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关于行政案件的执行移交行政审判庭负责的通知

解析关于行政案件的执行移交行政审判庭负责的通知（精选5篇）

篇1：解析关于行政案件的执行移交行政审判庭负责的通知

行政案件的执行移交行政审判庭负责的通知

(京高法发[1993]56号)

市中级人民法院，各区县人民法院：

为了加强行政案件的执行工作，总结审判实践经验，并经上级法院同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行政诉讼案件和非诉讼行政案件的执行，由执行庭移交行政审判庭负责执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移交工作应在五月二十日之前交接完毕。

二、移交案件的范围：

1、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处理(处罚)决定书等;

2、法律、法规及有法律效力的规章规定应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非诉讼行政案件。

三、正在执行中的案件，仍由执行庭办理。对已执行中止和虽已立案尚未开展工作的案件，应移交给行政庭。

四、鉴于行政庭刚接手行政案件的执行工作，应注意以下问题：

1、申请执行的行政机关，应当提交申请执行书，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和其他必须提交的材料，以及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清单。

2、对非诉讼行政执行案件在立案前，应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经审查决定立案的非诉讼行政案件，按照《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三条、第八条第一项、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收费标准和预交办法收取费用。

3、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对行政案件的执行不适用和解。

4、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作价或变通执行义务人财产的，应提交书面意见。

5、对行政案件执行的指导、监督工作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负责。

五、接本通知后，请组织行政审判庭的审判人员认真学习我院1991年11月25日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下发的《北京市各级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细则》。在移交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向高院行政庭报告。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发布部门：北京市其他机构 发布日期：1993年04月22日 实施日期：1993年0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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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解析关于行政案件的执行移交行政审判庭负责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负责人就《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

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答记者问

问：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意见》）。请您介绍一下《意见》起草的情况和背景。

答：2001年商标法修改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针对商标授权确权所作的驳回复审决定、异议复审裁定、争议裁定和撤销复审决定为行政终局裁决。2001年商标法修改，将上述行政裁决纳入司法审查范围，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进行司法审查。这些案件即为《意见》所称的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由于商标评审委员会的住所地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辖区，此类案件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逐级审理。据统计，从2002年到2009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共审结商标授权确权行政一审案件2624件。审理此类案件已经成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案件审理，人民法院依法有效地履行司法审查职责，保护商标注册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

从审判实践看，此类案件不仅数量大，而且大要案多，社会关注程度高。由于商标法的许多规定较为原则，实践中的情况较为复杂，各种新 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相关法院在审判工作中不断进行探索总结，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审判经验，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急需解决的法律适用问题。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商 标评审委员会大幅增加审查人员和加快审查速度，人民法院受理的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数量也急剧上升。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第一季度受理此类案件高达551件。案件数量的增长和新情况新问题的增多，对法律适用标准的统一提出了新要求。同时，2009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专利、商标等授权确权类知识产权行政案件审理分工的规定》施行后，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统一由知识产权庭审理，又为司法审查标准的统一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了及时研究、明确和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从2008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着手对此类案件进行专项调研，对审判实践中出现的疑难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并多次召开专题研讨会，邀请相关法院的法官、国家有关部门的代表和专家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研讨。在研讨的基础上，针对实践中较为突出的若干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起草了征求意见稿，征求了立法机关、有关行政主管机关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在充分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又经反复讨论修改，经院审判委员会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讨论通过并发布。

问：《意见》如何定位，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答：《意见》是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对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的若干司法审查标准提出的指导性意见。《意见》坚持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主要回应审判实践的迫切需求，针对实践中普遍性法律适用问题作出指导性规定。审判实践中法律适用标准已经明确和统一的问题，不再进行规定；对于一些尚未形成普遍共识的问题也暂不规定。最终公布的《意见》共20条，主要以商标法中涉及商标授权确权条件的法律条款为顺序，对总体性司法政策导向、商标是否具有显著特征的审查判断、驰名商标的保护、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抢注、商品类似和商标近似判断、在先权利的保护、注册商标连续三年停止使用的审查判断等人民法院商标授权确权司法审查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明确了指导意见。特别强调 的是，《意见》以指导性文件的方式发布，在整体框架和用语上，均不同于司法解释。随着案件的增多和调研的深入，商标授权确权行政审判中也将会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统一，我们将根据审判实践的需要，适时对相关问题进行明确和统一，并将其中适合的内容上升为司法解释。

