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条件

2024-06-01

理性条件(精选四篇)

理性条件 篇1

20世纪80年代初, 技术创新扩散研究开始引入博弈论的方法。Reinganum (1981) 首次将博弈论应用于技术创新扩散研究中, 通过对企业技术创新采用的决策研究, 给出了技术创新扩散过程中采用机理的博弈论解释, 从而使新技术、新产品的采用和扩散研究有了严格的理论分析, 极大地丰富了先前的概念、模型和研究方法[1]。此后, Klibanoff (1995) 研究了厂商间的技术扩散、分散化、外在性和效率的问题[2]。Ziss (1994) 构建了一个技术溢出的两阶段R&D双边寡头博弈模型等[3]。迄今为止, 运用博弈论分析和研究技术创新扩散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扩散的择时分析[4]、技术创新扩散的溢出效应研究[5,6,7,8,9,10]、技术创新扩散中企业规模作用的研究[11,12]、技术创新扩散中新产品的价格研究[13]等。然而以往关于技术创新扩散的博弈分析大部分都基于博弈双方完全理性的基础上的。事实上行为主体的决策更多是有限理性条件下进行的, 每次博弈方都是通过一定的方式 (模仿和学习) 来改善自身的行为决策。因此本文则主要运用演化博弈来分析有限理性下技术创新扩散中企业的采纳行为。

1 创新采纳时逆向选择的问题

Akerlof (1970) 在《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一文中首次提出了逆向选择理论。在旧货市场上, 由于卖方比买方拥有更多的关于商品质量的信息, 买方由于无法识别商品质量的优劣, 只愿根据商品的平均质量付价, 这就使优质品价格被低估而退出市场交易, 结果只有劣质品成交, 进而导致交易的停止。逆向选择现在成为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Akerlof (1970) 在文中提出了逆向选择的3个因素:商品的异质性、商品质量的多维属性和交易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技术市场同样具有上述3个因素, 导致技术市场逆向选择的产生。

1.1 技术创新成果的异质性

由于创新源的资金实力、性质和技术水平不尽相同, 技术成果的质量也会参差不齐, 从而导致技术成果的异质性。

1.2 技术创新成果的多维属性

创新源与扩散源对于技术创新成果质量的认知不可能完全匹配, 如对于创新源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来说, 技术成果质量就是其学术价值, 以发表的论文的数量和层次加以认定;而扩散源企业不仅关心技术创新成果的成熟度、新颖度, 还包括技术成果与企业技术承接力的匹配程度。正是因为这种认属性, 扩散源往往很难辨认技术创新成果的优劣, 即使能辨认, 代价也是高昂的。

1.3 技术创新成果质量信息的不对称性

技术创新成果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本质上也是属于一种信息。创新源在技术创新成果交易完成之前, 会尽力维持对技术信息的垄断地位, 最大程度的减少扩散源企业对于技术创新成果的了解。这样, 创新源不愿意透露低成本技术创新成果的技术信息而失去卖出高价的机会;同时也不愿意透露高成本技术创新成果的技术信息而被采纳方低价支付或者被模仿遭受损失。扩散源技术创新采纳方因为对技术信息的一无所知不愿意高价支付, 从而导致低成本的技术创新成果排挤高成本的技术创新成果, 逆向选择的结果使得双方陷入困境。

2 有限理性下企业间技术创新扩散的博弈分析

2.1 有限理性下逆向选择的困境

在演化博弈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进化稳定策略也叫演化稳定策略, 是指如果占群体绝大多数的个体选择进化稳定策略, 那么小的突变者群体就不可能侵入到这个群体。或者说, 在自然选择压力下, 突变者要么改变策略而选择进化稳定策略, 要么退出系统而在进化过程中消失。这意味着一旦演化路径锁定, 就会形成路径依赖。在这里, 本文把技术市场的行为主体划分为2个群体:技术创新成果供给方群体和采纳方群体, 并假设采纳方群体中低价购买技术创新成果的比例为x (高价购买的比例为1-x) , 供给方群体中初始选择研发低质量技术成果的比例为y (研发高质量技术创新成果比例为1-y) , 可以得到逆向选择下演化博弈的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

