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的演变

管理思想的演变（共6篇）

篇1：管理思想的演变

《管理思想的演变》读后感

我选读的是美国作者丹尼尔•A•雷恩著中国学者李柱流等译，1986年版的《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考察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今天的管理理论和实践。本讲将介绍许多当代管理概念的起源，并说明管理概念是如何响应组织和社会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的。还介绍许多当前管理所面临的趋势和问题，以便将过去与未来联系起来，说明管理是一个不断在发展的领域。丹尼尔•A雷恩的这本书主要介绍了管理学从萌芽开始直到现在的演变历程，本书分为四个部分：早期管理思想、科学管理时代、社会人时代和现代。这本书有两个着重点，一个是管理思想，一个是演变。书中除了介绍我们日常所熟知的管理名家及其管理思想外，作者也叙述了贯穿在整个管理思想发展的历程中那些不太出名的人物，他们或多或少的提出了一些新的管理思想（相对而言），或者在其实践过程中对后来的管理名家产生了影响，作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使我们对管理思想有一个连贯的认识过程，而不像以往我们学习的那样一个个断断续续的明珠。在另一方面，作者在论述管理思想的同时，也介绍了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社会发展状况以及管理名人他们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等，这样便于我们更好明白这些管理思想产生的条件，也方便我们理解他们的思想。

在读书过程中，我发现本书的条理很清晰，内容的叙述方式也比较简洁，虽然也是讲述管理思想的，属于理论性的东西，但是它并没有像国内众多的理论书籍一样枯燥乏味，给人一种轻松的愉悦。关于书中的一些理论似乎也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也许是作者有意的让我们自己从书中描述中自己总结吧，这对我们也是另外一个意义。《管理思想的演变》不愧为一本名书，读完此书后，我对管理思想的演变和发展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接下来我将谈谈读过此书后我对管理的一些认知和个人看法。但由于本人知识有限，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可能显得肤浅，如有不妥之处，万望斧正。

管理是一个古老而又恒久的话题，只要有人群存在的地方就必然会有管理。但我觉得在我们研究管理的演变和发展之前，我们很有必要弄清楚以下两个问题，第一：管理是什么；第二：管理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科学。管理是世界上最难定义的概念之一，不同的管理学派和不同的管理学者都给管理下过不同定义，目前有关管理的定义多达几百种，但这些并不重要，就像物理学和经济学一样我们并不需要一个有给他硬生生的定义，我们要弄清楚的是管理的本质和其基本职能以及其系统理论。而对于管理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科学至今仍存在不少争议。雷恩在书中提到，在五六十年代，管理界就对管理是否达到了作为一门科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同时不少学者为使管理成为一门正宗的科学而努力。在科学管理时代和前期的社会人时代，管理应该是被当作科学的，这个时期产生了许多管理理性的原则和严谨的理论，在此后随着人的因素逐渐受关注，管理的硬性较为下降以及社会环境的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出现，人们对管理作为科学的观点产生了怀疑并提出了管理的艺术性。而从现在管理学者的理论看来，他们既看到了管理的艺术的一面又看到了管理的科学性，菲德尔的权变理论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我个人认为管理既是艺术同时也是科学但其科学性要大于其艺术。作者的本来目的也是要介绍管理的，但他没有把管理的概念，职能等一些一般教科书上都会介绍的关于管理的知识再次搬出来。而是选择了关于管理思想的演变。这其实更能让读者去了解管理。因为，在了解了管理背后的环境，包括自然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一系列因素后，作者更容易去了解管理的发展的源，也就更能加深对管理的理解。

1.中西方的管理渊源不同。西方的管理来源于最古的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

典。这显示了西方的人是认为人生来是邪恶的。需要用一系列的法规来进行约束

和制裁。而中国的管理则来源于儒家的“仁”。这种思想认为人性是本善的，人的行为可以用一系列的道德规范来进行约束。而遵守道德规范的人是会受到尊敬的。这种区别导致了中西方的进步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中国的发展走向了中庸和

封闭。而西方的发展则走向开放和具有创新的精神。

2.管理是与一系列的因素相关的。管理的发展，往往都是源自于科技的进步，由于技术的提高，往往导致生产单位的规模发生变化。这将导致原有的管理模式

无法适应单位的规模于是需要有新的管理模式和办法。管理的发展与人的思想的解放也有很大的关系。随着人的思想的解放，管理者在管理员工时，往往要考虑

出了金钱以外的许多其它的因素。这便对管理思想的发展有了需求。

3.研究管理的人的角色在发生着变化。古代的思想家是作为管理思想的先驱

出现的。之后的一段时间，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关注于管理思想的发展。而在科学

管理时代，工程师和数学家则成了管理思想研究的主力。当代的管理则成为了一

门专门的学科。这是一门融贯多种内容的学科。包括工程师，数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等都参与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而由于这许多方面专家的综合研究，使得

管理科学的发展日渐成熟，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自法约尔的管理五项职能的提出。

管理围绕着这五个方面，已形成了一门相对完整的学科。

4.通过对这本书的学习，我更加感到了管理对于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管理的思想的跨越发展都与一些社会的大的事件相关的。例如，十六世纪的地理

大发现，带动了经济的发展，而管理在这时候也由于宗教改革的进行而得到了迅

速的发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则使得科学管理和人际关系管理思想的到了极大的发展。管理思想的发展同步与经济的发展，并对经济的继续发展起到