问：我注意到《意见》第1条更像是指导原则，对这一条如何解读？

答：确实如你所说，《意见》第1条根据商标法立法精神和实际情况，明确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法律适用的总体性司法政策导向。商 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解决的是诉争商标是否符合注册法定条件，能否注册，应否撤销。司法实践中，诉争商标可能处于不同的状态，有些尚未投入使用，有些已经大 量使用。对这些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考虑并作区别对待，因为商标的真正价值源于使用，通过使用建立的市场声誉应当予以保护。对于尚未使用或者未大量投入 使用的商标，人民法院在审查判断商标近似和商品类似等授权确权条件及处理与在先商业标志冲突上，可依法适当从严掌握授权确权的标准，充分考虑消费者和同业 经营者的利益，可注可不注的不予注册，且注重对于他人在先使用并具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商号等商业标志权益的保护，尽量划清商业标志之间的界限，防止搭车模 仿之类的不正当行为，为品牌经济的发展创设更大的法律空间；对于注册使用时间较长、已建立较高市场声誉和形成自身的相关公众群体的商标，人民法院要尊重相 关公众已在客观上将相关商标区别开来的市场实际，慎重撤销。慎重撤销注册使用时间较长的商标的政策导向，也可促使在先权利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及早行使异 议、争议等权利，尽早形成稳定的商标秩序，促进品牌培养，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意见》第1条提出的整体性政策导向，对每个案件的审理都具有指导性。

问：据了解，实践中对商标法规定的“其他不良影响”如何认定有一些不同看法，《意见》作何回应？

答：关于“其他不良影响”如何理解和适用，实践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同认识。我们认为，从商标法的条文看，“其他不良影响”是指与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相类似的，可能对我 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的情形，属于禁用禁注的绝对理由，损害的是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不涉及特定民 事权益的保护。如果诉争商标仅是损害特定民事权益，商标法的其他条文已经提供了相应的救济方式和程序，在该种情况下，不宜适用“其他不良影响”条款。为此，《意见》对“其他不良影响”的含义进行澄清，并明确指出仅损害特定民事权益的情形，不属于“其他不良影响”的适用范围。当然，如果某标志的注册既可能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产生消极、负面影响，又同时损害特定相对人权益的情形，则另当别论。

问：《意见》用较多内容对商标显著特征的判断作出指导，其中还特别提到比如外文商标等，是出于何种考虑？

答：可识别性是商标的基本特征。如果商标不具有显著特征，就无法实现商标的 功能，也就不成其为商标。是否具有显著特征的判断是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重点和难点之一，因此《意见》用了较多条文对人民法院如何审查判断诉争商标是 否具有显著特征给出指导性意见。其中，既有原则性内容，比如《意见》第5条 明确应当以诉争商标指定使用商品的相关公众为判断主体，以整体判断为原则，还对实践中一些特殊类型商标提出具体意见，比如外文商标，特别强调应当以中国境 内相关公众对外文商标在作为商业标志意义上的通常认识，审查判断是否具有显著特征。有些标志中的外文虽有其固有含义，但相关公众能够以其识别商品来源的，不影响对其显著特征的认定。

问：据了解，通用名称的认定也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之一，《意见》也作了相应规定，如何理解和适用？

答：根据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不得作为商标注册。这是因为将本 商品的通用名称作为商标注册，一方面不能实现商标标示商品来源的核心功能，另一方面会妨碍同业经营者的使用，损害同业经营者的利益。何为本商品的通用名 称，什么情形可认定构成通用名称，是实践中的难点。《意见》第7条首先明确通用名称包括法定的和约定俗成的两种，并对法定和约 定俗成通用名称的通常认定标准提出指导性意见。其次，实践中对于何种地域范围通用才能认定构成通用名称曾有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全国通用才能认定，另一 种观点认为部分地域通用的也不能注册。考虑到我国地域广阔，通用名称的情形复杂，且特别要考虑当前抢注通用名称的特点和实际，不宜在认定标准上简单行事和 一刀切，要利于解决实际问题和便于操作。《意见》第7条在充分论证并与有关部门沟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了多种情形，采取了折衷方案，即明确以全国通用为原则，以特定情形下的通用为例外。例外主要包括如下两种情形。一是由 于历史传统、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等原因，相关市场较为固定的，只要在该相关市场内通用即可以认定为通用名称，这主要是一些地方土特产。此种情形名为例外，实仍是以大多数相关公众的通常认识为标准。另一种是指仅在相关市场中的部分区域通用，但申请人明知或者应知其申请注册的商标为部分区域内约定俗成的商品名 称的，人民法院可以将其视为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不予注册。此规定主要考虑公平原则，防止申请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将部分区域内通用 的商品名称申请注册为商标，从而妨碍其他同业经营者正当使用的情形。实践中，涉及部分地域范围内的通用名称的商标争议，通常都是该地域范围内的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进行抢注所引起的，例外的情形恰恰足以解决当前不正当抢注部分地域内的通用名称的突出问题，而且这种例外情形恰恰可能是经常适用的情形。

