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变模型（精选九篇）
演变模型 篇1
1.1 钻石模型
波特认为, 一国的国内经济环境对企业开发其自身的竞争能力有很大影响, 其中影响最大、最直接的要素为: (1) 生产要素, 包括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 (后者对竞争优势更为重要) ; (2) 需求条件, 包括本国需求结构、需求规模、需求拉动方式、需求的全球性、超前性和挑剔性; (3) 相关与支持性产业, 包括上游供给产业及相关产业的竞争优势; (4) 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 包括企业的形成与组织管理方式、竞争激烈程度、创新和企业家才能等。此外, 机会和政府作为另外两个辅助要素影响着上述4要素。这六方面的要素彼此互动、相互影响、相互加强, 共同构成一个动态的激励创新的竞争环境, 由此构成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来源。
1.2 国际化钻石模型
Dunning认为波特的钻石模型的一个缺陷是其仅仅关注“母国基地”, 而忽视了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的影响;跨国公司的活动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波特钻石模型中的各个互动的关键要素, 应该将其看作第三个外生变量添加到钻石模型中。Dunning的国际化钻石模型就很好地解决了波特的钻石模型低估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对国家竞争优势影响的问题。
1.3 双钻石模型
鲁格曼和克鲁兹 (Rugman & Cruz, 1993) 在研究加拿大国家竞争优势时, 发现单一的“母国钻石”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规模经济小、开放的贸易经济国家竞争优势的来源。一方面, 加拿大本国企业可以利用美国市场来扩大生产, 达到规模经济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 那些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的美国企业在加拿大投资, 发展生产, 为加拿大本国企业带来了竞争压力。这样产业竞争优势就不仅仅源于加拿大国内经济环境, 也源于美国国内经济环境, 更源于两国经济往来形成的环境。为此, 鲁格曼和克鲁兹构建了双重钻石模型来解释加拿大竞争优势的来源。
1.4 一般化双钻石模型
“双钻石模型”是以加拿大为研究对象构建的, 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不适用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外的其他小国。为了对小国经济竞争优势来源进行分析, 穆恩等人 (Moon, Rugman & Verbeke, 1998) 进一步将“双钻石模型”拓展为适合所有小国经济的“一般化双钻石模型”。如图2所示, 图中内部的实线钻石代表的是“国内钻石”, 它的大小由国家大小和本国竞争力决定;图中中间的虚线钻石代表的是“国际钻石”, 它是一国在纳入了“跨国经营”这一变量后的竞争力;图中外部的实线钻石代表的是“全球钻石”, 它是指一国经济完全溶入到全球经济时该国的国际竞争力, 它的大小在可预期时间内是固定不变的。
1.5 九因素模型
韩国汉城大学教授乔东逊 (Cho, D·Sung, 1994) 对韩国经济发展进行研究, 指出韩国缺乏资本、技术和足够大的国内市场等“物质”要素, 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在于具有良好教育的、充满活力的和富有献身精神的“人力”要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人力”要素创造了韩国缺乏的“物质”要素。乔东逊由此构建了解释韩国产业竞争力的“九因素模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分为三大类九个因素:物质要素, 即资源禀赋、商业环境、相关和支持产业、国内需求;人力要素, 即工人、政治家和官僚、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和工程师;外部机遇。
1.6 金碚的产业竞争力分析范式
金碚教授指出波特的钻石模型尽管十分富有启发性, 但对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分析范式也未必一成不变。金碚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竞争力, 构建了产业竞争力来源的经济分析范式。产业竞争力的直接来源包括价格、成本、质量、品牌、产品结构、服务、差异化7个因素, 间接来源包括生产要素、需求因素、相关与支持产业、企业战略、组织与竞争状态、制度体系、企业文化、政府行为、机遇9个因素, 其最终来源于核心能力和技术创新水平。
1.7 新钻石模型
复旦大学芮明杰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从本源上看应该是内生的, 波特的钻石模型却忽略了这一点。产业竞争力的本源性变量应该是产业吸收知识与创新的能力。因此, 芮明杰对波特的“钻石模型”作了一点修改, 给“钻石模型”加了一个核心——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 (如图3所示) 。产业有了这个“核心”才能真正发展出持续的竞争力。芮明杰同时认为, 一国产业的竞争力也取决于该国产业参与世界产业体系的程度与在其中的位置。因此, 现在与未来中国产业的发展首先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 其次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体系, 并在产业链中谋求好的位置, 进而在全球经济中保持与发展自己的产业竞争力。
1.8 恩莱特的产业竞争力分析范式
香港大学商学院恩莱特教授认为每个产业都应尽量按引言、产业界定与描述、产业的发展历史、产业当前定位及评价、产业竞争力驱动因素分析、产业发展态势预测、结论的分析框架来展开。在产业竞争力驱动因素方面, 恩莱特教授对波特的研究框架进行反思, 对其作了重要的改进, 提出从“国际层面的推动因素”、“宏观经济层面的推动因素”、“相关产业层面的聚集效应”、“微观/产业层面的推动因素”、“企业层面的推动”等五个角度分析一个特定产业的竞争力的分析范式。
2 对中国的启示
2.1 对中国产业竞争力研究的启示
(1) 重视经济区域联盟的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区域联盟, 这就为中国创造出了类似北美自由贸易区这样的客观环境。因此在分析中国某些产业竞争力时应该借鉴性地应用双钻石模型。
(2) 重视跨国公司的作用。
目前, 跨国公司已在中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成为经济增长极为重要的推动因素。跨国公司为我们带来了技术、资金、管理和压力, 使我国的产业布局、产品结构、资金利用、管理技能与生产经验等各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改善与提高, 促进了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提高。
(3) 重视国外需求。
对于一些外向型产业而言, 其需求主要来自国外, 挑剔客户也主要来源于国外而非国内。因此, 在分析外向型产业竞争力时应该充分重视国外需求的影响, 否则就可能产生判断上的偏差。
(4) 重视政府的作用。
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 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产业竞争力的创造不是起辅助作用, 而是起关键作用, 政府可以依靠手中的软资源和硬资源推动产业发展。
(5) 重视内生竞争力变量的作用。
产业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不断与环境进行物质、信息、能量交换, 产业内部要素协同作用力逐渐加大, 直至把产业竞争力推到更高的水平, 而在这个水平上产业又不断与外部环境进行交换, 使产业竞争力达到越来越高的水平。由此可以看出, 产业竞争力来源于内生竞争力变量 (资源整合能力和创新能力等) 和外生竞争力变量 (产业外部环境) 。因此, 在分析产业竞争力时不仅要考虑到产业外部环境的影响, 还要考虑到产业内部因素的影响, 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科学地评价某一产业的竞争力。
(6) 重视产业的差异性。
在具体分析某一产业时应该考虑该产业的特点与其所处环境的差异性, 这样才有可能正确地评价某一产业的竞争力。如在研究出口依赖型产业时, 就不得不考虑国外需求、国外竞争者和贸易政策等因素, 而不是仅仅应用母国钻石来分析。
(7) 重视体制因素的作用。
国外竞争力理论的研究是以发达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 而我国还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 计划经济还未完全退出, 市场经济尚未发育成熟, 体制因素仍然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 因此, 在进行我国国际竞争力研究时不应将体制因素排除在视野之外。
2.2 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启示
(1)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
通过实践和双钻石模型的验证, 双向的外部直接投资对竞争优势的获得都起作用, 对内和对外的直接投资对提升竞争优势都有正面影响。因此, 中国的发展一方面需要通过“引进来”获得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技术、资金和管理技能;另一方面, 需要通过“走出去”获得国家稀缺的自然资源和市场。
(2) 鼓励企业走自主创新之路。
产业要真正发展出持续的竞争力就必须坚持走自主创新之路, 培养产业内生性竞争力, 不断提高整合资源和创新的能力。因此, 要通过各种政策, 激励企业走自主创新之路。
(3) 加快产业升级步伐, 谋求好的国际分工地位。
一国产业竞争力也取决于该国产业参与世界产业体系的程度与在其中的位置。为了提高我国产业的竞争力, 应加快产业升级步伐, 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并谋求好的地位。
(4) 创造支撑生产率提升的良好环境。
政府应尽力去创造一个支撑生产率提升的良好环境。一方面, 政府应致力于提升生产要素的结构和水平, 完善市场机制, 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另一方面, 政府应尽量不要干预市场主体的行为。
参考文献
[1]陈卫平, 朱述斌.国外竞争力理论的新发展———迈克尔.波特“钻石模型”的缺陷与改进[J].国际经贸探索, 2002, (3) .
[2]芮明杰.产业竞争力的“新钻石模型”[J].社会科学, 2006, (4) .
[3]刘颖琦, 吕文栋, 李海升.钻石模型的演变及其应用[J].中国软科学, 2003, (10) .
[4]杨玲丽, 丘海雄.“钻石模型”的理论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科技与经济, 2008, (3) .
[5]汪莹.产业竞争力理论研究述评[J].江淮论坛, 2008, (2) .
[6]芮明杰, 陶志刚等.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7]周燕, 齐中英.产业竞争力及其来源分析[J].商业研究, 2004, (8) .
[8]杨海兰.正确认识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J].商业研究, 2003, (1) .
演变模型 篇2
TC4钛合金焊接接头疲劳损伤演变模型研究
对航空发动机焊接式整体叶盘结构,用损伤力学理论研究焊接接头低周疲劳损伤演化规律,以带内变量的热力学为基础,根据低周疲劳损伤特性及耦合的应变等价原理,建立了焊接低周疲劳损伤演变模型.用控制应变的.疲劳试验,对航空发动机中常用的TC4钛合金焊接试件进行了疲劳损伤的测量,验证了损伤演变模型.模型中的参数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且容易测量.研究结果对航空发动机焊接式整体叶盘寿命预测有参考价值.
