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理性研究

大学理性研究（精选十篇）

大学理性研究 篇1

难道是人们对大学的期盼过高或者信仰丧失?

大学能够作为人类之灯照亮世界吗?张学文博士201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理性研究》一书力图对此做出自己的回答。

大学理性是大学之所以产生、存在与发展的根源所在。从古希腊开始, 2500年以降, 大学一直是探求真理和求索高深学问的殿堂, 道德滋养的供给源泉, 精神与灵魂的升华之地。但与此同时, 始终与大学相伴随的一个现象, 是各种有悖于大学理性的表现, 一再被拖至历史的聚光灯下倍受指责。从20世纪中期世界发达国家开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以来, 大学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表现出严重的功利性爱好与实用主义倾向, 大学更加热衷于拥抱政治与市场, 并展现出对权力和利益的莫大兴趣与嗜好。而对于真理的探求、对于大学理性的守护却显得日渐式微甚至消隐于浮华的背后。一时之间, 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国家, 围绕大学的论争众语喧哗, 莫衷一是。大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认同危机, 大学之灯日渐暗淡, 理性之光能否重新点亮?

问题的逻辑仿佛回到了历史的起点:从本源意义上讲, 大学究竟何以能为大学?如何认识今天异彩纷呈、甚或有点光怪陆离的大学众生之相?承载着犹如“社会良知”“理性化身”“真理之城”般社会厚望的大学该往何处去?这些与大学长期伴随的话题在当下成为备受关注的现实拷问。《大学理性研究》一书理性而不乏激情地提供了一种具有探究意韵的镜鉴, 作者从哲学的思辨、历史的纵深、社会学与教育学的对接、理论推演与现实剖析的结合等多个视角, 为认知、解读与应答问题提供了一种启迪和参考。

一、理性失范与问题论争:一种深入根源的探究

大学到底应该以何种面貌扮演何种社会角色?在大学走出象牙塔的入世过程中, 中国的大学面临着空前的迷茫与纠结。

对于大学逢迎社会而偏离大学理性的各种表现, 《大学理性研究》一书进行了写实又饱含遗憾色彩的揭示, 一些理想主义者也对此表现出悲天悯人的低落情怀:有人认为大学已经自我异化;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废墟中的大学”;更有人发出追问:经济主义对大学的最后胜利, 是否意味着理性“大学”的终结[1]?该书将凡此种种现象概括为“大学理性失范”, 提纲挈领地指出:“当代大学正面临着‘官僚主义’与‘经济主义’由表及里、由内而外的胁迫。而且, 这两种‘主义’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强大理论支持, 并深深地影响了大学的外在体征与内在特质, 导致大学理性失范”[2]11, 继而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以期挖掘出现象背后的症结所在。

显然, 大学理性失范首先是一种“外发性”的失范, 从产生的行动路径来看是社会理性失范对大学的侵蚀。而社会理性失范本身是一个非常微妙又值得特别警惕的过程, 即理性失范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性本身的产物, 具体表现为过度理性及与此相联系的过分排斥非理性。过度理性是因为人类自信可以通过理性掌握宇宙的客观规律, 从而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客观世界, 由此导致人类自我中心主义。过分排斥非理性则是人类在依仗自身智力作用的同时, 忽视情感、意志、信仰、价值、尊严等非理性因素在人自身发展及处理人类与外界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导致去人本主义倾向。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 事物发展的极端往往会走向自己的对立面, 无论是过度理性还是过分排斥非理性, 任意发展的结果都将最终导致人类行为失去对理性行动的“理性”控制, 现代社会的两次世界大战、当今时代全球气候剧变、环境恶化、经济危机等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日益严重的问题, 即是最有力的证明。

社会理性失范蔓延至大学校园, 导致了大学理性的失范。这一点似乎无可争议。那么, 官僚主义传统及其对大学的侵蚀久已有之, 怎么就导致了今天饱受社会诟病的“行政化倾向”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表现为校内外行政权力对大学事务的独断与专横, 强势话语权以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道德良知与伦理价值的无视与丧失, “权力倒错、主体倒错、价值倒错、伪劣现象、资源浪费等种种弊端, 已经成为我国大学培养杰出人才的瓶颈与障碍”[2]12。经济主义对大学强大的诱惑力迫使大学由“以学术为志业”转变为“以经济追求为鹄的”, 对学术职业的呵护被学术资本主义所替代, 拜金主义成为大学处理自身内部及其与外部关系的最强话语特征。人们常常提到大学越来越像“衙门”、越来越像“企业”, 校长越来越像“老板”, 反映的正是对大学行政化和经济化现象发自心底的厌恶;而至今仍在广泛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更在无形当中对以上两种倾向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后现代主义主张“感性”、“体验”与“非理性”, 排斥“目的”、“价值”与“意义”, 主张对理性进行“解构”, 从而从哲学的“高度”论证并强化着大学对于当下、眼前、即时、短期、现实、阶段性利益的追求。实用主义标准已成为大学能力的价值重构与冠冕堂皇的道德伦理。

大学理性失范何以发生?答案似乎已经明朗, 但作者没有满足于此, 而是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探寻和追问:社会的官僚体制、实用主义和经济主义何以会如此深刻地影响中国今天的大学?《大学理性研究》中有两点思考虽然没有进行集中阐释, 但显然共同触及了这一问题的实质。

其一, 就大学处理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而言, 存在着把社会欲求混同为社会需要的迷失, 主动或被动地丧失大学的理性判断。主要表现为大学以自身优势服务社会的举动, 由于对社会行动目标及其价值缺乏审查, 或者受到社会欲求的挟持而偏离了客观需要。大学满足“社会需要”的实质, 是要求尊重和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顺应客观事物的正当要求;而“社会欲求”则主要反映个人非正当性利益要求以及实用主义的官僚组织绩效观, 表现为不以客观规律为判断标准的主观性欲望。当大学的领导被视为一种行政级别的考量, 当政府官员被源源不断地任命为大学的书记和校长, 当这种人脉关系成为联结大学与官僚机构的一种桥梁, 官场判断标准的迁移和显性绩效的要求和压力, 就使得大学满足社会欲求成为一种势在必行和不得不为。正是这种内外环境与能量交集, 使得大学理性的迷失和社会欲求的弥漫相得益彰。

其二, 就中国大学内部而言, 存在着大学理性自身发展的先天不足, 大学的公共性价值和人文精神不能得到充分的彰显。因此, 大学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汇、融通与较量中, 已有的大学理性不足以引领社会而起主导作用, 不得不退居从属乃至附庸的地位。对此, 大学自身需要反省。正如《大学理性研究》所说, “事实上, 人类到现在为止, 并未完全实现启蒙运动的思想目标, ‘进步’‘合理性’‘意义’‘价值’等社会理念仍然尚未完全展开或尚未充分实现”[2]15。但是, 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 只要正确引导和大力弘扬正义的理性价值, “大学理性失范实际上是一种可以治愈的反常现象或病理表现, 最终它对大学系统的理性基础并不会构成致命的威胁”[2]125。对此, 作者满怀激情地坚信, “只要大学理性及其精神犹存, 大学就不会退化成人类社会可有可无的‘盲肠’, 并仍将在残酷的‘丛林’中艰难挣扎并维护着自身的尊严”[2]6。

二、大学理性:一种具有引导性的剖析和解读

对大学理性失范的探究, 将问题拉回到更本原的起点:究竟何谓大学理性?这是个千年之问, 而作答者也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从理论的角度审视, 大学理性是一个典型而抽象的哲学命题;从实践的角度考察, 大学理性却不是纯粹逻辑推演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大学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持续而坚韧地展现出来的根本特征。《大学理性研究》一书正是从哲学与历史的双重视角对大学理性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剖析, 并从中概括出大学理性内涵与外延的规定性。

大学理性的哲学基础肇始于人类对理性的叩问, 从源流上可以追溯及古希腊界定理性为逻辑规范性和自由超越性双重意义的统一, 先后经历了古希腊时期的理性主义、近代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和德国绝对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三种发展形式, 最终完成了对理性较为完整的探寻过程。与此同时, 理性本身的发展几乎一直伴随着与非理性的争辩, 尤其是近代以来, 后现代主义等非理性思潮几乎形成了对理性主义的“清算”之势。但深入分析却不难发现, 所谓非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仍然不自觉地遵循了理性主义的逻辑, 非理性对理性的“非议”最终促进的是理性本身的发展和完善。所以, 非理性可以视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的理性类型, 两者是同一硬币的两面, 两者的相互排斥是表面化的、对立与交融才是事实的全面和真相, 而它们的这种对立与交融完美地统一于作为人文精神制度化和人文主义机构的大学。所以, “简而言之, 在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史上, 大学理性是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理智与情感交融的产物与统一体”[2]65。

大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 就是大学理性内部逻辑及其与外部压力不断冲突与调适的历史, 大学正是在坚守理性与客观性的基础上, 通过部分满足相应历史时期的社会需求来赢得自身的合法地位。在与政治权力的博弈方面, 现代意义的大学从中世纪诞生之后, 最早是“与上帝的事业融为一体”, 通过从教会争取特许状获得相对独立的大学自治;到14、15世纪时国家政权逐渐强化对大学的干预, 大学开始“主动依附于国家”, 借用国家与教会的斗争摆脱教会的一元控制, 慢慢形成了大学与教会、国家政权共同保持社会正统、促进公共生活的局面;18世纪末期政府开始独享组建高等教育机构的权利, 教会则淡出对大学的干预。大学与社会关系的转变与此相随, 由初建时期的开放到逐步走向封闭与“贵族化”, 以此表征自身的“超然”地位, 大学致力于培养“有修养的绅士”, 被称为脱离世俗社会的“象牙塔”;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 随着美国实用主义教育理念的推行, 大学再次回归社会, 通过多种服务方式不断满足社会多种多样的需求甚至欲望, 越来越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随着与外部政治权力和世俗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及其对大学的影响, 大学内部由学生或教师主导的运行方式悄然发生变化, 官僚化体制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大学教授由学问王国的成员演变为典型的国家学者;体现大学理性的知识结构, 随社会需求调整的同时也反过来影响着社会的进程。进入到20世纪中期以后, 面对“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和“以科学为基础的社会”, 大学越来越表现出更多地适应社会的冲动, 甚至也强化了对于国家政治的兴趣, 大学与政治权力和世俗社会的关系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 大学演变成充满着多种利益冲突、同时充满着多种权力制约以致难以用单一维度进行简单衡量的“多元化机构”。

