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跨国并购及其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跨国并购及其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精选7篇）

篇1：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跨国并购及其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跨国并购及其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作为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经过20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吸引6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年进出口贸易额已达15000亿美元,中国经济已与国际经济融为一体并互为依存.面对经济全球化这样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历史过程,我们只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能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趋利避害,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本文通过分析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外国直接投资发展的新趋势,梳理外资跨国并购的特点,探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利用外资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作 者：吴启金 郎英 作者单位：吴启金(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国际合作部)

郎英(中国机械工业成套工程总公司)

刊 名：中国机电工业英文刊名：CHINA MACHINERY & ELECTRIC INDUSTRY年，卷(期)：“”(3)分类号：F1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外国直接投资 跨国并购 机遇和挑战

篇2：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跨国并购及其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低速波动区间,经济持续低速增长可能会吞噬我国过去20多年的发展成果,导致长期发展战略失败.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做出分析研究,以便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使我国经济尽快步入良性发展道路上来,保持我国经济长期的持续高速增长,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作 者：刘强 陈宜先 作者单位：刘强(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

陈宜先(中国矿业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徐州,221008)

篇3：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跨国并购及其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二战结束后, 日本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为蓝本, 对大学教育进行了一次改头换面的改革, 但是在与本国传统的大学制度的矛盾与碰撞中产生了诸多问题。于是, 在其后近半个世纪时间里, 政府及教育界对大学教育的讨论从未间断, 但几乎都停留在理论性探讨的阶段, 对大学教育第一线并没有起到具体的指导性作用。直到90年代, 日本的大学教育改革才进入实质性阶段, 一场轰轰烈烈的以教学与课程改革为中心的大学教育改革拉开帷幕, 而其标志就是1991年大学审议会关于修改《大学设置基准》的咨询报告。

这次对设置基准的修改被称作“大学设置基准的大纲化”, 即把从前繁琐细致的条文规定简单化和粗略化。原设置基准对大学课程的构成、科目分类、所需学分数等都作了事无巨细的规定, 而新的基准只对学生毕业的条件作了原则性规定, 否定了一直以来阻碍大学改革的大学设置基准中划一的、定量的规制, 推进基准的弹性化与定性化, 这使得大学的个性发挥成为可能。这样一来各大学就可以按照自身的办学理念和本校特点自行制定和设置课程, 为大学本科课程的自由化和大学的个性化提供了政策依据。

以“大学设置基准的大纲化”为契机, 以本科教学与课程改革为中心内容的大学改革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开来。根据文部科学省的统计, 到2000年10月为止, 除大学院大学和1992年度以后设立的大学外, 实施课程改革的大学共有508所, 约占所有大学的99% (1) , 其中国立大学的改革最为引人注目, 在99所大学中, 有95所大学在本科教学方面作了相应改革。

二

鉴于战后的新制国立大学在教学及课程设置上的弊病, 大学审议会在1991年提出的《关于改善大学教育》的咨询报告中, 认为制定具有各个大学特色的课程体系是大学改革的主要方向, 指出每所大学应根据各自的教育理念和目标, 适应学问及社会的发展要求, 制定并实施具有特色的课程, 以此充实大学教育, 为社会培养各种优秀的人才 (2) 。所以, 这次大学 (国立) 改革明显具有个性化特征, 但考察和分析各大学改革的具体实践, 又可以发现每所大学在教学改革方面具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在课程设置方面, 调整了通识教育 (3) 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的结构, 加强了二者的有机联系, 这也是本次教学改革的突出特点。

新的大学基准规定:“为了实现大学的目的, 必须设置系统的课程。”在这一轮的课程改革中, 各大学在促进本科教学的系统性上作了很大改善, 大部分国立大学改变了战后的新制大学前两年进行通识教育, 后两年进行专业教育的“二二分段式”课程模式, 取消本科阶段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科目分类, 实行了四年一贯制教育。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旨在提高学生的人格素养及感知能力, 奠定学生较宽泛的专业基础知识体系培养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社会人。改革尤其把重心放在了通识教育课程的改革上, 各大学在充分探讨和研究过去“一般教育” (4) 的问题点的基础上, 从本校新的通识教育理念出发, 注重培养学生作为社会人的完善人格和广博的素养, 设置了新的通识教育课程。改革后通识教育课程尤为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开设科目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上。学科交叉是当代学术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 从学科的整体发展与综合化出发, 合理构建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是建立培养方案时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各大学在重新整合设置通识教育课程时, 不再局限在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的某一单一学科, 而是从培养学生广博的教养和综合素质的理念出发, 给学生传授整体性的知识, 注重学科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应用。

第二, 在课程内容方面, 更新和改善了教学内容, 尤其将重点放在了外语教育和信息教育上。

传统的日本外语教育由于受近代化强烈意识的影响, 在教学方面注重阅读而轻视听力和会话。但经过战后几十年的发展, 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外语教育的目的也发生根本性变化, 不再以单纯接受外国文化为主要目标, 而是把重点放在作为交流技能的意识传递上, 培养能够主动促进国际交流、可以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人才。于是, 在本科阶段的外语教育不仅要培养和提高作为工具的语言运用能力, 而且应包括对他国文化的理解力, 以及自我思想的表达能力的养成。在上述外语教育的理念下, 各大学都在重新认识外语教育的基础上, 对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进行了相应改革, 主要体现在广泛开设多种外语科目、有效改善外语教学的方法、实施用外语授课等方面。而另一方面, 为适应信息化社会的发展步伐, 大学也加强了对学生信息技术教育的力度, 主要表现在将信息处理教育科目规定为必修科目, 并将其贯穿于四年的课程体系中, 以及设置专用教室、改善信息教育的环境等方面。作为进一步改善信息化教育的举措, 还有相当一部分大学安装了利用地上通讯和卫星通讯的远程教学的相关设备, 并设置了有关多媒体教材的开发支援中心, 甚至还有部分大学开设了和其他大学双向进行的远程教育科目。

