内容的可执行性予以更多关注, 因为只有兼顾“事了”的结案, 才能有效推进法院的整体工作。另一方面, 在办理探望权案件的执行时, 要辨证地理解审判与执行的关系。一般来说, 执行的依据仅是生效的裁判文书, 执行部门不应主动提出其他执行方案供当事人选择。但前文已分析, 探望权纠纷不同于债权债务纠纷, 笔者对陷入执行困境的探望权案件进行分析之后, 得出的结论是:执行困难多数是因为在双方对裁判内容各持己见而导致。因此, 笔者认为, 当裁判的内容不符合因为现实情况变化而改变的客观事实时, 执行部门得根据具体情况促使双方达成执行和解, 以促使裁判确定的权利得以实现。这并非是否认裁判的既定力, 在执行探望权纠纷的案件时, 根据具体情况, 能动的去实现裁判的目的, 是将法律精神内化为人的自觉行动的一种方式, 是实现案结事了的重要举措。

(三) 尽量避免对进入执行程序的探望权案件进行简单的强制执行, 力求通过调解来处理案件。力争在执行过程中取得社会各方力量的支持。法院强制执行的震慑力在涉及探望权的案件上作用并不显著, 且可能在强制执行后留有多种后遗症, 这就要求我们善于借助多方力量去办理案件。比如通过学校、抚养子女一方所在的单位、妇联和居委会及青少年权益保护部门等多方共同监督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 更强调以调解的方式去解决, 而不是要借助他们的强制力。因此这里的寻求力量支持主要是指与行政调解相互作用、委托妇联、社区等专门机构进行调解等多种方式。

(四) 确保其他协助方的履行。在现实中, 作为探望权对象的子女很多是与其祖父母、外祖父母共同生活的, 如果实际抚养子女的其他近亲属不履行协助义务, 则探望权难以实现。因此, 在执行过程中必须对此进行衡量, 避免执行活动受其阻碍而无法进行。可以考虑的是, 在执行和解协议中将与子女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一同列为义务人, 对其协助执行的义务予以明确。

(五) 大胆适用立法已经明确的规定去制约拒不履行义务行为。《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 侵害民事权益,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款又作出规定, 民事权益, 包括监护权。根据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离婚后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仍然是子女的监护人, 其监护权不被他方限制或剥夺。故而在一方拒不履行协助对方行使探望权时, 权利方可要求对方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责任。另外, 也可以研究通过民事审判庭支持精神赔偿主张、支持变更抚养关系主张、通过执行部门对拒不履行行为进行罚款等手段, 以保障父母的探望权和子女的合法权益, 使得探望权的立法目的得以实现。

摘要：探望权, 是父母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享有的与未成年子女的联系、会面、交流等权利。笔者通过对某基层法院2012年至2014年结案的涉及探望权纠纷的案件审理情况进行了统计, 并对探望权纠纷案件的不同判决方式以及相应的执行情况进行分析, 以期对涉及探望权纠纷的案件审理和执行有所裨益。

篇4：关于涉村、镇执行案件的思考

摘 要：随着审判任务的日益繁重，调解这一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手段越发受到重视，调解工作的方式、方法和要求进一步明确化、规范化、有效地推动了法院的调解工作开展，案件调解率大大提高，大量的诉讼纠纷被化解，社会矛盾被钝化，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调解已经成为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审判效率，减轻当事人讼累的重要手段。但也有不好的现象，应当引起重视。

关键词：民事调解；申请执行；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123-02

一、民事调解案件申请执行基本情况

通过调研发现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数占申请执行案件总数的比例和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迅速提升，且与案件调解率成正比，调解申请执行案件类型比较集中，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难度加大。

（一）案件类型比较集中

申请强制执行的调解案件多集中在涉及债权债务合同、侵权纠纷和劳动争议等具有财产给付内容的案件。其中以债权债务合同纠纷最多，其次是侵权纠纷和涉及婚姻家庭的财产类纠纷。

（二）执行难度相对加大

法院调解是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互谅互让达成的协议，当事人在签订协议过程中，应考虑到自己的履行能力，在协议生效后自觉履行，但从调研情况看，许多调解案件在进入执行程序后，义务人仍会采取各种方式逃避和规避执行，从而使自己的诉讼利益最大化。另外，相比较判决案件，调解案件在诉讼阶段采取保全措施的比较少，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难度更大。

（三）当事人情绪激动，矛盾激化风险加剧

调解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对执行结果的心理预期比判决案件要高，特别是有些案件在调解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基于对法官、法院以及对方当事人的信任，已经做出较大让步，一旦不能自动履行难免会有情绪，在执行中常常会指责法院办案不力，甚至认为法院调解不当或调解有误，进而引起信访、申诉，使当事人之间普通的民事纠纷演变成当事人和法院之间的矛盾。

二、民商事调解案件不能履行的影响

（一）债权人权益难以保障

在审判实践中，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相互妥协、让步的产物。一般来说权利人之所以愿意让步、同意调解，是不希望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以缩短办案周期，尽快实现自己的权益。但调解协议如果得不到自动履行，那么权利人在调解过程中所做出的让步，不仅不会在执行程序中得到恢复，还将面临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风险，甚至在执行中有的权利人不得不再一次让步，显然这违背了权利人进行调解时的初衷，使权利人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二）执行难问题不断涌现

民商事调解案件大量涌进执行程序，使原本就不堪重负的法院执行工作更加雪上加霜，使一直以来困扰着法院的“执行难”问题更加突出。从理论上讲，双方当事人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表明双方实现合意最大化，义务人应当自动履行义务，不应有过多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但司法实践中却出现了调解申请执行案件占执行案件比例升高，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升高，执行难度增大的“两高一难”现象。

