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悖论

服务悖论（精选十篇）

服务悖论 篇1

关键词：移动通信产业,通信服务贸易,相对比较优势,服务贸易悖论

最近, 韩国的移动通信商业服务增势明显, 其内部结构升级效应也逐渐显现。包括IT、通信、咨询、广告等行业的商业服务业销售额由2002年的440亿美元增至2006年的740亿美元, 5年内增长了68.2%。近几年, 韩国服务业尤其是通信服务业也成为吸引外资和国际合作的热点。2005年到2007年, 商业服务业共吸引外资225.4亿美元, 占韩国吸引外资总量的67.7%, 比制造业高出35.4个百分点。虽然餐饮住宿业稳中略降, 但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等现代服务业成为带动外资增长的主力军, 前景看好。

在韩国服务业中, 信息通信服务业和现代物流业发展成效尤为显著, 而且相互促进并形成了良性循环。与日本类似, 韩国政府正在积极实施“电子韩国” (e-korea) 战略, 极大地推进了信息通信服务业的发展。同时, 韩国现代物流发展日臻完善, 全方位的物流系统服务日益要求高效的物流信息化建设, 逐渐增强的国民物流意识同信息服务业有机结合, 大大刺激了网络和移动通信服务业的迅猛增长。

然而, 大多数研究韩国通信服务产业的文献针对国内的范围, 而具有很大局限性。因此, 本文拟在国际视角下, 主要通过服务贸易的观点, 对韩国的通信服务产业进行经济学分析, 并期待获得对中国相关产业的有益启示。

1 韩国通信服务产业的贸易悖论

当今全球经济竞争重点正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转型, 服务贸易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 亦是发展中国家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 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战略领域。服务贸易范围很广, 涵盖了运输、旅行、通信、建设、保险、金融、电脑和信息服务等等。韩国服务业虽为出口导向型并在国际竞争中具有一定地位, 但是韩国服务贸易顺差项目只有运输、金融和政府服务几个 (表1) 。

单位:百万美元

来源:韩国银行 (h t t p://e c o s.b o k.o r.k r) 。注释:通信服务的范围包括定居民和非定居民之间国际通信合同的2个目录。韩国中央银行即韩国银行根据外汇供求统计来每年得出服务贸易统计数据。

单位:百万美元、%

来源:韩国银行 (h t t p://e c o s.b o k.o r.k r) 。注释:贸易比重=该项目的贸易额/服务贸易总额, 贸易额=进口额+出口额。

资料来源:韩国信息化振兴院 (h tt p://w w w.n i a.o r.k r) 。

在韩国贸易总额里, 货物贸易一直以来比重大, 但是最近几年服务贸易的比重也逐渐增加。2009年货物出口额3736亿美元, 服务出口额585亿美元, 占货物出口额的15%。同年货物进口额4273亿美元、服务进口额939亿美元、货物进口额的约22%。但2004年以后, 服务贸易收支连年赤字, 逆差额不断扩大。具体到通信服务业务的进出境贸易, 我们可以从表2和表3中发现, 在2001到2009年期间, 韩国的通信服务的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高出进口年平均增长率1.4%。在同一时期内, 韩国整个的服务贸易额出口年平均增长率却低于进口年平均增长率将近2%。

但是, 我们却也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在前边已经知道韩国的通信服务水平“一直领先于欧美国家”, 这是世界公认的。但是, 为什么韩国的通信服务贸易收支长期以来都处于严重的逆差状况?技术和服务水平都居于优势地位, 服务贸易收支反而长期处于进口大于出口状态。国际贸易中最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似乎无法解释这种矛盾的现象。我们在这里姑且称为“韩国通信服务贸易悖论”。在下面的部分, 我们将对这个悖论做出初步的解释。

2 韩国移动通信服务产业现状

2.1 韩国3G-4G移动通讯的发展现状

韩国目前被认为是全球3G业务发展最快的市场之一。韩国2005年的移动数据收入为35.06亿美元, 比2004年增长了31%, 占移动通信总收入的19.9%。截至2008年11月底, 韩国3G (第三代移动通信) 用户数量约为1586万人, 占移动通信用户总数的34.95%, 比欧美国家28%的平均水平高出许多。

在服务的内容和形式上, 在韩国不管是语音服务市场的增值业务 (如彩铃业务) , 还是手机电视、手机音乐、手机游戏和手机定位等3G数据业务都发展得有声有色, 花样不断翻新, 有效地培育和刺激了新兴业务市场。新兴的数据业务和增值业务对移动整体收入增长贡献率最大, 在增加用户对移动通信业务的使用粘性上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韩国3G业务的发展一直领先于欧美国家, 韩国三大电信运营商SKT (SKTelecom) 、KTF (Korea Telecommunication Freetel) 和LGT (LG Telecom) 对3G增值业务进行开拓和创新的方式和方法都一直备受全球电信运营商的关注。许多来自欧洲、美国和亚洲的跨国公司都向韩国电信运营商寻求通信解决方案, 以用于它们的实际运营。虽然韩国移动产业界一直被视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开路者, 但是韩国3G业务一直在不断地总结教训并力图发展, 不断审视其所面临的挑战, 并计划适时推出4G业务。从下面表格中, 我们可以发现韩国的移动通信业务的发展是基本上每10年有一个大的层次的升级。

2.2 韩国移动互联网的运营发展

移动互联网是移动通信服务业的新兴最具潜力市场之一。韩国目前已经成为是全球移动互联网最为发达的主要地区。根据韩国互联网发展研究机构 (NIDA) 的调查, 2008年, 在韩国的互联网用户中, 有46.8%的用户使用手机上网, 使用过移动互联网的用户占移动用户的比例为51.3%, 比2005年9月的统计提高了10个百分点。

自从2002年韩国移动运营商把CDMA网络全面升级到CDMA20001xEVDO以来,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 SKT和KTF分别推出了包括一系列高端移动多媒体应用和下载服务在内的移动互联网业务。双向高速网络进一步带动了具备移动Web2.0特征的移动互联网业务的发展。用户市场对移动互联网业务的需求从铃声下载、新闻服务等逐渐向移动多媒体、移动社区、移动UGC等新型移动互联网业务转移。据不完全统计, 约50%的韩国人口都是SKT的移动赛我网注册用户。

韩国移动互联网的成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有利因素:一是, 移动用户数量增长迅速, 保证了移动互联网用户基数不断扩大, 为移动互联网的各种业务的拓展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二是, 内置虚拟机的高性能彩屏移动终端迅速流行, 再加上移动互联网上丰富多彩的内容, 对用户产生了真正持久的吸引力;三是, 良好的网络环境为移动互联网服务的各种业务的展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 更多更新的移动多媒体业务的出现使用户有了更多选择, 而真正从移动互联网中获得了生活的便利和乐趣。

根据NIDA在2007年9月发布的最新调查, 韩国用户数最多的移动互联网业务包括移动多媒体服务、移动音乐门户网站服务、手机游戏、移动购物、手机银行, 以及包括移动搜索、移动社区等在内的无线和固定互联网互通服务。

3 韩国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路径

韩国移动通信服务的运营现状需要从其独特的发展路径中寻找答案。

1988年韩国在举办奥运以后, 韩国的移动电话普及率和移动电话用户迅速增加。其实韩国移动通信产业的真正飞跃式发展是在CDMA技术的商用化以后。1996年, 在高通 (Qualcomm) 公司与韩国移动设备制造商的通力合作下, CDMA技术首次成功实现商用。当时, 全球的移动通讯技术以欧洲的GSM为主, CDMA技术固然成熟, 但尚无应用。CDMA商用化成功, 韩国实现了快速的市场渗透和在CDMA技术领域的高速发展, CDMA技术带来的巨变和影响更是大大地改变了韩国移动通信产业。1996年1月, 正是SK Telecom在韩国推出了世界首个商用CDMA移动电话服务 (2G) 。

1995年以来, 韩国的移动用户增长了23.4倍, 服务收入增长了21倍, 移动通信设备 (手机+系统) 增长了29.4倍。在通信行业, SKT则是韩国运营商中绝对的领导者。当SKT强大到别的运营商无法生存的时候, 韩国政府于2004年1月1日开始实施带号转网政策。韩国的特点是:采用不对称管制的方法, 在政策实施的初期, 只允许主导性运营商SK电讯的用户单向转网到KTF和LG电讯 (LGT) ;半年后, 才允许KTF的用户向另外两家运营商转移;一年后, 最小的运营商LGT才开始执行带号转网政策。韩国政府的时间表充分考虑了三大移动运营商各自市场份额的不同, 其用意正是希望利用合适的时间差, 帮助弱小的运营商迎头赶上。

韩国1987年电话总装数突破1000万, 实现了“一家一部电话”。韩国的固定电话用户近年来已经基本不再增长, 甚至一些月份还出现了减少的现象。比如, 2004年8月韩国固定电话用户为2283万, 普及率是51%。而到2006年8月整整两年的时间内, 韩国的固定电话用户仅增加了27万, 普及率下降为48%。与此同时, 移动通信用户依旧保持稳步增长, 2004年8月, 韩国的移动电话用户为3612万人, 普及率为80%。到了2006年8月, 韩国的移动用户已经增长了300多万, 达到3956万, 普及率为82.4%。

