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制度的发展与演变

反腐制度的发展与演变（精选6篇）

篇1：反腐制度的发展与演变

由“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的发展与展望

[摘 要]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反腐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以纪委主导的“权力反腐”。由于“权力反腐”具有其独特的优势，所以在这特定时期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权力反腐”又有着自身的局限性。要巩固和扩大反腐败成果，就必须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反腐模式的转型，即由纪委主导的“权力反腐”走向常态化的“制度反腐”。

[关键词]反腐模式；权力反腐；制度反腐

[中图分类号] D6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6-0041-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也出现了不少法律和制度的空隙，这为腐败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机。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以反腐败作为突破口，为我国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扫清障碍。在这一时期里，我国反腐斗争的基本模式表现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主导的“权力反腐”。最近，随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开启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航程，标志着反腐败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要巩固和扩大反腐败成果，就必须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反腐模式的转型，即由纪委主导的“权力反腐”走向常态化的“制度反腐”。

权力反腐，是指“以权力为主导、通过领导权力意志推动、以权力制约平衡关系调整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反腐模式。”我国目前所设置的反腐职能机构，党内设有纪律检查机关，国家设有人大机关和司法机关，政府设有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以及国家预防腐败局。根据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201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7.2万件，结案17.3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8.2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9600多人。”[1]与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案件数量相比，“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7551件51306人。”[2]可见，全国检查机关侦查的腐败案件数量只占纪检监察机关的21%。并且，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数十名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都是由中纪委直接查办的。由此看来，目前在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实际上，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腐败斗争历史，不难发现由执政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主导反腐是一以贯之的，并且党的最高领导人在推动反腐的过程中一直扮演着最为关键的角色，在过去特定的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种以权力为主导，靠领导者权力意志推动的反腐模式，它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资源整合迅速。在领导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领导者特别是党委一把手，通过运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制定决策，发布命令。可以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调用国家公共资源，使各方面资源能够得到迅速地有效整合。纪委办案，特别是成立纪委“专案组”，一般调用纪委下级机构和公检法系统资源来全力协助配合。二是执行效率较高。在反腐败斗争过程中，纪委作为主要反腐机构为了尽可能地肃清腐败顽疾，取得明显的反腐成效，往往会调用一切政治权力资源，采用常规和非常规手段进行强力反腐。许多腐败官员落马，都是在无所察觉的情况下就被纪委“双规”了。毫无疑问，权力反腐作为一种反腐模式在执行效率上是明显高于其它类型反腐模式的。三是短期效果明显。权力反腐，对于腐败治理能达到敲山震虎、立竿见影的效果，可以在提高社会信任度与执政合法性等方面取得短期明显的收益。在较短时间内形成高压态势，对腐败分子产生了强大的震慑力，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得到明显改善。

虽然权力反腐在当今特定的历史时期下，对于遏制腐败势头、扭转社会风气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从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角度看，“权力反腐”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第一，“权力反腐”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无法从根源上解决腐败问题。权力反腐是靠领导权力意志推动的，本身具有短期性、不稳定性和滞后性，并且对腐败的发生不能事先起到有效防范作用。虽然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还远未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还未建立起来，完善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也未能真正形成，所以腐败的根源也就不能彻底消除。显然，这些深层次的问题靠“权力反腐”始终是无法解决的，从根源上解决腐败问题只能依靠“制度反腐”。第二，“权力反腐”可以获得暂时的突出效应，但也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反腐推动力上，过分依赖党组织和领导人推动，不可避免地会压制或削弱其他组织力量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权力制约协调的结构配置上，容易使党内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纪检监察机构也可能遭遇权力扩张和缺乏制约的组织困境，党内权力与国家权力结构之间无法形成良性的制约协调机制；在不断强化党的动员力量的同时，政党本位也可能使反腐体系逐渐呈现封闭性、单一性的特征，导致社会参与的角色困境。”[3]第三，“权力反腐”带有很强的人治色彩，不利于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权力反腐”的实质是领导者个人权力意志在腐败治理中的集中体现，“在强调权力反腐的体制下，惩处腐败往往带有一定的随机性，受到制裁的官员只是整个腐败群体的一部分，腐败也就蜕变成了一种‘博弈’。”[4]所以，“权力反腐”也容易造成反腐权力的扩张和越位，导致党纪高于国法，人治大于法治，这在客观上不利于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不利于根除腐败滋生的社会土壤。

由此看来，“制度反腐”是反腐败斗争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首先，“制度反腐”是巩固和扩大当前反腐败斗争成果的客观要求。孟德斯鸠说过：“绝对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败……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5]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当前反腐败斗争成果，就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根本方式只能依靠制度。所以，当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需要适时地将“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转型。其次，“制度反腐”是深入推进依法治党和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法律是制度的具体表现。腐败已经成为我国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迫切需要解决的复杂难题，“制度反腐”是深入推进依法治党和依法治国的重要切入点，也将为依法治党和依法治国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再次，“制度反腐”是执政党走向现代化治理的必然要求。以纪委主导的“权力反腐”，使纪委实际上在当前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人大、政协、政府和司法机关却扮演着从属和配合的角色，以司法为核心的反腐机制未得到充分有效地发挥。实行制度反腐，既充分发挥了司法机关的主体作用，又促进了执政党现代化治理水平的提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表明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已经进入一个重要的节点时期，即由纪委主导的“权力反腐”向常态化的“制度反腐”转型，是我国今后反腐败斗争的未来走向。“制度反腐”之所以能够保证反腐败斗争的常态化和持续性，这是由“制度反腐”的根本性、法理性和稳定性所决定的。第一，“制度反腐”具有根本性。邓小平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反腐”依托宪法和法律权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随领导者个人权力意志的改变而改变，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影响和干预，让任何腐败分子都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二，“制度反腐”具有法理性。一是可以避免产生负面效应。严格遵守和执行法律制度的程序和规范，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开展反腐败斗争，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反必究。二是可以避免情绪干扰。采取科学理性合法的手段和方式开展反腐败斗争。三是可以避免盲目性。摒弃了带有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色彩的运动反腐模式，坚持依法有序进行反腐。第三，“制度反腐”具有稳定性。“单纯依靠权力反腐败对于少数官员来说，也许不失为一种低成本的约束机制，但它却无法为整个国家的廉政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使得政治清明最多只能成为一种偶然性的机遇。”[6]而相比之下，政治和法律制度一旦制定，就上升为国家意志。从制度和法律上对权力运作进行了刚性约束，有力地保证了反腐败制度和体系运行的稳定性和常态化，使得整个国家的清明廉洁成为一种必然要求。

随着我国民主和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制度反腐”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现实基础。首先，全党对于“制度反腐”已经达成高度共识。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明确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最近，一些高官腐败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表明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已经付诸实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以“依法治国”为主题，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历次全会中还是第一次。其次，反腐败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体系日益完备。以宪法为依据，制定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法律法规；以党章为依据，制定了一系列党内制度规定。如《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等一系列党内规定，以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为依法依纪惩治腐败，中国制定并不断完善包括刑事处罚、党纪处分和政纪处分在内的惩处违法违纪行为的实体性法律法规，逐步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再次，人民群众对于“制度反腐”的热切期盼。随着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越来越强，政治参与的愿望和能力日渐高涨。担心“问题反弹、雨过地皮湿、活动一阵风，最盼望的是形成常态化、常抓不懈、保持长效”的不在少数。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充满信心，不断巩固和扩大反腐败斗争成果，必须适时地将反腐败斗争由“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转型。