了很大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的主要内容。管理活动自

古以来就存在，“管理活动即发挥某些职能，以便有效地获取、分配和利用人的努力和物质资源，来实现某个目标。”作者一开始就把管理融入在文化的范围来

研究的。作者所研究的文化的范围主要是从经济方面（文化的经济方面是指人同

资源的关系）、社会方面（社会方面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中人与人的体系）和

政治方面（文化的政治方面是指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它包括为建立社会秩序和保

护生命财产而做出的法律和政治的安排）来进行的。雷恩把管理的发展历程划分

为四个阶段：早期管理思想、科学管理时代、社会人时代和当今时代。

奴隶制扼杀了人的个性，封建制度则紧紧地把人束缚在土地上，在那个时

代管理就是统治阶级凭仗其通知统治的地位和“君权神授”的思想对被统治阶级，管理就是对被管理人的一种硬生生地控制，人们普遍对管理持有狭隘的看法。后

来在欧洲的文化新生的影响下，管理哲学在工业化前后阶段有了巨大的发展。例

如，出现了查尔斯•巴贝奇有关生产技术分析和工厂的人事思索，罗伯特•欧文有

关工业化对人的影响的探索和亨利•瓦农•普尔研讨的制度化问题。但是，到了十

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泰罗科学管理的出现，管理才形成了公认的系统理论。以

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强调如何通过优化作业来减少不必要的程序来实现效率的提高并要求工人与管理者相协调。在泰罗的科学管理之后，相继出现了以亨利

•法约尔为代表的一般管理理论和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行政管理理论。亨利•法

约尔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关于管理的五大要素或五大职能——即计划（探索未

来，制定行动计划）、组织（建立企业物质和社会的双重结构）、指挥（使人发挥

作用）、协调（连接、联合、调动所有的活动及力量）和控制（注意是否一切都

已按已制定的规章和下达的命令进行），这一思想已成为认识管理职能和管理过

程的一般性框架。

再者就是他提出了14条管理原则（分工原则、权威原则纪律原则、统一命

令原则、统一指导原则、共同利益优先原则、奖酬原则、集权原则、等级链原则、秩序原则、公平原则、人员稳定原则、主动原则、团队精神），这些原则至今仍

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而被称为组织管理之父的马克斯•韦伯则创立了行政管

理理论，其主要观点：企业组织的管理应该是理性化而且应包括：

(1)分工明确；

(2)按等级原则安排职位；

(3)用正式的程序来甄选员工；

(4)正式的规则和制度；

(5)职业导向；

(6)非人格化：组织的控制和规则的实施具有 一致性等特点。

以上三人为主要代表的古典管理理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建立在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的假设上，他们都有较为严密的理论，把人当作是谋取

经济利益的工具以追求效率为主要目的，管理中带有较大的硬性。

科学管理出现以后，管理思想便有了更加飞快的发展，梅奥从其著名的霍桑

实验中得出人是“社会人”的观点，对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古典管理理论

提出了挑战。“社会人”时代认为物质利益并非人的主要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

和自我发展比物质的满足更能激励员工的积极性，人的因素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

视。在“社会人”时代，管理的各个方面在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如马斯洛需

求层次理论（包括自我实现的需要、尊重的需要、感情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生理的需要 五个层次）和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激励-保健理论）

双因素理论等有深远影响的理论。但这一时期管理思想显得有些混乱，管理理论

四花八门，出现了人际关系理论、社会技术系统理论、团体力学等理论，研究管

理而产生的不同学派的理论越来越多，对管理概念的定义、对管理职能的分类更

是门类繁多，管理哲学出现了某些“混淆”的痕迹，以至后来孔茨提出的“管理

理论的丛林”。但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确是管理思想活跃的时段，大有“百家争

鸣”之势，这一时期的管理一大进步就是从“经济人”的一般车间管理逐步走向

组织高层管理以及人成为了管理中最受关注的因素。

进入当代管理阶段，管理显得不像它的名字那样带有“硬”性。民主式、参

与式的管理越来越得到强调，对组织中人的因素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组织文化理

越来越成为影响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概而言之，这个时代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组

织的“新人道主义”。这个时期主要的管理理论有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X理论

和Y理论、佛雷德里克•赫茨伯格的激励—保健理论、利克特的“9.9管理”和

菲德尔的权变领导模式以及系统管理理论等。显然，当代管理少了一些“硬性”

多了一份人性，它们对人的假设越来越人性化，不像以往那么极端——他们更多的是认为人既是经济人同时也是社会人。不少管理学者提出了要把个人的目标和

组织的目标结合起来，把个人的发展和组织的发展综合起来，要在组织中营造一

种和谐的人文氛围。当代组织逐渐走向民主化、扁平化和人性化。此外，现代管

理者对管理的认识越来越理性，他们认为管理并不存在一种最优的模式，而更强

调一种情景管理和权变管理，我认为这是管理思想在质上的一次大飞跃。

以上是我对本书的粗略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出管理的哲学和思想已经发生了复杂而有深刻的变化，但不用疑问它的每一次前进和飞跃都是站立在前人的胳膊上的。然而，研究管理的发展史不仅是为了知道前人说过什么、做过什么，管理经历了一些怎样的演变，而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了解管理思想的演变历程来更好的指导我们现在的实际工作。正如雷恩所说“编写本书的目的是要根据文化环境来研究管理思想从而不仅了解管理思想的过去和现在···研究过去有助于更合理和更有条理的了解现在。”

