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演变

发展演变（精选十篇）

发展演变 篇1

一、《論語》中“民”代表的内涵

在《論語》中出現“民”的頻率為48次,除去雙音節詞“逸民”(2次)、“民人”(1次),本文重在對單音節詞“民”展開討論。

根據《康熙字典》中對“民”解釋義項中,筆者在末尾的“按語”如下:“民字之義非一,有總言人者;有對君而言者;有别於在位而言者;有對幽而言者;有對己而言者;有對農而言者。”這段文字指出了“民”大概可以分為六個義項,其中“對君而言者”、“别於在位而言者”、“對幽而言者”大致可以歸為一大類,即相對於居上位的君主、官員而言,“民”是指被統治的社會底層的老百姓。另外,作為“對己而言者”、“對農而言者”義項的“民”在《論語》中並未出現,這裹不展開討論。據此,對《論語》中“民”可以分為兩大類:一種是總言人者,泛指“人”;另一種是被治理的老百姓。

本文经统计,“民”的第一個義項“總言人者”在《論語》中只出現了2次,絕大多數的“民”都用作第二個義項,即與上層人士相對,指那些處於被統治地位的下層人士。在這些“民”中又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闡述:

1、“民”前面明顯帶有“養、教、使、勞”等動作意義的詞,或者没有上述動詞,但明顯文中的“民”明顯是上層人士施以某個動作的受體。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

“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為政)

顯然地,“使、養、教、勞”等一系列的詞,都是君主或是上層官員施與到底層老百姓的動作,或者是不在位的仁人志士談論治國之策時對老百姓的治理方法,因此在這些動詞後面的“民”一般就是被治理的對象。最後一個例子中,“民服”、“民不服”於前雖然没有上述的動詞,但是講述的還是人君怎樣選拔人才,使民服還是不服,這樣說來,這個層面的“民”仍是某種政治手段的受體。

2、與“君子”、“上”、“善人”等相對應的“民”。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泰伯)

《論語正義》:“君子言在位者,故注以君言之。”這裹的“民”便是與在位者相對應。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路)

《論語正義》:“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論語集釋》:“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這裹的“民”是接受“善人”行為規範和勞作演習的教育,可以尊敬長輩、為自己的上司而死,就可以上戰場了。

3、反映對統治者褒貶不一態度的“民”。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季氏)

《論語集釋》:“齊景公之有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其人成名於天下。”借被統治的“民”之口,反映了孔子對古代賢君仁士如泰伯、堯、伯夷、叔齊的無限敬仰,同時又對齊景公這樣搜刮民脂民膏的諸侯無情鞭笞。

綜上所述,《論語》中的“民”所指主要是處於下層的、被統治的老百姓。

二、《論語》中“人”的内涵

在《論語》中,“人”共出現220次,除去前面的雙音節詞,本文重在討論單音節“人”(142次)。

1、和“民”的第一個義項一致,總言人,共出現18次。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為政)

《論語集釋》:“轅所以引車,必使輗軏而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輗軏喻信。”《論語正義》:“不知其可者言不可行也。”這段話說明誠信對於每個人來說都不可或缺,用“輗軏”作喻,說明其重要性。

上述例子都是以一般的、普遍的人類為對象而言。

2、指君子、賢人,在位的官員,或者是不在位的仁人志士,共出現19次。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雍也)

《論語正義》:“汝為此宰,寍得賢人與之?耳語與也。”“人”即“賢人”。

3、特指某人或者是某類人,在《論語》中這都是指代那些具有賢德的人,共出現16次。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公冶長)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先進)

這裹的“若人”、“夫人”分别指宓子賤和閔子騫,都是具有美好道德的人,也是孔子所贊許的人。

4、指相對於自己而言的“他者”,一方面可以理解為除說話者以外的其他人,另一方面,也可以認為,《論語》中的說話者一般是指孔子及其弟子,那麽與他們平行的“他者”,自然是其他不同流派的學者,他們也是有地位、有一定學問的人,共出現59次。

“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述而)

這是孔子針對魯昭公不懂“禮”一事做出的評論,這裹的“人”是指陳司敗和巫馬期。《論語正義》:“孔曰一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恶禮也,聖人道宏,故受以為過。”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2、3、4類的“人”又可以歸為一個總的義項,即《論語》的“人”所指主要是異於下層老百姓的、居於上位的人士。

三、“人”與“民”的發展流變

經過前面兩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論語》中的“人”和“民”主要是處於相對立的概念,下面試從古文字字形層面分析二者的差别。

《說文解字·人部》:“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對詞的注釋:“按禽獸草木皆天地所生而不得為天地之心,惟人為天地之心,故天地之生此為極貴。天地之心謂之人,能與天地合德。”照《說文解字》及段注的注釋,“人”是“最貴者”,是“天地之心”,也就是天地萬物的精華。觀察“人”的古文字形“”(後上一七·七)、“”(鐵一九一·一),屬於象形字,像人側立時的形態。也就是造字之初,“人”的所指對象是極高的層面,《論語》中出現的“人”絕大多數指稱稱居於上位,這兩者是相吻合。從表示“天地之心”到社會各階層的人,“人”的詞義演變可以認為是詞義的擴大。

再來看《說文解字·民部》中對於“民”的解釋:“眾萌也。”對於“萌”,《說文解字注》的解釋是:“萌猶懵懵無知貌也。”從《論語》中“民”的内涵聯系於此,二者是可以互證。要對“民”的字義探究到底,則需觀看它的古文字形“”(盂鼎),郭沫若《甲骨文研究》:“(周代彝器)作一左目形而有刃物以刺之。”在對這個意義表述時,字典中還交代了一個文化背景。古代奴隸主對比較馴服的戰俘刺瞎左眼强迫其勞動而成為奴隸,這種盲其左目便成了奴隸的標志,這種人稱作“民”。《左傳·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民”,即商周對奴隸的稱謂。郭沫若認為當時的階級成分分為“君子”(即百姓)和“小人”(即民),分别指上層貴族和當時的奴隸。從“奴隸”到“老百姓”,“民”的詞義演變可以理解為詞義的轉移。

從上述内容可以發現,“人”是至貴者,“民”是至低賤者,二者在早期造字字義上完全對立。然而後來字義逐漸融合,我想大概是源於奴隸制的逐步瓦解,作為奴隸的“民”成了底層人民,接受封建主的統治;另一方面,隨着原始社會的結束,人的生物性逐漸褪去,社會性越來越濃烈,雖然《論語》時代“人”還是有一定地位的上層人士,但不能阻止曆史潮流使她“人”走向更大眾更普遍的“人”。在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臣宰》中有段形象的描述:“國家愈是進展,則血族之成分愈見稀薄,臣民之構成與其意義亦逐漸轉變。”在前面對“人”、“民”分析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發現,《論語》中的“人”和“民”都具有泛指一般人的意義。因此,在某一程度上,“人”和“民”在這個意義上得到一個契合點,合為一個詞,只是還不穩定,可以組成“人民”,亦可以組成“民人”,都表示普通老百姓的意思。利用中文文獻搜索《十三經》,可以得到“人民”14條,“民人”18條,其中《論語》中出現“民人”一次,並未出現“人民”一次。這種“人民”和“民人”交錯使用的情況到清末小說中仍有存在。

隨後“人”和“民”的詞義變化不大,只有在唐朝時,為了避諱唐代宗李世民,在很多古文獻中把“民”改為“人”。如今,“民人”一詞的使用已消失,只有“人民”一詞仍在廣泛運用。

摘要：本文主要以《论语》中的“人”和“民”为讨论对象,分别分析“人”和“民”在文中内涵与意义的差异;通过二语义层面的比,探讨“人”和“民”自古而来词义的演变过程。本文旨在对《论语》中“人”与“民”的内涵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也对“人”和“民”古今词义演变有一个大概的梳理。

关键词：《论语》,“人”,“民”

参考文献

[1]、刘宝楠撰《十三经清人注疏之论语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2]、程樹德撰《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沂蒙精神的发展演变 篇2

陈虹吉 201204120315 沂蒙精神,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沂蒙山区所独创的特定区域性的红色革命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其基本内涵是:“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而其内涵的具体确定却经过了革命战争年代、新中国建设初期、改革开发以来等不同历史时期的不断总结和不断提高，最终确定为这十六个字。这里既包括了老一辈沂蒙人民的无私奉献，也包括了新一代沂蒙人民的艰苦奋斗！

在战争年代沂蒙精神有民工支前，沂蒙母亲送儿子参军，沂蒙红嫂用乳汁救战士，沂蒙女性缝军衣、做军鞋、抬担架、推小车，还有就是全体沂蒙人民用小米加步枪坚定地守在了我们自己的土地上，保卫了我们的国家，捍卫了我们的主权，拯救了我们的人民。

而其中最让人感动的就是那一群可爱更可敬的红嫂。红嫂是一群人的称呼，不是特指某个人而是那一群为了抗战付出了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生命，自己家里所有东西的伟大女性。她们用自己的行动无声地体现了沂蒙精神的内涵：无私奉献，爱党爱军。

红嫂为了支援前线，送自己的丈夫上了战场，然后又送走了自己的儿子，最后还要奉献家里最后的口粮，布匹做军粮，军鞋。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可以取得抗战的胜利，可以保卫他们所热爱的家园，他们最后的依靠。还记得那个电影里的沂蒙六姐妹，那个从来也没有见过自己丈夫的女人，只能从自己侄子的面貌中去想象自己丈夫的样子，但是她从没有放弃，一直都在坚持的抗日，坚持的为自己的丈夫守护着他的后方。甚至她自己也为抗战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团结村里的姐妹做军粮、军鞋，做担架，和姐妹们一起救治伤员，在红军无法通过河流时，她和她的姐妹以自己柔弱的身躯组成了火线桥，让红军从他们的肩膀上通过，去往了抗战第一线，成功的投入了战斗，保卫了祖国。

还有一个人不得不说，那就是用自己的乳汁救了一个战士的那个红嫂。一位在孟良崮战役中受伤的战士因失血过多，昏迷在野外，被一位挖野菜的年轻大嫂发现，大嫂在野外没有水，进村弄水，太远，也怕敌人发现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奶汁去救活伤员。她们没有什么直接的惊天动地的举动，但她们用自己的力量保卫了祖国。

她们是一个年代的记忆，是她们用她们柔弱的肩膀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这么美好。她们用她们的奉献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无私奉献，什么是爱党爱军。同时她们也在后来的日子里教导他们的儿女做一个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人。这才有了沂蒙精神无限的传承与发展，是他们让沂蒙精神到现在还在发扬光大，是他们让我们现在还可以了解到当年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她们和所有的中国人民到底付出了些什么，是他们让我们有机会去继续开拓奋进，艰苦创业。

新中国建设初期的沂蒙精神集中体现为艰苦创业，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沂蒙人民不畏艰苦，与自然和困境做斗争，最终战胜了自然和贫困，走出了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复兴之路。

沂蒙山区自然条件较差，在历史上曾是“四塞之崮，舟车不通；土货不出，外货不入”。特别是受封建剥削和外来势力的压迫，再加上革命战争年代为革命事业而献出了几乎全部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经济基础因而极端薄弱，发展经济遇到了特殊的困难。其中的历家寨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解放前，厉家寨流传着这样一条谚语：“穷山恶水种地难，既怕涝来又怕旱，十年就有九年欠；沙石盖子旱龙岗，锄地丁当响，种地不打粮。”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沂蒙人民不懈的奋斗下实现了现在美好的生活。

1951年，厉月坤任厉家寨乡党总支书记，同时兼任厉家寨村党支部书记，领导着厉家寨人改造家园，那时他推广了适合当地耕种的七寸步犁，这个犁耕的更深，耕的更好，所以在当地开始了大面积的推广，这是为当地经济发展走得最开始的一步。然后是优良品种的推广，“金皇后(玉米)，438(小麦)，胜利百号大地瓜”这些优良品种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1954年冬至1955年春，他带领全乡干部群众发起了治山治水的攻坚战，凿平了11个岭头，填平了70多个大汪和300多条大沟，凿通了三道大岭，迫使13条山河改了道，把1180块小地整成了“三合一”标准梯田，粮食由互助组的亩产230斤到初级社的亩产400斤再到高级社的亩产550斤。加之整修高产稳产农田、增种高产作物，普及良种、改进耕作技术、增养牲畜和毛猪、开辟肥源、合理施肥以及改良旧式农具、增添新式农具等措施，“1956年获得了每亩平均产粮552.8斤的大丰收。”这些都是历家寨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建设自己的家园建设祖国不断艰苦奋斗的创业之路。

