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就业制度的演变及其对妇女发展的影响

我国就业制度的演变及其对妇女发展的影响（通用9篇）

篇1：我国就业制度的演变及其对妇女发展的影响

我国就业制度的演变及其对妇女发展的影响

文章着重研究不同的就业制度对妇女发展的深刻影响,阐述就业制度的`选择与男女平等观念实现的关系,以期能为当前就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理论思考.

作 者：卢美芬 俞德鹏 方燕 徐燕萍  作者单位：卢美芬,俞德鹏(宁波大学,法学院)

方燕,徐燕萍(宁波市妇联,浙江,宁波,315211)

刊 名：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LIBERAL ARTS EDITION) 年，卷(期)： 15(4) 分类号：F241.4 C913.68 关键词：就业制度   妇女就业   妇女发展  

篇2：我国就业制度的演变及其对妇女发展的影响

我国城市就业制度对进城农村流动人口生存和发展的影响

作者：王春光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05期

[摘 要]经历了近二十八年的改革开放，农村人口虽然可以自由进城务工经商，表明户籍制度的影响正在削弱，但是通过对职业流动、就业的制度路径和就业非正规化的研究表明，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城市就业制度仍然在阻碍着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阻碍着他们与城市社会的融合。这不仅对农村流动人口是不合理、不公平的，而且也不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农村流动人口；职业流动；就业非正规化；制度性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

篇3：我国就业制度的演变及其对妇女发展的影响

在传统的财政收支管理方式下, 财政资金直接拨付给各个预算部门, 预算部门具有很大的自主权, 可以通过各账户、项目之间的垫支灵活使用资金, 发挥资金的协通效应。在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后, 高校在资金支配上存在一些问题,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在项目支出方面, 每年的项目支出都要通过人代会批准后, 财政部门才能下达指标, 高校才能够使用该资金, 但是各种科研项目的开展是连贯性的, 不可能因为没有用款指标就停止工作, 这就必须要求高校已自有资金先行垫资, 在财政指标下达后, 又不允许把资金从国库银行转账到同户名的基本户开户银行。这必然影响到高校自有资金的安排和使用以及国库指标的串科目使用。 (二) 在传统的财政收支管理方式下, 财政将资金划拨到高校的基本户后, 年末如果有结余, 高校可以留到以后年度继续使用。在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下, 有些预算在年末未用完的情况下, 财政是要作为结余收回用款额度的, 因此, 在年末不可避免的出现突击花钱的现象, 这必然造成部分资金的浪费。 (三) 在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下, 财政资金集中在国库而不是高校的基本户, 使得高校损失一笔不小的利息收入。

二、从高校外部来看, 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将极大的影响到银校合作, 有可能成为导致高校破产的最后一根稻草

银行贷款是目前我国高校扩大办学规模的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2007年中国教育蓝皮书》显示, 截至2006年底全国高校贷款规模在4500亿元到5000亿元。“巨额债务已成为制约高校发展的重要因素, 个别学校甚至资不抵债, ‘破产’隐患凸显。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将很有可能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一场深刻的危机。”全国政协常委、江苏省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如是坦言他对高校发展前景深为忧虑。他认为, 凭借高校自身的力量在规定的期限内还本付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银行在向高校贷出款项之日起, 这些贷款就注定会成为不良债权。在实行国库集中前, 高校的财政资金直接拨付到高校的单位基本户, 高校收取的学费、住宿费等预算外资金最终也都划拨到高校的基本户, 对于银行来说, 可以利用这些资金进行放贷, 获取利息差;另外, 在高校还款困难或出现破产迹象的时候, 可以要求高校提前还款, 所以对应银行来说, 风险小, 收益大, 愿意对高校进行放贷。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后, 财政性拨款以用款指标的形式下达给高校, 资金沉淀在国库中, 国库支付银行的账面余额为零, 其次, 高校收取的学费、住宿费等预算外资金也在上缴财政后, 财政以国库用款额度的形式下达指标, 而资金也沉淀在国库中, 减少了高校银行基本户的存款;最后, 普遍高校创收能力普遍很弱, 而创收的前期支出却要使用基本户资金, 这都使高校的基本户的资金不断减少。因此, 不论是基本户开户银行还是国库支付银行都会因惧怕信贷风险而不愿对高校进行继续放贷。而且, 交通银行办公室2006年就下发了风险提示, 把教育行业列成贷款的“高风险行业”。文件说, 各分行在具体核定贷款额度时, 要评估其贷款需求与实际偿债能力是否匹配, 各分行要严格限制新增授信, 原有贷款也应考虑逐步压缩。高校如果不能继续从银行获得需要的贷款, 那么规模扩张将无以为继, 甚至连以前银行贷款的还本付息都要成了问题,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就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事物, 还要不断的完善和发展, 针对上述问题, 笔者认为应采取如下的对策: (一) 适度允许从国库向高校基本户或其他账户转账。具体转账金额和项目由各地财政部门根据各个单位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确定。 (二) 不论是基本支出还是项目支出, 如果用款额度到年底还有剩余, 应允许结转到下年度使用。因为不管预算编制如何准确, 和实际发生的情况总存在一定差距。如果用款额度能结转到下年继续使用, 那么就可以避免年底突击花钱、浪费资金的现象。当然, 如果年度用款额度剩余很多, 可以要求单位说明原因, 如确属预算编制的原因, 就要强化以后年度的预算编制工作。 (三) 以贴息等方式逐步清理现有的贷款, 适度限制高校的新增贷款规模。比如, 高校在扩建新校区、置换土地时, 政府应适当减免部分税费, 将部分出售土地的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在高校决定增加新的贷款时, 政府可以通过计划指导等有形之手适度限制高校的新增贷款规模。 (四) 建立由高校、政府合作的贷款偿还基金。可以在高校的贷款中划出一定比例的资金, 然后财政配套相应的资金作为还贷基金。该基金平时可由政府管理, 收益扣除平时的管理费用后作为还贷基金的来源之一。在高校还款困难或面临破产时用于清偿银行贷款, 打破高校贷款完全由政府埋单的预期。

参考文献

[1]、王永利.关于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思考.[J].商业经济2008 (5) :94-95

[2]、岑美娣.浅谈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下的高校财务管理.[J].科技信息2009 (23) 367-374

[3]、乔学峰.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对高校财务管理的影响及对策.[J].经济师2010 (11) 109-112

[4]、高校从贷款黄金客户变成数千亿债务的烫手山芋[EB/OL]http://news.qq.com/a/20070406/001464.htm

篇4：我国就业制度的演变及其对妇女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书院制度 演变 现代启示

一、书院制度的历史演变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我们能够了解到古代书院制度的演变历史如下：

书院兴起于唐朝，当时进士科是朝廷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而民间也开始出现了对文化教育的需求，部分文人开始设置学斋来进行教育活动。所以书院一开始主要是私人治学的形式，而唐朝也设置了官方书院作为政府的学术机构，如比较出名的丽正书院以及集贤书院，但是讲学仅仅是其附属功能。

到北宋时期，社会相对安定，书院也开始承担起教育任务。这一时期书院的讲授内容逐渐和科举制联系起来，开始形成了书院的三种教育内容：讲学、供祀以及藏书。北宋时期也有很多著名书院也是我们现在还知道的有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等。

南宋时书院到鼎盛时期，正式作为一种文化制度而确立起来。而最为出名的当然是朱熹先生主持的白鹿洞书院，我们从历史课本中也能够找到这一内容，而其所著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也明确的解释了教学的目的以及修身、处事和讲学的基本要求。同时讲学制度也开始得到了较快发展，各个学派的集大成者在书院讲学，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元朝时虽然朝廷积极支持书院发展，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书院的教学组织形式以及教学内容进行了一定的管控，这一时期的书院逐渐成为了政府控制人民思想的机构。