管理思想的演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管理思想已发生过了巨大的变化。同样，现在管理思想也社会的不停的运动而处在不断地演变之中，那么接下来的管理又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我认为管理公认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人事管理等几大职能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他们的内容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必然产生相应的变革。计划是管理的一项最基本的职能，不同的管理学派虽各有其理论但五一不把计划看作是管理的第一职能，我们估计计划在未来不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它仍然要求管理者为实现某一目标或使组织朝某一方向发展而制定详细可行的计划，当然它将随着人们对应付未来不确定性的理论和方法的越来越深入的了解而继续演变。以往的组织都是建立在经济增长、资源丰富和人员之间意见一致的基础上的，但未来的可能要面对的是一种经济停滞、资源短缺和人员间存在巨大冲突的局面，因此组织将发生较大的改变，但不管如何它继续遵守这样一种古老的规则：提供组织结构而又不压制人们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既达到组织的目标和达到个人的目标，以及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维持组织的活力。至于未来的领导和控制将仍然是一个棘手的话题，由于人对自身价值认同感的提升和人自我发展的要求，领导将更加注重人性的特点，控制将是一种“软性”控制，而这两者都呈现出越来越人性化的趋势。由于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员工的空暇时间和个人收入也将会增多以及员工自身追求的提升，人力资源管理也将是管理者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可以预测未来的社会价值和政治需要将会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影响因素。

管理思想的演变史是一部人类对管理哲学的探索史。过去的实践为未来提供了历史的教训，为未来将要留下的足迹留下了基础和指导。现代管理思想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前人的根基上的，对于未来我们无法看得太清，对未来的预测也只能是一种无力的预测。管理思想的演变和发展必然要取决于其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管理的车轮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继续前进以便来应付那个最古老的话题——分配和应用稀少的资源以满足人类社会多方面的要求。

篇2：管理思想的演变

综观全书，我们能认识到，管理活动最初起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在早期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人们狩猎采集食物的生活过程中就已经有了集体合作。保存至今的古代宏大建筑和劳动分工情况下制作出来的精美的工艺品也表明了早在数千年前古人就已经掌握了丰富的管理技能。随着整个社会中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关注，对人和组织关系的深入研究，管理学理论相应发生着以下演变：早期带有蒙昧和残酷色调的关注利润而忽视人的个体的地位理论学说；到工业革命后的关注员工技能、员工效率以及工人罢工冲击下劳资双方关系的改善；到重视非生产性因素，关注人性的心理及情感需要；到对管理的一般理论的提出和总结；到关注个人与组织的和谐关系为主，根据各自的特质将二者进行有效结合，形成一种适合外部环境的组织文化；再到随着其他学科的引入，计量、统筹学直至计算机技术的采用，技术手段的提高越来越不是问题，而是整个管理过程中人际关系的整合，员工思想和学习能力的开发，以及管理过程的各个阶段的有序化、可衡量性及可预测性。

管理思想的演变史是一部人类对管理哲学的探索史。过去的实践为未来提供了历史的教训，为未来将要留下的足迹留下了基础和指导。

第二部分：管理思想的发展过程对我们今天管理工作的借鉴

意义

西方管理思想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得益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

在整个世界上的确立，形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成熟于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后，即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段时期内。其转折点是

1973年的世界能源危机，在世界能源危机以后世界新的政治经济格

局开始萌芽。80年代末由于苏东巨变，经过几年新的调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已定，从原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苏两国为轴心国，变为多个政治经济强国并立的新格局，也就是说世界由两极转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在这个新的历史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政府都对自己的政治、外交、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在微观上，各国的企业同样也面临着新的形势。由于新的国际形势由原来的军事竞争转变为经济实力竞争，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显得更加激烈，企业生存发展尤显艰难。但是，由于西方的人们还沉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之中，人们的思想还没有适应这一新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日本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在国际竞争中欧美企业连连败北，使得西方企业界和管理界开始对西方的管理思想进行深入地思考，从而形成了一些不同的观点并企图为西方的企业找出一种灵丹妙药。这样除了美国管理学家孔茨划分的11个管理学派的管理丛林之外，进入80年代后，西方新的管理思想正在形成而且处在不断的演化之中。从管理学一路的发展历程来看，其特点及借鉴意义如下：1.西方的现代管理思想明显地向人性回归，对于人的研究大大地加强，在当今的管理中，也要注重人本思想，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改进管理。

2.管理理论研究在利用社会科学的其他理论和工具方面越来越强，它大量利用现代经济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发展自身的理论，尤其是计算机的发展和普及将对管理理论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着21世纪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也改变了管理理论的发展方向，从而形成全新的管理思想，这也

是一次管理思想上的革命。3.管理学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的烙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所以科学的管理方法一定要适应时代的发展。4.管理有规律，管理无定式，无论哪一种管理方法都不可能完全适应当今的管理需求，我们要掌握其一般规律，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第三部分：讨论当前及未来企业面临的管理特点以及管理思想今后的走向

一：对于企业员工，企业将以发挥员工的潜能为目标，使企业的工作成为员工的一种享受，成为员工的自觉，而不是机械化的操作；使企业成为员工学习知识、发展自我、实现人生价值的地方，而不应成为束缚个人自由发展的流水生产线，成为企业的生产机器。