第三, 在组织保障方面, 大部分大学明确了通识教育的责任机制, 确立了全校共同体制。

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 尤其是对通识教育课程的大幅改革, 原先负责实施通识教育的组织机构也发生了变化, 具体表现在大部分国立大学取消了专门的“教养部”, 设置了校一级的委员会或中心等部门负责策划、协调、指导和实施全校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除了东京大学等个别大学外, 多数大学, 特别是国公立大学都采用由全校各个院系的教师共同承担通识教育课程教学的方式, 而且尽可能将各个学部开设的通识课程向全校学生开放, 也就是说全校共同负责制取代了从前主要由“教养部”承担“一般教育”的单一机构负责制。可以说全校共同负责的制度加强了各院系间的联系, 也有利于促进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的关联性和一贯性, 并能够让从前不属于教养部的教师成为通识教育的直接参与者, 从而对原来没有太多接触的通识教育课程开始持有更多的关心。分属各专业学部的教师也通过某种形式担任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 易于将通识教育同专业教育联系起来思考。因此, 可以说这种方式更有利于推进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本科一贯教育。

第四, 在其他配套措施方面, 为有效改善教学质量和提高教学效率, 各大学还在教学的指导、规划及实施上采取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措施, 以求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学习成就度, 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成果。

具体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1) 在教学周期上采用多学期制。多学期制指一学年复数学期制的教学形式, 即按学期安排教学课程, 尽量使每门课程的教学在一学期内完成。长期以来日本的大学实施的是通年制, 即用一年 (分前期和后期) 的时间完成一门课程的教学。在这次改革中各大学认为改变通年制为多学期制, 缩短课程的教学周期是提高教学效率的一种方式, 实施两学期 (semester) 制的大学越来越多。到2001年, 已经有80%以上的大学采用了两学期制的教学方式, 还有部分大学/学部实施三学期 (quarter) 制。

(2) 实施小班教学。用小班 (学生数为20人以下) 教学代替多人数的大班教学可以提高教学效果已是教育者的共识。长期以来, 由于大学入学者的剧增, 大班教学成为诸多大学的普遍现象, 尤其是低年级的通识教育课程大部分都采用大班教学的方式。为改变这一现状, 各大学在改革中都推行小班教学形式, 特别是对于外语课、实验课、习明纳、论文指导等特殊课程。如从1994年到2001年, 实施习明纳式小班教学的大学由47%增加至82%。小班教学可以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教学中, 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3) 制定教学大纲。普遍制定教学大纲也是这次改革的重要特点。在《大学设置基准》大纲化后, 各大学在教学方面得到更多的自由权, 制定教学大纲的大学逐年递增。一般来看, 教学大纲包括开课科目名称、任课老师姓名、“讲义”目的、“讲义”概要、每节课的授课内容、成绩评价方法, 还有使用的教科书和参考文献, 以及学习该课程所必要的条件等具体而细致的内容。教学大纲不仅仅为学生的选课提供了方便, 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指定了学生课外学习的课题, 有利于促使学生自发地进行课前预习, 从而使以教师的单方面课堂教学为主的教学活动向教师和学生互动的双向教学活动转换。

(4) 实施TA制度。TA是Teaching Assistant的略称, 是指对本科生提供学习上的建议或意见, 以及进行实验、实习、演习等的教育辅助工作, 并获得相应报酬的研究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 实行TA制的大学越来越多, 到2001年为止已有376所大学在实行这一制度, 超过了大学总数的50%, 其中几乎所有的国立大学都在施行。TA的工作内容主要有习明纳的指导、实验或实习等的指导、作业或小论文或考试的评分、考场监督、学习指导等。TA制不仅给本科学生, 尤其是大学新生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是改善本科教育的有效措施, 而且充实了研究生教育的内容。

(5) 实施学生的课程评价制度。即学期末组织学生对所学课程进行评价的制度。采用并实施学生课程评价制度的大学数量增加得很快, 到2001年, 共513所大学都已实行, 约占全体大学数的76%左右。实施学生的课程评价制度不仅仅是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师的教学效果的一种方式, 其意义还在于使教学的计划—实行—评价形成良性循环, 即根据教学计划实施具体课程的教学, 在教学任务完成后进行教学评价, 把评价结果反馈到当初的教学计划中去, 为制定新的教学计划提供有效信息, 以此来不断改进教学。

(6) 广泛开展FD。FD即Faculty Development, 日本的高等教育研究学者有本章认为FD是为实现“作为学问之府的大学制度的理念、目的和功能”而必要的“教师团体的资质开发” (5) , 这一定义可以说是广义的FD定义, 而在日本的教学改革中所讲的FD, 通常是指“教师为改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有组织性的活动的总称” (6) 。在战后的改革中, 日本的大学并没有摆脱“重研究、轻教学”的传统, 长期以来, 研究和教学仍然存在严重分离的现象, 这种情况越来越不能适应大学教育本身的发展及其理念, 在90年代开始的新一轮改革中, 许多大学都认识到实施FD的重要性, 认为开展FD活动可以让具有强烈研究者意识的大学教师自觉领会大学作为教学机构的功能。于是, 实施FD的大学逐年增加, 到2001年已经有约占全体大学数61%的409所大学在实施, 比1995年增加一倍多。FD的活动主要有资深教师对新任教师的指导、为改善教学技艺和方法 (如学习理论、授课方式、“讲义”方法、讨论方法、学业评价方法、教学器材使用方法等) 的支援计划、课程开发、学习辅助体系的开发、教学优秀教师的表彰、为协调研究和教学的研究、评价 (自我评价、学生的教学评价、教师间的评价等) 等。FD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大学教师的教学热情和对本科生教育的关心度, 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实际性意义。

