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变诗歌（共8篇）
篇1：演变诗歌
我们之间的演变
从甜蜜变成失联
从熟悉变成陌生
一直到微笑点头的底线
我们之间的演变
从热情变成冷漠
从初遇变成陌路
一直到问候失去了温度
我们之间的关系
什么时候发生了演变
起初也许都浑然不觉
等发生变化又觉得诧异
从陌生到熟悉需要漫长的过程
从熟悉到陌生却只需一瞬间
有一种情绪在心里悄然发酵
慢慢地酝酿成猜疑和不满
难道这就是理想中的爱情
不管再坚定的相守承诺
一旦遭遇残酷的现实问题
只能选择逃避和退缩
我们之间的演变
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
仿佛一个眼神一句话
都能改写我们的爱情故事
昨天你给我一杯温暖的咖啡
今天你送我一季肃杀的寒冬
幸福的幻觉还来不及回味
爱情已经在狂风中飘摇
我们之间的爱情
演变成过往的云烟
我们之间的爱情
变成了断线的风筝
篇2：演变诗歌
朝代
诗体流派
代表诗人及作品
先秦
《诗经》现实主义
六义：风雅颂赋比兴
《楚辞》浪漫主义
爱国诗人屈原《离骚》
两汉
汉乐府民歌
《孔雀东南飞》汉赋 司马相如《凤求凰》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张衡的《四愁思》
《四愁诗》是东汉诗人、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张衡的诗作，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七言诗之一。
四愁诗 东汉·张衡
我所思兮在太山。
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
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琴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
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伤。
我所思兮在汉阳。
欲往从之陇阪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
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
欲往从之雪雰雰，侧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
路远莫致倚增叹，何为怀忧心烦惋。
魏晋南北朝
文人诗
曹操《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进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建安风骨
三曹：曹操 曹植《七步诗》曹丕
建安七子
田园诗
陶渊明《归园田居》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hè）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山水诗
谢灵运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
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
林壑敛瞑色，云霞收夕霏（《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
南北朝乐府民歌
北朝《木兰诗》《敕勒歌》
南朝《西洲曲》 《江南》
初唐
初唐四杰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卢照邻《长安古意》
骆宾王《咏鹅》《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杨炯 《从军行》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唐朝
盛唐
山水田园诗
王维
孟浩然
边塞诗
高适
岑参
王昌龄《出塞》王之涣《凉州词》
诗仙 诗圣
李白 《将进酒》
杜甫“三吏”“三别”
三吏：《石壕吏 《新安吏》 《潼关吏》
三别：《新婚别》 《无家别》 《垂老别》
中唐
新乐府运动
白居易《卖炭翁》《琵琶行》
孟郊《游子吟》 贾岛
刘禹锡
“诗鬼”李贺
晚唐
小李杜
杜牧《泊秦淮》《清明》
李商隐《无题》《锦瑟》 宋
词
豪放
苏轼（北宋）《念奴娇 赤壁怀古》 辛弃疾（南宋）
婉约
柳永（北宋）李清照（南宋）
诗
爱国诗人
文天祥《过零丁洋》
陆游《示儿》
元
曲
散曲
马致远《天净沙 秋思》 明清
龚自珍《已亥杂诗》
20年代代表诗人 徐志摩 闻一多 冯至 郭沫若
20世纪20年代 徐志摩，1897-1931，新月派诗人，曾任《新月》主编：《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再别康桥》
再别康桥 徐志摩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20世纪20年代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曾与梁实秋等成立清华文学社：《红烛》《死水》 《七子之歌》
郭沫若（1892-1978），四川省乐山人，著名文学家、剧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学者、社会活动家。著述颇丰，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中国新诗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公认的文化领袖。代表作诗集《女神》摆脱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束缚，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开拓了新一代诗风，是当代最优秀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作。
《天上的街市》郭沫若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不信，/请看/那朵流星，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1935年 现代派：由新月派和象征派演变而来，孙作云首次提出现代派概念，代表诗人有戴望舒 卞之琳等
20世纪30年代 戴望舒，1905-1950，1926年创办《璎珞》旬刊，成名作《雨巷》：《望舒草》，《望舒诗稿》„
20世纪30年代 李广田，与卞之琳何其劳一起被称为汉园三诗人：《汉园集》《春城集》„
20世纪30年代 艾青，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大堰河》《北方》„ 20世纪30年代 卞之琳，1910-2000，《三秋草》《鱼目集》《慰劳信集》„
何其芳，1912-1977，原名何永芳，1931年发表作品：《预言》《夜歌》„ 20世纪50年代 余光中，1928-，台湾诗人与散文家，主编《篮星诗页》：《舟子的悲歌》《莲的联想》《乡愁》„
20世纪60年代 食指，1948-，原名郭路生，新诗潮诗歌第一人：《相信未来》《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
