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发展观的演变

共产党人发展观的演变（通用6篇）

篇1：共产党人发展观的演变

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根本所在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王保宏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重大矛盾和现实问题时不断总结出来的，它反映了我们党深邃的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忧患意识，表明了我们党担当历史重任的强烈责任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不发达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在前进道路上还面临着许多矛盾和隐患，比如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收入差距过大以及就业问题等。“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胡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要保持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我们肩负的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科学发展观正是党中央深刻认识，准确把握和着力解决这些复杂矛盾而进行的重大理论突破。依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谋划发展之路，既要讲求经济增长速度，又要关注资源消耗的程度；既要看当前的发展态势，又要看到发展的可持续性；既要实现经济的发展，又要促进环境状况的改善。所以坚持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也是每个人的行动指南，从这个角度上讲，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根本所在。

方永刚曾今说过说：“没有科学信仰的人是不幸的人，我的信仰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选择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区别于其他信仰的崇高、远大的信仰。科学信仰之于共产党员，如同人生的灯塔。有了信仰才有追求，有了追求才有动力，有了动力才有发展。所以，从政治角度上讲，信仰决定一切。科学信仰是共产党人先进性的根本动因。方永刚之所以20多年来一以贯之地发扬他那种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矢志不渝的执著精神，不辱使命的献身精神，模范践行党的理论、知行统一的求实精神，最终成为中共党员和人民军队的时代楷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对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基本信念的科学性的信赖和对党创新理论的信仰。

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它是我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福祉之所在，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中国当代的发展史的实践已经见证了党的科学发展观的巨大威力。众所周知，正是由于中国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人才使中国的面貌一新，使她走上了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做主之路。正是由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党的科学发展思想，才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和中华民族新的鼎盛时期，使中国十几亿人口走上了现代化的富裕之路。由此可见，信仰党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信仰最现实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信仰真理。它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对每一位共产党员在政治上的根本要求，也是共产党人先进性的集中体现。

胡锦涛总书记说，在方永刚身上，“我们看到了共产党员的本色”。一个共产党员一旦有了对党的科学发展观的坚定信仰，就会像方永刚那样，变成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具有广阔的胸怀和博大的视野，大公无私、忘我奉献；就会像方永刚那样，对党的事业有热爱、有激情，不仅“知之”，而且“好之”、“乐之”，“让有限的生命为太阳底下最壮丽的事业而燃烧；就会像方永刚那样，眼睛向下，尊重实践，心系大众，处处显现出党的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党员是否都保持着对党的科学发展观的坚定信仰，过去曾经有坚定信仰的人如今是否依然那么坚定，毋庸讳言，部分党员在信仰问题上是不容乐观的。持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者，有之；对党的科学发展观不以为然者，有之；口若悬河式地称颂党的科学发展观，自己却背道而驰甚或腐败堕落者，有之；一心追逐名与利，认为科学信仰无用者，有之；视马克思主义为思想“禁锢”，我行我素者，有之；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家之言，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者，亦有之。诸如此类现象的存在，更显得坚持科学发展观之可贵。我们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反思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有多真实，在信仰问题上，我们是否秉持了科学的态度。

对于坚持科学发展观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增强忧患意识，因为只有忧患意识才能保持清醒头脑，扎扎实实解决好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忧患意识是一种清醒的预见意识和防范意识，是一种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这种忧患意识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强大精神动力。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在机遇与挑战前所未有的形势下进行的，要遇到诸多深刻矛盾，克服诸多重大困难，完成诸多艰巨任务。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面对发展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如果麻痹大意，掉以轻心，就会使我们丧失科学前进的动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历史的经验表明，越是形势好的时候、越是发展顺利的时候，越要增强忧患意识。在现实生活中，有的领导干部陶醉于歌舞升平，在成绩面前飘飘然，自甘懈怠，脱离群众，贪图享受，甚至腐化堕落,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在这个问题上，每个领导干部都应警觉起来。常怀忧患之思，常怀自警之心，就能看到复杂国际形势带来的压力和挑战，看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

其次坚持科学发展观就要增强公仆意识，公仆意识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政治前提。坚持以人为本，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取向。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把以人为本作为转变领导作风、做好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 宿。领导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为谁服务、为什么当干部的问题。现实生活中个别领导干部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根本原因就是在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应该为谁所用这个重要问题上没有想清楚、弄明白，跌了跟头。增强公仆意识，关键是树立“人民至上”的信念。进一步增强公仆意识，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使我们的领导干部真正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政治上代表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为了群众，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防止手中的权力商品化、庸俗化。

最后，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增强节俭意识，弘扬艰苦奋斗精神，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行动体系。科学发展观是缓解能源、资源、环境压力，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行理性、文明、人文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必然选择。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实现从社会生产到社会生活、从价值观念到消费方式的深刻变革。人奢侈不立，家奢侈不旺，党奢侈必败，国奢侈必亡。我们要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要带领全体人民为科学发展、促进和谐而共同奋斗，就必须首先从领导干部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做起，带头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把科学发展体现到科学建设、科学工作和科学领导方面。

坚持科学发展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实在的、与时俱进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把科学发展观贯穿到党性锻炼和作风养成中，提高统揽全局的辩证思维能力，用全面的、联系的观点和前瞻的眼光来研究和处理问题，善于从局部看到全局，发现影响全局的一些苗头和带倾向性的问题，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保持锐意进取、艰苦奋斗的精神，才能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全面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在破解难题中促进各项工作科学发展。

2008年11月1日

篇2：共产党人发展观的演变

当代发展观演变的哲学反思

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纵观当代发展观演变历程,发展观先后经历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发展观、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肇始的综合发展观到可持续发展观三个主要阶段.发展观这种演变的推动力就是以有限发展观为哲学依据的思维理念,以有限发展观为理论底蕴的.思维理念,既是可持续发展观的组成部分,又是可持续发展观得以实现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构架.