三

20世纪90年代后的日本大学本科教学改革是在日本政府提倡高等教育的自由化和个性化的政策背景下进行的一次改革。文部省希望通过在教学上给予大学更多的自由权, 调动起大学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提高本科教学的质量和水平。各大学在具体的改革中主要把对通识教育的课程改革作为重点, 试图探索出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效的实施方式,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 改革已取得了实质性成果, 尤其以东京大学、北海道大学、广岛大学为代表的几所国立大学最为典型。当然, 改革终究是一种新的尝试, 在本次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如大学对于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认识还不够充分, 教学实施体制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 课程编制欠缺系统性和统一性, 等等, 这些问题是今后日本大学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新的课题。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的大学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浪潮, 以本科教学改革为重点是这次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本次改革的内容涉及到本科教学的诸多方面, 各大学的改革呈现出一些较为显著的特点。

关键词：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特点

参考文献

[1]胡建华.战后日本大学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2]有本章.大学のカリキュラム改革[M].町田:玉川大学出版部, 2003.

[3]文部省大学学術局大学課.大学審議会答申[R].大学資料115-116合併号，1991, (11) .

[4]絹川正吉, 舘昭.学士課程教育の改革[M].東京:東信堂, 2004.

篇4：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跨国并购及其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机制 利益群体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2-0095-05

从政治学到经济学：IPE转型的背景思考

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初，有着明显的政治学背景。按照海伦·米尔纳的总结，20世纪60—70年代诞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为的是向传统国际关系研究提出挑战[2]。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两方面做出了贡献：

首先，提出了经济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区别于传统政治学所主张的、权力政治的核心是军事的观点，基欧汉和奈认为，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下，军事力量并不总是被当作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手段[3]。

其次，回答了权力的来源问题。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4]认为，70年代世界经济的萧条与美国霸权的衰退有关，这一分析为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转化搭建了渠道；而苏珊·斯特兰奇的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5]，则建立权力结构模型，进一步探讨经济要素与权力要素之间的联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试图分析世界机制与权力的关系，如依附理论提出“中心”与“边缘”的概念，分析资本主义体系“不等价交换”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6]；还有学者从国际机制的角度，分析跨国公司及区域制度如何对民族国家施加重要影响[7]。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把经济要素作为分析变量引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探索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但是，无论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论、依附论或权力结构论，都以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对立为前提，学者们重视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此消彼长的转换关系，而缺少对政治和经济互动关系的研究。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视角，在这一阶段开始有所体现。这一视角侧重国际力量(主要是国际经济力量)与国内政治的相互关系。这一视角认为，国际经济环境是国家政策变化的首要或重要原因，国际经济制度对国内政治存在着重要影响。早在1972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就在《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艺术》中指出了跨国关系和跨国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彼得·卡赞斯坦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8]中，把国际力量和国内政治结构结合起来。卡赞斯坦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他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奠定了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9]

不过，70年代开始出现的转型思考，直到90年代初，才逐渐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一方面的原因是早期政治经济学的惯性力量，作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分支，早期IPE的研究几乎完全采用IR的模式。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便是以IR的三个研究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IPE分类。尽管这一分类方法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顺利接轨，但同时也限制了学者们的研究思路。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整个七八十年代，国际环境的现实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化浪潮的兴起，都是80年代末之后的事情。苏联的解体，使得传统的权力政治学、霸权稳定论逐渐失去了意义，而全球化浪潮又使得相互依存理论的解释力日渐苍白。

国际体系的经济权力分布、国际机制对国际环境的挑战，要求政治学者们必须倾注更多的精力关注经济领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IPE逐渐摆脱IR研究视角的束缚，而开始走上自身发展的路径。

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现实对IPE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OEP)问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全球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而研究开放经济政治，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的物质利益(偏好)，这些利益(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因此，IPE在90年代之后发生的转型，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这一时期的IPE研究，可以通过多种分类方法来概括。除了丽萨·马丁所提出的立体2x2框架之外，海伦·米尔纳从研究议题的角度对IPE的成果进行了归类[11]，同样摆脱了早期单纯研究政治与经济相互转换关系的窠臼，体现出IPE学者从政治与经济、国内与国际互动的角度进行思考。因此，如果对90年代以来的IPE理论进行作简单分类的话，可以概括成外力研究(全球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内因研究(国内政治制度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以及内外结合研究(国际和国内行为的政策选择)这三类。

1.外力研究——全球经济的国内政治后果

90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突破了国际层面研究的孤立性。在政治学视角影响下的早期IPE学者们，按照体系论把国际和国内分为两个层次，国际层次孤立于国内层次之外，并被视作后者的结果。而在经济学视角影响下的IPE学者们，把国际经济体系看成国内政治变化不可忽略的因素。