改革开放以后，沂蒙人民依旧坚持艰苦创业的精神，不断的开启属于他们的美好生活之路。1984年，以刘加坤为首的党支部开始了架电、修路、整地、栽树的五年规划。他们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立足于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克服困难，完成了前人未能完成的伟大事业。自筹资金进行架电，用不到别人十分之一的时间完成了筑路的工程，应地制宜实现了高山水利化，通水后开始了农田治理，开始了树木的培育。他们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凭借他们自己的力量在贫困的现状上创造了自己的美丽家园。进入1990 年代，九间棚人抓住机遇二次创业，到县城开拓发展空间，建立了自己的工业项目。按照“立足山上农林果，出山进城办企业”的发展思路，先后在县城创办了九间棚花岗石厂、工程机械配件厂、塑料厂、金银花茶厂等六个企业。他们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终于成功地走出了自己的致富路之路。

到1998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2200万元，实现利税240万元。如今，这里已是森林茂盛、桃红梨白、花果满山，成为著名的全国农村旅游示范点。村里在山上有果品基地，在县城办了企业，建了 4 栋“九间棚公寓”，在北京办了生态园，培育出了金银花新品种“九丰一号”，成立了九间棚农业科技园有限公司。进入21世纪，九间棚人跨省进京，采用现代化经营管理模式，打造出了中国金银花第一园。这些都是沂蒙人民不断的奉献，不断地怒力，并不断的改良后取得的成果，这都体现了沂蒙人民的创业精神。他们不断的在现有基础上进行创新，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空。他们用他们自己最平凡的经历和努力来告诉我们开拓奋进和艰苦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从他们的事迹中，我渐渐明白了，要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不是单纯的依赖国家的扶贫，而是应该从自身出发，不断的发掘自我潜力，不断地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探索，进行创新，走出一条只属于自己的路。

“沂蒙小调”把煎饼摊成大产业。今年四十七岁的李怀珍,一九九五年三月从费县铁路粮店下岗，经过多次创业都失败后，终于想到了沂蒙人民最爱吃的煎饼，她不断地改进技术，最后终于摊出了属于她的的煎饼企业。当然,她并不满足与现状。随着企业的扩大，她开始想要投入国外市场。2001年，她来到了上海参加“山东省首届名优农产品产销订货会”。虽然发生了很多事，但最后终于成功打入了国外市场，同时她也萌生了创立自主品牌的想法。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她的煎饼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市场。同时由于从小就深受沂蒙精神的影响，让她想到了自己煎饼企业的名字“沂蒙小调“。这是当地的一首流行民歌，有很高的知名度，凭借这首歌的带领，她的煎饼事业变得更好了，价格也上去了。随后,李怀珍注册了“沂蒙小调”系列商标,创办了沂蒙小调特色食品公司,生产煎饼、花生、果脯等系列食品。

沂蒙精神这八十几年来的发展有目共睹，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沂蒙人民始终坚持这这十六个字的精神，不断地用他们自己的双手去保卫我们的国家，去开创他们的事业，去改善他们的生活，同时也在改变当地的环境。

成本管理：发展与演变 篇3

关键词：质量管理；作业管理；价值链管理

正确划分成本管理的发展阶段，须先了解各时期的经济背景及当时的成本观。研究成本的发展演变有助于我们系统地把握这一学科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

一、关注物料成本阶段

1． 企业经营环境及理论基础。

20世纪初，随着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完成，工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市场不再表现为卖方市场，企业主不能再以通过扩大生产的方式来提高利润。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大股东和经营者为了避免企业破产倒闭，迫切要求会计不能只停留在事后反映，而应更注重事前预警，预测企业未来的经营效果，作为经营决策的依据，以便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受泰罗科学管理思想的影响，为此成本管理人员纷纷运用现代管理科学的新成就对成本进行预测，制定出产品的标准成本，为尽可能的降低物质消耗提供参照标准。

2． 成本观及典型的成本管理方法——标准成本制。

该阶段成本的含义一般只是指产品的制造成本，即产品的直接材料成本、直接人工成本和应该分摊的制造费用，而将其他的费用放入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中，一律作为期间费用。该阶段的成本仅关注产品本身，只局限于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成本计算的对象是企业所生产的各种产品，产量被看作是产品成本的唯一动因，并认为它对成本分配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

伴随着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在实践中的广泛应用，“标准成本”、“预算控制”和“差异分析”等与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直接相联系的技术方法开始被引进到成本管理中来。泰罗明确提出“以计件工资制和标准化工作原理来控制工人生产效率”的思想。受其影响，会计界提出标准人工成本的概念，以后又逐步推广到标准材料成本和标准制造费用成本，最终形成了完整的标准成本概念。20世纪30年代，工程技术人员与成本管理人员才取得共识，将标准成本法纳入成本核算体系，使成本控制与成本核算结合起来，这就是标准成本制度。

二、关注质量成本阶段

1． 企业经营环境及理论基础。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消费者对产品功能和可靠性的要求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逐渐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与此同时，因预防和控制产品质量而投入的资金以及因产品质量低劣而导致的损失也日益严重。制造业典型的不符合要求的代价占销售额的20%~25%。全面质量管理某种意义上成为公司的主要目标。另外，方法论和管理科学理论的发展对成本会计体系的影响使成本管理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2．成本观及代表性的成本管理方法——全面质量管理。

随着市场格局逐渐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企业管理人员认识到产品的价值实现比价值形成更为重要。而产品的价值是在消费者手中实现的，企业向顾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决定了顾客的需求满足度，也就决定了顾客的价值。

对质量的关注改变了企业管理人员对成本的认识。“质量意味着成本”，广义的产品质量既包括实体本身的质量，也包括企业为顾客提供的与产品相配套的服务。对质量成本的这种认识，改变了实践中成本管理方法。“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好”成本管理思想，是质量成本管理的精髓。

质量成本理论的系统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步兴起的。1960年哈罗德·费根堡姆在其著作《全面质量管理》中首先提出了“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Control , TQM）概念。费根堡姆在他的《全面质量管理》第三版中指出：企业内部的质量成本由控制成本和控制失效成本两部分组成，质量成本的范畴涉及整个产品寿命周期，因而质量成本是衡量和优化全面质量管理活动的重要手段。质量成本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达到和保持特定的质量水平而支付的一切费用，以及因未达到既定质量标准而发生的一切损失总和。

质量成本概念的提出，明确了质量成本管理是研究制造过程中合理质量水平的一种分析管理方法。从经济效益上看，片面追求100%的合格率，需要投入质量保证费用，这未必是有利的。确定在一定技术经济条件下的“最优质量标准”正是质量成本研究的课题。这就对企业成本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成本管理向产品开发、工艺技术的深度发展。

三、关注作业成本阶段

1． 企业经营环境及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以后，企业外在环境变迁主要体现在：第一，企业面对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压力，纷纷将高新技术应用于生产领域。电脑辅助设计（CAD）、电脑辅助制造（CAM）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企业产品成本结构，使得直接材料成本和直接人工成本比重下降，而制造费用比重却大幅上升。如何科学地分配制造费用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第二，顾客行为变得更具选择性、个性化，产品顾客化导致企业生产的产品品种多样化，产品生命周期大大缩短。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重大变革，美国学者Robin Cooper和Robert S Kaplan提出的以作业为基础的成本计算方法（Activity Based Costing，ABC，1988）为新制造环境下的成本管理方法奠定了基础。

2． 成本观及成本管理方法——作业成本管理。

在新的企业管理思想里，人们的关注不再是产品成本，而是导致成本发生的作业。人们不能控制成本，仅能控制导致成本的作业。企业为了实现其经营目标，就必须站在整体的、战略的角度对企业的作业链进行分析。这就要求企业管理不能像过去那样只停留在“产品”这一层次上，而要深入到每一个“作业”层次。

从成本动因的角度去考虑，企业的任何一种产品，其成本绝不能仅仅理解为制造成本，而应是贯穿产品生命周期的全部成本。新制造环境下成本概念，包括产品的开发设计成本、制造成本、使用成本、维护保养成本和废弃成本等一系列与产品有关的所有企业资源的耗费。同时人们也认识到，产品设计是企业内部作业链的首要环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后续作业，这体现了现代成本管理的“源流思想”。据估计，产品寿命期的成本有60%~80%在产品设计阶段就已经确定了。

企业为了实现其经营目标并取得竞争优势，就必须站在战略高度对企业的成本进行管理。基于“企业是一个为最终满足顾客需要而设计的一系列作业的集合体”这一全新企业观，作业成本管理思想认为最终顾客的作业消耗企业的作业。要为顾客提供更多的价值，就要求企业“溯本求源”，分析那些作业能够增加价值，那些作业不能增加价值。尽可能消除不能创造价值的作业，对能创造价值的作业要尽可能减少其资源消耗量，降低作业耗费，这一切都要要借助于“作业分析”（Activity Analysis）。

作业成本法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强调成本动因。如果就精确性而言，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多个分配标准一定比单一分配标准更为精确。从这层意义上说，作业成本法不仅仅是成本核算方法，更多的是一种为提高企业利润的成本管理方法。其提倡者就指出：作业成本法目标是增加利润，而非获得更准确的成本信息。

四、未来的成本管理模式展望

1． 未来的企业经营环境。

未来应是信息社会和网络经济时代，企业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和管理模式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由此会产生了新的竞争模式，从原来的企业间的竞争转变成价值链之间的竞争。新中大公司总裁石钟韶就认为：“21世纪的竞争不再是单一企业间的竞争，也不是单一企业与企业链的竞争，而是企业链与企业链的竞争。”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企业管理的范围超越了其自身范围，而延伸到整条价值链。互联网给企业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给企业带来许多挑战：新产品生命周期日益缩短、全球化的市场竞争日益加剧、消费者的个性需求日益强烈。使得在网络环境下，仅依靠企业自身的资源已力不从心，跨行业的网络联盟成为网络时代的主流，价值网的观念应运而生。

2． 未来的成本管理模式——总成本管理。

价值链（Value Chain）最早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在其所著《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 New York：The Free Press）中提出。它原来的含义是指企业从创建到投产经营所经历的一系列环节和活动，描述的是企业内部产品价值形成过程。

随着ERP、BPR的思想在各企业迅速传播，企业跨职能部门的团队协作推动连续供应链观念的形成，价值链的含义也变得更为广泛。美国作业成本科技公司及美国供应链局曾联合对价值链进行了界定：价值链是指由原材料作为投入资产开始，直至原料通过不同过程售予顾客为止，当中作出的所有增值活动都可作为价值链的组成部分。这个定义将价值链的范畴从核心企业内部向前延伸到了供应商，向后延伸到了分销商、服务商和客户。

未来的成本管理应把外部资源成本也纳入管理范围， 总成本（Total Cost Management，简称TCM）管理模式是适用于价值链成本管理的一种战略性管理（下转第12页）模式，它主要是通过技术、人力资源和管理策略的融合，提供一条削减价值链成本的途径。 总成本管理以价值增值分析、作业成本分析为手段来考查价值链上各节点企业，由此来确定是否需要通过向前或者向后整合价值链来降低成本。总成本管理模式注重成本的“全动因性”，除考虑传统成本项目外，还考虑时间、资源以及与可持续经营相关的因素，例如企业形象与名誉、企业文化氛围、企业职工的良好素质、与客户的良好关系的等。总成本管理是以系统理论和信息技术为基础，运用网络计划技术（PERT）为价值链运作进行时间优化、资源优化达到成本优化进而达到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目的。

五、小结

综上所述，成本管理的发展演变的主要特征是：一方面成本管理的范围不断扩大、管理重点也在不断转移；另一方面成本管理与技术的结合更加紧密，从标准成本法的兴起、价值工程引入到质量成本、到信息和网络技术应用于作业成本和价值链管理，成本管理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与技术结合的产物。不同的成本管理方法区别主要在时代背景、企业观、成本观、关注范围等方面。为了便于说明，列表如上。

参考文献：

1．布拉米奇，比姆尼著．徐经长等译．管理会计——发展的方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爱德华J．布洛切等著，王斌等译．成本管理——战略与概论．华夏出版社，2002．

3．李定安．成本管理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吴斌，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华，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李秀，马鞍山消防后勤管理处。

网球运动的演变与发展 篇4

到了十六世纪中叶, 人们逐渐由用手打球到用羊皮制作球拍, 并且有了简单的规则。规则中的积分以十五分为单位。那么当时为什么以十五分为单位呢?据琴·高斯林在一五七九年考证说“网球比赛中所采用的十五位积分的基数, 不是人们随意造用或者臆造的, 而是参照天文的六分仪而来。六分仪的刻度盘为全圆周的六分之一, 共分六十度, 每度为六十分, 每分为六十秒, 当时网球比赛每盘分四局, 每局为四分, 六分仪中的四个十五秒为一分, 四个十五分为一度, 四个十五度为六分之一个圆, 故而采用了十五为积分的基数, 并一直沿用至今。