问：《意见》对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理解和适用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人民法院在具体处理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答：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意见》针对适用中的难点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

申请注册的商标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这是保护在先权利原则在商标注册程序中的体现。商标法的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一条后段，分别对特殊情形的在先权利保护作出特别规定。商标法在此基础上，第三十一条前段又 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因此该条款是保护在先权利的概括条款，商标法虽无特别规定，但根据民法通则和其他法律的规定属于应予保 护的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在先权利予以保护。

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现有”需要一个判断相对时间点。由于目前商标注册审查时间较长，审查过程中在先权利也可能发生变化。因此《意见》提出判断是否损害在先权利，原则上应当以商标申请日为准。同时考虑到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立法目的是避免权 利冲突，如果在诉争商标核准注册时在先权利已不存在，则权利冲突的障碍已经消除，故不因之前存在在先权利而影响诉争商标的注册。

商标法第三十一条后段规定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何种情形构成本条规定的“不正当手段”，实践 中存在一些困惑，主要是因为很难从诉争商标注册人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本身判断是否采用不正当手段，有什么不正当性。我们认为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范的是恶意 抢注的行为，即诉争商标注册人明知或者应知他人在先使用的商标而予以抢注，强调的是诉争商标注册人的主观恶意。因此，《意见》明确只要能证明申请人明知或 者应知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而予以抢注，即可认定其采用了不正当手段。

对于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商标禁止他人注册范围，实践中也存在不同认识。有观点主张在在先商标具有较高显著性和抢注人明显恶意时，可以扩大到不类似商品。对此，《意见》明确指出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只能禁止他人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抢先注册相同或近似商标，而不能扩大到不相类似 商品，否则将违背我国商标法规定的注册原则，导致有一定影响的未注册商标获得强于注册商标及未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的不合逻辑现象。

问：商标法第四十一条的理解和适用也是实践中困惑较多的问题之一，《意见》作何指导？

篇3：解析关于行政案件的执行移交行政审判庭负责的通知

一、关于行民交叉案件审理的争论

法学理论界关于行民交叉案件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对于行民交叉的案件应当如何进行审理, 是应当民事诉讼优先还是行政诉讼优先?民事诉讼能否为了解决民事争议而附带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行政诉讼能否为了认定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对民事行为的效力进行审查?对于这些问题, 相关法律并未给出明确的解释, 学者们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有些学者认为行政诉讼涉及国家公权力, 因此行政诉讼应当优先进行;有的学者认为查清民事争议的事实是进行行政诉讼的先决条件, 因此应当优先进行民事诉讼;还有学者提出比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模式, 设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在司法实践中, 对行民交叉案件大都采用分开审理的方式, 但由于无明确的法条可依以及理论上认识的不统一, 不同的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处理程序乃至处理结果往往大相径庭。另外, 行民交叉案件涉及两类诉讼, 所以同一事实及法律争议可能先后被提交到行政庭与民庭, 甚至有些案件的行政诉讼部分与民事诉讼部分各归不同的法院管辖, 这种超出同一法庭乃至同一法院管辖权范围的诉讼, 也给审判工作中不同审判庭之间处理程序性问题的沟通带来了困难。由于以上原因, 在遇到具体案件的时候, 就有可能出现要么民庭和行政庭都等待对方判决, 致使当事人的案件久拖不决;要么民庭和行政庭都抢先判决, 致使行政判决与民事判决相矛盾, 让当事人无所适从。