总的来说，外力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的研究思路又可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类把国际市场一体化视作独立力量。国际市场一体化指的是“商品和服务贸易、生产的多国化以及金融资本流动”[9]，按照苏珊·斯特兰奇的分析，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是权力的来源，全球化的这三个特征正好具备权力转换的要素。在这一思路下，罗戈斯基提出国际贸易的变化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假说[10]。他通过斯托珀-萨缪尔森模型分析指出，扩大贸易开放会增加国内丰富要素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当国际贸易收缩时，获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长正好相反[11]。具体而言，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联盟的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某种(或某几种)资源如果多于其他国家，就具有竞争优势，扩大的国际贸易能使该资源的拥有者获利较多，他们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支持自由贸易；反之，掌握该资源的政治力量会倾向于贸易保护。

第二个方向是研究国际规则和条例的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规则通常被定义为“一系列用来界定权力和义务的行为标准”[12]。90年代中后期开始加强的全球化，使得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跨国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加。里斯-卡彭主编的《跨国关系找回来》[13]一书，正是这一研究方向的代表。而基欧汉和海伦·米尔纳主编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则提出，国际力量通过“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4]这三种途径影响国内政治。

2.内因研究——国内利益群体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

这一研究思路是90年代IPE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因袭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与外力研究的思路相似，在考察内因的时候，学者们同样从联系价格和国内制度两方面探讨国内利益群体[15]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国际经济一体化改变了国内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的机会成本，这些理性的国内行为体在全球经济条件下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政治联盟，从而影响了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

由内而外的思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取得了以下突破：①国内力量对国际力量存在“过滤”作用，而包括利益群体、国内政治结构等在内的中介环节是重要因素[16]；②国内力量的作用条件在于国内制度的变革。制度因素能减少或增加国际力量的影响力[17]，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与弱政府-强社会的国家可能接受国际力量影响的速度和大小就不完全一致[18]；③国内力量的作用方式包括改变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19]。政治家、行政机构、执政党、官僚或立法机构都是IPE学者关注的行为体。特定的对外经济政策，总是使不同的国内行为体遭受不同程度的损益。行为体基于利益而重新结盟，改变或影响政策选择，对国家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

3.内外结合的研究思路——国际国内行为体的政策选择

除了上述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两种思路外，90年代的IPE研究还出现了第三种思路：从国内力量和国外力量的互动入手，分析内外结合的交互影响。不过，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取得显著进展的，只有普特南的双层博弈理论[20]。

普特南建立了一个以国家谈判者为核心，以获胜集合为主要概念的理论框架。他认为，在国际谈判的同时，国内层面也在进行利益博弈。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国内支持程度——国内层次上支持者的权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联盟；国内政治制度；国际层次谈判者的战略。因此，国际经济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时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总的来说，双层博弈理论初步确立了国内与国际交互联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经济基础思想。不过，这一理论所提供的只是简单的分析，与贸易、经济联盟等IPE理论之间也缺乏直接可转换的桥梁。

对IPE理论转型的几点评价

理论总是希望对现实世界的现象做出解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学者们从不同的路径去解释国际现象。90年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促使IPE发生了从政治学视角到经济学视角的巨大转型。国际化所导致的学术领域研究视角的转型，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确立了研究范式的独立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研究领域。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IPE已经被确认为一个学科，但因为脱胎于国际关系学，早期IPE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都继承自国际关系学领域。自从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IPE学者也以此确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21]。尽管这一框架具有简洁、实用的特色，而且与IR一脉相承，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一框架使得许多IPE的研究成果无法纳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设想”。在早期IPE的框架下，古勒维奇的理论被归类入“马克思主义”研究[22]，原因在于古勒维奇提出了行为体的“物质利益”概念。

从90年代开始，有关经济利益、贸易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IPE理论中。IPE学者认识到，必须更关注经济领域；而经济学者也发现，研究经济政策必须加入政治因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IPE的研究范式突破了IR的领域，取得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地位。

其次，拓展了IPE研究的边界。学者们注意到，除了研究范式外，早期IPE研究的议题也都属于国际关系领域。海伦·米尔纳归纳当时的IPE课题为[23]：①国家权力机关对经济工具的使用(相对于军事手段)；②霸权稳定和美国的衰落；③国内政治的角色；④依存与发展理论；⑤国际机制的重要性。而随着90年代IPE的转型，学术研究的边界不断得到拓展。早期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课题的研究热情逐渐衰退，第三个课题被拓展为“政治因素与经济发展的研究”；相互依存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化研究所取代；而国际机制则逐渐成为最重要的IPE研究内容之一。尽管对一些学者来说，早期的五个议题依旧具有长盛不衰的魅力，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事实上已经拓展为分析国际与国内层面的制度利益，这就为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理论范式打下了基础。

第三，需要进一步为打破研究壁垒而努力。不过，总的来说，尽管90年代以来的IPE转型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上都出现了巨大的突破，但是在缺乏简洁的研究框架指导的情况下，IPE的研究出现了多个“理论孤岛”。经济学家用政治学例子来验证自己的理论，政治学家用经济学模型来分析行为体利益，斯托珀-萨缪尔森模型和李嘉图-维纳模型之间的争论便在此例。前者认为要素是可流动的，而后者假定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两种不同的模型预测了不同的联盟模式和贸易政策。

因此，90年代以来IPE理论转型所带来的思考是，如何打破这些理论孤岛，为将不同研究路径的理论连接在一起而努力。例如，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加强国际与国际层面互动的分析；如何打破利益分析与制度分析之间的壁垒，而使之出现可沟通的桥梁。

注释：

[1]苏长和.跨国关系与国内政治：导读//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2]Helen Milner.Reflection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eds.Millennial Refel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623-636