明朝时政府开始控制书院的发展而支持官学，但是科举制度存在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在明朝后期朝廷也逐渐认可书院，因此对岳麓书院与白鹿洞书院进行了修复，加之理学大家王守仁以及湛若水的影响，书院得到了一段时期的繁荣。但是同一时期，以东林书院为典型的部分学院开始关心政治话题，也出现了具有政治性的团体，这和封建社会集权统治思想是背离的，因此朝廷对其三次禁毁，这也代表了书院全盛时期的结束[1]。

直到清朝，在同光中兴之后，书院也开始随着封建统治的瓦解而开始朝着近代化的趋势发展，1901年清政府新政，将书院更名为学堂，至此发展延续千年的书院制度也最终结束。

二、书院制度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一）德育教育的启示

查阅朱熹所著《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的相关内容，我们能够了解到，其特点主要是把传统的道德规范整理为通俗易懂的文字，同时以制度规范的形式交给书院全体师生。现在素质教育所要求的德育教育，就可以借鉴这一特征，把我们看起来复杂冗长的道德规范内容凝练为我们学生能够快速理解与记忆的内容，同时结合学校的办学特色进行整理，通过学规的形式下发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加准确的了解学校对我们的道德行为要求，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自觉遵守。

（二）课程安排的启示

古代书院制度中提出的分斋教学给其教学融入了实学内容，也为学生创造了选修其他课程的条件;书院中相对合理的课程设置为各个年龄层次的学生分别制订了学习计划。而今天的素质教育要求我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现代教育可以借鉴书院的实学内容，合理的设置一些实用性课程。这样一来我们能够在课堂中学习到更多感兴趣的实用知识;另外建议学校可以按照我们的实际学习情况和年龄层次来制定教学计划，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教学质量。

（三）管理方式的启示

学生直接参与管理是古代书院制度的十分重要的特征，当前有很多学校中也组建了学生会、社团等学生组织，但是我们在参与这些组织中可以发现，这些组织基本上都是我们学生之间的相互管理，并非让学生真正参与到学校管理中来。现代学生可以借鉴古代书院制度中推举优秀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方法，从而让我们能够对学校的教学工作等提出自己的想法，这样不但可以激发我们的积极性，同时也能够让学校真正成为我们喜爱的乐园。

三、结语

书院属于我国历史上一种卓有成效的教育组织，其在课程设置、管理方式以及德育教育等方面都对现代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而言之，书院制度是我国教育史上的珍贵遗产，值得我们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篇5：我国就业制度的演变及其对妇女发展的影响

[摘要]在分析人口老龄化的现状、特点、发展趋势以及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养老保险制度 影响 对策

进入2001年, 我国的人口类型从成年型迅速转变成老年型,整个社会步入老龄化阶段。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因此很有值得研究的必要。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国际社会衡量人口老龄化的标准通常有两个：一是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0%以上；二是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以上。凡符合上述两个标准之一的国家或地区，就可称为“老年型国家”或“老年型地区”。根据这个标准来看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2000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8811万人，占人口总数的6.96%，我们已经接近老龄化国家；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显示，我国总人口数达到130756万人，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05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7.7%。从数据可以推断，我国已经真正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看，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未富先老”。我国在20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856美元，属于刚刚迈过最低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国家，平均生育率的下降和寿命的延长，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国家。二是老龄化速度快。我国实现从人口成年型向人口老年型转化只用了短短的18年时间（1981－1999年），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显示，我国总人口数达到130756万人，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05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7.7%，成为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四是农村老龄人口大大高于城镇。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8838万60岁以上老龄人口中，农村老龄人口为5944万，占67.3%。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在未来时期将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人口老龄化加速期（1999－2010年），老年人口比重每年上升0.1%；第二个阶段为人口老龄化高速期（2010－2040年），老年人口比重每年将上升0.4%；第三个阶段为人口老龄化减速期（2040－2060年），老年人口比重年均上升速度将回落到0.1%；第四个阶段为人口老龄化稳定期（2060年以后），老年人口比重基本停止上升，人口也达到基本稳定。

二、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负担加重。人口老龄化不仅是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的过程,而且也是养老金领取者与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在职职工的比例不断提高的过程,从而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平衡产生直接的影响。

（二）人口老龄化导致离退休费用不断攀升。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一方面,每个离退休人员对应的在职职工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另一方面,离退休退职总费用逐年上升。全国离退休退职费用总额逐年攀升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离退休退职人数(主要是退休人数)迅速增加。二是每人每年离退休退职费用也逐年攀升。

（三）人口老龄化会使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模式发生转换。

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报告预测,如不改变现收现付模式,中国的养老金支出与工资总额的比例到2030 年时,将上升到48%，远远超过国际公认为20-25%的警戒线,届时将出现养老金支付危机,因为这种代际转移负担的基金筹集模式,把退休一代人的养老金负担压在了下一代职工的身上,必将影响下一代人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制约经济发展,也严重地影响社会稳定。

三、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应采取的对策

（一）提高认识，加快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步伐。在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步伐晚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农村老年人人口的养老问题正在迅速地由传统的家庭问题演变成社会问题，农村老年人口对社会化养老保险的需求日益迫切。

要提高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的认识。要把加快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关键来抓，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抓。应加大国家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给予政策扶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模式。

（二）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效化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风险。逐步延长职工退休年龄，增强基本养老保险的基金积累。在当前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可以分三个阶段逐步推迟退休年龄：首先可以将女工人的退休年龄提高到55岁，然后将女工人和女干部的退休年龄推迟到60岁，最后将所有职工的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

解决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历史债务问题，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应逐步做实个人账户。

改变目前现收现付的社会统筹筹资模式，实行部分积累式的基金制筹资模式。总之，解决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带来的挑战不能采取单一的保障办法，而应采取“大保障”的思路，构建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综合型养老保障体系。

（三）人口老龄化冲击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解决好迅速增加、数量庞大的老年人口的老有所养。当今社会,社会养老已成为主要方式,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加快社会养老保险立法,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改革养老基金的缴费机制, 实行费改税, 保证基金入口畅通。改革基金统帐管理模式, 实行分帐管理、实帐运行。通过这些措施,基本养老保险的“空帐户”问题有望得到解决,个人帐户可以得到真正的积累,从而实现实帐运行。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机制,实现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

未来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迎来了人口老龄化，因此需要抓紧时间从立法、机制改革、管理模式、体系、投资机制等方面去改善，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老年保障体系,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参考文献：

[1]张文学.《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分析》.统计观察.2005，（8）.[2]王金安.《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陷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7）.[3]张运刚.《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4]郑功成.《社会保障制度》.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2004，（2）.[5]陈坚.浅谈我国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J].南通职业大学学报 , 2003,(03).[6]张运刚.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02).1999年，世纪之交，千年之交，这是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待殊意义的一年，因为1999年标志人类进入长寿时代和人类社会进入全面老龄化的时代。人口老龄化(Population Aging)又称“人口老化”。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取决于死亡率和出生率(除去人口迁移因素)，而出生率的下降则是加速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中国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的自身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基本特征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全会”规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就是老年型国家或地区[[3]。一份由CSIS提交的最新调研报告《银发中国》称:“35年前，中国儿童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是6: 1，而往后的35年，这个比例将颠倒过来，老年人口将是儿童人口的2倍。人口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41岁延长到了现在的70岁。另一方面劳动人口的数量也急剧下降，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总数将比目前减少18%-35%。人口出生率下降和寿命延长是推动中国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相对数量下滑的两股基本力量。”(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高，老年人口规模庞大，地区发展严重失衡，与其它一些老龄化国家的经济水平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和中国现有的国力水平不相适应，即应付人口老龄化的承载能力极为薄弱阎。与先期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有四个鲜明的特征:

第一、老龄化速度大大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发达国家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用了几十年直至上百年，而我国只用了近20年时间。

第二、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在老龄化的发展速度上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人口己经开始老龄化，经济尚不发达的地区人口年龄结构还相对年轻。上海1980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而青海、宁夏则要到2010年左右才能到达，相差约30年。

第三、拥有老年人口的绝对数最大。到今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1.3亿，约占世界老年人口的20%0