大学历史的演变可谓纷繁芜杂、变化多端, 令人眼花缭乱, 然而, 拨开笼罩于表面的层层迷雾就会发现, 大学演变过程中始终保持不变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大学理性, 这正是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社会组织能够绵延2500年而不绝的深层根源。由此, 《大学理性研究》总结道:简而言之, 所谓大学理性就是大学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历程中对外部世界达到最完全认识的能力及其表现出来的稳定特征, 这种稳定特征在指向不同的对象时, 又表现为“组织理性”“价值理性”“生命理性”“行动理性”等丰富的形式[2]。无论社会如何变幻, 即便在大学成为巨型多元化社会机构的当代, 探索高深学问、维系大学理性信念与秩序仍然是大学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的必需前提, 对此, 即便主张对理性进行解构的后现代主义者也不得不心存敬畏。

三、大学理想类型:一种理性务实的行动模式

探究大学理性失范的深层根源, 对大学理性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其功能进行追本溯源的梳理、剖析、规定、解读, 意在为大学理性失范寻求破解之道。在大学自身发展及其与外界压力抗衡与调试的历史过程中, 对大学理性偏离轨道进行调整的举动不乏其例。仅从20世纪中期国际高等教育开启大众化进程以来, 各国即结合本国国情及相应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多种应对, 从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描述, 到有本章的高等教育后大众化概括;从集权制特点的法国、日本等国探索高等教育的放权, 到秉持分权传统的德国、美国等探讨对高等教育加强国家层面的管理, 其中均包含了对大学理性发展轨道进行调适的努力。《大学理性研究》一书借用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模式, 探索性地构建了现代官僚体制下的大学理性行动模型, 为调适大学理性失范现象开出了一剂药方。

“理想类型”是韦伯提出的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它不是对实际社会状态的概括, 而是为了分析社会现象和理解现实状况专门构想的一种理论模型。韦伯提出了“行动的伦理”和“行动的指向”两个基本概念, 前者又分解为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 后者分解为此岸性与彼岸性, 将这四个要素结合到一起形成矩阵, 就得出了工具合理性行动、价值合理性行动、传统行动和情感行动四种行动类型, 其理性成分依次递减, 前两者被归结为理性行动, 后两者被归结为非理性行动。韦伯认为, 正是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及其行动的紧张与对立导致了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和问题, 所以理想的行动应该是以价值合理性为动力, 以工具合理性为行动准则, 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互补交融地结合起来。《大学理性研究》一书依照韦伯的方法, 提出行动伦理的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行动指向的现实图景中的大学和理想图景中的大学四个要素, 构建了现代官僚体制下的大学行动类型。作者指出:“大学历史的全部文明及其表现形成的论争大部分都来源于工具合理性行动者与价值合理性行动者之间, 以及价值合理性行动者内部的紧张与对立”[2]156, 所以, 理想的大学行动应该是“以大学理性视野下‘工具合理性’为行动准则, 以‘价值合理性’为行动动力, 将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互补交融地结合起来。”[2]160

《大学理性研究》一书在尝试构建现代大学的理想行动类型之后, 继续以辩证的精神更深一步地探讨了大学的学术自由、学术责任等相关命题, 并以行动类型理论对我国大学发展现状及未来走向进行了例证式的剖析, 显示出作者不因强调大学理性而偏于一隅, 且着力解决现实问题的努力;作者进一步分析与解读的过程也使读者对于原本抽象的“理想类型”有了较为感性和直观的认识。

韦伯及其他理论家对相关问题进行的深入研究, 启示了大学理性的发展理念。韦伯在现代公共组织管理研究当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官僚制理论, 他深刻洞察并揭示了官僚体制和经济主义对大学理性的强大影响, 认为资本主义职业化和专业化导致大学自身演变成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实体。尽管如此, 韦伯仍然坚定地为象征着大学理性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摇旗呐喊。但难能可贵的是, 韦伯没有因为对大学理性的推崇而走向极端, 他提出并一再强调“价值中立”原则, 要求学术工作必须承担起对于学生和社会的职责。在韦伯去世以后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 “3A原则”, 即学术自由 (Academic Freedom) 、学术自治 (Academic Autonomy) 、学术中立 (Academic Neutrality) 首次在学术界被完整提出。韦伯和理论界的这种持续而深入的探索折射出大学理性及其学术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命题:没有绝对的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 无论何等自由的大学理性研究也必须为其后果承担责任, 换言之, 学术自由必须是肩负着学术责任的自由。这给予我们两个重要启示:其一, 大学理性在为外界提供服务的时候必须对社会的要求及其交付的任务进行自觉审查;其二, 大学对于内部权力的行使必须符合大学理性的基本要求与拷问。学术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活动, 因此就必须具有一种内在的正直, 从倡导学术自由到承担学术责任, 体现了现代大学的理想类型要求大学行动对于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兼顾。

《大学理性研究》一书运用大学理想类型的行动模型, 对我国近些年来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 文化素质教育与人文教育, 教育扩张中的追求卓越与促进公平,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的大学, 政府与市场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剖析。其中有些阐述和观点可能值得进一步商榷, 但作者以下表述无疑是正确的, 即:如果不尊重与了解现代大学的理性精神, 不转变大学教育的价值观念, 即使有服务社会的良好愿望和积极行动, 也难以使大学行进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

纵观《大学理性研究》全书, 除了以上主体内容之外, 亦有其他可圈可点之处。例如, 作者强调应开展“元理性”研究, 否则大学理性精神的构建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实践中就难以避免出现理性失范。

毋庸讳言, 由于大学理性本身是一个高度抽象且又理解各异的话题, 作者采取了多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方法, 疏漏与瑕疵在所难免。例如书中关于韦伯“理想类型”的介绍以及相关的案例适用, 仍有可以进一步整理和提高的空间。

正是由于对于大学理性的不懈追求与探究, 才铸就了大学特有的品性与气质, 大学之灯才得以持续地光照世界。面对物欲横流、“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现实社会, 如何才能“浮云不畏遮望眼”, 仍有赖于大学理性之光的照耀。惟其如此, 大学才能担当“智慧之府, 世界之光, 信仰的使者, 新生文明之母[3]”的期待与社会责任, 大学也才能够因其理性之母的独特尊严为世人所敬仰。

参考文献

[1]周作宇.论高等教育中的经济主义倾向[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02) .

[2]张学文.大学理性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大学理性研究 篇2

“位卑未敢忘忧国”，面对“藏独”分子破坏奥运的行径，面对西方某些媒体歪曲事实的报道，亿万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言行表达了自己的愤慨和不满，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力量，感受到每个中华儿女对国家和民族那浓烈而纯净的热爱。毫无疑问，这种爱国热情是弥足珍贵的，是一种值得赞赏的伟大情感。但是，要使爱国热情发挥积极作用，使之成为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我们还必须将爱国热情纳入理性的通道，使这种爱国热情更加理性、宽容和开放，更加符合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古老的中国经历了多少坎坷与磨难，如今，她正走在大国崛起的征途中。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日新月异的变化，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已经不再是往日那个贫穷、落后、愚昧的那个中国，而是一个文明、发展、强大的的新中国。作为世界公认的大国，我们的心态理当更加开放、包容、理性、自信，在爱国热情的表达上也当如此。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广泛联系的世界，改革开放已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在这种世界格局背景下，一方面，我们要坚定自己信念，走自己的路，让自己真正强大起来；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加大改革步伐，以更加开放的意识与胸怀，融入世界，共享人类文明成果。

没有什么比爱国情感更为珍贵，也没有力量什么比理性更为强大。爱国热情与理性并不矛盾，我们需要爱国的热情，我们更需要爱国的理性，这是引导爱国热情，使其发挥更大功效的客观条件。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是一个文明国家，广大爱国公民表达维护祖国统一的情感和反对“藏独”的诉求，均应依法进行、理性进行。爱国热情既体现在对祖国、对民族、对人民的深厚情感上，更体现在为祖国的繁荣、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富裕而不懈奋斗的实际行动中。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合法有序地表达，才是理性的爱国；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才是最大的爱国。

大学生网络非理性行为调查研究 篇3

摘 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生活与大学生的联系日益密切。本文在界定大学生网络非理性行为这一概念的前提下，通过问卷调查，从分享转载信息、发表评论日志、点赞跟帖等三个方面具体探讨台州市大学生网络非理性行为的现状。

关键词：台州市；大学生；网络非理性行为；调查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自媒体形式更加丰富，传播速度也更加快捷。近年来，移动网络、无线网络得到大力推广，网络文化便朝着大众、创新、个性化方向发展。由于互联网的影响力迅速扩大，网络生活在当代大学生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网络生活全民普及的背景下，大学生在生活、学习等方面受益颇多，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负面问题。其中，大学生网络非理性行为的出现就是典型的负面影响之一。

一、研究方法

本课题的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统计分析法、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其中以问卷调查法和统计分析法为主。

课题组在2016年4月至5月期间，针对台州市范围内的高校大学生，台州学院、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台州科技职业学院以及台州广播电视大学这四所高校的大学生，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进行自编调查问卷的发放。

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8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7.25%。有效问卷中，男生为173人，女生为216人，男女性别比约为1：1.25；其中一年级129人，二年级105人，三年级85人，四年级70人；文史科类专业大学生为215人，理工科类专业大学生为174人。

二、大学生与网络非理性行为

（一）网络非理性行为的内涵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社会的不断健全，现代化网络环境逐渐形成。人们已经将偌大的网络作为自己发表意见的公共平台，以各种形式参与到网络生活中去。而部分网民会在网络这一“充分自由”的平台，将发表自由言论、压制网络观念、表达个人欲望等为目的盲目转载、发表或评论，导致网络的整体秩序混乱、恶意言论传播，个人网络沉溺、违法甚至犯罪等后果。这样的行为称之为“网络非理性行为”。