20世纪70年代 北岛，1949-，原名赵振开，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北岛诗选》《在天涯》《午夜歌手》„
20世纪70年代 舒婷，原名龚佩瑜，1969年开始写作，《双桅船》„ 20世纪70年代 顾城，朦胧诗代表诗人：《黑眼睛》《顾城诗全编》《顾城的诗》„ 20世纪80年代 海子，原名查海生，《河流》《传说》《但是水、水》„ 古代诗歌包括诗、词、曲。
1． 从诗歌的形式可分为： ① 古体诗，包括古诗（唐以前的诗歌）、楚辞、乐府诗。注意“歌”、“歌行”、“引”、“曲”、“呤”等古诗体裁的诗歌也属古体诗。古体诗不讲对仗，押韵较自由。古体诗的发展轨迹：《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建安诗歌→陶诗等文人五言诗→唐代的古风、新乐府。②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
③ 词，又称为诗余、长短句、曲子、曲子词、乐府等。其特点：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字数不同可分为长调（91字以上）、中调（59－90字）、小令（58字以内）。词有单调和双调之分，双调就是分两大段，两段的平仄、字数是相等或大致相等的，单调只有一段。词的一段叫一阙或一片，第一段叫前阙、上阙、上片，第二段叫后阙、下阙、下片。④ 曲，又称为词余、乐府。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兴起于金，兴盛于元，体式与词相近。特点：可以在字数定格外加衬字，较多使用口语。散曲包括有小令、套数（套曲）两种。
2． 从诗歌的题材可分为： ① 写景抒情诗，歌咏山水名胜、描写自然景色的抒情诗歌。古代有些诗人由于不满现实，常寄情于山水，通过描绘江湖风光、自然风景平寄寓自己的思 想感情。② 咏物言志诗，诗人对所咏之物的外形、特点、神韵、品格进行描摹，以寄托诗人自己的感情，表达诗人的精神、品质或理想。③ 即事感怀诗，因一事由而引发诗人的感慨，如怀亲、思乡、念友等。④ 怀古咏史诗，以历史典故为题材，或表明自己的看法，或借古讽今，或抒发沧桑变化的感慨。⑤边塞征战诗，描写边塞风光和戍边将士的军旅生活，或抒发们乐观豪迈或相思离愁的情感，风格悲壮宏浑，笔势豪放
中国古代诗歌按内容来分类：可分为叙事诗、抒情诗、送别诗、边塞诗（战争诗）、山水田园诗、怀古诗（咏史诗）、咏物诗、悼亡诗、讽谕诗。1.爱情诗 主要描写男女爱慕之情和爱情生活，或抒发离别相思之情。如《兼葭》、《迢迢牵牛星》、《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李商隐）、《鹊桥仙》（“纤云弄巧”秦观）等等。2.讽刺诗 这是以嘲讽或劝喻手法，揭露社会黑暗、世态炎凉，表达人民或正人直士呼声的诗歌，亦称“讽喻诗”，有时也称“政治讽刺诗”。《硕鼠》、《伐檀》、《蜂》（唐·罗隐）、《题临安邸》苏轼的《题西林壁》、朱熹的《观书有感》等。有的诗句富有哲理（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等。
3.送别诗主要抒写离情别恨，或用以激励劝勉，或用以表达深情厚谊，或用以抒发别离之愁。因为送别常与登山临水相联系，故又称“山水送别诗”。如《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王勃）、《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别董大二首》（高适）等。4.记行诗又称记游诗、行旅诗。或描述个人游历见闻感受，或表现思亲怀乡之情，叙事与抒情相结合。这类诗离不开山水景物，又称“山水记行诗”。如杜甫的《旅夜抒怀》、马致远的《秋思》
5.边塞诗这是以描写边塞风光，反映边疆将士生活为基本内容的诗歌。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有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高适的《燕歌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王之涣的《凉州词》、王昌龄的《出塞》以及宋代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 6.咏史诗这是以吟咏或评论历史故事、历史人物为题材，借此抒发情怀、讽刺时事的诗歌，李商隐的《贾生》、杜牧的《题乌江亭》
7.咏物诗。这是借吟咏自然或社会事物，来表达思想感情的诗歌，托物言志，象征比拟是其常用手法。这类诗先秦两汉已出现，唐以后佳作渐多。如王维的《相思》（“红豆生南国”）、李白的《白鹭》、杜甫的《归雁》、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于谦的《石灰吟》、王冕的《墨梅》等等，都是借自然之物，抒自己心志的名篇。8.咏怀诗。这是以吟咏个人抱负，反映或讽刺社会为题材的诗歌，比兴、象征、联想等是其主要手法。咏怀诗也源自《诗经》，是古诗中最重要的诗歌之一。如屈原的《离骚》、《涉江》、李白的《行路难》、《将进酒》、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苏轼的《定**·沙湖道中遇》，陆游的《书愤》等等，都是令人感动的咏怀名作。
9.怀古诗。由凭吊古迹而产生联想、想象，引起感慨而抒发情怀抱负，这类诗就是怀古诗。怀古诗可归入咏怀诗大类之中，但独有特色；怀古诗与咏史诗略有不同，怀古诗是身临旧地古迹而抒情言志，而咏史则不必亲到历史遗址，在书房中就可以写作。怀古诗如杜甫的《蜀相》、刘禹锡的《乌衣巷》、《石头城》、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等等，都遗响千古。
篇3：演变诗歌
一、《論語》中“民”代表的内涵
在《論語》中出現“民”的頻率為48次,除去雙音節詞“逸民”(2次)、“民人”(1次),本文重在對單音節詞“民”展開討論。
根據《康熙字典》中對“民”解釋義項中,筆者在末尾的“按語”如下:“民字之義非一,有總言人者;有對君而言者;有别於在位而言者;有對幽而言者;有對己而言者;有對農而言者。”這段文字指出了“民”大概可以分為六個義項,其中“對君而言者”、“别於在位而言者”、“對幽而言者”大致可以歸為一大類,即相對於居上位的君主、官員而言,“民”是指被統治的社會底層的老百姓。另外,作為“對己而言者”、“對農而言者”義項的“民”在《論語》中並未出現,這裹不展開討論。據此,對《論語》中“民”可以分為兩大類:一種是總言人者,泛指“人”;另一種是被治理的老百姓。
本文经统计,“民”的第一個義項“總言人者”在《論語》中只出現了2次,絕大多數的“民”都用作第二個義項,即與上層人士相對,指那些處於被統治地位的下層人士。在這些“民”中又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闡述:
1、“民”前面明顯帶有“養、教、使、勞”等動作意義的詞,或者没有上述動詞,但明顯文中的“民”明顯是上層人士施以某個動作的受體。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
“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為政)
顯然地,“使、養、教、勞”等一系列的詞,都是君主或是上層官員施與到底層老百姓的動作,或者是不在位的仁人志士談論治國之策時對老百姓的治理方法,因此在這些動詞後面的“民”一般就是被治理的對象。最後一個例子中,“民服”、“民不服”於前雖然没有上述的動詞,但是講述的還是人君怎樣選拔人才,使民服還是不服,這樣說來,這個層面的“民”仍是某種政治手段的受體。