第四、中国人口老龄化是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的。发达国家大多是“先富后老”，经济发展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是尚未富裕却“老”了，这就增加了我们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是我国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同时, 又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社会问题, 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影响。主要表现有: 人口老龄化必然要求用于老年社会保障的费用大幅增加, 需要政府财政做出相应安排;人口老龄化使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老年人的医疗和护理问题日益突出, 对社区照料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老年人对精神文化生活和参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老年消费的特殊性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 代际关系出现许多值得重视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些影响应引起高度重视, 研究和采取相应对策, 防患于未然。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 “老龄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我们要予以重视。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老龄工作的领导, 切实做好这项工作”。胡锦涛同志也强调: “人口老龄化给家庭结构和社会生活带来新的变化, 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全国上下都要有充分的认识, 并积极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

2.2.3 解决好我国健康老龄化问题的主题思路是: 加强社区卫生服务;建立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服务体系, 加快社区老年服务建设;合理规划社区蓝图, 使老年人能就近得到咨询、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护理和紧急救护等各种服务, 并为老年人学习、文体、康乐、交往等社会活动的需求提供条件, 逐步建成适合城乡不同特点、多层次、多功能、多项目的社区老年人服务体系,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安老、养老服务体系。

2.2.4 照管好老年人的生活, 使老年人安度晚年, 并不是最终目的, 而是把低龄和健康老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并加入创造社会财富的行列, 减少需要养护的人口, 将老年人重新融入创造价值的生活主流, 开发老年人人才资源。要在关怀老年人健康前提下, 量才发挥, 量力而行, 使“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相结合。为社会、为国家继续奉献光和热, 创造更大的财富。

2.2.5 实现健康老龄化, 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生命质量,减轻社会和家庭负担, 节省医药卫生资源, 构建和谐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均寿命的延长, 老年人口逐年增加, 根据全国老龄办最新消息, 截至2006 年6 月1 日零时, 我国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为14 657万人, 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1.4%, 且老龄化增长速度快, 年均增长率达3.2%, 几近总人口增长速度的5 倍。“空巢老人”比例显著增加;18%的城市老人常感孤独;养老保障尚有较大差距。世界各国从成年型到老年型社会的过度一般需50～80 年, 而我国只用了18 年。上述情况说明, 应对老龄化问题形势严峻, 做好养老服务工作任务紧迫。

篇6：我国就业制度的演变及其对妇女发展的影响

打开电视，我们看到的新闻绝大多数都是某高级官员来到某地视察，某某主席应邀出访某国，各级政府强调三农问题„„政治，与我们的生活可谓息息相关。几个月前，在温家宝总理考察深圳的讲话中，释放出一个鲜明而强烈的信号：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

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完成邓小平未竟事业的重要举措，是彰显我们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坚定决心的重要举措，更是顺应民心、民意，实现人民意志的重要举措。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我们必须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过党和人民持续不断的艰苦奋斗，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人民今天所享有的民主权利确实是前所未有的，是来之不易、非常宝贵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实现公平正义，使人们有安全感、有信心等各个方面的同时，我国的政治体制还存在很多弊端，我们确实还需要做长期而艰巨的努力，任重而道远。

影响人民切实实现当家作主权利的主要障碍，是存在弊端的原有政治体制。这些弊端，就是邓小平同志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的，一是官僚主义严重。邓小平列举了官僚主义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二十多种突出表现，并指出官僚主义“已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已成为社会主义的“祸害”。二是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必然造成官僚主义，损害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等。如“文化大革命”，尤其说明了一个国家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必然产生严重的后果，给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带来危害和灾难。三是家长制作风比较盛行。主要表现在党内重大问题决策上搞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个人崇拜也一度盛行。致使党的组织原则以及党和国家正常的民主生活遭到破坏。四是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现象。建国以后，我国一直没有妥善解决领导干部退休离职的问题。各级领导干部，除了犯错误的以外，实际上都是终身制。因此，人民群众名义上是当家作主，实际上失去了对领导干部实施监督

和罢免的权利，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当官做老爷，严重脱离群众，甚至随意践踏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五是存在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后，由于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领导干部的管理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使领导干部特权现象得以不断滋长，在政治上、经济上享有不少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其集中表现是“以权谋私”，谈到去年的杭州保时捷撞车案和今年的“我爸是李刚”案真是让人义愤填膺，这些都是特权现象引起的。

而这些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就是说，政治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邓小平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而且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改革是一场革命，是新体制取代旧体制的革命，具有质的突破性，而不是对旧体制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计划经济阶段，以及现在的官方市场经济阶段，估计以后会进入完全市场经济阶段。经济制度的变化是很明显的，这也是政府强调的重点。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经历了从左到右的转变，而政治制度却几乎在原地踏步。这是政府强调“一切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结果，中国经济实现持继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国门打开了，温饱解决了。大伙正努力向小康奔去时，却发现我们有病没有办法治了，为什么?看病太贵了!我们没有办法去上学了?为什么?学费太贵了!我们没有办法买房子来住，只能租房住了，为什么?房价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承受能力。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政治体制近六十年没有改变造成的，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变之后，政治体制还保持原样，才出现了这种结果。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刻性、艰巨性、风险性更是不言而喻的。

今天，经过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洗礼和民主法制建设实践的锻炼，我们广大的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法治的觉悟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时他们对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也日益迫切。这种民意的积聚与表达，具有十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背景，是各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是中国的发展受到世界民主化潮流的影响。民主化是世界性的潮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13亿多人民发展民主的壮丽进军，一定能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新的不朽篇章。

二是深化经济改革特别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要求。应对经济危机愈来愈要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主要是政治体制存在弊端的牵扯、迟滞。因此，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破除障碍、开辟通道。

三是实现公平正义、人民更加幸福和更有尊严的必由之路、致胜之道。时下，老百姓最不满意的，一是分配不公，一是腐败严重。而要有效治理这两大顽疾，唯有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四是改革想要取得成功，改革过程中的程序必须公正，改革必须以人为本、公众参与成果共享、规则先行、透明公平等原则为必要条件，只有政治体制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这些条件。同时，这也能更好地实现人民各项权利，为反腐倡廉工作作出一定的贡献。

五是政治体制如果不进一步发展，我国也难以取得国际认同，更不可能真正实现民族的复兴和赶超发达国家。目前，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把中国作为潜在的对手，并不是不认同中国的民众，而是不认同我国政府的集权体制和管理制度，处于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考虑，我们既不能，也没有必要把我国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我国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途径就是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发展。

六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会更有利于中国民众的综合素质的提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斗争日趋激烈，这种经济上的斗争必然演变为人才素质上的竞争，这也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主要反映方面。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体制，以及国民素质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当然这是依赖于政治体制的完善。当然，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对人才的需求就一步加大，人才流动也更加频繁，当前的政治体制也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从政治上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民素质，从而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

篇7：我国就业制度的演变及其对妇女发展的影响

人之间的交流变成了人与机器之间的交流，这不可避免导致人与人之间感情联系淡薄。重要的是，internet还成为犯罪分子违法犯罪的新领域，网络上时常会非法潜入一些“黑客”，这些人会破坏你整个网络系统，常见的网络犯罪还有：网上盗窃、诈骗，电脑病毒的制作和传播，盗版等等，这给社会治安带来了新的麻烦和混乱。下面笔者谈一下当前科技犯罪的概念、特征、种类及原因及对科技犯罪的预防对策。

一、科技犯罪概述

（一）科技犯罪的特征

科技犯罪是指在科技领域里的涉及科技问题的犯罪和利用科技手段或以科技为犯罪侵害目标的犯罪。关于科技犯罪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的两种看法，广义的科技犯罪是指凡是涉及科技领域或与科技领域有某种特定联系的犯罪。狭义的科技犯罪是指发生在科技领域，破坏科技法律制度，严重侵犯科技社会关系，依照刑法应受处罚的行为。这两种理解均将科技犯罪局限在科技领域，仅只是前者宽泛，不局限于应受刑法处罚的程度，故而属于科技领域的犯罪。但在学科中的犯罪学研讨的科技犯罪不仅局限于在科技领域的犯罪，而且包括一切利用科技手段或侵害科技的犯罪，不仅在科技领域，在社会生产及其活动领域均可。