（二）大学生对网络非理性行为认识不足

经课题组调查发现，台州市各高校大学生对非理性及网络非理性行为的认识较为完善的占多数，但也有不少大学生对非理性及网络非理性行为的认识存在错误或偏差，主要表现为对非理性概念的评价不正确、对网络非理性行为所具有的特点区分不清、对网络非理性行为的性质分辨不明。

三、台州市大学生网络非理性行为表现

当代大学生课余时间较多，拥有充沛的精力，对网络文化价值有极大的探索欲，是网络平台上最为活跃的群体之一。据课题组调查了解到，网络生活早已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为大学生网络生活时间较多、对网络较为依赖。

在“你一天花费在网络上的时间大概为多少（包括移动端，如手机）”的调查中显示，大学生一天在网络上花费4-6小时（不包括6小时）的比例最多，占28.53%，甚至有5.66%的大学生一天花费在网络生活上的时间超过8小时。

不仅如此，当前大学生将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手机上，并且不自觉的沉迷其中，出现网络依赖。在“您是否觉得自己有网络依赖”的调查结果显示：42.67%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有一些网络依赖，但是可以自我控制；27.51%学生认为自己有网络依赖，每天都会上网玩很久；只有3.34%学生认为自己没有网络依赖。

大学生仍处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不完全成熟阶段，对一些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本质缺乏科学的辨别和理性的判断的能力，容易对虚拟的网络世界和真实的现实社会产生困扰，因此极易成为网络非理性行为的实施者和跟随者。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分享转载网络信息盲目化、发表评论日志帖子情绪化和点赞跟帖热点问题随意化。

（一）分享转载信息盲目化

分享转载信息盲目化是指由于大学生的社会经验不足并且迫切希望获得自我认同或者群体认同，因而盲目模仿他人行为而参与一些网络非理性行为，主要表现为盲目转载或分享未经鉴别和查证的网络信息，导致网络虚假信息广泛传播，事件真相难以查证等情况的出现。如“毒胶囊”事件、“上海女拜金”事件。

在网络不断深入日常生活的大背景下，高校大学生在网络生活中转载和分享网络信息的现象普遍存在。调查中显示，大学生缺乏对网络信息的自主筛选与查证，因此分享和转载网络信息的过程中存在盲目性。

课题组在“您对网络信息的态度是？”的调查中，结果显示，48.33%的大学生会质疑网络信息，但不会去查证；21.85%的大学生会质疑并查证网络信息；更有1.54%学生选择毫不犹豫相信或者选择无视信息。在“您转载文章更看重什么”的调查结果显示：文章的实用性、趣味性、情感性、哲理性是多数大学生所看重的要素；但是仅25.45%的学生选择了文章的真实性。以上数据表明，大学生很少注重文章本身的真实性，相反，大学生会被文章外在的趣味性、情感性所吸引而去转载文章。虽然大部分大学生会质疑网络上的信息，但缺乏主动查证的动力。这反映出，在日常生活中，大学生虽然对网络的信息存在疑惑，但是还是会被动的接受甚至容忍相关虚假信息，对网络信息的处理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二）发表评论日志情绪化

发表评论日志情绪化是指大学生由于性格过于内向、不擅长人际交往等各种现实原因，导致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空虚落寞，转而到网络上发表个人情绪的情感日志，从而将自身的情绪发泄在网络平台上，导致网络弥漫消极的情绪，甚至造成其他网络参与者的不安情绪、网络平台中负能量呈上升状态等情况的出现。

同样，课题组在问卷回收整理中发现，大学生在网络上会经常发表日志一类的网络信息，且多以释放情绪的内容为主，容易将自己的情绪情感带到网络平台上。在“您周围人发布信息，多以什么内容为主？”调查中，选择“心情日记”的大学生占65.81%。

（三）点赞跟帖随意化

点赞跟帖随意化是指一个网络热点出现后，大学生容易对相关热点的文章和帖子进行一系列的跟风，或者点赞，或者跟帖，在没有正确查证热点事件的背景之前，随意发表自己的观点，容易导致大学生放任个体，肆意放大不正确言论，导致网络舆论缺乏正确认识热点问题的态度，甚至造成舆论偏激行为出现。如“如家酒店”事件、“电梯吃人”事件。

现实的网络世界里，一个热点问题的出现，网友往往会出于某种原因进行关注，大学生作为网民主力军之一，往往会对热点新闻和事件进行跟帖。在“当有人在网上对一些热点问题，发表激烈言论，并有大批网友支持，你会怎么做？”的调查结果显示，30.59%的大学生对于网友们对热点的激烈讨论表示支持但旁观，认为网友本意是好的，而且言论自由；24.42%的学生持不支持态度；17.99%的学生选择默默旁观；11.31%的学生选择支持并响应。大学生对网友的行为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定数量的大学生容易受网友行为的引导，对事件的看法会随网友和舆论引导的方向偏离，这容易导致网络盲目跟风行为的出现，不利于认识事件真相。

四、结论与思考

当今网络文化传播广泛，网络社会发展迅速，大学生与网络的联系日益密切，也使得许多网络非理性行为的出现。究其原因，可能是现有的网络监督管理机制更新速度落后于互联网的发展速度，一些未及时经过鉴定的虚假、恶意信息容易凭借网络得到广泛传播。同时，网络平台的民主使大学生更倾向于在网络平台上自由发表言论，而且社交网络匿名化的形式让大学生的情感与言论表达更加畅快。如今的大学生主张张扬个性、强调自我意识，容易出现盲目分享和转载信息的行为。

总之，网络对大学生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其成因也是多方面的，重要的是，大学生应该认识到网络非理性行为的存在，并有意识的避免网络非理性行为带来消极影响，把控好网络这把双刃剑。

参考文献：

[1]吴磊，卢炀洋. 论网络生活对高校学生理想信念养成工作的冲击—以浙江省台州市大学生为例[J].科教文汇，2015（17）.

[2]路葵.大学生网络非理性行为探析[J].当代青年研究，2014（2）.

大学理性研究 篇4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非理性”现象,对策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 产业结构随之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这也间接促成了高校扩招现象。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人所共知。然而大学生就业为什么“难”, 则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更多考虑的是大学生自身的实力不济使然。如果我们相对客观的来看待这一现象, 也可以发现一些大学生在就业这一问题是确实存在“失衡”的现象。所谓“失衡”, 即认识自我缺乏客观性、合理性, 对于所从事的工作了解匮乏, 更别说进行一定的分析、比较, 他们往往凭着一些“潜意识”、一种直觉等主观念想去应对,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这些学生在工作后, 工作违约、违规现象层出不穷。故我们把上述这些显著性表征, 统称为“非理性”就业。

一、就业观与“非理性”现象之思

人生观是对人生的根本看法和态度, 相应的, 所谓就业观就是就业主体在实现就业的过程中, 对于就业目的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就业观不能泛泛言之, 它包含着众多的要素, 比如就业方向、就业动机等等。具体而言, 就业观并非单一的概念, 它会受到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的约束, 所以我们可以把就业观理解为一个关于“社会性”的概念。与此同时, 就业观又有着区别于社会性的表征, 比如它也会受到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约束, 体现出一定的“人性”。我们这里所讲到的“非理性”, 这一概念是由艾利斯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提出的。他经过长期科学研究发现, “非理性”与“理性”的区别, 在于“非理性”笼统上表现出情绪与行为的“失调”, 具体上则体现在无端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就业绝不能简单化、单一化, 恰与之相反。如果我们将一个文化素质较高的人作为观察对象, 那么我们会发现导致这个人文化素质形成的原因中, 其家庭背景、性格气质、后天环境、专注度都会成为影响因素。如果大学生对自身的危机感缺乏必要认识, 往往在就业时受到一些“非理性”因素的困扰, 从而在求职过程中困难重重, 并在受到一定打击后, 形成极端的错误认识, 从而给自己、给家庭、给社会造成不良的后果。

二、大学生“非理性”现象剖析

首先, 读书无用论。相较于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的学习模式要宽松的多, 没有了升学的“困扰”, 让大学生在选择课程时有了充分的自由, 而大学的课余时间也十分充裕, 加之一些大学提倡自学、放任自由, 因而难以保证学生的纪律, 上述缘由为“读书无用论”营造了市场。

其次, 兴趣至上论。在现实中, 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存在这样的认识, “找工作, 靠热情”, 只不过这里的热情是三分钟的热度, 至于这份工作是否适合自己, 则不是他们关注的问题。正所谓兴趣没了, 工作也就没了。

最后, 金钱唯上论。金钱唯上论这一观点的在学生中的市场可谓不小, 抱持此观点的学生膜拜金钱, 正应了那句古语“有钱能使鬼推磨”, 只有有钱才有话语权, 对于金钱的欲望无可比拟。而体现在就业上就是认定非高薪工作不去, 即便一些十分具有潜力的工作机会也视而不见, 特别是一些极端的学生为了拿到一份高薪工作, 甚至会用金钱去“买职”。

三、克服大学生就业“非理性”现象的对策

1.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若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政府不管是不行的, 我们国家政治体制改革风起云涌, 而教育体制改革也行顺势而为。改革的核心要义, 在于“市场为导向, 素质会基础。”我们也应主动调整人才培养模式, 让教育与社会同步。我们要主动适应市场的需要, 培养市场需要的各类人才。我们也应把握好社会经济走势, 依照需求增设专业与裁撤专业, 优化课程质量, 将以往传统的灌输式授课模式转变为灌输式与实践式相结合的漠视, 从而在最大限度上调整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与能力导向, 正所谓淡化专业界限, 培养全面型人才, 从而使高校培养出的学生能够人尽其才, 产销对路, 需求这一矛盾一解决, “就业难”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2. 提升自身素质。

大学生应该正视自己的能力, 不断提升自身素质。正所谓“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读书无用论”是极为荒谬的。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素质, “学习, 学习, 再学习”, 不断积累与实践, 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领跑位置。此外, 心态也很重要。之所以会出现“兴趣至上论”、“金钱唯上论”等荒谬论点的产生。这些都是“非理性”动机使然。所以, 树立一个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将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方是康庄大道。

3. 提高学校就业指导水平。

转变大学生“非理性”的就业动机, 学校也应做足“功课”。正如前文所述, 大学生的社会阅历毕竟浅薄, 可以说对于国家的形势与政策并没有系统的了解, 而对于自己未来所能从事的工作, 适合从事的工作也缺乏系统的分析, 这就导致一旦在就业过程中出现问题, 会手足无措、疲于奔命。有鉴于此, 学校开设就业指导课, 进行相关的就业指导活动, 对大学生进行多形式、多方面的就业指导与服务可谓当务之急。学校也应在实践中与时俱进, 不断提高学校就业指导水平。此外, 我们也应重视高校的教师质量, 特别是从事就业指导工作的教师质量, 应适时、适地、适度开展相关培训, 提升教师素质, 从而充分落实就业指导工作。

参考文献

[1]袁志华.后危机时代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1, (02) :80-81.