（三）司法资源造成浪费

调解协议的达成、调解书的制作只能代表“案结”，并不能代表“事了”。只有调解协议执行完毕，因纠纷而损害的社会关系才会真正得到平复，法院的工作才真正结束。调解案件从法律本意上来讲是应当由当事人自行完成的行为，现在却由法院强制执行来完成，这是对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也是对法律确立调解制度一种歪曲，同时也助长了某些债务人利用法律规避义务的邪气。

（四）调解功能无法体现

调解案件与判决案件同样进入执行程序，使快捷化解当事人之间纠纷的立法本意弱化，作为原告的一方以让步自身利益为代价达成调解协议，主要目的就是想尽快实现利益，但调解后案件长期得不到执行，当事人的预期愿望没能实现，使当事人对法律丧失信心，造成对法官不应有的误解，执行中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思想更加难以沟通，不利于案件的执行。

（五）涉诉信访压力进一步加剧

部分当事人因调解协议得不到及时履行，进而对法院、对法官产生不信任，甚至迁怒于法院和法官。当法院经过强制执行程序，仍然无法实现当事人的权益时，不少当事人选择上访的方式，向法院施加压力，以使自己的权益得到实现，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法院涉诉信访的压力。

三、民事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高原因分析

（一）当事人层面因素

部分调解案件的当事人缺乏诚信意识，无视法律规定和生效裁判的权威性，挖空心思逃避债务，采取能逃则逃，能躲则躲，能赖则赖的消极态度抗拒执行。恶意调解，逃避债务，一些当事人把调解当作拖延债务履行，减轻债务履行义务的一种手段，在案件的调解过程中存有恶意，企图通过调解拖延时间使权利人放弃部分实体权利，更有甚者企图通过执行阶段的执行和解逼迫权利人进一步让渡权利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的不良动机导致调解协议难以自动履行，同时也导致调解案件的权利人对法院意见加大，双方当事人矛盾加剧，执行难度增加的不利局面。此外，当事人无履行能力也是部分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的原因。

（二）机制上因素

当前调解率高低成为考核法院、法官业绩的一项重要指标，调解原则也由原来的“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变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重视调解并没有什么，但过分强调调解率，忽视调解案件的自动履行率这一不合理的考评机制导致案件调解过程中存在过于强调调解的表面形式而忽视案件实际问题解决的现象，部分案件虽以调解方式结案，但矛盾并未真正化解，进而进入执行程序。另一方面，调解和执行工作衔接机制不顺畅也是导致案件进入执行程序的重要因素，审执分离使得司法工作在各个阶段更加专业化，规制了司法权的滥用，但审执过度分离而缺少衔接则影响了审判和执行的质量，受考评机制和业务量的影响，部分法官在办案过程中不关注调解案件的履行问题，单纯为提高调解率而调解，导致调解质量不高，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增多。

（三）法官层面因素

在审判实践中，受证据因素和考核目标的影响，部分法官为迅速提升案件调解率，规避办案风险，降低改判、发回重审率，在办案中存在“和稀泥”的现象，在没有查清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情况下匆忙主持调解，有的甚至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进行调解，结果造成了当事人对调解工作不满，调解申请执行率上升的现象。调解协议不完善，也是导致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高的原因之一。一方面，部分法官在调解协议的内容表述上不够清晰，致使当事人因履行问题发生分歧而申请执行；另一方面，多数调解书中确定的履行制约措施不足，当事人违约履行成本不高，致使当事人容易对生效的调解协议反悔，进而进入执行程序。

四、降低民事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调解原则，更新调解理念

在案件的调解工作中需要进一步重申自愿、合法、公平、公正的调解原则，强化对这一调解原则重要性的认识，做到依法调解、公正调解；要更新调解理念，树立案件调解率和调解案件自动履行率兼顾的调解理念，在案件调解过程住兼顾执行，能当庭履行的案件督促当事人尽快履行，不能当庭履行的案件要制定惩治失信的措施，督促当事人自动履行。

（二）健全考评机制，细化调解结案考核标准

矛盾的化解并不是通过单一的案件调解率能够反映出来的，对于调解案件的考核不能仅看调解协议是否达成，调解率是否提升等。应进一步细化调解结案的考评标准，建立调解案件当庭履行率、调解案件自动履行率、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财产保全率、债务担保率等综合考量的考评机制。

（三）建立审判法官协助执行制度

审执分离是为了加大执行力度，提升执行效率，防止司法腐败，但并不是将审判执行截然分开。法官不能就案办案，而应考虑办案效果，兼顾审判执行，应当建立审判法官协助执行制度，在调解结案后，审判法官应及时对当事人进行答疑解惑，并对案件进行跟踪管理，通过电话督促提醒义务人尽快履行义务，延伸调解工作，必要时审判法官也可直接参与到调解案件的执行程序中。

（四）建立财产申报和担保履行制度

在调解的过程中，可以要求债务人在达成调解协议时对自己履行债务的能力做出说明，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如财产的数量、处所、银行账户等等，使其对财产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这样，即使义务人不自动履行协议导致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执行法官也能依据申报尽快查找到被执行人财产，减少执行难度，提升执行效率。同时，对于不能当庭履行的调解案件可以根据需要在调解协议和补充协议上设立担保履行条款，要求债务人或债务人选择的第三人提供相当于债务数额的财产作为抵押或者质押担保，如到期不能履行调解书确定的义务，执行人员可以直接对担保财产采取查封、扣押、拍卖等执行措施，也可以直接对担保人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以保证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能够尽快执结。

（五）完善立法修订，将拒不执行调解书纳入刑罚惩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7条之规定，调解书经当事人签收后，具有法律效力。调解是人民法院对审理的民事案件依法进行的一种审判活动，调解书的性质是在法院诉讼活动中进行的、经法院确认、以人民法院名义发出的、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执行效力的一种司法文书。它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建议修改刑法第313条，改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调解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使对那些拒不执行调解书的行为进行追究有法可依。实现对拒不执行调解书的当事人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当事人同等的打击力度。