韩国2000年推出“CDMA2000-1X”服务, 2002年推出高速传送活动影像的“CDM A2000-1X EV-DO”服务, 并2006年提供利用新频率的“2G赫兹IMT-2000”可视电话服务。2002年6月, 世界杯赛在韩国举办, 借此机会, 韩国推出了3G服务, 开始进入3G时代。由此, 3G所带来的嬗变也开始了。目前, 在韩国三大运营商中, SKT占据半壁江山, 运营着CDMA和WCDMA两张网。第二大运营商KT运营的只是WCDMA网络, 市场份额为30%, 第三大运营商LGT只运营CD MA网络, 占20%的市场。截止到2009年5月底, 韩国3G用户已经突破2000万人。拥有超过5000万人口的韩国, 在国内约有4700万移动通信用户, 其中3G用户约占手机用户的44%, 这已经大大超过了欧美的普及水平。韩国的三大运营商在3G时代, 都打出了独立的3G子品牌, 如SKT的“NATE”、KT的“SH OW”、LGT的“OZ”。首先是SKT, 虽然其3G服务NATE最早推出, 但携号转网的压力让SKT开始调整策略, 特别加强了无线互联网业务的发展, 并涉足金融服务、媒体服务、娱乐服务等跨界服务, 尽可能做到差异化服务, 分别有针对商务人士、年轻时尚人士、女性等人群的品牌与业务策略, 获得了市场的认同, 从而摆脱了携号转网对SKT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概括来看, 韩国移动通信的发展路径主要表现为下面三个特征。一是, 韩国政府在主导韩国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二是, 韩国的移动通信系统都是采用CDMA技术, CDMA技术给韩国确实带来了新的不可忽视的发展机遇。其结果就是韩国的手机制造商如三星、LG已经成为全球的领先者, 移动通信设备已成为韩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三是, 韩国市场的高度发展培育了移动通讯业的快速发展, 目前被称为世界上最新型手机的试验场。

4 韩国服务贸易悖论的解释

韩国的通信服务水平和业务模式一直被公认为领先于欧美国家。但是, 韩国的通信服务贸易收支长期以来都处于严重的逆差状况。技术和服务水平都居于优势地位, 服务贸易收支反而长期处于进口大于出口状态。国际贸易中最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似乎无法解释这种矛盾的现象。我们在这里姑且称为“韩国通信服务贸易悖论”, 简称为“通信服务贸易悖论 (Telecom Service Trade Paradox) ”。这种矛盾现象的出现和长期存在, 是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无法圆满解释的。我们在下面比较了3种主要的可能的解释观点。

第一种观点, 认为这是由于世界市场分割造成的, 表现为各国的电信市场是处于各国政府的严格管制中的。但是, 大家必须承认, 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大力推动, 全世界基础电信谈判于1994年5月开始, 最初参加方为33个。谈判原定于1996年4月30日结束, 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又延长到了1997年2月15日。在谈判的最后时刻, 总共有69个WTO成员 (欧共体成员国单独算) 提交了55份关于基础电信的具体承诺减让表。1997年4月15日, WTO服务贸易理事会通过了《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四议定书, 该议定书于1998年2月15日生效。《基础电信协议》涉及了语音电话、数据传输、电传、电报、文传、卫星通信、移动电话、移动数据传输和个人通信等诸方面的短途、长途和国际电信服务的全球性开放。《基础电信协议》是以取消垄断、对外国服务及服务提供者开放市场为目的, 69个缔约方承诺通过各种方式, 在不同程度上向其他WTO成员的电信服务提供者开放市场, 而不需衡量其他成员是否提供相同的开放市场。由各成员提交的具体承诺减让表被视为GATS的组成部分之一, 这些减让表主要就法规的透明度、最惠国待遇及豁免、市场准入的具体表现以及对法规环境的具体承诺等问题作出承诺。2000年2月开始的GATS2000谈判过程中, 许多成员提交了各部门具体减让承诺要价。比如, 欧盟提出取消卫星服务等最惠国待遇豁免等。因此, 随着服务贸易进一步自由化进程, 最惠国待遇豁免将被逐步取消。

在开放市场方面, 根据基础电信协议, 美国、欧盟和日本都承诺在1998年前开放市场, 取消本国公司对市场的垄断, 作出类似承诺的还有墨西哥、韩国等国家。大多数成员只是承诺逐步地、有限度地开放。规定外资比例在各方承诺表中是常用的限制手段, 墨西哥对外国公司在其本国公司中的投资股份限制在49%, 加拿大限制在46.7%。各方在市场开放的具体步骤上, 多采用时间表形式, 许多成员对于不同的服务内容都承诺在今后的适当时间再开放, 例如爱尔兰于2000年、葡萄牙和希腊于2003年开放。对具体的某一类基础电信业务, 有些成员是有选择地开放。如今全球电信服务市场开放已经进行了12年, 服务贸易自由度在各国已经大大提高, 市场分割程度已经大不如从前。但是, 反映在韩国的通信服务贸易和移动通信服务贸易收支上却是长期以来的赤字, 而且有继续加大的趋势。因此, 市场分割的观点是不能完全解释的, 如果不是完全无效的话。另一方面, 韩国对于国际市场的开发力度和重视程度也是一直很高的, 也不能成为理由。

第二种观点, 认为这可能与市场规模有关。其理论根据是母国市场效应 (Home Market Effect, 简称为HME) 。HME的基本理论基础又来源于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效应。Paul Krugman的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的经典论文告诉我们, 一个大的母国市场往往可以形成出口大于进口的贸易格局, 即母国市场效应 (Home Market Effect) 。这也是著名的新经济地理学 (New Economic Geography, 简称为NEG) 的或者是空间经济学 (Spatial Economics) 核心观点。其实, 人们可能有一个错觉, 以为韩国人口规模小, 所以拥有一个小的电信消费市场。但是, 韩国作为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 (OECD) 的成员国, 其人均收入居于比较高的水平, 总体GDP也规模可观, 因此韩国的有效电信消费能力仍然非常大。所以, 韩国在电信市场规模上不可以视为太小的有效市场规模。因此,

第三种观点, 认为韩国通信服务贸易收支逆差状况可能的原因主要来自技术差异方面。例如:可能跟韩国的移动通信系统有关。韩国的移动通信系统都是采用C D MA技术, 而世界各国大部分都采用GSM技术来提供电话服务。两个网络之间不能够实现漫游, 因此出口韩国通信服务有困难。另一方面, 很多外国人到韩国之后, 由于网络兼容问题不能使用原有的移动电话, 造成很多不便。确实, 第二代手机 (2G) 通常使用GSM或者CDMA等十分成熟的标准, 具有稳定的通话质量和合适的待机时间。在第二代中为了适应数据通讯的需求, 一些中间标准也在手机上得到支持, 例如支持彩信业务的GPRS和上网业务的WAP服务, 以及各式各样的Java程序等。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最广的手机是GSM手机和CDMA手机。在中国大陆及台湾以GSM最为普遍, CDMA和小灵通 (PHS) 手机也很流行, 这些都是所谓的第二代手机 (2G) , 它们都是数字制式的, 除了可以进行语音通信以外, 还可以收发短信 (短消息、SMS) 、MMS (技术) |MMS (彩信、多媒体简讯) 、无线应用协议 (WAP) 等。但是, 3G市场业务在世界的开通与运营也有一定时间了, 为什么并没有改善韩国的服务贸易状况, 甚至没有一点征兆呢?也许世界3G市场业务的标准化和升级换代才是解决问题和消除市场扭曲的最好办法。

5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 三种的观点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文中的贸易悖论, 但都不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话说回来, 这种韩国的通信服务现象似乎在别的国家的不同领域也有存在, 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或者个别的问题。因此, 我们需要在将来的发展和研究中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探讨。

韩国的通信产业虽然在技术上和市场培育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 但是在本产业的服务贸易领域却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实现传统理论所预示的贸易顺差,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 中国的通信产业的服务范围和市场规模是一般国家和地区所难以比拟的, 其基础产业体系也比较全面, 再加上国家对于自主品牌的大力支持, 所以替代性通信产品的进口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大幅度下降。这对于提高和增强中国的移动通信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具有重大作用。

在整个IT市场里占据约50%的有无线通信市场中, 过去的50年当中占据大比重的有线通信服务市场的比重每况愈下的反面, 无线通信服务的比重越来越增大。随着技术的发达和人们的所得水平的提高, 能够方便使用的无线通信服务市场的比重增长可以说是必然的结果。所以韩国的移动通信服务商家们为了进军世界市场而努力, 却因移动通信商业的特殊性, 进入国外市场并不容易。先进国家的移动通信服务市场里已经有强大的移动通信商家, 还有很多为了保护自己国家的移动通信商家们而设立的侵入障碍。因而比起往先进国家的直接进军, 扩大技术联盟和新的增值服务及投资内容 (contents) 有关服务方面的销售更好。但是, 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不充分、通信市场没有盘活、移动通信的普及率也低。所以韩国的移动通信商家们进军这个市场, 而取得大收益的可能性非常大。还有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势不断的提高, 从而移动通信市场的增势也随着一起提高。

参考文献

[1]Mu, Qi ng, L ee K eun, K nowl e dgediffusion, market segmentation andtechnological catch-up:The case ofthe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inChina.Research Policy;Aug2005, Vol.34 Issue 6, p:759～783.