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并不能有效的解决行民交叉案件

在如何解决行民交叉诉讼的问题上, 有的学者提出了采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 即采用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行政纠纷的同时附带的解决民事纠纷。在这些学者看来, 民事争议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具有关联性, 民事争议是由具体行政行为所引起的, 所以采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解决这类纠纷是可行的。笔者认为采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方式审理行民交叉诉讼, 其优点是符合诉讼经济性原则, 方便了当事人, 避免了法官之间的相互推诿或争相判决。但是, 这一诉讼模式也存在着缺陷:

(一)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无法涵盖所有的行民交叉案件。

诚然,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能够解决很多行民交叉案件, 例如, 在专利民事侵权纠纷中, 被告对原告专利权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并且另行提起行政诉讼。针对这样一类以行政判决结果为基础的案件采取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 的确是可以达到简化诉讼程序, 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但是, 在另一些行民交叉案件中, 民事诉讼的判决结果是行政诉讼进行的先决条件, 采用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诉讼模式并不利于“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判决。例如:甲 (精神病人) 将自已名下的房产转让给乙, 双方在房产局办理了过户登记。不久甲的母亲丙发现以上事实, 于是以甲是精神病人为由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在该案中, 行政行为是由甲、乙之间的民事行为引起的, 确认甲乙之间的买卖合同的效力是判断变更登记是否合法的前提条件。先提起行政诉讼, 会导致案件陷入两难的境地:如果判决行政机关胜诉, 假如丙又以乙为被告提起了民事诉讼, 而在民事诉讼却确认了买卖合同无效, 那么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判决结果就相互矛盾;但是如果在行政诉讼中对买卖合同的效力进行判断, 并据此直接判决行政行为不合法而予以撤销, 显然也是不合适的。因为从变更登记的程序上来看, 行政机关是没有过错的, 行政机关在变更登记中的“审查”应当是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 并且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是精神方面的专家, 无从得知甲的精神状况及行为能力。所以对这样一类由民事纠纷引发行政争议的案件, 采取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模式无法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二) 培养大量精通行政法与民法的法官, 成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瓶颈”。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适用, 必然要求法官同时既精通行政法也精通民法, 既精通诉讼法也精通程序法,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案件处理的质量。然而“法官深谙法律”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培养精通多法学领域的人才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 即使是著名法学院的绝大部分教授也是“术业有专攻”, 鲜有涉猎多法学部门的, 更何况行政领域与民事领域是两个法理基础完全不同的领域, 在这种情形下, 培养大量精通行政与民事实体法及程序法的法官就成为解决问题的“瓶颈”, 这项浩大的工程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完成的。因此,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在中国目前情形下并不可行。

(三)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本身还有许多程序性有待解决。

要适用行政附还民事诉讼则还要解决怎样计算审理期限的问题。行政诉讼的审理期限是三个月, 而民事诉讼的审理期限是六个月, 如果要求行政、民事诉讼一并审理时同时作出判决, 则会带来增加审判的压力与难度。但是如果允许分别作出判决, 则又会带来新的问题:应当怎样计算上诉期限呢?如果要求民事判决在行政判决作出后, 才能就两个判决一并上诉, 暂且不说这种作法与民事诉讼的上诉期限相矛盾, 只就行政法律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而言, 如果民事判决迟迟不肯作出, 那么该不稳定状态就会一直持继下去, 这会影响行政相对人及第三人的利益、法院裁判的公信力、还可能引发新的矛盾乃至社会的稳定秩序;但是如果允许当事人分别就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不服部分上诉, 又有可能发生二审的行政诉讼与一审的民事诉讼相矛盾的情况。

三、域外关于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的制度设计

行政与民事争议交叉出现在同一个案件中的现象, 也是外国司法机构所面临的问题。由于历史背景、民族习惯以及法律传统的不同,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采用了不同的制度模式。

美国采用一元裁判体制, 不仅没有行政法院, 既使在法院内部也无行政审判庭与民事审判庭之分,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都适用民事诉讼程序。美国“没有单独的行政诉讼法典, 行政案件的审判职能由审理刑民事案件的普通法院统一行使, 适用统一的民事诉讼程序规则和某些特别法规定的专门规则。”[2]而且美国奉行“穷尽行政救济原则” (exhaustion of administrative remedies) , 对于行政行为不服应当先提起行政复议, 对行政复议不服的才可能寻求司法救济, 以便于将行政案件“消化”在行政机关内部。英国与美国一样, 并没有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的划分, 只存在一个诉讼体系, 为了解决普通法官不能完全胜任行政审判工作的素质问题, 其采用了设立行政裁判所的方式, “英国裁判所存在着程序简便, 专门知识, 灵活性、办案时间迅带、费用低廉、符合社会需要的特点, 在处理行政纠纷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