作 者：郭海丁 邬华芝 刘观日 高德平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江苏,南京,210016刊 名：航空动力学报 ISTIC EI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AEROSPACE POWER年，卷(期)：18(2)分类号：O346.1 TB302关键词：航空、航天推进系统 损伤模型 焊接结构 低周疲劳
演变模型 篇3
关键词：货币危机；早期预警模型
1 FR概率模型
Frankel和Rose以100个发展中国家在1971-1992年这段时间发生的货币危机为样本，以各个国家的年度数据为样本资料，建立了可以估计货币危机发生可能性的概率模型。选择的变量有：GDP的增长率、国外的利率、国内信贷增长率、政府预算赤字占GDP的比率和经济开放程度等等。结论是当经济增长越低，国内信贷增长越高，国际市场利率越高，外商直接投资与外债比越低，外汇储备越少以及实际汇率越被高估时，越有可能发生危机。
优点是对一系列前述指标的样本数据进行最大对数似然估计，以确定各个引发因素的参数值，模型构建简单，数据取得容易，方法较为成熟，应用较为广泛。缺陷主要是：“三重估计”在客观上限制了模型的准确性；在确定引发因素、样本数据方面对各个国家一视同仁，没有区分；数据很难达到“大数定律”的要求。
2 STV模型
Sachs，Tornell和Velasco选择20个新兴市场国家的截面数据进行研究，因此该模型被称为横截面数据回归模型。该模型分析了1994年末的墨西哥货币危机在1995年对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考察了货币危机发生的决定因素。其实证结果表明当国家的金融体系脆弱和国际储备较低时，汇率高估或贷款繁荣容易引致投机进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
该模型除具有FR模型在指标选取和方便使用等方面的相同优点外，还使用了横截面数据，克服了FR概率模型没有考虑国别差异的不足；同时，该模型的指导思想是寻求哪些国家最有可能发生货币危机，而不是分析什么时候会发生货币危机。不足之处在于模型要求找到一系列相似的样本国家，这在现实中相当困难；考虑因素范围过于狭窄，只考虑汇率、国内私人贷款、国际储备与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比率等指标；估计方程是线性回归模型，过于简单；虽然Sachs等人的回归分析法对货币危机发生的决定因素进行了有益的分析，但是人们关心的不仅仅是决定危机发生与否的因素，而是希望能够预测危机发生的时间。
3 KLR信号分析法
Kaminsky、Lizondo和Reinhar对货币危机进行定义，确定信号区间，然后依据显著性检验挑选出一些重要预警指标，如果预警指标的变动超出阀值，那么就认为该指标发出未来一段时期将要发生危机的信号。在预警系统设中，预警指标的选择需满足两个基本求：一是所选经济指标是符合货币危模型的，在理论上能对危机起预测用。二是所选指标在实际操作上是可的，即这些指标的数据是每月都可得的。得出的主要结论是：预测货币危机的有效指标包括出口、实际汇率对一般趋势的偏离、广义货币对外汇储备的比例、产出和股票价格，而国内外实际存款利率的差别、借款利率和贷款利率的差别、进口、银行存款等指标并不具备有效预测的能力。
KLR方法的优点首先是所选取的货币危机预警指标是一种先导指标，即在货币危机发生前一年到一年半之间就发出预警信号，便于当局先发制人、采取措施防止危机发生，真正起到“预替”的作用。其次，通过噪声/信号比筛选预警指标，KLR方法得出的指标体系具有稳健性，即就能够在危机发生前持续发出信号且准确度高、嗓声小。最后，KLR方法便于理解和应用，实证研究也证明了它的有效性。但是KLR模型的缺陷也很明显，由于KLR模型将外债指标作为研究对象，而外汇储备又不作为指标，于是导致认为外债指标作用不佳，从而放弃了外债指标。而且25个指标中有明显的倾向性，大多集中在外汇储备、信贷增长与实际汇率等方面，放弃了外债指标有失偏颇。
4 Simple Logit模型
基于滞后宏观经济和金融数据的Simple Logit模型由Kumar，Moorthy和Perraudin在2003年提出，该模型基于利率调整引起的汇率贬值构建了两个投机冲击预测模型：未预期到的贬值冲击模型和总贬值冲击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样本外预测对货币危机的发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而且它也进一步证实了早期理论研究中提出的导致货币危机发生的主要因素。模型的结果显示，外汇储备和出口的下降以及真实经济的虚弱是导致危机发生的最重要解释变量。此外，货币危机的传染性在货币危机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演变模型 篇4
当前紧张的经济环境下, 实体经济受重挫, 服务业成为产业链中的首选提升板块。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成员——物流业, 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振兴之引擎”的重任。物流联盟作为企业战略决策的产物, 天然理念是分工合作, 实现资源的快速集聚和整合。本文所述物流联盟是指物流服务需求方与物流服务提供方从各自利益出发, 为了实现彼此战略目标, 以股权或契约合作方式结成的风险共担、要素双向或多向流动的松散型合作组织。本文试图探寻物流联盟演变规律, 建立物流联盟演变模型, 解释物流联盟演变机理背后的特殊情境, 设计物流联盟绩效评价体系, 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条思路。
1 企业物流战略联盟的基本特征
在物流联盟中, 物流服务需求方和第三方物流提供者之间共同致力于提高质量和劳动效率, 以减少物流总成本, 双方紧密合作改进物流过程, 以达到优质的顾客服务水平[1]。双方分享相关信息和回报, 分担由于合作带来的风险, 强调双赢及合作的长期性。通过这种融合, 使得物流联盟作为一种获得战略优势的源泉, 能够发挥出比普通物流外包关系更高的效能。为了更好地认识物流联盟, 有必要分析物流联盟的基本特征。
1.1 组织的松散性
物流联盟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实体在相对独立的前提下的合作, 物流服务需求方与物流服务提供方一般不存在从属关系, 虽然受到股权或契约的约束, 在一定的时间内联盟关系相对稳定, 但并不意味着联盟关系是永久不变的, 当外部环境改变时, 可以通过解除契约或股权退出来解散联盟, 各企业可以再寻找新的联盟伙伴, 形成新的物流联盟[2]。与联盟无关的经营问题, 盟员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 而且可以参加多个联盟。
1.2 合作的互利性
联盟合作的互利性意味着: (1) 盟员之间存在一种利益让与机制, 盟员必须对联盟有贡献, 愿意让渡部分利益, 机会主义在联盟内部受到一定的抑制。 (2) 盟员必须对联盟有“价值”与“承诺”。“价值”意味着盟员应具有核心能力、异质性资源或异质性知识;“承诺”意味着盟员愿意在联盟内部实现某种程度的核心能力、异质性资源或异质性知识共享。举例说明合作性, 物流服务需求方是欧洲一家大型电子数据处理 (EDP) 设备生产商, 为了专注于核心竞争力, 建立的物流联盟活动范围涉及个人计算机零配件运输、仓储、库存控制、配送和其它方面的价值增值活动, 联盟的物流企业具备全球物流网络, 总部位于荷兰境内, 仓储基地也在荷兰。物流企业将EDP设备生产商所需的计算机零配件从墨西哥、远东、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运输至荷兰仓储基地, 订单下达仓储基地后, 根据最终用户需求配置计算机并安装软件, EDP生产商在仓储基地设有协调联络办公室, 负责联盟顺畅合作。
1.3 竞合的共存性
物流联盟是为合作而产生的, 但当物流服务提供方为两个以上企业时, 合作的最终目的在于竞争, 在于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进行竞争。物流企业之间的合作是在以物流服务需求方为核心建立的物流联盟这一特定情景中, 而在物流市场内, 这些物流企业很可能存在竞争;可能在某一段时间内合作, 在其他时间竞争;还可能一边合作, 一边竞争。由此可见, 在物流联盟中, 合作与竞争是相互交织的。
1.4 冲突的潜在性
物流联盟中盟员保持着独立身份, 在追求自身利益和目标的过程中, (1) 盟员努力达成联盟目标共识; (2) 联盟目标有可能与一个或者多个盟员自身战略目标之间存在某些冲突。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盟员必然在合作方式、合作广度与深度等方面展开博弈, 向联盟施加压力, 并带来各种各样的冲突。
2 物流联盟演变模型
物流联盟演变是指一个管理链, 始于双方确认对于给定的物流领域, 联盟是最优选择, 经过控制、绩效评估、改进等环节, 结束于契约偶然终止[3]。通过研究其它相关领域的战略联盟文献, 以及分析物流联盟实例, 本文建立了基于物流服务需求方导向的物流联盟演变模型, 如图1所示。
模型包含3个状态。 (1) 反映了企业整体愿景目标与战略联盟决策之间的关系, 为物流联盟的演进确立了战略基础与方向。物流需求方迫于成本支出增长、市场竞争加剧、客户期望提高的环境压力, 急切寻求赢得成功的有效路径。显然, 这成为物流需求方建立物流联盟的主要原因。物流联盟成为企业取得竞争优势地位实现总体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这一阶段主要包括两项活动, (1) 明确联盟的物流活动范围。多数企业不会全部外包物流活动, 因而形成了自理物流与外包物流共存的格局, 两者的无缝链接是物流联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2) 制订联盟目标, 这一环节容易被忽视。物流联盟需要清晰的目标指引前进的方向, 使双方均认同联盟为自身获得的利益。通过调查发现, 联盟普遍采用的目标, 排在前两位的是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客户服务水平。制订联盟目标时必须考虑与企业其他战略目标融合, 使之形成合力, 促进企业总体目标的实现。联盟绩效能够评价分析联盟目标实现程度, 这需要企业日常数据积累。当联盟运行之后, 共同治理是持续进步的重要前提, 双方应将持续进步作为努力方向, 并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对联盟目标做动态改进。
(2) 聚焦物流联盟规划。包括前期准备与选择盟员、制订联盟详细计划、计划实施4项活动。盟员选择是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活动。关于企业战略联盟盟员选择的学术研究已经很深入, 但是关于物流联盟这一特殊领域相关研究较少, 本文通过案例研究, 总结物流联盟盟员选择的原则主要集中在能力互补、资源共享、风险分担三方面[4]。①能力互补原则, 这是形成联盟双赢格局的前提, 物流需求方通过盟友的物流能力以低成本实现物流技术进步与市场扩张, 形成竞争优势。②资源共享原则, 物流需求方通过盟友的物流资源减少设施设备系统投入, 将有限的资源专注于核心竞争力。③风险分担原则, 企业在进入一个新的国家或地区市场时, 联盟能够降低对当地环境不熟悉带来的物流效率风险。除了以上3条选择盟员的主要原则以外, 还应注重以下方面:④物流服务价格以及优惠待遇, 物流时间成本比率。⑤物流服务水平, ⑥信息系统对接程度, ⑦以往合作经历以及深入合作潜力, ⑧物流企业一般信息, 如主要涉足领域、财务状况、人力资源、企业信誉等。
(3) 包括物流联盟运作的绩效评价及治理。物流联盟治理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学习机制的建立实现对于联盟物流活动的监督以保障物流联盟的运行绩效[5]。由于物流联盟活动范围跨越时空和组织界限, 所以对于盟员的监控十分重要, 对于物流联盟盟员而言, 在联盟运行的过程之中主要有两种行为, ①自身承担的物流活动完成行为, ②保证联盟顺畅运行的沟通行为。对于第1种行为, 一般可以设立指标体系, 纳入契约条款;而对于第2种行为, 则是典型的组织学习问题, 需要通过学习机制的设立加以解决, 组织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通过调查发现成功的物流联盟学习经验难以复制, 这是保证物流联盟持续进步的重要因素[6]。