不过，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制度反腐”依然任重而道远：一是即便在目前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二是要把反腐败斗争提高到制度建设上来，不仅要求制度本身的科学规范，制度之间的衔接配套，还有制度实施的可操作性等等，要实现这种制度建设的规范化、系统化、精细化和实效性，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情。三是“制度反腐”真正要发挥其功效，又必须具备与之相应的政治文化土壤。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而言，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建设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总之，“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

参考文献：

[1]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EB/OL].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http：//

[2] 最高人民检察院2014年工作报告[EB/OL].最高人民检察院网，http：//.[3]胡杨.论中国特色反腐模式转型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路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4）.[4][6]吕元礼，李超.以法制权：从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J].学习论坛，2006（6）.[5][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路径和机制研究”（11BZZ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邓超系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任中平系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

■ 责任编辑：周奕韵

篇2：反腐制度的发展与演变

论文关键词： 辩护人/代理人/法律学徒/御用状师/出庭律师/事务律师/二元律师制度

内容提要：英国律师产生伊始就分为法律辩护人和法律代理人两部分。后来，辩护人演变为出庭律师，垄断了出庭辩护权，代理人则与16世纪新兴的事务律师融合一起，组成了事务律师分支，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二元律师结构。20世纪末，英国政府出台了几项立法，对两类律师的相互隔绝状态做了部分调整，但二元并立的总体格局至今仍未根本改变。 英国律师制度的突出特点是二元制，即律师队伍划分为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两大部分，在组织上和业务上彼此分立，互不统属。这种制度已在英国实行了数百年之久，尽管自19世纪以来不时有人对其提出批评，要求将两类律师合而为一，但始终没有成功。最近十几年，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迫使英国政府出台了几项立法，对两类律师的相互隔绝状态做了部分调整，但二元并立的总体格局仍然保持未变。本文拟对英国二元律师制度的起因、形成与演变过程以及未来发展走向作一简要评述。

一、两类律师的最初萌芽 12-13世纪，英国开始出现职业律师。

从一开始，英国就存在着法律辩护人(narratores)和法律代理人(attorneys)两种不同的法律职业者。所谓法律辩护人，是指协助当事人进行法庭陈述和辩论的法律职业者。对于辩护人在法庭上的所言所行，当事人可以承认代表自己，也可加以纠正或补充，甚至予以否认。所谓法律代理人，是代表当事人完成整个诉讼过程的全权法律“代表”，代理人在法庭上所说所做的一切，均代表着当事人的意志，具有充分的法律效力。由于代理人一旦在诉讼中出现失误往往导致败诉，而辩护人出现失误时当事人还有补救的机会，所以辩护人受到当事人的普遍欢迎，由此推动辩护人职业更早、更快地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他们与代理人职业间的距离也一步步拉大。 14世纪时，随着法庭辩护权越来越集中于辩护人手中，一套专门培养法庭辩护人才的法律教育制度开始成型，伦敦建立了4大律师会馆。 会馆学员称作“法律学徒”(apprentices of the law)，由称作主管委员(benchers)的开业资深律师负责管理和教学。至少学习7年后，经主管委员批准，学徒才能获得出庭辩护资格，成为出庭律师(barrister)。不过，普通出庭律师只能代表普通当事人在巡回法庭、各郡季会法庭或城市法庭提起诉讼和出庭辩护，三大中央法庭的出庭辩护权垄断在御用状师(serjeant-at-law)手中。御用状师是律师界的精英和法官的后备力量，其人数极少，常年保持在十人上下。他们由国王从执业满以上的优秀出庭律师中封授，大约10年左右封授一次，每次约封授6-8人，以补充因死亡或有人晋升为法官造成的空缺。 相对而言，代理人的发展较为缓慢。随着各级各类法庭的出庭辩护权逐渐被辩护人所垄断，代理人只能从事庭审之外的某些事务性工作，如申请司法令状、收集证据、制作法律文件等。这种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经常与法庭职员打交道，因此代理人与法庭的关系较为密切。此外，代理人必须在某一特定法庭上经法官认可后，遵照规定的程序和仪式由当事人正式任命，而且只能在授予其代理权资格的法庭上开业，所以，从很早的时候起，普通诉讼法庭和王座法庭就各有自己的一批固定的代理人。代理人不受律师会馆管辖，法庭直接负责对他们的管理。中世纪后期，三大中央法庭不时发布命令，规范代理人的资格申请条件和职业行为。由于代理人对法庭和法官的依附性较大，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代理人是一种“准法庭官职”。最后，由于工作性质的差异，代理人和辩护人的教育内容和方式也有所不同。代理人主要就学于大法官庭法律学校(Inns of Chancery) ，重点学习实用性技术和诉讼操作技能，如各种不同诉讼的程序步骤、法律文书的不同样式和制作方法、收费标准等。 早期法律辩护人和法律代理人是后来英国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的最初萌芽。

二、二元制律师结构的形成 从16世纪起，英国开始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社会经济出现划时代的变化。

封建制度急剧衰落，资本主义长足发展，许多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不断涌现。在社会关系上，该时期正处于梅因所说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时期，人口流动和社会两级分化空前加剧。这一切都导致诉讼争端大幅度上升，促使律师职业进入了一个大分化、大改组、大发展的历史时期。

第一，出庭律师突飞猛进。中世纪时，普通出庭律师的数量一直十分有限，因为每年被授予出庭权的法律学徒寥寥无几。例如，林肯会馆在1510-1559年间平均每年只有2名学徒获得出庭律师资格。 然而，自16世纪60年代起，林肯会馆每年授予出庭律师资格的人数持续增长，60-70年代每年为6人左右，进入80年代后每年达到10-12人。 据普莱斯特统计，从1590年到1640年的半个世纪内，四大律师会馆共授予2293人以出庭律师资格，其中格雷会馆590人，内殿学院522人，中殿会馆553人，林肯会馆628人。 与队伍急剧扩大的同时，出庭律师打破了御用状师对高级法庭辩护权的垄断，取得了出席中央法庭辩护的权力。这样，一个在人数上百倍于御用状师的新兴出庭律师群体出现于英国法律界。在很长时期内，出庭律师分别隶属于四大律师会馆管理，直到1895年，四大律师会馆联合成立出庭律师总会(The Bar Council)，才建立起自己统一的职业组织。