大陆法系国家则采用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二元裁判体制, 具体来讲, 法国采用的方法是设立专门的权限争议法庭, 对案件的管辖权问题进行裁决, 同时又立法规定一系列的冲突解决规则, 以明确行民交叉案件应当如何处理, “一切行政主体的赔偿责任, 在法律没有规定时, 都适用相同的法律制度, 受行政法院管辖。不适用民法上的赔偿责任规则”[4]。德国则明文规定了对于行民交叉案件的相关移送管辖规则, “民事法院遇到行政诉讼的先决问题时, 必须中止本案民事诉讼, 将有关先决问题送交行政法院裁判”[5], 防止出现法院之间的相互推诿或争相作出裁判。

四、解决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交叉案件管辖的原则

目前在我国, 行民交叉案件的数量正日趋增多, 对行民事交叉案件的审理, 笔者认为应当确立基础性诉讼优先的原则, 即分析行民交叉案件中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何者为基础性诉讼而应当优先进行。一般来讲, 判断基础性诉讼应当遵循以下标准:

(一) 对于包含确认性行政行为的行民交叉案件, 应当遵循“先民事后行政”的规律。

所谓确认性行政行为, 是指行政机关依据相对人申请而对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者权利予以确定、认可的行政行为。例如民政部门对甲、乙进行婚姻登记, 房产部门因丙、丁买卖房屋而作出房产变更登记等。在确认性行政行为中, 行政机关并非赋予公民或法人以权利, 而是以第三人的身份对公民或法人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或取得的权利等进行证实、确认、公告。行政机关的确认行为属“事后程序”, 公民或法人之间的民事行为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前提条件, 所以对于包含确认性行政行为的行民交叉案件, 应当将民事诉讼作为基础性诉讼而先行, 如果当事人先行提起了行政诉讼, 则应当中止行政诉讼, 等待民事诉讼的判决确定后, 再继续进行行政诉讼。

(二) 对于包含行政许可行为的行民交叉案件, 应当遵循“先行政后民事”的规律。

关于行政许可存在的价值, 目前主要有解禁说、赋权说、综合说三种学说。解禁说认为, 行政许可是对普遍禁止或不作为义务的解除;赋权说认为, 行政许可是行政主体赋予相对人权利的授益性行为;综合说则兼采解禁说与赋权说两种学说。笔者赞同赋权说的观点, 即由于自然资源与市场资源的稀缺, 政府将从事某项事业的权利赋予达到一定条件的主体, 而社会大多数成员在不具相应资格的前提下则无权获得该项权利。所以, 在得到特定权利许可情况下, 行政相对人与他人所为的民事行为不仅与行政许可具有关联性, 而且该民事行为是以行政许可为基础的, 例如专利权人授权他人使用专利等。因此, 在包含行政许可行为的行民交叉案件中, 要想解决民事争议, 则必须先判断行政许可行为是否合法。

(三) 以行政行为与民事行为发生的顺序作为判断何者为基础性诉讼的标准。

在行民交叉案件中, 行政行为与民事行为之间是有因果联系的, 发生顺序在前的是原因, 而发生顺序在后的是结果。因此, 审判实践中还可以将行政行为与民事行为发生的先后顺序作为一种判断标准何者为基础性诉讼的标准, 将由发生在前行为引起的纠纷作为基础性诉讼。以上文提到的精神病人甲卖房一案为例, 在该案中因甲乙之间的买卖关系成立在先, 因此, 丙应当先提起民事诉讼, 以确认双方之间买卖合同的效力;假如民事诉讼确认买卖合同无效, 丙可以依民事判决书到行政部门直接撤销变更登记, 在行政部门拒绝撤销的情况下, 丙可以再行提起行政诉讼;当然, 丙也可以依据民事判决书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正确而及时的处理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交叉的案件, 注重公正与效率的完美结合, 对于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纠正不合法的行政行为, 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保障社会的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司法实践中应当从程序上重视对行民交叉案件的处理, 以程序的正义保障实体的正义。

参考文献

[1]翁岳生.行政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1326.