作 者：张建民 杨小军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哲学系,湖南,湘潭,411105刊 名：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ANGTAN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25(4)分类号：B024关键词：发展观 演变 可持续发展观

篇3：共产党人发展观的演变

一、从抗战胜利初期至1946年4月

解放战争初期土地政策依然是继续实行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1945年秋, 新解放区首先进行了大范围大规模的群众性减租减息运动。在老解放区, 对减租减息法令的贯彻情况进行了复查工作。这些在中共中央文献中均有体现:

1. 成立工会、农会, 召开各种群众大会, 进行改善生

活及减租减息、控诉汉奸的运动, 同时在政治上进行要求自治、反对独裁的宣传。[1]

2. 实现新区域的减租减息, 肃清汉奸分子、建立民主政

府, 特别是组织明年全体解放区的生产运动, 保证各解放区军民的粮食、被服及日用品的供给, 关系于争取胜利特别重大。[2]

3. 在一切解放区发动群众减租与发展生产, 所有各后方

领导机关, 除供应前线外, 应以发动新解放区及尚未减租区域的减租运动与准备明年生产运动为中心任务。前方部队于不妨害战争与整训的条件下, 协助地方进行减租和生产。[3]

4. 减租、生产两件大事, 各地方需引起重视抓紧开展。

相应开展专门的减租训练班、生产训练班, 必须取得好的成绩, 奠定解放区稳固的群众与物质基础。[4]

通过减租减息政策, 封建势力在农村的力量被大大削弱, 农民得到了应得的利益。这一时期实行减租减息是基于国共两党还处在和平谈判的阶段, 虽然我党明知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阴谋, 但仍不放弃为实现国内和平民主而努力。因此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对地主阶级的剥削, 未彻底打击。

二、从1946年5月至1947年6月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转变为实现“耕者有其田”。伴随国民党扩大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 国内阶级矛盾加剧, 解放区群众运动的升温。农民进一步要求消除封建剥削, 并且已经突破减租减息的范畴。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这些政策在中央文献中也有所体现:

1.“五四”指示更加适用于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手中、农民无地或少地的大多数地区。

减租政策仍旧实行, 但只靠减租却不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 应利用清算租息、负担、劳役及其他剥削等方式, 逐渐将地主手中的土地大量转移到农民的手里。[5]

2. 为了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公开化扩大化, 必须与

各解放区政府实行的土地法令措施上下配合, 扩大增强土地改革运动的规模和速度。[6]

3. 孤立地主, 稳定中农, 减少敌对分子, 土地改革才能顺利实施。

巩固团结解放区内部力量, 给富农让步, 坚定富农自耕土地的原则。土地政策实施过程确保保证地主的一切必需生活。除少数恶劣反动分子以外, 对地主采取缓和友好的态度。[7]

实现这样的土地政策, 不仅促进了土地改革运动向着稳健的方向发展, 而且对团结人民群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时国共两党的关系尚未完全的破裂, 但随着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意图暴露, 军事进攻解放区, 中共实行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政策已迫在眉睫。但此时中共并未表示出要坚决消灭封建剥削制度, 而是带有一定的温和性。

三、1947年7月至1949年10月

《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布并规定没收地主阶级土地, 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中共中央于1947年7月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 会议重点探讨并表决了土改的相关问题。中共此时解决土地问题的态度是坚决而有力的, 其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决心在以下文献中均有表现:

1. 坚决实行土地改革, 实现耕者有其田, 务必使一切无地及少地的农民获得足够多的土地及生产工具;

保护中农, 保护民主分子, 惩办土豪恶霸。[8]

2. 土地会议决定普遍彻底平分土地, 通过一土地法大纲

的建议, 已交中央修改转发各地, 先将中央对土地会议平分土地的指示转你们。[9]

3. 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

为了彻底改变这种不合理, 要切实从农民的真正需求出发, 彻底改变中国封建半封建的剥削性土地制度, 广泛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10]

4. 我党的土地政策与抗日时期已经有所不同。现在的土地政策是彻底消灭封建, 这也是现在唯一正确的政策。[11]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反封建反独裁的战斗旗帜, 坚持为人民谋利益, 得民心, 顺民意, 为全国性铲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提供了一个基本纲领。中国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的革命, 中国的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的战争。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根据战争所处的不同阶段和革命形势的需要灵活多变地演变发展土地政策, 并始终坚持以保障农民的利益为重点, 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缩小革命的阻力, 以争取战争的胜利。促进了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任务的完成,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要：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在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逐步调整的, 大致经历了从减租减息到实行耕者有其田再到最终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三个阶段, 最终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关键词：土地政策,减租减息,耕者有其田

参考文献

[1][2][3]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十五册:365、371、438.[1][2][3]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十五册:365、371、438.

篇4：对我国经济发展观演变历程的思考

关键词：发展；经济发展观；反思

中图分类号：F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0002602

经济发展观概括地讲就是在经济领域中对经济发展的本质理解和根本观点，它是发展经济的观点和基本准则，简而言之，就是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甚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经济发展观都有可能是不同的。我国经济发展观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发展，终于由片面走向了全面，由主观走向了科学。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经济发展观又一次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在新形势、新任务下，挑战更加严峻，问题依然很多。对于中国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观的探索，仍在继续。反思历史为得是更好地把握今天、开启明天。

我国长期以来固守的“超阶段”高速度发展思想，导致了新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反复性特点。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我国经济发展基本上是在一种脱离实际的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发展的思想指导下进行建设的，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大大超过了国家财力和物力的承受能力。这种发展思想分别在不同时期以“超英赶美”、“备战、备荒、为人民”、“抓革命、促生产”等形式表现出来。不同的表现形式反映的只是不同时期的社会环境，根本的经济思想核心没有改变。因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一次次曲折的发展道路，经济反复出现“过热”现象，1958年的“大跃进”、1971年的“三个突破”、1978年的“洋冒进”等，虽然每一次“过热”持续时间长短不一，发生原因不尽相同，造成损失多少有别，但只要是“过热”了，人民生活就会受到影响，经济建设就会放慢步伐。“过热”使我们失去了多次机会，失去了应有的速度，也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最终导致重大经济比例关系陷入严重失调的局面，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这一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以往的曲折是“欲速”造成的，一次次的经济“过热”，只能导致一次次实际上经济后退的经济调整。发生在8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过热”现象，虽然情况更为复杂，但同样有求成过急的思想动因，最终又一次导致我国经济进入了三年治理整顿的调整时期。这种“过热”与调整的多次反复交替发生，不得不令我们思考为什么这种“超阶段”的冒进思想如此难以根除？难道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1对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上的反思

长期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是来自马、恩关于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设想以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再加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片面认识，致使我们离开了生产力标准，陷入社会主义空想论；离开经济效益盲目追求经济速度和数量，把速度当作经济建设的中心，甚至看成是经济建设中的路线问题。由于人们对生产力的漠视以及对其内涵认识的片面性，在实践中也就不能真正坚持生产力标准，从而也不能客观全面地认识经济规律。

从中我们得到的启示就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特别是生产力发展规律，是经济发展观确立的基本原则。

经济发展是受各种经济规律支配的，我们只能在正确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来发挥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否则，便会受到规律惩罚。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确定经济发展观，一定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并选择正确的发展途径。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就谈不上现代化的实现。正如邓小平所说：“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 结果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停滞。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我们在主要矛盾问题上的偏误有关，即现代化主题与主要矛盾的二元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再三强调要发展生产力，并提出了生产力标准思想，极大地调整了人们衡量社会主义优劣标准的意识流向。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主席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曾指出：“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 ‘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 在处理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关系方面，毛主席过分强调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不同程度地忽视了生产力基础性的决定作用。实践中用抽象的原则和空想的模式去构建社会主义，并且以非生产力标准的政治思想觉悟和公有化程度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必将是一条不成功的建设道路。