2、與“君子”、“上”、“善人”等相對應的“民”。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泰伯)
《論語正義》:“君子言在位者,故注以君言之。”這裹的“民”便是與在位者相對應。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路)
《論語正義》:“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論語集釋》:“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這裹的“民”是接受“善人”行為規範和勞作演習的教育,可以尊敬長輩、為自己的上司而死,就可以上戰場了。
3、反映對統治者褒貶不一態度的“民”。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季氏)
《論語集釋》:“齊景公之有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夷齊死於濟澮之間,其人成名於天下。”借被統治的“民”之口,反映了孔子對古代賢君仁士如泰伯、堯、伯夷、叔齊的無限敬仰,同時又對齊景公這樣搜刮民脂民膏的諸侯無情鞭笞。
綜上所述,《論語》中的“民”所指主要是處於下層的、被統治的老百姓。
二、《論語》中“人”的内涵
在《論語》中,“人”共出現220次,除去前面的雙音節詞,本文重在討論單音節“人”(142次)。
1、和“民”的第一個義項一致,總言人,共出現18次。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為政)
《論語集釋》:“轅所以引車,必使輗軏而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輗軏喻信。”《論語正義》:“不知其可者言不可行也。”這段話說明誠信對於每個人來說都不可或缺,用“輗軏”作喻,說明其重要性。
上述例子都是以一般的、普遍的人類為對象而言。
2、指君子、賢人,在位的官員,或者是不在位的仁人志士,共出現19次。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雍也)
《論語正義》:“汝為此宰,寍得賢人與之?耳語與也。”“人”即“賢人”。
3、特指某人或者是某類人,在《論語》中這都是指代那些具有賢德的人,共出現16次。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公冶長)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先進)
這裹的“若人”、“夫人”分别指宓子賤和閔子騫,都是具有美好道德的人,也是孔子所贊許的人。
4、指相對於自己而言的“他者”,一方面可以理解為除說話者以外的其他人,另一方面,也可以認為,《論語》中的說話者一般是指孔子及其弟子,那麽與他們平行的“他者”,自然是其他不同流派的學者,他們也是有地位、有一定學問的人,共出現59次。
“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述而)
這是孔子針對魯昭公不懂“禮”一事做出的評論,這裹的“人”是指陳司敗和巫馬期。《論語正義》:“孔曰一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恶禮也,聖人道宏,故受以為過。”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2、3、4類的“人”又可以歸為一個總的義項,即《論語》的“人”所指主要是異於下層老百姓的、居於上位的人士。
三、“人”與“民”的發展流變
經過前面兩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論語》中的“人”和“民”主要是處於相對立的概念,下面試從古文字字形層面分析二者的差别。
《說文解字·人部》:“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對詞的注釋:“按禽獸草木皆天地所生而不得為天地之心,惟人為天地之心,故天地之生此為極貴。天地之心謂之人,能與天地合德。”照《說文解字》及段注的注釋,“人”是“最貴者”,是“天地之心”,也就是天地萬物的精華。觀察“人”的古文字形“”(後上一七·七)、“”(鐵一九一·一),屬於象形字,像人側立時的形態。也就是造字之初,“人”的所指對象是極高的層面,《論語》中出現的“人”絕大多數指稱稱居於上位,這兩者是相吻合。從表示“天地之心”到社會各階層的人,“人”的詞義演變可以認為是詞義的擴大。
再來看《說文解字·民部》中對於“民”的解釋:“眾萌也。”對於“萌”,《說文解字注》的解釋是:“萌猶懵懵無知貌也。”從《論語》中“民”的内涵聯系於此,二者是可以互證。要對“民”的字義探究到底,則需觀看它的古文字形“”(盂鼎),郭沫若《甲骨文研究》:“(周代彝器)作一左目形而有刃物以刺之。”在對這個意義表述時,字典中還交代了一個文化背景。古代奴隸主對比較馴服的戰俘刺瞎左眼强迫其勞動而成為奴隸,這種盲其左目便成了奴隸的標志,這種人稱作“民”。《左傳·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民”,即商周對奴隸的稱謂。郭沫若認為當時的階級成分分為“君子”(即百姓)和“小人”(即民),分别指上層貴族和當時的奴隸。從“奴隸”到“老百姓”,“民”的詞義演變可以理解為詞義的轉移。
從上述内容可以發現,“人”是至貴者,“民”是至低賤者,二者在早期造字字義上完全對立。然而後來字義逐漸融合,我想大概是源於奴隸制的逐步瓦解,作為奴隸的“民”成了底層人民,接受封建主的統治;另一方面,隨着原始社會的結束,人的生物性逐漸褪去,社會性越來越濃烈,雖然《論語》時代“人”還是有一定地位的上層人士,但不能阻止曆史潮流使她“人”走向更大眾更普遍的“人”。在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臣宰》中有段形象的描述:“國家愈是進展,則血族之成分愈見稀薄,臣民之構成與其意義亦逐漸轉變。”在前面對“人”、“民”分析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發現,《論語》中的“人”和“民”都具有泛指一般人的意義。因此,在某一程度上,“人”和“民”在這個意義上得到一個契合點,合為一個詞,只是還不穩定,可以組成“人民”,亦可以組成“民人”,都表示普通老百姓的意思。利用中文文獻搜索《十三經》,可以得到“人民”14條,“民人”18條,其中《論語》中出現“民人”一次,並未出現“人民”一次。這種“人民”和“民人”交錯使用的情況到清末小說中仍有存在。
隨後“人”和“民”的詞義變化不大,只有在唐朝時,為了避諱唐代宗李世民,在很多古文獻中把“民”改為“人”。如今,“民人”一詞的使用已消失,只有“人民”一詞仍在廣泛運用。
摘要：本文主要以《论语》中的“人”和“民”为讨论对象,分别分析“人”和“民”在文中内涵与意义的差异;通过二语义层面的比,探讨“人”和“民”自古而来词义的演变过程。本文旨在对《论语》中“人”与“民”的内涵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同时也对“人”和“民”古今词义演变有一个大概的梳理。
关键词：《论语》,“人”,“民”
参考文献
[1]、刘宝楠撰《十三经清人注疏之论语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2]、程樹德撰《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篇4：演变诗歌