[2]Biswatosh Saha, State Support for In-dustrial R and D in DevelopingEconomies:Telecom Equipment Indus-try in India and China, Economic andPolitical Weekly, Vol.39, No.35 (Aug.28-Sep.3, 2004) :3915～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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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韩国产业资源部http://www.mocie.go.kr.

[7]韩国信息化振兴院http://www.nia.or.kr.

服务业与整体经济增长关系的悖论 篇2

问题的缘起

中国30年来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制造业比重上升带动的；而服务业的比重在相当长时间内没有多大改变。陈志武教授有一个解释，认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对制度环境有着截然不同的要求。”意思是，制造业是人与自然打交道，中国成本比外国低，所以搞得好；服务业是人与人打交道，中国成本比外国高，所以搞不好。这听起来有一定道理，但它难以解释为什么世界各国同样存在服务业成本比制造业高的问题，因为这也会导致成本导向的经济不愿发展服务业。国外主流的解释是威廉.J.鲍莫尔教授提出的“成本病模型”，认为服务业的需求虽然持续增长，但成本增加更快，这导致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存在“劳动生产率缺口”，服务业比重提高不是效率提高的结果，而只是价格提高的结果。

这件公案与“信息经济全面发展”的关系在于，制造业比重上升，是工业化时代的典型特征；而服务业比重上升，是信息化时代的典型特征。中国6年后工业化将基本完成。在工业化完成前，信息经济在整体经济中的发展，主要是为工业化服务，强调的是速度；而在工业化完成后，信息经济在整体经济中的发展，要想全面，除了为工业化服务，还要为服务化（包括制造业服务化和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等）服务，要以发展质量为标准。事实上，地方政府热衷发展传统工业化，一个重要心结可能在于，他们从经验中已感知到“服务业与整体经济增长关系的悖论”，如果服务业比重提高，不能为GDP提速，反而会降速，影响官员政绩和升迁，为什么要大搞服务业呢？而“信息经济全面发展”，在当下就有了一层新的含义。如果政绩不是以速度，而是以质量为主要标准，信息经济就需要既为工业化服务，也为服务化服务。这个话题从官场转到商场，可以转化成，企业家面临同样选择的微观版：是以成本导向，走降价竞争的传统中国制造之路，还是以需求为导向，走提价竞争的中国创造之路。

而《服务业的生产率、创新与知识》这本书，分析的正是其中的规律。

“悖论”背后的真相

鲍莫尔教授在本书的序言中，将“服务业与整体经济增长关系的悖论”分解为两个问题， 一是“服务业内部”的问题，即经济学家长期把服务业直接视为“生产率缓慢增长部门的集合体”。其悖论性在于，服务业发展本来是好事，但在统计上却直接意味着GDP降速。如何解释这种矛盾？二是服务业对其他经济部门的贡献。在存在“劳动生产率缺口”状况下，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岂不成了整个经济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不断降低的过程，经济发展进步性体现何在？

本书有许多精彩的分析，其精华与核心，可以用盖雷和加卢在“结语”中所说的“应优先考虑的具有广泛意义的‘根本’问题”来概括：（1）能使服务多样性自成体系的概念、分类和方法论，特别是从衡量和评估服务结果及绩效的角度入手；（2）知识与智力在服务生产、创新、消费及交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社会组织；（3）服务业发展中信息与通讯技术（ICT）的角色，以及服务生产和创新过程的合理性。

服务业比重提高，GDP增长减速与信息经济全面发展，受同一规律支配，这个规律就是：多样性=信息化（服务提供者“他们可能为了产品的多样化而不是为了提高生产率使用IT技术”，按：IT技术在此系信息技术的误译）。以往的信息经济发展不全面，主要表现是信息化不是服务于多样性（而且这种多样性还必须“自成体系”，如熊彼特创新体系），而是服务于相反的同质性（如传统中国制造，GDP数量增长）；将来信息经济要想全面发展，就不光要服务于同质性的数量增长，更要服务于异质性的质量提高。

质量是本书反复强调的主题。其实，质量本身就是异质之量，它是可以被量化的质的差异性程度和多样化程度。盖雷和加卢所说“从衡量和评估服务结果及绩效的角度入手”针对的就是现行统计没有将异质之量纳入进来。本书强调“服务业产出更强的异质性”，由此揭开了“悖论”的谜底：它只不过是个统计假象，GDP减速背后掩盖了质量提升。如果只统计同质性，不统计多样性（“产出的异质性使其更加难以度量”），就看不出来以下“产出”：信息技术降低的主要是差异化、多样性的成本，信息经济对经济的贡献，主要不在GDP数量（这只是它的次要贡献），而在经济质量（这才是它的主要贡献）。本书告诉我们，被统计学和经济学系统地忽视的关键钥匙，就是“多样性”。

本书从学术上区分的数量（效率之量）与质量（多样性之量，如“传统方法忽视的变量：服务的复杂性、强度和结果”），特别是指出索洛悖论“主要是对服务业而言”，这就把IT的投入产出明确地与服务化的投入产出，当作同一个问题。盖雷和加卢指出传统生产函数存在的问题在于“假设总产出可以按照不变价格进行正确地测度，即Y的组成部分没有经历显著的质量变化”。“但是，我们必须问问自己，在把计算机技术引入企业，特别是服务部门时都发生了什么？”回答是，“生产函数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与产出数量相比，实际产出Y在质量和服务强度上的提升更为显著”。

这些见识对中国极具启发性。目前中国许多经济学专业出身的人，无论在朝在野，几乎都没有“多样性”这根弦。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问题上，没有像重视效率标准那样重视多样性标准。导致把经济增长质量问题，扭曲为如何让经济增长数量怎样更稳当。如果不是由外国权威点醒，难以正视信息技术革命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这两件事内在统一性的线索，就在于多样性的“自成体系”。多样性内生地要求创新，内生地要求服务化，内生地要求信息化。不是说制造业时期同质化生产的福特制不重要，本文最后还特别强调“‘由ICT支撑的服务’的‘后福特’模型”，与福利制具有“几乎同等的重要性”。强调信息经济，不是为了否定工业经济，而是要在信息经济全面发展中，实现两化融合发展。

低温长寿的悖论 篇3

今天, 人类进化的最终结果是, 正常人的平均体温是37℃, 体温过高和过低人都不能承受, 因此人属于恒温动物。但是, 37℃是否就是人的最佳温度, 尤其是在寿命与体温的关系上。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 如果就寿命而言, 37℃也许不是最佳温度, 而36.5℃可能更好。把小鼠的正常体温降低0.5℃, 它们的预期寿命最高可增加20%, 这相当于人增加了7～8年的寿命。

这个结果提示, 人的血液温度低一些可能延长寿命, 但是, 需要找到安全的降低血液温度 (即体温) 的方法。进行这项研究的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斯克利普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布鲁诺·康蒂认为, 从他们的研究结果来看, 现在人们普遍适应的37℃并非最理想。数十年来研究人员已经知道, 在饮食上比正常小鼠低三分之一热量的小鼠寿命要延长40%, 这个结论也适用于其他哺乳动物。与此同时, 饮食少 (主要是饮食中的热量少) 三分之一的小鼠或哺乳动物的体温又会下降0.5℃或更多。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低体温有助于延缓衰老, 还是低热量饮食简单地导致了低体温呢?要弄清直接的因果关系是比较难的, 因为无论环境温度怎样, 哺乳动物维持着恒温。为了找到其中奥秘, 康蒂的研究小组利用遗传工程的方法降低小鼠的体温。他们使用一种称为分离蛋白2的基因, 这种基因能把细胞线粒体通常制造化学能的任务转化促使线粒体释放能量, 并以散热的方式体现。

把这种基因植入小鼠大脑下丘脑和靠近该区域感知和控制体温的一群脑细胞中, 这些细胞群类似于自动调温器。植入的基因能有效加热自动调温器。结果, 就让大脑误以为身体温度较高而发出降温指令, 使得小鼠的身体降温0.3℃～0.5℃。

而这种降温对雌鼠和雄鼠的寿命影响是不一样的。降温后雌鼠的预期寿命延长20%, 而雄鼠只延长12%, 而且小鼠生活得很健康, 直到它们死亡。因为, 它们并非只是简单地延长了衰弱的老年时期, 而是过着有质量的健康生活。

这个研究证明, 限制饮食的抗衰老效果是与低体温相联系的。其中的原理可能是, 低体温延缓了新陈代谢和身体其他副产品的产生, 如自由基。而自由基是损害细胞和促使细胞衰老的元凶。由此, 也使得细胞的寿命延长, 因而增加了寿命。

而现实的情况是, 有的人希望长寿, 但不愿意挨饿, 限制饮食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件痛苦的事。这个研究则提供了一种不痛苦的选择, 即温暖大脑的基因疗法, 结果让大脑指令全身降低温度。但是, 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 在伦理上人们能否接受这样的治疗, 以及在实践中治疗能否成功是另一回事。

比如, 从进化上来看, 37℃被视为人类和其他大多数哺乳动物的最佳温度, 因为这被视为生物化学反应的理想温度。而降低温度到36.5℃会使人和哺乳动物长寿, 但为什么自然进化不选择这样的理想温度呢?可能的答案是, 低温不是理想的选择。因为低温不能使动物拥有后代和传递基因的能力增强。

尽管康蒂等人研究中的小鼠是健康长寿的, 但这种降低了体温的小鼠可能会产生潜在的健康问题。如果低温有选择优势, 进化早就促使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这么做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 得用全面的眼光来看待少吃或吃低热量食物与低温增加寿命的现象。少吃和低温固然可以长寿, 但是否会有其他的健康问题还难说, 而且一般人也难以做到。

另一方面, 个体之间温度并非相同。有的人温度可能低于37℃, 这是否也是他们长寿的原因?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另外的研究来证实。

(摘自《百科知识》)

【阅读训练】

1.长期以来, 人们认为人的哪些行为方式可以延长寿命?