第二，御用状师迅速衰落。随着普通出庭律师获得中央法庭的出庭辩护权，御用状师丧失了在司法诉讼中的垄断性权威。同时，他们作为律师界最高领导层的地位也为新兴起的总检察长( Attorney-General)、副总检察长(Solicitor-General)和国王法律顾问(King‘s Counsel)所取代。总检察长出现于15世纪，其前身是14世纪时专门为国王提供法律事务的.“王室代理人”(attornati regis)。最初，王室代理人不止一个，分别承担不同的法律职责。后来，王室法律代理权逐渐集中于一个享有广泛权力的综合代理人手中，总检察长一职由此产生。1461年8月，爱德华四世颁发特许状，任命约翰?哈伯特为王室综合代理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所有法庭中享有全部法律代理权”。 学术界普遍认为，哈伯特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任总检察长。从一开始，总检察长就有一位副总检察长作为事务律师助理，而且他们身边还有一组“皇家法律顾问”，协助完成繁重的王室法律工作。开始时，总检察长、副总检察长和国王法律顾问全都出身普通的出庭律师，其资历、声望和在法律界的实际地位都比御用状师略逊一筹。但是，在16-17世纪期间，他们的法律地位迅速上升，垄断了国王法律咨询权和王室诉讼的启动权，成为律师界公认的最高权威和领导核心。于是，几百年来高高在上、傲气十足的御用状师失去了往日的风采，降为律师界的二流角色，他们只能秉承总检察长的指示行事，实际上已降格为一般的出庭律师。 御用状师的衰落是时代变化的必然结果。16-17世纪是英国政治法律制度的转型时期，议会和王权之间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普通法法庭和特权法庭之间的冲突接连不断，政治、法律、宗教等各种各样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这种形势下，国王迫切需要的是既熟谙法律又精通政治的复合型人才，御用状师显然不能满足国王的需要，因为他们都是在准修道院式的律师会馆中，用封闭式的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普通法专家，知识结构单一，视野狭窄，除了普通法之外，对其他知识了解甚少，故有“无知的博学阶层”之称。对于政治事务，他们或者因一窍不通而不敢涉足，或者因自视清高而不屑一顾。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继续像中世纪那样受到国王政府的重用。加之他们是法律界的佼佼者，素来以“绅士职业”、“荣耀阶级”而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尊崇。事业的成功、优越的地位使他们养成了一种志得意满、孤傲不群而又迂腐僵化、古板保守的文化心态。在一个继往开来的历史大变革时代，这种心态显然是阻碍他们与时俱进、重新自我定位的沉重包袱。在16-17世纪，许多御用状师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仍然停留在中世纪。既然自身不能适时应变，那么就只能论为历史的落伍者。1873年，御用状师称号被正式废除，这个曾经风光数百年之久的高级律师等级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三，代理人与出庭律师分道扬镳。在中世纪时，出庭律师和代理人一样，可以直接与当事人联系。到16-17世纪，只有代理人可以直接接触当事人。因为这时英国已采用书面诉讼形式，与当事人直接交谈、了解案情、收集证据、起草起诉状或辩护状以及其他庭审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由代理人负责，出庭律师只是到开庭时根据书面诉状进行法庭辩论，因而无须直接接触当事人。通常的做法是，代理人接受某件诉讼并准备好必要的文件后，再代表当事人聘请出庭律师出庭辩护。而且他们的报酬分别用两个不同的英文词来表达，出庭律师的报酬称作“酬金”(honorarium)，代理人的报酬称作“讼费”(fee)，前者不能直接向当事人收取，而由代理人代为收取和支付。所以，霍兹沃斯说：“出庭律师的委托人与其说是当事人，不如说是代理人。” 这种新式的出庭律师、代理人和当事人“三角”关系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已基本成型。17世纪初，出庭律师不得直接起诉案件和收取讼费，不得接触当事人，作为一条律师法规则固定下来。由于两类律师的区别越来越明显，四大律师会馆不再接受开业代理人为会馆成员，也禁止授予代理人以出庭律师资格。这种排挤政策得到法官和政府的支持。17世纪上期，法庭和枢密院多次发布这类命令。结果，到17世纪末，代理人普遍被排斥于律师会馆和法庭辩护席之外。

第四，事务律师异军突起。事务律师在中世纪的英国就已出现，但那时他们不属于法律职业者范畴。Solicitor一词在英语中的最初含义指的是鼓动别人去干某件事的怂恿者、教唆者，原本与法律无关。到15世纪时，该词才专指那些既不是出庭律师又不是代理人而只是协助当事人或代理人完成某些辅助性诉讼工作的低级法律职业者，他们是当事人或代理人的助手、仆人。1452年约克郡的一份遗嘱曾责成遗嘱执行人在给予代理人必要报酬之外，还应支付给事务律师部分服务费，这意味着事务律师开始被人们视为是正式的法律职业者。到16世纪中叶，事务律师队伍日益壮大，发展为堪与代理人相提并论的一个新兴律师集团，尽管其法律地位低于代理人：只有从业5年以上的事务律师才能取得法律代理人资格。所以，1557年内殿会馆的一项命令规定，“代理人和事务律师”不得成为该学院的成员;1574年法官和枢密院发布同样内容的命令，要求将“开业事务律师和开业代理人”排除于律师会馆之外。 促使事务律师集团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打赢官司是当事人和代理人的根本目的。为此，他们除了要充分准备好有利于自己的各种证据、资料外，还需要了解诉讼对手的主张、打算及其与陪审团、证人的关系等信息，以便能及时发现和利用对方的漏洞和失误，以求做到“知己知彼”，确保胜诉。按照法律规定，了解诉讼对手的有关信息不属于代理人的合法业务范围，如果代理人亲自从事这类调查，有可能受到“非法助讼罪”的指控，因此，当事人或代理人往往雇用某个粗通法律者来完成这一工作，于是，一个专门提供这种服务的律师分支就产生了。有资料证明，自12世纪起，英国就有少数人专门提供此类法律服务。 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律的发展和诉讼复杂性的增长，对这种专门服务的需求有增无减，是为事务律师发展的内在原因。

第二，法律代理人的业务范围受到太多的限制，以至于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无法适应诉讼迅速增长的现实需要，是为事务律师发展的技术性原因。前已述及，代理人类似于一种法庭官职，他们只能在授予其资格的普通法法庭上代理诉讼，这种封闭性规则无疑是束缚代理人扩展业务、增加收入的障碍。于是，不同法庭的代理人便通过互聘为助手的形式以摆脱上述规则的束缚，例如，普通诉讼法庭的代理人往往聘用王座法庭的代理人为自己的事务律师助手，反之亦然。这样，法庭界限被打破，代理人的诉讼业务扩大了，收入也增加了，事务律师职业也随之发展了。

第三，15-16世纪大法官法庭和星室法庭、恳请法庭等特权法庭的建立为事务律师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由于代理人只能在普通法法庭上开业，因此，投诉于大法官法庭或特权法庭的当事人最初只能从这些法庭的职员中聘请诉讼代理人，来完成必要的事务性工作。于是，大法官法庭有6名职员、星室法庭有4名职员、恳请法庭有3名职员先后获得诉讼代理人资格。随着大法官法庭和特权法庭诉讼量的迅猛增长，单纯依靠法庭职员兼任代理人已不能满足实际需要，这就为事务律师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在16世纪时，有大量事务律师活跃在大法官法庭和特权法庭上。数量的增多和作用的加强，令社会不可能继续漠视他们的存在，不得不承认他们是法律职业者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事务律师虽然最初萌芽于普通法法庭，但发展为一个新的律师集团却是在16世纪的大法官法庭和特权法庭中完成的。