二：.引进现代管理手段，增加科技含量，注重技术培养。

随着新技术不断被应用，旧技术不断被新技术所代替，导致了社会环境的加速变化，迫使企业必须加快技术进步与革新，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采用现代管理手段。

三：企业间的合作增多，竞争成本降低。面对市场上激烈的竞争，越来越多的企业放弃了孤军奋战，转而寻求企业间的合作。通过共同的合作管理，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并且互相借鉴管理经验和方法，促进企业快速发展。

四：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与应用，企业拥有了更多了解市场的途径，与客户间的交流更加便利。企业的管理将更加符合客户的需求，企业可以利用最低的成本去获得最多的客户信赖。

五.创新将是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根本途径。技术创新是企业在生产上、市场上占据竞争优势的根本途径。技术不光要靠市场引进，也需要企业不断的创新与实践。没有技术创新的企业，在未来的市场中是无法长久生存的。技术的创新必不可少，同时在企业管理制度上也需要不断创新。六：不断提高工作效率。高效率的工作使得企业节省时间，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创新与进步中去。同时提高效率也是企业降低生产成本的有效途径。

未来的管理学的思想会更加系统化,更加自由化,并且具有战略性。

1.它会形成相应的系统的完整的体系。除了技术方面的管理之外，会更加注重人际关系的处理，公司管理层之间的分工明确，权责分明，等级有序。并且更重视鼓励机制，着眼于如何对员工进行培训，如何更好地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2.管理思想更加自由化，具有一定的变革性。管理不会被条条框框限制住，而是根据经济发展的现状，政策和不断变化的新环境而制定出新的战略策略。

篇3：秦汉统治思想的演变轨迹

秦国因“法”强大,因“法”雄诸侯,因 “法”定天下,这种情形下出现的秦王朝怎肯轻易抛弃法家思想?因而,嬴政让百官议定帝号,开始新王朝组建工作的同时,也为法家继续成为其统治思想寻找理论依据。为此首推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认为“秦代周德”“周得火德”,[2]故秦应是水德,“水主阴,阴刑杀” [2],从而将法家思想定为秦王朝的统治思想。而这一统治思想的体现,我们可以用下面两个例子说明:其一,焚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宫内宴饮上,博士淳于越进言始皇应分封子弟为诸侯,言称:“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反驳道“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并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之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2]。始皇同意,法家思想遂以极端形式再度成为新王朝的统治思想。其二,谋立胡亥。始皇临死有诏召长子扶苏,但中车府令赵高秘藏诏书,后又与李斯合谋篡改诏书,改立胡亥为太子。表面上看是李斯受赵高胁迫不得已为之,但实际远非如此。吕思勉先生就指出:“斯能豫烛蒙恬用,己必不怀通侯印归乡里,岂不能逆料赵高用而己将被祸乎?” [3] 究其原因还在于,扶苏崇儒、胡亥司法的事实。始皇死后,赵高与李斯伪造诏书赐死扶苏、蒙恬,其所用的罪名分别是 “为人子不孝”、 “为人臣不忠”。[2]而按法家思想执法的官吏要遵循的职业道德宣扬的更是儒家的修身之法、处世哲学,“正行修身,过去福存”、“君鬼臣忠”(鬼读为懷,和柔之意)、“父茲[慈]子孝”[4](为吏之道)。尤其是作为法家路线最大的推行者——秦始皇,在巡游各地教化百姓时,大讲“合同父子”、“圣智仁义”。[2]这些几乎都是儒家的东西。更有趣的还有前面提到的用来贯彻法家思想的理论依据——五德终始说, 还是阴阳家的东西。可以说,秦王朝的统治思想虽为法家,其余各派思想也并未销声匿迹,焚书坑儒也并不如想象中的噤若寒蝉,这一点就为以后汉代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也为汉代重新选择统治思想提供了条件。