2对国情、世情把握上的反思

建国以来经济建设中反复出现的主要错误倾向，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思想严重脱离国情和世情。没有看到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国中，搞经济建设，实现现代化，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的过程。在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上，我们党一度低估了我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差距，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同时，对国际形势的恶化和战争的危险性方面，我们又作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夸大了战争的紧迫感，曾经把军事工业提到第一位，并制定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使国民经济转入备战轨道。可以说，原有经济发展观和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产物。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的经济发展观才有了实质性的改变，思想的彻底转变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迅猛发展。如果没有对国情和世情的准确判断和把握，也就不会有经济发展观的根本性改变。

从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正确认识国情、准确把握世情是确立经济发展观的前提。

国情实质上是国家经济、政治、科技、文化、自然资源、人口状况等各方面实际的综合表现，构成国情诸方面的内容常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下，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大的变化，这就决定了在确立经济发展指导思想时，立足点应放在长期性的目标上。长期性目标确立后，若干发展阶段任务的细化也非常必要。认识国情的相对稳定性，从而确定分阶段完成的长期战略目标，就可以从根本上克服我们党曾多次出现的急躁冒进的倾向，避免再走弯路。当然，经过艰苦努力，会使国情中的某些因素发生变化，如经济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等，这就需要在总的战略目标不变的前提下，对阶段性的任务进一步作出及时调整。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建设将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将侧重于哪一方面，都应当根据当时所处历史阶段的基本特点和具体情况，来确定阶段性的具体目标和发展思路。

历史主题和时代特征历来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能否准确把握时代特征是关系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关系我国经济振兴和社会主义制度兴衰成败的重大经济和政治问题。时代主题、世界形势既是一定时期的客观存在，但又具有着不确定性，它变幻莫测，扑朔迷离。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仅要深刻认识国情，还要准确把握世情，在国际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观也要作出相应的转移，从而确立更能贴近社会主义现实、更具操作性的发展观，以促进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

3对高速度发展观的反思

作为一个“后发式”的国家，如果我们不去改变被动落后的局面，这样似乎也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因此，高速发展作为一种战略思想，某种意义上讲应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事实上，我国在战略决策上从来没有放弃这一思想，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其更加科学和完善。

周恩来曾经对于高速度发展有过这样的解释：“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这句话比较好地概括了高速度发展思想的本来涵义，不能亦步亦趋地走资本主义国家老路，而必须打破常规，实现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超越。可见，高速度发展的思想本身包含着真理性的内涵，从原则上说是正确的。在实践中，在一些重要领域，如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等方面也达到相当高水平。因此，对于我国经济建设中追求高速度发展思想的评价，就不可简单的将其否定。尽管我们在建设中遭遇的挫折和失败几乎都无法摆脱这一思想的影响，但是从其本意来讲，就我国当时极其落后的国内状况和严峻的国际形势来看，尽快地把我国的经济建设好，使我们国家尽早强大起来，在国际上立于不败之地，这在当时应该说是完全必要的。然而，事实中造成的巨大损失我们当然不能否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此作出客观而全面的评价，既要看到它的片面主观性，又要看到它合理的一面。

进一步讲，高速度的发展观从其本来涵义讲，也不应该完全被看作是一种战略思想的失误，而是由于对客观实际估计、对客观规律认识的不够准确，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从而使得高速度发展的思想走入极端。经历挫折后，我党开始重新认识国情、把握时代，注意进一步研究速度与效益、平衡与不平衡问题，使得高速发展的战略思想向着比较科学化的方向发展。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提出的抓住有利时机、争取国民经济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思想，以及实现有效益的高速度的思想，实际上就是一种立足于国情的科学的高速度。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追求高速度发展思想中所固有的真理性内涵。

社会发展的长河奔腾向前，对适合我国的经济发展观的探索仍将继续。社会主义事业是全新的事业，在我们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中，还会有曲折，但只要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力求及时总结经验，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一定能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莫里斯•梅斯纳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篇5：沂蒙精神的发展演变

以“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为基本内涵的沂蒙精神，是沂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培育下，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升华优秀民族文化品质，逐步砥砺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优秀群体意识和可贵革命精神。它秉承沂蒙优秀思想文化和优良革命传统，根植沂蒙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沃土，在沂蒙山区这片英雄的土地上逐渐生根、发芽直至成长壮大，不断地焕发出耀眼的光辉，显示出巨大的历史及时代价值。

一，沂蒙精神概说

沂蒙精神的提出及其内涵的确定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沂蒙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是一种先进的群体意识，是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各级领导对沂蒙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党的关怀和培育为我们弘扬沂蒙精神指明了方向。

1，沂蒙精神的提出

沂蒙精神从概念的提出到内涵的确定，经历了15年的时间。纪80年代，临沂市平邑县九间棚村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通过架电、治水、治山、修路实现了高山水利化，摆脱贫困走向了富裕。他们在战天斗地过程中，铸造了闻名全国的“九间棚精神”。1989年，新华社山东分社原副社长李锦在九间棚村调研52天，提出了“九间棚精神”。将“九间棚精神”概括为“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坚忍不拔、无私奉献”，并写出了《九柱擎天》的调查报告，引起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宋平的高度重视。“九间棚精神”的提出，为“沂蒙精神”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1989年，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话，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讲政治。之后中央召开的十三届四中、五中全会，号召全党要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在这种背景下，时任临沂地委委员、宣传部长的李祥栋和同志们经过反复酝酿，于1989年12月12日在《临沂大众报》发表了题为“发挥老区优势，弘扬沂蒙精神》的文章，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沂蒙精神“这一概念。

1990年2月2日，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姜春云同志到临沂视察，将沂蒙精神概括为“立场坚定、爱党爱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16个字。

1997年，沂蒙精神被进一步概括为“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16个字。2001年，有关专家曾将沂蒙精神扩展为“爱党爱国、艰苦创业、改革创新、敢为人先、不懈奋斗、无私奉献”24字。

2004年，第四次沂蒙精神研讨会召开，经过专家认真研讨，恢复了1997年关于沂蒙精神内涵的16字概述，从此成为定说 2，沂蒙精神本质

沂蒙精神是一种先进的群体意识。它秉承优秀的思想文化和优良的革命传统，根植于山东革命和实践的沃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开放兼容的理论特质和强大的实践功能，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刻内涵的生动诠释和具体体现。“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是沂蒙精神的深刻内涵。其中，“爱党爱军”是沂蒙精神的灵魂，表达了沂蒙人民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舍生取义、追求执着的崇高政治信仰；“开拓奋进”是沂蒙精神的主题，概括了沂蒙人民追求进步、改革创新、敢为人先、自强不息的先进思想意识；“艰苦创业”是沂蒙精神的体现，展示了沂蒙人民自力更生、坚忍不拔、知难而进、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无私奉献”是沂蒙精神的核心，明确了沂蒙人民顾全大局、公而忘私、舍己为人、甘于奉献的价值取向。从历史的、发展的视角来看，沂蒙精神又集中表现为一种大义、大爱、实干和创新。