其中博弈方:技术创新成果供给方 (创新源) , 用S表示;技术创新成果采纳方 (扩散源) , 用A表示。

策略:供给方存在研究质量低的技术创新成果 (用Sl表示) 和研究质量高的技术创新成果 (用Sh表示) 2个策略选择;采纳方存在用低价购买 (用Al表示) 和高价购买 (用Ah表示) 两个策略选择。

收益支付矩阵:供给方研发技术创新成果质量高的成本为Ch, 质量低的成本为Cl;采纳方根据自身对技术信息的掌握程度, 可能主观判断决定高价格Ph或低价格Pl进行购买;高质量和低质量的技术创新成果将分别给采纳方带来的效益为Uh和Ul

此外对于表1中的收益矩阵, 我们做出以下假设。

假设1:供给方和采纳方来讲, 都是有限理性的。

假设2:对于供给方来讲, 研发低质量的技术创新成果而被采纳方高价购买的收益>研发高质量的技术创新成果而被采纳方高价购买的收益>研发低质量的技术创新成果而被采纳方低价购买的收益>研发高质量的技术创新成果而被采纳方低价购买的收益, 即Ph-Cl>Ph-Ch>Pl-Cl>Pl-Ch。

假设3:对于采纳方来讲, 低价购买高质量的技术创新成果的收益>高价购买采纳方高质量的技术创新成果的收益>低价购买采纳方低质量的技术创新成果的收益>高价购买采纳方低质量的技术创新成果的收益, 即Uh-Pl>Uh-Ph>Ul-Pl>Ul-Ph

为了分析方便, 可以用相应的收益矩阵对 (M, N) 来表示该博弈, 这里M (N) 分别是博弈方A (S) 的收益矩阵, 当博弈方A采取纯策略h∈S1 (S1为博弈方A的策略空间) , 博弈方S采取纯策略k∈S2 (S2为博弈方S的策略空间) 时, ahk∈R是博弈方A的收益, bhk∈R是博弈方S的收益。从而, 对任意的混合策略对x∈Δ1, y∈Δ2 (Δi (i=1, 2) 是博弈方i (i=1, 2) 的混合策略单纯形, 为了数学表达式表达方便, 后文博弈方1与A同义, 博弈方2与S同义) , 我们可以得出混合策略组合带给博弈方A和S的期望收益值u1 (x) 和u2 (y) , 具体表达式为:

u1 (x) =h=12k=12xhahkyk=x·My和u2 (y) =h=12k=12xhbhkyk=yΝΤx

对博弈方1和2所采取的混合策略来说, 相应的总体比例的增长率应该等于它在博弈方总体平均收益之上的平均收益[14]。这样, 博弈双方在相互磨合过程中的学习速度可以用下面的动态微分方程表示, 即标准的两总体复制子动态为:

xgh=[ehΜy-xΜy]xh=[kS2ahkyk-hS1kS2xjajkyk]xh (1)

ygk=[ekΝΤx-yΝΤx]yk=[hS1bhkxh-jS2hS1yjbhjxh]yk (2)

此时的eh和ek分别表示博弈方1的第h个纯策略和博弈方2的第k个纯策略的概率。

把M、N中的数据代入表达式 (1) 和 (2) , 便可以得到表1支付矩阵的微分方程动力系统:

上述系统的平衡点为: (0, 0) , (0, 1) , (1, 0) , (1, 1) 。为了得到稳定点, 我们假设平衡点的通用表达式为 (x0, y0) , 然后把表达式 (3) 中的f (x, y) 和g (x, y) 在 (x0, y0) 处展开, 则可以得到近似的线性方程组:

{dxdt=ax+bydydt=cx+dy (4)

其中x′=x-x0, y′=y-y0, a=f′x (x0, y0) , b=f′y (x0, y0) , c=g′x (x0, y0) , d=g′y (x0, y0) 。

定理1 系统 (3) 有4个平衡点, 分别是 (0, 0) , (0, 1) , (1, 0) , (1, 1) , 其中 (1, 1) 是稳定点, (0, 0) , (0, 1) , (1, 0) 是不稳定点。

证明:先证明 (1, 1) 是稳定点。

系统 (3) 在平衡点 (1, 1) 处的线性方程组系数矩阵为:

Η= (abcd) = (Ρl-Ρh00Cl-Ch)

可以得出:

由文献[15]可知平衡点 (1, 1) 为稳定点。

按照同样的方法, 可以证明 (0, 0) , (0, 1) , (1, 0) 是不稳定点。证毕。

如图1的演化相位图可以看出, 绝大部分群体不论初始状态如何, 最终都以 (1, 1) 为稳定策略, 即采纳方选择低价购买, 供给方选择研发低质量创新技术。这说明在有限理性下, 在无外力干扰的情况下, 主体的自发行为都会形成路径依赖并锁定在博弈双方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上。

2.2 有限理性下逆向选择困境的化解

在有限理性下, 采纳方和供给方的自发行为策略会形成路径依赖, 并被锁定在对于博弈双方来讲最不理想的结果上。要打破这种路径依赖, 必须依靠外力手段, 这里引入信任和声誉约束因子, 并用贴现因子δ来表示。

引入约束因子之后, 在博弈过程中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一方的声誉会受到影响, 并会在后续的博弈和交易过程中遭受损失, 假设采纳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后所遭受的损失为α, 供给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后所遭受的损失为β, 博弈双方机会行为损失贴现到当期为αδ和βδ, 这样可以得到基于信任和声誉条件下的演化博弈收益矩阵, 如表2所示。

同样为了分析方便, 采用2.1节中的方法用相应的收益矩阵对 (M, N) 来表示该博弈, 这里M (N) 分别是博弈方A (S) 的收益矩阵, 并且把把M、N中的数据代入表达式 (1) 和 (2) , 便可以得到表1支付矩阵的微分方程动力系统:

{dxdt=f (xy) =x (1-x) (αδy+Ρh-Ρl-αδ) dydt=g (xy) =y (1-y) (βδx+Ch-Cl-βδ)

(5)

上述系统的平衡点为: (0, 0) , (0, 1) , (1, 0) , (1, 1) 和 (1-Ch-Clβδ1-Ρh-Ρlαδ) 。为了得到稳定点, 我们假设平衡点的通用表达式为 (x0, y0) , 然后把表达式 (6) 中的f (x, y) 和g (x, y) 在 (x0, y0) 处展开, 则可以得到近似的线性方程组:

{dxdt=ax+bydydt=cx+dy (6)

其中x′=x-x0, y′=y-y0, a=f′x (x0, y0) , b=f′y (x0, y0) , c=g′x (x0, y0) , d=g′y (x0, y0) 。

Η= (abcd)

, 来证明1-Ch-Clβδ1-Ρh-Ρlαδ, (0, 0) , (0, 1) , (1, 0) , (1, 1) 的稳定性。

定理2 系统 (6) 有4个平衡点, 分别是 (1-Ch-Clβδ1-Ρh-Ρlαδ) , (0, 0) , (0, 1) , (1, 0) , (1, 1) , 其中 (1, 1) , (0, 0) 是稳定点, (1-Ch-Clβδ1-Ρh-Ρlαδ) 是鞍点, (0, 1) , (1, 0) 是不稳定点。

证明:先证明 (1-Ch-Clβδ1-Ρh-Ρlαδ) 是鞍点。

系统 (6) 在平衡点1-Ch-Clβδ1-Ρh-Ρlαδ处的线性方程组系数矩阵为:

Η= (abcd) = (0αCh-Clβ (1-Ch-Clβδ) βΡh-Ρlα (1-Ρh-Ρlαδ) 0)

可以得出:

ΤraΗ=0detΗ=0-αCh-Clβ (1-Ch-Clβδ) βΡh-Ρlα (1-Ρh-Ρlαδ) =- (Ch-Cl) (1-Ch-Clβδ) (Ρh-Ρl) (1-Ρh-Ρlαδ) 0 (ΤraΗ) 2-4detΗ= (Ch-Cl) (1-Ch-Clβδ) (Ρh-Ρl) (1-Ρh-Ρlαδ) 0