第五，代理人与事务律师融为一体。早期的法律代理人和事务律师尽管在法律地位上略有差别，但因他们都被排斥于律师会馆之外，都是以事务性工作为业得低级法律职业者，所以，从17世纪起，国家法律和社会民众都把他们作为同一类律师看待。16的一项议会法规，要求“事务律师和代理人应遵守同样的职业纪律”。 进入18世纪后，二者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融合过程进一步加快。1729年的一个议会法案规定，代理人或事务律师的资格认定权均属于法官，但业务范围不受所属法庭的局限，就是说，他们可以在任何法庭从事法律实务工作。该法案还统一了代理人和事务律师的任职条件、资格认定程序、讼费收取标准、对冒名顶替擅自开业者的惩罚办法等。1750年的一项议会法案透露出，事务律师资格和代理人资格可以相互通用，已不分彼此了 .至此，二者彻底融为一体，构成了英国现代律师的第二大分支，即事务律师，俗称“沙律师”。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代理人-事务律师没有自己的职业组织，这种无组织状态既不利于自身利益的保护，也不利于同行间的联系和职业纪律的维持，从而为少数自私之徒欺骗当事人和“黑羊”非法从业提供了方便。为此，他们在1739年建立了自己的职业组织，即“在普通法庭和衡平法庭开业绅士协会”(Society of Gentlemen Practisers in the Court of Law and Eguity)。协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会员大会，平时工作由24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负责。18世纪时会员人数可能从未超过200人，但他们都是最优秀的事务律师，出庭律师、法官和议会对他们的意见都十分尊重。该组织的建立是英国近代二元律师结构框架形成的主要标志之一。 1823年，以布赖恩?霍姆为首的一批普通事务律师另成立了“伦敦法律协会”(London Law Institution)，并迅速从会员中募集到一笔捐款，在查色里街区购得一块地皮，建起协会办公大楼。1831年，新协会通过皇家特许状获得法人资格。第二年，新、旧两个协会合并，旧协会名称保留下来，简称“事务律师协会” (The Law Society)。 通过两个世纪的分化与改组，一种独特的二元律师制度出现于英国。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在知识结构、教育方式、任职条件、资格授予和业务范围上各不相同，在组织上彼此分立，二者之间不能自由流动，更不能兼而为之。比较而言，出庭律师的资质条件和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组织性较强。他们可以在任何法院出庭辩护，而且有资格出任法官，但他们不能与当事人直接接触。事务律师无权在中央法庭出庭辩护，只能从事诉讼前的一般性法律事务，如提供法律咨询、制作法律文书、准备诉讼材料等。有关材料准备完毕后，便交由出庭律师继续完成以后的庭审辩护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说，事务律师是出庭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桥梁和纽带。

三、19世纪的合并建议及其失败

19世纪时，事务律师为提高自身地位，强化了内部管理，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强了职业教育。1833年，事务律师协会开办了培训学校，为低级事务律师讲授普通法、衡平法和财产转让法等。二是规范了资格授予条件。1843年，议会通过法案，规定事务律师必须具有5年“受雇秘书”(articled clerk)经验和通过资格考试后方能开业。考官由法官任命，共5人，每年更换一次。三是严格了纪律管理。1843年议会法案规定，由法庭任命专人定期对事务律师的职业行为进行调查，提出报告，对于违规违纪者法庭有权给予必要的惩罚。1868年，调查惩戒权转交事务律师协会下属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 通过以上措施，事务律师的教育程度和专业素质大为改善，业务范围随之扩大。他们先后把财产转让公证和罗马民法监护人的业务吸纳进自己的权限范围之内。从1848年到1859年，他们先后取得在季会法庭、遗嘱和离婚法庭、海事法庭和教会法庭上的开业权。1871年，又获得担任治安法官的资格。 以上发展使事务律师的社会声望有所提高，但仍没有根本改变其“低级律师”的地位。特别是在出庭律师的心目中，事务律师总是被视为“下等人” (inferior men)。1846年，事务律师乔治?斯提芬抱怨说，尽管他和许多出庭律师是亲朋好友，但因职业偏见造成的无形隔阂使他丧失了许多与出庭律师聚会交流的机会，他透露，在其从业的32年中，只有一位出庭律师邀请他吃过饭。 对于这种不平等地位，出庭律师自然心存不满。因此，从19世纪中叶起，不时有人建议改革二元体制，将两类律师合而为一。1846年，法律改革家费尔德呼吁效法美国，取消对事务律师的歧视性限制规则，给予他们和出庭律师平等的出庭辩护权，以便更合理地配置法律人才资源，让诉讼当事人享有更大的自由选择空间。 这个建议得到广大事务律师的积极支持。然而，由于以出庭律师为主体的反改革势力的阻挠，费尔德等人的改革努力最后以失败告终。 许多人对这次合并改革的失败深感惋惜，但英国法律史专家霍兹沃斯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二元律师制度虽有弊端，但也有优越性，合并后的益处未必能够弥补由此带来的损失。首先，在二元制下，出庭律师通过律师会馆实行行业自治，除犯有蔑视法庭罪法官可以惩罚他们外，其他一切均不受法庭和法官管辖，从而保证了出庭律师在法律活动中享有较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无疑有利于英国自由与法治的发展。其次，在二元制下，出庭律师不得直接接触当事人，由此可以避免辩护律师过分“当事人化”，防止个人感情因素影响司法过程，保证出庭律师以相对超脱客观的态度陈述和分析案情，这有利于法庭准确认定事实和正确地适用法律，作出合理公正的判决。最后，在二元制下，两类律师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出庭律师只管法庭辩论，事务律师负责一般性事务，这种分工有助于提高律师的专业化水准，并进而提高司法审判质量。霍氏认为，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司法一直以其高质量和公正性而受到世界各国的赞扬，毫无疑问是与律师的专业分工及其高素质分不开的。