2.低体温为何会有助于延缓衰老?

3.从进化上来看, 37℃为何会被视为人类和其他大多数哺乳动物的最佳温度?

4.说说第十节“但事实并非如此”中“此”所指代的内容。

5.低温可以延缓衰老, 而人们试图通过低温来达到长寿却是悖论, 这是为什么?

《时间的悖论》 篇4

数百年后当历史学家回顾廿一世纪的前几十年时，或许会发现这段时期最显著的特色就是这样的趋势：新大陆在从根重塑、回归亚洲旧世界。目前西方各界都在重新审视旧模式与老方法——从币值重估（有关全球货币实施金本位制的讨论已然空前热烈）、生态意识（自给自足社区的风行）乃至于政经体制（欧洲经济强国已开始私下探讨逐步解散欧元区超国家组织、回归主权国家制度的可能）皆然，而在此一现象下最引人瞩目的，也就是通过中国崛起所孕育的“第二波”——回归旧世界——这股来势汹汹的浪潮。现在，中国这个古老大国正热烈地拥抱固有传统，这并非是现代化后的怀旧，而是与现代化相辅相成（由于科技进步脚步的领先，中国日后势必能与新大陆未来的远景紧密结合）的作为。中国友人们与我谈起这个话题时，自豪地将中国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的繁荣景象与大唐盛世相比拟——中国具有勤奋而创新的特质、有受过高等教育且带动潮流的菁英阶级、力争上游的中产阶级，还有构成史上每个帝国骨干的广大劳工阶层，这个广大的劳工阶层相对而言受现代化影响还较少。无可否认东西双方的交流正在进行中，中国开放的脚步处于持续并深化的过程中，也不断发现并采用了更多的西方模式——中国与西方的商业往来日益频繁，在Lake Geneva公寓（北京），食衣住行也都带有西方风格——但这些代表西方影响的元素却仍停留在相当肤浅的层面。相反地，“如何在中国做生意”这类针对西方人所撰写的经商手册，对外商来说却像是一堂孙子兵法速成班，与典型的西式商学院案例研究大相径庭。通过这个比喻点明了一个滑稽的状况，但其中还隐藏了一个更为严肃的讯息，那就是：西方人普遍以为新进崛起的新兴国家被“西化”，但事实上正好相反，我们可能即将见证一股涵盖各种层面的东方化趋势，影响甚至将会扩及文化领域。的确，中国通评论家倡言以“文化国家”而非民族国家[ Martin Jacques的 《当中国统治世界》。随着汉语在中国境外的年轻人和未来的新生代人群中高度普及，中国哲学——或者广义而言中国文化——可能会在世界上以前所未见的规模传播开来。]的角度来观察这个现象，暗示中国最重要的资源其实在于其文化遗产，因此，文化价值的传播，才是中国未来对世界最大的影响。讽刺的是，人们往往能在历史中发现不断的轮回，犹如面临着时间的悖论。

传统中国艺术哲学的当代阐释

在此脉络下，重新诠释传统中国艺术哲学——甚至是生命哲学——的势头日渐增长，甚至延续到现今的中国艺术家身上。与此同时，这个“文明大国”益发自信，本身亦参与重新发掘视觉艺术中的直觉性与独特的本土性，像山水画和当代水墨作品就再度燃起各界兴趣[ 近期在西方举行的知名中国当代艺术展中，同时对“直觉性、本土性和独特性”进行了探索的有《与古为徒─10位中国艺术家的回应》展，这个展览在今年十一月与哈佛大学的一个研讨会同时开启，还有Lu Peng的“Pure Landscape’s”这个画展内容聚焦于今年十月伦敦的路易斯·布罗恩基金会（Louise Blouin Foundation）的当代中国艺术家对山水画传统的重新诠释，画展展出了当代风格的中国山水画。]。在题材方面，西方当代艺术创作大多强调都会与城市生活，其中又以年轻艺术家为最，不过在中国，许多知名艺术家却在另辟蹊径，其作品之力量并不依托于物质环境[中国画家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早期作品灵感来自中国农村，包括毛旭輝、张晓刚、 叶永青、何多苓等，或者其作品主要呈现农村题材，如陈丹青、艾軒、丁方。一些作品则描绘的是社会中那些被“时光的转折”定格在中国快速现代化进程沉默的一隅中的成员，近期最好的例子有杨少斌的“矿工系列”、刘小东的“回乡之旅”系列。]，相反，其选材来自中国乡村风景、日常生活场景，还有农民、劳工、农民工等社会脊梁（换言之就是那些不引人注目、但对社会整体运作至关重要的大众），以及所有参与了人类史上此一独特空前的社会现象的人们。因此，如果我们以超越西方普普艺术或中国写实主义范畴的角度来检视艺术手法，会发现许多以过往中国艺术传统及艺术哲理为能量的艺术创作，逐渐在国际间取得广泛注意，这其中包括了以下三种趋势：首先是书法与山水画两大传统的延续——临摹与重新诠释早期大师作品的神韵并谨守传统之典范；其次，融合东西方概念、方法与素材的实验也得以持续；第三，通过“空灵的唯物论”来扩大传统中国美学经验（亦即针对实体世界加以概念化，而非完全加以复制，以营造出一种氛围或状态），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形式上的弹性和对媒介的巧妙运用来即刻传达感觉中完整且多元的可能性。江山春作品成熟完全不似出自一位青年艺术家之手，其风格融合上述三项元素，其中又以后面两项为最，横跨了古代中国文人的艺术与生命哲学以及当下中国日常市井题材，藉此树立他作品中“时间及其悖论”的中心主题。

江山春的艺术风格范畴

江山春的作品涵盖了多种源于传统的风格样式、绘画灵感与技巧法度，他能够创作出极为抽象的作品，营造一种特殊的感官经验，而这种感官经验通常只有以表现“虚” 与“实”见长的洁净精微的水墨传统手法才能唤发出来；他的蛋彩画作品（十三至十五世纪期间，这种媒介在欧洲精英艺术家之间相当盛行，其后才为油画所替代）介于西方写实主义与东方抽象风格之间；而传统中国卷轴式的水墨画作品，则是通过对主题逼真且细腻的呈现，赋予平凡的题材以鲜明的意义；此外他还善于以写实主义风格在大型布面油画上处理绘画的叙事性因素，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以道家、佛教、孔子、庄子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为题材的作品。的确，若要深入探讨上述的三种艺术元素，尤其是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及其作品的手法、关注的主题与美学效果，就必须沉潜到中国哲学与这位艺术家的生命里去。

江山春的生命哲学与其艺术哲学的同构性

1979年江山春生于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18岁迁居北京并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师承中国著名的新古典主义画家杨飞云，其后进一步在杨飞云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这期间他广泛的利用各种媒介进行创作，技巧也随之更为精进。我有幸结识江山春后，了解到他是一个厚重有内涵的人，不论就工作或作为艺术家而言都相当勤奋不懈——他在上午时间从事教学，到了中午便返家作画，每日最多长达10小时。他对生活与艺术同样秉持正直诚信的态度，坚持自己追求绘画内在价值的选择，在灵性的层面上关注中国本土的现实及其象征，关注自然景观与那些具有传统价值观的家庭、和那些以日常生活为简单仪式的人们。这样的艺术境界绝非模仿，而是对人们或各种领域里的细微变化的精辟见解（其重要性毫无疑问在未来会与日俱增），这些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是不受快速的现代化或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变革直接影响的，而最特别的是，在江山春笔下他们看起来仿佛来自另一个年代。像是“神游老人”、“小憩”以及“回忆”几幅作品便呈现了强烈的情感，其中有如诗篇的“回忆”，几只旧靴子后方的背景中描绘着飘散凝滞的人影，如同向逝去时光致敬的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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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哲学故事的视觉表达