3，沂蒙精神的产生

沂蒙精神诞生于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沂蒙人民，坚决响应党的全民抗战的号召，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沂蒙人民怀着对党的赤诚之心、对人民军队的无比热爱之情，用自己的双手、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拥军支前的壮丽赞歌，熔铸了党和沂蒙人民血浓于水的感情。（1）渊子崖村民浴血抗日

抗日战争时期，以临沂为中心的沂蒙山区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1941年12月20日凌晨，日军千余人突然包围了渊子崖村。板泉区中队副中队长高秀兰等人和村长林凡义立即组织民兵和村民，依托周围地形抗击敌人。最终，该村在八路军协助下击退敌军，共毙敌12人，村民牺牲147人。

（2）“母送子、妻送郎”入伍参军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兵员的数量和质量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之一。沂蒙人民在地方党组织的号召动员下，踊跃报名参军，“母送子，妻送郎，送亲人，上战场“成为战争年代的沂蒙社会现象。当时沂蒙山区约有420万人口，有20万人参军入伍，120万人参战之前，10万先烈血洒疆场。仅1944年、1945年和1946年三次大参军运动，就有62989名沂蒙青年子弟加入人民军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3）革命战争年代涌现出的模范

从“女子火线桥”到“小车推出来的胜利”，“沂蒙红嫂”明德英乳汁救伤员，“沂蒙母亲”王换于，沂蒙六姐妹等等，无一不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对人民军队所做支持的代表人物。在那个年代，沂蒙人民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舍生忘死地开展各项工作，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和红色政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4，沂蒙精神的发展

沂蒙精神发展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开拓奋进精神的沂蒙人民，怀着对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美好向往，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体谅国家的艰难，以主人翁的姿态，继续发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开拓精神，继续发扬大公无私、舍己为国的精神，积极探索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迅速兴起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奏响了社会主义的劳动人民之歌。这一时期的突出事例主要有：沂蒙人民积极支援抗美援朝，毛主席批示“历家寨是一个好例”，毛主席批示王家坊前经验，毛主席批示高家柳沟扫盲新做法，治理淮河再现支前精神，兴修水利建起“千库万塘”等等。

二，“下基地”社会调研与实践总结

为了响应2013年夏季“下基地”实践活动的主题：“责任担当，践行青春中国梦”。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依托沂蒙老区红色资源，深入红色革命基地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了解当地红色文化和红色历史，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我组依托临沂当地红色资源展开了认真的社会调研。

7月18日，我前往华东革命烈士陵园进行参观调查，一座座石碑让人心生感慨，一幕幕历史事件仿佛就在眼前。向这些为革命事业做出牺牲、为沂蒙精神的发展做出贡献的烈士们致敬。

7月19日，我来到金程塑编有限公司，将要对这公司进行为期两天的调研访问。我的主要课题是：它与沂蒙精神有怎样的关系，沂蒙精神对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应该怎样继承发扬沂蒙精神并使之为其作出好的影响。

此次调研活动内容主要包括，了解企业发展过程与其文化，采访企业负责人，询问有关员工对其企业与沂蒙精神的看法，询问企业负责人对未来的展望。

7月19日下午，通过网上查询与资料查找，大体上对金程塑编有限公司有了个初步了解。该公司位于郯城镇南部，主要生产农用和工用塑料用品，也有加工出口业务。其公司有员工一百多人，其董事长为顾先生。顾先生的父亲在几十年前经营了一家塑料品加工店，之后顾先生与其父亲一起将其发展壮大，直至今天的规模。通过对顾先生的询问了解到，其爷爷曾是一名红军，这些年的发展离不开他爷爷对他的培养与教导，简单说，就是红色精神培育了他，造就了他今天的成就。谈到沂蒙精神，他说“是爷爷教给了我沂蒙精神的内涵，虽然那时不知道这就是沂蒙精神，但是我们的理念是一样的，都是艰苦奋斗、开拓进取。” 7月20日中午，我对该企业内部员工做了一些调查询问。经过一番调查，得知该公司最近几年一直不忘回报社会，各种捐款数额不小且非常及时，企业对员工待遇也不错，员工也逐渐养成一种奉献精神，对待他人、对待社会也有很多积极贡献。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过很多困难的时候，但是公司凝聚力很强，几乎没有人因为几个月不发工资而离开，都是陪着公司走过了一道有一道坎儿。

7月20日下午，在即将结束对该公司的访问前，我又去询问了企业负责人，想了解一下他对企业未来发展的看法。他表示，将会继续秉承着沂蒙精神，坚持艰苦奋斗、开拓奋进，力争把企业变为所在行业的龙头领军企业。

篇6：中国戏曲角色的演变发展

中国戏曲脚色和中国戏剧形态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在作为“他者”的西方戏剧进入国人的

视野之前，基本不为人们所关注。但当20世纪初的人们逐渐认识了西方戏剧之后，与此有关的 问题才逐渐呈现了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王国维为《宋元戏曲史》的完成所做的最后一项专题 研究就是《古剧脚色考》。遗憾的是，王国维这篇大作表明他对中国戏曲脚色的理解存在极大 的疏漏，可以说中国戏曲脚色的研究，从《古剧脚色考》发表的1911年起就被引入了相当偏颇 的路径，迄今已经整整一百年了。

王国维的所谓“古剧”主要是指宋杂剧、金院本，所以古剧“脚色”主要是宋金杂剧院本中 的“末泥”、“引戏”、“副末”、“副净”和“装孤”等名目。由于王国维没有细致考察作为“履历”含

义的“脚色”成为戏曲术语的过程，也就忽略了宋金时期的文献对以上五个名目的称呼是“杂 剧色”的事实。这就把戏曲脚色客观存在的不同阶段看成了混沌的一团，导致戏曲脚色研究的 局面难以打开，还造成对戏曲形成过程尤其是古代戏剧形态发展规律缺乏清晰体认的后果。先入为主地把后来才形成的“脚色”之名用于早期的“杂剧色”，实际掩盖了中国古代戏剧 形态演化的重要环节。如果能够避免这些学理性的错误，我们将可以认识到，中国古代戏剧的 形态发展实际上存在三个阶段，对应戏曲“脚色”发展的三个阶段：从历史悠久的演艺活动中