四、最近的改革与发展走向

最近几十年，要求改革二元律师制度的呼声再起。改革要求者认为，二元制造成了诉讼费用昂贵，因为一个当事人必须同时负担一名事务律师和一名出庭律师的费用，从而加重当事人的经济负担;其次，二元制导致诉讼时间的浪费。因为同一个案件需要两类律师参加，事务律师首先要仔细了解案情、核实证据、掌握法律要点，然后再交给出庭律师，出庭律师仍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熟悉案情，由此造成工作上不必要的重复。最后，二元制带来择业机会的不平等和社会不公。出庭律师职业的垄断性，把事务律师永远排除在法庭辩护席之外，使许多具有辩护才能的事务律师找不到施展才华的舞台，这既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也不利于培养律师的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总之，在改革要求者看来，二元制不符合当今追求低成本、高效率和社会公正性的司法改革趋势。 改革派的力量源泉主要来自事务律师团体。1969年，事务律师协会在一份报告中要求大法官授予事务律师在皇家刑事法院出庭辩护的权利，这一要求在1972年得到大法官的部分同意。此后，事务律师获得了有限范围内的出庭辩护权，即：如果案件是由治安法院预审、皇家刑事法院判决的话，事务律师可以在皇家刑事法院出庭辩护。在以后的近内，事务律师协会为打破二元分立制继续努力，但在出庭律师公会的抵制下成效甚微。1979年，一个皇家委员会在对律师制度进行了为期3年的调查后，虽然承认旧制度存在弊端，但最终结论还是维持现状，理由是二元制有利于保证法庭辩护和审判质量。 1990年，英国律师制度改革终于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一年，议会颁布了《法院和法律服务法》(The Court and Legal Services Act)。它规定，①出庭律师可以直接接触某些当事人，可以与当事人直接订立法律服务合同;②合格的事务律师可以被任命为高级法院的法官;③允许一切“合格者”在所有法院出庭辩护，而不一定非是出庭律师不可;④允许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之间建立合伙关系(不过，迄今为止，出庭律师公会和事务律师协会都未放松其行业规则，这类合伙实际上仍被禁止)。《法院和法律服务法》初步打破了两类律师在业务分工上的隔绝状态，但仅此而已，在行为规范、职业培训、资格审查等管理事务上，两类律师仍然分别由各自的行业组织负责。 英国议会又颁布《接近正义法》(Access to Justice Act)， 将改革又推进了一步。该法案规定，大法官在取得议会同意的条件下，可以改变那些不恰当地限制出庭辩护权的规则，这就简化了出庭辩护资格的批准程序。另外，该法案授予出庭律师以完全的庭审前诉讼准备权利，包括会见当事人、证人和核实证据等，但前提是必须经过必要的培训，并已经在事务律师协会注册。 从整体上说，最近十几年的改革还是颇受各界欢迎的，尤其是当事人和事务律师，因为改革降低了诉讼费用，打开了两类律师之间相互流动的通道。到12月，大约有600名事务律师获得了出庭辩护权。《接近正义法》实施后，流动速度加快，截止6月，获得出庭辩护权的事务律师达到1153名。 单就以上数字看，两类律师间的流动规模不是很大，1153人在当时的近10万名事务律师中实在微不足道，所以有人抱怨改革步伐太慢，应加大力度，彻底合并两类律师。19，在迪斯尼乐园召开的事务律师协会年会上，协会主席罗伯特?萨耶建议，在五年内建立一个统一的、单一的法律职业，包括事务律师、出庭律师、律师事务所高级职员、财产转让师等所有法律职业者在内，并由目前的事务律师协会统一代表和管理。这个建议说明，目前要求进一步深入改革的力量还是相当强大的。

篇3：我国巡视制度的演变与发展概述

巡视制度是中国古代行政监察的重要形式之一。 由皇帝和中央监察机关定期或不定期派遣监察官巡察地方的巡视制度是中国几千年监察制度史上极具特色的一部分。 虽然它是建立在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的基础上, 为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但是抛开它的阶级基础和服务对象, 巡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对惩恶除奸、监察百官、惩罚儆戒、反腐肃贪和吏治清明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

我国古代的巡视, 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天子适诸侯, 为巡守 (狩) ”, 也就是说, 萌芽于原始社会。 它形成于汉代, 基本成熟于盛唐, 在明清时代得以强化, 是统治阶级强化统治地位的一种比较行之有效的监察手段。 告御状, 是古代民众的无奈之举。 民无法直接将自己的冤情上达皇帝, 要经过层层官员, 如果是好官、清官、廉官, 很可能就将民的问题直接解决了, 而没有解决的, 则始终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达到申冤的目的。 当然, 告御状就是一个办法, 而且是最直截了当的办法。

相传尧命舜摄行天子之政, 舜即开始巡视东西南北四方, 确立“五岁一巡狩”的制度。 秦始皇更是在统一六国后, 先后五次巡视各地, 他的这种巡视当然有加强中央集权、威慑地方官员的目的, 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秦始皇在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和寻求长生不老仙丹。 其庞大、豪华的出行队伍一路更是劳民伤财, 由此还引发了刘邦、项羽各自的两段神评论。 以后历代如汉武帝、隋炀帝等都有大规模的巡狩和出游活动, 真正把这种巡游发展到极致的当属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 这种高规格的天子巡狩从监察角度来看, 往往形式大于内容, 安全也是一个大问题, 秦始皇就死于巡视的路上。

还有八府巡按等类似的机会, 也就是钦差大臣的到来。 巡按御史制度的正式确立是在明朝, 在民间, 老百姓一般都认为“巡按”是清廉而权势很大的官, 由此出现了 “八府巡按”之说, 事实上, 正史中根本不存在“八府巡按”之说, 更不可能是一品大员, 即便明朝都察院设有十三省巡按一职, 品级依然是正七品, 清代改名为十三科道, 俗称道台, 也不过正四品。 历史上的著名清官海瑞还担任过“十府巡按”, 但是其巡视的范围不过南京周边地区而已。

在传统的人治社会中, 巡抚寄托了老百姓对公平正义的期望, 所以, 一些清廉为民的巡抚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至今在潮汕一带仍流传有“萧巡按一棒打死江西王”的故事。 萧巡按即明代嘉靖年间任江西巡按的萧端蒙, 在任上他获悉藩王强抢民女, 鱼肉百姓, 官府不敢究治, 民间怨声载道。 萧端蒙设计将藩王“请”至公堂, 智讯其奸, 治其罪, 并佯称只需轻打三纸板即可了结, 藩王不知是计, 被萧端蒙用纸贴的铁棒击中要害而死。 在正史中虽没有明确记载这个故事, 但在浙江提学林大春所作《萧御史传》里, 明确载有他在巡按江西时不畏权贵, 敢于捕治横行不法的藩王部属, 向朝廷检举揭发藩王罪行等事实。 一般戏文中, 都说这钦差大臣有皇帝御赐的尚方宝剑, 可以先斩后奏。 也就是说, 权力大得很, 是代表皇帝行事的。 要想申冤, 这时是难得的机会。

民众要想等到这样的机会, 就只有等待巡视。 我国古代的巡视基本可分为四大类, 一是帝王亲自出巡, 二是帝王派员巡视, 三是中央监察部门巡视, 四是地方监察部门的巡视。 其作用基本都是以了解民生疾苦, 民情民意, 对皇帝和朝廷的忠诚, 惩治贪官污吏, 发现人才, 提拔人才, 等等。 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 也对他们有一定的威慑作用, 为巩固皇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 也滋生出了部分弊端, 如巡视员的权力过大, 地方官争相贿赂, 没有规范化的巡视制度, 对巡视人员的纪律与约束甚至是监督体制不明确, 等等。 有的巡视中, 不仅没有发挥巡视应有的作用, 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二、中国现代巡视制度的试行与正式实施

现代意义的巡视制度, 是指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 通过建立专门巡视机构, 按照有关规定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的制度。 时至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根据党内监督的现实需要, 更好地完善巡视制度, 全面推进这一制度的实施, 争取建立巡视制度的长效机制, 推动巡视制度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轨道, 以制度的形式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中国现代巡视制度, 走过了一个先摸索, 然后试行, 最后正式实施的过程。

(一) 摸索阶段

为什么以前有些民众告状, 要到北京, 进京上访。 因为有些事, 在本地已经因各种原因, 无法得到公开、公平、公正的解决, 只有进京上访或是告状。 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以前, 恶性事件多, 上访多, 农民负担重, 民众意见大。 现实情况需要中央了解地方民情民意, 这是巡视制度产生的现实基础。

虽然现在不同了, 网络力量的强大, 想要阻止事情的真相, 基本是不可能的。 民众要想申冤, 比之以前是简单多了, 但仍然有冤假错案, 这也是我们需要解决和完善的现实情况。