十七世纪中叶, 由每盘的四局改为六局, 而且也一直沿用至今。就在这个时期, 网球由法国传入英国。是英国人把拉绳改变为挂网, 又把球拍做了改革, 这种改革就是用中空的椭圆形网拍穿上有弹性的弦线。这种网拍的改革, 最大的好处就是增加了拍击的弹性。而且在一八六六年英国人在世界上第一个成立了网球协会。从此网球运动风靡英国。在一八七三年英国的一位乡村绅士瓦尔特·克劳帕登·温菲尔特把这项古老的宫廷游戏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革命, 即把只能在宫廷进行的游戏, 大胆的搬到了室外, 从此开始了正规的网球运动, 这也就是现代网球运动的雏形, 这种网球运动当时只能在草地上进行, 所以又被称为“草地网球”。从此网球运动开始真正的走出宫廷, 而走向了大众时代。

在一八七四年一月, 有一位美国人玛丽·奥特布里奇在英属百慕大度假时, 看到英国驻军打网球, 此时可以说她对网球真是“一见钟情”, 她立刻被眼前的网球运动所吸引住了。她如饥似渴的学习了网球的打法和规则, 并想尽方法得到了网球拍和球等运动工具, 并且随即带回了美国, 当她返回纽约通过海关时, 还遇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海关检查人员在检查携带的网球拍和球子工具时竟扣留了这批东西, 并表示对这些奇怪的东西是抽税通过还是取缔不准进, 需要加以研究。所幸的是一个星期后被准许免税过关。后来奥特布里奇和她的哥哥埃米勒斯在纽约斯特腾岛的一个板浆球和棒球俱乐部的空地上建立起一个网球场。从此网球运动正式进入美国, 奥特布里奇又被称为美国网球的第一女人。当时人们对女子打网球, 跑来跑去打一只飞球是否合乎贵妇人身份还有疑虑。在人们存在有疑虑的动荡时期, 最终网球运动还是在纽约定居下来, 后来又很快传入波士顿、费城、新港等大城市。四年后的一八七八年, 美国哈佛大学成为世界上第一所拥有网球场的大学。

特别是由于“网球内阁”西奥多·罗斯福的影响。使网球运动在美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即使在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的网球比赛也从没有停止过。因此美国的网球运动水平明显的高于其它国家。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最大规模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中, 男女单打冠军全部为美国人所包揽, 是最有力的见证。

网球运动在美国迅速的展开, 并于一八八一年美国成立了网球协会。并且统一了网球比赛的规则, 并规定开始了每年一度的美国草地网球公开赛。

网球运动的起源的法国, 于一九一三年在巴黎成立了世界网球协会。世界网球协会的成立标志着网球运动已经开始走向世界。二十世纪初叶, 网球运动已普及世界各国, 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网球以绝对数量的优势压倒了其它的体育运动项目。如美国打网球的人有几千万, 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等国家几乎是全民都在打网球。

网球运动在二十世纪进入我们国家, 当时只为少数贵人休闲的一种娱乐运动。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由于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 于一九五六年成立了网球协会, 使网球运动在我们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九五八年我国首次派代表参加了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 并多次参加国际性的网球比赛。从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后期, 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 网球运动被迫停止。在经过拨乱反正后, 我国已经有许多的省市成立了网球队。并且在一些洲际比赛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一切都充分显示了我国网球运动的水平在不断的向前提高。

在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网球明星们把网球运动的技术水平又推向了更为理想的高峰, 他们把底线长抽、随球上网、凌空截击等各种技术有机柔和、融会贯通, 在加之那舞蹈般的矫健, 具有强烈节奏感的优美动作, 把亿万观众带进了美的遐想的境界。现在每年都举行几十次国际性的锦标赛、公开赛、大奖赛和大师赛。网球运动在人们心中具有如此强大的魅力, 因此它曾吸引和陶醉了亿万大众, 使这项风靡世界的运动在新的世纪里会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参考文献

中国戏曲角色的演变发展 篇5

中国戏曲脚色和中国戏剧形态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在作为“他者”的西方戏剧进入国人的

视野之前，基本不为人们所关注。但当20世纪初的人们逐渐认识了西方戏剧之后，与此有关的 问题才逐渐呈现了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王国维为《宋元戏曲史》的完成所做的最后一项专题 研究就是《古剧脚色考》。遗憾的是，王国维这篇大作表明他对中国戏曲脚色的理解存在极大 的疏漏，可以说中国戏曲脚色的研究，从《古剧脚色考》发表的1911年起就被引入了相当偏颇 的路径，迄今已经整整一百年了。

王国维的所谓“古剧”主要是指宋杂剧、金院本，所以古剧“脚色”主要是宋金杂剧院本中 的“末泥”、“引戏”、“副末”、“副净”和“装孤”等名目。由于王国维没有细致考察作为“履历”含

义的“脚色”成为戏曲术语的过程，也就忽略了宋金时期的文献对以上五个名目的称呼是“杂 剧色”的事实。这就把戏曲脚色客观存在的不同阶段看成了混沌的一团，导致戏曲脚色研究的 局面难以打开，还造成对戏曲形成过程尤其是古代戏剧形态发展规律缺乏清晰体认的后果。先入为主地把后来才形成的“脚色”之名用于早期的“杂剧色”，实际掩盖了中国古代戏剧 形态演化的重要环节。如果能够避免这些学理性的错误，我们将可以认识到，中国古代戏剧的 形态发展实际上存在三个阶段，对应戏曲“脚色”发展的三个阶段：从历史悠久的演艺活动中

元鹏飞

中国戏曲脚色的演化及意义

中国戏剧成熟的突出标志是戏曲脚色的形成，戏剧形态的发展和戏曲脚色的演化密不可分。古典戏曲脚色的演化明

显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宋金杂剧院本之“杂剧色”变伎艺性的歌舞、说唱形态为搬演故事、装扮人物的形态，从中 演化出生、旦、净、末、丑等脚色；第二阶段是随着戏剧形态的丰富与发展，脚色也在搬演故事、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 出现老旦、小生、副末或小丑一类名目的分化；第三个阶段则是随着古典戏曲演出形式中折子戏的出现，片段式的重 视伎艺的表演造成戏曲脚色的行当化，这一现象表明戏剧形态向更高层次的跃升。戏曲脚色演化的每一阶段对应着 中国古代戏剧发展的不同形态，探讨脚色的演化，对戏剧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为2008年国家社科 基金一般项目“古典戏曲 脚色新考”（批准号：08BZ W023）阶段性成果

产生的“杂剧色”在扮演人物时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脚色的含义，这是脚色发展的第一个阶 段———演进阶段；由“杂剧色”充当的“脚色”，随着戏剧故事内容的丰富和形态的发展，分蘖出

自身的“老”、“小”、“副”等名目，构成了脚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分化阶段；当戏曲演出从

全本戏走向以折子戏为主时，折子戏片段式重视伎艺的表演造成戏曲脚色向杂剧色伎艺特性 的回归，戏剧演出从以生、旦故事为中心走向各行脚色都可以凭其“唱念做打”的伎艺而独立 发展起来的阶段，也就是脚色发展的最后阶段———戏曲脚色的行当化。其中，从“杂剧色”到 “脚色”的演化对应戏剧形态走向成熟的历程，脚色的分化对应着戏曲叙事文学蓬勃发展的阶 段，而戏曲脚色的行当化则对应着古典戏曲花部化及各地方剧种遍地开花的现象。

一

毫无疑问，中国戏曲脚色虽然只是几个简单的名称———生、旦、净、末、丑，它们却可能蕴 含着揭开中国戏剧发展规律的密码，因此对其发展演化情况的探索将可以揭示中国古代戏剧

形态发展的规律。解玉峰在谈到戏曲“脚色制”在近代京戏中走向“角儿制”的曲折发展历程时 曾指出：

中国戏剧的形成乃是以生、旦、净、末、丑的出现为标志的，中国戏剧发生演变的历史 也主要是脚色制渐趋规范和稳定的历史，但事物的发生、发展，常常是各种外力共同参与 的结果，并不完全是事物自身的规定性所能约定的，外因常常会影响、乃至改变事物的发 展方向，所以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才会有突变、有夭折。京戏在近代走向名角龙套制的畸 形道路以及当代许多新编戏因话剧观念的影响有意淡化脚色制，皆不宜视为中国戏剧自 身演进的必然结果。假如脚色制为中华民族戏剧之根本，离开了脚色制，我们又该到何处 去找寻中国戏剧呢？①

李昌集则不仅重视脚色制与戏剧形态的联系，更指出了脚色制对戏剧文学的艺术构成所具有 的极为重要的影响：

脚色制是中国戏剧特有的形式表征，脚色制的演变某种意义上即反映了古代戏剧表

演形态的演变，对中国戏剧的表演艺术乃至文学艺术的构成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尤其 与戏剧文学的结构密切相关。不理解中国戏剧脚色体制与戏剧文学的内在联系，就不能 深入把握古代戏剧文学的艺术构成，这是古代戏剧学留给当代曲学的一个值得深入研究 的命题，而当代曲学界对此似乎还未予以充分的重视。②

虽然中国戏曲脚色演化的研究具有如此重大的价值，但正如李昌集指出的“当代曲学界对此 似乎还未予以充分的重视”，而我们在仔细考察的过程中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对此问题一直罕 有学者论及。作为现代学术中对中国戏曲脚色展开研究的滥觞，王国维《古剧脚色考》对戏曲 脚色演进情况的认识是：

隋唐以前，虽有戏剧之萌芽，尚无所谓脚色也。参军所搬演，系石躭或周延故事。唐中

叶以后，乃有参军、苍鹘，一为假官，一为假仆，但表其人社会上之地位而已。宋之脚色，亦

中国戏曲脚色的演化及意义

文艺研究2011 年第11 期

表所搬之人之地位、职业者为多。自是以后，其变化约分三级：一表其人在剧中之地位，二 表其品性之善恶，三表其气质之刚柔也。宋之脚色，以副净为主，副末次之。然宋剧之以 旦、以孤名者，不一而足，知他色亦有当场者矣。元杂剧中，则当场唱者惟正末、正旦„„ 故元剧脚色，全以唱不唱定之。南曲既出，诸色始俱唱。然一剧之主人翁，犹必为生旦，此 皆表一人在剧中之地位。虽在今日，犹沿用之者也。至以脚色分别善恶，事亦颇古„„元 明以后，戏剧之主人翁，率以末旦或生旦为之，而主人之中多美鲜恶，下流之归，悉在净

丑。由是脚色之分，亦大有表示善恶之意。国朝以后，如孔尚任之《桃花扇》，于描写人物，尤所措意。其定脚色也，不以品性之善恶，而以气质之阴阳刚柔„„自元迄今，脚色之命 意，不外此三者，而渐有自地位而品性，自品性而气质之势，此其进步变化之大略也。③

据此可以看出，王国维对宋元戏曲脚色变化情况的关注点在于戏曲脚色装扮类型之变化，认 为脚色命名依据是由地位而品性，由品性而气质，这一观察未必符合实际，至于其对戏曲脚色 体系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则更是付之阙如。

目前所知惟一一篇对戏曲脚色演化情况的较符合实际描述的文章是黄克保的《论“行

当”》，该文在“行当”范畴中分析戏曲脚色的演进分化及构成，虽对有关脚色来源及命名含义 的问题有所回避，但未出现如王国维为代表的研究者一样的把“杂剧色”看作是戏曲“脚色”的 讹误。该文如此定义“行当体制”：“既是形象创造的结果，又是形象再创造的手段这一双重品 格的体现。它是戏曲表演的程式性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反映，也是歌舞表演性格化的产物，其 中体现着个别与一般的规律。”并敏锐地指出了中国古典戏曲脚色发展所具有的两个阶段及 每个阶段的特点：

生旦净丑的行当体制，初创于宋元之际，成熟于清初以后，而其起源，却可以追溯到

唐，前后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这期间，行当的名目迭经变易，其内涵和表现形态也经历 了错综复杂的分化和融合的演变，其中带关键性的演变有两次：第一次，是生旦净丑行当 体制的初步建立，这以宋元南戏和北杂剧的形成为其起点；第二次演变是随着昆山腔的 崛起和兴盛以及弋阳诸腔的繁衍，生旦净丑全面发展，形成了按人物形象类型分行的比 较科学、严密的体制。清中叶以来各种地方戏曲的各行脚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完 备和丰富起来的。④

该文最后一节对“行当的特性和作用”做了理论上的探讨，提出了具有启示意义的观点。此外，田志平《众生相的归类与表现———戏曲行当纵横谈》一文也谈到戏曲脚色体制及其发展演化 的特点，认为“戏曲行当的发展，经历了从简单伎艺操弄，到对人物进行模仿与表现的历程”⑤，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这两篇文章仅是对相关现象笼统的描述，主要贡献在于说明了事实