由文献[15]可知平衡点1-Ch-Clβδ1-Ρh-Ρlαδ为鞍点。

按照定理1中同样的方法, 可以证明 (1, 1) , (0, 0) 是稳定点, (0, 1) , (1, 0) 是不稳定点。证毕。

系统 (6) 的演化相位图如图2所示。令 (x*, y*) =1-Ch-Clβδ1-Ρh-Ρlαδ, 则在图2中可以清晰看到x=x*和y=y*把 (0, 0) , (0, 1) , (1, 0) , (1, 1) 所围成的区域划分为了4块, 分别用Ⅰ, Ⅱ, Ⅲ和Ⅳ表示。 (0, 0) 点表示采纳方高价收购技术创新成果和供给方研发高质量技术创新成果的组合, 所以希望的是区域Ⅲ增加, 因为初始状态在这个区域内的博弈方会演化为 (0, 0) 的理想结果, 从而形成图3这样调整后的结果。要达到这样的结果就要让鞍点 (x*, y*) 尽可能向 (1, 1) 靠拢, 这里我们就要通过考察贴现系数δ是否能促使鞍点向理想点移动。

很自然地, 通过对

{x*=1-Ch-Clβδy*=1-Ρh-Ρlαδ (7)

求导可以得到:

{dx*dδ=Ch-Clβδ20dy*dδ=Ρh-Ρlαδ20 (8)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随着δ增大, (x*, y*) 向 (1, 1) 靠拢, 区域Ⅲ的面积增大, 区域Ⅱ的面积减少, 从而使得在有限理性下逆向选择的困境得到破解。

3 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在有限理性条件下技术创新扩散的演化博弈分析得出了当技术创新扩散主体的行为在没有得到有效约束之前, 整个技术创新扩散都是缺乏运行效率的, 主体的自发行为都会形成路径依赖并锁定在博弈双方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上。然而通过引入基于信任和声誉约束的贴现因子δ之后, 可以建立长效的约束机制, 促使行为主体朝长期积极合作的方向发展。此外, 主体间的积极合作的策略与信任和声誉约束的贴现因子δ是正相关的, 随着δ的增大供给方与采纳方会在更大的程度上选择积极合作的方式。

当今, 信任早已被视为一种社会资本, 对于缺少信任的市场经济而言其所谓的市场也无法正常运转。本文关于有限理性的假设使得技术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博弈结论更具有普遍性, 为政府对如何加强市场监督机制的建立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即监督机制在建立的过程中应当着重考虑能明显影响贴现因子δ值变化的各种政策, 提高市场主体间的失信成本, 从而保证技术创新的成果在行为主体间的扩散。同时, 政府在建立和完善市场信用体系时应当加强诚信教育, 建立信用法制, 营造诚实守信、守法经营、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秩序。

摘要:本文分析了技术创新扩散中企业对创新的采纳存在逆向选择的原因, 并提出了在演化博弈理论框架下引入基于信任和声誉约束的贴现因子, 从而促使行为主体朝长期积极合作的方向发展。

理性条件 篇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传统的人生价值观遭到冲击,集体主义价值观受封诸多质疑。本文从市场经济的社会性特征分析市场经济与集体主义的合理性结合,阐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性特征为集体主义提供了现实性条件,在现阶段市场经济有助于实现集体主义的目标,同样,集体主义有助于克服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作 者:周海燕 崔金贵 作者单位:周海燕(江苏现工大学人文学院,江苏 镇江 21)

崔金贵(江苏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现实条件下官僚制理论的理性回归 篇3

关键词:马克思·韦伯;官僚制;新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9—0181—02

行政改革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了很多亟须解决的问题,比如政府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和财政支出膨胀。2008年经济危机暴露出很多行政管理方面的弊端,从官僚制体制到以新公共管理为代表的“重塑政府”、“政府再造”工程都面临着重大的危机。曾经甚嚣尘上的取消官僚制的评论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是否还有现实意义?在崇尚政府放松管制的今天重提官僚制对政府的作用是否具有启发意义?