[2]夏青文.论行政附带民事诉讼[D].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3]杜承秀.域外民事与行政争议交叉案件的处理及启示[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 2007, (1) :76-82.

[4]王名扬.法国行政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1988.713.

篇4：解析关于行政案件的执行移交行政审判庭负责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

近年来。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在林业行政案件管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全国每年查处林业行政案件约40万起。挽回经济损失10多亿元，有力地维护了森林资源的安全。保护了生态建设的成果。为进一步加强林业行政案件管理，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强林业行政案件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

林业行政案件管理既是各级林业主管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又是林业行政管理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加强林业行政案件管理，打击各种破坏森林资源违法行为，是有效化解各种矛盾，保障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措施，是落实依法治林方针，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一定要站在林业工作全局的高度，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强林业行政案件管理工作，为林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二、进一步规范林业行政案件管理工作

林业行政案件管理工作包括案件受理、批转、查处、督办、结案、报告、统计分析、责任追究、通报奖惩、监督等环节。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规范林业行政案件管理工作。

(一)切实做好林业行政案件受理工作。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确定专门机构受理林业行政案件。对群众来信来访及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要区别情况及时进行处理，属于受理范围内的，要及时予以受理：不属于受理范围的，转有关部门处理或做好解释；要建立来信来访登记、记录、统计、转办、查办、催办、结案等制度。对于实名举报，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和《信访条例》的有关规定，保护好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向举报人反馈有关调查处理结果。

(二)落实林业行政案件办理责任制。对于已经受理的林业行政案件，要指定专人负责，办案人员对受理的案件要全程负责案件的登记、调查、勘验、签报、督办、结案、报告等工作。在查处案件的过程中，要严格遵守《林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林业行政处罚案件文书制作管理规定》和《林业行政处罚案卷评查标准》的规定。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所办案件涉及的违法行为已达到刑事案件立案标准的，必须及时移送司法机关。林业行政案件办理终结，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和一案一卷的原则，将案件材料立卷归档。

(三)抓好林业行政案件的督查督办工作。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林业行政案件的查办、督办工作，对中央领导、国务院领导和我局领导批示的案件，省级林业主管部门要组织力量认真查处并及时向我局报告查处结果，不得层层下转。我局指定由各派驻森林资源监督机构负责调查、督办的案件，各派驻森林资源监督机构要及时派人督查督办。要实行重大案件联合督查督办工作机制，开展联合办案或联合督查督办，避免重复办案。增强办案实效。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和派驻森林资源监督机构要对查办、督办的案件认真把关，确保依法查处。

(四)严格执行案件报告制度。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认真执行《国家林业局关于破坏森林资源重大行政案件报告制度的规定》(林资发[2001]549号)。切实做好案件报告工作。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派驻森林资源监督机构对查办、督办的案件。要正式行文按期上报查处结果。按期上报确有困难的，必须以书面形式说明延期上报的原因和延期的时限。对中央领导有批示，中央办公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批转、新华通讯社等内部刊物刊载、重要新闻媒体报道的重大案件，必须及时向我局报告查处进展情况和查处结果，同时抄报驻在单位的森林资源监督机构。

(五)进一步规范林业行政案件统计分析工作。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林业行政案件统计分析工作，实行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统一归口负责林业行政案件统计、分析、上报工作制度，要明确专门管理机构和人员具体负责，避免出现多头管理、重报漏报、数出多门等问题。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林业行政案件统计表》的要求，及时上报林业行政案件统计数据，做到不重不漏，确保全面、准确。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必须按照我局规定的表格、上报方法和时限要求，及时向我局森林资源行政案件稽查办公室上报完整的案件统计数据和统计分析报告。

三、切实加强对林业行政案件管理工作的领导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的林业行政案件管理目标，落实领导责任制，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要逐步理顺林业行政案件管理工作体制，实行林业主管部门内部一个机构统一管理，各有关单位分工负责的林业行政案件管理工作体制，明确林业行政案件管理的责任。

(一)建立林业行政案件管理考核奖惩和监督机制。要将林业行政案件管理工作纳入年度工作目标管理。进行考核评议。对林业行政案件管理成效明显的单位和成绩突出的个人，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或通报表彰。对林业行政案件管理工作问题较多的单位和不认真履行林业行政案件管理职责的个人，要促其整改，拒不整改的，给予通报批评。各派驻森林资源监督机构要加强对驻在单位林业行政案件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上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下级林业主管部门林业行政案件管理工作的指导、检查和监督，发现问题，及时责令其进行改正。