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即着手营建新的上层建筑。刚入关时,萧何就帮助刘邦简约刑法,与关中百姓约法三章,这是针对秦朝任刑的最初姿态;同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刘邦还不喜欢儒生,不但“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2]而且动不动骂人是“竖儒”。[2] 然而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现实[5]又无法令其乐观。这时出现了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叔孙通。他本是秦朝的博士,但由于秦朝行法,无用武之地,一看到机会就赶紧游说刘邦,言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要为刘邦建立一套显示等级尊卑的朝拜仪式,结果刘邦接受这样的礼仪后,发出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5]并得意洋洋向其父夸耀“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所就孰与仲多?” [2],从而排斥儒家的心理有所减轻。另一个是陆贾。据载,陆贾常常向高祖称举诗书,高祖不以为然,认为天下是马背上得来的,与诗书无关。但陆贾据理力争,进言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才有所悔悟,于是令陆贾等著书,阐明“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的道理。[2]之后陆贾完成《新语》一书,并在书中指出秦朝失国的原因在于“举措太众,刑罚太极”。[6]进而提出儒道相辅,以儒治国,以无为发展经济,以德教化百姓的治国方针。并且陆贾“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2]表明不但刘邦本人接受了陆贾的思想,就是以刘邦为首的统治集团也接受了陆贾的思想,由此开创了汉初黄老之治的政治局面。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了汉初的社会背景以及儒道的社会状态而来。汉初一个迫切的要求就是恢复发展生产。无论上层统治阶级还是下层民众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生存状态以发展生产,这是其一。其二,汉代秦而来,秦法太过繁苛,人们普遍希望新建的王朝能够改弦更张,给百姓一个安定的生活。对于汉统治者自身而言,也担心重蹈覆辙,为此不断总结秦亡教训而表现出一种相对温和的态度。儒讲以德治国,道讲无为无不为,都较法家温和得多,自然符合西汉王朝的这种现状。但儒家因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元气尚未恢复,并且有个别儒生认为“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汉统治者 “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2] 而不愿意与刘邦合作。而道家此时前前后后已相沿六代,思想已经相当成熟。面对这种情形,本不喜儒生的刘邦转向道家成为必然。更何况此时道家实质是经过改造了的道家,至少在陆贾那里,道家就与儒家在国家建设中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只不过对于当时经济破败状况而言,发展经济乃是首要任务,由此以道家的无为主张发展经济就成了重中之重。因此从这个角度讲,陆贾所说的儒道相辅实质是战国末出现的以《黄老帛书》为代表的黄老之学,它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兼采儒、墨、名、法、阴阳诸家之长,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实用性,可以说完全适合了汉初统治者的需要,从而为汉初政治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黄老无为思想实质就是不扰民、与民休息,所以汉初统治者以此为指导方针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积极地恢复与发展经济。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黄老思想本身就有着对诸家思想的兼容,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汉初政治也必然在实际运作中兼采诸家思想中有利于其统治的部分。这一方面是改朝换代过渡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战国末期以来各家思想相糅合的现实决定的。汉初约法三章不久扩展为九章,高后惠帝、文帝时又陆续废除连坐、肉刑的举措,景帝时又削减了笞刑的板数,都说明汉初任刑的事实存在。笔者以为,儒家、道家、法家的治国方略都是汉初政治的组成部分,但若从实际出发,发展生产是当务之急,它要求统治者对百姓勿加烦扰,故黄老思想可以看作汉初统治的指导思想不应有所疑义。至于有人认为汉初统治思想是儒道法并行,也有其道理,但笔者还是认为,种种迹象表明黄老思想是指导思想,其余诸家都是在此既定方针下贯彻的。从这个角度讲,要谈“汉承秦制”,承的应该是其统治策略。

西汉王朝走到武帝时期,情况有所不同了。《汉书·食货志》记载:自汉兴“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国力得以恢复,于是开始寻找一种更有效的统治思想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这时儒家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董仲舒。汉武帝征求治国方略,为此董仲舒上了“天人三策”,三次对策虽然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核心,但其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实际是经过改造而适应了当时统治需要的儒家思想。这个改造就是兼取道家、法家、阴阳家等有利于地主阶级统治的部分学说,并糅合了儒家自身的思想而成。具体表现为:董仲舒强调王者治国的大本既有“务明教化民”的儒家思想,又有“正法度之宜”的法家学说[5];同时还利用道家的天道观为封建政权服务,“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5]把道家的道统变成封建的法统。从此汉武帝确立了儒家的独尊地位,儒家思想成为武帝以及其后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但就儒家独尊之初所说的武帝时期,国家处于战备状态,不时与匈奴交战,导致具体政策的实施不可能完完全全按照儒家的那一套力行王道,实际情况是,“霸王道杂之”,[5]也就是说,此时的统治思想实则是外儒而内法。一个典型表现就是连年对匈奴用兵导致国库空虚,“人复相食”,[5]武帝晚年有所悔悟,不但下了轮台罪己诏“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还“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示与民休息、“思富养民也”。[5]从而暂时缓解了社会矛盾,使得汉王朝得以延续。儒家的仁义之道在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得此教训,后继者之一宣帝更是看重儒家学说。宣帝登基之前流落民间,深知民间疾苦,上台伊始即着手吏治的澄清工作,“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4]“汉世良吏,于是为盛”;[4]同时进一步诏减了武帝时的包括首匿法在内的许多酷法,并设置廷尉平一官,帮助廷尉平理刑狱。

到了成哀之际,随着儒家地位的日益巩固,董仲舒儒学中的关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说法在社会危机加深的情况下进一步神秘化,为两汉谶纬迷信思想的泛滥提供了理论依据。谶是用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向人们昭示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纬是假托神意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解释。这样一来,董仲舒关于天意与人事的解释中可以限制皇帝过分残暴的想法被谶纬之气所掩盖,董仲舒的神学唯心主义哲学进一步神秘化、庸俗化。可以说,西汉后期完全成了谶纬神学的天下,地主阶级以此作为维护其统治的思想工具。