“是什么”，还没能够解释“为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样不曾意识到“杂剧色”的存在，所以

对戏曲脚色演化情况的描述不仅笼统，而且不够准确。二

如果说宏观描述需要以微观认识的精确为基础，那么微观认识的精确也有赖于宏观描述

在方向上的正确：如果我们对事实“是什么”的描述都不准确，回答“为什么”又该从何谈起呢？

所以，我们首先要纠正自王国维《古剧脚色考》以来形成的错误的脚色观念。

我们知道，“脚色”最早系个人简历之意，在唐宋时期的文献中颇为常见。而王国维《古剧 脚色考》将此概念用作戏曲演员的总称，显然是此概念在后世演变的结果，并不代表古剧即宋 金杂剧院本中的演员也可以这样称呼。通过梳理文献可以看出，宋代涉及“末泥”、“引戏”的 《梦粱录》、《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对这些名目的称呼都是“杂剧色”而非“脚色”。“脚

色”之所以能够被用作戏曲演员的总称，是戏剧艺术在由“杂剧色”伎艺性的演出段子走向以 扮演故事、塑造人物形象的段子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因此，宋金杂剧院本中的“末泥”、“引戏”、“副末”、“副净”、“装孤”等，其实并非“脚色”，而是“杂剧色”。两者的区别在于：“杂剧

色”的戏剧扮演本质上是伎艺性的，不以故事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主要目的；“脚色”则是“杂剧 色”根据其演出特点尤其是根据戏剧故事需要划分的人物形象类别⑥。

“杂剧色”的出现，标志着戏剧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伎艺类别化是“杂剧色”出现的内 在根据；之后，随着戏剧情节的复杂化和搬演规模的扩大，扮演人物的活动日益强化，这一切 极大地促进了“杂剧色”向戏剧“脚色”的演变，由此戏剧形态正式进入个人表演才能展示与提 高的阶段。为了适应“杂剧色”所扮的人物类型，结合演出职责的不同，“生”、“旦”、“净”、“末”、“丑”等名目被一一命名出来。结合剧本内证，可以看到“杂剧色”和戏曲“脚色”之间明显的对 应关系。如南戏《张协状元》开场之末召唤“末泥色饶个踏场”，舞台提示语却不是“末泥”而是 “生上白”，表明“生”脚系由“末泥色”发展而来；而元刊《琵琶记》中有丑扮里正，该丑唱【普贤

歌】之后表白：“小人也不是里正，休打错了平民。猜我是谁？我是搬戏的副净。”表明戏曲“丑” 脚源出于杂剧色“副净”⑦。结合文物、文献与文本内证，相关研究指出戏曲脚色“末”实际由杂 剧色“引戏”演化而来，而戏曲脚色“净”则由杂剧色“副末”演化而来⑧。因此，我们可以大致将 “杂剧色”和戏曲“脚色”之间的对应关系列表如下：

杂剧色末泥引戏副末副净或添一人

（戏曲）脚色生（女为旦）末（女为旦）净丑外、贴

表中上栏之“杂剧色”，在反映当时演艺活动的文献资料《梦粱录》等书中所记为：“杂剧中„„ 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⑨所谓的“主张”即 以歌唱为主，“分付”乃以舞蹈动作为特点，至于“发乔”、“打诨”则是科白逗谑类的表演，总之，这些名目的出现表明了戏剧由混沌的群体表演走向类型化伎艺表演的特点。而下栏的“脚色” 生、旦，乃戏剧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末、净、丑则既代表了次要人物类型的分工，也有具体演出 时不同表演形态的特点。上下栏的对应关系则揭示了“脚色”由“杂剧色”发展而来的历史事 实。由这个列表可以看出，从伎艺性演出的“杂剧色”到装扮人物进行故事性演出的戏曲“脚 色”，构成中国古典戏曲脚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戏曲脚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生、旦、净、末、丑的分化。随着戏剧表现社会历史生活面的 逐渐扩展，原有的人物类型需要适应逐渐增加的故事人物以及逐步发展演化的戏剧形态，脚 色类型的增多实属必然，但这一增多并不是原有脚色序列的扩展，而是在旧有脚色体系基础 上的分蘖，即脚色的分化。

关于脚色的分化，台湾地区的许子汉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首先把宋元南戏到明传奇 的剧本分为五个时期：以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浣纱记》的出现为界，此前的时段分两个时 期，一为宋元至明初时期，一为自成化（1465—1487）开始到嘉靖前期；嘉靖二十二年以后分为

中国戏曲脚色的演化及意义

文艺研究2011 年第11 期 三个时期，自《浣纱记》出现到“临川”、“吴江”两派兴起前即万历中叶为一时期，自汤沈之后至

天启、崇祯间为一时期，自崇祯迄清初为最后一时期⑩。虽然他所研究的作品基本没有涉及清 代传奇，但由于明末清初是戏曲脚色分化、形态发展的重要时段，仅以明末的剧本情况也可以 初步得到清代脚色变化的大致脉络。具体到对于南戏与明传奇脚色分化的情况，通过对九十 一种剧本的梳理统计，许子汉的结论是：

第一期为发展的初期，生旦末净丑五行，生行加外、旦行加贴，加此二目为七脚。其

中，旦二行的分化已然开端，有“小外”、“夫”等的运用，但未定形确立。第二期则小生确 立，老旦与小旦出现，杂行也于此期出现。

第三期则老旦与小旦确立，生、旦二行分化完成，其他各行分化也都开始，副末（小

末）、副净（小净）、小丑等皆相继出现，杂行的运用也超过半数。第四期承继第三期的发 展，老旦、小旦、副净、杂等脚色的使用比例继续增加，老旦与小旦并取代了贴，成为旦行 较重要的配脚。

第五期则确立了副净与杂的地位，贴也成为小旦的互代脚色，并为旦行中的第四脚。

明传奇的必备脚色也发展完成，生行为生、小生、外，旦行为旦、小旦、老旦、（贴），末、净行 有净、副净、丑、杂。輥輯訛

综合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南戏传奇的主要脚色为生、旦、净、末、丑，直到《浣纱记》兴起即嘉靖 中期才出现副净、副末，这表明副净、副末两脚系由前两期之净、末分化而来，而此时的副末、副净和宋代五名杂剧色中的副净、副末迥然不同，这一事实无须多辨。同时，戏曲脚色在杂剧 色演进阶段定型为七脚后，进入第二个阶段逐渐开始分化的事实也得到了印证。

三

如果说古典戏曲脚色演化的以上两个阶段未曾被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那么，脚色发展 的第三个阶段———行当化也还有进一步审辨的空间。因为，一则是学界自开始脚色研究时就 如同把“杂剧色”看作“脚色”一样地混用“脚色”与“行当”輥輰訛，二则是学界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

清代中后期出现的“角儿制”现象上，忽略了此所谓“角儿制”现象恰是戏曲脚色行当化的结 果。所以，我们需要首先厘清“行当”成为戏曲脚色同义词的根源。

“行当”一词最早出现于明中叶，是商业经济发展的产物，意指某人的职业或所属行业。这 一含义似乎与戏曲演员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但如果我们注意到唐代参军戏中的参军、苍鹘

其实并非人名，而是代表了一种职业、身份，并且在金元杂剧中除了具备“脚色”意义的末、净、旦等，还有大量名为卜儿、孛老、邦老、驾或细酸一类同样表明身份、职业的名称，就可以知道 戏剧演出中将具有身份、职业含义的词语用做演员分类，是渊源有自的。然而，出现于南戏传 奇和后世戏曲中的生、旦、净、末、丑等名称并不含身份职业的意义。将此具有身份、职业意义 的“行当”概念用到戏曲演员中作为统称，并与“脚色”概念相混用，是清中叶以后的事。问题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通过我们对此前两个阶段，即“杂剧色”成为戏曲脚色和“脚色”随故事人物增多及戏剧形 态演化而发生分化的考察可以看出，戏曲脚色的发展与戏剧形态的演化是密切相关的。因此 可以确定，将“行当”用作戏曲演员的统称蕴含着戏剧形态发展的一次重大变化。这需要我们

从戏曲脚色的分化及其规律说起。

虽然以元杂剧为代表的北剧体系另有混杂的脚色，但随着明代中后期杂剧的南戏化，杂剧 的脚色也逐渐呈现出整饬规范的特点輥輱訛，因此古代戏曲脚色是以南戏传奇的脚色制为基础演化 发展的。需要注意的是，分化阶段的脚色，无论小生、老旦、副净，都主要是依所扮人物年龄或演 出人物时戏份重轻做区分，也由此构成主要脚色和次要脚色的不同。这是在演出全本戏时所 做的区分，目的是突出情节主线和塑造主要人物。而折子戏的出现，为打破这种局面提供了可 能。

折子戏最初出现时还是基本按照全本戏派演脚色的，但随着具体实践中某些演员创造性 伎艺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经典段子中，最初以故事情节为中心的演出发展为以演员伎艺的 展示为中心，也就是说，折子戏的演出方式客观上起到了解放演员创造力的作用：在全本戏 中，受剧情全局束缚不能得到全面发展的次要演员有可能通过精湛的伎艺展示成为所演某段 情节中的主角，这在客观上突出了演员伎艺的重要性。

折子戏之外，进一步突出演员伎艺的重要时期是清中叶以来花部的兴起。花部的兴起标 志着中国戏剧从以剧作家为中心过渡到以演员为中心的阶段。此时，全本戏的创作与演出渐 趋衰微，片段式的故事演出尤其是以唱、念、做、打等伎艺表现为重点的演出形态得到空前的 发展，每一分化的脚色都可以不再把故事性的演出作为重点，更不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心，而以其擅长的伎艺类型作为演出时的“卖点”。所以，其名称就由人物类型意义的“脚色”变为 所擅伎艺的“行当”，所谓架子花脸、铜锤花脸、武生、须生、闺门旦或刀马旦以及方巾丑等，都 以具有身份、职业含义的词语限定其伎艺的特色种类，由此赋予其伎艺的特色种类以“行当” 的意义，在此基础上，“行当”超越“脚色”所赋予的人物形象的意义，既突出了戏曲脚色分蘖的 细化，也标志着戏剧形态走向伎艺化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行当”也就在此时与“脚色”一起 成为指代戏曲演员的术语。

从本质上看，“行当”是“脚色”细分的结果。但重要的是，这种细分的“行当”标志着中国古 代戏剧形态中出现了戏曲脚色对伎艺表现的重视与回归，因此是中国古典戏曲脚色发展的最 后阶段和戏剧形态演化的新阶段。我们看到，在清中后期，那些擅长伎艺性演出的演员，可能 原来并非全本戏中故事的主角，但只要在片段式折子戏演出中具备了唱、念、做、打任一方面 独擅的伎艺，就可以被看做是个“角儿”，从而开启了古代戏剧演出的“角儿制”时代。戏曲脚色 的演化也至此完成了其跃升，同时具体而微地体现出中国古代戏剧形态发展的独特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行当”作为戏曲脚色的统称也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呼应。

卢冀野曾在《中国戏剧概论》自序中提出疑问：“元明清三代的杂剧传奇，这是以‘曲’为中 心的„„我说过一个笑话：中国戏剧史是一粒橄榄，两头是尖的。宋以前说的是戏，皮黄以下 说的也是戏，而中间饱满的一部分是‘曲的历程’。岂非奇迹？”輥輲訛联系我们对于“脚色”与“行当” 的辨析，这一疑问可以这样解答：“杂剧色”演化为“脚色”的事实表明了中国古代戏曲乃是从 侧重伎艺演出的泛戏剧形态中孕育生成的，这一演变的内在依据是从伎艺性演出转变为搬演

故事、塑造人物形象，此时“戏”的形态已与文学创作联系在一起。而剧本创作作为“曲的历程” 主要在戏剧内容方面推动中国古代戏剧的发展，恰是这一“曲的历程”所包含的故事内容的丰 富、人物类型的增多促进了戏曲脚色的分化。此后，折子戏的出现尤其是花部戏曲勃兴局面的 形成，推动了古代戏剧形式方面即主要是舞台艺术尤其是演员伎艺手段的发展，而此时故事

性的“曲的历程”大致消歇，以伎艺手段为核心的“戏”的形态重新大放异彩，但已非原来的泛 戏剧形态而是精致化的“唱念做打”。杂剧色—脚色—脚色行当的演化恰好具体而微地体现了

中国戏曲脚色的演化及意义

文艺研究2011 年第11 期

这一过程。

依据上面的考察还可以看出，“行当”与“脚色”的根本区别在于：“脚色”成为戏曲演员的 代名词是“杂剧色”搬演故事、扮演人物形象的结果，“行当”则是在人物类型基础上演员侧重 伎艺化戏剧扮演的结果，具有向“脚色”起源时“杂剧色”回归的特点。所以，“行当”作为戏曲 “脚色”的同义词标志着古典戏曲脚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蕴含了中国古代戏剧形态发展到 花部时代的伎艺化特征。