篇5：关于涉村、镇执行案件的思考

最初期待权的起源要从德国学说判例说起,19世纪的德国“普通法”深入研究法律行为,其中囊括附条件、附期限的各种法律行为,研究结果虽精密细致,但终未将期待权的概念采纳进《德国民法典》中,叹之可惜。我国同样也研究期待权理论多年,当下的主流学说认为,应用期待权制度来保障期待权人的权利。然而,在我国现有法律规定中,期待权没有自己独立的体系,也不能被归为任何一类权利,其体现的方式仅以散见于相关法条之中。

期待权是民事权利的一种,是私权体系的一个分支,它从性质上与主观意愿有区别。王泽鉴教授曾形象贴切地举例称�:“孩童盼望外祖父于新年时购赠衣物,或商号盼望财源兴隆”,此主观性属于心理上的希翼,未将具有法律效力。若“外祖父某日表示于新年时赠给一套西装”时,此承诺则成为孩童希望取得未来利益实现的要件,此希望则是主观意欲,将会产生法律效力。虽然单纯期待与期待权都能够成为民事权利产生的组成要件,但为何还要将单纯的期待与期待权进行区分,则是源于法律规定的不同所致。事实上,民法保护的范围即包含了单纯的期待也包含了期待权——以“法律地位说”为基准,对于前者,其具备属于某种权利要件的部分,但并未将其规定为权利而称其为单纯的期待,保护方式仅为民法中的“实益”;然而后者,对具备属于某种权利要件的部分被规定为“权利”故将其称期待权,这种“权利”直接受民法的保护。如此一来,权利人的地位因为“期待权”的法律规定而受到保护,一种先行效力而确保期待未来的利益能够顺利实现,不因其他原因阻碍与减损,而权利自身也成了一种可实际享有的利益,具有一定的现实性。

2 现行执行的制度问题

执行制度在我国法律体系建设中的时间并不长,难免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在执行过程中,经常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2.1 被执行人为开发商之情形,结果均为未办理房屋产权证

一是被执行人将商品房出售给买受人后则进行了预售登记,但由于被执行人自身原因不能或不愿办理导致的情形;二是被执行人将商品房出售给买受人后未办理预售登记,由于被执行人自身原因不能或不愿意办理导致的情形;三是被执行人将商品房出卖给买受人后,由于购房人的原因未办理房屋产权的情形。

2.2 被执行人为一般民事主体之情形,结果均为未办理房屋过户登记

一是被执行人己在法院查封前将房屋卖与第三人,买受人己支付全款;二是被执行人在法院查封前已经将房屋卖与第三人,买受人尚未付清房款但实际已占有房屋;三是被执行人已在法院查封前将房屋卖与第三人,买受人尚未付清房款且并未能实际占有房屋。

这些情形的出现,无疑给执行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显然,在对于房屋买受人的权利(即期待权)没有予以相应保护的时候,必然出现大量的执行行为造成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况,这同时也说明一个制度建设的必要性。

3 买受人期待权建构的重要性

期待权,从体系上看则是横跨债权及物权两个领域,同时在性质上也兼具债权与物权的双重属性。德国拉伦茨教授认为期待权有三种类型:一是对所有权保留买卖中买受人的地位;二是对不动产登记变更前,受领人的地位;三是对债权发生或证书交付前抵押权人的地位。买受人期待权对抗的效力所及于的对象便是对不动产有争议,但却无交易关系的第三人,其中包含一般债权人、不法行为人、不法占有人等。这里的买受人分析仅以房屋买受人为例,更加凸显执行中的突出问题。买受人期待权的设立,其必要性如下。

3.1 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维护《合同法》效力

在交易过程中,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自治最基本的体现,尤其是房屋买卖合同。在买受人按照约定支付价款时,出卖人则应按约履行办理过户登记的义务。因此,在未能办理过户登记时,存在标的房屋被法院拍卖,买受人的实体权利遭到侵害的情况。而买受人期待权的设立,将会对执行产生重大现实意义,即执行法院对该买卖房屋进行查封后,买受人仍可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经审查合理后,法院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买受人是否有期待权,是否应解除对房屋的查封,而不是随意将被执行人名下房屋作为执行财产。这样,极大尊重了当事人签订合同的意思自治,维护了《合同法》之立法本意。同时,由于赋予买卖合同以对抗效力存在固有的道德风险,加之我国诚信机制尚未有效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不宜随意扩大对抗效力的适用范围,目前则应限于房屋买卖为必要。

3.2 我国现实法律环境下的必然选择

现实中,由于出卖人的原因导致买受人难以完成过户登记的情况较为普遍。在这种情况下,买受人知道应让出卖人办理过户登记以维护其权益,造成过户登记障碍的又是不可归责于买受人的原因。在执行中遇到此类情况时,执行法院往往则会告知买受人应当向房屋所在地法院通过诉讼的方式确权,但最终的结果通常为要求出卖人履行合同或履行过户登记的判决。然而,这种判决从其性质上来看应当属于债权性判决,并不属于确认物权的判决。对这类判决而言,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物权法》第28条分析,是不能够适用的,则说明《物权法》制定及适用的过程中,并未完全充分考虑到房屋买受人投入的程度及若遇强制执行所带来冲突的情形。因此,对上述房屋买受人期待权的保护势在必行。

3.3 赋予房屋买受人期待权以对抗效力符合交易安全原则

笔者主张,房屋买受人的期待权具有对抗一般债权人的效力。如果买卖中并未对房屋进行预告登记,而实际已产生了交易登记或提供担保并依法办理登记的善意物权人而言,上述确认判决或者期待权则不可具有对抗性。因此,赋予买受人的物权期待权及判决的对抗效力并不影响外部交易的安全,相反是对出卖人和买受人之间的交易安全的保护。