3 物流联盟绩效评价
究竟哪些维度能最准确的度量物流联盟的绩效?很多学者都进行了尝试, 也提供了一些指标与方法。但总体来说, 目前关于物流联盟绩效度量的两类方法, 即绩效主观评价与绩效的客观评价, 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6]。本文通过分析其他学者的历史研究, 提出从5个维度度量物流联盟绩效的主观与客观相结合评价体系, 见图2。
第1维度——整体绩效判断值, 为主观评价。考量盟员对联盟综合表现的概括性评价, 评价值划分为不同等级。
第2维度——联盟期望实现度, 为客观评价。考量联盟契约签订之初设定的联盟目标的实现程度。
第3维度——联盟关系满意度, 为主观评价。考量联盟运行过程中双方各项协作活动的平均满意度。
第4维度——外部利益获取度, 为客观评价。考量物流联盟为双方带来的外部利益, 这些利益是联盟成立后共同期望之外的目标。
第5维度——战略目标完成度, 为客观评价。考量物流联盟各自一系列战略目标的完成程度以及各目标之间的相关性。
4 结 论
通过以上研究,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物流联盟的建立有相对明确的目标, 双方合作的动机是出于战略层面上的考虑, 不是仅仅为了谋求短期或局部利益。 (2) 联盟企业之间是一种长期合作关系, 超越一般的交易关系, 同时也不存在控制和被控制的隶属关系。双方在密切合作的同时, 仍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再次, 物流联盟治理的核心内容是通过学习机制保障物流联盟的运行绩效。 (3) 联盟存续的前提是“双赢”效应, 通过准确的度量物流联盟的绩效, 考察合作获取的利益。
参考文献
[1].Mohammed Abdur Razzaque, Chang Chen Sheng.Outsourcing of logistics func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Physical Distribution&Logistics Management, 1998, (2) :89~107
[2].邹文杰.企业战略联盟研究[D].厦门大学, 2007
[3].Stank, Theodore P., Thomas J.Goldsby, ShawneeK.Vickery, etc.Logistics Service Performance[J].Journalof Business Logistics, 2003, (1) :27~55
[4].Sinkovics, Rudolf R., Anthony S.Roath.StrategicOrientation, Capabilities, and Performance in Manufacturer-3PL Relationships[J].Journal of Business Logistics, 2004, (2) :43~64
[5].巫景飞.企业战略联盟:动因、治理与绩效[D].复旦大学, 2005
演变模型 篇5
学术界关于“旅游+”相关概念的研究较丰富,且大多属于国内首创的概念。早期研究始于概念内涵的界定。如2000年乔力等提出大旅游的概念[2],2006年陈琳提出旅游产业融合的概念[3],2009年杨玲玲、魏小安提出旅游新业态的概念[4],2013年厉新建等提出全域旅游的概念[5]。也有相关研究体现在理论方面。如舒小林提出大旅游具有大产业、大格局、大功能和大市场的特征[6];高凌江、夏杰长分析了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和路径[7];李鹏等通过构建双层嵌套多元旅游业态模型,探索旅游业态创新的途径[8]。还有学者尝试进行了实证研究,如大旅游的影响和效益[9],旅游产业融合度测量[10]等。
尽管相关研究较丰富,但聚焦“旅游+”的学术研究较少。张保伟认为,“旅游+互联网”作为旅游创新发展的结果,有利于旅游产业升级和业务改造传统[11];马巧慧、胡奕潇提出“跨界、连接、协同”是“旅游+”的主线,并探讨了“旅游+互联网、旅游+文化、旅游+新型城镇建设、旅游+金融”等发展模式[12];王彬汕提出“旅游+”能促进京津冀地区旅游协同发展[13]。此外,相关研究很少从演变的视角进行分析。杨懿等构建了旅游新业态演变的综合模型,认为旅游业态演变包括内部动因和外部动因[14];严伟从演化经济学视角探讨了旅游产业融合的机理,认为旅游产业融合是从旅游企业的微观融合到整个旅游产业宏观融合的演变过程[15]。现阶段研究多从一元或二元角度展开,缺少多维分析视角,因此本研究聚焦“旅游+”概念,以多维的视角分析其演变过程,尝试解读“旅游+”内涵并构建其演变模型。
1“旅游+”演变模型
1.1“旅游+”内涵解读
2015年8月,国家旅游局在《开明开放开拓迎接中国“旅游+”新时代》中首次明确阐述了“旅游+”概念,提出“‘旅游+’能充分发挥旅游业的拉动力、融合能力及催化、集成作用,为相关产业和领域发展提供旅游平台,插上‘旅游’翅膀,形成新业态,提升其发展水平和综合价值。在此过程中,‘旅游+’也能有效地拓展旅游自身发展空间,推进旅游转型升级[16]”。事实上,“旅游+”早已存在,与大旅游、旅游新业态、旅游产业融合、全域旅游等概念既有一定的交叉,又有一定的区别。为了全面理解“旅游+”的内涵,有必要了解以下内容。
旅游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当前学术界关于旅游的定义包括:①六要素说,旅游由“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组成。②三体说,旅游由主体———旅游者、客体———旅游资源、媒体———旅游交通三大因素组成。③产业说,旅游是以旅游者为对象,为其旅游活动创造便利条件并提供所需商品和服务的综合性产业[17]。旅游概念是理解“旅游+”内涵的出发点,但上述观点都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旅游的范围。艾斯特定义认为,旅游是非定居的旅行和停留而产生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18];吴必虎提出旅游是一个系统,包括客源市场系统、目的地系统、出行系统和支持系统[19]。可见,旅游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一系列关系和现象的综合,可用系统的观点来理解。
“+”的价值在于协同、共享、创新:在哲学中,事物或现象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都体现着普遍的联系。在“+”的作用机制下,旅游(或其系统要素)与其他事物或现象存在着协同、共享、创新的关系。协同是指协调其他事物或主体一同完成某一目标,如旅游产业协同、部门协同等;共享是指与其他事物或主体共同分享和利用某一对象,如旅游资源共享、市场共享等;创新是指创造新的事物或对象,如旅游产品创新、组织创新等。
“旅游+”是一个动态多维的演变过程:包括以下两层含义:①用动态的方法来看待“旅游+”的演变。作为理论概念,“旅游+”是一个新的命题,但作为一种现象和规律,“旅游+”是长期存在的。②用多维的角度看待“旅游+”的演变。旅游是一个复杂系统,其开放性、关联性、综合性特征决定了需要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审视“旅游+”的演变。
1.2“旅游+”演变:PFSD模型
“旅游+”演变是一个动态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发展大致经历了起步发展阶段(1978—1988年)、探索培育阶段(1989—1995年)、高速成长阶段(1996—2004年)、地位提升阶段(2005—2012年)、功能释放阶段(2013年至今),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内,对“旅游+”的认识也经历了由浅到深、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旅游+”演变是一个多维过程。“旅游+”演变包括宏观、中观、微观层面,涉及政府、产业、企业、旅游者等主体,例如在宏观上,“旅游+新型城镇化”演变为社会发展的综合动力,在中观上,“旅游+农业”演变为产业升级的重要路径,在微观上,“旅游+互联网”演变为企业提高效益的技术手段。因此,需要用多维视角识别“旅游+”的演变过程。
基于此,本研究在对“旅游+”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构建了“旅游+”演变的PFSD模型。其中包括政策演变(Policy Evolution)、功能演变(Function Evolution)、地位演变(Status Evolution)、需求演变(Demand Evolution)四个维度,具体的“旅游+”演变PFSD模型见图1。)
2“旅游+”多维演变分析
2.1 政策演变:从片面到整体
旅游政策包括国家发布的通知、意见、法律、办法等,起到支撑和引领旅游发展方向的作用。2001年我国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旅游业发展的通知》,提出“大旅游”的发展战略,通过有效整合“行、游、住、食、购、娱”等要素,完善旅游产业体系,促进相关产业共同发展[20];2009年我国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强调大力推进旅游与文化、体育、农业、工业、林业、商业、水利、地质、海洋、环保、气象等相关产业和行业的融合发展[21];2013年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提出促进旅游与工业、农业、商业、文化、卫生、体育、科教等领域的融合[22];2014年我国发布了《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坚持融合发展,推动旅游业发展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结合,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23]。通过政策演变分析,得出“旅游+”演变呈现出由“旅游+要素”向“旅游+产业、旅游+行业、旅游+领域、旅游+战略”的趋势。
从1992年起,国家旅游局开始举办系列旅游年活动,历年旅游宣传主题(表1)引领着当年旅游发展方向,也体现了“旅游+”的演变路径。第一阶段,如中国山水风光游、中国文物古迹游、中国民俗风情游等,“旅游+”的核心价值为拓展旅游空间;第二阶段,如中国度假休闲游、中国华夏城乡游、中国神州世纪游等,“旅游+”的核心价值为培育消费热点;第三阶段,如中国体育健身游、中国烹饪王国游、中国奥运旅游年等,“旅游+”的核心价值为促进产业融合;第四阶段,如近两年主题连续为丝绸之路旅游年,“旅游+”的核心价值为发挥综合功能。因此,可得出“旅游+”的政策演变是一个从片面到全面的过程。
注:根据国家旅游局网站资料整理。
2.2 功能演变:从单一到综合
随着旅游的持续发展,对旅游功能的认识也不断发生概念。于光远提出旅游是经济性很强的文化事业,也是文化性很强的经济事业[24]。实际上,旅游的属性是多样的,功能也非单一或二元的。从演变的视角,旅游的多功能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建国之初,旅游承担着“民间外交”的使命,一直作为从属于外交的事业而存在;改革开放后,有关领导提出“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作,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旅游作为创汇的重要手段,其经济事业的功能开始凸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旅游业的市场化程度大幅提升,旅游业的经济功能开始充分彰显,旅游开始从经济事业向经济产业转变。目前,旅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中,旅游业集中了“五位一体”的全部内在特质,其综合功能属性将扮演重要角色。