大学理性研究 篇5

面对国家利益受威胁、民族尊严受挑衅，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会无动于衷，想表达义愤之情，想做点什么，以使那些侮辱中国人、诋毁奥运会的人知道“中国人不可辱，中国不可欺”。这种初衷是朴素的、可贵的，而一个理智的人，还会充分考虑行为是否得当，导致的结果是否会背离初衷。

“理性对待发生的一切，不搞过激行动，更加努力地工作，全力配合国家办好奥运，让世界上所有的运动员感受到中国的文明、热情、友善，谣言不攻自灭”、“我们要防止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过激行动只会陷入圈套，正中人家下怀”。网友的这些留言，体现的正是一种理性的思考与认知。

当下，一些人士对中国的不友好，对中国的指责、对奥运会的抵制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奥运会举办过程中所难免的。有些人认为中国发展是一种威胁，因而“不希望看到中国继续强大、继续发展”。“逢奥必扰”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基于此，我们最有力的应对，就是集中精力办好中国的事情，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样做也更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一个开放的、和平的、强大的中国，只会对世界有利，也一定会受欢迎。正如不少网友说的这样：“建设国家最重要！我们要自强!”、“要以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为基础和着眼点”、“把精力用在祖国建设上！”、“中国人争口气，建设好我们的国家，让西方人刮目相看，才是硬道理”。也只有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坚定地发展壮大自己，我们才不会因外部的一些干扰而分心，乃至丧失宝贵的发展机遇。

今天的中国已经迈入法治的快车道，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作为一个中国人，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文明，维护正常社会秩序，是公民的基本责任。爱国热情，作为一种神圣的道德情感，更需要依法有序理性的表达。这种对法律的尊重，更显示我们道德情感的正义与正当性。

依法表达的爱国热情更有力量。“我们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充分表达爱国热情”、“行使自身合法权利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合法权利，理性的爱国观一定是建立在守法的基础上”、“要有秩序地采用合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大学生的这些看法，展示的是一代青年学子的崭新形象。

理性看待大学毕业生“啃老”现象 篇6

一、大学毕业生“啃老”的情况举隅

网上曾流传这样一种说法：“一直无业，二老啃光，三餐饱食，四肢无力，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分任性，八方逍遥，九（久）坐不动，十分无用。”这是网民对“啃老族”生活状态栩栩如生的刻画。2014年，被“啃老”长达7年的徐先生和朱女士夫妻将独生儿子徐青（化名）诉至法院，并申请强制执行把独生子赶出家门。29岁的徐青大学毕业后一直闲在家里等吃等喝，还将一名女网友带回家长期同居。面对父母劝说，他称父母有义务养自己。从具体情节来看，徐青的“啃老”现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事实上，大学毕业生“啃老”现象几乎每年都在上演。2009年年底，一项针对当年应届毕业生的调查显示，有22%的大学毕业生月收入与支出之差在-250元至250元之间，成为月月吃光喝光的“月光族”，8%的毕业生月收入与支出之差小于或等于-250元，成为真正的“负翁”，其中的很多毕业生还需要从父母那里获得经济援助。

从《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09）》来看，2008年毕业的559万大学毕业生中，毕业半年后仍处于失业状态有73.56万，无工作无学业又没有求职和求学行为者有16.51万，即所谓的“啃老族”。《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2）》显示，2011年毕业的大学生中，有近57万人处于失业状态，10多万人加入了“啃老族”队伍。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发布的《“90后”毕业生饭碗报告》显示，2014年应届生平均月起薪为2443元。另一调查显示，65.9%的大学生毕业以后不会再得到父母的资助，其余近四成仍需“啃老”，甚至有5.9%的人每月还会得到父母1000元以上的经济援助，这群人中有84%的人没有找到工作，而他们的月均开销却达到了1553元。

二、大学毕业生“啃老”的社会舆论

社会舆论一般认为，“啃老”意味着无能、失败、贫穷，尤其是大学毕业生，理应做较好的工作、享受较优厚的工资待遇。然而，现在“啃老”已是“国际”现象，“啃老”的人多了，也会得到“舆论支持”。有人就认为，如今的大学毕业生做什么工作的都有，有卖肉的，有当搬运工的，也有当清洁工的，不要说大学生，就是硕士、博士生要找个如意的工作也难，在这种就业难的背景下，出现“啃老”现象不奇怪也无须过度解读。确实，近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一些人一时半会儿就不了业，或工作薪水太低入不敷出者，不得不接受父母的经济援助，这类“被动啃老”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越来越多原本有工作的人怕吃苦或工作收入不高，就主动辞职加入“啃老”队伍，这类“主动啃老”群体的壮大就值得我们警觉了。

随着大学生毕业人数的增多，就业竞争形势越来越严峻，累积的暂时待业的人数增大，其中“啃老”的人数也将日益增加。“啃老”主要是社会就业岗位过少，“僧多粥少”，只能是一部分人就业，一部分人待业。2014年，2400元的月平均薪水，着实让社会大众有些尴尬，让大学毕业生心中落差不小，尤其是在大城市与经济发达地区，这点月薪无疑会让刚入职的毕业生入不敷出，而待业的人则面临生存困难，被迫加入“啃老”队伍。对这部分人来说，“啃老”是在所难免的事情。这种“被动啃老”背后，是社会转型期的阵痛。“被动啃老”既不能说明“读书无用”，也不能断定大学毕业生“无能”。我们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不能一提“啃老”就嗤之以鼻。面对“啃老”现象，社会舆论多一些必要的批评无疑是应该的，但更应该给予理性解释并寻求解决之法。

三、大学毕业生“啃老”的理性归因

来自美国“大学入学与成功学会”（TICAS）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0年美国大学毕业生人均负债达到25250美元，比2009年增长5个百分点，创下历史新高。这份来自美国1000所大学的调研报告指出，2010年是美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最困难的一年，毕业即失业比率高达9.1%，也创历史纪录，在2009年的时候为8.7%。对出现“啃老”现象的原因，有研究人员表示，“其一是经济衰退，让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只好待在家里或搬回老家。其二是买房困难，跟以前相比，房屋贷款更难取得”。

在我国，出现大学毕业生“啃老”现象的原因与美国有相似之处，“啃老族”大多是因为找不到自认为理想的工作，在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时，刚刚步入职业生涯的大学毕业生需要父母扶持，“啃老”则是无奈的选择。但其中也不乏有些父母对孩子疼爱有加，以及社会实际存在的“拼爹”等不良之风，更加助长了少部分孩子对父母的依赖。无论是“主动啃老”还是“被动啃老”，除有来自家长的问题外，还有来自学校、社会等方面需要深刻反省的问题。

2014年9月，发布在微信公众平台的《大学生，你不失业谁失业？》一文，不到半个月阅读量破260万。“上课的时候，清醒没有发呆多，发呆没有睡觉多，睡觉没有玩手机多；下课的时候，自修没有吃零食多，吃零食没有看连续剧多，看连续剧没有游戏多。如此这般，就业时的失败怎能不比成功多……”这篇文章把板子重重地打在了学生身上。事实上，“啃老”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来自学生的因素，更有来自教育与社会的因素。仅1996～2006年的10年间，大学毕业生增长了近4倍，而就业率反降了23.7%。再加上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导致毕业生的知识能力与社会需求错位。还有，在社会日益功利化的背景下，大学存在着重知识传授、轻道德教育的倾向，导致一些毕业生道德迷茫，也助推了“啃老”现象的形成。

四、大学毕业生“啃老”的教育策略

传统观念认为，大学生是社会精英。许多学生和家长在择校时，宁愿选择普通学校也不愿意选择职业学校，使我国职业技术人才出现了短缺的现象。与此同时，我国大学扩招后，高等教育出现了结构性失衡，导致供需矛盾凸显。随着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大学生已不是“物以稀为贵”的“天之骄子”，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逐渐普及与大学学历祛魅的当下，全社会要尽快转变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的观念，高等教育要正视市场需要对其结构进行调整，大学要转变人才培养模式，提升学生的自立意识及实际工作能力，让他们以更健康的心态步入职场。从长远来看，尽管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相当复杂，但保证大学生学以致用应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

从大学生的角度来说，在我国高等教育主要矛盾由“入学难”转为“就业难”之后，自觉养成自立意识与担当精神才是新时代“成人成才”的有效途径。大学生从进入大学起就应该在认清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基础上，锁定自己未来的职业目标并为此付出努力。比如，转变自己是“天之骄子”的观念，克服好高骛远和眼高手低的缺点；扎实学好专业理论知识，抓住机会参与实践、增强处理事务的能力；积极参与集体活动，形成团结协作、艰苦奋斗的精神，等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就应该知书达理、性情平和、实事求是，主动调整心态迎接高等教育与社会转型的挑战。特别是在优越生活条件下成长的“90后”大学生，更要主动担当起时代赋予的责任。

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与责任意识是新时代“望子成龙”的有效途径。家长要改变传统亲子关系中对子女无条件奉献的做法，不把疼爱孩子演变成溺爱孩子，避免造成孩子成人后对家庭的习惯性依赖。仅此还远远不够，更为重要的是改变家庭教育理念，培养孩子敢于挑战、不断超越和自主发展的意识，让孩子通过承担不同成长阶段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来实现自我价值。从社会的角度来讲，也不能一味地指责“啃老族”，而要从社会本身寻找原因与采取措施。比如，改变社会流行的“拼爹”风气，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公平就业机会。更为紧迫的是，改变传统的“读书做官”观念，对年轻人加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自强不息精神教育。