然而,历史的车轮是不断前进的,董仲舒的神学和谶纬迷信没能阻止农民的革命,继之而起的东汉王朝跟以往的政权一样也需要总结前朝败亡的教训,刘秀曾说过“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1]表明东汉统治者更加意识到统治天下单靠棍棒是不行的,还需要一种精神手段。而经过西汉末年以来的谶纬风气洗礼的刘秀对谶纬可以说深信不疑,从而又推动了谶纬风气的流行。因而,刘秀称帝后,立五经博士、行礼乐、宣教化,大肆宣扬儒家学说的同时,又令儒生尹敏等校定图谶,并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1]最终使得“谶纬取得了国教的地位”。[7]这是刘秀作为东汉最高统治者在当时思想领域所作的控制,其后果是使得东汉思想界显得死气沉沉。而另一方面,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东汉王朝前期还实行了一些抑制土地兼并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并注意恢复发展水利事业,所以延至明章二帝时期,国力得以恢复,出现了一个阶级矛盾相对缓和、政局相对稳定的太平盛世。从这个角度讲,刘秀作为东汉始建者的功劳不可泯灭。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刘秀所推崇的谶纬其实仍然源于董仲舒的儒学,只不过是董仲舒儒学中比较神秘化的那一部分,很简单,不管是什么样的谶都是要求儒生按照儒家的经来解释。虽然有的儒生不屑于谶,但在皇权之下也不能不有所屈从。刘秀要建灵台,想用谶来确定位置,征询桓谭,桓谭先答为“臣不读谶”,又言“谶之非经”。刘秀大怒,要处死他,桓谭吓得“叩头流血”才得以保全性命。[1]可以想见,谶与纬的结合,造就了一大批方士化的儒生。可以说儒学为封建社会统治服务的改造正是进行时。到了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集经学大师在白虎观开会讨论五经异同,章帝亲自裁决。会后由班固整理记录写出《白虎通》,成为地主阶级巩固其统治、保护其既得利益的法典。至此儒学为封建社会统治服务的改造才基本完成。从此儒家思想有效地调剂着封建统治秩序,使得封建王朝在周期性的扩张中延续了很长时间。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吕思勉.秦汉史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编年记释文注释.睡虎地秦墓竹简[Z].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陆贾.新语[M]∥诸子集成(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篇4：管理思想演变中的张力

上世纪50年代，英国的C.P.斯诺进行了《两种文化》的讲演。作为财政部公务员和小说家的斯诺，敏锐地感受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隔阂，认为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经分裂为两个极端集团：一极是文学家（狭义的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小说家的东西，物理学家是不看的，而物理学家的东西，小说家看不懂。文学家认为科学家过于乐观、浅薄，缺乏人文底蕴；科学家认为文学家短视、反智，看不到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光明前途。在文学家眼里，科学家是文盲加上技术偏执；在科学家眼里，文学家是科盲加上杞人忧天。即便互相之间照顾到面子不说得那么决绝，也是一种指尖碰触一下帽沿的礼貌，而不可能形成敞开心扉的交流。两种文化的冲突已经严重影响到人类的发展。科幻小说《侏罗纪公园》作者是科学家，他对科学的反省使他转向文学，并通过小说表达了对人文缺失、科学一枝独秀的担忧。

关于人文和科学两种文化的冲突，已经有不少人在进行研究。但是，从两种文化冲突角度来观察管理思想的发展演变，似乎还很少有人注意。如果我们把斯诺的看法移植到工业革命以来的管理领域，就会发现，管理思想的演变，正是在两种文化的张力推动下，或者说是两种文化的互相牵制和矫正下，推动着管理理论的发展。

在工业社会之初，以自己的天才和良知来推动管理思想探索的，有两个非常杰出的人物。一个是英国的数学大师巴贝奇，他试图把各种数学方法用在刚刚兴起的机器工业生产管理中，写出了《论机器制造业的节约》。另一个是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他在自己的纺织厂热心实验，用人道主义的关怀改进对工人的管理手段。由此，奠定了管理学发展的两条路线：一条是科学化路线，另一条是人文化路线。两条路线似乎根本没有相交，然而，在他们身后，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两条路线在向未来的延展中，不管哪一条，只要单兵突进发展迅速，另一条就会产生一种矫正效应。表面上的不相交，却在事实上互相把对方拉到自己影响力所及的范围内。尽管二者的基本倾向是互相排斥对方，却正是因为排斥而产生引力，从而调整着管理学的发展方向。

古典管理学诞生之初，泰罗和法约尔可以称为管理理论的“双子星座”。工程师出身的泰罗高举科学的大旗，他的宗旨就是以科学取代经验，在他的努力下，企业管理从生产流程到组织结构，一切都要以科学为依据，一切都要服从科学，管理思想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然而，同样是工程师出身却更重视经验归纳的法约尔，对管理的认识与泰罗截然不同。他以自己的高层体验和丰富的实践总结，特别重视管理中的人文因素。他所归纳出的“五大管理要素”和“十四条管理原则”，处处渗透着一种智慧的洞察。对于管理活动，他很少谈到科学派挂在嘴上的“最优”，而更强调“恰到好处”和“微妙”。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泰罗和法约尔是完全不一样的。法约尔为了消除人们的误会，强调自己同泰罗并不对立，但是，他也承认他同泰罗的方法不一样，正是这种方法不一样，决定了法约尔同泰罗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比较一下泰罗和法约尔对待数学的不同态度，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两人的区别。泰罗推崇数量方法，他的标志就是秒表，他的拿手好戏是“精确测定”；而法约尔不大提起数学，恰恰相反，在号召管理教育进大学课堂时，法约尔特别指出，大学里高等数学太多了，招生时对数学的强调过头了，“预备课也特别重视数学，而且预备课里几乎谈不到学习文学、历史与哲学”。法约尔甚至直截了当地说：“长期的个人经验使我懂得，高等数学对管理企业是没有用的，采矿工程师与冶金工程师几乎从来用不到它。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高等学校的学生被迫进行漫长无用的数学学习，而同时又有很多必要的东西应该学习却没有学习。”（《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正是法约尔对数学方向的背离，才使得他所创立的管理学理论框架得以呈现出浓厚的人文色彩。