一、现代官僚制理论的基本脉络

现代官僚制理论离不开伍德罗·威尔逊、古德诺和马克斯·韦伯的贡献。

1887年,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将行政学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的观点。他认为,“行政学研究的目标是: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以及在费用和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1]

至于如何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模式提供了实现的理想类型。韦伯将人类的社会行为分成四类:基于感情的行为、基于传统或习俗的行为、以某种绝对价值为取向的行为和以个人的目的系统为取向的合理行为[2]。基于对这四种行为的剖析,韦伯把历史上出现过的合法统治归纳为三种纯粹的类型,即神秘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三者分别对应于一种“合法性权力—组织结构”模式,即:神授权力—神秘型组织,传统权力一传统型组织,法定权力—法理型组织。韦伯认为,“法理型组织是符合现代社会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需的组织结构形式,它必然是借助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班子进行管理与统治的,在此意义上,官僚组织是法理型组织的纯粹形态。”[2]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具备如下几个原则:(1)固定的官员管辖权原则,即各司其职、依职尽责;(2)机构等级制度和多层权力机构原则,即等级分明、上行下效;(3)组织的管理落实于书面文件之上;(4)官员根据其专业进行管理;(5)官员终身制,确保官员的收入具有高度的安全性并得到社会的尊重。在这些原则的作用下,官僚制体制成为层次结构分明、规章制度严格、职权职责明确、各级官员称职的行政管理体系,能够确保政府取得最高效率。

二、当前官僚制理论面临的新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接连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危机,政府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传统官僚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到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术界对传统官僚制模式的价值取向与组织设计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和批判,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管理理念,如“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企业型政府”等所谓“后官僚制典范”或“新公共管理范式”。正如欧文·休斯所指出的那样,“一种新的管理方法正在公共部门中崭露头角” [3]。

对官僚制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其限制民主、压抑个性、效率低下、应变力差等方面。效率问题成为批判韦伯的焦点。归结起来,批评者主要从官僚制组织的内部结构和制度规则出发,探索官僚制低效率和功能失调的原因。

1.官僚制的规则和组织结构本身决定了官僚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与效率对立的行为模式。过分根据规则行事,虽然可保证官僚制行政的精确性和可靠性,但极易导致“目标替代”的问题——将官僚制的规则置于其目标之上——最终会使行政目标的实现流于形式。

2.官僚制要求细分等级、层级授权,但这容易导致组织分散和组织内部单位间的利益分歧,出现下级组织制定出与整体组织目标相冲突的分目标,产生部门主义,从而使整个官僚制组织的功能失调。同时,官僚制的技术性与神秘性又易使其成为脱离社会的封闭系统,难以适应迅速发展的社会的需要,从而呈现出整体无效性。

另外,从实践角度看,官僚制引发了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在官僚机器中,个人已经异化为机器的一个部件,缺少能动性。这必然导致组织工作中的文犊主义、本位主义等“官僚病”。这样,官僚制越是充分发展,官僚主义的问题也就越严重。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官僚组织是滋生官僚主义及腐败的温床[4]。

三、官僚制是否已经过时

对于一个理论的评价要把它放在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来考量。韦伯的官僚制是在旧官僚制,或传统型统治方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不可能不沾染旧官僚体制的弊病。就连韦伯本人也看到“官僚体制统治的顶峰不可避免地有一种至少是不纯粹官僚体制的因素”[5]。

但是从现实而言,韦伯的官僚制所追求的组织科层秩序和组织的稳定,对现今行政发展依然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官僚体系并非仅仅在体系内部决定重要政策,公共组织还会引导公众的注意力,并在设定公共事务的议程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也有助于建立社会的价值观[6]。所以,比较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官僚制,不难发现,新公共管理理论赢得了社会的普遍接受。这场以取代传统官僚制为目的的变革席卷了大部分西方国家并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着积极的影响。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传统官僚制就一无是处,会被新公共管理取而代之呢?其实仔细研究之后就会发现,新公共管理理论自身存在着诸多难以克服的缺陷,这些正需要官僚制来弥补:

1.政治与行政合二为一。新公共管理要求实行公务员的“政治化”,这从根本上就否定了“政治—行政”两分的方法。这样,政党分赃、腐败盛行、行政混乱等现象就有可能重新出现,正如休斯所说“如果让管理者对其自身的管理结果负责,而管理制度变得更加政治化和个人化,同样的问题就可能会重演”[3],而这一点恰恰正是官僚制所保留的内容。

2.民营化和市场化。新公共管理建议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营部门以实现公共服务民营化,从而改善传统官僚制下政府职能过于宽泛的局面。其实,这根本上忽视了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的作用。1997年的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证明政府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性。