从旅游的属性演变分析,旅游经历了“外交事业—经济事业—经济产业—综合事业”的发展阶段。“旅游+”的功能逐渐突破传统局限,即从“产业”逐步转向兼具经济产业和社会功能的综合特征[25]。旅游作为一个综合事业,除了在生产、消费、投资等经济领域外,“旅游+”也将会在“五位一体”建设、“五化”发展(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生态化)、外交、教育、新型生活方式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2.3 地位演变:从边缘到核心
近40年以来,政府对旅游地位的认识不断深化。20世纪80年代,旅游业被定位为重要的创汇产业;20世纪90年代,旅游业被定位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21世纪初,旅游业被定位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200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业经历了从“附属产业”到“支柱产业”的变迁,其地位演变不是人为确定,也不是旅游本身发展结果,而是在国民经济不同阶段,由于旅游的综合性属性和社会需求,旅游的地位逐渐从边缘走向了核心。
衡量旅游产业的地位可通过两个指标,一是旅游业对GDP的直接贡献,二是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关联带动作用[26]。2015年底,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4年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2.75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4.33%;2015年底,国家旅游局信息中心公布数据显示:2014年旅游业对GDP的综合贡献率为6.61万亿元,占GDP总量的10.39%。两组数据通过不同的统计方式,反映了旅游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截止2016年初,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将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海南、北京、云南、江西、广西、西藏、湖北、河北、四川9个省份实现从旅游局到旅游发展委员会的机构改革,旅游管理从单一部门推动向部门综合联动转变,这都反映了旅游产业地位的进一步提升,体现了旅游在现代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旅游+”的带动作用将更加突出。
2.4 需求演变:从少数到大众
不同于以技术为导向的“互联网+”,“旅游+”的演变更多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包括现实的旅游需求和潜在的旅游需求。按照旅游需求规律,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情况下,旅游需求量与人们的可自由支配收入及可自由支配时间呈正方向变化。根据2015年统计数据,我国人均GDP已达到8016美元,旅游需求迎来多元增长的爆发期;此外,“黄金周”、“小长假”等进一步激发旅游需求。同时,除了在量上不断增长外,旅游市场需求也呈现一些新的变化。第一,市场需求层次更高级,人们已不再满足于过去初级层次上的观光旅游,追求集体验、娱乐、文化等于一体的更高级层次的市场需求;第二,市场需求结构更全面,旅游消费结构逐渐由单一的观光旅游向商务、度假、康体等复合型结构转变;第三,市场需求特征更复杂,消费心理的变化使得旅游市场需求呈现个性化、多样化等特征。
从需求演变分析,旅游正在由少数人的专利演变为大众旅游时代,并逐渐成为广大民众新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在需求的变化下,诸如“旅游+教育、旅游+养老、旅游+度假、旅游+医疗”等成为新的生活方式。
3 研究结论及启示
“旅游+”是旅游学术研究的新命题。作为创新性研究,本文在对大旅游、旅游新业态、旅游产业融合、全域旅游等相关概念述评的基础上,提出“旅游+”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在对“旅游+”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构建了“旅游+”演变的多维PFSD模型,分别为政策演变(P)、功能演变(F)、地位演变(S)、需求演变(D)四个维度。研究结论为:在政策演变方面,“旅游+”呈现从片面到整体的演变。在功能演变方面,“旅游+”呈现从单一向综合的演变。在地位演变方面,“旅游+”呈现由边缘到核心的演变。在需求演变方面,“旅游+”呈现从少数到大众的演变。
本文还得到以下启示:首先,“旅游+”是一种战略,也是一种工具、目的和发展思路,作为新的研究命题,学术界需要进一步加强其基础理论研究。其次,目前关于“旅游+”的争论比较多,但大都停留在概念探讨层面,关于其内涵界定,需要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未来发展方向,不能高估或低估“旅游+”的价值,需要系统、客观、科学地进行分析。第三,“旅游+”的演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浅层到深层、从片面到全面的变化。在实践中,既要发挥“旅游+”的经济功能,更要发挥“旅游+”的综合效益。第四,目前学术界关于“旅游+”的理论研究比较薄弱,下一步建议从“旅游+”的动力、机理、效应、实证等方面继续展开研究。
摘要：“旅游+”是旅游学术研究的新命题。在对大旅游、旅游新业态、旅游产业融合、全域旅游等相关研究基础上,初步分析了“旅游+”的内涵,并基于多维视角,构建了“旅游+”演变的PFSD模型,分别为政策演变(P)、功能演变(F)、地位演变(S)、需求演变(D)四个维度。主要内容包括:在政策方面呈现从片面到整体的演变,在功能方面呈现从单一向综合的演变,在地位方面呈现由边缘到核心的演变,在需求方面呈现从少数到大众的演变。
演变模型 篇6
联盟研究的热点之一就是风险问题。Peter&Andrew (1994) 将联盟的风险来源归纳为两类, 一是不可知外部风险, 二是内部合作风险[1]。Miller (1992) 同样认为战略联盟包含外部与内部两类风险。本文认可Das&Teng (2002) 的观点, 认为战略联盟风险划分依据是绩效与关系[2]。在此此研究关系风险, 讨论信任与控制如何影响联盟关系, 从而为降低联盟风险提供理论依据。
信任与控制机制是确保供应链联盟顺利合作、防范风险发生的两种基本手段。供应链联盟关系管理就是在信任机制和控制机制的相互作用下维护联盟关系稳定的。其内在作用机理如图1所示。首先讨论供应链联盟信任机制。信任是对他人的行为与承诺怀有信心、存有期望, 一般可将其归纳为理性与感性思维的融合。联盟伙伴之间的信任关系与联盟目标利益是信任机制存在的基础。信息沟通交流机制与合同的制度约束可以加强供应链联盟的信任关系, 从而使联盟更具活力。其次, 讨论供应链联盟控制机制。控制是依据预期目标与预设规则, 将控制对象进行制约与影响的行动过程。供应链联盟潜在风险对联盟合作的结果具有较大的威胁, 因此非常有必要通过一定的手段采取控制, 以使联盟合作状态更加接近预期目的。
2 供应链联盟信任的形成与发展机理
供应链联盟属于典型的中间型组织之一, 不稳定性与脆弱性是其内在属性。因此, 供应链联盟信任也具有动态特征。很多关注此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Zaheer等人 (1998) 认为战略联盟形成初始信任之后, 进一步的信任关系需要联盟伙伴通过持续的合作沟通与信息交流来获取。Lewicki&Bunker (1995) 将战略联盟的信任关系置入动态空间, 从过程维度进行分析, 认为信任关系的演化是从计算型信任、了解型信任发展到认同型信任阶段。Parkhe (1998) 的研究显示, 多种因素都会形成信任的基础, 如以制度为基础的信任、以过程为基础的信任和以社会文化为基础的信任[3]。归纳各个学者的不同观点后, 本文认为, 供应链联盟的信任模式需要经历三个演变过程。首先是计算型信任, 契约与法律威慑以及经济效益是其产生基础;其次是认知型信任, 演进转折点是掌握联盟伙伴的协同能力与社会声誉;最后是认同型信任, 形成条件是彼此认同企业文化与价值观。
首先分析计算型信任的演变。这种依靠经济利益维系的信任阶段, 其可靠性与稳定性不强, 因此供应链联盟的控制能力对盟员信任度深浅将产生很大影响。但是正式控制又存在不完备性的特点, 单纯依赖正式控制时, 会限制供应链联盟深入开展合作活动。
其次是认知型信任的演变。盟员在合作中会逐渐加强了解, 因此对方行为的可预见性渐渐增加, 从而发生机会主义事件的可能性减少。在此阶段, 供应链联盟的正式控制机制渐渐变成次要手段, 盟员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交流沟通逐渐变成影响信任关系的主要原因。认知型信任存在的基础是掌握对方充足的信息, 而搜集盟员信息的重要途径是沟通。
最后是认同型信任的演变。通过长时间的合作之后, 联盟的制度规范逐渐完善并得到认同, 盟员的合作情感更加深厚。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联盟文化可以涵盖盟员的共同利益并且具有显著的联盟标记。机会主义行为在联盟文化的阻隔之下更不易发生。联盟伙伴之间的行为认可与文化认同在此阶段成为影响信任关系的基础, 合作摩擦不断减少, 共同利益更加广泛。
3 供应链联盟关系管理的控制机制
3.1 控制方式的类别
按照采取的策略以及作用原理的差异, 供应链联盟控制可以分为两类, 正式与非正式控制[4]。首先, 正式控制又称权力控制, 通常凭借具有强制色彩的法律法规或社会规范等外部干预力量, 结合内部制订的规则、政策、标准与流程来协调管理从而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按照控制处于的环节差异将正式控制划分成事前控制与事后控制。事前控制是通过各种控制手段监控行为过程, 而事后控制关注于监测评价行为结果。其次, 非正式控制是运用价值观、社会惯例、人文道德等文化层面的要素影响控制对象的行为。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的主要差别是正式控制偏重于采用明确的指标体系或条款约束管理各种行为, 对于偏离预期目标的行为结果进行严格惩罚。而非正式控制偏重于采用精神层面的约束手段, 引导控制对象自觉地实现预期行为要求。
3.2 选取控制方式的依据
正式控制无法防范合作过程中的所有不可预期事件, 因此非正式控制的补充协调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则共同作用下更易实现预期目标。各类控制方式的作用原理、成本耗费、影响范围、预期效果等存在较大差别。供应链联盟的不同组织形式或合作深度适宜选择的控制方式并不一样, 因此应针对联盟自身特征谨慎选择正确的控制方式。
总体而言, 行为过程的可规范化程度与行为结果的可测评精度是影响控制方式选择的重要因素。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当行为过程的可规范化程度较低但是行为结果的可测评精度较高时, 适用正式控制中的结果控制方式;反之, 当行为过程的可规范化程度较高但是行为结果的可测评精度较低时, 应当实施正式控制中的过程控制;当行为过程与行为结果均难以进行量化时, 适合实施非正式控制方式保持联盟关系稳定。
4 结语
本文主要目的是构建供应链联盟关系管理模型, 分析供应链联盟信任机制与控制机制的本质、形成及作用机理。信任机制和控制机制之间具有交互作用、紧密相关的特点, 通常需要结合供应链联盟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种策略方法的效果, 实施复合的供应链联盟关系管理体系, 建立起信任机制与控制机制双重组合作用渠道, 从而提升联盟管理效率。
参考文献
[1]Peter S.R., Andrew H..Developmental Processes of Cooperative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4 (19) .