经济大危机冲击下，管理学经历了从古典向现代的演变。揭纛现代管理的领军人物是巴纳德，而巴纳德恰恰是一个知识结构上严重偏科的人物。他的语言天赋非常人能及，他的音乐才能足以安身立命，然而他的自然科学和数学知识严重缺乏，并因为缺乏科学学分而未能从哈佛毕业。在他统领贝尔公司期间，因为他那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对失业者的同情，对志愿活动的热爱，使他赢得了极大的社会声誉，领导公司从经济大萧条中走了出来，然而，他不重视利润，不关心财务数据。当其他电话公司都采用了自动交换机时，他还坚持人工接线，因为温柔的女中音要比冷冰冰的拨号音更好听。但是，接线员在经济危机中，会因为巴纳德不裁员的承诺而感动，但在经济正常后，却会因为工资过低而恼火。正因如此，巴纳德在管理的人本理念、协作本质等方面有着深刻的洞见，开创了现代管理学思想体系，然而在财务和赢利方面却十分薄弱。他自己说过：“我是在把对经济理论和经济的关心退到第二位的——虽然是不可或缺的——地位上的时候，才开始理解到了组织以及那里的人类行为。”这句话固然可以作为巴纳德把人本放在效率之上的证据，同时也反映出他的软肋。对巴纳德的这种偏向，他的理论继承人西蒙进行了出色的矫正。西蒙在观念上完全接受了巴纳德的理论，而在方法上却彻底走向科学方面。西蒙自己认为，他并不是管理学家，而是科学家。正是数理领域的高深造诣，使西蒙成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专家，并获得了图灵奖。西蒙一直强调，社会科学要发展，就得追求自然科学式的严密性和精确性。西蒙对从法约尔到古立克那种“管理谚语”的批判，对“管理原则”的放弃，处处表现出自然科学式的努力。西蒙的这种努力，不动声色地矫正了巴纳德的理论方向。当日本学者占部都美等人断言“所谓现代管理学，就是巴纳德—西蒙理论”时，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二人，实际上也是互相矫正的。

当代管理学中，依然存在着科学与人文的冲突和矫正。名声极大的德鲁克，完全不用数学方式，甚至极少使用数据说明问题。在德鲁克的著作中，处处渗透着一种人文精神，却基本上没有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子。尽管德鲁克并不排斥科学，更不反对科学，但是，他对管理的界定，始终没有向自然科学靠拢的迹象，甚至社会科学常见的问卷调查之类手法，德鲁克也一概不用。他的所有观点，富有见地，却很难用科学方法“实证”。很多人都认为，学院派对德鲁克的排挤，是“有眼不识金镶玉”，讥之以忌妒心理和小肚鸡肠。但从学院派的角度看，如果对德鲁克的各种说法进行数学式的求证，确实有可能发现瑕疵。所以，学院派认为德鲁克不是学者而是“记者”，不仅仅是因为德鲁克来到新大陆时的身份是《金融时报》派出人员，而且很可能是因为他的文章风格非学术化。德鲁克对学院派不服气的地方，也不在于要争得一个学者头衔，而是要把自己的写作同新闻报道区别开来。所以德鲁克强调他是作家而不是记者。如果把德鲁克的著作同学院派的著作（如迈克尔·波特）相比较，就不难看出，德鲁克更偏向于人文，学院派更偏向于科学。然而，德鲁克的存在，对于学院派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正是德鲁克（包括与德鲁克类似的一批人）的研究，时时在敲打着学院派，使他们不至于在数学模型的道路上走得过远，以致于同企业实践完全脱节。而学院派那些充满了公式和模型的论文专著，也反过来对德鲁克式的洞见进行着各种科学化检验，防止其偏离科学。

上述现象，勾勒了管理思想发展的大致轨迹，细究起来，就这一主题，可以进行十分具体的探究。例如，即便在泰罗的科学管理团队中，具有人文倾向而且对泰罗形成一定矫正的也大有人在。像泰罗的密友甘特，两人的合作中也经常争论，而其争论的焦点，往往与科学与人文两种倾向有关。同样是工程师出身，甘特更注意人的因素，泰罗则抱怨甘特的某些做法不够精确严密（如关于效率工资，泰罗的差别计件工资制力求精确，却难以实施，甘特的任务加奖金制不够严密，却便于推行。细论起来，在管理实践中的普及程度，反而是甘特的方法更实用更常见）。再如，西蒙的科学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同西蒙合作的密友马奇，却更倾向于人文追求。在马奇同西蒙合作的《组织》一书中，几乎完全被西蒙的科学倾向同化，而在马奇自己的课程中，却偏爱用小说和电影作为教材，试图把管理教学和研究拉向人文一边。再具体一点，同样是研究组织学习的阿基里斯和圣吉，阿基里斯就立足于对组织学习给出逻辑和模型化解释，而圣吉则突出领悟和人文化操作。类似现象，在管理学界比比皆是。

毋庸讳言，在管理研究领域，直到今天，科学和人文缺乏对话，互不理解，甚至互相抵牾的现象依然存在，而且有时还相当严重。在中国，“文科傻妞”和“理科呆瓜”的戏称，不正是科学和人文对立的映射吗？尽管笔者很厌恶这种标签语言中的轻浮、浅薄和妄自尊大，但正是这种缺乏尊重和理解的语言，反映出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对立，在中国同样严重，甚至更严重。即便是十分严肃的学术性对话，那种认为人文研究“不是学问”，或者认为数理研究“没有价值”的偏见，也屡屡可见。重视这种对立，走出这种对立，是管理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篇5：论管理思想演变中的人的因素

论管理思想演变中的人的因素

现代管理理论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期间众多的历史流派和学术主张丰富了这门古老学科.如今,对管理理论及其在社会实践中的发展这样一个历史的..具体的过程进行整体透视已经并非易事.为此,选择一个特定的视角作为观察公共管理理论演变的“一斑”,并借此来窥见公共管理理论演变的“全貌”,就是一个有方法论可靠性的做法.在经历深思与辨析之后,我们发现,关于管理中人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性,始终贯穿管理理论发展的全部过程,因此,把管理中人性的变迁作为审视管理理论发展全貌的视点,无疑是可行和具有实践意义的作法.