1.科技犯罪与科技密切相关：随着科学技术化与技术科学化，科学和技术越来越融合统一。

2.科技犯罪是一种高智能犯罪。不仅具有一般智能犯罪的特征，且更高出普通的运用智慧与计谋的智能型犯罪，便是诈骗和暴力杀人，亦是借助了科技尤其是新科技的手段与方法。

3.科技犯罪危害巨大。与传统街头犯罪相比较，科技犯罪的危害是异常严重的。

再者：同传统的犯罪相比，网络犯罪具有一些独特的特点：

1.成本低、传播迅速，传播范围广，具有跨国性。就电子邮件而言，比起传统寄信所花的成本少得多，尤其是寄到国外的邮件。网络的发展，只要敲一下键盘，几秒种就可以把电子邮件发给众多的人。理论上而言，接受者是全世界的人。

2．互动性、隐蔽性高，取证困难。网络发展形成了一个虚拟的电脑空间，既消除了国境线，也打破了社会和空间界限，使得双向性、多向性交流传播成为可能。在这个虚拟空间里对所有事物的描述都仅仅是一堆冷冰冰的密码数据，因此谁掌握了密码就等于获得了对财产等权利的控制权，就可以在任何地方登陆网站。

3．犯罪获利性高、危害性大。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从国防、电力到银行和电话系统现在都是数字化、网络化，一旦这些部门遭到侵入和破坏，后果将不可设想。

（二）科技犯罪的种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及科技领域犯罪的实践，科技犯罪可分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

1.在不同科技领域的科技犯罪。主要是生物科技犯罪、核能科技犯罪、化学科技犯罪、电子科技犯罪、医疗科技犯罪。

2.破坏科技研究与应用活动的科技犯罪。这类犯罪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打击、迫害科技人员，剥夺、压制科技人员从事科技活动的权利与自由，阻碍科技的应用与发展。

3．利用科技手段实施犯罪活动的科技犯罪。这类犯罪主要是计算机犯罪、dna生物工程犯罪、器官移植等医疗犯罪、信用卡犯罪等。

4.以科技成果为侵害对象的科技犯罪。这类犯罪主要有盗窃科技产品、破坏科技成果、侵犯著作权犯罪、侵犯专利权犯罪、侵犯商标权犯罪等。

5.在科技条件下的过失原由引起的科技犯罪。这类犯罪主要是不恰当地利用核能、利用重组dna技术过失造成有害物种失控等。重大医疗责任事故等。

6.利用合同实施的科技犯罪。这类犯罪主要是为达到欺诈目的倒卖技术合同和订立假技术合同。

7.其他科技犯罪尤其是还未出现或发现的科技犯罪。如倒卖乃至偷割人体器官、“克隆”犯罪。

二、科技犯罪的原因

科技犯罪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客观原因

科技的发展常常使对科技自身的管理造成了困难，同时，科技部门的管理和对高科技成果的安全保护、保管均存在着问题。前者导致犯罪人钻管理工作的漏洞趁机犯罪，如我国发生在深圳的第一例计算机犯罪。后者常使犯罪人有机会对高科技成果实施盗窃等犯罪活动，甚至出现利用管理不善的高科技成果报复伤害他人。此外，科技部门的安全防范措施不得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尤其是电子计算机的安全防范措施的不落实乃至安全技术的落后，亦是次类部门常发生案件的症结之一。

（二）主观原因

由于科技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巨大价值，以及利用科技手段所能获取的远胜于传统诈骗和盗窃手段所得的巨额利益，使一部分人乃至位居要职与肥缺的“白领”人士利令智昏，伸出罪恶之手。同时，科技犯罪的隐蔽性，高科技的难破译性，造成科技犯罪的被揭露程度极低，犯罪行为人因此具有极大的犯罪而不获致惩罚的侥幸心理，也正是因为这种心理，再加上高额的犯罪利润及其实际已带来过的实惠与甜头，所以

科技犯罪已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定将成为“朝阳犯罪”的主流。

（三）法律原因

科技犯罪是一个新型的犯罪，从这种极端的、消极的、反科技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关于科技发明、实验、应用、管理与安全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漏洞。同时也发现既有的法律法规及科技操作安全规范，形同虚设，这些都无疑有利于科技犯罪的生成，并或多或少地伴演着致罪因素的角色。此外，对于已经存在的科技犯罪，国家刑事法律如何揭露，如何打击与制裁罪犯，如何追究其刑事责任，则严重地存在着滞后的现象，即使是具有若干不合适宜的法律法规相参照，在执行与司法中又存在诸多问题。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少地方存在着从地方保护主义出发，只关注“经济效益”，而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罚代刑，罚过放行的现象。此外，对于科技犯罪的侦察破案、检查起诉和定罪量刑的不足，并不完全是由于国家刑事司法机关的不用心、不努力，而更主要的是由于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缺乏较高层次的科技专门知识。如果此症得不到根治，由此造成的科技犯罪与刑罚处罚的必然性联系就很难建立起来，科技犯罪行为的侥幸心理则很难收敛，科技犯罪的生成空间仍然广阔。

三．科技犯罪的防治对策

（一）健全体制，加强管理，防微杜渐

首先，建立健全技术保密制度，防止科技秘密的泄露。科技领域的各部门、各机关、厂矿企业应建立严格的内部保密制度，制定内部的各项规章，实行岗位责任制，设立茂密的专门机构及其专职的保密人员。

其次，健全和完善对科技成果、文化艺术成果的管理、登记制度，加强社会防范措施。

再次，建立各项科技成果的应用、操作与管理制度，避免内部失控。

此外，应对核能、放射性物品、生物技术等，进行严格的科学管理，以防止破坏、被盗去用来犯罪。

（二）加强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守法意识，淡化乃至消蚀潜在犯罪行为人的犯罪心理

任何一种犯罪行为都是行为人去实施与完成的，防治犯罪的最直接措施是对人的控制与塑造。对科技犯罪的行为人主观方面的防治，除依赖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公民守法意识、道德意识提高的大环境改变外，更主要的是应使科技领域的科技人员和一切与此相关的工作人员的思想觉悟的提高。这就必须广泛开展政治思想教育，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不断提高本系统工作人员的政治觉悟、道德水准及法律意识。同时还应开展岗位教育、传统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责任心、防止工作草率、马虎等不负责的现象，防止和避免科技过失犯罪行为的发生。此外，必须杜绝贪污腐败等不正之风，纯洁队伍，防止内部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发生。

（三）加强科技犯罪的立法，防止执法不严，不断提高刑事司法机关打击与惩罚科技犯罪的能力。

与科技犯罪作斗争，刑事立法与司法是不可轻视的手段。从某方面而言，预防科技犯罪更主要的措施是刑事立法与司法立法的专门性预防。因而，科技犯罪的立法与刑事立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四）加强对科技犯罪的技术预防，使防治犯罪模式向“人机系统”转换

篇8：我国就业制度的演变及其对妇女发展的影响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出现的重要经济现象,流动的主要方向是乡→城流动,人们把这部分由农村流向城镇就业的劳动力称为“农民工”。“农民工”一词首次出现在1984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中,随后被广泛使用。对于什么是农民工,学术界尚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多数学者对此有基本相似或相近的认可:他们来自于农村,属于农业户口;他们的社会身份是农民,但主要从事的是非农生产活动。人们称在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为“农民工”主要有两个原因:(1)这部分劳动者有特定的工作岗位,通常从事城里人不愿意干的工作;(2)这部分劳动者的薪酬与城市劳动者有显著差异,社会有专门针对他们的薪酬标准[1]。