四

中国古典戏曲脚色所存在的演进、分化以及行当化三个阶段的客观事实，对戏曲脚色乃 至戏剧史的研究都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首先，我们可以借此深化对戏剧与戏曲概念的理解。由于以往的研究直接把“杂剧色”作

为“脚色”，就或多或少地忽视了杂剧“杂”的伎艺性，尤其忽视了杂伎扮演和故事搬演之间的 客观距离，更有甚者，直接把参鹘戏弄的表演看作是戏曲，结果是混淆了戏剧与戏曲的概念。在 明晰了脚色演化的三个阶段之后就可以确定：杂剧色演进为戏曲脚色之前的扮演活动，即使有 人物装扮成分，也不属于戏曲，因为这些表演没有采用脚色制，即缺乏一个统摄诸多伎艺兼具 戏剧要素色彩的载体。黄竹三对这些演出现象的看法是：“种种类似戏剧但又不完全是戏剧的 表演，它们具有某些戏剧的因子———人物装扮和情节故事，具有某些戏曲的外观系列如歌唱、舞蹈、说白、表演动作，但未融合为一，因此未能认为是真正的戏剧，在探讨戏剧发展历史时常 常提到它们，却无以名之，这类表演，我们不妨称之为‘泛戏剧形态’。”輥輳訛因此脚色制更准确的理

论定位，可以说是区分中国戏剧形态的标志。简单说来就是采用了脚色制的戏剧是戏曲，哪怕 只是伎艺手段的展示；不用脚色制的戏剧演出即使扮故事、演人物也不能称作戏曲。

其次，对比西方成熟的戏剧形态，中国古典戏曲“脚色”一词可以凭借其源出于“杂剧色” 的伎艺化要素实现对于“角色”概念的差异化定位，即中国古代戏曲演出中的脚色行当不同于 角色扮演。角色，是戏剧故事中的人物；脚色，却不仅仅是故事人物。一般情况下，戏剧演出时，演员扮某角色就是扮故事中的那个人物，但在中国古代戏曲中，演员是通过脚色行当的分配来 扮演某角色即扮演相应人物的。因此我们看不到“角色”发生分化的可能，“脚色”却可以因应演 出内容的拓展尤其是人物形象的增多发生分化。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戏曲脚色行当不仅是人 物形象的类别，更是演员演出伎艺的内在规定。举例而言，在中国古典戏曲中，《秋江送别》或 《三岔口》一类的演出，吸引我们并带来审美感受的并非依赖于人物形象，而是其逼肖似真的 行当伎艺展示。因此，古典戏曲脚色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中国戏曲的本质，更便于我们从戏剧演 员的本位来认识东西方戏剧的异同。

最后，脚色的分化及其行当化揭示了戏曲脚色制与中国古代戏剧形态发展的复杂关系。

卢冀野所揭示的中国戏剧“两头戏中间曲”的现象，其“曲的历程”阶段恰是古代戏曲由主要表 现儿女情长的生、旦戏到转向表现全面的社会生活内容的阶段，而最终因其表现内容的日渐 丰富促成了戏曲脚色的分化。这说明伎艺演出与故事搬演相结合的脚色制在此时已摆脱了杂 剧色伎艺色彩的制约，因应故事内容的发展可以自具生命力并得到分蘖。之后的折子戏造成 中国戏剧向“戏”的形态的回归，尤其是花部阶段戏曲演出的所有构成要素如音乐、文学、脸 谱、服饰等，最终还是要服务于脚色行当化这一根本要求，这一切恰体现出中国古代戏剧形态 演变的机制特点。

遗憾的是，总结出古典戏曲脚色的演化规律及意义的今天，已经是《古剧脚色考》问世一 百年后了。为什么一百年来我们会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原地踏步？根本原因在于自王国维以 来，研究者罕有从戏曲脚色与戏剧形态演进的规律入手进行研究，多数依然是根据名称的表 面联系搜集材料，罗列排比，推导结论，表明了研究理念的局限与保守。葛兆光评论思想史研 究中的类似做法时说：“那种过分相信后起的传灯、统纪、宗谱，并依据它们来寻找宗教的亲缘 血脉的做法，很多人都指出，这其实是在后设的资料中建构历史，对于起源偶像的执著追寻，仿佛是历史学界的职业病，专注于寻找名义上相同的‘起源’的做法，实际上有可能南辕北辙，因为有可能这只是名称上的偶然相同。”輥輴訛

“脚色”与“行当”属于戏曲史研究中的类似情况，二者虽然是原本存在的概念，但和戏剧 演出活动发生联系是以戏剧形态的转变为基础的。不经论证地直接运用这些概念，反映了研

究者缺乏辨析的轻率。一方面造成了“脚色”概念对包含着戏剧形态重要阶段的“杂剧色”的掩 盖；另一方面，对“行当”概念缺乏深入的细致辨析，忽略了“伎艺化”演出方式在中国戏剧形态 演进中的主要价值和意义輥輵訛，因此导致我们无法通过具体例证切近地认识到中国古代戏剧形 态演化的规律。

① 解玉峰：《脚色制作为中国戏剧结构体制的根本性意义》，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5期。② 李昌集：《中国古代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7页。③ 《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196—197页。④ 黄克保：《论“行当”》，载《艺术百家》1989年第3期。

⑤ 田志平：《众生相的归类与表现———戏曲行当纵横谈》，载《戏曲艺术》2006年第6期（上）、2007年第1期（下）。⑥ 参见拙作《“脚色”与“杂剧色”辨析》，载《戏剧艺术》2009年第4期。

⑦ 黄天骥：《论“丑”和“副净”———兼谈南戏形态发展的一条轨迹》，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6期。

⑧ 有关论述参见《国学研究》第16卷之《明清传奇开场脚色考》，《国学研究》第20卷之《末脚新考》，《国学研究》 第21卷之《宋金杂剧“副末”兼“净”考》以及《中华戏曲》第41辑之《净脚新考》等文章。

⑨ 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6页。另见宋人吴 自牧《梦梁录》卷二○之“伎乐”条。

⑩輥輯訛许子汉：《明传奇排场三要素发展历程之研究》，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9年版，第6—7页，第170页。

輥輰訛本文“角色”指戏剧故事人物，与“脚色”所指演员类别不同。如梅兰芳的演员类别只有一种脚色“旦”，但所扮 “角色”可有《贵妃醉酒》的杨玉环、《天女散花》的仙女以及《牡丹亭》的杜丽娘等。輥輱訛参见拙作《明杂剧脚色考论》，载《东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輥輲訛卢冀野：《中国戏剧概论》，《中国文学七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1—362页。輥輳訛黄竹三：《论泛戏剧形态》，载《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

輥輴訛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注释五。

輥輵訛关于伎艺化扮演，拙作《戏曲与演剧图像及其他》（中华书局2007年版）下编有专章考论，可以参看。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所）责任编辑容明

全面发展教育的历史演变 篇6

【关键词】全面发展；全面发展教育；教育家；历史演变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10)05-0104-03

教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任何一种教育理论都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当中，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以适应当时的教育。在人类教育史上，全面发展教育的理论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由一代又一代的著名教育家不断进行思考、实践和完善。

一、关于全面发展教育的概念

要了解什么是全面发展教育就必须首先了解它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联系与区别。要实现教育的目的，使受教育者獲得全面发展，就应当实施多方面的教育，即全面发展教育，也就是说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个体身心的全面、充分、和谐的发展；而全面发展教育，则是指为了促进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而实施的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的多方面的教育。全面发展是回答人的素质结构，即人的质量规格问题，全面发展教育是解决培养这种人才的教育构成问题，但关于全面发展教育，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理解。对不同历史时期和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教育家的理解进行分析，对全面发展教育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二、历史演变过程

全面发展教育的问题，本身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会提出不同的看法，一般来说，全面发展的教育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我国关于全面发展教育的演变

中国古代的教育家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注重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同时也强调知识的学习，认为培养道德和传授知识是在同一的教学过程中进行，两者有密切的联系。但在儒家的思想中把体力劳动和知识的学习完全割裂，认为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分工，从孔子和学生樊迟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来。樊迟向孔子请学为圃，子日：“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由于中国在整个封建社会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各个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都在强调道德的修养与知识的学习，在其他方面没有太大的突破。

近代，我国在经过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教育改革之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在结合中西方教育思想的基础之上，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从“养成共和国国民健全之人格”出发，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为体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智育，公民道德教育为德育，美感教育辅助德育，世界观教育把德、智、体三者结合起来，是教育的最高境界。要求学校教学科目能够兼通五育。在1920年的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体、智、德、美四育平均发展。1927年，在他就任大学远院长期间提出要使教育“科学化、劳动化、艺术化”的方针。同年全国教育会提出了新的教育宗旨：提高国民道德，锻炼国民体格，普及科学知识，培养艺术兴趣。这其中包括了德、智、体、美、劳五育，在中国的教育界开始强调近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教育的思想。另一位教育家杨贤江针对青年的问题提出对“全人生的指导”，使青年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健康成长，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同一时期，著名的民办教育家张伯苓在创办南开大学时倡导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他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全面教育，从德、智、体、美、群、劳动六个方面施教。同时又强调以德育为重，放在六育之首，作为学校的中心工作，明确指出以德育为万事之本。

建国以后，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全面发展教育的理论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以马克思关于全面发展学说为主导，提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促进体力和智力的统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结合，造就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认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很多条件，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只是其中的条件之一。

(二)西方关于全面发展教育的演变

在西方，很早就有人提出了在人成长的不同阶段应该使体育、智育、德育分别得到发展。全面发展教育的思想也是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可以从以下不同阶段的教育家对它的认识进行分析。

1.形成时期

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对教育工作提出意见的时候，强调人在不同的阶段应受到不同的教育，他认为0-7岁的儿童应该保证营养，使身体得到良好的发育，以体育锻炼为主。7岁以后在进行体育锻炼、阅读、书写、绘画的同时，开始注重培养人的道德，通过道德来控制人的行为，使人成为一个公正的人。在进行品德训练的过程中注重音乐的陶冶作用，使人在美的享受中思想得到陶冶，使美育与德育相结合。21岁以后以智育为主，培养人的思考、理解、判断能力。西方的教育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得到大的发展，但进入黑暗的中世纪，经院哲学构成了这个时期教育的主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被抛弃。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开始重提人的德、智、体和谐发展。维多里诺在自己创办的学校，通过“博雅教育”培养“全人”。开设骑马、剑术、角力、跳舞、游泳、踢球、游戏、赛跑、跳高等项目，这种教育注意儿童的身心特征和个性差异，重视智、德、体共同发展。拉伯雷在自己的著作《巨人传》中描写了高康大从经院教育的牺牲品转变为身体健康、头脑发达、品德高尚的巨人的过程。在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活动来发展体育，并且注重美育与体育的结合，强调广博的学习有用的人文与自然科学知识，在《巨人传》中他也在不断的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他引证先知所罗门的话说“恶人灵魂里是没有智慧的。”这些都体现了他的全面发展教育的思想。同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蒙田主张教育应该培养新人，即体智全面发展的绅士。他主张教育要兼顾心智与身体，“只使他们的心智健全是不够的，还必须增强他们的体力，如果心智得不到体力的支持，就要受到过分的压力”。还强调知识的传授过程中要注意品德的形成，使三者结合起来。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这时在他的《乌托邦》的教育制度中，要求岛上的儿童进行生产劳动教育，同时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他是西方最早论述劳动教育的思想家。在谈到德育时，他认为“知识应该与德育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道德，知识就会成为罪恶的渊薮；只有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知识才更珍贵，甚至比国王的全部宝藏还珍贵。”岛上的居民也非常的重视美育，认为美育能激发人的热情与激情，最主要的手段是音乐，把健美的身体也作为了美育的重要方面，所以十分的重视娱乐、休息和体育锻炼，以促进身体健康。在全面发展的教育

理论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莫尔占了重要的地位，他是最早的从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对教育进行了论述，为后来的教育家提供了借鉴。

2.发展时期

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经院主义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受到了重大冲击，人文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古希腊的和谐教育思想在这时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许多教育家对全面发展教育开始了新的思考。

英国著名的教育家洛克提出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绅士”，就是要把资产阶级的子弟培养成身体强健、举止高雅、有德行、智慧和才干的事业家。为了得到这个目的，主张在德、智、体三方面对人进行培养。他十分的重视体育的作用，赞许“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这句古老格言。要求人们不但要勤于锻炼，多运动，而且习于艰苦，不娇生惯养，所以他说：“我们要忍耐劳苦，要能出人头地，也必须先有强健的身体。”对于德行和礼仪，洛克认为那是一个“绅士”必须具备的重要品质，“如果没有德行，我觉得他今生来世就得不到幸福。”认为绅士之间的交往离不开良好的礼仪，只有懂礼节、讲礼貌才能得到大家的尊重和认可。智育相对于德育居于次要的地位，对于知识的内容，提出要學习有实际用途的知识。洛克也提到劳动教育，但那是为贫苦的劳动人民准备的教育，在“绅士”的教育中是没有劳动的内容，两者之间互相分离。