元鹏飞

中国戏曲脚色的演化及意义

中国戏剧成熟的突出标志是戏曲脚色的形成，戏剧形态的发展和戏曲脚色的演化密不可分。古典戏曲脚色的演化明

显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宋金杂剧院本之“杂剧色”变伎艺性的歌舞、说唱形态为搬演故事、装扮人物的形态，从中 演化出生、旦、净、末、丑等脚色；第二阶段是随着戏剧形态的丰富与发展，脚色也在搬演故事、塑造人物形象的过程中 出现老旦、小生、副末或小丑一类名目的分化；第三个阶段则是随着古典戏曲演出形式中折子戏的出现，片段式的重 视伎艺的表演造成戏曲脚色的行当化，这一现象表明戏剧形态向更高层次的跃升。戏曲脚色演化的每一阶段对应着 中国古代戏剧发展的不同形态，探讨脚色的演化，对戏剧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为2008年国家社科 基金一般项目“古典戏曲 脚色新考”（批准号：08BZ W023）阶段性成果

产生的“杂剧色”在扮演人物时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脚色的含义，这是脚色发展的第一个阶 段———演进阶段；由“杂剧色”充当的“脚色”，随着戏剧故事内容的丰富和形态的发展，分蘖出

自身的“老”、“小”、“副”等名目，构成了脚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分化阶段；当戏曲演出从

全本戏走向以折子戏为主时，折子戏片段式重视伎艺的表演造成戏曲脚色向杂剧色伎艺特性 的回归，戏剧演出从以生、旦故事为中心走向各行脚色都可以凭其“唱念做打”的伎艺而独立 发展起来的阶段，也就是脚色发展的最后阶段———戏曲脚色的行当化。其中，从“杂剧色”到 “脚色”的演化对应戏剧形态走向成熟的历程，脚色的分化对应着戏曲叙事文学蓬勃发展的阶 段，而戏曲脚色的行当化则对应着古典戏曲花部化及各地方剧种遍地开花的现象。

一

毫无疑问，中国戏曲脚色虽然只是几个简单的名称———生、旦、净、末、丑，它们却可能蕴 含着揭开中国戏剧发展规律的密码，因此对其发展演化情况的探索将可以揭示中国古代戏剧

形态发展的规律。解玉峰在谈到戏曲“脚色制”在近代京戏中走向“角儿制”的曲折发展历程时 曾指出：

中国戏剧的形成乃是以生、旦、净、末、丑的出现为标志的，中国戏剧发生演变的历史 也主要是脚色制渐趋规范和稳定的历史，但事物的发生、发展，常常是各种外力共同参与 的结果，并不完全是事物自身的规定性所能约定的，外因常常会影响、乃至改变事物的发 展方向，所以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才会有突变、有夭折。京戏在近代走向名角龙套制的畸 形道路以及当代许多新编戏因话剧观念的影响有意淡化脚色制，皆不宜视为中国戏剧自 身演进的必然结果。假如脚色制为中华民族戏剧之根本，离开了脚色制，我们又该到何处 去找寻中国戏剧呢？①

李昌集则不仅重视脚色制与戏剧形态的联系，更指出了脚色制对戏剧文学的艺术构成所具有 的极为重要的影响：

脚色制是中国戏剧特有的形式表征，脚色制的演变某种意义上即反映了古代戏剧表

演形态的演变，对中国戏剧的表演艺术乃至文学艺术的构成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尤其 与戏剧文学的结构密切相关。不理解中国戏剧脚色体制与戏剧文学的内在联系，就不能 深入把握古代戏剧文学的艺术构成，这是古代戏剧学留给当代曲学的一个值得深入研究 的命题，而当代曲学界对此似乎还未予以充分的重视。②

虽然中国戏曲脚色演化的研究具有如此重大的价值，但正如李昌集指出的“当代曲学界对此 似乎还未予以充分的重视”，而我们在仔细考察的过程中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对此问题一直罕 有学者论及。作为现代学术中对中国戏曲脚色展开研究的滥觞，王国维《古剧脚色考》对戏曲 脚色演进情况的认识是：

隋唐以前，虽有戏剧之萌芽，尚无所谓脚色也。参军所搬演，系石躭或周延故事。唐中

叶以后，乃有参军、苍鹘，一为假官，一为假仆，但表其人社会上之地位而已。宋之脚色，亦

中国戏曲脚色的演化及意义

文艺研究2011 年第11 期

表所搬之人之地位、职业者为多。自是以后，其变化约分三级：一表其人在剧中之地位，二 表其品性之善恶，三表其气质之刚柔也。宋之脚色，以副净为主，副末次之。然宋剧之以 旦、以孤名者，不一而足，知他色亦有当场者矣。元杂剧中，则当场唱者惟正末、正旦„„ 故元剧脚色，全以唱不唱定之。南曲既出，诸色始俱唱。然一剧之主人翁，犹必为生旦，此 皆表一人在剧中之地位。虽在今日，犹沿用之者也。至以脚色分别善恶，事亦颇古„„元 明以后，戏剧之主人翁，率以末旦或生旦为之，而主人之中多美鲜恶，下流之归，悉在净

丑。由是脚色之分，亦大有表示善恶之意。国朝以后，如孔尚任之《桃花扇》，于描写人物，尤所措意。其定脚色也，不以品性之善恶，而以气质之阴阳刚柔„„自元迄今，脚色之命 意，不外此三者，而渐有自地位而品性，自品性而气质之势，此其进步变化之大略也。③

据此可以看出，王国维对宋元戏曲脚色变化情况的关注点在于戏曲脚色装扮类型之变化，认 为脚色命名依据是由地位而品性，由品性而气质，这一观察未必符合实际，至于其对戏曲脚色 体系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则更是付之阙如。

目前所知惟一一篇对戏曲脚色演化情况的较符合实际描述的文章是黄克保的《论“行

当”》，该文在“行当”范畴中分析戏曲脚色的演进分化及构成，虽对有关脚色来源及命名含义 的问题有所回避，但未出现如王国维为代表的研究者一样的把“杂剧色”看作是戏曲“脚色”的 讹误。该文如此定义“行当体制”：“既是形象创造的结果，又是形象再创造的手段这一双重品 格的体现。它是戏曲表演的程式性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反映，也是歌舞表演性格化的产物，其 中体现着个别与一般的规律。”并敏锐地指出了中国古典戏曲脚色发展所具有的两个阶段及 每个阶段的特点：

生旦净丑的行当体制，初创于宋元之际，成熟于清初以后，而其起源，却可以追溯到

唐，前后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这期间，行当的名目迭经变易，其内涵和表现形态也经历 了错综复杂的分化和融合的演变，其中带关键性的演变有两次：第一次，是生旦净丑行当 体制的初步建立，这以宋元南戏和北杂剧的形成为其起点；第二次演变是随着昆山腔的 崛起和兴盛以及弋阳诸腔的繁衍，生旦净丑全面发展，形成了按人物形象类型分行的比 较科学、严密的体制。清中叶以来各种地方戏曲的各行脚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完 备和丰富起来的。④