(二)建立并严格执行林业行政案件管理责任追究制度。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5]37号)的要求，建立并严格执行林业行政案件管理责任制，同时，根据《林业行政执法监督办法》的规定，加强对林业行政执法和林业行政案件管理工作的监督。对于在林业行政执法和林业行政案件管理工作中，出现违法或不当行为的，由任免机关或监察机关按照《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肃处理。对在林业行政案件统计分析中弄虚作假的，林业主管部门应予以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应调离岗位。我局每年将对林业行政案件管理和统计分析工作进行通报。

(三)切实加强林业行政案件管理队伍建设。加大林业行政执法投入，不断改善执法条件：大力加强林业行政案件管理队伍的业务培训，切实加强思想、作风和廉政建设，全面提高林业行政案件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不断提升林业行政案件管理的水平。

篇5：浅析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

关键词：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分析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120-02

一、非诉行政执行的概念与性质辨析

（一）非诉行政执行的概念厘定

目前我国对于行政案件强制执行基本遵循双轨制——行政机关申请法院执行或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两种途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又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行政相对人拒绝履行法院已生效判决或裁定，于是法院因行政机关的申请而强制执行，我们称之为“诉讼执行”。第二种情形，行政相对人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对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既不履行也不提起诉讼，于是行政机关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代为强制执行，我们将其称为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

非诉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是我国行政执行制度中的一部分。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可将其定义为：在法定期限内行政相对人既不履行已经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其负担的义务，也不提起诉讼，行政主体或行政裁决所确定的权利人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该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的活动。

（二）非诉行政执行性质辨析

关于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的性质，目前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1.行政行为说

该种观点认为非诉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本质上属于行政权的运行。他们认为行为的性质，应当根据该行为的执行依据来确定。在非诉行政执行中，法院依据行政决定实施强制执行，是行政权的继续延伸，所体现的是一种行政职能[1]493。

2.司法行为说

这种观点认为我国的非诉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是司法权运行的结果，本质上属于司法行为。法院用它的司法权力，强制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它的性质属于司法性质[1]492。其核心论据是：法院从受理案件开始，到最后的强制执行，整个运行过程中所使用的都是司法手段以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给行政相对人的义务。

对于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行为性质认定，笔者倾向于定性为兼具行政和司法的双重属性。因为非诉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制度其特殊性恰恰在于是由司法机关执行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具体行政决定。其第一性应为司法行为，第二性为行政行为。具体而言有以下两个维度的含义：第一，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受理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申请时，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然后执行，整个过程我们可以看作是一种司法程序；第二，法院执行的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从法院执行内容和前提来判断，其本质属于行政行为。

二、非诉行政强制执行案件之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关于非诉案件的强制执行规定散乱地分布于一些单行法律法规甚至部门规章之中，特别是关于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的执行权分配问题更是欠缺明确清晰的规定，甚至部分法规与规章将执行权同时分配给法院和行政机关，造成了很大程度的混乱。“行政机关在什么情况下自行执行，什么情况下申请法院执行缺乏明确、统一、合理的划分标准。”[2]

我国的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制度最直接的法律依据便是《行政强制法》第66条。第66条对非诉刑侦案件的强制执行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应当如何保证细节上的程序正义，立法却没有做出规定。非诉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基本确定，即以法院为主，行政机关为辅。根据目前我国的立法来看，大致可以将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既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也可以由行政机关自行执行；第二种是法律明确规定只能由法院强制执行；第三种是法律未作规定的，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意味着除了第一种情形行政机关可以自己执行外其余都由法院来强制执行。

另外《若干解释》第86条、87条、89条跟93条都有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规定与说明，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的条件规定；第二是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执行权的分配规定；第三是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的期限规定；第四是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管辖权的确定。《若干解释》细化了关于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的相关规定，使其更具有操作性，但是从司法实践的反馈看来，其规定依然粗糙。目前来看，现行我国的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以法院为主导的模式选择对于防止行政机关滥用强制执行权给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现实中法院对行政权的无力以及能否真正保护好行政相对人权利等问题依然急待解决[3]335。