在现实的需求下, 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摸索措施。 1996年, 中央纪委制定并下发了《中共中央纪委关于建立巡视制度的试行办法》, 中央纪委开始向地方和部门派出巡视组。 2003年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 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把巡视制度确定为党内监督的十项制度之一。 2004年, 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都设立了巡视机构, 组建了专职巡视队伍。 为了规范巡视工作, 中纪委、中组部于2004制定了《关于巡视工作的暂行规定》, 但这一个条例, 一个暂行规定, 毕竟是摸索阶段的产物, 远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现实情况的需要。

(二) 试行阶段

2009年7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试行版) 》, 除总则与附则外, 从机构设置、工作程序、人员管理、纪律与责任等方面对巡视工作进行了规定与约束。

这个条例的颁布与实施, 让我国的巡视工作从此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道路。 在巡视工作中, 中央发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新趋势, 同时发现了原试行条例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现实需要, 特别是十八大以来, 随着巡视实践工作的深入开展, 暴露的问题更是层出不穷, 所以原试行条例必须修订。

(三) 正式实施

2015 年8 月, 中共中央印发了 《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并发出了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这个条例, 不仅去掉了2009年条例的试行版中的“试行版”三个字, 而且在2009年条例试行版的基础上, 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修订与完善。

新的正式条例除了总则与附则外, 提出了巡视工作全覆盖的新理念, 同时从机构和人员、巡视范围和内容、工作方式和权限、工作程序、纪律与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通俗地说, 条例规定了巡视单位和巡视人员, 哪些机构和人员可以进行巡视, 巡视哪些地方, 巡视什么内容, 巡视工作的方式和权限, 怎样巡视, 巡视的程序和步骤, 同时严明了巡视人员应该遵守的纪律和所应承担的责任。

中央提出了“注重预防”和“预防为主”的治腐思路。 巡视制度的监督具有前瞻性, 可以对“一把手”廉洁奉公等方面进行深入了解, 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提醒、早反映、早制止, 有效地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 对一些腐败堕落的领导干部使之暴露于阳光之下, 净化党风政风。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反腐倡廉的理论和实践皆表明, 中国的现实要求走制度反腐的道路。 “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 权力必须受到制度的监督和制约, 否则难免导致腐败。 防腐反腐应倾向于以制度来监督“一把手”的权力, 对权力形成有效的监督和制衡。 巡视制度的相对独立性保证巡视员不畏权贵, 依法独立行使巡视权力, 从而放大了巡察监督权的威慑力。 随着巡视效果达到一定高峰, 要通过制度物化固化巡视成果, 把成果的累加转向制度方面的发展。 建立健全巡视制度, 可以说是预防惩治腐败的一项重大制度创举, 可以说是反腐倡廉的一项重大制度建设, 可以说是关系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

现在的巡视制度, 不管是在信息的搜集、问责机制、处理机制、回避机制, 都比以前要科学合理, 这都是以前巡视制度无法比拟的。 这是因为, 今天的巡视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下, 在宪法的范围之内进行巡视的, 而且是经过摸索与试行, 在积累了大量经验教训基础上实施的, 是在现实情况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不断完善与修订的。 笔者相信, 我国的巡视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 也会与时俱进, 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 日益完善。

参考文献

[1]胡冰.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建设研究[M].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2.

[2]朱妍丽.中国古代巡视制度与国外巡视制度比较之借鉴[J].理论导报, 2010.

[3]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篇4：反腐制度的发展与演变

[摘 要]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反腐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以纪委主导的“权力反腐”。由于“权力反腐”具有其独特的优势，所以在这特定时期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权力反腐”又有着自身的局限性。要巩固和扩大反腐败成果，就必须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反腐模式的转型，即由纪委主导的“权力反腐”走向常态化的“制度反腐”。

[关键词]反腐模式；权力反腐；制度反腐

[中图分类号] D6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6-0041-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时期，也出现了不少法律和制度的空隙，这为腐败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机。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以反腐败作为突破口，为我国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扫清障碍。在这一时期里，我国反腐斗争的基本模式表现为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主导的“权力反腐”。最近，随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开启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新航程，标志着反腐败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要巩固和扩大反腐败成果，就必须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反腐模式的转型，即由纪委主导的“权力反腐”走向常态化的“制度反腐”。

权力反腐，是指“以权力为主导、通过领导权力意志推动、以权力制约平衡关系调整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反腐模式。”我国目前所设置的反腐职能机构，党内设有纪律检查机关，国家设有人大机关和司法机关，政府设有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以及国家预防腐败局。根据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201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7.2万件，结案17.3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8.2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9600多人。”[1]与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案件数量相比，“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7551件51306人。”[2]可见，全国检查机关侦查的腐败案件数量只占纪检监察机关的21%。并且，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数十名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都是由中纪委直接查办的。由此看来，目前在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实际上，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反腐败斗争历史，不难发现由执政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主导反腐是一以贯之的，并且党的最高领导人在推动反腐的过程中一直扮演着最为关键的角色，在过去特定的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种以权力为主导，靠领导者权力意志推动的反腐模式，它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资源整合迅速。在领导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领导者特别是党委一把手，通过运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制定决策，发布命令。可以在短期内最大限度地调用国家公共资源，使各方面资源能够得到迅速地有效整合。纪委办案，特别是成立纪委“专案组”，一般调用纪委下级机构和公检法系统资源来全力协助配合。二是执行效率较高。在反腐败斗争过程中，纪委作为主要反腐机构为了尽可能地肃清腐败顽疾，取得明显的反腐成效，往往会调用一切政治权力资源，采用常规和非常规手段进行强力反腐。许多腐败官员落马，都是在无所察觉的情况下就被纪委“双规”了。毫无疑问，权力反腐作为一种反腐模式在执行效率上是明显高于其它类型反腐模式的。三是短期效果明显。权力反腐，对于腐败治理能达到敲山震虎、立竿见影的效果，可以在提高社会信任度与执政合法性等方面取得短期明显的收益。在较短时间内形成高压态势，对腐败分子产生了强大的震慑力，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得到明显改善。

虽然权力反腐在当今特定的历史时期下，对于遏制腐败势头、扭转社会风气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从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角度看，“权力反腐”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第一，“权力反腐”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无法从根源上解决腐败问题。权力反腐是靠领导权力意志推动的，本身具有短期性、不稳定性和滞后性，并且对腐败的发生不能事先起到有效防范作用。虽然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还远未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还未建立起来，完善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也未能真正形成，所以腐败的根源也就不能彻底消除。显然，这些深层次的问题靠“权力反腐”始终是无法解决的，从根源上解决腐败问题只能依靠“制度反腐”。第二，“权力反腐”可以获得暂时的突出效应，但也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反腐推动力上，过分依赖党组织和领导人推动，不可避免地会压制或削弱其他组织力量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权力制约协调的结构配置上，容易使党内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纪检监察机构也可能遭遇权力扩张和缺乏制约的组织困境，党内权力与国家权力结构之间无法形成良性的制约协调机制；在不断强化党的动员力量的同时，政党本位也可能使反腐体系逐渐呈现封闭性、单一性的特征，导致社会参与的角色困境。”[3]第三，“权力反腐”带有很强的人治色彩，不利于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权力反腐”的实质是领导者个人权力意志在腐败治理中的集中体现，“在强调权力反腐的体制下，惩处腐败往往带有一定的随机性， 受到制裁的官员只是整个腐败群体的一部分，腐败也就蜕变成了一种‘博弈。”[4]所以，“权力反腐”也容易造成反腐权力的扩张和越位，导致党纪高于国法，人治大于法治，这在客观上不利于形成良好的法治环境，不利于根除腐败滋生的社会土壤。