关键词：五言诗；杂言诗；音乐风格
1 诗歌形式追求
从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到汉乐府时期，诗歌形式由单一变丰富，形成了新的诗歌形式五言、杂言诗体，诗歌的自由多样、灵活多变对音乐风格演变具有一定的影响。
（1）先秦时期诗歌形式。《诗经》以四言二音步的形式为主，是一种简单的、原始的、短促的二二节拍的形式。章节的回环复沓是《诗经》结构上的显著特点，即每章的词句基本相同，只换少数几个词语，反复咏唱。《楚辞》是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新型诗体，在后世称它为“骚体”。它突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形成了抑扬顿挫、参差错落的长短句，大体上以五、六、七言句式为主。
（2）汉乐府诗歌形式。到了汉代，经济的发达，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使汉乐府诗歌打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局，形成了三言、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多种句式形式。汉乐府诗歌吸取了《诗经》《楚辞》形式的长处，摒弃了《诗经》《楚辞》形式的弱点，创造出了两种新的诗型：杂言诗和五言诗，在汉乐府中以这两种诗体居多。汉乐府中的杂言诗，它的句式丰富多样，从一言到二言，再到八言九言，长短不一、错落有致、不拘一格，呈奔逸飞动之势，是一种灵活多变的新型诗歌形式。杂言诗具有口语化的特点，对诗人歌手束缚较少，非常便于表演演唱，利于表达丰富的社会生活与复杂的思想感情。五言诗体是汉乐府独创的全新诗歌形式，它兴起于民间，是从乐府民歌中发展起来的。五言诗的音韵节奏形式为“二、二、一”或“二、一、二”形式，句式比较整齐，形势比较自由活泼，音律灵活多变，提高了语言文字的表达功能，使诗的表现力大大增强，使诗更加生动形象，具有更为宛转流走的飞动之美，使诗富有表现力和音乐性。
汉乐府诗歌形式的长短随意、灵活多变的特点，显示了汉乐府形式的流动之美。汉乐府这种形式美的形成与产生，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偶然现象，它是汉代人审美观念的反映，鉴于汉乐府诗与乐是相联系不可分割这一特点，汉乐府诗歌形式它也是汉代诸种音乐艺术在汉乐府诗歌形式上的反映，它与汉代音乐风格的演变有一定的关系。
2 音乐风格演变
从西周、春秋戰国、秦到汉代，音乐风格逐渐由雅乐向俗乐转化，加之西域、少数民族音乐的传入，使汉代形成了形式多样、规模宏大、广博宏丽的音乐风格，这种音乐风格与诗歌五言、杂言诗体形式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1）俗乐兴盛与五、杂言诗。西周时期，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建立了历史上完整的宫廷礼乐制度，乐被确立了它的社会交往功能，用乐制度、用乐规模有严格规定，雅乐一统天下，居于主导地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礼崩乐坏”，雅乐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代表民间音乐的“郑卫之声”开始崛起，并受到君主、诸侯大夫的欢迎。秦朝时期，俗乐继续发展，秦始皇和秦二世都爱好俗乐。到了汉代，民间俗乐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汉乐府设立了专门管理俗乐的机构——汉乐府，豪富吏民阶层蓄养歌舞俳优纵情歌舞，民间也有专门从事音乐歌舞的艺人出现，推动了俗乐的发展。此时，雅乐也并没有随着俗乐的兴盛而衰亡，而是在李延年这一善用新声的协律都尉的引领下，形成了新的雅乐体系。尽管如此，在汉代，雅乐的用途比较少，它主要用于郊祀祭礼，而俗乐则用途广泛，用于朝会、宴飨、军队仪仗等诸多活动，俗乐居于主导地位。在俗乐兴盛音乐风格的影响下，汉代诗歌形式也出现了相应变化。汉代诗歌以五言、杂言体居多，而这些五言、杂言体诗歌多是来源于民间歌谣，五言诗体诗歌句式比较整齐，生动形象，具有表现力和音乐性；杂言体诗歌中有许多口语因素，朗朗上口易于歌唱。汉代音乐以俗乐为盛，相应的诗歌即歌词，以便与歌唱为主，所以，五言诗与杂言诗在汉乐府中居多；代表雅乐的《郊祀歌》以三言、七言为主，所以三言、七言诗在汉乐府中比较少。
（2）异域新声与五言诗。汉代的音乐丰富而多样，它不仅把本民族的音乐发挥到极致，同时也吸收了各少数民族及西域等外来音乐，如吸收西北少数民族的“鼓吹乐”，李延年将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摩诃兜勒》一曲改编而成的“横吹曲”。对异域音乐的吸纳在不同程度上可以说是汉代音乐的一个创新，而正是这种音乐风格的创新，它也影响到了汉乐府的诗歌形式。汉乐府诗歌中的五言诗体是一种独创的全新诗歌形式，在汉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在汉代诗歌史上算是一种创新。
3 结论
汉代音乐形式多样，规模比较宏大，它吸收了先秦音乐的文化理念精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楚汉浪漫气质和清新的音乐风格，打破了雅乐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雅乐与俗乐及各种民间艺术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局面。从郊祀歌的浪漫迷离，相和歌的清新真切，鼓吹乐的恢宏雄壮，百戏的复杂多样，都生动地展现出汉代气势雄浑，兼收并蓄，包罗万象的音乐风格。上文所说的汉代音乐这种形式多样、广博宏丽、绮丽华彩的音乐风格，与汉代的诗歌追求灵活多变、创新多样是相辅相成的。汉代音乐风格影响了汉乐府诗歌形式的追求，汉乐府诗歌的这种形式之美，正是汉代音乐艺术的美学特征在汉乐府诗歌形式上的反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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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演变诗歌
[摘要]常用词“问”的询问义位，古今基本不变。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组合关系有所不同：1)“问”带直接引语的方式上古前期已经产生，且在口语中应用较为广泛，但是书面语中汉代这种用法才有所增加;2)由上古前期的介词引进非代词充当的关系对象逐渐演变到上古后期基本无需介词引进.
[关键词]常用词;义位;组合关系;关系对象;介词
[中图分类号]H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442(2009)04-0087-05
古汉语中“问”是个多义词，其常见义位是“询问、咨询”，即请人回答自己不知道或不明白的事情、道理，或者向人征求处理某事的意见、对某人某事的看法。虽然此义位从古到今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它的组合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所变化的。我们主要以上古文献为依据，考察“问”的组合关系的变化情况.