4 买受人期待权构建中的保护重点

现市场上有很多以按揭方式存在的购买形式,对于买受人期待权的保护最早规定于2002年最高院颁布的《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批复》中,但因该批复颁布的时间早于《物权法》,故当时的立法思维并不完善、成熟。其后,2004年对于执行中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查封规定》的第17条明确将所有登记财产的买受人列为了物权期待权的保护对象。后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执行案件在实践中所产生的问题,于2015年颁布了《异议和复议规定》(与摘要中《规定》为同一文件),规定中明确保护了案外人预告登记的物权期待权,其中保护的对象包括买受人在内的所有受让人,同样对保护适用条件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如《规定》第28条、第29条规定。

4.1 对一般买受人期待权的保护

《规定》第28条所规定的是一般买受人物权期待权的保护构成要件,与《查封规定》第17条相比而言区别甚远,主要体现在:第一,在成立形式上,《规定》条款明确受让人须与被执行人之间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合同必须合法有效。同样在其他相关法规中也有此种规定,例如在《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1条中规定,书面合同为转让的必要条件。第二,在价款交付上,两者的要求交付价款数额比例不同,《规定》明确了被保护的买受人应当支付全部价款,如若将剩余价款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交付完毕,同样也可纳入保护范围。这样规定主要是针对现今的大量不动产买卖实情出发,正如前文所述房屋购买已以分期付款的情形为主。买受人虽支付部分款项,但按揭主要是按照贷款合同的条款进行按月支付,若在指定期限内买受人将剩余价款交由法院,并不影响被执行人债权计算,自然应当受到保护,这是《规定》根据实践实际作出的亮点条款。第三,物权公示上,《规定》明确买受人要在查封前已经实际占有不动产,符合物权变动的法定模式,同时这样规定也是从要件上减少被执行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买受人权益的可能性。

4.2 对消费者买受期待权的保护

根据最高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的条款,建设工程价款在特殊情况下是优先于抵押权的,然而这样特殊的优先权利并不能对抗交付一定款项的消费者。基于此,从逻辑上能够得出,买受人的期待权是抵押权和一般债权均不能对抗的。《规定》第29条是对买受人期待权的保护,条款要件除了须有书面合同外,还明确其他三个要件:第一,消费者为条款保护的对象。消费者是指从经营者处购买物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规定》中限定的保护对象是指从房地产开发商处购买商品房的买受人。一般民事主体间关于房屋的二次交易买卖则不在此保护范围之内。第二,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定义,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消费、购买日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称之为消费者,因此这里所指的消费者仅为自然人,对于法人、其他组织不为消费者,也不可成为保护对象。《规定》对于住房数量也作出限定,买受人所购房屋系用于居住,旨在保障其生存权。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判定买受人买房的真实用途却无法如此清晰,故在实践中依据经验形成了一个“客观标准”用以判定,是以房屋的性质区分,到底是居住用房还是经营用房。为了降低判定的难度,《规定》明确要求“受让人名下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这里的“无其他用于居住的房屋”,一般是指买受人购买的房屋为可供居住的唯一住房。第三,购房款交付标准有限定,标准为超过百分之五十。前文中建设工程价款司法解释规定的交付价款为“大部分”,但是并没有具体标准,而《规定》从有利于保护买受人角度出发的同时又规定了具体标准,将交付房款明确为超过百分之五十,也是对工程价款司法解释在实践中运用产生问题的阐释。

4.3 对已办理预告登记的买受期待权的保护

对于想实现以不动产物权变动为内容的债权人,需要以债权请求权作为权利实现的基础,而预告登记制度的目的正是以助于债权实现,实际上为物权期待权中保全制度的一种,预告登记权利人的预告登记行为阻却物权所有人处分物权的行为,物权所有人处分的行为不产生法律效力。因此,在预告登记的受让人范围中,并不只限于买受人。那么预告登记中,对于所有受让人包括不动产买受人而言,所有权人与其达成关于受让不动产所有权的合意通过预告登记的方式进行公示后,能否具有排除法院对此进行执行的效力?我们从此《规定》的第30条不难解读出,在执行程序中对经过预告登记的物权期待权是应予以保护的。预告登记只是让受让人产生物权期待权,因实际并未办理过户或登记手续,其所有权的取得尚处于不确定状态,其权利并不能被更完善的保障,因此预告登记制度还需逐步物权形式化,才能从根本上保护买受人的物权期待权。所以在实践中,如果有预告登记的情况下,受让人请求排除处分,那么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如果受让人请求人民法院解除查封,则人民法院应当区分标的物是否符合预告登记的条件——如果是则确定无疑地取得物权,应当解除查封。

5 结语

概言之,期待权在现行立法体系中并非完整的物权,只是一项逐渐获得物权特征且又接近物权的一项权利。尽管其本身还能够成为独立且纯粹的物权,但建立期待权的观点已经渐渐渗入相关立法。本文虽重于分析买受人期待权及现法律规定制度的探讨,但更希望我国应以《规定》的立法思想为本,在现行的如预告登记制度等相关制度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实社会中房屋买受人具体地位和现状,建立买受人期待权,赋予其物权的效力,旨在保护消费弱者—买受人的权利,从根本上解决纠纷和执行中的困难,建立起完整并具“中国特色”的期待权制度。

摘要：针对在实践中产生的关于执行案外人异议的各种问题,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这一规定体现了学界渐渐主张“维护买受人期待权”的立法思维模式,甚为难得。但是,期待权在我国立法中仍没有独立的体系,相关规定也需完善。在未来期待权法律体系构建中,我们应将期待权概念体现的法律价值融于既有的法律体系框架中,并以《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所坚持的立法基础为本,突出重点保护,构建起完整并具“中国特色”的期待权执行制度。本文以《规定》为视角探讨我国现行买受人期待权保护及制度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买受人期待权,立法基础,执行制度

参考文献

[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2]蒋建华.论民事执行难的原因与对策[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4.

[3]申卫星.所有权保留买卖买受人期待权之本质[J].法学研究,2003,(2):46-61.