江山春作品的另一条主线就是古代中国哲学及其相关的故事与传说，这也来自他对行为典范的追求。“三只猴子”的故事一般认为源自于公元前470年左右的孔子典籍：“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时间比任何已知的图像作品还早：日本日光东照宫著名的三只猴子木雕，被认为是最早将这句格言图像化的作品，而江山春以蛋彩在木板上作画，运用点画技巧创造出雕塑的效果，来向东照宫的木雕致敬。在其他作品方面，他以纤细的写实手法将故事入画，例如2009年布面油画作品“庄周梦蝶”，就是以公元前四世纪哲学家庄子的故事为灵感来源，来突显世事皆虚幻——存在的只是人们自己的感知——的概念。在这幅作品中，江山春呈现出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醒来后却不知自己倒底是在梦中成为蝴蝶的庄子，还是在梦中成为庄子的蝴蝶。江山春在接下来另一幅大型作品“盲人摸象”中，再度从语义学的含义来探索同一主题，画中佛教故事的时空置换至现代，人物都做西式休闲打扮，试图摸索着一只几乎看不出轮廓的大象，而在画家眼中，这只大象不具实体形象的特质“拓展了这个古老故事象征性特质，并对应着当下的可能性”。这个佛教故事的内容是：有个国王问6位盲人大象是什么样子，于是他们便轮番摸了大象不同部位，给的答案也都各不相同，最后竟因各执一词而吵了起来。佛祖利用这个故事，来警告学者与传道者切勿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唯一的真理，而毫不接受另类观点。这些故事对现今的中国来说十分切题，中国在表面上历经快速变迁，但在其他方面却毫无改变，甚至可以说依然彻底保留了固有的行为模式。

古代中国哲学概念的视觉解析

深入探究古代中国哲学后，江山春根据道家的“太极”概念创作了一组抽象画作品。所谓太极，就是万物流动的最高原则，并从静与动分别创造出阴与阳。这种无所不在的概念，建构了传统中国宇宙论的能量系统，也就是由“气”这类元素引发四季变化与人类生命周期，并因此奠定了传统中药医学、人体内冷热平衡等概念。在2007年的三联式大型抽象布面蛋彩画作品“太极”中，江山春以图像表达了“太极”的概念。在这幅作品里，矿物色调的条状交错光影构成了色彩的纹理，有如宇宙中无限的时空方向。另两幅作品，包括“太极——无终无始”及对应作品“太极——无始无终”，则表现出二元性永恒延续的循环，而将之逆转即为道之运作：“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

在这些作品中，江山春以令人折服的技巧营造出凹凸起伏的节奏，有如在绘画中雕塑出立体的层次，同时，画中丰富的细致变化则再次暗喻了时间与空间的无限可能性。

与“太极”观念相对的则是阴阳之间的时空，也就是“无极”，用白话来说就是“没有极限”。江山春在2006年布面油画作品“无极”中探索了这个概念，他描绘出一个立体的封闭空间，却保留了前述作品中相同的技巧层次感与流动性，让人联想起“太极”更为广阔的范畴。

中国哲学思想的美学可能

除了视觉表现之外，江山春最有兴趣的就是以绘画呈现古代中国哲学思想的可能性，让观者完全浸淫在这样的行为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浸淫在他探索时间的片刻静止中。在他的静物作品中，例如“出走的时光”、 “阳光洒过”和“静”，像是一双破旧靴子、一张已经裂开的椅子或半杯茶这般曾经有用但现已废弃的物品，让观者想起刚刚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某件事，抑或只是单纯地欣赏忙碌生活中安静的片刻。这甚至可以适用在暗潮汹涌的场景——“飞过光的痕迹”里的儿童游戏间、“午后—一场小战斗”里的打闹，还有“晨炊”里忙碌的厨房。江山春通过作品想要表达的意图，和最后所呈现出来的画面效果，都有一种“无为”的之感，无所为或无所欲，正如庄子与道家所信奉的原则。根据道家的观点，“无为”的目的是达到完美的均衡状态；同样地，江山春通过作品所达到的效果，就是至高的宁静感。我长久的注视着江山春的风景画，例如“花椒树”、“竹影”和“光之嬉戏”，的确感受到作品对观者所散发出那强烈的宁静感。同样的，打开江山春的卷轴画作，也能即刻感受到其中的诗意与平和气息。即使是像“美”、“爱人在我眼中”和“阳光让我爱上她”这样的人物画，那种融合了油画与蛋彩的独特手法唤起了一种飘逸的特质，能与人的感情直接产生对话；藉由质感层次的创造，唤起了一种一致性和流畅感，进而产生置于时间之外的效果。用江山春自己的说法来讲，他从自己的作品里“通过时间保持与现实的距离——正符合道家认为时间并不存在的说法”[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为了表达这种印象，他让作品中人物与永恒的自然元素间产生一致性，像“冬至”里就有中国的“市井小民”与精心描绘的花朵，“生活在别处”则呈现出老人梦中蝴蝶的意像，还有对另一个时间与他方的想望。2010年的布面油画作品“时光”，则描绘了江山春同样来自内蒙古的艺术家友人宋琨及其夫婿，在得知自己怀了第一个孩子时的情景。画中这对夫妇在一片广袤的自然景致中凝视着地平线，江山春试图藉此描绘出这个消息在他们的生命旅程中所代表的意义，人物背对观者则是为了强调当下的个人特质。在“盛宴”中，则是对 “及时行乐”这句中国谚语的思考。画中描写老饕对食物的热爱，象征生命与活力，画布下方中间则绘有江山春自己的形象，作为这句格言的助记符，则是这幅画中较为个人化的一面。“出神”以及“昔日重现”两幅画作，则让人联想起个人私密空间的这个主题。后者与江山春即将推出的作品有所关联，而这个新系列的灵感，是来自他珍藏的一组建国时期所拍摄的家族旧照。

结论

就西方普普艺术与写实主义对中国产生的外在影响而言，传统中国艺术哲学与美学——以及生活哲学——的复兴，近年来一直是中国艺术基础之所在。与此同时，这个文明古国对艺术的本土性、直觉行和独特性的信心也日益成熟。在题材方面，许多在中国从事创作的成功艺术家，都重新发现到艺术的生命力并非在于物质[ 中国画家有诸多早期作品灵感来自中国农村的例子，包括毛旭輝、张晓刚、 叶永青、何多苓等，或者其作品主要呈现农村题材，如陈丹青、艾軒、丁方等。一些作品则描绘的是社会中那些被“时光的转折”定格在中国快速现代化进程沉默的一隅中的成员，近期最值得一提的例子则有杨少斌的“矿工系列”、刘小东的“回乡之旅”系列。]层面，而在于传统中国哲学、流传已久的故事，以及广袤的风景与平实的家庭生活，那些有着真实面貌、毫不做作的人们，也就是构成历史上每个大国的脊梁——那些不断迁徙的广大劳动人口。通过传统中国美学经验的手法处理这样的主题，让现今中国艺坛发展出一种独特的面像，甚至可以说触及了了解中国发展过程中最为核心之处——西方人普遍以为中国被“西化”，但事实上正好相反，中国仍然保留了原生传统的“心与灵”。确实，艺术家江山春引导观者回溯了中国古老历史中许多篇章，但反过来说也在现代发现了许多古老元素；剥开中国现代外貌下肤浅的表象，发现文化中更为深刻的意符（signifier）、还有一些可能在未来更为明显的、根深蒂固的行为与习俗——有如进入一个悖论时间的过程。时间及其悖论的概念根植于中国哲学——它源自道家，认为“反者道之动”，且只要合乎道便可增进活力，又像“内丹”，通过身体、心理与精神，在物质与灵性的两个层面提升自我。江山春广泛的参与了这一过程——在技术层面他采用了传统技巧，特别是蛋彩，以及蛋彩结合油画的混合媒介，马上就可营造出高度写实与缄默的形式的独特混合；诠释古代中国哲学故事，并将之应用在现今社会；或者是通过作品中无所不在的“无为”概念，营造出一种高度的宁静感。通过其杰出的作品，江山春带领观者深思并感受时空交错的旅程，并因此回归原始的自我。

Emily

2011年

江山春的艺术风格范畴

江山春的作品涵盖了多种源于传统的风格样式、绘画灵感与技巧法度，他能够创作出极为抽象的作品，营造一种特殊的感官经验，而这种感官经验通常只有以表现“虚” 与“实”见长的洁净精微的水墨传统手法才能唤发出来；他的蛋彩画作品（十三至十五世纪期间，这种媒介在欧洲精英艺术家之间相当盛行，其后才为油画所替代）介于西方写实主义与东方抽象风格之间；而传统中国卷轴式的水墨画作品，则是通过对主题逼真且细腻的呈现，赋予平凡的题材以鲜明的意义；此外他还善于以写实主义风格在大型布面油画上处理绘画的叙事性因素，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以道家、佛教、孔子、庄子等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为题材的作品。的确，若要深入探讨上述的三种艺术元素，尤其是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及其作品的手法、关注的主题与美学效果，就必须沉潜到中国哲学与这位艺术家的生命里去。

江山春的生命哲学与其艺术哲学的同构性

1979年江山春生于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18岁迁居北京并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师承中国著名的新古典主义画家杨飞云，其后进一步在杨飞云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这期间他广泛的利用各种媒介进行创作，技巧也随之更为精进。我有幸结识江山春后，了解到他是一个厚重有内涵的人，不论就工作或作为艺术家而言都相当勤奋不懈——他在上午时间从事教学，到了中午便返家作画，每日最多长达10小时。他对生活与艺术同样秉持正直诚信的态度，坚持自己追求绘画内在价值的选择，在灵性的层面上关注中国本土的现实及其象征，关注自然景观与那些具有传统价值观的家庭、和那些以日常生活为简单仪式的人们。这样的艺术境界绝非模仿，而是对人们或各种领域里的细微变化的精辟见解（其重要性毫无疑问在未来会与日俱增），这些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是不受快速的现代化或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变革直接影响的，而最特别的是，在江山春笔下他们看起来仿佛来自另一个年代。像是“神游老人”、“小憩”以及“回忆”几幅作品便呈现了强烈的情感，其中有如诗篇的“回忆”，几只旧靴子后方的背景中描绘着飘散凝滞的人影，如同向逝去时光致敬的神坛。