作 者：朱彪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9刊 名：安徽文学(文教研究)英文刊名：ANHUI LITERATURE年，卷(期)：“”(10)分类号：B0关键词：管理 思想 演变 人 因素

篇6：管理思想的演变

一、引言

管理实践，是当代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在人类社会早期就已经存在。人是管理的实施者，也是管理的逻辑起点，若想对管理有进一步深刻的认识，对人的探究不可或缺。古今中外诸多学者曾从各个角度和领域对“人性”进行了研究，对管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重视研究管理应该是从步入工业时代开始的。18世纪60年代，英国掀起了一场巨大的变革，蒸汽机的问世使社会生产力中融入了工业元素，人类社会也开启了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工业时代。随着生产技术的大变革，社会生产更有效率，经济也得到了一定发展。此时，社会性质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人们的生活更加需要管理，于是开始了对管理的研究和探索。18世纪60年代以前，社会管理一直处于朦胧状态，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虽然对管理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概念，并提出了人性的基本观点，但是此时的管理不成体系，只是一些零散的初步概念，且东西方的管理学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别。

二、工业社会前期人性假设的演变蒸汽机问世后，人类进入了工业社会，在这一阶段，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力发生了两次大的变革，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使得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社会发展有了较大的变化。

18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是工业社会前期，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对管理的重视和研究为后来的人性研究和管理学发展奠定了基础。西方对人性的认知不同于东方，其逻辑的起点是“事”。“经济人”假设是这一时期最早被提出的。1776年，正处于工厂制手工业和机械制大工业的过渡时期，率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人民认为：在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追求都是一致的，行为动机是相似的，价值取向是统一的，通过自由竞争，完全可以达到“自然均衡”和实现“自然理性”。在此背景和基础上，亚当·斯密针对生产目的，对人的行为目的进行了研究，认为“自利心”是人们最佳的行为动机。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说到：“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对他们有好处。”后来，在斯密的理论基础之上，纳索·威廉·西尼尔定量地确定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而作为功利主义支持者的穆勒也赞成斯密的原始观点，将其引入经济学中，认为人们的行为是受利益驱使的，从而提出“经济人”假设的观点。

三、工业社会前期管理思想的演变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在原始社会时代的集群生活里就已经开始了管理实践。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都一直把管理当做一种活动，从而有组织地来实现自身的需求，可以说这是一种零散的管理活动，管理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哈罗德·孔茨说过：“管理是一门科学，一种手段，还是一种艺术，是人们经常争论的问题。”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工厂的建立，让人们开始意识到管理的重要性，同时伴随着战争和国家的扩张，这一关注点延伸至整个西方社会。管理学成为了西方研究的中心，巴贝奇、杜宾、尤尔等人从组织和方法研究管理，还有欧文、普尔等学者从人的角度认识管理。追溯至农业社会，人们都是独立的生产、生活，自给自足。步入工业社会，生产模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工厂的集体化生产，对人们以往的习惯形成了挑战，人们需要标准化、准确性和强制性的`纪律来规范行为，用恰当的方式来激励人们的工作，从而尽快适应工业化的进程。步入工业社会初期，重商主义学派的学者们提出了有关管理的想法，其认为“稀缺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勤奋”，收入和劳动力是呈负相关的，要想人们努力工作，就需要限制工人们的生活水平，从而使工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而工作。亚当·斯密不认可这种以低工资确保劳动力积极性的做法，其认为“劳动力的工资是对勤奋的鼓励，而勤奋与其他各种人类品质相似，能够按比例地提高其所获得的鼓励……当工资较高时，我们将总会相应地发现工人们比工资较低时更加积极、更加勤劳和有效率……”人们会受到金钱的激励，更加努力地去获得更多的报酬，并不需要压抑工人们的基本生活。这也是所谓的“胡萝卜”式的工资激励。在早期工厂体制中，应用更多的是“大棒”式的消极制裁，其通过体罚等手段来控制工人。

直到20世纪，人们开始将重点转向“人”，从而通过创造新工厂精神来激励人们，实现道德层次的激励。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前，这些都仅仅是一些管理实践和较为零散的管理思想，并没有形成理论，直到泰勒提出了科学管理的概念，管理学才正式形成。泰勒从效率的角度出发，系统地研究管理，从而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科学管理理论。他提出了完全分工理论，认为要从人的角度考虑，将工作定额，维持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并且采用合适的激励手段，主要是靠金钱来促使工人积极工作，提高生产效率。道格拉斯·麦格雷戈总结了早前的管理实践以及泰勒的基本观点，认为人是好逸恶劳的，并在《企业中的人性面》中提出了主张采取命令、强制管理的X理论。

四、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