篇6：关于涉村、镇执行案件的思考

关键词：民事执行检察 案件管辖 监督对象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对象

《民事诉讼法》第23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根据该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民事执行监督的对象应当是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也称人民法院民事强制执行，是指人民法院（执行机关）运用国家强制力，依据执行程序，强制（采取强制措施）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民事义务（执行依据）的行为。简而言之，人民法院基于行使民事执行权而发生的行为都属于执行活动。

民事执行权包括执行决定权和执行裁决权、执行实施权。执行决定权的范围主要涉及启动执行程序、决定采取执行措施、暂缓执行、恢复执行、终结执行以及人民法院对妨害执行的行为人采取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拘传、罚款、拘留、限制出境、记录不良信用、限制高消费等制裁、处罚措施的事项。执行裁决权的范围主要是审查和处理执行异议、复议、申诉救济等争议事项。执行实施权的范围主要是实现执行决定权，实施执行措施、强制措施，依据执行名义对执行对象的财产调查、控制、处分、交付等实施事项。

一般而言，民事执行活动中的实施行为、裁决行为和决定行为由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作出，为论述方便，本文将具有执行管辖权并作出执行行为的人民法院即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统称为执行法院，而执行裁决行为则除执行法院外，上级人民法院基于对下级法院的执行监督权和对执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救济保障权也可以作出影响执行当事人权利的行为，如变更执行法院作出的执行异议裁定。所以，民事执行实务中，除执行法院外，能够对执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产生影响的还包括执行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应当是其依法行使执行权的行为，对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法院的执行活动违法应当如何处理，现行法律提供了两条路径：一是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救济；二是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可以基于《民事诉讼法》第235条的规定，申请检察机关对法院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二、不同阶段的执行行为的效力及检察监督的对象

识别在法院执行阶段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行为，是检察机关确定具体执行检察监督对象的前提。

（一）处于未经异议程序阶段的执行行为的效力

民事执行案件由执行法院管辖，执行法院经依法作出执行行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需要强调的是，执行法院不限于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受理一审案件的标的额的不同，一审法院可能包括基层法院、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同时执行法院也不限于一审法院，基于指定管辖、提级管辖，一审法院之外的人民法院也可能成为执行法院。例如，作为并非一审法院的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财产所在地的与一审法院同级的人民法院，以及基于指定管辖而取得执行案件管辖权的其他法院和一审法院的上级法院提级管辖后，均可以成为执行法院。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法院作出的执行行为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的，该执行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行为，是检察机关执行检察监督的对象。

（二）处于经过异议程序阶段的执行行为的效力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5条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异议复议若干规定》）第17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不服，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有权向负责执行即作出执行行为的人民法院（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对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的异议，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执行法院）应当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处理的结果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裁定撤销或者改变原执行行为，其法律后果是原执行行为不再有效，新的执行行为生效；另一种情况是驳回异议，其法律后果是原执行行为继续有效。也就是说，经过执行异议程序，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异议裁定不服申请执行检察监督的，如果异议裁定撤销或者变更原执行行为的，该撤销或者变更后的执行行为是执行检察监督的具体对象；如果执行异议裁定驳回异议的，原执行行为是执行检察监督的对象。还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执行解释》）第10条规定，执行异议审查和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即被异议的执行行为在其被改变前，具有法律效力，执行异议审查和复议期间，仍然可以执行。

（三）处于经过复议程序阶段的执行行为的效力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5条和《执行异议复议若干规定》第23条的规定，经过复议程序的执行异议，除复议裁定发回原执行法院重新审查执行异议或者重新作出异议裁定的情形外，复议裁定作出维持或者撤销、变更异议裁定的处理结果（被撤销或者变更的原执行行为无效，未被撤销或者变更的执行行为有效），其发生的法律效果是复议法院的复议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该复议裁定对执行法院和涉案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具有拘束力，执行法院自身不得改变其自己作出的被复议法院裁定维持的异议裁定（异议行为），更无权改变已被上一级复议法院复议裁定变更的行为和事项，只有复议法院或者其上级法院才有权作出变动。对经过复议程序的执行行为不服的执行检察监督案件，复议裁定是检察机关执行检察监督的对象。

（四）处于申诉阶段执行行为的效力

经过异议或复议程序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仍不服，有权继续向上级人民法院申诉。当事人之所以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是因为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具有监督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至第136条确立了较为完善的法院内部执行监督制度，上级人民法院有权依照相关程序撤销或者改变下级法院的行为结果。也就是说，通过申诉途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不服的执行行为仍然可以被撤销或者改变。在申诉程序中，上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或者改变原复议裁定的，该裁定是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申请复议的争议事项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上级法院关于申诉作出的撤销或者变更裁定不服申请检察监督的，该上级法院在申诉监督作出的裁定是检察机关执行检察监督的对象。

如果上级法院裁定驳回申诉的，对争议事项发生法律效力的是原生效的复议裁定或者异议裁定所对应的执行行为，该驳回申诉的裁定仅在对申诉人和作出驳回裁定的人民法院中发生法律效力，该效力不直接拘束原裁定或者执行行为。故如果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监督的对象仍然是原执行异议裁定（未经复议程序）、复议裁定（经过复议程序的）及其所对应的执行行为，而不是驳回申诉的裁定。

三、关于执行检察监督案件的管辖问题

（一）执行检察监督案件管辖的原则

从确定管辖权的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维度，本文主张执行检察监督案件应当由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执行行为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检察院管辖为一般管辖原则，以其上级人民检察院管辖为补充，以指定管辖为例外。具体来说，对于执行检察监督案件一般情况下由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执行行为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检察院管辖并受理。对于存在某些不适合由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执行行为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检察院管辖，其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认为由自己管辖更为合适的案件，可以提级由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管辖并受理。对于存在某些不适合由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执行行为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检察院管辖，其上一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不需要自己管辖的案件，可由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指定由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执行行为的人民法院所在地之外的同级人民检察院管辖并受理。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介入的时点对执行检察监督案件管辖权的影响