该文最后一节对“行当的特性和作用”做了理论上的探讨，提出了具有启示意义的观点。此外，田志平《众生相的归类与表现———戏曲行当纵横谈》一文也谈到戏曲脚色体制及其发展演化 的特点，认为“戏曲行当的发展，经历了从简单伎艺操弄，到对人物进行模仿与表现的历程”⑤，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这两篇文章仅是对相关现象笼统的描述，主要贡献在于说明了事实

“是什么”，还没能够解释“为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样不曾意识到“杂剧色”的存在，所以

对戏曲脚色演化情况的描述不仅笼统，而且不够准确。二

如果说宏观描述需要以微观认识的精确为基础，那么微观认识的精确也有赖于宏观描述

在方向上的正确：如果我们对事实“是什么”的描述都不准确，回答“为什么”又该从何谈起呢？

所以，我们首先要纠正自王国维《古剧脚色考》以来形成的错误的脚色观念。

我们知道，“脚色”最早系个人简历之意，在唐宋时期的文献中颇为常见。而王国维《古剧 脚色考》将此概念用作戏曲演员的总称，显然是此概念在后世演变的结果，并不代表古剧即宋 金杂剧院本中的演员也可以这样称呼。通过梳理文献可以看出，宋代涉及“末泥”、“引戏”的 《梦粱录》、《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对这些名目的称呼都是“杂剧色”而非“脚色”。“脚

色”之所以能够被用作戏曲演员的总称，是戏剧艺术在由“杂剧色”伎艺性的演出段子走向以 扮演故事、塑造人物形象的段子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的。因此，宋金杂剧院本中的“末泥”、“引戏”、“副末”、“副净”、“装孤”等，其实并非“脚色”，而是“杂剧色”。两者的区别在于：“杂剧

色”的戏剧扮演本质上是伎艺性的，不以故事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主要目的；“脚色”则是“杂剧 色”根据其演出特点尤其是根据戏剧故事需要划分的人物形象类别⑥。

“杂剧色”的出现，标志着戏剧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伎艺类别化是“杂剧色”出现的内 在根据；之后，随着戏剧情节的复杂化和搬演规模的扩大，扮演人物的活动日益强化，这一切 极大地促进了“杂剧色”向戏剧“脚色”的演变，由此戏剧形态正式进入个人表演才能展示与提 高的阶段。为了适应“杂剧色”所扮的人物类型，结合演出职责的不同，“生”、“旦”、“净”、“末”、“丑”等名目被一一命名出来。结合剧本内证，可以看到“杂剧色”和戏曲“脚色”之间明显的对 应关系。如南戏《张协状元》开场之末召唤“末泥色饶个踏场”，舞台提示语却不是“末泥”而是 “生上白”，表明“生”脚系由“末泥色”发展而来；而元刊《琵琶记》中有丑扮里正，该丑唱【普贤

歌】之后表白：“小人也不是里正，休打错了平民。猜我是谁？我是搬戏的副净。”表明戏曲“丑” 脚源出于杂剧色“副净”⑦。结合文物、文献与文本内证，相关研究指出戏曲脚色“末”实际由杂 剧色“引戏”演化而来，而戏曲脚色“净”则由杂剧色“副末”演化而来⑧。因此，我们可以大致将 “杂剧色”和戏曲“脚色”之间的对应关系列表如下：

杂剧色末泥引戏副末副净或添一人

（戏曲）脚色生（女为旦）末（女为旦）净丑外、贴

表中上栏之“杂剧色”，在反映当时演艺活动的文献资料《梦粱录》等书中所记为：“杂剧中„„ 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付，副净色发乔，副末色打诨，或添一人，名曰装孤。”⑨所谓的“主张”即 以歌唱为主，“分付”乃以舞蹈动作为特点，至于“发乔”、“打诨”则是科白逗谑类的表演，总之，这些名目的出现表明了戏剧由混沌的群体表演走向类型化伎艺表演的特点。而下栏的“脚色” 生、旦，乃戏剧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末、净、丑则既代表了次要人物类型的分工，也有具体演出 时不同表演形态的特点。上下栏的对应关系则揭示了“脚色”由“杂剧色”发展而来的历史事 实。由这个列表可以看出，从伎艺性演出的“杂剧色”到装扮人物进行故事性演出的戏曲“脚 色”，构成中国古典戏曲脚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戏曲脚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生、旦、净、末、丑的分化。随着戏剧表现社会历史生活面的 逐渐扩展，原有的人物类型需要适应逐渐增加的故事人物以及逐步发展演化的戏剧形态，脚 色类型的增多实属必然，但这一增多并不是原有脚色序列的扩展，而是在旧有脚色体系基础 上的分蘖，即脚色的分化。

关于脚色的分化，台湾地区的许子汉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首先把宋元南戏到明传奇 的剧本分为五个时期：以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浣纱记》的出现为界，此前的时段分两个时 期，一为宋元至明初时期，一为自成化（1465—1487）开始到嘉靖前期；嘉靖二十二年以后分为

中国戏曲脚色的演化及意义

文艺研究2011 年第11 期 三个时期，自《浣纱记》出现到“临川”、“吴江”两派兴起前即万历中叶为一时期，自汤沈之后至

天启、崇祯间为一时期，自崇祯迄清初为最后一时期⑩。虽然他所研究的作品基本没有涉及清 代传奇，但由于明末清初是戏曲脚色分化、形态发展的重要时段，仅以明末的剧本情况也可以 初步得到清代脚色变化的大致脉络。具体到对于南戏与明传奇脚色分化的情况，通过对九十 一种剧本的梳理统计，许子汉的结论是：

第一期为发展的初期，生旦末净丑五行，生行加外、旦行加贴，加此二目为七脚。其

中，旦二行的分化已然开端，有“小外”、“夫”等的运用，但未定形确立。第二期则小生确 立，老旦与小旦出现，杂行也于此期出现。

第三期则老旦与小旦确立，生、旦二行分化完成，其他各行分化也都开始，副末（小

末）、副净（小净）、小丑等皆相继出现，杂行的运用也超过半数。第四期承继第三期的发 展，老旦、小旦、副净、杂等脚色的使用比例继续增加，老旦与小旦并取代了贴，成为旦行 较重要的配脚。

第五期则确立了副净与杂的地位，贴也成为小旦的互代脚色，并为旦行中的第四脚。

明传奇的必备脚色也发展完成，生行为生、小生、外，旦行为旦、小旦、老旦、（贴），末、净行 有净、副净、丑、杂。輥輯訛

综合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南戏传奇的主要脚色为生、旦、净、末、丑，直到《浣纱记》兴起即嘉靖 中期才出现副净、副末，这表明副净、副末两脚系由前两期之净、末分化而来，而此时的副末、副净和宋代五名杂剧色中的副净、副末迥然不同，这一事实无须多辨。同时，戏曲脚色在杂剧 色演进阶段定型为七脚后，进入第二个阶段逐渐开始分化的事实也得到了印证。