农民工最明显的特征是流动就业。农民工流动就业的历史变迁,客观反映了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变动的历史轨迹。其历史起点是城乡分割的就业格局,即在城乡二元分割的就业格局下,农村劳动力基本上被禁锢在土地上。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涌现出大量剩余劳动力,迫切需要得到新的就业机会。但与户籍制度相联系的劳动就业制度使他们无法在城市获得正式就业岗位;其产生机理是城乡二元就业体制的有限松动,即改革开放以后,户籍管理和劳动用工制度有限松动,农村劳动力不仅可以就地从事非农劳动,而且可以进城务工和经商,但他们进城务工只能从事一些稳定性差、条件艰苦且以体力活为主的工作,且需要经常变换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并难以获取城镇居民身份和城市正式工作岗位,只能选择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引导其模式创新的基本理念是科学发展观,即科学发展观要求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就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创造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市场环境[2]。

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的历史变迁与国家农民工政策变化息息相关。总体上讲,农民工就业政策,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经历了一个从内到外、由紧到松、从无序到规范、由歧视到公平的过程[3]。大致经历五个阶段:

1.1 1979-1983年为酝酿和准备阶段

这一阶段改革开放开始启动,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工业结构向轻型化发展,就业机会大量增加,形成了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巨大拉力。同时,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使农民逐渐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追求收入最大化的利益驱动使农民将其剩余劳动力配置于非农产业成为可能和必然。但国内食品尤其是农副产品供应量不足,政策一时难以解禁,农民工流动就业一时难以成行。

1.2 1984-1988年为快速流动阶段

这一阶段,一方面,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剩余农产品供给增长,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就业提供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和乡镇企业大发展,新增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形成巨大拉力。因此,从1984年开始,国家准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这标志着实行了30年的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就业管理制度开始松动,农村劳动力开始快速向城市流动。这次流动的方式,前期主要是“离土不离乡”,后期随着东南沿海经济迅速增长对劳动力形成了巨大的需求,转移方式开始转向“离土又离乡”,且规模越来越大,并演变成“民工潮”。

1.3 1989-1991年为曲折流动阶段

这一阶段,“民工潮”的爆发所引起的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使交通运输、社会治安、劳动力市场管理等方面的不适应问题突显出来。为尽可能减轻农民工跨地域流动给城市工作与社会生活造成的波动,政府一方面要求农民工就地转移、离土不离乡,另一方面严格禁止农民工跨地域盲目流动。但由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造成了城市与乡镇企业新增就业机会的减少,使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的空间缩小,农民工外出异地就业人数的增加在总体上呈放缓趋势,但外出流动就业的势头并没有被控制住,且暂时控制与长期转移农村劳动力的矛盾突出暴露。

1.4 1992-2001年为全方位大规模流动的新阶段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起点,我国经济重新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期,农业劳动力转移也恢复了快速流动态势。但在此期间,由于城市下岗职工的增加,实施再就业工程已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在这种背景下,部分省市却出台了各种限制、排挤和歧视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规定和政策,农民工流动就业过程中正当的社会权益被忽视,甚至是被侵犯成为普遍现象。

1.5 2002年以来,扶持流动阶段

以十六大为起点,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农民工政策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一是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各种不合理限制,逐步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二是采取各种措施保障进城农民工的权益,并由此配套进行户籍、农地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与此相适应,农民工流动就业开始朝公平流动方向发展。但在实践中还面临着不少的问题,如对农民工就业到底是以维权为主还是以进城为主,尚有很大的分歧。

2 农民工流动就业模式的局限

农民工流动就业现象的出现,本来只能说是应急性的权宜之计,但却逐渐演变成一种制度性就业模式。作为一种就业模式,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特征:(1)低声望职业。农民工属于城镇就业者群体中的下层劳动者,其从事的是城市人不愿从事的工作,其社会地位流动是平行的,不会因就业岗位和就业单位社会地位变化而变化。(2)低技术劳动。农民工的职业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含量很低。(3)非正规就业。除了工资外,农民工无任何福利保障;劳动契约十分松散;就业不稳定,工作更换频繁。(4)流动就业。这种流动性既表现为工作地点和工作岗位的暂时性和经常变换,又表现为“乡→城”和“城→乡”的循环流动或季节性流动。

农民工流动就业模式在减轻人口对耕地的压力、缓解农村的就业矛盾、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发展农村经济、增强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农村和城市之间在生产要素、资金、信息、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促进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提高外出打工者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适应城市经济对弹性劳动力日益增长的需要、减缓或抑制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积极效应。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农民工流动就业模式的局限性愈益明显。

2.1 农民工流动就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增长和发展

表现在:(1)从劳动力流动过程看,由于制度性障碍在我国农民工流动就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往往在地理上被割裂,因劳动力自发流动中供求信息传递不及时,会引起劳动力市场波动和经济波动,进而造成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不稳定[4],珠三角地区一度出现的“民工荒”就是最典型的例证。(2)从消费需求看,农民工就业模式的流动性特征,使得农民工不能获得合法的城市身份,并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很多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因此,作为消费者,农民工无法形成稳定的消费预期。这种不稳定的消费预期,使得农民工只能遵循着农村的消费模式,保持着农村的消费水平[5]。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拉动和投资驱动而消费需求不足,其中农村收入水平低和消费水平低,是主要原因之一。(3)从收入效应看,发展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认为,城乡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劳动力大量流到城镇并参与非农就业,理论上可以预期城乡收入差距相应缩小,但是,事实上城乡收入差距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年扩大,这种现象意味着一个理论悖论的形成[4],即制度性障碍的存在而形成的农民工就业模式,造成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非典型特征,即暂时性的劳动力流动代替了永久性的人口迁移,其结果是虽然迁移规模扩大,却没有带来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2.2 农民工流动就业,使农业劳动力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和农业深度开发后劲不足,影响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

农民工就业模式下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基本是单一的,即乡→城流动。与此相适应,流动人员中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青壮年农民占的比例较大,且有上升趋势,女性、老人甚至儿童逐渐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六一三八九九部队”的戏称成了现行农业劳动力构成的真实写照。在多数农村农业生产仍主要依靠人力的今天,相对较高素质劳动力的严重流失,势必有碍于农业科学知识的普及、良种的推广、土壤的改造、新技术的采用,也不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业向深度广度开发,使农业发展缓慢,削弱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同时农业人才的流失,使文化素质本来就普遍偏低的农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更为低下,从农业现代化的角度审视,农业人才流失必然成为影响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和根本因素。

2.3 农民工流动就业,制约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积累,影响农村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的提高

如果说农民工流动就业一方面导致农业劳动力结构发生变化,现有农业人才流失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农民工流动就业模式使得已流出农民工的人力资本进一步积累受到制约,并通过一定的传导,对农村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的提高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假设,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越高,教育的回报率也就越高。学者们也从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相关性、流动后的就业岗位竞争、流动后职业的稳定性、人力资本积累与收入一定程度的正相关性、流动后的正的外部效应及农民向市民的转化机会等方面,分析了农民工流动就业对农民工个体人力资本积累正效应[6];从人力资本的回流效应和示范效应方面,分析了流动就业对整个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有利影响[7]。但是研究和调查结果也发现,虽然总体上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与收入呈正相关关系,但增加的幅度有限,甚至还出现微弱倒挂的现象[8]。同时,在被假定为市场化程度很高的非正式劳动力市场中,不仅进城农民工的教育回报并不十分明显,其流动就业特点又制约人力资本保值和增值,即流动的循环型使得原有务农工作年限和经历在从事非农工作时失去了人力资本积累的意义,他们在城市所形成的专用性人力资本再返回农村时严重贬值,甚至还影响了收入的增加;循环流动性提高了流动的直接成本,直接制约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流动就业所形成的就业时间的短暂性和就业地点、就业岗位的不稳定性,降低了劳资双方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与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使得农民工不得不放弃追求正规就业的希望和努力,加之人力资本与收入的低相关性以及城市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歧视(如,无本地户口的高额收费),大大降低农民工对后代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在制度分割条件下,要改变后代农民身份、获得体面工作,主要途径是通过正规普通教育和参军等途径,因而会大大降低农民工对职业教育投资的预期收益,使得农村教育投资结构失衡。而且农民工较低的人力资本积累和较低的人力资本收益率相互影响,陷入似乎无法逃脱的恶性循环[9],不断固化着农民工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2.4 农民工流动就业,使农地浪费、抛荒和经营粗放现象普遍,土地规模经营难以实现