3.重视结果而非过程。新公共管理提出以结果和产出为导向,去掉了以往在公共服务方面为保证诚实和中立制订的方法(如固定薪酬、程序规定、永久任期、对直线管理权力的限制等)和方案,这虽然扩大了官员的自由,却也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官员们不再重视公共服务、公众利益等官僚制下强调的观念,竞相追求结果以实现各自利益,使伦理和道德观念受到损害。

总之,新共管管理理论在解决许多现实问题时的确表现乏力,因此就连其倡导者戴维·奥斯本本人也坦言:官僚制“一直是超过其他任何组织形式的纯技术性优越性……精确、快速、细节分明……减少摩擦、降低人和物的成本,在严格的官僚主义治理中这一切都提高到最佳点。”[7]“不管人民对官僚制度的弊端发出多少怨言,但如果存在着哪怕是片刻的设想,意味着持续的行政管理工作,除了通过在办公机关中工作的办公人员去进行这种办法外,可以在任何其他地方去完成,那将是一种十足的幻想。” [7]

四、官僚制理论的现代意义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实际上更体现了对理性官僚制的呼唤。现实世界中,尤其在复杂环境下进行政府机制改革,更需要一套体系完整、组织健全、行之有效的组织理论作为指导。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目前各国公共行政的现实可以分为“官僚制不足”和“官僚制过剩”两种情况。在以英美为代表的“官僚制过剩”国家,官僚制的弊端日益显露,这些国家纷纷进行了以“摈弃官僚制”为口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但是,这些改革和运动并不是对官僚制的简单否定,而是对传统官僚制模式的一种扬弃。

在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官僚制不足”的国家,社会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法律制度正在完善,契约规则和理性精神的普及程度不高,专业化的行政队伍有待建设,依法行政正在逐渐规范,人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主宰着行政行为,行政决策的科学化程度不高……这就更不能摈弃官僚制模式。相反,官僚制是治疗这些弊病的极好办法。对于提出的建设法治政府、民主政府的目标,只有先落实法治,归顺行政程序和组织制度,才是做好其他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可以认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在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现实中仍然没有失去它应有的价值。正如美国行政学者帕森斯曾经说过: “当今研究社会科学者,人人都在批评韦伯的理论,但无人能抛开韦伯理论的干涉,独立而深入的探究社会科学。”[8]

参考文献:

[1]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1.

[2]唐兴霖.公共行政学:历史与思想[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204.

[3][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第2版[M].彭和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47-90.

[4]万安中.论马克斯·韦伯及其官僚集权理论[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1).

[5][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47.

[6]罗伯特·B.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7]戴维·奥斯本,等.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6-14.

[8]彭文贤.行政生态学[M].台北:三民书局,1988.

理性条件 篇4

讨论预售商品房竣工验收制度之前, 有必要弄清楚什么是商品房预售。建设部《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第40号令) 首次明确了这一概念:商品房预售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 (以下简称开发企业) 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承购人, 由承购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

(一) 现行法关于商品房竣工验收的相关规定

现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7条规定: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 经验收合格后, 方可交付使用。《建筑法》第61条也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 方可交付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 不得交付使用。但对于验收标准和程序, 两部法律并未进一步明确。

国务院《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第17条规定:房地产开发项目竣工后,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向项目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提出竣工验收申请。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竣工验收申请之日起30日内, 对涉及公共安全的内容, 组织工程质量监督、规划、消防、人防等有关部门或者单位进行验收。笔者认为, 该条规定在现实操作中比较模糊:首先, 有关“涉及公共安全”的内容易产生歧义, 缺乏客观的可衡量标准;其次, 由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或单位进行验收, 本身是程序性规定, 缺乏实质性约束力, 对于组织验收后以何种形式体现验收结果, 验收结果具有何种程度的法律效力或约束力, 参与验收的部门或单位依据何种标准或条件如何出具验收意见等, 均未提及。

《行政许可法》颁布后, 取消了《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18条规定的“住宅小区等群体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综合验收”, 使商品房竣工验收问题陷入混乱。2000年1月发布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建设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 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2000年4月, 建设部颁布了《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78号令) , 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商品房竣工验收制度。