从语义结构看，“问”属于三目谓词，它在句中可以带有三个基本项：施事(问者);受事(问的内容);关系对象(问的对象，即需要回答的人),分别用R、N、G来代表。从语义上，RNG三者都是必有项，但是在实际句法结构中，是很复杂的。有时三者都出现，有时只出现两个或一个，不出现的项往往是隐含的.，通过上下文的语言环境是可以知道的。这三个基本项的历时变化情况也不一样：R是由人充当的施事主语，古今没有变化;N相对来说复杂一点;G的相关结构形式变化最复杂.
先谈N。N是问的内容，很广泛。N有的是词或短语，有的是句子。N为句子时，“问”后或出现“曰”，或不出现“曰”，即“问曰+N”、“问+N”。这两种方式在上古并存，下面是几部典籍“问曰”和“问”带引语的用例统计。①可以看出“问”带直接引语的方式上古前期，尤其口语中应用较广泛(如《论语》和《张家山汉简》中“问+N”较多，因二者口语多见)，但是书面语中用之寥寥，到战国晚期甚至到汉代这种用法才有所增加。因此我们认为，“问”引导直接引语的用法是口语影响书面语所致。中古以后直接用“问”引导的比例大增。尽管汉代口语中已经少用“曰”，而直接用“问”了，但是在书面语中，直到近代汉语“问+引语”才成为引导直接引语的主要方式.
关系对象G的情况要复杂些，一般说，出现关系对象的“问”句结构类型主要有：①S1，问于G，如：“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论语?颜渊)S2，问G(N)，如：“妾怪之，问孔成子。”(史记?卫康叔世家)S3，问于G曰N,如：“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论语?颜渊)S4，问G(曰)N,如：“吴使使问仲尼：“…”(史记?孔子世家)S5，问N于G，如：“叶公问孔子于子路。”(论语?述而)S6，问NG(N是代词)，即问之G，如：“问之伶州鸠。”(国语?周语下)实际上，主要也就是S1、S2、S5、S6三种样式，因为S3和S4是S1和S2的变化形式，因为内容N是否出现是根据表达需要而定的。据观察，这三种样式的变化情况如下：总的来说，S1是逐渐向S2演变的趋势。也就是说在上古前期，以介词引出关系对象为主.
仅以《论语》为例，如：“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太宰问于子贡曰/哀公问于有若曰”等.
到上古后期变成了“问”直接带关系对象为主。几部上古典籍“问”(义位询问、咨询)的使用情况见下表：②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早在《左传》和《论语》中就已经出现了“问+关系对象”的结构，但是细一分析，我们发现这些关系对象都是代词“之”充当，没有出现名词作关系对象的用例。《论语》中出现的两例为：(1)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论语?宪问)此“之”是指代后文出现的孔子。类似用法虽然不多，但在一定语言环境中是存在的，如：“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2)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论语?述而)这里，“问”的关系对象是前文的“夫子”，所以第二次提到时用代词代替.
《左传》“问之”结构形式出现了18次，只有11次“之”是间接宾语。有时候，“之”是代人还是代事，很难判断，我们根据李佐丰先生的方法，即“如果所问的问题在前文已经有所说明，那么‘问’就只带间接宾语。这个间接宾语可以用有生名词或‘之’来充当。”[1][p292]如：(3)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4，曰：“子以君命辱于敝邑。”(左传?襄公四年)(4)晋阳处父聘于卫，反过甯，甯嬴从之。及温而还，其妻问之4。(左传?文公五年)(5)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问之4，对曰：“君夫人氏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6)孔氏之老栾甯问之4，称姻妾以告。(左传?哀公十五)(7)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问之4，对曰：“…”(左传?庄公十四年)(8)J贾尚幼，后至，不贺。子文问之4，对曰：“不知所贺。”(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例(3)在《国语》中记载此事的时候，“问之”作“问焉”，正说明《左传》中的“之”是代人，而不是代事，问穆叔为什么这样。以上这些用例中“问之”中的“之”都是代词，“问”的内容在前面已经出现.
也就是说，春秋时期询问义动词“问”，当关系对象G是由人名(或起人的作用的名词)来充当，一般用介词引导G;但是当关系对象是代词“之”时，它就可直接置于动词“问”之后了，我们在文献中没有见到过代词“之”作“问”的关系对象还需要介词引导的情r。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上古前期S1和S2并存。关系对象是由代词“之”还是由名词充当决定着介词的是否出现，这一点汉语和英语有共同性，如：buy a book for my father=buy him a book，一般来说代词常常紧跟在动词之后的.
《国语》中不需要介引的名词关系对象已经开始出现了(共出现了5例)。《国语》在《论语》之后，据《史记》所载，左丘明在20岁左右的时候，会见过年老的孔子，而在他编《国语》时已差不多70岁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国语》要晚于《论语》几十年，所以语言结构上出现了一些变化也是自然的现象.
战国、两汉时期，“问”的关系对象绝大多数已经不用介词引出了，《左传?僖公四年》的“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到《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变成了“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不同作品的特征与作者的写作风格有关。《淮南子》的情况就是两两相当，而《史记》不再使用介词引导关系对象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其中“介引”的18例，或是引用前代文献，或是叙述前代旧事，是传统习惯用法的延续.
总的来说，介词的这种介引功能到中古就基本上不再发挥作用了。《世说新语》中“问G”为96例、“问于G”为3例(“文帝问其人于钟会”、“问诸僚佐曰”、“谢太傅问诸子侄”)，后2例中的“诸”可能已经产生了代词“之”的功能，前1例是S5式，即当非代词的内容和关系对象共现时，仍然延续上古的结构方式.
那么发生这种演变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这种演变跟整个汉语史的变化有关，部分介词(如“于”)总的发展趋势是趋减，“问”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到这个总趋势的影响。[2]另一方面，语言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中某个部分变化，常常和别的部分相关联。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可以找到原因的。“一个词经常同某些词语结合则有可能把这些词的内容压缩到该词的意义之中”，“词的潜在搭配有理由看作词位意义的一部分。”[3][p613]也可以说，这是语言的经济原则在起作用.