[2]Das T.K., Teng, B.S..The Dynamics of Alliance Conditions in the Alliance Development Process[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2 (5) .
[3]Parkhe A..Building Trust in International Alliances[J].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1998 (33) .
演变模型 篇7
伴随改革开放的进行, 江苏省经济快速发展, 并取得一定的成绩, 然而, 区域经济差异也随之出现, 并表现越来越明显, 严重阻碍江苏省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为此, 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近年来, 徐建华等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就区域差异问题所做的诸多研究进行了详细综述, 发现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考虑问题的角度、所用分析方法和时空研究尺度的不同[1], 并运用Theil系数和小波分析法, 从时空两方面对中国区域差异变化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区域经济差异的本质提供了有益的分析途径。同时, 研究的尺度也由原来的三大地带过渡到对省际的分析, 然而, 县域作为基本的主体单元, 其差异变化必然影响到更大范围的空间尺度, 因而, 将县域经济作为研究对象是分析区域经济差异更深入的探讨。县域系指县和县级市的行政辖区及地级市辖区, 县域经济是指建制县域及县级市 (区) 域的经济, 由县域组成的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形成区域发展的动力, 也是区域发展的阻力。区域经济单元 (县域) 之间的关系如何, 特别是经济关系如何, 是学者们关心的话题。经济学的探讨往往从资本、劳动力、市场、制度等要素出发, 从空间关系的角度进行的探讨则较少[2,3,4,5,6,7,8,9,10,11]。县域经济作为区域经济的中尺度单元, 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县域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很有必要。
借助空间统计模型的引入, 可以从空间角度和可视化的方向认识并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比如区域经济在空间上的集聚测度、相互影响程度及发展变化趋势等, 并对县域经济发展差异进行解释并调控预测。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在国外社会和行为科学的研究中应用广泛, 常用作探索社会现象的空间模式和异常分布, Goodchild等将空间统计分析技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领域分为七大类:城市研究、商业和社会网络、社会和经济分布的不均衡、环境与气候变迁、健康和疾病、犯罪行为以及社区研究等[12,13]。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迅速, 但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明显, 特别是苏南、苏中、苏北区域经济中的县域经济单元之间呈现自相关关系, 发达的苏南地区县域经济普遍发达, 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扩大, 这种差异性的测度对于调控更大尺度上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造成差异发展的因素探讨对政府政策制定等具有指导意义。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ESDA方法
ESDA方法是一系列空间分析方法的集合, 通过对事物或现象空间分布格局的描述与可视化, 发现空间集聚和空间异常, 解释研究对象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机制。本文用其中最主要的Global Moran's I、local Moran's I指标来分析县域单元的空间相互作用和分布规律。
1.1.1 Global Moran's I
Global Moran's I反映了整个研究区域相邻地区是否存在属性值相似、相异或属性值空间随机分布总体趋势, 即可以衡量区域整体的空间关联与空间差异程度。具体公式如下:
undefined (1)
式中, Xi是区域i的属性值, Wij为空间矩阵。当区域空间相邻时, Wij=1;不相邻时, Wij=0。undefined。对I (d) 值进行Z统计检验, undefined, 当I显著为正时, 表示属性值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聚集, 即高——高或低——低聚集状态;当I显著为负时, 表示区域与其相邻地区之间属性值存在显著差异;当I为0时, 表示地区属性值之间相互独立, 在空间上随机分布。
1.1.2 Local Moran's I
Local Moran's I是衡量局部地区之间是否存在相似或相异的属性值聚集在一起的指标, 即测度地区i与j之间属性值的异质性。公式如下:
undefined (2)
式中, Zi和Zj是对地区i和j分别进行标准化后的值, 分别表示地区i属性值和j地区属性值与整个区域均值的差值;其它符号与式 (1) 中的相同;Z检验公式如同I, 在当Ii显著为正时, 表明高值的地区单元被高值地区所包围, 或低值的地区单元被低值地区所包围, 即高——高或低——低组合;当Ii显著为负, 表明高值的地区单元被低值地区所包围, 或者是低值的地区单元被高值地区所包围, 即高——低或低——高组合。局部自相关系数只能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的正负相关性, 并不能进一步揭示区域经济空间自相关的类型。根据县域与其相邻县域的关系, 即由公式 (2) 可知, Ii由Zi和WijZj两部分构成, 这两部分的值均可取正、取负或为取零 (在此不考虑) 。因此有以下4种组合:Zi>0, ∑WijZj>0, 表明观测地区的值和相邻地区的值均高于全区域平均值;Zi>0, ∑WijZj<0, 表明观测地区的值高于全区域平均值, 但相邻地区的值低于全区域平均值, 观测县域与相邻县域存在空间负相关, 极化作用明显;Zi<0, ∑WijZj>0, 表明观测地区的值低于全区域平均值, 而相邻地区的值高于全区域平均值, 观测地区值处于凹陷地带;Zi<0, ∑WijZj<0, 表明观测地区的值和相邻地区的值均低于全区域平均值, 呈现正相关, 低值大量聚集。
1.2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1991～2008年《江苏统计年鉴》以及江苏统计局网站的电子版, 选取江苏省县域人均GDP为指标, 计算过程中对数据的处理时选用GIS软件ArcGIS的相关模块。
2 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总体特征分析
2.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利用GeoDA计算出江苏省县域上述17个研究年份的人均GDP空间自相关系数 (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整体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呈现高位震荡情形, 区域差异总体趋势不断缩小, 这表明江苏省区域经济情形呈现高度的空间正相关, 具体来讲就是经济发展在空间上表现为经济发达的县域周边往往是经济发达的县域, 区域经济具有极化现象, 同样经济相对落后的县域, 周边往往是经济落后的县域。分析1990～2007年间的变化规律, 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90～1996年, 此阶段的全局自相关系数呈不断增大趋势, 主要原因是江苏省积极响应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 苏南与苏北经济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增长, 并且总体差异逐渐缩小。第二阶段从1997～2007年, 这11年的变化, 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并没有一直增大, 而是从1997～1999年出现下降趋势, 分析其形成的原因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 整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江苏省也不例外, 但苏南由于自身的基础条件好, 受到的冲击相对于落后的苏北小的多, 因而出现苏南、苏北区域差异变大的趋势, 随着这一时期的结束, 从1999年开始, 全局空间自相关系数总体呈现增长态势, 也即表明了江苏省县域经济在总的空间上呈现缩小的趋势, 这一现象符合江苏省经济的现实特征, 因为这一时期, 省政府积极制定稳定苏南, 支持苏北的经济决策, 使得苏南与苏北的区域经济过大差距有所缓解。
2.2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局部空间自相关Moran's I是总体空间统计指标, 仅说明总体的空间增长过程, 不能详尽的提供局部空间差异, 而且该指数很难在GIS中可视化, 为此, Anselin建议用ESDA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方法来衡量每个空间要素属性局部的相关性质。本文运用LISA中的局部Moran指数并结合LISA集聚图形式, 来研究局部空间分布规律。
为更好的表现出1990～2007年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化特征, 分别计算1990年、2001年、2007年3个时间断面的人均GDP的Local Moran's I值及其显著性, 并结合GIS的空间分析功能将计算结果显示在地图上。见图3。通过图3的比较分析, 可以清楚的看到, 自1990年以来, 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出现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异格局。同时, 将江苏省县域具体划分为4个类型:①空间差异较小, 区域自身与周边经济水平均较高的县域 (高——高) , 该类型县域全部位于苏南地区;②空间差异较小, 但区域自身与周边经济水平均较低的县域 (低——低) , 该类型县域几乎全部位于苏北地区;③空间差异较大, 但自身经济水平较高, 而周边县域经济水平较低 (高——低) , 该类型县域多数位于苏中, 尤其在苏北的市辖区, 但此种类型县域分布并不明显;④空间差异较大, 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但周边县域经济水平较高 (低——高) , 该类型县域多数分布在苏中的市辖区, 地理位置多数与苏南较近。江苏省县域单元主要年份人均GDP LISA聚集图及显著性如下:结合地理信息系统的相关功能, 将江苏省县域经济人均GDP LISA聚集图及显著性显示在地图上, 分析县域经济自1990～2007年的演变过程, 不难看出, 高——高区域一直是苏州、吴江、常熟、无锡等, 并没有显著变化, 在地理空间上表现为更加集聚, 并成为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低——高区域一般位于苏中地带, 在上述LISA聚集图上表现为靖江, 原因是由于靖江位于苏中, 区位上接近苏南;低——低区域更多分布在苏北地带, 这种空间格局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其中, 宿迁和沭阳成为低——低区域中的显著地区, 并在2007年出现了沛县;高——低区域分布并不明显, 分析其原因是由于少量的高——低地区经过长期的发展转化为其他形式的区域, 在变化过程中很难保持这种空间格局。
从局部Moran's I来看, 可以发现从1990～2007年, Moran's I系数较大的区域几乎集中分布于苏州、无锡及常州的部分县, 具有更高显著性水平的则是苏州、无锡的全部。自改革开放以来, 苏南模式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果, 靠近上海的区位优势使得它们的发展得天独厚, 经济发展的热点始终集中于此部分及周边区域。南京市、扬州、溧水、南通的大部分县、仪征、泰州等Moran's I系数始终呈现负值。南京市由于处在江苏省西南角辐射能力受到限制, 并且上海的影响通过苏、锡、常传递到南京附近的区域, 致使南京及周边县区Moran's I系数呈现负值或接近0。而南通、扬州就周边区域而言南部是苏州、无锡等经济实力较强的区域, 北部则是经济实力较弱的县域, 故也表现出负值。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南京应该加强对周边县域的辐射影响;南通、扬州应该加强与苏南地区的经济交流, 起到桥梁作用促进北部区域的发展。造成隔江相望的苏州、无锡与南通、靖江之间Moran's I系数出现较大差异, 主要原因应该在于长江对于交流的阻碍, 因而, 积极建设跨江大桥成为缩小苏南、苏北区域经济差异必然选择的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空间统计模型不仅能够定量计算区域经济的Moran's I指数, 通过对Moran's I指数变化的分析, 可以得出该区域是高——高还是低——低类型, 是低——高还是高——低, 还可以对该区域与周围区域的空间关系作出明确判断, 准确的讲就是, 如果该区域属于高——高或低——低类型, 那么表明该区域与周围区域存在经济扩散作用, 区域经济差异朝着缩小的趋势发展;如果该区域属于高——低或低——高类型, 那么表明该区域与周围区域存在经济极化作用, 区域经济朝着扩大的趋势发展, 得出这些结论, 对于该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合理的决策依据。