对于执行活动违法侵害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救济问题，《民事诉讼法》第225条和第227条以及《执行异议复议若干规定》第7条作出了相关规定。其中，第一种情况是，对执行行为不服，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行为异议，执行法院作出执行异议裁定后，对执行异议裁定还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作出复议裁定后，仍不服的，可以再向作出复议裁定的人民法院或者其上级而不仅是其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第二种情况是，利害关系人（案外人）基于对执行标的的实体权利，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以排除执行的，执行法院作出异议裁定后仍不服的，申请执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案外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27条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对诉讼结果不服的，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64条、第199条，通过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申请再审、提出申诉。第三种情况是，对执行制裁措施不服的，相对人可以向作出该执行制裁措施决定的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可以向作出复议决定的上级人民法院申诉。

四、关于检察监督应当介入时点的确定

（一）以执行检察监督是对执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最后救济的理念为指导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25条和第227条、《执行异议复议若干规定》第7条和第9条的规定，几乎对所有的执行行为，法律、司法解释都赋予了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复议进行救济的权利，如果要求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穷尽法院的救济途径，根据本文前面的分析，最后发生法律效力的执行行为必然是执行法院的上级法院作出的，根据同级监督的一般管辖原则，基层检察机关对此无法对上级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

事实上，执行救济与执行检察监督的内涵是不同的。执行救济是执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对受到违法执行活动侵害的合法权益寻求恢复的自我保护。恢复被执行活动侵害的合法权益只能由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实现，故执行救济只能向人民法院申请。而执行检察监督是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执行权的合法行使予以监督，是以公权监督制约公权，保障国家法律统一实施，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司法活动。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不具有直接恢复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救济功能，性质上不属于救济权范畴。二者虽然在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公平正义的后果上具有一致性，但其功能与目的是不同。严格来说，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人民法院执行行为不服应当先行向法院申请救济，还是可以直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法律并未作出优先顺位的规定，应当认为，法律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活动是申请法院救济还是申请检察机关监督赋予了选择权，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衔接问题。

（二）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是对公权力监督的理念为指导

如果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是对公权力监督的理念为指导，执行检察监督应以检察机关发现人民法院执行活动存在违法为前提，不以执行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穷尽法院救济方式为条件，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申请检察监督只是作为检察机关发现执行活动违法的途径。当然，这样可能面临执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多头寻求权利保护，既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或者向上级法院提出复议申请救济，也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要求监督纠正违法执行活动，造成司法资源浪费或者同级检察机关的意见和上级法院的意见冲突的尴尬局面。

篇7：关于刑事案件分析方法的思考

关键词：刑事案例,分析方法,基本原则,一般方法

刑事处罚是法律责任承担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处罚方式, 涉及到对行为人人身自由的剥夺甚至对生命的剥夺。所以, 刑事案件的定性应该慎而又慎, 一旦定性错误则可能使几个家庭倾刻之间面临灭顶之灾。而现实中的案件又是千姿百态的, 一个刑事案件有可能同时出现两种或更多种的罪名。那么如何对这种刑事疑难案例进行分析, 采用什么样的分析方法, 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是对被告人负责, 也是对整个社会负责, 更是对法律尊严的一种维护。

案例分析的方法, 从实质上说, 是对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的理解、掌握和综合运用。所谓刑事案例分析, 就是根据所给刑事案例, 对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如果构成犯罪是哪一种罪, 是否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以及如何定罪量刑所作的分析。因为准确定罪是准确量刑的基础, 所以, 在这几个步骤中, 对行为人的行为性质正确认定最为重要, 只有定性正确才不会出现冤案错案。在司法实践中, 能根据有关证据对受理的案件准确、迅速地作出判断, 依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不但需要司法人员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而且需要有丰富的法律功底和较为宽泛的研究视野。

一、刑事案件分析的基本原则

(一) 贯彻无罪推定理念

无罪推定是现代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理念, 其含义是任何人在未经审判被宣告有罪以前应被假定为无罪而不能被当作罪犯, 其只是犯罪嫌疑人或刑事被告人。在司法实践中, “犯罪嫌疑人一定有罪”的心理往往是很多司法人员的一种不易彻底消除的社会心理定势。究其根源, 它与我国封建专制残留下的旧思想有关。在封建专制下, 任何人只要被告到官府, 往往是非贼即匪, 形成了老百姓“见官肯定有罪”的心理情结。这种错误心理反映在刑事案件的分析中就表现为先入为主、“戴有色眼镜”、逢案件必定性为刑事犯罪, 进而产生案件移送起诉是正常、撤销案件是办错案的错误思想。事实上, 在整个刑事诉讼各个环节中, 司法人员的认识在不断深入、新证据在不断出现、证明标准在不断提高, 出现撤销案件、不起诉等情形是非常正常的, 尤其是在极具复杂性的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

(二) 坚持罪行法定原则

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或行政案件不同, 一旦认定行为人有罪, 对其一生将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 我国已明文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案件的分析过程中应坚持罪行法定的原则, 对于法律无明文规定的行为不能按照犯罪处理, 更不能随意类推解释。在司法实践中, 一些看似颇具危害性的行为按照罪行法定原则是无法按照刑法处理的, 这一点在分析中必须注意, 而且这种情形比比皆是。