[3]罗伯特·基欧汉.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5]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6]Andre Gunder 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Rev，ed.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9；转引自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85

[7]R.Vernon.Sovereignty at bay：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s.New York Basic Books，1971

[8]Peter Katzenste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76，30：1-45

[9]Geoffrey Garrett.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8，52(4)：788

[10]Ronald Rogowski.Commerce and Coalitions：How Trade E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11]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7-52

[12]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2

[13]书中考察了跨国性规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利益集团对国内结构变迁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了跨国行为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两个中间变量——国内结构和国际制度。国内结构决定了跨国行为体参与政治系统并且组建政治联盟来改变政策的可能性和渠道；而国际制度的力量则受到双边协议、多边机制以及国际组织的约束。见：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14]基欧汉和米尔纳通过对工业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比较分析，考察了国际贸易和流动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张所形成的跨国经济力量。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5

[15]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约翰·鲁杰就提出，被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国内社会力量是研究国际经济秩序变迁时不可忽视的变量。见：John G.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Stephen D.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195-231

[16]杰弗里·弗里登的研究发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完全取决于美国国内两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国务院和美联储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势力及其背后的华尔街大金融集团和出口产业，另一股是以商务部和国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及其背后遭到国际竞争威胁的制造业。前者要求扩大国际参与，承担国际责任；后者要求国内利益有限，坚持孤立主义。见：Jeffrey Friden.Sectorial Conflict and U.S.Foreign Economic Policy，1914—1940.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42(1)：60-90；安德鲁·考太尔和詹姆斯·戴维斯沿袭古勒维奇的研究思路，引入中介环节的分析方法，分析国内政治如何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国际力量的影响。他们所引入的中介环节包括行为体对国际制度的信仰、行为体的利益、国内政治结构等。见：Andrew P.Cortell，James W.Davis Jr.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Dec.，1996，40(4)：451-478

[17]这些学者把总统制、议会制等比较政治学的概念和思考方法引入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伯恩哈德(Bernhared)和莱博朗(Leblang)对汇率制度安排的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典型

[18]杰弗里·弗里登，罗纳德·罗戈斯基.国际经济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分析性综述//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7

[19]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20]普特南认为，在国家层次上，国内集团为了促使政府采纳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对政府施压以寻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则通过在这些集团中建立联盟以保证权力。在国际层次上，一国政府会最大化自身满足国内压力的能力，同时最小化对外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只要国家是相互依赖并且是主权的，中央政策决策者就不能忽视这两个层次博弈中的任何一个。见：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ummer 1988，42(3)：427-460

[21]吉尔平从IR的研究范式出发，概括的IPE三种研究范式——以霸权稳定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以相互以来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依附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至今仍是国内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经典分类。

[22]David A.Lake.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eyond Paradigms in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s//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 eds.Millenni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145-159

[23]Lisa Martin.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From Paradigmatic Debates to Productive Disagreement//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 eds.Millenni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653-660

篇5：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跨国并购及其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化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语言学者在引进、介绍语法化理论的同时,也从语法化演变途径、语法化机制、语法化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析等几个方面,对汉语语法化现象作了系统而深入的探索.研究视角与方法从语言孤立现象到语言系统的宏观背景、从汉语的语法结构到语用功能、从汉语本体到语言的`普遍性研究有了全面的更新.但是汉语语法化现象与印欧语语法相比,有自己独特的地方,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深入的讨论.

作 者：胡晓慧 HU Xiao-hui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浙江,杭州,310027刊 名：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年，卷(期)：9(3)分类号：H04关键词：语法化 历时演变 共时分析 语法化机制

篇6：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跨国并购及其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述评

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是指我国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各类职教师资培养与培训机构、职业学校及教师个人围绕提高师资队伍水平所开展的各项工作。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状况是衡量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拥有一支良好的师资队伍是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

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职业教育的复苏, 我国许多专家、学者及职业教育工作者对于职业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 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成果颇丰。本文主要采用文献法对1990~2007年间我国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的研究成果进行搜集、整理, 并从纵向 (时间) 、横向 (内容) 两个维度进行分析、总结。其中, 通过中国期刊网检索到相关论文2246篇, 通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检索到相关课题7项, 通过网络检索到相关著作7种。

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成果的纵向回顾

事物的发展与其存在的背景密切相关。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的发展轨迹同样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结合时代背景, 以时间为轴, 笔者就1990~2007年间发表的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研究成果进行纵向回顾。根据成果数量及变化趋势, 我国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研究大体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探索期 (1990~1998年) 和发展期 (1998~2007年) 。见下图。

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的探索阶段 (1990~199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随着职业教育的恢复和发展, 职教师资队伍建设逐渐受到重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 原教育部和国家教委先后在全国批准建立了10多所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为职业技术学校培养师资。1989年后, 原国家教委又先后批准天津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农业大学、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同济大学、东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四川大学等8所高等院校设立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或农村职教培训中心, 同时作为国家教委直接负责的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由此之后, 我国职业教育的师资数量不断扩大, 具有职教特色的师资队伍初步形成, 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师资数量、质量仍有缺失;师资队伍建设措施较为单一;尚未形成完善的、成熟的职教师资培养培训体系。这个时期, 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研究成果较少, 尚处于起步阶段。每年的科研论文数量由最初的4篇增至88篇, 但增幅较小, 共计310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确立相关课题2项:《关于职技高师 (农科类) 课程体系优化方案的研究》和《面向21世纪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对策研究》。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承担世界银行贷款“师范教育发展”项目改革课题, 并出版专著《职业技术教育师资培养模式研究》。此外, 原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现天津工程师范学院) “实行‘双证书’制, 培养‘一体化’职教师资”的教学成果于1997年荣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 标志着我国职教师资培养在实践研究中获得重大突破。总体而言, 该时期的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研究处于起步阶段, 广大学者进行的有益探索为此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开辟了道路。但是, 刚起步的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研究也处于亦步亦趋的境地, 成果少, 内容也略显单薄。尤其是科研论文, 多是对零星经验的介绍, 基本处于简单经验水平上, 尚未形成相应的研究体系。