五、大学毕业生“啃老”的法治出路

尽管对子女适度接济不必过度批判，但我们也必须警惕接济演变成了无限度的“啃老”。2014年法院用法律手段制止徐青“啃老”，对使用法规治理“啃老”颇有典型意义。杭州、山东、江苏等多地已经制定法律禁止有生活能力的子女“啃老”。尤其是当今，被誉为“天之骄子”的许多大学毕业生成了“啃老”一族时，人们开始觉察到这一社会问题的复杂性，治理方式也由道德谴责转向了法律制裁。归根到底，“啃老”问题还是道德问题，不可能通过立法杜绝，法律规范“啃老”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倡导和教化，不在于事后的惩罚，目的是让年轻人提高认识，规范行为，让正在“啃老”或准备“啃老”的人明白，“啃老”不仅不光彩而且是违法的。

从保护老年人及教育子女的角度来看，立法未必不是解决“啃老”问题的有效途径，2011年颁布的《江苏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规定：“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要求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以无业或者其他理由，骗取、克扣或者强行索取老年人的财物。”这种有益的立法尝试，至少给了父母拒绝子女“啃老”一个法律依据，也为父母加强子女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提供了教材。如何实现立法的目的呢？恐怕不是立法本身能够解决的，而需要父母改变习以为常的传统亲子互动模式，加强对子女的人生观教育与行为矫正。至于恶意“主动啃老”的子女，就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了。

大学理性研究 篇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两个重要文件的颁布,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全面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制的新阶段。1992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体制通过共建共管、合并学校、合作办学等形式的改革和调整,已使原有的办学体制和结构布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已逐步建立。1995年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以及随后“211”工程的启动和“985”工程的实施,都为我国研究型、创新型大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和办学环境。

可以说,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创新型大学是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需要,是中国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产生世界一流大学必要的环境与土壤,是促进科技与教育结合的迫切需求。其根本目的是要培养治国之才、创业之才、学术大师。

二、关于研究型、创新型大学的定义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至今日,创办和建设研究型、创新型大学的呼声此起彼伏,已越来越成为国内许多高校竞相追求的目标。然而,何谓“研究型、创新型大学”?国内外教育专家都对其内涵和外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和主张。由于对定义的切入点各异,因而对“研究型、创新型大学的”界定也各有千秋。美国全国工程科学院院士丹莫特教授对研究型、创新型大学的定义是这样的:“知识的传播和创造——教学和科研是研究型、创新型大学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研究型、创新型大学的教授用自己的研究向学生传授最新的成果,学生感到学知识是一种创造的行为。在研究型、创新型大学就读的学生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们在一种研究型、创新型的文化中成长,有强烈的求知愿望和探知精神。”

在总结与概括国内外教育专家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研究型、创新型大学的建设进程,笔者认为,研究型、创新型大学是以知识的传播、生产、应用为中心,以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和培养高层次精英人才为目标,在社会发展、经济建设和科教兴国战略中起重要作用的大学。一般来讲,研究型、创新型大学学科比较齐全,以基础研究见长,具有整体科研实力和以培养创新人才为核心的教育实力,以及具有科学、知识、人才的整合实力和集成作用。

三、建设研究型、创新型大学的宏观定位

(一)以观念更新为突破口,确立现代大学发展思想

高校要跻身研究型、创新型大学之林,必须要有世界眼光、变革精神和创新思维,实施国际化、开放式、走出去的战略。在新世纪新阶段,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要大力更新观念,确立现代大学发展思想,进一步明确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方向与思路,立足中国教育改革、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全局,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进教育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促进与世界先进教育理念的接轨,积极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要大力更新观念,把学校放在国际背景之中,突破学校围墙,用全球的眼光来考虑目前制约高校发展的资金、人才、技术、管理等瓶颈。加大开放合作的力度,探索和学习国外发达国家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师生互换、学者互访等都是较好的方式。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除了具有积极开拓进取的精神之外,更要尊重教育规律,要防止和克服急功近利和浮躁情绪,立足我国国情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把培养符合社会需求,能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的人才作为学校实现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标志。

(二)以制度创新为着力点,积极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大学国际竞争的核心不是资金、人才和技术,而是制度。要建立服务学生、服务教师、服务教学科研的管理制度,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学术评价和人才竞争机制,营造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生存发展的环境。事实告诉我们,真正反映一个学校的实力,不在于规模,而在于特色和水平。而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的办学特色并不十分明显。为此,必须整合高校现有办学资源,集中精力走特色办学。

通过制度创新,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是保证正确决策的前提。要转变领导的管理方式,转变机关的行政职能。在决策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充分认识到教授是学校办学的核心力量,在教育和学术问题上,要尊重教授的发言权,从制度上保证教授的学术地位。对学校的决策和管理,要充分听取、吸收广大师生的意见,避免行政手段代替科学决策,使我们的决策更符合客观规律。建立合理的权力分配结构,管理重心下移,使学院成为办学实体。目前,学校对院部的管理,更多的是行政管理,学校和学院之间的关系,责任、权力和义务不够清晰。学校发展的压力主要落到了校领导身上,学校规模越大,领导负荷就越重。学校领导与学院负责人应该是两个管理层面,学校领导主要应考虑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考虑如何准确把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学校领导不应该也不可能有足够的精力管到每一个学院具体的事和人。学校的一个具体政策也不可能适合所有的学院,特别是并校之后的综合性大学。

(三)以基础学科研究为根基,构建高水平科学研究平台

学科是一所学校的核心,学科水平是反映一所大学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综观世界著名大学,除了学科门类齐全,综合性强之外,更主要的是这些学校有一些独具特色的世界公认的一流水平的学科。大学的科学研究与其他研究机构的性质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大学里的科学研究更倾向于基础研究。世界著名研究型、创新型大学普遍重视基础学科研究,欧美发达国家也都把高水平研究型、创新型大学作为国家基础研究的骨干力量。据统计,美国现有的30多个大型国家重点实验室(规模在2000人左右),大部分建在研究型、创新型大学,或委托研究型、创新型大学管理。国际著名学术期刊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的原创性高水平研究论文,三分之二由大学发表;诺贝尔奖的授奖总数中,四分之三由大学获得。要特别提出的是,研究型、创新型大学在加强重大基础研究的同时,要更积极的参与大型国际合作科学研究项目,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科技资源,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急任务。

(四)以改革培养模式为总抓手,全面构建创新型人才培育模式

一所大学的社会声望,取决于它培养的学生在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因此,学校要特别关注学生的培养质量。美国一些研究型大学在这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给学生提供了许多锻炼的机会,包括提供艺术欣赏、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机会,与著名教授一起工作,得到指点的机会,使用一流科研设施的机会,与处于不同探索领域的人士进行交流的机会,等等。

目前,国内很多高校包括一些著名高校的学生专业基础不牢,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欠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因而,要积极探索和研究21世纪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和高科技发展对人才的宏观需求,结合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才的实际,牢固树立人才质量观,坚持全面可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战略,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发挥多学科优势,调整培养目标,改革培养模式,抓好课程体系改革和教学梯队建设,不断更新现代化教学手段,培养专业知识广博、具有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人才。对于本科生而言,学校可以创设“本科生科研计划”,具体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学生参与以教师为主的科研小组,在其中担任研究助理,充分感受学术熏陶,较快进入研究状态;二是由学生自己提出项目方案,包括研究性项目、创造性设计工作以及公众服务项目等,根据方案向学校申请研究资金。研究型、创新型大学以培养创新能力、高水平人才和研究成果为主要任务,而研究生教育是研究型、创新型大学发展的重要特征。国际上一流大学的研究生比例一直较高,本科生与研究生之比在1:1左右甚至更高。因而研究生教育一直是高等教育的重头戏。要注重研究生的原创性能力培养,通过推进实施开放式个性化研究生培养模式,进一步开阔研究生的学术视野,真正成为学有所成的高端人才。

参考文献

[1]许克毅．研究生教育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定位[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4，(8)．

大学理性研究 篇8

1. 大学生网络非理性表达的特征分析

网络在近几年来实现了较快的发展, 而在反映社会舆情方面网络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人们的生活中开始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了网络行为的表达, 而且网络非理性表达也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民通过对互联网这一载体的利用从外部接收一系列的信息或者对自身的信息进行表达的总和就是所谓的网络行为表达, 网络非理性表达本身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

首先是波动性和非理性。网络非理性表达由于受到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 因此存在着一定的波动性。比如, 匿名发言在网络中属于一种非常常见的形式, 因此相关部门很难有效的监督和限制网民的各种言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 一部分不法人员利用网络对一些负面的信息进行发布和传播, 比如毁谤他人、揭人隐私以及制造谣言等, 而且目前在网络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这种非理性的言论[1]。

其次是交互性和即时性。网络非理性表达与传统的媒体比较起来具有十分鲜明的交互性和即时性的特点, 大学生只要打开电脑、点开网络就可以对当下的热点新闻进行了解和认知, 同时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将自己对热点和时事的看法和观点表达出来。

再次是多元性和复杂性。包罗万象是网络非理性表达在内容方面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同时网络非理性表达也具有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 网民在网络中可以用视频进行观点表达, 也可以用图片、文字进行表达。由于网民在立场和素质等各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因此往往在面对同一问题的时候具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看法, 这样就使得网络非理性表达具有相当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而正是因为网络非理性表达情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的特点, 因此导致高校在开展大学生网络非理性表达的监管和引导工作中面临着非常大的难度[2]。

最后是开放性与虚拟性。网络本身在技术、内容以及形式等方面具有无限开放的特点, 而网民在进行网络交往和沟通的过程中可以将自己原有的社会属性轻易的改变掉或者隐藏起来。由于网络非理性表达的主要载体就是网络, 因此网络非理性表达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了网络的这两大特点, 也就是开放性和虚拟性。