(二) 交易中的体现

竣工验收制度在操作实践中最直接的体现在于《商品房销售/买卖合同》。2000年9月, 建设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印发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在“交付期限”条款中首次对符合条件的商品房交付使用问题给出了选择性规定:“出卖人应当在__年__月__日前, 依照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 将具备下列第__种条件, 并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

1.该商品房经验收合格。

2.该商品房经综合验收合格。

3.该商品房经分期综合验收合格。

4.该商品房取得商品住宅交付使用批准文件。

5.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但上述备选项过于笼统, 并未体现《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以及建设部78号令规定的任何内容, 示范文本的上述内容给实践操作带来不少困惑。

二、现行竣工验收制度的适法性与合理性冲突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2009年修订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备案管理办法》) 共同构建起现行商品房竣工验收交付制度———竣工验收备案。其内容主要包括: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规划、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法律规定应当由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对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验收合格的证明文件、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法规规章规定必须提供的其他文件。住宅工程还应当提交《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纵观现行制度架构下的竣工验收备案制度, 笔者认为该制度在适法性和合理性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第一, 现行竣工验收制度法律规范层级较低, 且各法律规范之间缺乏衔接。

关于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竣工验收制度, 目前可依的最高位阶法律规范即国务院行政法规。且不论竣工验收是否属于《立法法》规定的应纳入立法的制度范畴, 现行的《房地产管理法》、《土地法》、《建筑法》及《城乡规划法》等相关法律已将之排除在外。尚可依据的两部行政法规———《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 前者中的房地产开发建设相对于后者来说, 属于特别法或者说特别规定, 而后者规范的范围为包括房地产开发建设在内的所有建筑工程, 如套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 则应优先适用《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事实上, 《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对于竣工验收规定得过于原则和模糊, 其效用已名存实亡, 使得《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成为仅存的最高规范。建设部《备案管理办法》填补了这一空白, 但从整个法律规范体系来看, 竣工验收、验收备案、交付条件等概念和用语交叉不清, 不但法律规范效力层级较低, 各法规之间也缺乏应有的对照和衔接。

第二, 竣工验收备案自身的法律性质和地位不明, 实践中不断引发商品房质量纠纷。

对于竣工验收的概念, 现行法律法规并无明确规定。建设部2001年7月发布的《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中对术语“验收”的解释为:“建筑工程在施工单位自行质量检查评定的基础上, 参与建设活动的有关单位共同对检验批、分项、分部、单位工程的质量进行抽样复验, 根据相关标准以书面形式对工程质量达到合格与否做出确认。”而备案相对于事前主动监管, 更倾向于报告、告知以备查验, 几乎没有或少有行政管理色彩。2001年《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将建设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由“审查性备案”调整为“告知性备案”。可见, 备案本身并不直接参加工程质量的检查验收, 竣工验收备案只是对建设单位申报的工程竣工验收文件进行宏观的、程序性的结果监督。那么是否意味着一旦购房者与房地产开发建设单位就房屋质量问题发生纠纷, 却无法对竣工验收备案的性质和效力提出质疑?

然而,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49条又规定:“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 责令停止使用, 重新组织竣工验收。”这条规定本身, 是否又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实质审查?事实上, 从经济和社会安全的角度而言, 对于关系到人们生命财产安全及社会稳定的建设工程质量而言, 材料齐备即予备案的这种程序意义上的事后行为实难发挥应有的把关作用。如验收备案制度的设立原本并未设此作用, 那么已有竣工验收报告及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即达到了实质意义上的交付条件, 备案的意义和作用又何以体现?笔者认为,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49条的规定进行的竣工验收备案, 其法律性质和地位尚不明确, 不利于实践中的房屋质量纠纷问题的妥善解决。

第三, 竣工验收与商品房交付条件之间缺乏统一协调性。

前文已述, 竣工验收备案本身并不是约束建设单位或开发企业与购房者之间交易标的———商品房交付条件的民事规范, 而是由特定行政管理机关对建设单位实施的一种监管行为。因此而产生了这样的问题:竣工验收备案是否是预售商品房交付的必要前提?或者说如果建设单位仅是未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49条规定进行备案, 是否就意味着不能依据《商品房销售/预售合同》的约定将房屋交付买受人?