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卢梭提出自然主义教育理论，他根据儿童发展的自然过程，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实行不同的教育。在其著作《爱弥尔》中分别进行了论述。他把体育教育放在了教育的最初阶段，认为两岁以前的婴儿主要进行保育和体育教育，体育教育的任务就是使婴儿身体得到自然的发展，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还提出了一些体育的建议，给儿童的躯体和四肢绝对的自由，穿宽松的衣服；要有足够的睡眠；吃健康的食物等等。2-12岁期间进行感觉的教育。从12-15岁，随着身体和感觉的发展和成熟，就应该学习各种知识，这一阶段的任务是智育。卢梭反对百科全书式的学习知识，认为应该有选择的去学习知识，所以他说：“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一个人不仅不能知道所有的一切事务，甚至连别人已知的那一点点事物也不可能完全都知道。”还制定了知识选择的标准：一是学以致用；二是行以求知；三是培养智力和能力。卢梭认为德育应该放在15岁以后，因为15岁以前儿童对抽象的道德概念难以理解。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以爱为主要内容，同时注意理智、情感、意志、榜样的作用，通过这些使儿童能够抵制邪念，形成真正的信仰。关于劳动教育，卢梭赋予了重要的意义，他认为“劳动是社会的人不可减免的责任，任何一个公民，无论他是贫或是富，是强或是弱，只要他不干活，就是一个流氓。”卢梭把劳动看成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认为劳动可以使儿童的身体、智力和道德得到发展。他还把劳动看成是谋生的手段，是社会上的人应尽的义务，抨击当时上流社会鄙视劳动的观念。相比较于洛克的劳动教育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非常进步的。

瑞士的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对全面发展教育也有自己的理解，在其著作《葛笃德怎样教育他的子女》中对他的要素教育理论进行论述，他强调在初等教育中对儿童进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体育的任务是发展儿童的身体力量和技巧，是初等教育的基础环节，只有具备了良好的身体素质才能进行智育、德育和劳动教育。道德教育处于要素教育的核心地位，是培养和谐发展的人的极为重要的方面，认为儿童的道德教育应该在家庭中奠定，通过对母亲的爱扩展到周围的人，进一步波及全部的人。而且强调道德教育不是空谈，要通过练习来形成自己的道德行为。智育是基于他的认识论为基础，从人类心理发展的过程进行智育，制订了一系列的教学原则，奠定了国语、算术、地理初级教学的教学法基础。裴斯泰洛齐通过自己的办学实践，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认为儿童要在劳动中锻炼身体和获取知识，并养成良好的品质。虽然他的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有一定的缺点，但他能提出这种主张，而且积极的进行试验，在教育历史上却有重要的意义。

日本的教育家福泽谕吉在接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关于全面发展教育的观念，他主张学校教育要以“和谐发展”为目标，指出“人生下来之后，必须体育、智育、德育同时加以注意。”他把体育摆在首位，主张儿童的教育要从体育开始，学校开设体育课，进行体育锻炼，使身体健壮，精神快乐。由于福泽谕吉推崇西方的实学，他把智育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广泛地学习以实学为主的学科，二是发展智力。针对当时社会的问题，提出德育在于使人向“善”的方向发展。他不仅论述了三者对人发展的作用，而且科学的解释了三者的关系：体育是智育、德育的基础。“智和德恰似身体的两个方面，分别支配着身体的一方。因而，没有孰轻孰重之别”。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也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学说，但关于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观点，也存在不同的争论：(一)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指的是人的“能力”方面的全面发展，即人的体力和智力方面广泛、充分自由的发展。(二)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就是指德、智、体全面发展。(三)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就是指克服一切人的发展的一切片面性，实现人的最后解放。(四)还有人认为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全面发展主要不是教育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以哲学为基点，同时牵涉到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社会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概念，它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

3.完善时期

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经过长期的发展，最终在苏联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提出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理论中得到完善。战后苏联进行第二次教育改革，苏霍姆林斯基提出学校教育的培养目的是“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他在《帕夫雷什中学》一书中写到：“要实现全面发展，就要使智育、体育、德育、劳动教育和审美教育深入地相互渗透和相互交织，使这几个方面的教育呈现为一个统一的完整过程。”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德育在全面和谐的教育中应占主导地位，学校里的工作都应该包括德育的内容，从学校里出来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应该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他对智育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智育不仅仅是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发展学生的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形成自己对知识的认识，并且要重视把知识运用于实践中。对于体育，他认为体育不仅本身重要，而且对德育、智育、美育有重要的作用，所以要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环境，使他们能参加体育锻炼，还提出要学生养成“积极休息”的习惯。他认为学校不仅要进行智育与德育，还应该进行情感教育，情感教育就离不开美育，他说：“美育是道德纯洁、精神丰富和体魄健全的有力源泉。”苏霍姆林斯基十分重视劳动在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中的作用，劳动既是学生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的手段，也是自我认识的手段。他认为劳动和德、智、体、美不可分割。苏霍姆林斯基通过自己的实践与思考，最终使全面和谐发展的思想得以成熟，对后来的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医院建筑形态的演变与发展 篇7

现代医疗设施尤其是大型医院往往不是一座单幢建筑, 它往往包括多部门学科, 由多幢建筑组成。综合性医院已成为形态丰富的建筑综合体, 它的建筑表述反映了医院内容的变化, 也反映机构的组成以及功能服务的提供模式。医院建筑形象反映了医院建筑的内涵, 它的进步与演变引起了许多医院建筑规划设计人员的关注。

影响医院形态的因素

影响医院形态的因素非常多, 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医院的科室众多、流程复杂, 洁污分区分流要求高

一家医院特别是大型综合性医院往往有30~40个科室, 科室之间联系频繁, 涉及不同人流、物流、信息流, 加上院内感染控制的要求, 医院规划设计需要考虑洁污分区与分流, 增加了组合规划的复杂性。

*医疗服务模式的变革

为了提高医院服务效率, 有效利用资源并方便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人们不断探索新体系。例如设立分级医疗机构, 建立有效转诊制度, 推行医药分开, 推广日间手术、日间医院, 探寻院中院模式等。

*相关科学技术的进步

学科交叉、学科互涉在医疗设施、医院规划设计中也非常明显。例如, 医疗装备的发展使介入微创手术得到广泛应用;术中核磁、术中CT带来新型复合手术室设计;IT互联网、云计算推动了电子病历等数字化产品的应用以及无纸化、无片化医院的发展;3D打印技术使医院整形手术用上了3D打印人工关节, 口腔科使用3D打印假牙等等。

此外, 生物洁净空调技术、各类物流传输技术也在现代医院设计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潜在地影响了医院的发展。

*医院服务人性化的需求

医院具有广泛的公共社会性, 几乎涉及每一位公民, 不分种族、贫富、社会地位高低, 也不分年龄、性别。人的一生中生老病死离不开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服务。医院的形象、空间布局、平面规划影响医院提供服务的流程, 涉及患者及陪同人员的感受与满意度。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 实现从单一医学模式向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转变已获得广泛认同。

*现代社会对资源节约、环境生态友好的更高要求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发展, 人们意识到工业化、城镇化等人工环境对自然生态的影响, 资源的滥用与过度开发破坏了生态平衡, 回归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得到了广泛赞同。医院建筑涉及噪声控制、射线防护、电磁屏蔽、医疗废弃物收集处置、医院污废水排放处理等环境控制技术, 与环境关系密切。

现代医院由于服务对象特殊、患者免疫力低下需要隔离保护、医院配置的许多高端设备需要在人工环境维持运行等, 这些因素使得医院建筑成为公共建筑中能耗较高的类别。采用绿色技术实现资源节约、低碳排放, 从而实现医院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可见, 影响医院形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当代医院不论是大型综合医院还是专科医院已成为高科技、高能耗的机构, 而且这些医疗机构的运转离不开高素质、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技术人员的工作。医院规划设计追求科学合理、安全可靠, 不仅要为使用者提供愉悦平和的医疗环境, 还要具有经济高效、低碳环保的内涵与形象, 这些都将推动医院形态不断演进与发展。

各国医院形态的演变与发展

从上世纪以来有不少研究机构、专家学者, 对医院建筑形态的演变进行归纳梳理并予以解析, 以下列举一些例子。

*法国

安内贝底洛在法国《技术与建筑》杂志上以图形表示了法国从中世纪以来医院形态变化的情况。13世纪法国近代医院以大堂形式出现, 历经几百年的变化先后出现了棋盘式布局、成组式布局、市政厅式以及裙房带单幢塔楼模式、裙房带多幢塔楼的发展模式。

*英国

得列史多在其《医疗设施的演进》一文中按时代顺序描述了英国自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后医院形态的变化。在1945年以前, 英国医院布局深受南丁格尔传统理念的影响;1948年NHS国家保健服务局成立后, 为战后医疗设施的恢复重建与新建进行了不懈努力, 在作单体尝试之后, 先后以模数化体系化进行了倍斯拜斯、哈尼斯、分子核式等医院模式的实践。

*比利时

鲁汶大学戴尔路提出了18世纪以来的近代医院演进发展图, 描述了自南丁格尔提出亭阁式医院到高层大楼式医院, 以及向村落式组合模式发展的推测, 形象地归纳了近代欧洲医院形态的演变。

*荷兰

罗伯特荷宜氏曼在2006年格尔宁根研讨会上提出了1950年以来荷兰医院形态的变化图表, 追溯了19世纪的亭阁式模式之后, 从H形、T形到街串式、十字式、城堡组合式等多种形态的出现, 提出了织网式形态是未来医院的发展模式。

*中国近现代医院形态的变化

中国近现代的医院受到时局变化的影响, 发展轨迹时断时继。随着早期西方教会医院的设立出现了近代医院设计, 其形态与西方同期接近;1949年后则受到原苏联设计模式影响, 以“工”字形、“王”字形居多, 但也有例外;改革开放后建设的医院出现多元化发展。

1.中国近现代医院形态的变化

医院的组合类型

对于医院发展的不同形态, 可以从其基本构成出发, 将其抽象归纳为几种基本的组合类型。这里仅依建筑物的紧密程度, 将医院归纳为高度集中型、半密集型、分散型三大类。

高度集中型:用地节省, 流程紧凑, 暗房间多, 依赖人工通风与采光, 能耗大, 裙房进深大, 视野差, 高层病房环境视野好。

半密集型:用地适中, 流程适当, 可充分利用自然通风与采光, 环境视野好, 利于低碳排放、节能降耗。

分散型:占地较大, 流程较长, 可充分利用自然通风与采光, 与自然环境融合, 利于低碳排放节能降耗。

2.医院建筑的三种组合类型

案例分析

福建厦门心血管中心是一家新建的600床心血管病医院, 用地23000m2, 建筑面积近80000m2, 用地相对狭窄, 建筑方案以一条南北向主街将5层门诊、4层医技科室及12层病房有机联系在一起。

门诊部以中心中庭为核心通过连廊联系组成;急诊部在设计上使急重病患者与一般患者分流, 采用快速筛查分流流程布置, 它与介入手术部及相关检查科室设有专用通道, 对外则设立屋顶急救直升机停机坪、专用急救车急送通道。

在布置中, 三层6间DSA微创介入手术室与2间复合式手术室团组与2组CCU紧密联系, 三层6间手术室与2组ICU紧密联系, 均与住院有简捷通道, 这些布置体现了当代介入手术平台的组合概念以及心血管病医院的特点。

在院区布置中设计下沉式庭院, 多个内庭院改善了医院的内外环境;宽敞明亮的医院主街不仅为患者提供了便捷通道, 也为营造优美的医疗环境创造了条件。

浅析翻译生态的演变与发展 篇8

当今,随着我国经济、政治、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翻译结构内部各个层次,各种体系都受到外力冲击,翻译的基础需要改造,翻译体制需要改革,翻译内容需要更新,翻译观念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如何用翻译生态学的手段、方法与各种翻译理论相结合,更深入、系统地研究这些因素,自然成为我国研究翻译生态学的中心任务。本文简明地分析了翻译生态演替的原因、原理、表现和发展趋势,旨在为我国的翻译生态研究服务。