三

如果说古典戏曲脚色演化的以上两个阶段未曾被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到，那么，脚色发展 的第三个阶段———行当化也还有进一步审辨的空间。因为，一则是学界自开始脚色研究时就 如同把“杂剧色”看作“脚色”一样地混用“脚色”与“行当”輥輰訛，二则是学界更多地将目光聚焦于

清代中后期出现的“角儿制”现象上，忽略了此所谓“角儿制”现象恰是戏曲脚色行当化的结 果。所以，我们需要首先厘清“行当”成为戏曲脚色同义词的根源。

“行当”一词最早出现于明中叶，是商业经济发展的产物，意指某人的职业或所属行业。这 一含义似乎与戏曲演员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但如果我们注意到唐代参军戏中的参军、苍鹘

其实并非人名，而是代表了一种职业、身份，并且在金元杂剧中除了具备“脚色”意义的末、净、旦等，还有大量名为卜儿、孛老、邦老、驾或细酸一类同样表明身份、职业的名称，就可以知道 戏剧演出中将具有身份、职业含义的词语用做演员分类，是渊源有自的。然而，出现于南戏传 奇和后世戏曲中的生、旦、净、末、丑等名称并不含身份职业的意义。将此具有身份、职业意义 的“行当”概念用到戏曲演员中作为统称，并与“脚色”概念相混用，是清中叶以后的事。问题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通过我们对此前两个阶段，即“杂剧色”成为戏曲脚色和“脚色”随故事人物增多及戏剧形 态演化而发生分化的考察可以看出，戏曲脚色的发展与戏剧形态的演化是密切相关的。因此 可以确定，将“行当”用作戏曲演员的统称蕴含着戏剧形态发展的一次重大变化。这需要我们

从戏曲脚色的分化及其规律说起。

虽然以元杂剧为代表的北剧体系另有混杂的脚色，但随着明代中后期杂剧的南戏化，杂剧 的脚色也逐渐呈现出整饬规范的特点輥輱訛，因此古代戏曲脚色是以南戏传奇的脚色制为基础演化 发展的。需要注意的是，分化阶段的脚色，无论小生、老旦、副净，都主要是依所扮人物年龄或演 出人物时戏份重轻做区分，也由此构成主要脚色和次要脚色的不同。这是在演出全本戏时所 做的区分，目的是突出情节主线和塑造主要人物。而折子戏的出现，为打破这种局面提供了可 能。

折子戏最初出现时还是基本按照全本戏派演脚色的，但随着具体实践中某些演员创造性 伎艺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经典段子中，最初以故事情节为中心的演出发展为以演员伎艺的 展示为中心，也就是说，折子戏的演出方式客观上起到了解放演员创造力的作用：在全本戏 中，受剧情全局束缚不能得到全面发展的次要演员有可能通过精湛的伎艺展示成为所演某段 情节中的主角，这在客观上突出了演员伎艺的重要性。

折子戏之外，进一步突出演员伎艺的重要时期是清中叶以来花部的兴起。花部的兴起标 志着中国戏剧从以剧作家为中心过渡到以演员为中心的阶段。此时，全本戏的创作与演出渐 趋衰微，片段式的故事演出尤其是以唱、念、做、打等伎艺表现为重点的演出形态得到空前的 发展，每一分化的脚色都可以不再把故事性的演出作为重点，更不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心，而以其擅长的伎艺类型作为演出时的“卖点”。所以，其名称就由人物类型意义的“脚色”变为 所擅伎艺的“行当”，所谓架子花脸、铜锤花脸、武生、须生、闺门旦或刀马旦以及方巾丑等，都 以具有身份、职业含义的词语限定其伎艺的特色种类，由此赋予其伎艺的特色种类以“行当” 的意义，在此基础上，“行当”超越“脚色”所赋予的人物形象的意义，既突出了戏曲脚色分蘖的 细化，也标志着戏剧形态走向伎艺化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行当”也就在此时与“脚色”一起 成为指代戏曲演员的术语。

从本质上看，“行当”是“脚色”细分的结果。但重要的是，这种细分的“行当”标志着中国古 代戏剧形态中出现了戏曲脚色对伎艺表现的重视与回归，因此是中国古典戏曲脚色发展的最 后阶段和戏剧形态演化的新阶段。我们看到，在清中后期，那些擅长伎艺性演出的演员，可能 原来并非全本戏中故事的主角，但只要在片段式折子戏演出中具备了唱、念、做、打任一方面 独擅的伎艺，就可以被看做是个“角儿”，从而开启了古代戏剧演出的“角儿制”时代。戏曲脚色 的演化也至此完成了其跃升，同时具体而微地体现出中国古代戏剧形态发展的独特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行当”作为戏曲脚色的统称也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呼应。

卢冀野曾在《中国戏剧概论》自序中提出疑问：“元明清三代的杂剧传奇，这是以‘曲’为中 心的„„我说过一个笑话：中国戏剧史是一粒橄榄，两头是尖的。宋以前说的是戏，皮黄以下 说的也是戏，而中间饱满的一部分是‘曲的历程’。岂非奇迹？”輥輲訛联系我们对于“脚色”与“行当” 的辨析，这一疑问可以这样解答：“杂剧色”演化为“脚色”的事实表明了中国古代戏曲乃是从 侧重伎艺演出的泛戏剧形态中孕育生成的，这一演变的内在依据是从伎艺性演出转变为搬演

故事、塑造人物形象，此时“戏”的形态已与文学创作联系在一起。而剧本创作作为“曲的历程” 主要在戏剧内容方面推动中国古代戏剧的发展，恰是这一“曲的历程”所包含的故事内容的丰 富、人物类型的增多促进了戏曲脚色的分化。此后，折子戏的出现尤其是花部戏曲勃兴局面的 形成，推动了古代戏剧形式方面即主要是舞台艺术尤其是演员伎艺手段的发展，而此时故事

性的“曲的历程”大致消歇，以伎艺手段为核心的“戏”的形态重新大放异彩，但已非原来的泛 戏剧形态而是精致化的“唱念做打”。杂剧色—脚色—脚色行当的演化恰好具体而微地体现了

中国戏曲脚色的演化及意义

文艺研究2011 年第11 期

这一过程。

依据上面的考察还可以看出，“行当”与“脚色”的根本区别在于：“脚色”成为戏曲演员的 代名词是“杂剧色”搬演故事、扮演人物形象的结果，“行当”则是在人物类型基础上演员侧重 伎艺化戏剧扮演的结果，具有向“脚色”起源时“杂剧色”回归的特点。所以，“行当”作为戏曲 “脚色”的同义词标志着古典戏曲脚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蕴含了中国古代戏剧形态发展到 花部时代的伎艺化特征。