“问+介+G”这种结构的频繁使用，出现在这一结构中的介词常常又是介词“于”，所以导致“于”的功能压缩到“问”之中了，即“问于”=“问”了。这样我们才能理解S1的结构变化。两个词的用法变成了一个词的用法，确能体现语言的经济原则。S5式上古变化如何呢?“问+内容+于+对象”中，如果问的内容N是名词，这种结构形式一直延续到中古甚至更晚;如果问的内容N是代词“之”，“问N于G”就变成了“问之G”.
篇6：入党誓词演变
王树声是在1926年2月13日入党的老党员，他入党时的誓词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的纪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严守秘密，誓不叛党。”
1927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酃县水口村叶家祠堂主持了六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他向新党员详细解释了入党誓词的意思，然后带着他们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李志民回忆1927年他入党时所诵读的誓词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牺牲个人；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福建长汀博物馆保存着这样一份入党誓词：“中华民国年月日在地以至诚加入中国共产党，愿永久遵守下列誓词：
一、遵守党纲党章和纪律；
二、绝对忠实为党工作永不叛党；
三、保守党的秘密；
四、服从党的一切决议；
五、经常参加支部生活和活动；
六、按时缴纳党费。如有违上列各项愿受党的严厉纪律制裁。”
1939年1月25日，陈云撰写了《发展党员问题》的讲话提纲，其中“入党手续”部分写有“
四、誓词。青年预备党员。1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2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经常地积极工作（模范）；3遵守党的纪律，永远不叛党（秘密）；4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5要做群众的模范；6保守党的秘密；7对党有信心；8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940年第4期上发表《延川县禹居区三乡支部的特点、党员和干部》的工作通讯，提出：“新党员入党，应该给以仪式，入党的仪式，对于很多党员是起了不小的作用；应该宣誓，誓词如下：„我宣誓：
一、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三、遵守党的纪律；
四、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五、要作群众的模范；
六、保守党的秘密；
七、对党有信心；
八、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940年6月入党的王书波，曾撰文回忆他在入党宣誓仪式上诵读的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到底，坚决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执行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纪律，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战场上英勇战斗，终身于党的事业。”
1947年，中共冀南区党委组织部印制的入党志愿书内的入党誓词为：“我自愿立誓参加共产党，永远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遵守民主政府的法令、群众的决议，在任何情况下不动摇，不妥协，不怕困难与牺牲，为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
1948年，东北局宣传部编印的《共产党员课本》中收录的入党誓词如下：“我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诚心诚意为工农劳苦群众服务，为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干到底，自入党以后，努力工作，实事求是，服从组织，牺牲个人，执行命令，遵守纪律，保守秘密，永不叛党，如有违背，愿受党纪严厉制裁，谨此宣誓。
1948年吉林省伊通县女共产党员张凤的入党志愿书里所印的入党誓词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和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牺牲个人，服从组织，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议，严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标准入党誓词被广为使用：“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1949年8月的入党誓词，内容较为具体细致，几乎面面俱到：“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愿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承认党纲，遵守党章，并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为党工作，无条件的实际执行党的决议和政策，服从组织调动和分配，决心为人民群众服务，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按期缴纳党费，遵守党纪，严守机密，积极参加党的政治生活和革命斗争，不动摇不叛变，不怕牺牲和困难，并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觉悟程
度，在各种革命事业中起模范作用，并和党内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不屈的斗争，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服从党的利益，如违以上誓言愿受党纪严厉制裁。”
1950年一份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议，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积极工作，精通业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篇7：吸烟时间特权演变
但是，出乎人力资源部的意外，吸烟的员工约定俗成似的，都选择在下午3点的时候跑到休息室，一边吸烟，一边聊天。孙红琳不断收到员工的投诉：由于过于集中，烟味无法及时排出休息室，办公区内不时会飘来呛人的烟味;吸烟员工谈笑声太大，影响到办公区内仍在继续工作的员工。尤其是女性员工，对此颇有怨言。
慢慢地，公司内的所有员工都把下午3点当成了公司规定的休息时间，即使非吸烟员工，也会在这个时间段放下手头的工作，串位闲聊。
“尽管我在一些场合也提出过警告：10分钟的时间并不是每个员工的休息权利，即使要休息一会，也不宜如此串座。”孙红琳非常苦恼，“但他们认为，既然吸烟的员工可以有这个特权，为何我们就不可以有?”
尴尬之中的孙红琳面临一个两难困境：取消这个10分钟的吸烟时间，一方面会引发员工的强烈反弹，另一方面也无法控制员工在休息室的逗留时间;如果不对此进行控制，约定俗成式的休息时间就成为公司全员的休息，对工作必然会带来负面影响。
孙红琳该怎么办?