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的发展阶段 (1999~2007年) 1999年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年, 尤其对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进一步扩大高校招生规模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由此, 高等职业教育成为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肩负了双重使命, 迎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也同步快速发展。全国重点建设了50个职业教育专业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培训基地, 开展了中职教师培训项目, 各地方也加强了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建设。此时, 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研究也开始由探索步入深入发展的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 研究成果显著;科研论文数量从1999年起逐年增加, 到2007年关于职教师资的论文共计1936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先后批准立项《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策略体系国际比较研究》等课题四项。《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教育研究》等六部著作面世。同时, 职技高师院校继续对职教师资培养进行实践探索。天津工程师范学院“本科+技师”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项目再获国家教育成果一等奖。

综上所述, 我国这一时期的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研究有了较为重大的突破。科研成果总体上保持了持续、密集增长的态势。研究所涉及的领域逐步拓宽, 内容不断丰富、深刻, 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热点。如“双师型”等问题引发了众多学者的思考。

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成果的横向比较

随着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研究的发展, 其涵盖的领域不断拓宽, 内容日渐充实。通过对1990~2007年间的研究成果分析, 笔者认为, 该领域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几个方面: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现状研究、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国际比较研究、职教师资培养培训研究、职教师资管理研究及对职业教育教师个人素质能力等方面的研究。见下表。

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的现状研究是指从不同的角度就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等级的职业教育或某一院校的师资队伍状况进行调查研究, 基于现状, 找出问题, 提出对策。“现状研究”的论文在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研究论文中占有很大比重。1990~2007年间, 关于“现状研究”的论文占职教师资研究论文总数的24.7%。如《浙江省中职师资队伍现状分析》、《中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探析》等。此外, 《面向21世纪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对策研究》、《中职学校师资队伍现状抽样调查及对策研究》两大课题对我国职教师资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分析。简而言之, 这些研究较为清楚地概括了我国职教师资的现状, 准确地反映出其中的问题, 主要包括:教师数量的整体性、结构性缺乏;教师水平亟待提高;培养、培训、管理体系有待健全;师资法律保障尚不完善等。但是, 其中部分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了内容空泛、雷同、缺乏实证等方面的问题。

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的比较研究很多学者、专家纷纷把目光投向世界上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和地区师资队伍建设的研究上, 以期借他山之石, 研究中国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的问题, 进而产生了大量的关于国外职教师资研究的成果, 相关研究论文占论文总数的4.2%。其中包括《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策略体系国际比较研究》等课题和论文。国际比较研究反映出了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师资队伍建设的特点, 即准入制度严格;师资培养培训体系健全;管理体制灵活;职业教育法制体系完善等。这些成果为我国的职教师资队伍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与借鉴。但是, 我国职教师资的比较研究尚停留在简单经验水平上, 存在着将国外经验简单移植、研究缺乏连贯性和深入性等问题, 未完成由“外来化”到“本土化”的创新过程。

职教师资队伍的培养培训研究职教师资队伍建设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相关研究论文数量占师资论文总量的20.3%。职技高师院校在培养具有专业特色的职教师资方面进行了多年的探索。如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凭借独具特色的“双证书、一体化”和“本科+技师”的人才培养方略两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 标志着我国职教师资的培养在实践研究中获得重大突破。此外,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还编写了《教学相长 (高等职业教育教师基础知识读本) /银领工程系列》丛书。总体而言, 职教师资培养与培训的成果主要是对已有实践经验的总结, 对新方法、新模式的探索, 对于我国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的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职教师资队伍的管理研究我国的职教师资管理模式脱胎于普通教育师资管理模式, 职业教育特色不明显。广大职业教育工作者, 尤其是职业教育管理者从实际出发, 对职教师资管理进行了初步探讨, 相关研究论文数量占师资论文总量的9.8%。目前, 该领域尚无课题立项或专著出版, 科研论文的数量近年来也呈上升趋势。这些研究论文从教师技能、绩效管理、职称评定、外籍教师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如《浅谈高职院校教师队伍技术技能管理》、《关于高校外籍教师管理工作的若干思考》等。研究反映出了我国职教师资管理体系中, 尤其是实训教师队伍建设方面, 存在人事管理制度僵化、分配制度相对滞后等问题。但是, 当前研究比较多的是对新的管理模式构建的理论论证及初步实践, 尚未形成独立的体系。随着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 该领域研究会日渐深入, 职教师资管理体系也会朝着独立、灵活的方向迈进。

“双师型”教师研究“双师型”教师研究是我国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 由上海学者王义澄首先提出。随后, 学界对“双师型”展开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成果颇丰, 相关论文数量占师资论文总量的16.6%。其中, 包括《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教育研究》、《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两部著作, 大量的学术论文, 如《“双师型”教师职业能力分析》从理论上对“双师型”的内涵和外延等基本属性进行了探讨;《动手动脑并举———培养“一体化双师型”职教师资》是对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双师型”教师培养经验的总结。综上所述, “双师型”教师研究作为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研究的重点, 受到了广泛关注。各类职业学校及职教教师的培养与培训机构对于“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实践进行了大量的尝试与摸索,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该领域研究中仍有很大一部分局限于对于“双师型”教师的理论研究, 而止于实践探索。