笔者认为对于非诉行政强制执行案件来说，非诉就不是诉讼，在没有开庭审理双方当事人的法庭辩论质证的情况下，法院仅仅对书面材料进行形式审查，这种情况下法院所履行的已经不是一个审判机关的职责了。我们要明确一点，对于强制执行的申请本身并不能导致一个诉，没有启动相关的诉讼程序那么法院对其进行的所谓合法性审查又是什么呢？法院原本应当是一个居中裁判者的角色，而实际上在这种情形下法院却变成了与行政机关站在同一阵线的行政执法机关，但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的执法依据却又是法院的裁判文书而不是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

从实践来看，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非常不利于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但设立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制度本来的目的却是要保障人权并控制公权力。根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法院受理其执行申请后应当在三十日内组成行政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法院认为需要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再由法院具体强制履行。根据以上规定我们可以知道：法院对申请进行合法性审查时，没有行政相对人的质证抗辩而只有行政机关的单方举证，行政相对人没有办法参与其中，在程序上严重不公。没有相对人参与法庭对抗后的审判监督，实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立法意图。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有关审理程序无法真正帮助行政相对人。现有救济途径中或许只有申诉可以尝试，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面临诸多困难。

三、建立行政执行诉讼制度的设想

上文笔者论述了目前我国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制度司法实践中的种种弊端。许多学者都对如何改革与完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有学者建议维持现有机制，有学者建议进行执行权分立改革，还有学者建议由行政权主导，或建立行政执行诉讼。笔者赞同最后一种主张。行政执行诉讼制度在笔者看来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国内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制度的困境，既能保障行政效率，也能相对照顾行政相对人的权益。

我国的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制度是由行政机关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审查批准后由法院执行机构具体执行的。前文笔者已经指出，这种模式下实际上法院既充当了行政机关的角色又充当了审判机关的角色，这种角色混乱带来了执行制度的种种乱象。而设立行政执行诉讼就可以合理实现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离，使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各司其职，彻底根除我国非诉行政案件强制执行制度中司法权与行政权混同的形态。

行政执行诉讼属于行政诉讼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行政执行诉讼和一般的行政诉讼相比主体不同。行政执行诉讼的起诉人是行政机关做出生效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权利人或是行政机关本身。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不履行义务，行政机关就可对其提起执行之诉，原告是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被告是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人。如果行政主体怠于行使自己的起诉权，则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利人可自行起诉启动行政执行诉讼程序。第二，行政执行诉讼是在义务人法定诉讼时效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义务时由权利人或行政机关提起；而与之相比较，一般的行政诉讼行政相对人在具体行政行为后即可提起诉讼。将非诉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制度纳入到行政诉讼制度中来，由权利人或者行政机关作为原告，那么这个诉讼时效就不是原来的行政诉讼时效了，而是一个新的诉讼时效，这样也会使行政执行诉讼的提起有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

1.适用范围

笔者认为，应当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确定其适用范围。具体而言，对于重大财产强制、人身自由强制应当由司法审查决定，其他事项可由行政机关自己来执行。这样的分配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人身权与人身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宪法权利，也是公民行使其他权利的先决条件。所以由司法来决定对人身权的执行，是合理的。第二，重大财产主要是指不动产。因为就中国现实国情而言，不动产对公民生存权的保障尤为重要，由法院来进行审查可以说更为稳妥。第三，如停业、强制停产、吊销营业执照等对行政相对人权利影响较大的行政行为应当由法院审查决定。除此之外其他的绝大部分行政行为则可以由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这样大大减少了非诉行政案件需要通过司法审查的数量，很好地平衡了司法公正和行政效率。

2.起诉条件

作为一种特殊的行政诉讼形式，其起诉条件理应与普通的行政诉讼有所区分。执行诉讼的起诉条件应当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或具体行政行为确立的权利人是原告。第二，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人是被告。第三，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既不履行义务又不提起诉讼。第四，强制执行内容明确并已生效。第五，在法定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第六，符合《行政诉讼法》关于受案与管辖范围的有关规定。

3.审级和判决形式

一般的行政诉讼的审级以及判决形式必然跟行政执行诉讼有所区别。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是采取两审终审制。笔者认为行政执行诉讼制度应当采用一审终审制度，这主要是从司法效率方面考虑。当然，我们还必须考虑加以配套救济途径，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启动再审程序予以纠正错误裁判。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翟新明.论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J].行政与法，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