教学的悖论 篇5

家长的真诚与无奈, 孩子特殊的案例, 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与挑战的欲望。当天下午, 我见到了8岁的懵懵 (就让我给他取这样的一个虚名吧) :好动, 半个小时的会面, 一会儿趴到我家的地面, 说找蚂蚁, 一会儿重复地拆着又装着他的奥特曼;无知, 真的不是贬义, 仅是一个中性的名词, 是对他数学客观的描述, 懵懵最多只能数到20, 加减法计算会1+1=2、2-1=1, 没了。

尽管我不是所谓手到病除的名师, 但我还是乐意地收下了这位特殊的学生。他的家庭走投无路, 我希望我的所学能够助懵懵一臂之力。

暑假里, 或者他来我家, 或者我去他家, 每天或者半个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 我们从数数开始。通过观察, 我发现懵懵喜欢画动物, 我就将1到100, 制作成数字链, 有序地连线1到20, 可能是一只蟑螂的模样, 连出1到26可能变成了蚂蚁, 有时是狮子, 有时是河马等等我所知的动物。

数, 于我是无疑浅显的, 于懵懵却是艰涩的;连数成画, 于我是枯燥的, 懵懵却乐此不疲。两个月很快就过了, 一个就读二年级的小学生, 还只能数到60, 我有些内疚, 懵懵和他妈妈却欢天喜地, 以为大有进步。

虽然我住在浦东康桥, 懵懵住在浦西莘庄, 来回一趟得一个半小时, 但懵懵每周至少来我这儿三次。一晃五年的时光飞逝, 懵懵竟小学毕业了。我不知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 长征似地跟我学习数学。 (中途我还曾介绍几个真正的数学教学高手, 给予懵懵帮助, 可懵懵总不适应。) 即使这样耗尽时间与心思, 即使懵懵喜欢上数学课, 喜欢与我讨论怎么计算简便、怎么解决问题更合逻辑, 懵懵的数学成绩依然很差, 毕业会考数学是可怜巴巴的42分, 大数目计算几乎全军覆没。我知道, 懵懵尽力了。

懵懵五年的辛勤换不回一个正常的期许, 促使着我思考:是否有些人对于“数的意识”, 是没法通过教学与学习获得飞跃的。

带着疑惑, 我遍访医师与圈内教育名家, 没有人给我明确的答案。绝望之时, 在国外工作的学生邮寄了我一本《数学脑》, 这是研究大脑异常的英国认知神经心理学家布赖恩·巴特沃思 (Brian Butterworth) 的成果。在美国, 这本书改名叫《什么在计数》, 给不少数学教育工作者点亮了一盏明灯。

巴特沃思记录了许多典型案例, 摘抄两个, 与大家分享。

休伯夫人 (Frau Huber) , 曾经动手术摘除了大脑左顶叶的一个肿瘤。手术之后, 她的总体智力与语言表达尚好, 然而数对她来说差不多已变得毫无意义。教她掰手指头做加法, 她都学不会。她能朗诵九九乘法表, 可对她来说, 那不过是一首“无意义的诗歌”。虽然她能一字不差地识记新的数学知识, 然而不论多简单的算数题目, 她都做不出来。

还有一个名叫查尔斯 (Charles) 的很聪明的年青人, 取得过心理学学位。然而查尔斯实际上没有数的意识。面对简单的算术题, 他能依靠的便是他的手指。进行稍稍复杂的计算, 他都需要借助计算器, 运算得到的结果, 在他眼里也是毫无意义。他不能够说出两个数中哪一个比较大些, 如果硬要他去比较, 他就数手指头, 看看先数到哪个数。给他看三个物体的集合, 他不能马上说出集合中有几个物体, 只能一一清点集合。要求他对两个数做加法和减法时, 他也是依靠清点, 而且做起来既慢又不准确。在一次测验中, 为了计算8+6, 他用掉了8秒钟, 6-2用掉了12秒钟, 7+5和9+4甚至都算错了。

动手术之前, 休伯夫人确实有数的意识, 是手术摘除了她的数意识;还有个别人如查尔斯, 的确生来就不具备数的意识, 并且至今无药可医。

天哪, 我和懵懵做了多少无用功, 浪费了多少可以学习其他知识的时间, 甚至这些光阴也可以用来抓蚂蚁、解剖壁虎呀。幸好, 与懵懵共同学习的日子, 我们的笑声多过我的怨艾;幸好, 懵懵总能有意地删除我对他的怒火, 郑重其事地铭记我的安慰、鼓励与拥抱。

王尔德悖论 篇6

◎第一 : 我永远是 对的;第二:如果我错了,请参见第一条。

◎艺术并非模仿生活,而是生活在模仿艺术。

◎情感的好处就是让我们引入歧途,而科学的好处是不感情用事。

◎起初是 我们造成 习惯,后来是习惯造成我们。

◎除了诱惑之外,我可以抵抗任何事物。

◎生活里有两个悲剧:一个是没 有得到我 们想要的;另外一个是得到了。

◎世上只有一件事比被人议论更糟糕了,那就是没有人议论你。

◎没有比冷静更让人恼火的。

◎敌人造成的困难很容易忍受,朋友取得的成功却让人很难忍受。

◎邪恶是好人发明出来说明那些奇异而有魅力的人的神话。

◎每个伟人现今都有信徒,而传记总由叛徒来写。

◎教养良好的人处处和他人过不去,头脑聪明的人处处和自己过不去。

散打发展悖论探析 篇7

1 武术散打的民族性与国际性悖论

武术散打本就是一种竞技活动, 武术散打竞技可追溯到原始社会 (虽然当时还没出现这个名词) , 那时的原始人为了填饱肚子, 为了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不断地增强自己的本领, 使之与猛兽战斗的时候获得胜利。奴隶社会由于社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因而人们的劳动剩余物质也不断增加。为了争夺多余的劳动剩余物质出现了一种新的武术散打形式—战争。至此武术散打不再单单是存在于人与猛兽之间的搏斗技能, 也卷入了人与人的战斗中。封建社会实行中央集权制, 随之出现了一些暴力机构, 比如:衙门、军队以武术散打技术为首的暴力机构顺理成章的成了镇压各地方的有力武器。武术散打在唐朝的发展达到了顶峰, 设置武举制, 选拔武艺人。因而想要进入仕途不再只依靠科举, 武举也可以实现了, 所以促使更多的人参加武术散打的训练, 武术散打的竞技性也更加明显。原始社会的“武术散打”是为了生存,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武术散打”是为了财富和权力, 而现在的武术散打更趋向于一种娱乐、一种表演、一种商业手段。

在新时代, 考虑到散打的发展应该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 使之更好的与国际接轨, 更是为了武术散打能进入奥运会, 使之体现竞技体育“更高、更快、更强”的竞赛宗旨, 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新中国成立以前武术散打没有所谓的护具, 进行散打运动时也不要求有禁击部位, 武术散打的比赛就是以战胜对手或者说直到对手求饶为止。然而, 新中国成立以后武术散打为了实现中西方的融合, 发布了《武术散打竞赛规则》。进行武术散打竞赛时, 要求运动员穿统一的服装, 配备整套护具, 而且运动员进行比赛时不能击打后脑、裆部等禁击部位, 不能用肘、膝, 不能使用反关节等, 虽然这些改革符合现代竞技体育的要求, 但它却缺失了武术技击中的“巧劲” (传统武术技法中的“刁”、“拿”) , 也就不可能展现中国武术散打的真正魅力之所在。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 武术散打逐渐趋于专业化、规范化、高水平化, 使武术散打的发展有了确定的方向, 但这些条条框框也阻碍了散打的发展, 武术散打应该是全民的武术散打, 不应只属于极少数一部分人, 它的专业化与高水平化使武术散打脱离了大众的生活范围, 也失去了许多原汁原味的东西, 武术散打的民族性与国际性相悖。