由此看来，“制度反腐”是反腐败斗争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首先，“制度反腐”是巩固和扩大当前反腐败斗争成果的客观要求。孟德斯鸠说过：“绝对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败……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5]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当前反腐败斗争成果，就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和监督，根本方式只能依靠制度。所以，当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需要适时地将“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转型。其次，“制度反腐”是深入推进依法治党和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法律是制度的具体表现。腐败已经成为我国政党治理和国家治理迫切需要解决的复杂难题，“制度反腐”是深入推进依法治党和依法治国的重要切入点，也将为依法治党和依法治国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再次，“制度反腐”是执政党走向现代化治理的必然要求。以纪委主导的“权力反腐”，使纪委实际上在当前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人大、政协、政府和司法机关却扮演着从属和配合的角色，以司法为核心的反腐机制未得到充分有效地发挥。实行制度反腐，既充分发挥了司法机关的主体作用，又促进了执政党现代化治理水平的提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表明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已经进入一个重要的节点时期，即由纪委主导的“权力反腐”向常态化的“制度反腐”转型，是我国今后反腐败斗争的未来走向。“制度反腐”之所以能够保证反腐败斗争的常态化和持续性，这是由“制度反腐”的根本性、法理性和稳定性所决定的。第一，“制度反腐”具有根本性。邓小平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反腐”依托宪法和法律权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随领导者个人权力意志的改变而改变，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影响和干预，让任何腐败分子都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二，“制度反腐”具有法理性。一是可以避免产生负面效应。严格遵守和执行法律制度的程序和规范，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开展反腐败斗争，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反必究。二是可以避免情绪干扰。采取科学理性合法的手段和方式开展反腐败斗争。三是可以避免盲目性。摒弃了带有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色彩的运动反腐模式，坚持依法有序进行反腐。第三，“制度反腐”具有稳定性。“单纯依靠权力反腐败对于少数官员来说，也许不失为一种低成本的约束机制，但它却无法为整个国家的廉政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使得政治清明最多只能成为一种偶然性的机遇。”[6]而相比之下，政治和法律制度一旦制定，就上升为国家意志。从制度和法律上对权力运作进行了刚性约束，有力地保证了反腐败制度和体系运行的稳定性和常态化，使得整个国家的清明廉洁成为一种必然要求。

随着我国民主和法治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制度反腐”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现实基础。首先，全党对于“制度反腐”已经达成高度共识。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明确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最近，一些高官腐败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表明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已经付诸实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以“依法治国”为主题，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历次全会中还是第一次。其次，反腐败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体系日益完备。以宪法为依据，制定了一系列反腐倡廉法律法规；以党章为依据，制定了一系列党内制度规定。如《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等一系列党内规定，以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为依法依纪惩治腐败，中国制定并不断完善包括刑事处罚、党纪处分和政纪处分在内的惩处违法违纪行为的实体性法律法规，逐步形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再次，人民群众对于“制度反腐”的热切期盼。随着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越来越强，政治参与的愿望和能力日渐高涨。担心“问题反弹、雨过地皮湿、活动一阵风，最盼望的是形成常态化、常抓不懈、保持长效”的不在少数。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领导的反腐败斗争充满信心，不断巩固和扩大反腐败斗争成果，必须适时地将反腐败斗争由“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转型。

不过，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制度反腐”依然任重而道远：一是即便在目前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二是要把反腐败斗争提高到制度建设上来，不仅要求制度本身的科学规范，制度之间的衔接配套，还有制度实施的可操作性等等，要实现这种制度建设的规范化、系统化、精细化和实效性，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情。三是“制度反腐”真正要发挥其功效，又必须具备与之相应的政治文化土壤。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而言，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建设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总之，“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

参考文献：

[1]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工作报告[EB/OL].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http：//www.ccdi.gov.cn/xwtt/201401/t20140127_17922.html

[2] 最高人民检察院2014年工作报告[EB/OL].最高人民检察院网，http：//www.spp.gov.cn/tt/201403/t20140318_69216.shtml.

[3]胡杨.论中国特色反腐模式转型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路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4）.

[4][6]吕元礼，李超.以法制权：从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J].学习论坛，2006（6）.

[5][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路径和机制研究”（11BZZ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邓超系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任中平系西华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

篇5：反腐制度的发展与演变

文章着重研究不同的就业制度对妇女发展的深刻影响,阐述就业制度的`选择与男女平等观念实现的关系,以期能为当前就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理论思考.

作 者：卢美芬 俞德鹏 方燕 徐燕萍  作者单位：卢美芬,俞德鹏(宁波大学,法学院)

方燕,徐燕萍(宁波市妇联,浙江,宁波,315211)

刊 名：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LIBERAL ARTS EDITION) 年，卷(期)： 15(4) 分类号：F241.4 C913.68 关键词：就业制度   妇女就业   妇女发展  

篇6：科举制度的演变与利弊分析

【摘 要】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官的一种考试制度，其产生及发展到最后被废除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时间。科举制度具有相对公正性，对保持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以及文化继承方面有积极作用，同时科举制度也有考试内容僵化、重伦理轻技艺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社会发展等消极影响。

【关键词】科举；演变；利弊

一、引言

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实行世袭制，社会底层的民众永远都没有进入贵族阶层的机会。人生下来所处的环境就决定了自己的未来，贵族永远是贵族，平民永远是平民。在这种社会制度下面，人们没有任何进步的动力，这也造成了中世纪的欧洲极度缓慢的发展。相比之下，封建制度下的中国，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底层的民众可以通过考试的方式进入贵族阶层，这对于促进社会的进步以及维护统治者的统治是很有益处的。

科举制度凭其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可以称为我国古代文明的一大优秀政治遗产。科举制度以其合理的选官制度给封建王朝平民百姓进入仕途和提高政治地位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相对于之前历朝历代的选官制度要公正、合理得多。经过一千三百多年的运行，科举制度为庞大的封建帝国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广泛的传播了儒家思想，对保证社会安定、促进社会流动、巩固国家统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科举制度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也有重要的影响。

二、科举制度的兴衰始末

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选官制度。从科举制度的形成、发展到衰落直至被废除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兴起及完善阶段

科举制度起始于隋朝。公元583年，隋文帝打破了以往根据门阀等级而选拔人才为统治阶级所用的举士方法，采取一些较为简单且无严格程序的考试，按照国家统一需要的人才科目，不分身份阶层地位直接从社会中考评人才。隋炀帝于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开始设立进士科，完善了通过平等考试从社会中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且较之以前更加严格。

唐承隋制。唐代初年即开科取士。贞观年间，增加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为主。武则天即位后，大量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创立武举。唐玄宗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以后成为定制。