首要考虑公平性
从案例中可以看到，吸烟员工利用所获得的10分钟吸烟时间的“特权”集中吸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员工的心理需求，即沟通的需要。最终使3点钟成为该公司约定俗成的休息时间则是由于“特权”导致了其他非吸烟员工产生不公平感所致，反映出的是员工群体的一种价值观念，即公平性原则。
解决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特权”本身，然后才是如何使用特权的问题。企业制度或约定的制订面向的应当是全体员工而非个别人，而面向部分人员所制订而产生“特权”现象则往往会在员工中产生不公平感，
这种不公平感最终导致了案例中发生的情况：大家都来享受“特权”，最后所谓的特权变成为一种习惯。这是制度制订之前必须先考虑的问题。
其次，在企业的管理实践中，制度所不能达到的层面往往是依托企业文化的引导来实现。企业文化能够对制度难以触及和约束的员工行为进行引导与规范。在本案中，公司仅对员工吸烟区域与时间进行了约束，并未对员工是否应当同时在3点吸烟或者是集体吸烟、聊天进行约定，现实中这也不可能进行约束。
根据以上分析，孙红琳可采取的解决方案如下：
第一，以公司的名义明确规定下午3点至3点10分钟作为全公司的休息时间;
当一种行为已经在公司成为一种共同的习惯或约定俗成后，要改变这种行为习惯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强硬地取消10分钟的休息时间，必将引发公司员工的抵抗心理，同时还可能引起一些员工对公司有关制度的朝令夕改引发不信任态度。事实上，现在很多公司都有一个tea time或coffee time ，因此，孙红琳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需要取消10分钟的休息时间，而在于对待10分钟时间的态度，即如何从员工的角度出发，有效地发挥出10分钟休息时间的作用。
第二，以各种活动形式，丰富10分钟休息时间内容。比如简单的健身运动，缓解工作疲劳;开展简单的办公场所的小游戏，增加同事之间的交流，增强团队意识;组织一些简短的有关公司经营、管理或日常工作等的研讨活动，增加员工对公司的了解，并为公司的发展提供建议，这种形式要比一些正式场合的效果要有效得多。
第三，注重对员工行为的引导、约束。在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吸烟员工的行为对其他非吸烟员工的工作产生影响时，他们并未受到警告或指正，因此，可以认为他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了默许。如果员工的行为在一开始的时候得不到约束，必然会导致行为影响的放大，产生更多不良后果。因此，一定要注意防微杜渐，合理引导。
篇8：休斯诗歌中的黑人女性形象的演变
摘 要：作为美国重要的黑人诗人，从20年代到40年代，兰斯顿·休斯以黑人女性为对象，创作了大量诗歌。纵观休斯对黑人女性的描述，可以看出其经历了一个从种族到阶级再到多角度的演变过程，从而体现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其创作视角的深入和开阔。
关键词：黑人女性；演变；视角
中图分类号：I71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0-0134-03
在美国文坛，尤其是黑人文学方面，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1902—1967）可以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对美国甚至世界文学的贡献巨大，包括小说、戏剧、散文、历史、传记等各种文体的作品的写作，西班牙文和法文的诗歌的英文翻译，甚至其他黑人作家文选的编辑，但是，休斯主要还是以其诗歌创作著称，被誉为“黑人民族的桂冠诗人”。
本文将以休斯作品中的黑人女性问题为研究视角，探讨其20-40年代作品中所描绘的黑人女性形象的演变历程。具体来说，在20年代，休斯主要是从种族的视角来观察和解析社会；到了30年代，休斯开始从阶级的角度来看待种族和社会问题；进入40年代，发展到了将种族、阶级、文化、女性等多方面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多角度来讨论黑人女性问题。
一、种族视角下的黑人女性
虽然蓄奴制自南北战争以后就被废除了，但美国黑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仍然遭受种族歧视，生命和财产得不到保证。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坛涌现出了大批黑人作家，他们站在完全属于黑人自己的立场上，用自己独有的目光、方式，对黑人艰难的生存条件，社会处境进行描写，深刻地反映了当时黑人的社会地位，揭露了奴隶制度的罪恶。
但是，由于当时时代的限制，美国黑人的民族意识还比较薄弱，这些黑人作家在描述黑人所处的悲惨处境时也更多地是从种族民族的角度来进行讲述和探讨。因此休斯这一时期的诗歌也主要的是从美国黑人民族内部出发，以追求伦理道德为目的，来探索黑人民族自身的文化共性和精神力量，从而树立黑人对自身民族的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同时也以此角度来看待和审视其与美国白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休斯作品中对黑人，尤其是对黑人女性的描述更多的还是以黑人种族的视角单纯地来呈现黑人女性所遭受的苦难，其他并无明显的更深层次的探讨。
从休斯二十年代所创作的诗歌来看，其作品中对黑人女性的描述主要有两种形象，一类是黑人母亲形象，以一种抽象的象征来代表其作为整个黑人民族的化身；另一类是社会受害者形象，体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黑人女性形象。通过对作为社会受害者的黑人女性的描述，休斯生动地展现了黑人女性在当时社会中所遭受的不可避免的种族压迫。这些实际上反映了20岁左右的诗人休斯“对美国黑人民族比较笼统的了解，还没有认识到黑人社会内部的差异性”。这一时期的休斯更多的是用道德的眼光关注和表现美国黑人民族及其理想。
在《苦难》一诗中有这样的描述：“像我这样的黑女孩，/像我这样的黑女孩，/必须得听布鲁斯/才能顶得住苦难。”黑人女性在社会中遭受着种种苦难，但是她们还是在努力寻找排解现实痛苦的渠道和办法，那就是黑人音乐，这也成为了黑人在无助和孤独之中的慰藉。
在诗歌《母亲对儿子说》中，休斯通过一位黑人母亲的讲述，来告诫儿子生活之路是充满着艰辛的，从而展示了美国黑人民族所走过的艰难历程。
听着，孩子，听我说，/生活对于我从不是水晶梯阶，/有曲折，/有坎坷，/有掀翻的地板。/有不铺地毯—/地面裸露的场所。/但是我永远/不停地攀，/不停地拐弯。/有时在暗中摸索，/不见一星光亮。/哦，孩子，别向后转，/别因为遇到了难处/就停步。/你还不能倒下—/因为我还在走，好孩子，/我还在攀，/生活对于我从不是水晶梯阶。
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出，休斯借一位母亲向儿子的讲述来谈人生经历。诗中母亲用一系列的类比来表明人生的逆境和不顺之多。在当时社会，黑人，尤其是女性，遭受到各种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等不公平待遇。但这位坚强的母亲始终坚持向前，并鼓励儿子效仿母亲，继续这执着的旅程。“这里的母亲形象可以看作是整个黑人民族的象征，她对生命的体验和认同体现了整个民族对生命的执着追求。”这既是体现黑人女性对生活的不屈不挠的态度，也象征着黑人对自身解放事业、追求平等、幸福权利的斗争。
《苏婶的故事》这首诗则是通过一个饱经岁月沧桑的黑人妇女向黑人孩子讲黑人奴隶的故事。黑人，黑人女性，以这样一种口口相传的方式将黑人的过去保留在他们的民族记忆之中。
在年轻知识分子休斯看来，黑人女性，无论是上面的“母亲”，还是“苏婶”，其实都可以看做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而休斯则借用这些传承者的讲述，以诗歌的形式，记录和展现了黑人的奴隶经历，体现了休斯对黑人种族身份的认同和表现。同时，黑人女性在面对和承受苦难孤独无助的生存环境的同时，也在积极探寻自己的种族身份，并不断努力依靠自己的强烈意志和精神力量生存下去。
二、阶级视角下的黑人女性