2 武术散打的继承与创新悖论

传统的散打技术都是经过了实践的检验的, 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技法, 但是后来为了迎合发展的需要, 开始发展现代竞技散打, 现代竞技散打可以说是一种创新, 但也有其相悖的一面, 因为现代竞技散打有严格的得分标准, 所以很多教练就注重拳法、腿法和摔法的训练, 甚至有些人根本就没接触过传统武术, 练上几个月甚至几周的拳、腿、摔就上阵对垒, 在赛场上手忙脚乱, 气喘吁吁, 根本就体现不出武术散打的精髓与神韵。目前, 武术散打已经进入高校, 散打进入高校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武术散打运动, 但近些年高校出现的一些现象着实让人不理解, 高校是一个让学生增长知识的地方, 某些高校却出现了不少这种现象:武术散打的学生在进入高校之前动作标准 (拳法、腿法、摔法) , 力量也不错, 柔韧也没得说 (横叉、竖叉、下腰都不成问题) , 但是经过四年的大学生涯, 技术不但没有提高, 反而退步了很多。毕业的时候甚至最简单的竖叉都下不去了, 更别说技术动作的标准性了。出现这种现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首先, 大部分学生以为进入高校就解脱了, 因为高校不会像在武校那样, 一般都会有教练盯着:每天出早操, 定时压腿, 力量练习。而在高校就不同了, 每个周就那么几节训练课, 其余时间全看自己的自觉性, 自制力强的同学一般能坚持训练, 自制力差的同学基本就放弃了, 只靠课堂上那几十分钟训练。这种情况下技术怎么会不下降呢?其次, 因为每个周的课时较少, 所以专项老师与学生的交流也相对较少。针对这种“散养”似的教育, 老师们应该经常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让其明白高校不是休闲的地方, 而是让其发现不足、弥补不足、在原有基础上提升能力的地方。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 我们应该继承传统武术“冬练三九, 夏练三暑”的精神。

抛开武术散打的技术、战术问题, 还有一个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元素——武德。这种文化价值能够拓展散打运动练习者的思维, 使得散打练习者能够用心去体会散打的文化价值, 既精通文学也精通散打的人, 使得内外兼修成为其主要追求目标, 散打文化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理论基础, 在长期发展的进程中, 传统哲学一直贯穿其中。散打文化决定人类文化的核心特征是具有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德是武术散打文化价值的核心, 它关乎一个习武者能否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武术人, 如果一个习武者具有崇高的武术道德, 他也必定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在社会责任感方面: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使人具有公平、宽容、公正、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怀使人具有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信念。武术散打文化价值悖论对让一个习武者形成良好的武术道德, 具有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意义, 同时也可以让习武者成为一个具备言而有信、敢作敢为的高尚品德武术人。我们单独来看散打文化, 习武之人自身就以惩恶扬善为己任, 武术散打继承与创新的悖论涉及到矛盾性和不合理性也正为弘扬散打发展做足了准备。

同时, 散打文化价值悖论在其源远流长的发展进程中, 传统哲学一直贯穿其中。中国美学、医学、军事科学、道德、宗教、文学、社会学、经济学、民间传说和其他学术理论, 都在不同程度上使武术散打文化成为人类行动进攻和防御为主的文化核心特征。散打价值是一种文化, 它的产生和发展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极大, 同时也受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熏陶, 武术散打的继承与创新总是在一种相互促进, 相互影响的过程中不断发展。

在武术散打继承与创新的探索过程中, 散打文化价值无疑是最好的载体, 可以最大程度的将散打进行传播和散打文化的发展, 更好的发展散打继承与创新的相互联系, 并对我国散打的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3 从哲学的真、善、美谈武术散打发展的悖论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 散打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深厚文化底蕴。在武术散打的发展长河中, 散打文化一直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 散打文化内涵的本身大多数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最初的武术散打只是源于人们对饥饿的反抗, 所以进行武术散打运动是为了打败野兽获得食物, 因最初的散打不存在规则的局限性, 现代武术散打开始向市场化发展, 正所谓有需求才会有发展, 武术散打要想有个好的发展, 就必须投广大民众之所好, 遵循市场需要的原则,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我国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国民的各种观念也有了很大转变:比如有些人不在把多余金钱放在银行而是拿去投资, 以达到钱生钱的目的;随着现在人们压力的不断增加,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娱乐行业, 这也为武术散打带来了巨大的市场, 同时也带来了与之相关的产业的发展。这不仅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 也促进了武术散打的发展。武术散打的“真”的悖论一般表现在武术散打的技术体系, 传统的武术散打的技术包括踢、打、摔、拿四个部分, 然而现代的武术散打为了迎合市场化需求, 更加注重观赏性, 可以说现在的武术散打只是传统武术散打的一部分, 比如现代的武术散打只含有踢、打以及摔的一部分, 传统武术散打的拿是禁用的, 完全排除在外。可以看出武术散打原有那份“真”又少一部分。

俗话说:“爱美之心, 人皆有之”, 这是由于美能够给人带来和谐、愉悦的精神享受, 能制造一种高于现实的幻境, 能丰富、陶冶和提升人的精神世界, 使人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于是, 美就有了一个“化人”的意义, 在人为之的支撑点中, 就有了美的价值[2], 武术散打在发展历程中对“审美”一直进行着不懈地追求, 从服装、护具的统一到技术的规范化都做出很大的努力, 尤其是技术动作柔中带刚, 刚中渗柔, 技术的招式更是变化无常,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 迎击还是躲闪都给人很大的视觉冲击, 虽然现在武术散打的审美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但随之也出现了一些审美悖论。武术散打的审美悖论主要表现在技术动作方面, 古代人们为了获取食物, 为了在恶劣的环境生存下去, 关于武术散打的运用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 但是现代的武术散打更多的是在追求它的表演性, 更注重它的观赏性而不是实用性, 很多高校出去的经过专业化训练的学生甚至不会打架。我不得不说, 这样的武术散打已经走进了一个没有出口的死胡同。

对于武术散打发展要向审美学的方向发展, 又不能偏离武术散打文化发展的正轨这就是武术散打发展的悖论。而且过分的追求在审美学上的造诣而忽略它的实用性 (即武术散打的技击性) 也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在不断追求武术散打的各种美感的同时, 也要关注其带来的悖论现象, 从而客观对待这些审美悖论, 从而排除这些审美悖论, 以便寻求解放和发展, 以及散打运动的不断完善和自我超越之路。

善可以理解为几个层次:首先, 是作为本体论或存在学之善, “善观念”或“善自身”或“至善”, “善”即等同于存有, 存有即善。其次才是伦理道德意义之善, 再着才是与伦理道德意义无关之善[3]。散打文化具有哲理性、艺术性、科学性。古代习武之人不仅追求技术的提高, 同时也强调人格的完善, 所以习武之人的交往, 和身心的修炼, 通过对技艺和道德的完善以后, 才有能力做见义勇为, 义薄云天的事情, 才能实现“治国, 平天下”的宏伟之志。武术散打本体悖论以传统武术散打文化为基础, 武术散打实际所表现的与形态意识相结合, 通过其自我相关的矛盾性和不合理性集中体现武术散打文化的魅力。武术散打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 特别讲究一个“德”字, 注重人与人, 人与家庭, 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所谓的武德就是从事武术散打活动的人, 在社会活动日常生活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以及所具备的道德品质, 简单的说, 就是武术散打文化道德。散打文化从古至今都把武德放在第一位。古人云:学艺先学理, 习武先习德。可见武德在武术散打的练习中是多么重要。但有些“武术人”却不把武德当回事, 他们本着自己有点功夫就为所欲为, 欺软怕硬, 甚至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可能是教师在教授武术时太过重视技术的提高, 而忽略了武德的教育, 这就偏离了武术散打的发展轨道。针对这一问题武术教师们对自己学生们应该经常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让他们明白为什么练武术, 练武术的目的是什么。还有在一些商业化比赛中 (如武林风) , 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进行散打比赛时, 由于一方运动员出现意外情况而裁判员喊停, 另一方运动员不但不停反而打的更起劲, 这就是严重缺乏武德的行为, 针对这一问题应给予严肃处理。对散打发展悖论的研究是为了排除悖谬, 走向理性。

“中国式管理”悖论 篇8

中国式管理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

中国式管理包括两个关键词:管理、中国式。按照中国式管理倡导者的说法, 所谓中国式管理就是中国的管理者在中国环境中对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因此, 研究中国式管理, 就要总结归纳出中国式管理区别于其他国家企业管理的特点, 包括研究形成这种模式的思想、制度、历史等机制因素。中国式管理必须考虑本土化的特点, 要强调的是“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研究思路。

管理, 实质并没有好与坏之分, 没有东方与西方之分, 也没有中国与外国之分, 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之别。

当然管理的基础是文化, 中国文化传统下的管理也有其特点, 非要说成是“中国式管理”只是一家之言, 核心应该是“收权收利放责”:权力向上集中, 资源 (利) 向上集中, 责任向下放。其实从管理本身来说, 是不存在什么中国式、美国式、英国式……提出中国式管理, 并不会促进管理科学的提升, 无非就是多了一个本土化的概念而已。

中国式管理的特点具有很强的局限性和狭隘性

1. 领导受益, 下属担责

诸葛亮是中国式管理的先驱。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就是中国典型的“向下问责”案例。当时是整个战略失败, 这一点诸葛亮心里很明白。而局部失利是整个战术的体现, 所以任何人都守不住街亭。而如果按事后推测的方式作战, 恐怕失利更快, 因为平地根本不堪一击。但事后总要追究责任, 于是总能找出一个理由来使你认罪服罪。如果是平地扎营而失败, 同样也会追究责任, 当然理由就是为什么不按兵书去做。这只是欲盖弥彰的问责, 实际是开脱了诸葛亮自己的责任。当时的权力全部集中在诸葛亮那里, 下属只能按照他的锦囊妙计执行, 但责任还是要分散到下属身上, 这就是“中国式管理”的核心精髓, 也是后人领悟到的“中国式管理”的内涵。