一、翻译生态演替的原因

(一)翻译生态演替的外因

1. 环境承载力的变化

环境承载力,系指在某一环境状态和结构不发生对人类社会作用在规模上、程度上和速度上的限值;它是环境具有的有限性自我调节能力的量度。环境承载力具有客观性和变动性特征,前者是指环境系统在一定时期内,区域环境系统在结构、功能方面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因而环境承载力作为环境系统结构的反映,在量和质这两种规定性方面是客观的,可以把握的。后者是指随着人类科技进步,对环境资源利用程度加深,从而提高其利用能力;或者人类利用环境、改造环境的过程中,因缺乏科学指导而破环环境系统结构,降低环境承载力。翻译区域环境系统具有一定的范围,因而对某一翻译环境承载力的分析也必须限制在该范围内,翻译生态演替从狭义上讲是指翻译主导性质的改变,是翻译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以及内部自我调整的结果。

2. 翻译区位因子的改变

区位因子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包括自然因子、交通运输因子、劳动力因子、市场因子、集聚因子和社会因子等。运输条件的变化,实际上是环境承载力改变的一个因素,例如某城市铁路线的建设,交通量大增,原材料及生产成品得以大量流通,信息集聚,环境承载力大幅度提高。因此,我们所理解的区位因子主要是城市自然地理位置和经济地理位置。前者是固定的,而后者是可变的。如“边缘效应强度”亦是基于这种考虑。从某种程度上讲,边缘效应理论应用于城市生态演替是可取的。但它不具普适性。其一,某地翻译的兴衰,首先应取决于它存在的基本条件的变化,也就是说,有没有翻译滋生的土壤。因此,无论自然地理还是经济地理位置多么优越,边缘效应强度多高,若不具备翻译存在的基本条件,仍会导致翻译的衰落和逆向演替。其二,某地翻译的兴起和发展,可能完全是由于该地具有的资源优势,如高科城、旅游城、企业集群城、大学城等,而这些城市并非必然处于某种地域边缘,其交通中心地位也往往是后天形成的。其三,社会政治条件对翻译演替影响巨大,例如沿海开放区,没有国家特殊的优惠政策,没有大量的资本投入,单凭其自身边缘效应强度,其演替速度和发展规模会大打折扣。深圳、珠海等城市迅速从小渔村演替为以高技术产业为依托、商业信息为主体的城市类型,没有国家专门扶持是不可能达到的,而这些地区经济发展不起来,翻译事业就不可能强盛。其四,边缘效应强度高低,因交通条件而确定,而交通工具,线路等硬件受社会经济技术水平制约,离开社会经济技术水平谈边缘效应强度是不适当的。

(二)翻译生态演替的内因

远离平衡态的非平衡相变,最终是在其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下,当外界控制变量达到一个值时,所达到的一种子系统之间更高层次的协同效应与相干效应状态,并因此促成非平衡相变的发生。它同样遵从奴役原理。即系统的相变的特点是由序参量决定的。所谓序参量,是指从各种微观变量和宏观变量中寻求描述系统宏观状态、结构和行为的最重要、最有效且最具决定性的参量。状态参量之间的合作和竞争最终导致只有少数序参量的支配系统;这种规律是所有系统都成立的。翻译生态系统的演替成因是复杂的、多因素的,翻译自有其自身的演替动因与规律。寻找序参量并建立序参方程,是掌握演替规律的关键之处。无论序参量如何复杂多变,作为人工生态系统的翻译生态系统,人是调控核心,翻译生态演替最终是要通过人类来实现的。因此,人的因素是翻译生态系统的内因的核心因素。

二、翻译生态系统演替原理

(一)翻译生态演替总趋势与进化方向相一致

翻译生态系统不同于纯自然系统,但它又是从自然界中发展演化而来的,同样具有自然属性,它既没有脱离自然,又要受自然界限制,其发展总趋势具有客观性,人类只有加速或延缓这种趋势,但不能逆转。翻译生态结构进展演化的方向是结构功能的复杂化和有序化,随着子系统数目、种类增多,性质趋向多样化,而各要素性质的专业分工与简化,又是要素分工的必然结果,是各要素与系统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然趋势。翻译规模的增长从长期而言具有无限性,即规模更大的趋势不变,但限于环境负荷值,环境承载力的时空变化,导致翻译合理规模的阶段性。随着翻译规模的合理化,结构的复杂有序,产业的多样化与专业化,达到对环境资源与能量的充分有效的利用,能量无效损耗减少,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最小损耗原理相匹配。

(二)演替趋稳性原理

演替导致稳定性,作为群落生态学中一个共同法则,对翻译生态系统依然适用。演替的结果是与外部自然环境,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最大协同一致;而这种结构的形成具有一定稳定性的耗散性,并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中。从一种稳定性状态,经过扰动和涨落而变为不稳定状态,又经过非平衡相变为新的稳定有序状态,这个过程的不断重复即演替过程,我们称之为演替趋稳性原理。每一演替阶段附近(成为定态),系统对随机涨落具有消融性,这种“回归力”大于扰动力,则维持定态。

三、翻译生态演替的表现

翻译生态的演替主要反映在层次演替和阶段演替上,其实质是知识、信息量的积累并产生质变。从系统论观点来看,翻译生态演替是从一种有序态演化到另一种新的有序的过程,或从无序经过震荡过渡为有序的过程。

(一)层次交替

翻译生态活动中有主观条件和竞争力,通过人工选择产生演替。这种演替是个层层筛选过程,其结果是翻译的生态群体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由单极向多级演变,由知识的综合向分化再向交叉渗透发展。

(二)知识演替

由无知变有知,从知之不多向知之甚多方向变化。此过程呈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发展模式。在这一演替过程中,反映出形式上重复,内容上更新、加深和拓宽。这样,知识流就不是一个机械的吸收和堆砌过程,而是一个消化(理解)、重构和统摄的过程,进而使人们的知识水平、文化素养和能力水平都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演替,由基础向专深发展。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知识爆炸、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翻译生态系统中的结构层次做出相应的演化,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如高校设立翻译学院、成立翻译系、以及社会上出现的翻译公司等,都是适应时代要求的产物。

(三)周期演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对翻译的物质能量投入逐年增加,通常按年度表现为周期演替。我国解放后为适应当时的建设需要,对翻译特别重视,但文革期间,由于政治的需要,翻译工作几乎一度停顿;改革开放以后,为适应经济发展和建设需要,翻译又重新受到重视。这也属于周期演替。

(四)次生演替

除学校翻译教育以外的其他教育,如公司培训、培训机构的教育培训等属次生演替。当前,我国翻译人才极缺,尤其是高级人才。由于目前学校的翻译培养同社会需求脱节,因此,社会上的翻译培训机构以及企业的自我培训机构随即脱颖而出,以适应社会的需求。

翻译圈是一种大翻译系统,包括翻译理论、翻译实践、机器翻译、翻译培训和翻译产业等。对象包括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员,还包括翻译发展所依赖的客观条件与环境,即社会、经济、科技、管理及对人才的需要等。经济发展给翻译圈的演进提供实力,科技发展给翻译圈平衡创造条件,翻译圈内的人才流、能量流、物资流能够有良性循环机制,翻译生态圈中,同行业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再加以法律和道德的约束,这样,就可以促进翻译生态圈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翻译研究离不开国际视野。中国的翻译研究要发展,就得在梳理我国传统译论的基础上,借鉴世界各地的翻译理论,取长补短,以建立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翻译学,推动我国生态翻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戴桂珍.翻译与和谐文化的发展研究[J].龙岩学院学报,2006(5.)

[2]范俊军.生态语言学研究概述[J].外语教育与研究,2005(2.)

[3]耿继永.翻译与生态思想——重读斯奈德译寒山寺[J].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1).

中国古塔的历史与发展演变 篇9

塔原本产生于印度, 是佛教的一种建筑物。公元前五、六世纪时, 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 塔就是保存或埋葬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舍利”用的建筑物。古印度的塔有两种:一种是埋葬佛舍利、佛骨等的“萃堵波”, 属于坟冢的性质;另一种是所谓的“支提”或“制底”, 内无舍利, 称作庙, 即所谓塔庙。在公元一世纪的东汉时期, 随着佛教的传入, 古印度的塔也随之传入我国, 并与我国固有的建筑形式和民族文化相结合, 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古印度的“支提”就发展成为我国的石窟寺, 而埋葬和供奉舍利的“萃堵波”则发展为各式各样的古塔。

从我国的文字发展历史来看, 在早期的汉字中并没有“塔”字。佛塔传入中国时, 它的名称被译成各式各样, 人们发挥着各自的才能, 有的音译, 有的意译, 也有按形状译的。于是出现了萃堵波、私偷簸、偷婆、佛图、浮屠、浮图、方坟、圆冢、高显、灵庙等各种名称。以后, 人们根据梵文“佛”字的音韵“布达”, 造出了一个“答”字, 并加上一个“土”字旁, 以表示坟冢的意思。这样, “塔”这个字既确切地表达了它固有的埋葬佛舍利的功能, 又从音韵上表示了它是古印度的原有建筑, 准确、恰当而又绝妙, 于是“塔”的名称流行广泛。

二、塔的中国化

塔的最初用途是坟墓, 是用来埋葬佛祖舍利的。由印度到中国, 塔的主体发生了很大变化, 由原来的实心坟墓变为空心楼阁。建筑结构的巨大变化, 实际蕴含着文化内涵的微妙差别。坟墓是用来埋葬死者的, 而楼阁则是居住或观光之所, 二者对比, 表明印度佛教 (这种印度的文化) 进入中国之后就被中国的入世文化所改造。

印度的萃堵波和我国固有的建筑形式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过程, 就是外来文化不断中国化的过程, 也是中国古塔从无到有、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和古印度的萃堵波相比, 中国古塔从形式、结构、布局和功能等方面,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印度半圆形的萃堵波一传入中国, 首先就和我国原有的高贵而显赫的建筑形式——楼阁相结合, 出现了楼阁式塔。以后, 随着佛教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发展, 亭阁式塔、密檐式塔、花塔、金刚宝座塔、过街塔等, 也相继出现在我国大地上。

在古印度萃堵波的前后左右, 虽然还有少量的附属建筑, 但都很简单。在中国古塔的周围或旁边, 却有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在这些建筑群中, 有殿堂, 有走廊, 有轩, 也有亭。最初, 塔在寺的中心。佛殿、佛堂等, 围绕着佛塔修建、布局。随着佛殿在佛寺中地位的提高, 殿、塔并列, 或者将塔放在殿后, 以至移于寺外, 但古塔始终没有离开殿堂, 这是古印度萃堵波与我国宫殿、府第等建筑形式相结合的结果。

塔, 这种建筑把外来的因素与传统的建筑结合得如此恰当高妙, 可见, 我国古代建筑匠师们的聪明智慧与创造才能不能不令人敬佩。因此, 我国的古塔不但带有浓烈的宗教色彩, 而且也富有浓烈的民族传统文化色彩, 从而成为我国古代建筑中的一种特殊类型, 成为绚丽灿烂、美不胜收的一朵建筑奇葩。

三、佛教与中庸之道对古塔的影响

佛教来到中国一边宣传人生在世, 一切皆苦, 人生就是无边的苦海;一边又为人们描绘了来世的天国幸福。因此, 教育人们只有一切以佛教教义为准则, 修炼心性, 排除欲念, 方可进入“涅槃”, 修成正果。“舍利塔”是用来掩埋“舍利”的, 那层层向上挺拔的塔身, 一反中国传统建筑向平面展开, 反而将人们目光引向上苍, 诉说着佛门教徒摆脱现实苦难, 向往天国幸福的至诚愿望。然而, 中国传统建筑多是向平面展开的组群布局, 少有强调单座建筑, 甚至强调建筑高耸入云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古建筑由于受土、木结构承重力的局限, 更是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 传统建筑均强调组群的统一、和谐, 建筑单体平易、容易接近, 甚至贴近地面。最终通过水平面的铺开来烘托宏伟、浩大的气势, 而抑制单体建筑的凌空出世。即使对于这些不得不向高空发展的佛塔, 也以多重的水平线来削弱其拔高之势。从而, 在立面上取得一种垂直与水平构图的“中庸”之美。在中国无论是密檐式塔、楼阁式塔, 还是由此繁衍而出的喇嘛塔、金刚宝座塔, 在强调垂直构图的同时又用大量的水平线条去中和、削弱它, 反映了中国人矛盾、复杂、折衷的心理特征。

四、中国古塔的发展阶段

从历史文献的记载和我国现存古塔、古塔遗址的调查分析得知, 古塔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 东汉到唐朝初年, 印度的萃堵波开始和我国传统建筑形式互相结合, 是不断磨合的阶段, 为古塔发展的第一阶段。