（二）发展变化阶段

宋初在科举内容、形式、场次及相关的科第习俗上基本沿袭唐制。宋太祖赵匡胤于开宝六年正式确立了“殿试制度”，进而形成乡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宋太宗将进士及第分为“三甲”。宋英宗时起，乡试、省试定为三年一试，开创了后世“三年大比”的定制。宋代考试程序严格，科目减少，进士科成为主要科目。王安石变法时，进一步改革科举制度，废除死记硬背的明经诸科，设明法科，专考律令、断案。

（三）鼎盛阶段

明朝科举专取《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以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命题，即成八股文体。明朝将科举增为四级，即童试、乡试、会试、殿试。殿试免黜落，成绩分为三甲。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多为17名，赐进士出身；其余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4]。

清代基本沿袭明朝科举旧制，但其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朝。清朝颁布了《钦定四书文》等作为八股文的写作规范，并规定八股文不能超出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的范围，特别不能涉及清代的时事和政治。

（四）衰亡阶段

由于科举考试只在“四书五经”内命题，不许发挥个人见解，答卷文体为完全脱离了实际、形式僵化的“八股文”，使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和进步。鸦片战争失败刺激清政府开始关注科举改革，但是一直议而不决，决而滞行。光绪二十四年，在维新派推动下，光绪皇帝于当年五月五日谕令废除八股。虽然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下诏重开科举，但从此科举开始没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发表上谕：自丙午（1906）年起，所有岁科考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至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正式废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三、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

（一）相对的公平性

科举制度比之历史上曾经采用过的世袭制、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等来说，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其显著特点便是强调应试者的文化素养以及对现实问题的洞察力，抵制血缘、门第、身份、名望、特权、钱财等因素对选官的干扰。自科举产生以来，尽管有些人对以考试取舍人才有不同的看法，但科举作为甄别贤才手段的相对公正性是毋庸置疑的。

据史书记载，除少数几种人以外，民众不论门第身份名望贫富均可参加科举考试。可以说科举制度是打破了阶级桎梏的，即便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同样有通过这一竞争选拔途径获得个人社会地位以及进入贵族阶层的机会。

为了维护科举的相对公正性，历代统治者不断完善防范措施，在考试制度上采取多种手段以力争将选官中的人为影响因素降至最低点。例如，实行“锁院”制度，使主考官与外界隔绝，以避免发生行贿受贿、请托舞弊等事件；别头试，即为了防止各级考官徇私舞弊，规定与相关官员有亲属关系的应试者必须回避，另设考场；糊名，即密封试卷卷头，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糊住，以使主考官以统一的标准公平地判卷；誊录，即将考生的试卷统一重新誊写一遍，以防主考官依靠应试者的笔迹舞弊。此外，还有一系列其他的严厉的惩罚制度用以维护科举考试的公平性。

（二）保持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科举制度使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文化精英的循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科举时代文化精英流向官场的真实写照。王德昭先生认为：“科举制度确为社会提供了有效的阶层流动的途径。”社会阶层流动性使传统社会统治机构的成分可以不断的更新，对维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有积极的作用。

科举制度将选士大权从地方官吏手中收归至中央政府，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的大趋势。同时，通过科举维持社会精英的有序流动，打破了世族地主垄断统治权力的局面，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统治阶层权力再分配的问题。统治阶级可以在最广泛的基础上遴选人才，可以不断在社会各个阶层补充新鲜血液，不仅确保了高素质的稳定的官僚队伍，而且有效地遏制了官僚阶层的门阀化和贵族化。

（三）对经典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作用

科举制度始终将儒学作为主要考查内容，并以其强大的制度支持与诱导作用，使得儒家经学为普通读书人所熟知，强化了儒家经典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为儒家经典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条件、文化氛围和社会背景，使其得以不断的传承与繁衍。

科举考试造就了丰富多彩的科举文学。科举文学包括科举答卷文章即“科文”，又囊括以科举为题材或与科举相关的文艺作品。科文如试帖诗、策、论、科场律赋、八股文等类型，科举为题材或与科举相关的文艺作品如一些在内容上涉及科举的唐诗宋词、传奇小说、宋元戏曲、明清小说，以及现代的传统戏剧和电视连续剧等。科举制度不仅造就了一大批文学创造者，而且也在全社会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给文学经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提高了民族文学的创作、鉴赏审美能力。这都使得我国文学经典奇彩纷呈，魅力无穷。

四、科举制度的消极影响

（一）考试内容单一，知识结构僵化

明朝开始，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采取了禁锢人们思想的政策，规定科举考试只能以《四书》、《五经》内容命题，考生答卷只准代言，不许表达自己的观点，必须用朱熹注的经书的相关内容说明问题。对答卷的形式也做了严格的统一，形成了人们熟知的八股文。士子为求功名，把学习的精力都集中在了儒家经典上，对于其他的自然科学知识毫不关心，人们的知识结构逐渐狭窄僵化，思维被禁锢，导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思想。科举从此成了为统治者打造思想单一人才的工具，在这一制度引导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彻底地死掉了。

（二）科举考试重伦理轻技艺，阻碍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

科举考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皇权，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因此，科举考试必然以统治阶级推崇的儒家思想和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为考试的内容和选拔标准。而自然科学技术等科技内容被历代统治者视为雕虫小技，为士大夫知识分子所不齿。十三、四世纪始，随着工商业发展的需要，西欧一些大学相继问世，其教学内容十分丰富，有文法、修辞、算术、几何、天文等，这些大学培养了大量的有知识的工商业者、医生、技师等。这些人成为近代科学技术兴起的主角。而中国的科举只重伦理、文学，在其引导下的封建教育培养出来的是一批批封建社会的“卫道士”和满腹诗词文章的“学者”，无论如何也培养不出懂自然科学知识的人才。因此，科举制阻碍了中国近代科技文化的发展。

（三）科举制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科举制度以其强大的吸引力使统治者有效地控制了士人。由于功名利禄主要通过科举来实现，加上科举制度与重农抑商的小农经济天然地融为一体，科举制度客观上阻碍了中国工商阶层的崛起，阻止了中国多种经济成分的良性发展。科举制度导致的这种现象既浪费了大量人才，又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钱穆先生有言：“中国又是一个绝大范型的社会，而时时处处用心在裁抑特殊势力上。封建贵族社会崩溃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始终未产生。门第社会消失了，军权社会也难得势。终于走到科举制的社会上，而停滞不前。这是中国社会在其已往演变中的一个客观历史的真相。”

随着历史脚步的前进，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政府封闭的大门，中国被动地走上了近代化道路，社会面临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经济角度上，新兴的工业经济对科学技术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科举制度的考核内容将自然科学完全摒除在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之外。晚晴将领琦缮看到英国人的火轮船时曾“疑似牛拉”，可知当时科举制度下的士人对科学技术的了解到了多么无知的程度。在这样的选拔制度下，国家根本无法培养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更无从推动经济的发展。从政治角度上，科举制度造成官员普遍的思想教条僵化、目光短浅等情况，无法应对政治制度的革新与变化，更无法推动社会的进步。

五、启示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这项遴选政治精英的机制，限于其自身的弊端及其历史局限性，终将被历史所淘汰。然而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总的来说应该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科举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录用方式，不仅在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对当今世界各国政体的人才选拔制度产生着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当今我国的“高考”以及“国家公务员考试”等一系列考试仍有一些不完备之处，我们需要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借鉴科举制度的经验，以促进当今人才选拔制度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