2.3 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成因分析
针对以上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格局分析, 不难看出, 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在总的趋势上呈现缩小态势, 但在局部依然存在差距扩大的现象, 深究其原因, 本文认为, 长期的历史因素积累是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基本因素, 伴随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政府政策的倾斜也致使了苏南、苏北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尽管后来政府部门也制订了关于加强苏北经济发展的政策, 但此时的整体格局已基本形成, 在短暂的时间内很难改变;同时, 发达的经济实体促进了更多相关领域的发展, 在某种程度上也强化了该地区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升, 随之改善的管理方式、技术条件等方面大大加强;再者, 经济区位的作用也显得极为重要, 苏南地区在毗邻上海的优势明显, 可以更好的接收上海的经济辐射, 融入大上海经济圈的整体格局, 当然, 交通条件、自然资源的禀赋、制度因素的差异、政府的工作效率、对现有资源的整合能力以及对改变经济发展状况的创新意识等都会造成区域的经济差异。
3 结论与讨论
(1) 江苏省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 县域经济在空间上存在极显著的空间集聚性, 县域经济空间差异呈现两极分化态势, 且长期难以扭转。对江苏省县域经济的研究, 在时间序列数据的基础上, 引入空间数据, 可以更为科学地解释县域经济在时空演变中的机制和规律。
(2) 自相关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县域之间经济活动, 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县域经济的空间不均衡, 导致的空间集聚效应使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区位产生的空间成本作用更加明显, 地域空间特征深刻作用于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
(3) 江苏省县域经济增长空间集聚并且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 可以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苏南的工业企业遍地开花, 创造了重要的苏南模式, 形成了早期的积累, 在如今苏南地区的产业开始转型, 早期依靠廉价劳动力及廉价地租的小工厂在市场的大潮中, 也成长为新兴产业的基地, 促进了当地的发展, 而苏北地区由于原来的基础条件较差, 加上90年代初期, 江苏省振兴经济政策更多的偏重于苏南, 进而使得苏南、苏北区域差异进一步拉大。
(4) 空间自相关方法能够较好的分析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过程, 文章主要针对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格局分析, 而忽略了格局演变中的内在机理的研究, 因此, 今后的研究重点应探讨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格局演变是否具有规律性特征以及隐藏在规律中的转化机理和演变的方向性特征等。
(5) 文章以江苏省县域人均GDP为研究对象, 指标的选择上趋显单一, 因而在分析的结论上难免具有不全面性, 为此, 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 应更多的考虑到多方面的指标要素, 以期使得分析结果更具有科学性与有效性。
摘要：县域经济发展越来越备受关注, 传统的测度方法仅从量的方面加以分析, 而缺乏空间的概念, 即没有考虑相邻地区之间的经济影响作用, 为此, 本文运用空间统计模型对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关系进行定量研究, 并以19902007年江苏省县域人均GDP为研究指标, 定量分析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空间格局的动态演化及趋势。结果表明: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特性, 并呈现出苏南地区的集聚态势更为显著, 且集聚态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 同时, 就针对产生此种现象进行原因分析, 最后针对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空间格局进行讨论, 旨在为江苏省经济实现健康、协调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演变模型 篇8
江苏省作为全国经济大省之一,更应该首先做好经济增长转型的工作,因此,深入了解江苏省城镇居民现有的消费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改善江苏省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积极采取相应措施,对于江苏省长期的经济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本文在对江苏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了计量方法,结合具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深入分析了江苏省城镇居民的消费状况的演变,并且就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江苏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分析
随着江苏省城镇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全省消费总支出不断增加。江苏省人均消费支出从2000年的5 323.18增长到2008年的11 977.55(1),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0.67%。城镇居民单项消费支出的绝对额也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家庭设备与杂项年均增长率较低,分别为2.73%和3.93%;食品与衣着的年均增长率都在9.3%左右;居住与医疗保健的年均增长率较高,分别为11.2%和11.22%;而教育与文娱以及交通通讯年均增长率高达12.33%与16.19%,充分说明近年来江苏省城镇居民对教育娱乐文化服务和交通通讯消费的偏好。
%
数据来源:根据江苏省统计年鉴整理计算而得
从消费比率变化趋势方面看,食品、衣着和家庭设备及服务支出呈下降趋势(详见表2)。其中,食品类消费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在2000—2002年度持续下降;2003年的“非典”使得人们对于食品质量和安全要求更高,因此该指标有所回升;2004年以后其开始继续下降;而2007年度禽流感的风靡及2008年度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食品消费比例微度回升。衣着类消费处于持续微小变动之中,但相对比例没有较大变化,其比例在2001—2004年间不断下降,2005年到达一个较高点,这是由于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衣服的要求不止停留在保暖阶段,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舒适、美观;城镇居民对于家用设备消费自2002年到2003年较大幅度的下降之后一直持续在一个较稳定的低水平,但所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明显呈下降趋势;在2004年后,支出比重保持稳定,这说明城镇居民家庭中耐用品消费特别是购买耐用消费品支出增长势头逐年减缓。
%
同时,从表2知江苏省的居住类消费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医疗、交通和文教类消费的相对比率增长显著。医疗消费比例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说明江苏省的医疗体系逐渐完善。交通和教育及文化娱乐类费用呈现稳定的较快的增长,这表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对医疗保健和文教服务有了较高的要求。
但是,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2008年各类消费相对比率的走势和总体走势并不一致,不过,从总体来看,随着江苏的经济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增加,食品类消费在总支出中呈现下降的趋势,而交通通讯和教育及文娱服务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城镇居民在满足最基本的吃、住等方面的需求后,开始向较为高级的“行”与“玩”方面的需求进发。
二、江苏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实证分析
(一)边际消费倾向
1.线性支出系统需求函数模型(ELES),主要是它的扩展形式,即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需求函数模型(ELES),是一类经济意义清楚,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需求函数模型。
1954年英国计量经济学家R.Stone提出了线性支出系统需求函数,其基本形式:
其中qi为对第i种商品的需求,ri为对第i种商品的基本需求量,p1,…,pi,…,pn为各种商品的价格,V为总预算,bi为边际预算份额。
此模型的经济意义是,对第i种商品的需求量等于两部分之和。第一部分为基本需求量,即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须的;第二部分为总预算扣除对所有商品的基本支出后剩余部分中愿意用于对第i种商品的需求,与消费者偏好有关。
由于此模型中的总预算是对所有商品的需求支出之和,是内生变量,无法外生给出,使得模型难以估计,为了克服模型的困难,1973年Liuch对LES模型做了两点修改,提出了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即ELES模型,以收入代替总预算;将边际预算份额改为边际消费倾向,即:
其中:为边际储蓄倾向
将(2)式写成
令Vi=piqi即第i种商品的消费支出额,
将(3)式写成
消费支出结构模型可以表示为Vi=ai+biI+μai和bi待估参数,μi为随机干扰项。
(4)式为一元线性方程,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并且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分析,即可求得ai、bi的估计值。
由(3)、(4)得:
(二).边际消费倾向的计算及分析
应用2000-2008年江苏省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各项消费支出数据,借助Statas软件中的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求得(3)式中的ai、bi值,并据此求出城镇居民对于各类商品或者服务的基本需求支出piqi,整理结果得表3。
从表3可知,2000—2008年间,江苏省城镇居民的总边际消费倾向为0.57,即城镇居民将新增收入的57%用于生活的消费支出。不够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相对落后的消费意识导致城镇居民总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首先,江苏省城镇居民在食品方面的边际消费倾向仍旧较高,达到0.19,即收入每增加1元,用于食品的消费就有0.19元,此数据表明目前江苏省城镇居民的消费对于饮食质量比较注重。教育与文化娱乐的边际消费倾向位居第二,可知江苏省作为一个教育大省,很重视人才培养;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江苏省居民在满足物质需要的前提下,精神生活也较为丰富,进一步显示了江苏省的发展状况。交通和通讯的边际消费倾向位列第三,为0.09,即新增收入中的9%用于增加交通和通讯的消费,这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用车和新型手机等通讯工具变为城镇居民消费的热点。其次是衣着、居住和医疗保健,分别为0.06、0.05和0.04,说明居民对于衣着的舒适度和样式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居住和医疗保健方面的需求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最后是家用设备和杂项,分别为0.02和0.017,表明了耐用品消费尤其是传统耐用品消费已经不再是人们消费的重点。