职业教育教师研究教师作为职教师资队伍的主体, 是研究的主要对象。关于职教教师的研究成果内容涵盖较广, 相关论文数量占师资论文总量的24.3%, 主要包括对于职教师资素质、能力、教师专业化等问题的探讨。目前, 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仍主要表现为科研论文。除了对于职业教育师资素质、能力的探讨, 如《职业教育教师效能研究》、《论职教教师的职业属性》之外, 近年来关于职教师资专业化的思考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如《关于职教教师专业化问题的思考》、《推行工学结合呼唤专业化职教师资》等文章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职教师资专业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综上所述, 对于职业教育师资素质、能力的探讨, 正在催生着职业教育界关于职教师资内涵问题及师资队伍建设更深层次的思考。

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成果评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的职业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 师资队伍日益壮大, 质量日益提高, 其中凝结了广大专家、学者的辛勤工作。纵览1990~2007年间对于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研究的成果, 可以看出, 在广大专家、学者以及各级职教师资培养与培训单位的共同努力下, 我国的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研究已完成了由探索期步入发展期。主要表现在:对于我国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现状及面临的困难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对于发达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职教师资队伍建设工作有了概括的了解;对于职业教育教师的培养、培训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探索, 取得了一定成绩;对于职业教育教师的能力和素质要求展开了广泛讨论, 并进行了深入思考。这些成果对于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实践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 研究也暴露出一些不足,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理论与实践的失衡职教师资队伍建设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同样, 对其进行研究也不能脱离实践。而现有研究成果中, 不少学者难以逃脱一般理论研究的窠臼, 在研究中与实践脱节。体现在一味地依靠人文主义范式, 以单纯的思辨进行理论探讨;或以经验主义范式, 将出现在普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中的问题加以简单改造, 冠以“职业教育”的名称。纸上谈兵地提出的问题自然名不副实, 依此提出的对策便难药到病除。笔者认为, 对于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研究应根植于实践, 朝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从实践探索出发, 以科学主义范式为指导, 辅以人文主义范式, 去发现和解决困难与问题。

整体与部分的割裂上述研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状况。但是, 显而易见, 这些研究都是基于职业教育师资自身的研究, 尚停留在“就职教师资论职教师资”的阶段, 几乎割裂了职教师资的建设与社会经济的关联。职教师资队伍建设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连。目前, 我国正处在一个非常规的、跳跃性的发展时期, 在职教事业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的同时, 职教师资队伍建设自然承受了更大的发展压力。而脱离时代背景的职教师资研究犹如隔靴搔痒, 无法有效解决问题。作为研究者, 只有突破了其局限, 将其作为职业教育乃至社会的一个子系统进行考察, 才能从源头上解决师资队伍建设中的具体问题。

此外, 我国目前对于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的研究在选题中仍有对“热点”盲目追捧的现象, 研究深度仍需进一步发掘, 理论与经验的转化能力有待加强。综上所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职教师资队伍建设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需要进一步提高该领域的研究水平, 这将对我国职教师资队伍建设实践、职业教育及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面向21世纪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对策研究课题组.面向21世纪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对策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2]漆书青, 何齐宗, 万文涛.职业技术教育师资培养模式研究[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8.

[3]刘大立.高等职业教育国际比较研究的文献述评[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5, (2) .

[4]黄尧.在全国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协作会上的讲话[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02, (6) .

[5]黄尧.大力加强职教师资队伍建设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的职教师资队伍[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00, (10) .

篇7：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跨国并购及其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评析

中图分类号：D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044-02

社会民主主义经历了一个复杂多变的演变历程，它最早出现于1848年革命时期。19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独立的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发展起来后，沿用了“社会民主主义”一词。1951年，在《法兰克福声明》中，社会党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了“社会民主主义”，并更新了理论内容。20世纪90年代，面对苏东剧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社会党为走出困境，决定由“民主社会主义”再次回归到“社会民主主义”，并对其思想体系作了一次大的变动。90年代中后期，提出别具特色的“第三条道路”，更是在世界上掀起热潮。

一、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背景

首先，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给世界各个国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资源地大规模流动和合理配置，使各国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全球化趋势也给人类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和负担。生态恶化、资源短缺、就业困难、恐怖主义、贫富差距扩大，个人主义盛行等问题日益突出，给社会党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此外，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这就要求社会党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其次，新自由主义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新自由主义极为兴盛。新自由主义所推行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受到西欧、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关注。其经济方面的理论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发挥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新自由主义给予私人企业制度极大的肯定，认为他们有很大的优越性，应给私人经济活动充分的自由。新自由主义者反对垄断，认为垄断阻碍了经济自由，应该创造一种自由竞争的环境。

最后，蘇东剧变与社会主义低潮。1991年，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宣布解体。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也纷纷倒台，社会主义进入低潮时期。尽管社会党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不同于共产主义，但还是因为苏东剧变的冲击，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东欧的变化被西欧人看成是民主对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在西欧，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左翼政党却成了这场社会变动的牺牲品。”[1]为了在新形势下明确社会民主党今后的发展方向，减少苏东剧变带来的政治混乱和消极影响，一些社会党人认为“社会主义”一词不能再用，决定重新启用“社会民主主义”。