二、刑事案件分析的一般方法

(一) 行为人的行为定性

需要分析的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根据“罪刑法定”原则, 结合案件的事实及相关证据, 如果该行为完全符合某罪名的构成要件, 则应当认定行为构成犯罪;如果该行为与刑法中任何一个罪名的构成要件都不符合或表面看虽符合但实际有着本质区别, 则不能认定该行为构成犯罪。应本着“无罪推定”及“疑罪从无”的理念, 正确界定行为人的行为, 坚决摒弃“有罪推定”思想, 否则“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目前在网上热议的“清洁工捡黄金首饰案”, 据报道试图以“盗窃罪”起诉, 我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有罪推定”的案例。其实, 该案案情根本不复杂, 更谈不上疑难, 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和客观行为都一目了然, 既不存在秘密窃取的手段, 也不存在永久非法占有的主观恶性, 何来盗窃罪之说?无非就是因为黄金首饰价值300万元, 数额巨大, 一般人都认为把人家那么值钱的东西拿回家, 怎么可能不构成犯罪呢?虽然女清洁工将如此贵重的首饰带回家确有不妥之处, 但在刑法上给一个人定罪并没有如此简单, 不是所有不妥当的行为都应该构成犯罪。还有人认为, 女清洁工应该构成侵占罪, 这显然也是无稽之谈, 行为人根本没有经权利人请求返还而拒不交出的情节, 明显不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既然不符合刑法中的任何一个罪名, 那何以被关押、又何以被逮捕?所以, 透过该案件能明确地看到, 目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 在分析一个行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问题上, 还存在着很严重的理念错误, 这是进行刑事案例分析的大忌。这种司法理念的错误必将阻碍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 并对全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甚至会造成普通民众对法律、对国家的不满和逆反情绪。

(二) 行为人的犯罪性质认定

1. 对相关罪名构成要件的理解

一旦确认行为人构成刑事犯罪, 就要进一步确定构成何种犯罪的问题, 这在实践中也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困难。我国刑法有四百多个罪名, 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罪名本身之间即有相似或包容的现象, 构成要件表述可能存在的语义模糊性, 再加上实际发生的案件千变万化, 对于一些案件要想准确定性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有时确实会给案例分析带来很大的困扰。我认为, 一个行为的正确定性关键是要做好对法律规定的正确理解。罪名之间再怎么相似, 都会在某一方面具有本质区别。根据定罪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在分析行为人的主观方面时, 以一个正常的、理性的人之朴素观念去综合权衡、认定当事人的主观心态;在客观方面的认定时, 以相关证据已经证明的事实为标准, 并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才能做到不冤枉一个好人。在同一个案件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结论时, 牢牢抓住几个罪名之间的本质区别, 采用“证伪”的方法逐一淘汰不符合的罪名, 最终剩下的才会是正确的结论。如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在很多时候会难以区分, 但只要抓住关键区别点, 即抢劫中的手段肯定有“暴力”或“暴力威胁”, 绝不会有“非暴力威胁”;而敲诈勒索中的手段可能会是“暴力威胁”或“非暴力威胁”, 但绝不会是“使用暴力”。这样区别后, 分析案例时就轻松多了, 只要是手段中“使用暴力”的就绝不会是敲诈勒索罪;只要是手段中有“非暴力威胁”的就绝不会是抢劫。如果手段都是“暴力威胁”, 那就看是否是“当场取财”, 如果“当场取财”则是抢劫, 反之则是敲诈勒索罪。因为是否“当场取财”是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所以, 我认为明确几个罪名中的本质区别关键点, 再加以仔细分析案情, 则定性相对会简单很多。

2. 案件事实与相关罪名相互匹配的认识

行为人的行为得以最终确定, 还需案件事实能够与相关罪名完全匹配。在实践中, 分析一个案件的事实是否完全符合一个罪名, 往往也会遇到困难。如侵占罪, 在该罪的构成要件中, 明确规定犯罪对象仅为代为保管物、遗忘物和埋藏物。一般来说, 这三种犯罪对象不应该会有什么争议或难以理解的地方, 但在特殊情况下, 具体确认是否符合该要件还是会使人左右为难。如在是否为保管物的认定中, 带有内容的物的保管, 是仅保管形式还是既保管形式又保管内容?某人将家门钥匙给保姆, 是否意味着将家里的所有财产都委托给保姆保管?显然不是, 因为保姆的工作性质决定着他的行为性质, 主人家的物品并不能视为一并交其保管, 如果其占为己有则构成盗窃罪而非侵占罪。又如某甲将一个装有10万元现金并上锁的皮包交由某乙保管, 是否意味着将10万元交给某乙保管呢?很显然答案是肯定的。有学者认为, 既然财物的主人是上了锁的, 说明包里的财产主人还是实际控制着的, 如没有特别授权则不应当视为将包里的财产一并交由他人保管, 所以如他人非法占有应该定盗窃罪。但我认为, 对于动产, 人为地划分界限, 以是否上锁来作为是否为保管物得到区分标准, 进而决定是盗窃罪还是侵占罪是不妥当的。如果真要深究, 那把锁是否结实, 是否能轻易被打开也应当被视为是否认定保管物的标准, 这样层层探究下去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正常人都知道, 将一个带外包装的动产交给某人保管, 其实就是将里面的物一并交给他人保管。否则, 就会出现仅仅一个不值钱的外包装是保管物, 而若行为人设法将外包装打开后把财产取出, 再将外包装恢复原状的行为根本不构成犯罪这样荒唐的结论, 显然不利于保护财产所有人的权利。所以, 我认为, 在确定是否为保管物时, 只要将物区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两种处理模式即可。对于不动产而言, 仅说明由他人“看家”或由他人代为打理家务 (保姆) , 则不能视为将家里财产交给他人保管;对于动产而言, 只要是将该动产又给某人保管, 不论是否明表确表示将包装里的财产一并交给他人保管, 都视为一并保管, 如果他人将财产占为己有即为侵占罪。因此, 在案件事实与法律规定进行匹配的时候, 应当不钻牛角尖, 以社会正常的思考模式去解决相关问题, 无须将简单问题复杂化, 从而导致不符合常理的结论出现。

综上所述, 对于某些看似疑难的刑事案件的分析, 只要找准切入口, 理清思路, 严格贯彻分析的基本原则, 掌握一定的分析方法, 将案件准确定性是能够做到的。

参考文献

[1]张明楷, 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2) .