四

中国古典戏曲脚色所存在的演进、分化以及行当化三个阶段的客观事实，对戏曲脚色乃 至戏剧史的研究都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首先，我们可以借此深化对戏剧与戏曲概念的理解。由于以往的研究直接把“杂剧色”作

为“脚色”，就或多或少地忽视了杂剧“杂”的伎艺性，尤其忽视了杂伎扮演和故事搬演之间的 客观距离，更有甚者，直接把参鹘戏弄的表演看作是戏曲，结果是混淆了戏剧与戏曲的概念。在 明晰了脚色演化的三个阶段之后就可以确定：杂剧色演进为戏曲脚色之前的扮演活动，即使有 人物装扮成分，也不属于戏曲，因为这些表演没有采用脚色制，即缺乏一个统摄诸多伎艺兼具 戏剧要素色彩的载体。黄竹三对这些演出现象的看法是：“种种类似戏剧但又不完全是戏剧的 表演，它们具有某些戏剧的因子———人物装扮和情节故事，具有某些戏曲的外观系列如歌唱、舞蹈、说白、表演动作，但未融合为一，因此未能认为是真正的戏剧，在探讨戏剧发展历史时常 常提到它们，却无以名之，这类表演，我们不妨称之为‘泛戏剧形态’。”輥輳訛因此脚色制更准确的理

论定位，可以说是区分中国戏剧形态的标志。简单说来就是采用了脚色制的戏剧是戏曲，哪怕 只是伎艺手段的展示；不用脚色制的戏剧演出即使扮故事、演人物也不能称作戏曲。

其次，对比西方成熟的戏剧形态，中国古典戏曲“脚色”一词可以凭借其源出于“杂剧色” 的伎艺化要素实现对于“角色”概念的差异化定位，即中国古代戏曲演出中的脚色行当不同于 角色扮演。角色，是戏剧故事中的人物；脚色，却不仅仅是故事人物。一般情况下，戏剧演出时，演员扮某角色就是扮故事中的那个人物，但在中国古代戏曲中，演员是通过脚色行当的分配来 扮演某角色即扮演相应人物的。因此我们看不到“角色”发生分化的可能，“脚色”却可以因应演 出内容的拓展尤其是人物形象的增多发生分化。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戏曲脚色行当不仅是人 物形象的类别，更是演员演出伎艺的内在规定。举例而言，在中国古典戏曲中，《秋江送别》或 《三岔口》一类的演出，吸引我们并带来审美感受的并非依赖于人物形象，而是其逼肖似真的 行当伎艺展示。因此，古典戏曲脚色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中国戏曲的本质，更便于我们从戏剧演 员的本位来认识东西方戏剧的异同。

最后，脚色的分化及其行当化揭示了戏曲脚色制与中国古代戏剧形态发展的复杂关系。

卢冀野所揭示的中国戏剧“两头戏中间曲”的现象，其“曲的历程”阶段恰是古代戏曲由主要表 现儿女情长的生、旦戏到转向表现全面的社会生活内容的阶段，而最终因其表现内容的日渐 丰富促成了戏曲脚色的分化。这说明伎艺演出与故事搬演相结合的脚色制在此时已摆脱了杂 剧色伎艺色彩的制约，因应故事内容的发展可以自具生命力并得到分蘖。之后的折子戏造成 中国戏剧向“戏”的形态的回归，尤其是花部阶段戏曲演出的所有构成要素如音乐、文学、脸 谱、服饰等，最终还是要服务于脚色行当化这一根本要求，这一切恰体现出中国古代戏剧形态 演变的机制特点。

遗憾的是，总结出古典戏曲脚色的演化规律及意义的今天，已经是《古剧脚色考》问世一 百年后了。为什么一百年来我们会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原地踏步？根本原因在于自王国维以 来，研究者罕有从戏曲脚色与戏剧形态演进的规律入手进行研究，多数依然是根据名称的表 面联系搜集材料，罗列排比，推导结论，表明了研究理念的局限与保守。葛兆光评论思想史研 究中的类似做法时说：“那种过分相信后起的传灯、统纪、宗谱，并依据它们来寻找宗教的亲缘 血脉的做法，很多人都指出，这其实是在后设的资料中建构历史，对于起源偶像的执著追寻，仿佛是历史学界的职业病，专注于寻找名义上相同的‘起源’的做法，实际上有可能南辕北辙，因为有可能这只是名称上的偶然相同。”輥輴訛

“脚色”与“行当”属于戏曲史研究中的类似情况，二者虽然是原本存在的概念，但和戏剧 演出活动发生联系是以戏剧形态的转变为基础的。不经论证地直接运用这些概念，反映了研

究者缺乏辨析的轻率。一方面造成了“脚色”概念对包含着戏剧形态重要阶段的“杂剧色”的掩 盖；另一方面，对“行当”概念缺乏深入的细致辨析，忽略了“伎艺化”演出方式在中国戏剧形态 演进中的主要价值和意义輥輵訛，因此导致我们无法通过具体例证切近地认识到中国古代戏剧形 态演化的规律。

① 解玉峰：《脚色制作为中国戏剧结构体制的根本性意义》，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5期。② 李昌集：《中国古代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7页。③ 《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196—197页。④ 黄克保：《论“行当”》，载《艺术百家》1989年第3期。

⑤ 田志平：《众生相的归类与表现———戏曲行当纵横谈》，载《戏曲艺术》2006年第6期（上）、2007年第1期（下）。⑥ 参见拙作《“脚色”与“杂剧色”辨析》，载《戏剧艺术》2009年第4期。

⑦ 黄天骥：《论“丑”和“副净”———兼谈南戏形态发展的一条轨迹》，载《文学遗产》2005年第6期。

⑧ 有关论述参见《国学研究》第16卷之《明清传奇开场脚色考》，《国学研究》第20卷之《末脚新考》，《国学研究》 第21卷之《宋金杂剧“副末”兼“净”考》以及《中华戏曲》第41辑之《净脚新考》等文章。

⑨ 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6页。另见宋人吴 自牧《梦梁录》卷二○之“伎乐”条。

⑩輥輯訛许子汉：《明传奇排场三要素发展历程之研究》，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9年版，第6—7页，第170页。

輥輰訛本文“角色”指戏剧故事人物，与“脚色”所指演员类别不同。如梅兰芳的演员类别只有一种脚色“旦”，但所扮 “角色”可有《贵妃醉酒》的杨玉环、《天女散花》的仙女以及《牡丹亭》的杜丽娘等。輥輱訛参见拙作《明杂剧脚色考论》，载《东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輥輲訛卢冀野：《中国戏剧概论》，《中国文学七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1—362页。輥輳訛黄竹三：《论泛戏剧形态》，载《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

輥輴訛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注释五。

輥輵訛关于伎艺化扮演，拙作《戏曲与演剧图像及其他》（中华书局2007年版）下编有专章考论，可以参看。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所）责任编辑容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