农民工就业社会保障的缺乏和城市对农民工的有限接纳,加之从土地上获得的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例逐渐下降,土地在家庭决策中的作用和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即从家庭的主要生产要素演变为提供保障和抵御风险的资产。尽管农民工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城市从事非农劳动,但又不愿意放弃土地。同时,由于农业和非农业的比较利益的极大反差,他们又不愿意在农业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资金,要么把农地撂荒,要么实行粗放经营。有资料显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几乎每年都有至少66.67万hm2以上的耕地抛荒,其中大约60%-80%是由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引起的[10]。此外,虽然非农产业为农民工增加了收入,但他们对所从事的非农产业有不确定的心理,也不愿意把这些收入用于非农生产性投资,而是大量用于农村住房等消费上,导致大量农地被占。但住房建成后,由于长年在外打工,甚至举家常年外出,出现很多“空心村”,造成农村大量房屋闲置,土地浪费。而真正有资金、有技术、愿意而且有能力实行农业规模化经营的返乡农民工或市民,由于土地流转的现实困境而没有足够的土地耕种,从而土地规模化经营难以实现。

3 农民工流动就业模式的制度创新

农民工流动就业模式的局限性说明,农民工流动就业只能是一种过渡性质的就业形态。要进一步推动农村现代化进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创新农村剩余劳动力新的就业模式。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出路有两个:(1)部分已经长期离开农村和农业并在城市有相当稳定的职业者断绝与土地的关系,把他们纳入到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来,由“乡里人”变成“城里人”,实现农民工的彻底“转业”。这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必有出路。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只有农村人口减少到总人口的30%以下,现代化才能达到中级水平。现在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0%以上,带着这么庞大的农村人口进入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同时,实现部分农民工的彻底“转业”也反映了广大农民工市民化的强烈意愿。一项对重庆市1083名农民工调查发现,“自愿留城继续找工作”和“根本不打算回农村”的人数为577人,占调查人数的53.3%[11]。(2)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吸引一部分优秀农民和部分有资金、技术、信息、管理优势的城市居民返乡务农、投资和经营农业,使种田能手真正成为职业农民,以解决农业深度开发后劲不足问题。

要解决以上两个问题或实现以上两个目标,必须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等的改革。农民工进城务工采取流动就业模式,不是出于市场竞争的正常流动,而是属于非市场因素导致的被迫流动,受到较多非市场因素的制约,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着各种人为的限制,在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缺乏诉求渠道,为保住工作机会宁愿接受各种不公正待遇。这一切,说到底是对现有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等的无奈反应,也就是说,现有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城市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从事一些低声望、低技术的职业和工作,并与正规劳动力市场分割开来,且无法真正在城市长期留下来,平等融进去。现有土地制度使已流入城市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割舍与土地的关系,进而使土地规模经营无法落实。值得指出的是,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等制度之间互为影响和制约。其中,户籍制度是关键,它是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农民工难以在职业获取、收入决定、社会保障方面与城市居民享有平等权利,根源在于户籍制度决定的农民工的身份仍是农民,虽然他们长期从事着各种非农工作。也正因为农民工在城市难以获得平等的社会保障,才导致他们无法脱离与土地的关系,哪怕撂荒和浪费也不愿轻言放弃。反过来,现有的土地制度在一定意义上又进一步固化城市现行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因此,要创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模式,必须对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进行配套和系统改革。

3.1 进一步深化城乡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系列制度改革的关键,而户籍制度本身改革的关键是通过配套改革剥离户口的福利含义,把户籍制度变成仅仅是一种人口登记制度,使户籍制度行使通常意义上的基本职能,从而结束目前城乡之间的分割状态,通过劳动力自由流动,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形成一种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自由流动、公平竞争的局面。目前首先应逐步解决长期在城市就业和生活并愿意长期留在城市的农民工的户籍问题,适当放宽其落户条件,并取消针对农民工的限制性就业政策,清理各种针对农民工的不合理收费项目。

3.2 创新社会保障和农村土地制度,实现农民工就业模式创新

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的关键在于建立全民社会保障制度,扩大保障面,逐步将农民工人纳入社会保障系统,代替原始的土地保障制度与单一的家庭保障传统。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实际,作为过渡,可先建立与农民工实际需要相适应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如将所有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对长期在同一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可考虑加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对流动比较频繁的农民工,可以探索社会保障账号等便携性强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建立和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现行的土地制度既大大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和土地规模化经营,又影响面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可见,社会保障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相互制约,密切联系。因此要创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模式就要通盘考虑社会保障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创新,通过制度完善,建立土地保障与现代社会保障之间的替代关系。

3.3 创新城镇就业制度,统筹城乡就业

要打破传统的将劳动力分割为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就业管理体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让劳动力受经济规律调节在城乡间、区域间、行业间有序流动,实现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公平竞争和城乡劳动力有效的市场化配置。目前,要高度重视并不断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推动农民工由流动就业向固定就业转变;切实解决农民工和市民之间的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以及同工不同时问题,使农民工不再成为“低收入、低声望、无保障、遭歧视”群体的代名词。

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同阶段农民工流动就业的演变过程,其特征是:低声望职业、低技术劳动、非正规和流动就业;其局限性表现在:对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农业现代化进程、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提高、土地规模经营产生影响。解决农民工流动就业的局限性问题,必须从户籍、就业、社会保障、土地改革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关键词：农民工,流动就业,历史演变,制度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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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清秀,杨云善.农村劳动力双向流动就业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J].信阳师院学报2007(8):64-67.

篇9：我国就业制度的演变及其对妇女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 戏曲;武术;影响

收稿日期:2009-11-01;修回日期:2009-11-20

作者简介:任津橘(1984-),女,河南商丘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

E-mail:renjinju2008@126.com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Opera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Wushu

REN Jin-ju1 TIAN Wen-lin2

(1.Henan UniversityKaifeng Hennan475001;

2.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of Zhenzhou UniversityZhenzhou Henan450044)

【Abstract】 This essay analysed the relationship from Chinese opera and Wushu history; opera and Wushu equipment, Wushu qigong; Chinese opera, performers and the spread of traditional Wushu, explained the Chinese opera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oWushu in China.

【Keywords】 Chinese Opear; Wushu; Influence

华夏文明自盘古开天地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沉淀。中华传统武术在吸收儒、道、佛三家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纷繁复杂,风格有别的武术套路,并以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武术造诣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戏曲,作为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以“唱、念、做、打”为主要表现手段,其兼载歌载舞的艺术表现形式,包含丰富多彩的武打艺术,是一项综合性的艺术表演项目。其中武术在戏曲中的运用,不仅发展了中华武术,而且在我国戏曲发展的百花园中,恰似一枝奇葩。武术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同时受到各种文化艺术体系的熏陶滋养,戏曲是其中最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影响因素之一。戏曲对武术的发展及演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功效。

一、中国戏曲和武术的历史渊源

(一)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探究中国传统武术和戏曲的历史渊源,必须先探究两者的历史起源,戏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戏曲武术的发展及演变中发挥着积极重要的作用。

周朝的“大武舞”是学者们在研究中国武术史与戏曲史的起源时均要探究的。“大武舞”是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后创作的一种武舞。从孔子对“大武舞”这种武舞的描述来看,这种由人物扮演表现一个故事的武舞既有中国武术的技击特征,又有戏剧表演的某种雏形,因此可以说武舞是中国武戏的先祖,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把古代的武舞作为戏剧起源的原因之一。而武术在它的产生时期就有一定的程式、表意等戏剧特征,因此我们说武术和武戏在原始阶段是统一的整体,它们之间联系的枢纽恰是武术本身。它们两者的分离,是在秦汉以后,随着社会需要的不同、表演形式及内容的多样化,武戏不再依靠武术来表现自身,而呈现多样化的发展,二者在这样的状态下逐渐分离并独立发展。