[2]高铭暄.刑法专论 (下编)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3]张明楷, 黎宏, 周光权.刑法新问题探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国检察出版社, 2003.

篇8：关于涉村、镇执行案件的思考

关键词：民间借贷；利息计算；利率

随着经济的发展，银行提供的信贷资金已经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民间借贷中的放贷人已基本放开。对于法院来说，意味了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民间借贷纠纷将要通过法院来解决。大部分民间借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息。

一、对借贷案件中利息計算的疑问

（1）在审理过程中，判决时对利息的判决会持续至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时确定的履行期限，即在判决时并不能确定支付利息的具体时间，对利息支付的具体数额和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具体计算，通常由执行法官在执行过程中计算。在判决中，先冲抵利息再冲抵本金的条款，是否不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2）在利息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时，完全按约定履行的人与部分按约定履行、完全不按约定履行的人付出相同的利益。在利息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时，完全按约定履行的人比部分按约定履行、完全不按约定履行的人付出了更多的利益。

（3）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的利息计入本金，重新出具借据再计算利息的，其利息应当以最初的本金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超出四倍的部分不予保护。截止到第一期还款期限时，借款人应得的合法利益应是本金和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因债务人违反约定未履行债务，借款人重新出具借据时，到第二期还款期限时，又以最初的本金为基数，是否损害借款人的合法权益？在到第一期还款期限时，借款人合法的利息所得为何不能计算入本金？

（4）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金和利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本金，重新出具借据的过程，第一份条据与第二份条据代表两份合同，即有两个法律上的行为，第二张条据是借贷双方的新的意思表示，能否把第一份合同视为因观念上的交付履行完毕，只剩下唯一的法律行为即第二份合同？

（5）在借贷时，很多借款人和出借人都清楚，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的利息不予保护。但借款人为了获得借款，出借人为了获得利息，往往会明知关于利率的规定，而仍然约定超过4倍的利率。在判决时，对出借人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进行了惩罚，即超过部分不予支持，对借款人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确没有进行惩罚，是否不公平？

二、对借贷案件利息计算问题的思考

（1）从实践可以看出，法院对于民间借贷的利息问题，处理的原则是保护合法利息，抑制高利。在双方约定利率超过四倍，在履行完毕后，借款人又起诉，要求对超过四倍部分予以返还，不判令返还，即既不保护贷款人收取超过的部分，也不保护借款人返还多付的部分。已多付的部分属于赠与部分，根据诉讼法的规定属于赠与行为，赠与行为是单向合同，借款人行使撤销权有限制条件，在受赠人即贷款人没有违反撤销权内容的规定，借款人无权行使撤销权，除非贷款人同意，否则借款人要求返还多付的部分法院将不支持。

（2）在利率超过银行同类贷款的4倍时，有纠纷时，法院不保护超出部分，但没有纠纷时，就可以获得更高利益。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计算复利，否则不受法律保护，这条规定具有一定的惩罚性，如果违反了该规定，有可能被法院判定为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当初约定的倍数，本来可以主张的可能也无法主张。前一条体现了私法自治原则中的契约自由，即民事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设立、变更和消灭，均取决于当事人自己的意思，原则上国家不作干预，只有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不能通过协商解决时，国家才以仲裁者的身份出面予以裁决。后一条体现了法律对私法自治原则的限制，即法律行为违反强制或禁止规定者无效。

（3）法律对民间借贷的利息并无强制要求，有偿或无偿由双方约定。如当事人对利息有约定的，借款人应按约定支付利息；如当事人对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因此出借人想要收取利息，必须对利息做出明确的约定，否则，按无息处理。但即使是无息贷款，借款人逾期不还款的，出借人有权要求其支付逾期利息。不定期无息借款经催要不还的，出借人要求其支付催要后的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4）在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条中，借款人归还出借人的借款的时间尚未确定，即借款人应当归还借款，但由于期限未定，在法律上借款人不存在归还的义务。在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前，出借人也没有权利要求借款人立即还款。在未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条中，出借人很难在法院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间之前计算逾期利息。而在约定还款期限的借条中，出借人可以在约定的履行期限之后即要求计算逾期利息。

（5）对于将利息打入本金的借贷中，按原借款金额计算利息，看起来是损害了出借人的权利，对不诚信的借款人亦没有惩罚，但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因为约定归还日期的借贷与没有约定归还日期的借贷行为是同一法律行为，应该具有一样的法律后果，对约定归还期限的借贷，约定的还款期限就是将利息计入本金的时间点，对没有约定归还期限的借贷，无法确定将利息计入本金的时间点，这样将使同样的法律行为得出不同的处理结果。

三、对处理民间借贷纠纷的建议

（1）完善法律法规。目前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存在滞后性，因人口流动和金融制度的不完善而使当事人依靠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利难度增大，效率降低，对群众对司法的信心不断降低。最高法院和各省高级法院都在不断调研、探索，也相继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和审理指南，但目前还没有相对完善的法规。

（2）扩大案例的影响。很多借贷案件中，都会出现因借条利息、还款时间等约定不明确，担保人已过诉讼时效等原因而发生争议的情况。这是因为借贷双方，由其是借款人对法律规定不了解所致。为了避免借贷双方发生不必要的经济纠纷，保护双方的经济利益，法院可以将典型案例在主流媒体上向社会公众发布，提醒公众在民间借贷时签订合同、维护权利时应注意的事项。

（3）扩大与公安的合作。在当前一套房屋一般不会被执行，人口流动容易、查找困难，财产隐匿较为容易的背景下，民间借贷案件的借款人往往有恃无恐，有着反正没钱，你能把我怎么办的心理，不仅使法院的工作在审理阶段送达、调解加大了难度，在执行阶段更是事倍功半，而且降低了群众以法律手段维权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扩大与公安机关的合作，利用公安机关的覆盖全国的信息网络，能够更好的查找故意躲避债务的借款人和其可能藏匿的财产，将对法院的工作，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