(三)需求弹性分析
根据2000—2008年度间江苏省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各项消费支出数据,分别建立江苏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食品、衣着、家用、医疗、文教、居住和杂项的模型。这里所选用的模型为:
其中,Ci是指第t年城镇居民用于第i项商品或服务的人均消费支出额,Yt表示第t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βi为各项消费支出弹性。
利用Stata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求得(5)式模型中的βi的估计值,并对结果进行整理(见表4)。表4中的结果除个别参数没有通过检验(家用设备和杂项的拟合优度较低外),其余各项消费支出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84以上,以上结果说明方程拟合的结果较好;在5%的置信度下,F检验都能通过,说明回归方程是显著的;t统计值在5%的置信度条件下也都能通过检验,说明各项消费支出回归方程的参数βi估计值是显著的。因此,我们可以将表3中的数据作为参考。由数据可知,交通通讯和文教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表明城镇居民对交通通讯的需求量的增长率大于收入的增长率,对于教育及文娱服务等需求也是如此,这反映出以上两大类项目成为居民消费的热点。医疗的需求收入弹性较高,为0.96,说明城镇居民对于身体健康比较关心。衣着与居住的需求收入弹性都接近0.9,略小于1,说明城镇居民用于这些项目的消费支出增长潜力较大。最后,家用设备及和杂项商品及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较小,说明城镇居民增加的收入中用于增加家用设备及服务和杂项商品及服务的消费较少。这与第二部分分析的结果是相一致的。
三、结论与建议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江苏省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江苏省城镇居民的食品、居住及家庭设备用品在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但是,居民在满足吃、用的同时,对于食品的质量、家用设备用品的档次方面有着更高的要求。衣着类消费比例先下降后上升,相对比例并无太大的变化,充分反映出居民对于衣着的舒适度、美观度等品质方面的要求有所提高。江苏省城镇居民在教育及文娱、交通与通讯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比例上升幅度较为明显。即城镇居民在满足吃、穿、用的基本需求后,更加注重精神生活的丰富、培养子女、出行的方便及满足程度以及家人的身体健康。其中,教育及文娱和交通通讯的收入需求弹性都大于1,反映出文娱及交通通讯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为进一步提高江苏省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本文就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可靠性和福利制度的完善性是促使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关键性因素。中国居民都有储蓄的逻辑和思想,主要是由于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并不完善,如果社会保障制度有所完善,将从根本上去除居民的忧虑,使得消费倾向便会有所提高。在保障体系方面,应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各类保险,尽可能在提高人们安心程度、促进消费增长的同时对劳动就业等社会经济问题产生正面效应。
其次,江苏省应注重基本生活消费品产业的发展,调整食品、衣着和家庭设备用品的结构,发展更高层次和质量的消费。食品方面注重保健、营养、质量、风味、方便等附加价值,而非仅仅停留于“饱”的阶段;衣着生产方面,注重衣服的美观度、舒适度等品质,提高衣着的档次,并可以针对不同人的差异需求为其打造个性化衣饰;家用设备方面,基本的需求市场已经达到饱和,该行业所要做的就是不断开发新颖、功能独特的新型产品,满足人们对新型产品的需求。
再次,江苏省应该继续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加强对医疗行业监督、管制力度,防止药价、医疗费虚高现象,切实减轻人民医疗负担。同时,重视江苏省城镇居民在教育及文娱和交通通讯方面的强大的需求。针对文教方面,江苏省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要着重发展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相关的产业,如文化、教育、体育、旅游等产业,让服务转变为消费的重要方面。这是形成新的经济格局的一项战略措施,也是满足消费需要、提高消费质量、促进消费结构合理化、消费扩展的基础。针对交通通讯方面的需求,除服务产品以外,应该鼓励本省的车辆行业、手机等通讯设备的发展。
最后,构建良好的消费环境,并且倡导先进的消费理念。江苏省在消费领域还存在较多的制约因素,如消费贷款限制等等,因此必须合理调整相关消费政策、管理政策等,抓住消费结构升级的机遇,提高居民的购买力,推动消费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同时,鼓励市场参与者的公平竞争,鼓励、引导合理的消费行为,倡导先进的消费观念,也是提高消费水平的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1]刘黎清,肖佳印.浙江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分析[J].经济纵横,2005,(2):83-85.
[2]张蕊,田澎.中国城镇居民10年消费结构变化实证研究[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2005,27(2):151-156.
[3]陈小春.四川省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实证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7,(12):4-5.
演变模型 篇9
实际上,在学前教育的发展中,这三种力量同样构成了重要的利益相关方,秉持着不同的立场和质量观。学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三种力量相互协调、博弈的过程。在学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发展历史较长也相对较为成熟的美国,三种力量经历了此消彼长、互相整合的过程。对这一过程作纵向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和理解三种力量及其互动规律,从而更准确地把握我国学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现状与需求。
一、国家、学术、市场三种力量的构成、诉求与作用机制
1.国家力量
在学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立法机构以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代表着国家力量。国家力量代表着社会的公共利益,它参与学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目的在于使所有儿童接受到保证基本质量的学前教育,且这种质量不会因儿童在社会出身、家庭经济状况上的劣势而有所减损。另外,国家还要在质量评估与监管过程中采取一系列行政、经济手段,对学前教育资源加以配置和调控,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的均衡、可持续发展。[3]28
国家力量发挥作用的机制包括两种:第一,刚性机制,包括通过立法和制定政策对学前教育机构的举办条件、准入资格和运行方式作出制度规范。第二,柔性机制,包括通过发布专业指导性文件对学前教育的质量提出原则性要求,引导幼教机构不断提升质量。更重要的是,政府直接制订质量标准、开展评估,并通过奖励、补贴等措施,激励幼教机构提升教育质量。
2.学术力量
学术力量的构成主体是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等专业团体。这些团体基于研究与教育实践做出专业判断并提出学前教育质量标准,其基本诉求是,获得对学前教育质量标准的专业自主权和话语权,尽可能地影响学前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
学术力量的发挥主要依靠其成员基于对学前教育质量的一致理解和共同愿景所形成的文化自觉、专业自律。以此为基础,学术团体往往通过制订质量标准、提供质量认证和质量提升服务,推广和实施其心目中的质量标准。这种服务不是强制的,而是自愿性的。其基本诉求是利用自身的专业性获得号召力,通过专业咨询和指导性服务来赢得幼教机构的认可,从而获得对学前教育质量标准的话语权,进而影响资源配置。
3.市场力量
市场力量的主体,是学前教育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通常指各类幼教机构与幼儿家长。市场力量作用的发挥遵循资本逻辑,以逐利性为基本特性,它对学前教育质量的诉求就是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但幼教机构与家长的利益存在矛盾:一方期望通过控制成本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另一方则希望在价格一定的条件下尽可能让幼儿获得最优质的教育服务。
由于幼教机构和家长对于教育质量的理解和需求不同,所以需要进行博弈和妥协,这一过程就是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机制。简言之,就是“用脚投票”:消费者根据幼教机构的质量和价格进行选择,质优价廉的幼儿园能够获得更多的生源和收入,反之则会被淘汰,而幼教机构则会在自身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尽力满足家长对教育质量的需求。经过这样的博弈,符合市场期待的质量标准就被“磨合”出来,成为学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个视角。
二、基于“三角协调模型”剖析美国学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演变
基于“三角协调模型”透视美国学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演变,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三种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形态是不断演变的。这一演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三种力量各自影响力的此消彼长,二是三者间互动形态和机制的变化。从这两点出发,大致可以将美国学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发展划分为市场力量主导期、国家与学术力量上升期、国家力量主导下的整合期。
1.市场力量主导期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学前教育质量保障是以市场力量为主导的。但此时的质量保障,只是由幼教机构与家长之间的博弈而引起的自发行为,并非自觉行动。此时国家力量和学术力量发挥的作用较小,三种力量之间也没有实质性的互动。可以说,此时的“三角协调模型”尚未真正形成。表现在图2中,国家力量、学术力量以及三者间的连线均用虚线表示。
在这一时期,美国学前教育的主要投资主体是民间资本,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很少进行直接投资1。对于幼教机构的质量,政府主要负责进行准入性的资格审批,只要其在场地和人员构成上达到了基本标准即可运营,至于所提供的教育服务质量,政府没有系统的监控措施。在这一背景下,质量保障基本是由幼教机构在与家长的沟通、博弈中自发进行的,其动因主要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赢得市场竞争。但是,对于什么是优质的学前教育这一问题,市场力量无力也无需给出真正专业的答案,它也没有能力出台和推行公认的标准,这就导致了质量的良莠不齐。比如,1990年美国机构式幼教中心的教师仅有24%拥有初级儿童发展从业证(CDA credential),在家庭式幼教中心这一比例仅为6%;在5岁幼儿的班级中,有28%的机构的班额超出了美国幼教协会(NAEYC) 所推荐的20人标准,44%的机构的师幼比例超出了1:10的推荐标准。[4]5另外,在美国重视个性、自由等幼教传统的影响下,幼教机构对教育过程的关注远远超过对教育成果的关注,不习惯从幼儿发展的预期成果出发事先确定教育目标和计划,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育的片面化,导致幼儿的入学准备出现困难。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和社会对学前教育成效的关注越来越多,上述问题就愈加显现出来。例如1989年布什政府与各州政府联合举行的教育峰会上提出的“2000年美国教育目标”中,第一条就提出要让“每一个儿童以良好的准备状态进入学校学习”。这充分显示出国家力量对当时学前教育质量现状的关切。