2. 大学生网络非理性表达的现状分析

大学生的价值观受到网络空间多元文化和开放性的极大冲击。青少年群体面对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在选择不同文化价值的时候存在着较大的困惑。在青少年确立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过程中大学阶段属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然而由于各种负面的观念和思潮充斥在网络空间中, 这样就很容易使大学生在前期教育中积累的各种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等产生动摇和受到破坏。由于网上生活极度崇拜技术价值和多元文化价值的共存, 因此会导致在大学生心理方面社会主导价值的权威地位受到动摇[3]。

大学生的社会发展容易受到网络空间主体自律危机、自由行为和人格缺失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由于在人际沟通方面网络社会存在着较大的虚拟性, 因此大学生从中很容易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 同时还会对网络社会产生一定的依赖性, 不能够有效的转换自身在虚拟现实和客观现实之间的角色, 从而导致大学生出现人格孤立化和社会分隔化等一系列的问题。网络主体的各种行为由于网络的自主性特点而可以充分的实现, 利用网络这一形式人们就可以将各种信息发布出来, 同时还可以形成一系列的网络行动。因为没有受到现实社会中的社会责任、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等各种因素的控制和约束, 导致虚拟的网络主体的自由行为极易陷入到绝对自由的陷阱, 从而进一步的导致网络主体行为出现失控的现象。

大学生价值观受到了行为失控、文化危机和道德失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由于网络空间中人们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等被剥离, 而且在网络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具备现实社会中的充分性和完整性, 而是属于一种间接的和虚拟的符号之间的关系。面对这种情况, 传统的社会舆论很难对网络空间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监督和评价。网络道德观念由于道德主体的淡化而变得越来越淡化和虚无, 最终导致网络空间中存在着十分严重的网络道德失范的现象[4]。

3. 大学生网络非理性表达引导与思政教育协同模式的构建、实施和保障

( 1) 大学生网络非理性表达引导与思政教育协同模式的构建

高校要想做好监督和管理大学生网络非理性表达的工作, 就必须对网络伦理构建规律和网络非理性表达发展周期具有充分的认识, 要有机地结合思政德育引导的软件和舆情信息系统的硬件, 除了要做好实时监控和有效处理网络非理性表达事件的工作之外, 同时还要以此类的事件为根据认真的整理和分析网络空间的伦理规则构建路径, 从而能够做好后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首先, 网络非理性表达甄别与角色赋予。在形成和传播非理性表达的初期, 高校就要通过对非理性表达信息系统等网络手段的利用对舆情的动态进行捕捉和甄别, 同时还要对意见领袖进行积极的培养, 使其在非理性表达的发展过程中充分的参与进来, 这样就可以将正向的角色参与赋予非理性表达的形成和传播, 将各种积极的正向影响营造出来, 从而有效地降低负面影响。其次, 要充分的做好非理性表达分析和决策引导的工作。高校需要认真的跟踪和收集非理性表达传播阶段的信息, 并且要在非理性表达德育平台中对非理性表达事件的情况进行共享, 从而有效地分析非理性表达信息, 将良好的舆情氛围营造出来, 采用积极的角色引导的方式对非理性表达参与者进行引导, 与其达成正向的新共识, 从而对非理性表达发展的进程进行有效的干预[5]。

( 2) 大学生非理性表达引导与思政教育协同模式的实施和保障

首先, 要对网络实践过程中学生群体的主体自觉意识进行强化。高校在开展网络教育的时候必须要做到疏堵结合, 要对学生的道德自律能力进行重点培养。学生在网络思政教育中属于学习主体, 因此高校必须要让学生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充分的发挥出来, 这样才能够确保大学生网络非理性表达引导和思政教育协同模式取得良好的效果。要向学生赋予主动权, 对学生的自律和自觉性进行强调, 从而使学生判断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得到有效的发展, 而学校要对其进行合理的引导和监督, 这样学生在面对网络中的多元文化和海量信息的时候就可以保证自身选择的正确性。

其次, 要对网络空间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 从而做好大学生思政阵地建设工作。高校在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候必须要对网络的特点进行充分的利用, 要使网络交流的民主性、开放性和自由性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 并且还要积极地鼓励和引导学生通过网络来直率表达和直接反映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困扰、情绪、感兴趣和关心的话题, 这样教育者才能够对学生真实的思想具有充分的了解, 从而进一步的将问题的关键把握住。所以, 高校应该将思政网络体系构建起来, 对思政工作的虚拟阵地进行积极的开辟[6]。

再次, 要做好网络空间的引导工作, 打造一支高水平的思政教育工作者队伍。高校只有积极地打造一支高水平的思政教育工作队伍, 才能够有效地开展网络环境中的大学生思政工作和精神治理工作。这支思政教育工作队伍除了要将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掌握住、具备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之外, 同时还要熟悉网络文化特点、具有较高的网络技术水平, 而且在这支队伍中应该包括班级导师队伍、专职教师队伍、学生党员和团员、学生骨干等。只有这样,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才可以针对大学生特有的思维方式、文化习惯和心理等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而且还可以对网络进行熟练的使用, 积极地利用网络的途径将学生思政工作中存在的各种不足和问题找出来, 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 确保网络非理性表达引导工作的高效性。

最后, 不断的完善网络非理性表达监督预警的处置措施和管理机制。高校要积极的利用不断升级的网络新媒体监管的软件能力和硬件技术、移动互联终端、校园互联网等各种途径对自身网络非理性表达监管的覆盖面进行积极的拓展, 不断提升网络非理性表达监督预警的效率。同时, 高校还要对思政教育工作人员的网络技术水平进行强化, 从而实现长期的、经常的净化校园网络, 确保能够顺利的开展网络思政和德育工作。

4. 结语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网络化日益普及的今天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 同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网络化的广泛应用使得学生的社会化和个性化学习具有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而且可以使学生更好地扮演社会化角色, 然而也同时出现了一系列的弊端, 比如大学生在网络中的人格障碍、信任危机以及道德意识的不断减弱, 因此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十分不利。要想使这一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 高校必须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予以高度重视, 积极地构建大学生网络非理性表达引导和思政教育协同模式, 从而营造出更加和谐的高校网络文化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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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理性研究 篇9

2013年9-11月, 笔者以抽取NH大学的在校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发放问卷的形式对NH大学的学生进行调查, 取得有效问卷1000份。调查结果显示, 不少大学生每学期人均消费支出高达5347元, 部分学生年消费额达到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 表明大学生的消费具有严重的非理性特征[2]。因此, 关注大学生的消费状况, 培养和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意识, 建立健康、良好的消费习惯, 对高校教育工作者来说是责无旁贷的。试图通过心理账户对大学生非理性消费影响进行探讨, 并提出可行的引导措施。

一、非理性消费与心理账户理论概述

非理性消费与理性消费只是相对而言的概念。因为人的消费观念与消费行为是繁杂多变的, “消费观念是高层次、相对稳定的消费意识, 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在消费问题上的具体表现”[3], 很难用什么样的消费属于理性或非理性加以区别划分, 但也不能否认理性消费和非理性消费在生活中的确存在。我们认为, 在特定的消费环境下, 消费者根据个人的经济情况及消费能力, 为追求最大化的期望效果并做出合理的购买抉择, 即为理性消费;而消费者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对自己的需求和欲购买的产品没有清楚地了解, 不能合理地确定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 做出的不合理的消费决策, 如消费者不按追求效用的最大化进行消费, 或是不按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进行消费, 或是对消费品的判断认识不足, 盲目、冲动、攀比、炫耀消费, 即是非理性消费[4]。分清两者的区别, 有助于规范人们的消费行为, 减少非理性消费所引起的资源的浪费。

心理账户主要用于对消费者行为的分析, 属于行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1980年由芝加哥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查德·萨勒 (Thaler.R.H) 首次提出, 1985年, 丹尼尔·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 与他的合作者特韦尔斯基 (Amos Tversky) 在萨勒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深入分析个体、家庭、企业集团潜在的心理账户系统的特征、分类以及心理账户对人们消费 (投资) 、评估、决策行为的影响, 正式提出了心理账户理论。他们认为, 各种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及个人都存在心理账户系统, 但与经济学或数学的运算规律不同的是, 人们在做经济决策时, 通常在心理上把金钱划分成不同账户, 使用不同的心理评估过程[5]。正是这种潜在的心理账户影响, 使人们在消费决策时常常偏离基本的理性“经济人”原则, 做出许多非理性的消费行为。

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常常会有意无意地把不同来源的财富划入不同的账户进行管理, 从而形成不同的记账方式和不同的心理运算规则的心理账户, 它显示出人们在进行资金消费或财富决策时的心理认知过程。心理账户有两个最本质的特征:一是心理账户的非替代性;二是心理账户不同于经济学的特定运算规律。正是由于心理账户的这两个本质特征, 造成了人的经济行为与经济学理性假设的背离, 即非理性特征[6]。以丹尼尔·卡尼曼听音乐会的实验为例, 有人花200美元买了一张期盼已久的音乐会门票, 当他兴冲冲地准备出门时, 却发现入场票不见了, 他不会选择再花200美元去听音乐会的;同样是有人打算晚上去听音乐会, 票价是200美元, 刚要从家里出发, 却发现刚买的一张价值200美元的电话卡给弄丢了, 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去听音乐会。丹尼尔通过数次类似的实验发现, 两种情境之所以会出现完全不同的选择结果, 是因为“心理账户”所具有的非替代性原因。上述实验表明, 由于人们把丢失同样数量金钱的电话卡和音乐会票从心理上归到了不同类别的消费支出账户中, 两者是分属不同账户的预算和支出, 所以即使丢失电话卡也不会影响听音乐会;丢失音乐会票和需要再花200美元听音乐会被归入同一个账户, 人们自然就觉得不划算而选择放弃听音乐会了。由此表明, 消费者在决策时是根据不同的决策任务形成相应心理账户的。

二、心理账户对大学生非理性消费的潜在影响

根据萨勒心理账户具有非替代性的特征, 人们会把金钱划分到不同的心理账户中, 而且每个心理账户里的钱具有不同的功能和用途, 不能相互替代[7]。这种心理账户的非替代性对大学生的消费决策有着潜在的影响作用, 大学生受其影响在消费的过程中呈现非理性消费倾向和享乐主义倾向, 引发奢侈消费、攀比消费、炫耀消费和畸形消费,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不同消费支出的心理账户之间的非替代性