(二)从戏曲剧目的历史发展看戏曲和武术的渊源

戏曲脱胎于原始舞台,清人王国维说:“戏者,谓以歌舞故事也。”这里说的舞蹈,即是武舞。早在汉代中国戏曲的开端时期,武术即成为戏曲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有一出角抵戏《东海黄公》即为一例。翻开《中国戏曲史》,上面有这样的记载:《蚩尤戏》:“其民三三两两,头戴牛角相抵,盖其遗制也。”这里所说的牛角戏,是我国最早的戏剧形式是以武术为其基本内容〔1-2〕。三国时,宫廷戏中亦出现武打场面。至南北朝时期,宫廷戏剧有进一步的发展,如剧目《兰陵王》,即著名的“代面”戏,《乐府杂录》:“戏有代面,始自北齐”且“戏者衣紫,腰金(刀),持鞭也”。可知这出戏有许多战斗场面,以主角的刀术表演为主要内容。到了宋代,戏曲中也不乏有武艺的内容存在。现存《永乐大典·戏文》中有《张协状元》一出,戏文中有“十八般武艺”之说。北宋时期,在当时的汴京,最受欢迎的杂剧可能要算《目莲救母》。《东京梦华录.中元节》说:“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搬《目莲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增倍。”《目莲救母》是一出武打戏,多是演员们的武术表演,如“外扮武将上武介”、“净生接长人上舞枪介”等充满整个剧情。至元朝时期,朝廷为了自己的统治,实行了民族压迫政策,严禁民间尤其是汉族练习武艺、角抵等武术,元朝人民巧妙的利用戏曲这一特殊艺术,将戏曲与武术结合起来,以戏曲为门面,以武术为表演内容,既丰富了戏曲的表现力,又合法地保留与发展了武术套路技术,实为中华武术发展的绝妙手法。据史载,元代与武艺有关的戏剧有《李逵负荆》、《关大王单刀会》、《单鞭夺槊》、《三战吕布》、《梦断杨贵妃》、《追韩信》等,武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和戏曲这一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在历史这条长河中相互渗透,并且在朝廷禁止民间习武的政策压迫下,以戏曲武艺的形式使武术得以很好地传承发展下来,为武术的传承发挥了积极作用〔3〕。

二、戏曲对武术器械及表演艺术的影响

在武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戏曲因其自身发展,促使戏曲武术的器械向多样化演变(尤其是花式器械的演变)、演练程式向表演性、娱乐性方向发展,它对武术器械发展及武术套路的表演艺术皆起着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武术器械的功能在于其具有较大的杀伤实战作用。当武术器械搬上戏剧舞台后,武术表演中的器械同戏剧表演中的器械有着一定的差别,但从其表演过程中的作用和特征来看,却是深受戏剧表演艺术影响的。戏剧艺术对武术器械演变过程的另一作用是创造了一批花式器械,其特点为夸大器械的外形、质地软化、重量减轻、增加亮度及声响,花式器械的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武术表演的艺术性。武术自其脱离军事后,其健身、观赏表演价值逐渐加强,这就决定了武术器械向着艺术性、多样性的方向演变,在武术器械的演变过程中,戏剧艺术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京剧北派武生的创始人俞菊笙(又名润心,1838-1914),在他演《挑滑车》这一戏曲时,为了戏曲表演的需要就把大枪改为大铲头枪。又如在武术器械的发展历史中,根本不曾有过短柄双锤这种器械,而只有长柄单锤,但在戏剧艺术中,为了表演的需要出现了短柄双锤。而在京剧《锤镇金弹子》中,岳云及金弹子使用的就是这种器械,这些器械不仅是戏剧表演需要的产物,并且在后世武术表演中也出现了这种器械。诸如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现代武术不仅具有严格化的表演特征,而且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娱乐性,但这并非武术的本质,而是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需要借鉴戏曲这一姊妹艺术的特征逐渐发展、演变而来。武术程式化的表演特征,首先出现在戏剧艺术里。戏剧中的武术是严格按照一定的表演程式来进行的,注重的是艺术性、表演性,追求的是一种视、听觉的美感;另一方面,戏曲武打程式的完善和发展加快了武术套路向表演化的方向发展,赋予武术套路艺术的美和顽强的表现力,促进了武术在艺术性方面的提高,使武术逐渐脱离实用主义,去追求艺术效果。随着武术运动的发展,现代武术逐渐向健身、娱乐、表演功能方向发展,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武术在表演过程中借鉴、吸收了戏剧艺术中武术的表演模式,如在武术的演练过程中配上音乐,根据音乐的节奏、起伏来编排和演练。戏曲里亮相的表现形式也对我国传统武术表演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亮相是一瞬间相对静止并富有雕塑感的造型,它集中展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运用动与静的强烈对比,身段扣紧着锣鼓点列定各种优美姿态,让观众一眼就能感觉到角色的身份、品质和性格等人物特征。尤其是人物首次与观众见面的亮相,动作如果做得好,就能起到介绍人物身份、表现人物心情和猜测人物动意的作用,而武术表演中恰恰运用了这一点。亮相表演形式的吸收增加了武术套路的艺术审美价值,武术套路也因此更趋向于表演性、舞台性和娱乐性。

三、戏曲中“四功五法”的运用对我国传统武术功法的影响

以“唱、念、做、打”为主要表现手段、载歌载舞的中国戏曲包含着丰富多彩的武打艺术。戏曲在“四功五法”的表演技能上继承和发扬了武术里的功法。

武术中的“八法”即体现人体内与外之间的矛盾,其中“手法、眼法、身法、步法”是指外,即对身体表面的各个动作的要求;而“精、气、神、功”则指内,是对精神、意识及人体内脏各器官机能而言的,武术技巧的统一整体是以“内”“外”的“合一”为基础的。如在套路演练过程中要求有身法多变、手眼相随、精神贯注、劲力顺达、呼吸得法、节奏鲜明等。而戏曲中的“四功”——“唱、念、做、打”与其尤其相像,如“做”中的“卧鱼观花”和“鹞子翻身”以及“衔杯”等高难度动作,均源自于传统武术中劈挂拳中的“鹞子穿林”中的一招叫“鹞子翻身”。其中“打”与武术“八法”中的“功”是有联系的,所谓“打”是指“武打”,是“四功”中技术性较强的一门功夫,戏曲中激烈的战斗场面、敌我双方的搏斗、水中激战等等,大都是以武术基本功为主要内容组成,如果戏剧舞台上没有这些武戏的运用就不能反映出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4〕。

戏剧中的“五法”和武术的“四法”从文字上来说皆是指“手眼身法步”,可见武术的演练内容大大地影响了戏剧的表演技能,再进一步深究就能看出戏曲在表演技能上继承和发扬了武术的内容。

关于“手”法:手是刻画人物,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工具。在戏剧和传统武术中的“手臂”动作都要求“圆”,即有一定的弧度,膀开似弓形,圆中不见棱角,不弯肘,臂扩则腋空,不夹臂耸肩,以求动作大方舒展、富有功架。在武术劈挂拳中的“鹞子穿林”这一动作,就符合“式正招圆”的要求,仅此才能显出“穿林”这一过程的迅速灵巧,而戏曲中的每个出场以及持抱器械的动作都要求“圆”而有分寸,以求表达人物的个体差异性。

关于“眼”法:在武术中眼神与各种动作配合的方法叫“眼法”,眼神是体现精神的重要环节,拳谚有“手眼相随”“手到眼到”的说法。练拳时如果眼神和一招一式恰当配合,就能表现内在思想意识,使整个动作做得协调而富有朝气。这些在戏剧表演中也能充分体现出来,如戏曲里有句行话“一身在于眼,一脸在于眼”的说法,眼睛在戏曲中可以用来表情达意、刻画人物复杂丰富的内心活动,唱、念、做、打如无眼神配合,动作就缺乏这种生命力和传神性。