2.国家与学术力量上升期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国家力量与学术力量逐渐发展,各自对学前教育质量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采取了实际行动参与到质量监控、提升工作中来。三种力量开始共同发挥作用,使得“三角协调模型”真正成型。相对于市场力量自发的质量监控行为,国家和学术力量的行为是自觉的,有着明确的诉求、目的,具有系统性和计划性。逐渐地,市场力量的影响力不再占据主导地位,甚至开始被后二者所超越。
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和社会逐渐将学前教育视为提升全民素质的起始环节,将其上升为一项国家事业,连续颁布了多部与学前教育质量相关的法律法规,如《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入学阅读准备法案》、《早期学习机会法》等,并在其中对学前教育质量的重要性、政府责任及其具体要求等做出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规定。此外,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持续加大直接投资力度,提供的学前教育服务覆盖面也随之不断扩大,有的州甚至提供了普及性的公立项目,为所有适龄幼儿提供免费或是低收费的学前教育。[5]31投资的增加自然会带来对投入效益进行考责的要求,各级政府为此制订了一系列质量标准,对幼教机构的教育设施、教育过程和教育成果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采用经济手段对教育质量进行监控和激励。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的质量监控逐渐超出了政府投资项目的范围,辐射到社会投资举办的幼教机构。各州政府纷纷建立“质量评级与促进系统”(Quality Rating and Improvement System),以自愿为原则,通过评估、指导、激励等措施将越来越多的机构吸纳到质量保障体系中来。[6]32以2008年计,有18个州建立了该系统并正式施行,另外的27个州也开始设立或试行。
这一时期,学前教育领域的学术团体也开始关注质量保障问题,如美国最大的学前教育学术团体———美国幼教协会(NAEYC)连年发布有关教育质量的立场声明,并且推出了一整套质量评估标准,为幼教机构提供自愿性的质量认证服务。但是该协会的认证并未发挥大的影响力,接受其认证的机构从未超过全国总数的1%。[7]72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该协会的质量标准过高,对当时美国各地幼教机构发展现状考虑不足,因此也就难以获得广大幼教机构的普遍认同。此外,这一认证能为幼教机构提供的只是一些声誉,不直接带来资金、生源等收益,所以无法吸引到足够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国家、学术、市场三者已经发生了某些形式的互动,比如,政府组织的质量评估借鉴了学术研究的成果,学术力量通过宣传和提供评估服务向市场扩大影响力等,但这一时期的互动尚不深入,也没有建立相对固定的长效机制。因此,在图3中表示为三者之间相连的虚线箭头。
3.国家力量主导下的整合期
实际上在美国各州开始建立学前教育“质量评级与促进系统”时,国家、学术、市场三者就已经开始了相互之间的沟通与整合。这种倾向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尤其是早期学习标准(early learning standards)得到广泛推行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三种力量整合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三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更加深入,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机制,共同构成了一个运行有序的学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在其中,国家力量明显占据了主导地位,政府在其组织实施的学前教育质量保障措施框架之内,对学术与市场力量进行调动和整合。
首先,国家力量对学术力量的整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制订标准过程中倚重学术力量,具体表现为,有的州将质量评估标准交由研究机构或大学制订,或是直接采纳学界已经推出的标准,例如有十多个州将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学者开发的“学前教育环境评价量表”(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Rating Scales, ECERS)作为评估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8]第二,在一定范围内,直接委托学术机构负责学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部分运行工作,比如密西根州长期以来委托“高瞻”研究基金(High ScopeFoundation)负责其州立学前教育项目的评估。
其次,国家力量对市场力量的整合。美国政府实施的质量保障工作不是将市场视为被动地接受管控的对象,而是采取多种措施对其加以培育和引导,有意识地发挥其积极作用。采取的措施主要有:第一,保障公平、充分的市场竞争环境。对于公立和私立幼教机构,各项质量保障措施如评估、财政激励、专业指导等都尽量一视同仁,避免由于投资主体的不同而区别对待。此外,各州政府对于低质量的机构会提供一定的专业支持,帮助其尽量提升质量而不是任其自生自灭遭到淘汰,避免“马太效应”;第二,加强宣传与信息发布,提升信息公开程度,帮助家长提高对教育质量的判别能力和敏感度。例如很多州在进行评估后,都通过网络、印刷品等多种形式广泛公开评估结果,甚至公布评估工具和得分的细节。有的州还通过印制宣传品来指导家长阅读和理解这些评估工具,帮助他们根据自身的具体需求去选择符合个性化需求的高质量机构。这些措施都增强了信息公开透明程度,也提升了消费者对学前教育质量的敏感度,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力量本身的缺陷。
当然,学术力量和市场力量之间也存在互动,例如学术团体通过宣传和制订评估标准,对市场进行倡议和引导,而市场也对学术团体的质量评估标准和形式给予反馈。但是如前所述,由于学术团体的质量评估对资源配置没有直接的影响作用,所以此二者之间的互动对整个学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在图4中用虚线表示。
三、美国学前教育保障体系演变的规律及启示
目前我国学前教育质量保障的相关政策、制度和具体措施都尚不完善,存在主体不明、标准不清、保障措施不力等一系列问题。从美国发展历程中归纳出一些规律性认识,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1.“三角协调模型”的形成是质量保障体系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必须采纳多边视角,促进“三角协调模型”发育
随着学前教育的发展,单边视角必然会造成片面的质量观,三者视域的融合成为必然。实际上,美国的发展历程表明了三者是天然互补的:从国家力量的角度,它要实施有效行政,就需要借助学术研究的成果,制订“循证式”(evidence-based)的教育政策,方能为各方所接受;国家还要充分培育市场,才能满足社会对学前教育发展的需求,这是质量保障的前提。而学术力量所倡导的质量观,需要借助国家力量所主导的质量评估机制进行传达,同时还要透过对市场的宣传和引导,发出自己的声音。市场力量发挥作用所必需的充分竞争、信息完全等前提条件,也需要借助国家力量的信息发布,以及学术力量的引导和宣教来达成。
这启示了我国,必须采纳多边视角,在三者视域的融合中建构学前教育质量标准和保障体系。目前来看,我国的三种力量都尚未发育成熟,所以最重要的任务还是要促使三者“练好内功”,为“三角协调模型”的真正形成创造前提条件。在国家力量方面,应尽快明确幼儿园质量标准的“公平公益性”的价值定位,探索适应多类型幼儿园的质量标准和工作方法;明确政府权力与职责,在此框架下对工作程序作科学设计。在学术力量方面,仍需加强对学前教育质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尤其是要探求各质量要素之间及其与幼儿发展间的关系,以此为基础确立科学的质量标准。在市场力量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通过各种途径促使幼儿园自觉提升教育质量。
2.“三角协调模型”的具体形态取决于学前教育发展状况,我国应结合当前现状,定位“三角协调模型”形态
美国学前教育质量保障的“三角协调模型”的具体形态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学前教育事业定位;第二,投资主体构成;第三,学前教育质量观的演变。纵观美国的发展,在市场力量主导期,学前教育被视为家庭和社区的义务,投资主体也集中于社会资本,加上当时重社会情感教育、轻知识技能教育的传统,学前教育质量保障工作以市场力量为主导就不足为奇了。而近些年之所以国家力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原因就在于:学前教育获得了作为一项“国家事业”的新定位,政府投资比重日益增加,科学研究推动着全社会普遍认识到了学前教育的价值,采纳了更为全面、具有前瞻性的学前教育质量观。
对照之下,我国现阶段在上述三个因素上与美国是极其相似的。因此,借鉴美国三种力量的协调形态来建立我国的学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参照我国现阶段的现实可以采取如下形态:三种力量共同构成保障体系的主体,但三者力量不是均衡的,国家力量应占主要比重,承担应发起、组织、管理的职责,在此过程中充分支持并借助学术力量,培育和引导市场力量发挥作用。
3.“三角协调模型”的稳定协调依赖于有效的互动机制,我国应建立有效机制,优化“三角协调模型”结构
在对三种力量进行定位后,还需要建立有效的沟通整合机制,以优化三者的结构及互动,促进功能的最大化。如前文所述,本世纪以来,美国在此方面采取了很多具体的措施,在国家力量的主导下有效地吸纳了学术力量与市场力量,使三者基本形成了沟通充分、协调有序的局面,保证了质量保障体系可以得到各界认可,充分发挥作用。
在我国,国家力量也应当承担起更多责任,在政府组织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估体系中有效地容纳其他两种力量。对于学术力量,政府应当尽可能多地吸纳专业人员参与质量标准的制订,邀请专业人员参与幼儿园质量评估,并为幼儿园提供专业资源和指导。对于市场力量,政府应继续鼓励社会资本投资,通过加大供给来培育竞争更为充分的市场环境。同时,要尽快完善对学前教育市场的监管,针对价格、卫生、教育过程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规范和引导竞争。政府应通过宣传、引导,使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增强对优质教育的甄别、判断能力,增进其对学前教育质量的敏感性。此外,政府组织实施的幼儿园质量评估要做到公开、透明,评估结果一要用于信息发布,二要用于刺激激励和惩罚问责并举的后续措施。
参考文献
[1]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
[2]吴佳妮.美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的权力博弈[J].比较教育研究,2012,(7):30~35.
[3]郑子莹,王德清.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制下政府作用的合理边界[J].中国教育学刊,2012,(12):27~30.
[4]National Education goals panel.Data for the national education goals report,volume one:natinal data[R].1995.
[5]王芳、刘昊.美国州立学前教育项目: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J].外国教育研究,2012,(3):29~35.
[6]Zellman,G.,&Perlman,M.,Child-care quality rating and improvement systems in 5 pioneer states:Implementation Issues and Lessons Learned[M].2008.Santa Monica,CA:RAND Corporation,xiv
[7]刘昊,王芳,冯晓霞.美国学前教育质量评级与促进系统评介[J].比较教育研究,2010,(4):7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