佛教初入中国时, 人们对佛、舍利、萃堵波等等印度佛教名物是十分陌生的。佛教的教义与中国固有的王权思想、儒家学说、宗教信仰等存在着分歧、冲突, 为了生存, 佛教不得不采取了调和的立场, 力争以人们习惯或熟悉的思维及行为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来自印度的半圆形的萃堵波自然也不可能保持其原有形态, 它势必要在迎合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前提下改变其本来面目。由于时间久远, 当时的建筑已经没有实物, 但是我们借助文献记载得知, 中国最早期的佛塔主要是楼阁式的建筑。

第二, 从唐朝经两宋至辽、金时期, 是我国古塔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也是我国古塔发展的高峰时期。

唐、两宋时期古塔的建筑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塔的总体数量较前代大增, 建塔的材料也更为丰富了, 除了木材和砖、石以外, 还使用了铜、铁、琉璃等材质。阁楼式、密檐式、以及亭阁式塔正值盛年, 花塔和宝箧印经塔又现异彩。这一时期, 是从以木塔为主转向以砖石塔为主的最后阶段。由于材料的改变, 使建筑造型与技术也相应有所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塔的平面从四方形逐渐演变为六角形和八角形。

由于社会风习的变化, 唐与宋、辽、金时期的古塔, 在审美特征上也有了明显的差异。大致来说, 唐时修建的塔一般不尚装饰, 唐人追求的主要是简练而明确的线条, 稳定而端庄的轮廓, 亲切而和谐的节奏, 唐塔表现出来的是唐人豪放的个性和气度。而宋人却是追求细腻纤秀, 精雕细琢, 柔和清丽, 所以宋塔的艺术便在装饰的、表现的、外在等方面开拓新的境界, 极力渲染其令人目眩的轮廓变化和颇有俗艳之嫌的形式美。至于与宋对峙的辽和金, 则是在唐风宋韵的混合当中, 谱写了中国古塔的黄金时代里又一辉煌篇章, 宗教内在的感染力, 是造塔者极力要表现的唯一主题。

第三, 从元代经明代到清代, 是我国古塔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元代以后, 塔的材料和结构技术, 再无更高的突破, 只是在形式上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元、明、清时代, 藏传佛教——喇嘛教 (印度佛教的一个分支) 传入内地。由于人们对喇嘛教的提倡和重视, 使造塔者的目光投向了佛教的发祥地, 于是印度古塔、喇嘛塔纷至沓来。这种塔的塔身部分是一个半圆形的覆钵, 在其上安置长大的塔刹。覆钵之下, 建一个高大的须弥座, 半圆形覆钵还基本上保存了坟冢的形式。这种带有强烈异域风格的塔, 长期保持了它们那庄重硕壮而又丰满的造型。

明代以后还出现一种塔的形式, 那就是金刚宝座塔。这种塔在佛教内容上, 属于密宗塔。它以金刚界五方佛为供奉对象, 并象征须弥山五形。这种塔的形式实际上是仿照印度佛陀伽耶金刚宝座塔的形式。清代, 佛教衰退, 因此在建塔史上几乎没有什么建树。因此整体来看, 从元代以后, 塔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 佛塔的建造却处在不断衰落之中, 它们大多是粗制滥造的, 几乎没有审美价值可言。

五、结语

随着佛教传入我国, 塔开始在我国兴建, 并逐渐与我国文化相融合, 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民族传统特色的新的建筑类型。它们历经时代风雨, 饱经人世沧桑, 依然挺拔峻秀, 竞放异彩, 使祖国的锦锈河山更加雄伟壮丽。古塔作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载体之一, 为祖国城市山林增光添彩, 不愧为中国古代杰出的高层建筑。

摘要：在中国辽阔美丽的大地上, 随处都可以看到古塔的踪影。这些千姿百态的古塔, 其造型之美, 结构之巧, 雕刻、装饰之华丽, 均堪与我国其它种类的古代建筑相比。而塔这种建筑并不是我国的固有类型, 而是外国的一种建筑。在传入我国以后, 塔又和我国原有的建筑形式相结合, 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民族传统特色的新的建筑类型。

关键词：古塔,历史,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驭寰.佛教寺塔.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2]张驭寰.古建筑丛谈.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

[3]王世仁.中国古建筑探微.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高尔夫运动产品发展演变 篇10

对于高尔夫运动的记载和传说中苏格兰最多，有详实的材料可以证明高尔夫起源于苏格兰。在苏格兰的议会文件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GOLF的意思有“击打”之意，并且世界上第一家高尔夫球场诞生于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市。圣安德鲁斯市也被誉为“高尔夫之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去那里打球，表示对圣地的崇拜之情。1754年圣安德鲁斯成立了“圣安德鲁斯市皇家古典高尔夫球俱乐部”(Royal and Ancient Golf Club of St.Andrews)。据说，俱乐部是由22个贵族成员组成，并制定最初的13条高尔夫基本规则。

高尔夫球运动在古代苏格兰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国民沉迷于高尔夫球，导致把基本的作战箭术都忘记了，以致皇室颁出法令禁止高尔夫球运动。由于皇室贵族也很喜爱高尔夫球运动，久而久之，法令也逐渐失去效用，几经周折反而加速了高尔夫球运动的普及发展。

进入工业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欧洲列强不断向外扩张。英国最早发生工业革命，被称为“日不落帝国”。英国人没有因为军事扩张而减弱对高尔夫球运动的喜爱，随着列强的入侵，把高尔夫球运动也带到了殖民地，加快了高尔夫运动的传播。

近代高尔夫发展历程中，1904年第一次把高尔夫球运动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表明高尔夫球运动逐渐成为世界性的体育运动。由于世界大战和其他原因导致较长一段时间高尔夫球运动离开了奥运会大家庭。如今，高尔夫球运动又被列入2016年和2020年奥运会比赛项目，重返奥运会大家庭，标志高尔夫球运动已经成为一项世界性的体育运动。高尔夫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产业体系，与网球产业、足球产业并称世界三大体育产业。从产业规模看，高尔夫球产业已处于全球体育产业之首。

2 高尔夫运动服饰发展演变

高尔夫专用着装伴随高尔夫这项古老运动诞生，严格意义上已经有几百年了。在上世纪下半叶，随着高尔夫运动在西方的大众化，适用于休闲时间穿着的高尔夫服装开始普及。一般高尔夫着装分为，服装、鞋、帽和手套四大块。

大致说来国外高尔夫服装品牌可分4种类型:以Ashworth、Munsingwear为代表的专业高尔夫服装品牌，专注高尔夫服装，尤其前者以悠久历史和精湛品质，屡次被评为最佳高尔夫服装;以Callaway、Taylor Made等代表的高尔夫球具品牌享有盛名，尤其Callaway golf至今仍是众多高尔夫球爱好者首选;以Nike、Adidas等代表的运动品牌，因其覆盖各个体育项目乃至对社会的广泛影响力，成为发展最快的品牌，特别是Nike golf自从伍兹加盟后，据称已成为第一品牌;以Ralph Lauren、Dunhill等高级时尚品牌，自然也不会放过sports中最具人气的高尔夫系列。当然，还有众多的二三线品牌。

我国大多数是以外企加工制造，属于自己真正的高尔夫品牌几乎没有。未来我国高尔夫着装将出现，要么走专业研发道路，要么走中高档次的道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爱高尔夫服装，不仅穿上舒适，而且美观，虽然起步很晚，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了全新类的休闲服装行业的崛起，高尔夫球服装行业将前途无量。

3 高尔夫用球的发展演变

3.1 羽毛制球

高尔夫球运动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在高尔夫运动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三类基本球体:羽毛制高尔夫球，古塔胶球和当今使用的橡皮制高尔夫球。其中羽毛制球占据了高尔夫球场近400年之久，后两种球是在近150年左右出现的。羽毛球为什么会统治这么长远，不是因为它有哪些优点，而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品。

羽毛制球的制作非常复杂和费时，圆形的外壳，内部塞满羽毛，羽毛通过高温处理使其软化，使其容易被压实。通常一个羽毛制球需要“一顶高顶大礼帽”的羽毛。塞羽毛的洞最后给缝合，最后把一个羽毛制球打造成球状。制作羽毛制高尔夫球很费时，一个熟练的技工一天最多制作3-4个球，并且价格很高。这些球存在很多的缺陷，其形状很难成球形，因此球飞起来很不稳定。在雨天，这种球遇水容易腐蚀开裂，撞击到坚固的物体容易崩裂，而且不能在再回收利用，消耗也很大。

大约在1850年左右，马来西亚一家橡胶厂利用古塔胶制造出高尔夫球，一经问世，球员毫不犹豫的丢弃了羽毛制球。古塔胶在热水中可以被软化，用手握成球形，后来利用钢模塑造成球形，通过冷却使其变硬。从此建造出更加完美的高尔夫球，这种球在高尔夫球史上才真正的滚动起来。

3.2 古塔胶球

古塔胶球造价低廉并且制造便捷，可回收再次利用，相对羽毛制球是一大进步。这种球也有它的缺陷，表面虽然很光滑却击球距离不是很远。后来人们发现，球面有凹痕的球飞行距离更远更稳，古塔胶球制造者开始在球上制造出一些凹痕，这一漫不经心的做法挽救了古塔胶球，凹痕的出现也是球飞行更远的原理所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名叫哈斯克尔的男子发明了一种内核柔软、外表具有弹性的高尔夫球。不幸的是遭遇政府权威部门的质疑，严肃讨论并禁止使用这种球。但是，在1902年的英国公开赛上，职业选手海特在球道上节节溃败时。有人建议海特也使用这种改进过的古塔胶球，结果海特转败为胜，最终获得了冠军。很快这种新式高尔夫球一夜之间名声显赫，家喻户晓。在1968年美国高尔夫球协会规定，在世界范围内任何一场PGA锦标赛，都要使用美国标准的直径4.2厘米球才符合标准。

3.3 橡皮制高尔夫球

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高尔夫球也充满科技的力量，球更加顺畅飞翔和滚动。现代高尔夫球有三部分组成，包括一个能产生能量的内核，内核外包裹着一层可以使球增加旋转的物质及由聚氨酯形成的外表，其作用是减少阻力增强耐用性。表面坑洼不平是根据动力学原理设计，这样球飞的距离更远、飞行路径更加笔直、飞行过程更加稳定。

4 高尔夫球杆的发展演变

高尔夫运动随着高尔夫装备的发展而发展。古代的高尔夫球杆要比现今的球杆长许多，扁平许多。早在1603年，英格兰有个叫詹姆斯一世是一位专职高尔夫球杆制造者。在当时，球杆的杆身是由白腊树木制造，而杆头有黑刺李木、苹果木或梨木制造的。杆劲扁平角度更大，杆头比现在的杆头更长，厚度在2.5厘米，长度在10-12.5厘米。

当时大部分球杆都是木杆，全部都是工匠手工制作，球员用杆发都有奇特的名字，如游乐杆、长勺干、短勺杆等，这些杆名都和选手有一定的关系。而铁杆则在环境比较恶劣的条件下使用。19世纪末期，铁杆不仅用于救球，而且也普遍用于打普通球。一系列的铁杆问世了，如中号铁杆、九号铁杆及五号铁杆等。从1984年开始，球杆的材料也发生了变化，采用山核桃木制杆益处更显而易见，促进了高尔夫球运动的革新。20世纪末期，橡皮球的出现又带来了高尔夫球变革，因此球杆再次改进，采用更加结实耐用的柿木制作球杆。最开始，人们并没有在球杆上镶嵌物品，但不久制造商们开始在木杆中镶嵌骨头、象牙等。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运用，对于今天的球员来说，多层胶合木及“合金木杆”是他们喜爱的产品。当时的钢材制品逐渐被现在的石墨、钛、硼以及其他材料替代了。更轻便、携带方便、威力更大、精确度更高、球击的更远，而杆身的坚固性使得有更小的扭转力，容错性更强。

5 结束语

高尔夫球运动是一项高雅时尚的休闲运动，运动产品在随着这项运动的发展不断发展创新，生产出更高科技含量的运动产品。高尔夫运动服饰已不在限制于运动当中，日常生活屡见不鲜。了解高尔夫运动产品发展演变，挖掘其运动文化内涵，开发国内高尔夫运动产品市场。

摘要：被西方称为“贵族运动”的高尔夫在中国日益盛行,在高尔夫球运动发展过程中,探讨高尔夫运动产品的历史发展演变,挖掘其发展演变的历史渊源,对普及高尔夫运动文化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对高尔夫具有代表性的运动服装、高尔夫球杆、高尔夫用球进行梳理,深化人们对高尔夫的认识,以期开发国内高尔夫运动产品市场。

关键词：高尔夫,运动产品,发展演变

参考文献

[1]新浪网[DB/OL].http://sports.sina.com.cn.

[2]郁小平.高尔夫球俱乐部投资管理运营[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

[3]曹雅琴.论高尔夫球的起源与发展[J].体育文化导刊,2006,6.

[4]维维安.桑德斯[英].高尔夫自学全书[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