关于“身”法:“身”法在戏曲术语中泛指身段,即身体驱干部分的姿态。身法的变换作为塑造人物的一种手段。如正面人物一般挺拔身正,反面人物则大多是一副吊儿郎当、扭腰猴行、缩头扛脖。武术中的身法有“拳打千遍,身法自现”的说法,即要体会技术要领和动作的含义,如动作与动作间转换时腰法运用的重要性。二者对“身法”皆要求做到上下配合、步随身形、身动步到。

关于“法”:“法”在戏曲中泛指身段表演的基本方法,即以上四法的综合体,法的灵活运用能达到戏曲中身“法”的要求和审美效果,武术中的“法”一般指技击方法、规范。

关于“步”法:指站立的部位,戏曲的基本部位有八种:丁字步、弓步、虚步、虚点地、踏步、正步、八字步、骑马步,其中前三种就是武术中的重要动作的基本步型,武术中的“垫步”和戏曲中的“垫步”技术要领很是相似。戏曲中的“趋步”则是武术动作起跳和翻动筋斗之前的助跳和起法。因而可以说戏曲从基本功练习上与武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5〕。

四、戏曲剧目及一些戏曲演员对武术的传承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我国传统武术的发展在这数千年历史文化长河的滋哺下,不仅受到戏曲以上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历朝戏曲剧目中武艺技巧演练的影响。戏曲演员不断拜师学艺,吸收武术技巧,并运用于戏曲剧目中,也同时为不断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武术做出了深远贡献。

早在汉代中国戏曲的开端时期,武术即成为戏剧之重要组成部分。据史载,中国最早记载的一部戏剧是汉代的一出角抵戏,即《东海黄公》。翻开《中国戏曲史》,上面有这样的记载:《述异记》说今冀州有乐曰《蚩尤戏》:“其民三三两两:头戴牛角相抵,盖其遗制也。”这里所说的牛角戏,即是我国最早的以武术为基本内容的戏曲形式。北宋时期,在当时的汴京,最受欢迎的杂剧可能要算《目莲救母》,这是一出武打戏,大多是演员们的武术表演,如“外扮武将上武介”,“净生接长人上舞枪介”等充满了整个剧情。如宋孟元老著《东京梦华录》中所载“扑旗子”、“蛮牌”、“抹跄变阵子”这三个节目,其实都是大型战舞节目。现存的南戏剧本《张协状元》有一场五鸡山强人斗棒的戏曲,是一场武术斗棒,棒技即是武术中的棍术。元代时期与武艺有关的戏剧有《李逵负荆》、《关大王单刀会》、《单鞭夺槊》、《三战吕布》、《梦断杨贵妃》、《追韩信》等。武术在元明时期在戏曲武艺的影响下得到进一步的发扬传承,明人张岱在他的随笔集《陶庵梦忆》中,记叙了明末一次搬演《目连戏》的生动过程。那次连演三日三夜的武戏,“选徽州旌阳戏子,剽轻精悍,能相扑跌打者三四十人”,穿插演出“舞絙、翻桌、度索、翻梯、筋斗、蜻蜓、跳圈、窜火、窜剑”等武术杂技。这些史实进一步说明历朝戏曲剧目武艺的演练发扬光大了中华传统武术〔6〕。

清同治年间,河北武举陈兰舫在丰台组成喜春台戏班,以武戏见长,培养了一批著名武戏演员,京剧前辈武生“三鼎甲”之一的李春来就是陈的门徒。李春来出科后又到上海自行组班,先后建立了春桂、春仙、桂仙三个戏班,为上海乃至江南武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7〕。武当派传人张双凤,下海后成为著名武生,擅长演《塔子沟》一类武戏,带出一大批武戏演员。名噪清末的京剧大师谭鑫培曾作过镖师,他的《卖马当锏》中的秦琼耍锏,《翠屏山》中的石秀舞刀,都被武术行家称为“真武功”。明、清以来,曾经风云一时的镖行没落以后,不少镖师们栖身梨园,为京剧演员练功、说把子。镖师们进入戏曲界,大大促进了武行艺术的发展,使镖行武术在戏曲里得到发展。元、明、清时期,出于政治的需要,大都禁止民间习武并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在封建社会这种禁止民间习武的高压政策下,民间武术家大多跻身梨园成为戏曲演员,通过戏剧形式来传播中国传统武术,实为发展中华传统武术的绝妙手法。

名盛百年的粤剧南派武技,清末民初一直保持着开台演戏前真刀真枪对打一场的传统,名曰“打真军”。粤剧南派武技直接来源于少林拳术,关于少林弟子隐身粤剧红船,传播少林武艺,促成了戏曲南派武打艺术形成的故事,至今仍在广东和南洋流传。郭沫若曾赋诗吟咏此事:“昔有名伶傩手五,佛山镇上立戏班,至今革命唱传统,少林武艺传红船。”粤戏红船上的木人桩功,更是传统武术上的梅花桩、七星桩等功夫的发展和妙用〔8〕。粤戏对南拳的发展也有其贡献,据老艺人讲,仅拳花就有一百零八种之多,当年许多演员是上台演戏剧,下台卖武艺,把戏曲与武术双肩并呈,为武术在南国水乡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清朝嘉庆时秦腔旦角演员张德林不但“歌喉清婉、舞袖玲珑”,在演出《卖艺》一剧时更是“刀杖俱精,而流星双锤,如雪舞花飞,盘旋上下,嫣红一点,隐现于珠光腾掷之中,可谓神乎其技”〔9〕。

京剧北派武生大家杨小楼,学过八卦掌、练过通臂拳和六合门的武术,精心演练武术,把八卦掌中的“机步”“摆步”技巧这些功夫都不露痕迹地吸收到他的舞姿身段中。以唱工和做工见长名垂艺史的艺术大师梅兰芳,就拜过太极五行锤二代传人高瑞周先生为师,学习太极拳和太极剑,又向武术家李尧臣学习一套“八仙庆寿剑”,之后化成了一套精美的剑舞,运用到他的代表作《霸王别姬》中,戏每演到此处,场内总报个通堂好。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自幼习武,曾从高紫云习杨式太极拳,拜江湖武师醉鬼张三学黑门炮锤,从张炳如练太极五行锤。20世纪30年代他甚至受聘于日内瓦世界名校,作武术教师,教外国学生习太极拳,成为我国在海外传授太极拳术的第一代武师,实为发扬我国传统武术做出了不可磨灭之贡献,更重要的是程砚秋先生将武术技巧和功夫运用到了他的戏曲舞蹈中。在戏曲舞台上以风格独特、善于表演武林豪杰而享盛名60年之久的盖叫天先生,青年时曾向南直隶有名的镖师刘四爷学习六合刀、三节棍等武术真功夫,成名之后也曾多次向沦落江湖的打拳卖艺的武师求艺。盖老始终把武术功底作为武打艺术的基础。可以说从元代戏曲到现代武戏,戏曲演员从未间断向武术学习,武术界也源源不断地为梨园输送武功人才,皆为发展传播我国传统武术做出了卓越贡献〔10〕。

五、小结

武术与中国戏曲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从它们的起源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武术丰富了戏剧表演的艺术魅力,是戏剧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武戏对武术的发展,从古到今都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无论是对武术的表演形式上,器械的演变上,还是武术的传承上,皆起着积极的作用。“高、难、新、美”是当代以表演形式为主体内容的竞技武术提出的发展方向和追求目标,是符合现代竞技体育诸多特征而特有的美学概念,是武术套路审美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其发展道路上,更应该多吸取戏曲这一姊妹艺术的精华,促进其自身运动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永武,于华.浅谈武术与中国戏剧艺术的相互作用〔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0(2):133-135.

〔2〕周勇,肖伟.浅析中国武戏对武术的发展作用〔J〕.内蒙古体育科技,2008(4):66.

〔3〕余水清.中国武术史概要〔M〕.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4〕〔5〕李珍.传统武术动作在戏曲表演艺术中的表现形式之探讨〔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5):197-199.

〔6〕〔8〕中国武术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7〕张让.武术与武戏〔J〕.中华武术,2000(1):52.

〔9〕〔10〕刘俊骧.武术文化与修身〔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