由于商品房交付是交易双方的一种民事行为。开发商和购房者通常将交房条件约定为竣工验收合格, 对于竣工验收的具体实施,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16条明确规定:建设单位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 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应当具备以下条件:1.完成建设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2.有完整的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3.有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进场试验报告;4.有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的质量合格文件;5.有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保修书。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 方可交付使用。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建设工程只要在建设单位的主持下, 有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共同认可, 就可以认定为竣工验收合格, 达到购房者约定的交付条件。至于竣工验收备案, 是从工程管理的角度,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对建设单位实施管理的一种后续管理行为, 与开发商和购房者之间的民事行为无关。同时, 建设部《备案管理办法》的罚则也规定“建设单位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未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 备案机关责令限期改正, 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建设单位未履行备案手续的, 需承担的责任也与对购房者承担的违约责任无关。从这个意义上说, 竣工验收备案不应是商品房交付的必要前提条件, 更不是充要条件。竣工验收与商品房交付条件是两个层次的概念, 竣工验收关注和强调的是工程本身的质量, 而交付条件更为直接的介入建设单位、开发企业与购房者直接就房屋质量的利益协调问题。换言之, 房地产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的同时, 要达到交付使用的目的仍需满足《消防法》、《环境保护法》、《城乡规划法》等法律关于房屋交付使用的特别规定, 这种规定本身, 是一种法定而非约定的条件。竣工验收备案正是法定和约定条件的集合和体现。

三、国内部分地方规范比较分析

关于商品房竣工验收及交付使用, 国内不少地方立法和合同示范文本大都以商品房交付条件的形式给出了新的定义和方向, 笔者在此选取富有代表性的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中、西部省区的地方性规定略作分析。

从北京、广州、山东、贵州四个地区来看 (见表1) , 关于预售商品房交付条件的立法及实践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北京和山东为代表, 明确将竣工验收备案表作为商品房交付时的必备要件, 不再另外单列建设、公安消防、环保、人防等部门的认可文件或准许使用文件。由于竣工验收备案表已经涵括了竣工验收报告以及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 因此, 此种模式在文件材料列举方面更显简洁。二是以广州2009年预售合同为代表, 不以竣工验收备案表作为交付要件, 而是规定商品房项目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同时有规划、公安消防、人防、环保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准许使用文件。此种模式下, 将工程竣工验收报告与其他职能部门依据法律出具的许可文件或准许使用文件分开单列。一方面, 使各部门权能责任更加明确;另一方面, 对于广大购房者来说, 一旦发生纠纷, 寻求投诉、信访等救济途径也更加简便易行。无论是哪种模式, 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等达到承诺条件或经验收合格已经逐渐成为必备的交付条件之一。

笔者认为, 在上述两种操作模式中, 后者更具适法性和合理性。理由是:将竣工验收备案表作为交付条件, 有将行政监管行为与民事行为交叉混淆之嫌。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来看, 都不宜直接将竣工验收备案表这一形式要件作为必备的交付条件。

四、重新构建适法性与合理性并存的竣工验收及交付制度

针对现行商品房竣工验收及交付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认为, 进一步改革、完善或建构适法性与合理性并存的制度模式实有必要。从现有制度和实践出发, 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一) 适法性构建

适法性构建, 主要是要弥补现有规范的缺失和不足, 从法律依据法律制度、管理职能等方面寻求突破。

首先, 补充和完善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从我国现有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来看, 商品房预售制度不可能在短期内取消或废止, 商品房项目竣工验收及交付问题亦不可回避。因此, 从发展的态势对现行法律法规如《建筑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进行修改, 完善程序和实质性规定, 让商品房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及交付制度“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有助于从根本上缓解或解决这一问题带来的弊端, 意义重大。

其次, 加强机构改革, 建立权责明晰的职能机构。目前, 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称谓五花八门, 职能不清、交叉、混乱, 以致立法称谓不得不时时变换。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又称之为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部门、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同级政府建设职能部门、其他有关部门等;地方机构设置混乱, 建设局、建委、规划房管局、国土房管局、登记中心等机构, 往往政出多门。机构混乱直接影响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管理问题, 立法改革的同时, 相应的配套执法机构和职能的改革也大有必有。

(二) 合理性 (可行性) 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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