萨勒根据消费支出的不同, 将心理账户分为日常消费品支出和奢侈品消费支出两个心理账户, 这可以在大学生消费中得到印证和体现。即大学生设立的不同消费支出类别显示不同心理账户之间存在非替代性。我们通过调查数据可以发现, 由于心理账户的潜在影响, 大学生一般对一日三餐为主的日常生活消费大都比较节省, 而对于手机网络、品牌服饰、化妆品等则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非理性高消费现象, 甚至会省下生活费或其他学习费用去购买一款名牌手机、名贵的包具或者高档化妆品等, 这在高校女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同时, 对于不同的心理账户, 大学生的消费差别也较大, 在很多方面呈现出非理性的特征。如现在大学生在谈恋爱、社交娱乐以及个人兴趣爱好发展等方面的非理性消费行为过度。调查中发现, 在月平均消费中, 约30%的学生在恋爱上花费最大, 月平均300-400元, 13.5%的学生在社交娱乐和通信上花费最多, 约69%的学生有定期去校外聚餐的习惯或请客吃饭的行为。同时, 还发现约40%的学生经常外出旅游, 其每学期旅游支出平均在800-1000元, 甚至有的拿钱高消费、炒股或用于传销、赌博等恶性消费, 由此出现大量“月光族”和“借钱族”。综合起来说, 大学生的日常消费支出一般主要有基本生活消费 (衣、基本伙食、交通、通信) 、学习性消费 (考证、培训、书籍等支出) 、休闲娱乐消费 (旅游、娱乐、健身、美容等) 、交际性消费 (人情消费、恋爱支出、聚餐等) 。

(二) 不同经济来源的心理账户之间的非替代性

目前, 我国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家庭供给, 也有一部分是奖、助学金, 或者校园兼职、勤工俭学, 还有一部分是学生申请的助学贷款等。对于大学生来说, 父母给予的经济供给和自己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金钱其心理账户是有差异的。调查结果显示, 97%的大学生消费来源主要依靠父母, 只有一小部分大学生通过勤工俭学、校内外兼职等方式赚取额外的生活费用。在调查中还发现, 多数大学生尤其是独生子女没有通过自己的劳动赚取金钱, 自然感觉不到赚钱的辛苦, 所以消费起来常常没有计划性, 非理性消费的情况非常普遍。比如, 有的大学生由于所在学院的积极争取, 获得了某企业赞助或校外助学金, 由于这笔钱是不在其日常消费的心理账户之内的, 因而心理上容易产生意外之财的感觉, 对其使用就愈加大方和随意。同时, 我们还发现, 很多大学生的父母都是按学期或年提前一次性付给他们生活费, 这也造成不少大学生由于不善于理财或不能合理规划生活费, 这些钱到底怎么花的, 在他们心里是一笔说不清的糊涂账。加之大学生群体追求时尚, 彰显个性, 强调新、奇、美, 追求消费品的高档次、高价格和新产品、名牌货, 对新款产品趋之若鹜, 他们不顾一切地超前消费、举债消费、透支消费, 不仅消费现在, 更要消费未来, 于是“花今天的钱圆明天的梦”成为时尚。

(三) 财富的不同储存方式之间的心理账户的非替代性

据专家研究发现, 心理账户的非替代性有时并非那么严格, 特别是当人们处在诱惑力强、消费选项归类模糊的时候, 人们大多会依据自己对物品的需要, 自然而然地将消费项目灵活地划归不同类别的账户。如消费类别的模糊性就是影响非替代性与预算控制的一个因素。这一影响因素的研究则主要来自于“灵活的心理账户 (malleable mental accounting) ”理论 (Cheema&Soman, 2006) 。研究者认为, 只要消费项目存在着灵活性或模糊性, 人们就会为自己的享乐消费寻找理由[8]。通过研究发现, 大学生在商品虚幻的符号象征价值的巨大诱惑下, 在媒体宣传诱导和新文化媒介人的示范下以及在消费文化意识形态霸权的制约下, 容易脱离个人实际追求高档和奢侈性消费, 这种情况在大学生使用金钱和使用信用卡消费时可以得到体现。调查显示, 67.6%的大学生拥有一张以上的信用卡, 而且经常使用信用卡的占65%以上, 潇洒刷卡使越来越多的持卡一族不知不觉中沦为“卡奴”, 成为“负翁”。其实, 信用卡消费的心理作用机制与直接金钱消费是不一样的, 信用卡属于预支型消费, 其透支消费的功能令大学生在消费过程中根本没有消费金额的感觉, 只是卡上数字的增加或减少, 容易引起超过支付能力的非理性消费。与此同时, 大学生往往还会购买各种理发卡、健身卡、手机卡等, 它们和信用卡一样, 都是打出充值多少送多少的广告, 吸引学生把钱存入卡中, 诱导学生非理性消费。

(四) 心理账户的运算规则对非理性消费决策的影响

卡尼曼在前景理论中提出了“价值函数”概念, 他认为个体在决策时对于得与失的主观感受价值不同, 这是一种相对概念。简而言之, 这个函数有三个特征:一是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时都是风险规避的;二是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时是有风险偏爱的;三是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这个理论也在父母付给大学生生活费上体现出来。如家长在孩子一入学时就确定了生活费用标准, 这个标准以后是很难减少的, 而且通常都是不断增加的。对于大学生来说, 不断增加的生活费用, 就给予其非理性消费提供了条件, 人们决策时倾向于回避损失, 也就是说人们感觉到5元与10元的差额要比505元和510元的差额要大。比如, 大学生去电脑城买电脑或者手机可能会坐公交车去, 但是买了电脑或者手机之后便不会在乎几十元打出租车的费用。又如, 大学生在购买电脑、手机等, 在不同价格的产品面前, 他们可能因追求款式新颖、功能奇特, 而不会计较几十元或者几百元的差额。这都是因为相对总额或差额比较小, 造成大学生的非理性消费。大学生作为无固定工作、无收入、无稳定还款来源的“三无”特殊群体, 其消费受到很大的制约。调查显示, 我国大学生生活费的来源主要靠父母支持, 这一比例高达85%。经济发展和家庭收入的不平衡导致大学生消费水平出现“两极化”, 即“高消费群体”和“贫困生群体”两个差距悬殊的极端群体。校园内的攀比之风和炫耀性消费给贫困学生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 这使他们表现出强烈的自卑感及仇富心理, 甚至产生心理健康问题。如此不断蔓延的非理性消费倾向, 造成大学生扭曲的消费人格及挥霍浪费的生活方式, 阻碍大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健康人格的确立。

三、基于心理账户影响的大学生非理性消费行为的疏导

心理账户对大学生非理性消费行为的潜在影响, 既有来自于社会的追求时尚的消费心理, 也有来自家庭理财教育的缺失, 还有学校消费教育和不良环境的影响, 更有大学生自身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认清心理账户对大学生非理性消费的潜在影响, 对引导和教育大学生形成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 应从以下方面努力:

(一) 高校要重视对大学生理性消费的教育引导

学校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 肩负着学生德育的重任, 大学生的消费观教育作为学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主要依托高等学校来展开。首先, 高校应当充分认识对学生进行理性消费教育的重要性, 要加强大学生的“消费道德”教育, 提高对非理性消费的抵抗能力, 把消费教育纳入终身教育的范畴, 并逐步形成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的科学合理的教育体系;大力倡导文明、健康的消费环境,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提高学生理性消费素质。如学校在发放奖学金和助学金的同时应从心理账户的作用机制出发, 将学校的各种资助与大学生三下乡、勤工俭学结合起来, 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劳动体会来之不易的心理感觉。而且高校在发放助学金时, 可以考虑不发放现金, 而是分批打入学生的饭卡用于日常必需的饮食消费, 避免学生把助学金用于其他方面的高消费。其次, 高校在开展大学生理性消费教育方面也拥有非常明显的优势:高校有一大批专门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教师队伍, 有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辅导员队伍, 广大教师的言传身教、行为示范对大学生树立科学理性消费观的塑造具有重要的作用;此外, 高校可适当开设与消费、理财相关学科相结合的选修课、金融理财类选修课及相关专家讲座教学平台, 在大学生中普及有关消费行为学、消费经济学、消费社会学等多专业领域知识。充分利用先进的教育教学手段、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 加强大学生消费道德方面的教育, 培养和加强大学生的“财商”, 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金钱观和消费观, 保证理性消费教育的顺利开展, 正所谓“固立本心, 则万物皆难扰之”, 为大学生树立健康、理性的消费观打下坚实的基础。学校也可以在校园文化建设中, 倡导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 在校园里利用讲座、社团活动、辩论赛以及校报、广播、网络、橱窗等, 大力宣传和引导大学生认识心理账户的原理机制, 预防非理性消费决策, 培养大学生的节俭意识和感恩意识, 培育大学生的吃苦精神和进取精神, 营造一个健康、积极的媒体舆论环境, 必将有利于大学生正确消费观的塑造和形成。

(二) 家庭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消费观与理财知识教育

家庭是个人赖以生存的第一个社会群体, 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是大学生的主要经济来源, 他们对于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影响最大。首先, 家庭要重视行使消费教育的责任, 尤其是家长要为孩子做表率, 身教胜于言传, 在日常消费中要有节俭的意识, 树立理性消费、健康消费的良好榜样, 使孩子受到熏陶和正面影响, 增强其适应社会的能力, 不断提高家庭消费的文化含量。其次, 家庭除了经常灌输正确的消费观念和理财知识, 还应清楚心理账户的作用机制, 积极采取措施规避非理性消费行为;培养一个健康的消费文化环境, 根据自己家的情况, 有计划地给孩子提供预算。根据萨勒对于价值函数在得失组合中的偏好分析, 人们要是有两个获得应该分开。对此可以理解为给予或获得不要同时集中在一起, 而应适当合理分配。如家长应该及时对子女的消费结构进行关注, 在满足孩子物质要求时, 尽可能分批次购买, 不要一次到位;对不合理的消费及时制止, 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大学生非理性消费, 而且可以帮助和培养大学生合理理财的能力,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再次, 家长应改变“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教育理念, 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独立自强意识, 鼓励孩子多磨炼意志, 培养吃苦耐劳、自食其力的优良品质, 锻炼其适应消费生活变化的能力, 积极鼓励孩子勤工助学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提高经济独立意识, 让他们知道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需要通过辛勤劳动和努力换取的;要让子女懂得“一丝一毫当思来之不易”, 体会到父母赚钱的辛苦, 考虑到家庭经济承受能力, 珍惜每一分钱;同时要加强对子女消费行为的监督与引导, 正确处理奉献与索取、学习与生活、精神与物质的关系, 培养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从而提升消费素质和理性消费的习惯, 培养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