二、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革新

为应对上述挑战，摆脱政治困境，社会党对自身的理论、政策及活动进行了革新、修正和调整。以“第三条道路”为标志，社会民主主义经历了转型与变革。

第一，淡化意识形态，告别作为替代制度的“社会主义”。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次转型主要特点是告别作为替代制度的“社会主义”，在其主要理论中逐渐淡化和回避“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西欧社会党认为，抛弃社会主义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其政治目标着重建立社会民主制，而不是作为替代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左翼确实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现在社会主义——至少，作为一种经济管理体制的社会主义——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2]

第二，建立既强调市场功能又强调政府作用的“新的混合经济”。 社会民主主义在经济方面主张放弃公有制，实行混合的私有制经济。所谓的混合经济是将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与政府的计划管理、宏观调控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了二者的缺陷，是一种理想的经济模式。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将公共利益考虑在内。新型的混合经济在市场与国家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力求通过两种机制的相互制约，减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不公平现象，减少国家垄断带来的集权和僵化倾向。可见，社会民主主义已经由过去强调所有制形式转变为注重经济管理，竞争与规则并存，既保证经济效益，又不失社会公正。

第三，调整经济政策，改革“福利国家”制度。传统的民主社会主义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实行国家干预和再分配式的福利制度。福利国家的确立，使国家经济负载过重，同时也削弱了市场的自我调节力和公民的自我能动力。因此，社会党把福利政策由“保障收入的福利国家”调整为“创造就业的福利国家”，由“消极的福利观”转变为“积极的福利观”。新的福利国家制度更注重培养公民的责任意识，改变公民过多依赖国家救济的心理。“改革了的福利国家将是一种社会投资国家，在风险与安全、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保险原则、对风险的预防仍然会是社会投资国家的核心。”[3]

第四，面对全球化挑战，主张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是当代社会民主主义在国际政策方面的主张，以“新国际主义”“世界性国家”“世界性政府”为理论依据。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国际性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解决这些问题是需要各国，乃至各国的公民个人的共同参与。全球治理旨在通过合作与协商、建立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物的管理，建立一个“积极的社会共同体”。“首先在全球范围内就民主、人权、安全及发展达成共识，继而民族国家在国家层面形成对多元化的共识并且执行相应的政策，然后在区域内就国家利益的观念、国家利益的分配形成共识，最终通过国家、区域组织、国际组织的相互协调和积极行动来达到进步治理。”[4]

三、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变革的评析与借鉴

社会民主主义理论革新，为社会民主主义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复兴。此次变革也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未来社会民主主义如何发展仍然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虽然社会民主主义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有原则区别，但我们可以吸取和借鉴有益部分，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对社会民主主义变革的评价。

一方面，变革内容充满了浓厚的中庸实用主义色彩。其内容不过是左翼势力和右翼势力主张的拼凑与结合，具有明显的中庸色彩。“社会民主党人不惜把实用主义运用到极致，将各种各样的政治主题黏合在一起，尤其是与自由主义黏合在一起。”[5]只要是有效的理论，就可以为其所用。此外，理论内容过于繁琐复杂，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从其基本主张来看，缺乏明确的经济理论作支撑，存在模糊不清和自相矛盾的地方，降低了措施的可行性。

另一方面，社会党人创新性的想法和对美好未来的承诺，能够博得许多选民的眼球，赢得选举的胜利。但是，在其上台执政之后，理论设计和政策实践却不一致，使不少选民感到失望。就拿福利制度改革来说，改革最初的目标是将市场机制和社会公正结合起来，可是在实践过程中却缺乏相应的条件和政策保障作支持，因而并没有真正实现二者的结合。这次变革的成效不大，违背了中低阶层的利益，使社会党丧失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反而面临更大的困境和挑战。与此同时，社会民主主义的很多理论都打上了新自由主义的烙印，社会民主主义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变得飘忽不定。

（二）社会民主主义变革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第一，根据时代发展要求，积极作自我调整和改革。社会党能够敏锐地观察到时代的变化、社会的需求，积极调整自己的政策主张，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我国是共产党执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更不能固守傳统的意识形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凝固化。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行动纲领。此外，在改革过程中要加强理论创新，建设创新型政党，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带领人民探索社会主义新模式。

第二，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发扬党内民主。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西欧社会党具有丰富的经验可供我国借鉴。自社会民主主义诞生起，社会党就打着“民主”的旗号，宣传其理论主张，取得了公认的成就。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加强民主政治建设，首先需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处于执政地位的党成了沟通国家与社会的主渠道，这样一来，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就与社会民主非常直接地联系起来了，没有党内民主，就没有民意的充分表达，也就造成了社会民主的缺乏。”[6]通过党内民主，逐步推动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区别于西方政党的民主体制。

第三，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处理好社会公平问题。在社会民主主义发展历程中，福利制度改革始终是社会党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西欧福利制度的改革由过去依靠政府的力量转向强调个人的责任。同样，我国的福利制度也不能完全依靠政府的给予，而应发挥个人的能动性，并尽可能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处理好政府与个人的关系，以实现社会公正。同时，我们还应吸取社会党在福利改革方面的教训：避免超过国家经济承受能力；避免提供的福利太过积极，使人们产生依赖心理。

参考文献：

[1] 徐崇温：《怎样认识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2] [英]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3] 杨雪东、薛晓源：《“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4] 裘援平，柴尚金，林德山：《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与“第三条道路”》，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

[5] 林建华，李华锋：《冷战后新“第三条道路”的兴衰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页。

[6] 焦凤梅：《挑战与应对——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变革论析》，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