作为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19世纪欧洲重大社会科学成果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其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推翻阶级统治，实现平等自由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理论保障。受其影响，世界各地无产阶级纷纷起来反抗。
美国共产党建立于1919年，是为美国工人阶级服务的美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其构成具有多种族和多民族特点。30年代前期，美共積极支持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领导和组织产业工人工会。与此同时，苏联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向全世界宣告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由理想变为现实。十月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制度，建设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推动。
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又称美国新黑人文化运动，是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的第一个高潮。，是新黑人知识分子争取黑人民族以平等身份参与美国社会生活的一场文化运动，也是一次唤起黑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场运行中，美国黑人作家也更清楚地认识了美国社会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并以他们自身特有的方式来分析和呈现。
受30年代这样一个激进左倾时代的影响，休斯开始转向于用阶级的视角和国际化的视野来看待和认识世界，来分析黑人民族问题，来展现黑人形象。相比二十年代的诗歌，其三十年代的诗歌作品中对黑人女性的描述也发生了变化。如前所言，在这一阶段，休斯将其重心转移到以阶级视角来反映黑人女性的力量，黑人女性作为工人阶级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意识到了她们作为工人阶级成员的力量，而不屈从于任何的社会不公平，并且以此为骄傲。在《约翰逊姐妹游行》中，“那一大批游行的/人是谁？/天哪！你不知道？/那是工人阶级！”这首诗表现了黑人女性的反叛形象，同时也将黑人女性的命运与整个工人阶级紧密联系起来了。
30年代的休斯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左翼思想的广泛影响，其政治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其诗歌创作也更加体现了对美国黑人民族的关注和责任，强调和表现黑人民族一直以来所追求的自由民主思想，这在其创作的有关黑人女性的诗歌中也有所体现。休斯在《黑人母亲》一诗中写道：“我是那横渡大洋的黑皮肤女孩，/在我的体内珍藏着自由的种子。/三百年我身处南方的深渊；/上帝把一支歌和祈祷放在了我的唇间。/上帝把钢铁一般的梦想放在了我的灵魂里面。/我曾经希望在我的身上，而现在希望在你们——/今天的黑人身上，看到我的梦想成真。”这首诗中的黑人母亲已经化身为了黑人民族之母，300年来一直珍藏着自由的种子而没有失落，这也正体现了黑人民族对自由梦想的牢牢守护，并为梦想的实现而不断努力着。
在休斯看来，阶级剥削和种族主义的存在，正是黑人民族苦难生活的根源，是他们的梦想实现的巨大障碍。因此，这一时期，休斯不再单纯地从种族的角度来描述黑人民族，而是将种族视角与无产阶级和反法西斯主义视角结合起来，强调了对未来和理想的关注。
三、多角度下的黑人女性
进入40年代，由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美国国内南方黑人迁移而导致的种族问题及其他社会问题的加剧。对外，美国推崇所谓的为民主而战；对内，美国社会对黑人民族的剥削压迫仍然非常严重，这样一来，美国社会中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了其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作为黑人作家代表，这一时期休斯的创作视角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他开始逐渐从各个角度将国家、阶级、性别和文化等方面融合起来进行创作。其对黑人民族问题的见解和视野也变得更加开阔和深入。在这一时期，休斯开始将其创作重点从开始的社会变革逐渐转移到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上来。
在40年代，休斯创作了一系列以一位黑人女性阿尔伯特·K·约翰逊（Albert K. Johnson）为中心叙述者的诗歌，反映了诗人对黑人女性问题的强烈关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黑人女性尽管仍然扮演的是社会受害者的角色，但和20年代相比，40年代的诗歌对这一主题的表现更加全面和深入。
一方面，黑人女性在美国社会遭受着种族和性别的双重迫害。休斯创作了大量反映男权主义下黑人女性遭受种种苦难的诗歌。在《算命婆之歌》中，这位算命婆能预见和告知别人的将来，却唯独不能预测自己的未来。最后她被一位她诚心相待的男人所骗，失去了一切。“他残忍的虐待她，/狠狠地打她。/然后毅然离她而去，/偷走了她的一切。”与同样受到男权主义压迫的白人女性相比，黑人女性无论在精神上、身体上还是在经济上都遭受着更为沉重的压迫。在《女士和她的女士》中，与她的女雇主相比，阿尔伯特除了受到性别歧视之外，还承受着种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休斯还描述了美国社会中的各类黑人女性，如妓女、失业妇女、女佣等，通过对他们生活的描述，展现了当时美国社会中黑人女性由于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剥削而面临的种种苦难。
然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休斯在其诗歌中也把黑人女性作为了反叛者和抗争者的角色进行了描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面对种种令人窒息的苦难和压迫，黑人女性选择的不是一味的忍受，而是勇敢面对、奋起反抗。面对难以承受的残酷的现实，甚至是死亡，休斯笔下的黑人女性表现出来的是坚强、独立和反抗。对黑人女性来说，现实是苦难的、残酷的，但休斯却创作了《生命多么美好》表现了一位与痛苦现实抗争的黑人女性形象，尽管一开始难以面对，甚至选择了死亡，但最终还是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念。“既然我还活着，/我想我会继续活下去。”这时的黑人女性已经具备了独立的意识和人格尊严，在她们看来，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你的命运，乖乖，/拽在你自己手里。/千万不要在别人的架子里/去寻觅。”（《女士与算命女》）体现了黑人女性对社会现实的反叛和她们的坚定决心，她们要实现其作为美国黑人女性的尊严和独立，同时也追求她们善良人性的充分解放和和谐人伦关系的建立。
四、结语
总的来看，从20年代到40年代，休斯所创作的诗歌中对于黑人女性的描述经历了一个由单纯的种族视角到阶级视角再到多视角的转变历程。诗人通过描述黑人女性的日常生活，忠实地表现了当时黑人的社会生活。诗人诗歌中黑人女性形象的演变也表明诗人更多地关注了社会现实。这样一种转变使得其诗歌在视角上更加开阔，意义上更加深入，时间的磨练使得其诗歌变得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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