(三) 大学生自身要强化和提升理性消费素质

大学生们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阶段, 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 如果没有科学、理性的消费观指导自身的消费活动, 就容易在现实生活中迷失方向、丧失自我。根据心理账户的分类预算对消费决策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出, 心理账户是通过心理预算来调节人们的消费行为的。尽管人们会为不同的消费做出预算, 但预算通常会低估或者高估购买特定产品的价格, 导致出现消费不足或者过度非理性消费的误区[9]。当前大学生群体中出现非理性消费的现象,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学生的消费知识欠缺、理财能力薄弱。大学生作为社会消费的主体, 首先, 应该对心理账户的潜在影响有明晰的认识和了解, 合理制定分类预算。要理智地认清自己的经济能力, 注重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和谐均衡、协调统一;必须提高主体性和选择性, 洞悉消费话语生产伎俩和消费话语传播的模式, 审视、反思和破解商业广告和媒体对“时尚”、“品位”、“幸福”、“身份”等符号的编码意义, 在批判、追问和反思中培养主体精神和主体意识[10]。其次, 要端正对消费的态度, 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和实际支付能力, 做出理性的消费选择:不轻信、不盲从、不攀比、不冲动消费, 提高其理性消费能力。再次, 通过理解心理账户的机制, 加强对于心理账户的认知, 了解到自己非理性消费的决策发生的原因, 积极树立科学、理性、和谐消费的理念, 倡导绿色消费, 增强节约、安全、环保和可持续消费意识, 弘扬中华民族节俭、不铺张的美德,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抵制和杜绝挥霍、摆谱、发泄等非理性消费行为, 提升消费素质、质量、层次和文化品位, 做到消费有智慧, 将消费领域赋予文化内涵, 并逐步渗透于消费生活中, 端正消费生活的发展航向, 让消费文化的主旋律在高校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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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理性研究 篇10

一、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非理性表达的基本特征分析

1. 自媒体时代下大学生网络非理性表达的主要表现形式分析

(1) 政治情绪化表达多发, 群体性极端行为容易爆发。随着自媒体的广泛应用, 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不愿意参与或者表达的一些话题, 在网络环境中有时得到较为自由的表达和传播。当网络上出现一些具有鼓动性的言论时, 大学生往往会出于维护社会公正的目的而情绪激动, 并积极参与到跟帖讨论中, 因而情绪化表达很容易演变成网络非理性表达的具体表现形式。另外, 受到公平正义理念的影响, 大学生对现实中的不公平、不法现象等十分关注。一旦某个具体事件成为网络讨论的热点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有可能会成为群体性网络意见表达的导火索, 并可能引起极端行为的爆发。例如宝马案等成为引发群体性极端行为的突发事件, 引起了大学生的多方讨论。

(2) 网络娱乐热点备受关注, 网络意见领袖引导作用较大。在当前社会快速发展的环境下, 网络上的一些不良信息可能被企业或者个人利用并炒作, 而缺乏辨别能力和自制能力的大学生, 往往会受到炒作热点的吸引, 参与到跟帖讨论的过程中, 特别是其中的娱乐事件很容易成为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 有的热点事件中所表现出的价值观念却往往是不正确的、不全面的, 大学生在点击回复娱乐热点事件的过程中, 很容易受到低俗网络表达的影响, 去接受甚至模仿其所体现的价值导向。

2. 自媒体时代下大学生网络非理性表达的基本特征分析

(1) 表达内容更加广泛, 传播速度更加迅速。自媒体环境下, 人们有了更为便捷、更为迅速的表达渠道, 例如, 新闻跟帖、网络论坛、微博博客等成为人们表达意见的主要渠道。自媒体的传播特征又推进了网络舆论的发展进程, 使得普通民众的舆论力量不断深化, 表达内容更加广泛。只要网络上的信息符合大学生的心理预期, 那么这些信息就会成为校园网络传播的热点问题, 甚至一些不具有现实意义的恶搞、调侃也会成为自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又为大学生参与自媒体讨论提供了技术条件, 大学生只需要动动手指, 就能够轻松传播信息、表达意见。

(2) 网络表达引导困难, 传播过程参与者众多。自媒体环境下, 网络使用者的人数众多,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网络信息的制造者或者是传播者, 这就使得网络意见表达具有更强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受控制性。而大学生往往都对网络语言有着较强的使用能力和控制能力, 高校的网络管理者常常无法及时监测出网络意见的发展动向, 也无法准确引导网络舆情发展方向。因而对于高校来说, 在自媒体时代要做好网络表达的监测和引导具有更大的难度。

二、自媒体时代下大学生网络非理性表达的根本原因分析

1.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网络道德建设滞后

网络社会实际上也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映射, 大学生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表现在网络中就会发展成为非理性的表达行为。在现实生活中,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一些社会问题凸显出来却可能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这些冲突和矛盾受到大学生的关注, 并引发了大学生在网络空间内的讨论。同时, 高校、家庭和社会在网络道德建设上有待进一步完善。部分大学生的网络伦理道德意识不强, 网络心理问题多发, 网络成瘾、网络诈骗行为等频繁发生, 这使得大学生在表达网络意见的过程中容易忽视理性思维的引导作用, 单纯在情绪化的非理性意识控制下做出不理智的表达行为。

2. 部分大学生缺乏自律意识, 从众心理较强

大学生在网络意见表达过程中, 实际上具有两面性。对他人的道德错误往往无法容忍, 但是自身的自律意识不强, 往往认为自己是舆论的审判者, 认为舆论道德应当成为惩罚他人的手段。因而在一些热点问题上往往会对自己的行为不加控制, 一旦出现自己认同的观点就不加辨别地赞同, 而出现意见相左的表达时则激动地进行反驳。大学生渴望表达自我但又缺乏控制辨别能力的矛盾, 容易引发非理性的网络表达行为。

3. 网络信息法律规范缺失, 网站监督管理缺位

近年来, 我国已经开始强化信息管理工作, 并加强相关的立法司法管理活动。但是, 实际上受到网络技术的影响, 现行的网络信息法律法规仍然不能适应网络信息发展的现状, 一些网络恶搞事件、“人肉”搜索事件等不能得到有效的管理, 网络法律规范的缺位使得网络非理性表达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的控制。同时, 从技术方面来说, 网络传播具有虚拟性和隐匿性的特征, 这也增加了网站监督管理的难度, 仅仅依靠当前的网络防火墙技术和关键字监管技术, 有时难以实现网络言论监督管理目的。

三、推进大学生网络理性表达的思想政治教育对策分析

1. 强化网络伦理道德建设, 培植健康积极的校园网络文化

高校应当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 强化高校的网络伦理道德建设, 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帮助学生自觉抵制不良网络信息的影响。要创新教育方式, 改进教学理念, 通过深入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调整工作方法, 强化与大学生的网络交流, 为大学生创造更多的公益实践机会, 帮助大学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树立正确积极的网络伦理道德意识。同时, 高校还应当运用丰富多样的活动形式为大学生培植健康积极的校园网络文化, 通过多种网络平台公开学校工作动态, 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向, 为大学生营造更为民主的校园网络文化。

2. 构建网络舆情引导机制, 建立网络舆情监测系统

高校还需要从网络舆情引导机制建设方面, 强化对网络非理性表达的引导和控制。一方面要及时提醒大学生的网络表达行为, 促使大学生理性交流, 另一方面还要对虚假的信息进行严格控制和管理, 防止虚假信息影响大学生思维, 并及时与大学生进行沟通, 做好网络争论调解工作, 客观理性地引导大学生的网络表达行为。同时, 高校要通过技术手段做好网络意见表达的监测工作, 建立网络舆情监测系统, 通过信息技术和人工监测相结合的方式提升网络监测的水平, 并引导大学生加入到网络舆情监督管理过程中, 发挥大学生的优势, 推进大学生网络行为自律监督小组的建设与完善。

四、结束语

大学生作为自媒体时代的主要参与者, 能够充分运用多种形式发表自身的观点和看法。但是, 由于自媒体环境下信息的多元化和复杂化, 大学生的网络表达行为往往会呈现出不理性、冲动激烈的特征。如果不及时对大学生的网络表达行为进行有效的引导和监控, 那么网络舆情的传播和发展则很可能不受控制地发展下去, 甚至会危及到高校的校园安全和稳定。因而, 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 应当通过调查走访了解校园网络应用情况, 召开职能部门负责人座谈会、思想政治理论课专兼职教师座谈会、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和大学生座谈会等形式, 并充分运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分析大学生的网络行为, 对大学生网络非理性表达的表现形式、表现特征以及根本原因进行深入调查。针对大学生在自媒体应用过程中的不理性表达行为进行引导和监控, 推动大学生网络表达的理性发展, 实现自媒体应用的合理性, 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摘要：在自媒体时代, 大学生网络非理性表达的主要表现形式有:政治情绪化表达多发, 群体性极端行为容易爆发;网络娱乐热点备受关注, 网络意见领袖引导作用较大。大学生网络非理性表达的基本特征是:表达内容更加广泛, 传播速度更加迅速;网络表达引导困难, 传播过程参与者众多。文章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网络道德建设滞后;部分大学生缺乏自律意识, 从众心理较强;网络信息法律规范缺失, 网站监督管理缺位等方面, 分析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非理性表达的根本原因。并从强化网络伦理道德建设, 培植健康积极的校园网络文化;构建网络舆情引导机制, 建立网络舆情监测系统两个方面, 研究推进大学生网络理性表达的思想政治教育对策。

关键词：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非理性表达,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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