2.领导点头, 下属哈腰

儒家文化重视“忠诚、孝顺”, 上级看下级的第一考核指标是忠诚度。只要忠心于上级, 错也是对;如果不尊重领导甚至批评领导, 下级对也是错。儒家文化重视“面子”, 上级错是自我批评, 他如果不愿意自我批评, 下级千万不能去批评上级, 要维护上级的面子, “为尊者讳”。

中国式管理追求的是对领导者权威的维护, 而不是对组织体系不断进步的维护, 所以在管理上领导者是核心, 一切向领导看齐, 成为了组织成员生存的捷径。这不利于组织的发展与进步, 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组织的公平与合理性。

3.领导越权, 下属逢迎

美国人的管理精髓是“责权利相衬”, 总统不管州长责任范畴的工作, 他无权管, 谁的责任谁负责。哪怕台风来了总统也不能去现场指挥, 以免越级, 干涉州长职权范围。总统不能罢免州长, 也不能把一个州的资源无偿调拨走;州长干得不好, 该州选民自然会让他下台。

中国人的管理不一样, 中国人的管理, 凡事领导冲在前面, 才是好领导, 事情才能办好, 一旦领导没有领头, 事情就永远也办不好, 而且大家还心安理得, 感觉没有领导事情办不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 中国式管理领导的越权成为一种榜样力量, 而下属的逢迎也自然成为一种优秀的促进力量。

中国式管理的条件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从本质上来说, 中国式管理是一种倒退的学说, 是不符合全球经济及信息一体化时代潮流的, 它还是倡导一种自我封闭式和自我陶醉型的落后管理模式。倡导中国式的管理, 好比是袁世凯称帝, 虽然满足了一些民营企业家或者国有企业家对于企业管理及权力掌控的欲望, 但是并不适合企业顺应社会潮流, 走更科学更理性更持续的发展道路。

满足一人之欲, 满足一家之私的中国式管理, 无疑在中国存在很多市场, 但是这种封建王朝时代的管理方式, 对于现阶段处于大国崛起的中国, 在开明时代中, 这种皇帝的新装式管理很显然不会得到大多数群体的认同。

中国式管理的特点是要求群体完全依附于某一个领导或某个领导班子, 但是未来社会是由80后主导的社会, 这个群体的特征和行为, 本身就和中国式管理所倡导的是背道而驰的。

1. 中国人没有归属, 只有依附。

80后的中国人, 没有归属, 更没有依附, 有的只是自主。

2. 中国人做什么最重要的都是面子, 讲的是“交互主义”, 彼此彼此。

80后讲的是“实用主义”而不是“交互主义”, 如何如何。

3. 在中国做事方法, 就是尚“阴”。

80后的中国人崇“阳”, 最反感的是阴谋家, 做事情喜欢直截了当, 缩短心理距离。

中国式管理所面临的两大挑战决定了其必定倒塌

1.管理人群的挑战:80后成为社会主流力量之后, 人治管理及文化将逐渐消亡。

我们不得不说中国式管理中承认的“不同文化造成人们的价值观差异与行为差异”是正确的, 但因此就强调管理者的自我修身, 过分强调“修己安人”显然对管理80后新的工作主力人群来说是不可取的。

80后是极具个性的一代, 热情、开放、个性独立、不喜欢被束缚、善于发现问题、思维敏捷, 喜欢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80后个性独立就注定了他们会制定出一套自己认为正确的并且适用于本身的方法去工作、去处理人际交往关系等问题。他们追求工作的高效率, 生活的快节奏, 看重的是社会的公平性、合理化。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式管理最终起到的管理效果注定有限。

2.管理环境的挑战:网络社会带来的信息透明化, 让封闭社会中的人治管理失去魅力。

原始的封建统治时期其实就是人治的盛行时期。在人治者看来, 最好的治理方式是运用贤人的政治。人治者扒着门缝都想找出一个无所不知、通晓一切的贤人来治理社会或某个集体。而事实上, 贤人智者的判断往往确实比常人的判断更好, 更可能正确。这种决策方式也往往可以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 节省了时间, 还省去了其他许多麻烦。人治者强调的是知识的统治。在网络出现之前, 信息传播缓慢的那一过去时, 人治也不无它的道理。掌握信息与知识的人势必要优于无知识者, 成为统治者。

可是新的时期会赋予事物新的力量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如今科技的发展已经让信息实现高度透明, 网络的普及已经让信息闭塞、传播缓慢的时代成为历史。相对于此种应用来说, 网络就比如当年快递式邮局那样的令我们感到熟悉、透明。

社会的不断进步, 网络社会的信息透明化及对称化, 对依托信息不对称及不透明的人治管理是绝对的冲击。人治思想那种封建的东西, 只适合留作那一特定时段内的纪念物。

在科学管理日渐完善的今天, 在信息网络透明化的这个时代, 在80后张扬、独立个性的自主权下, “中国式管理”是一个完全违背时代发展规律的管理主张。管理不是口号, 接下来的社会将是一个法制的社会、透明的社会、公平的社会, 我们应该摒弃那些陈腐的观念和思维, 尊重社会发展及进步, 采用科学的管理方式, 才是未来管理的出路所在。

家教的“悖论” 篇9

从家庭到社会，都只有一个标准。家里的好孩子，必定是学校的好学生；社会怎么教，家庭也就怎么教——共同拥有一种被框定的价值观念，然后产生共同的预期。

如此一贯几十年。那时做人，无论做得怎样假模假式、怎样别扭，可作为家长，倒是做得还蛮省心的。

如今轮到我们自己做父母，事情不知怎么就复杂起来了。

比如，那年为庆祝元旦，儿子所在班级的老师，决定让大家自己动手学习包馄饨。同学们从自己家里分头带去锅碗瓢盆油盐酱醋肉馅馄饨皮，动完了手再一起分享集体的劳动成果。于是当家长的，除了给予充分的物质支持，少不了还得里里外外地叮嘱个来回：

要勤快、有礼貌，千万别和同学抢着吃，多让着别人点儿，别贪心……

傍晚儿子垂头丧气地回来了。进门就直奔橱柜，抓起面包狼吞虎咽。看得你奇怪又纳闷，不得不问怎么回事，人家撇撇嘴，一副大受委屈的模样，说是没吃饱。再问为什么没吃饱，是不是不好吃？人家眨眨眼半天答不上，很是认真地想了一想，说：他们都拼命抢，抢到算数，我让别人，可别人不让我。

当家长的就活活噎住。你再是拥有理想和传统，你也不至于忍心对儿子说：

他们不让是他们不对，饿就饿着点吧。那将来孩子到社会上还不得饿死么！说不定他还会反问你一句：大家都让，那馄饨给谁吃呢？再大一点，他会从字典里查“迂腐”这个词给你看。

那么难道你会激情洋溢地鼓励他说：抢吧抢吧，竞争就是从这里开始。

你只好什么也不说，咳嗽装糊涂走开去，心想：见鬼，学校下次可别再包什么馄饨了。

却也有女友比我“现代”的，教育儿子不可在外与同学打架，结果儿子受了欺负，哭着回家，她便明确更正：你不可以打人，但如果别人打你，你一定要还手。儿子很兴奋：对，我明天就去报仇！我恨死他了。于是第二天儿子没有按时回家，后来有人送回来一个血糊糊的“伤员”，据说发生了一场“砖头战争”，双方旗鼓相当。

这回轮到女友哭哭啼啼，说不还手不是，可还手也不是；忍要吃亏，可勇敢要牺牲；懦弱是人格不健全，可仇恨野蛮更是人格缺陷。如要孩儿做谦谦君子，险恶的外界不容；如要孩儿强悍专横，又毕竟与教育的常理相违——这可真正难为了教育者。

女儿学习好，当上了班长。爸爸说：当班长可以，但记住不许向老师告状，不许向老师说一个同学的坏话，有问题自己想办法解决。爸爸最讨厌打小报告的人。过了一段时间，女儿的班长被换掉了。问女儿是不是做了什么错事，女儿撅着嘴说，老师不喜欢我，她对同学说我不反映情况，不称职。

爸爸故作轻松地说：嗨，不当就不当嘛，不当更好。

女儿的眼泪夺眶而出：不，我想当。同学都拥护我的，我有能力。

爸爸无言。爸爸十分苦恼。他只好向亲友诉说他的难题。他说如果他依照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价值标准去影响他的女儿，那么女儿将来很难在社会上成功。

于是，我们陷入了一种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

我们几乎不知道该怎样做父母。

那好像已不仅仅只是一种难以调试的“度”，而是一种精神与现实的疏离、阻隔甚至分裂；是道德与欲求不可避免的冲撞；是一个世纪向另一个世纪转换的过程中，文化的混乱与重建。但当这种并非哲学意义上的“悖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之时，我们除了困惑和疑虑，谁又能否认，这其实也许正包含了一种进步呢?

生活中的悖论 篇10

●有事做的时候我们把忙碌当作累, 没事做的时候我们却把放松当作无聊。

●爱像圆周率, 无限不循环。

●社会好混, 混好不容易。

●怀旧, 不是因为那个时代多么好, 而是在那个时候, 你很年轻。

●拥抱是一个奇怪的东西, 明明靠得那么近, 却看不见彼此的脸。

●生活可以将就, 生活也可以讲究。

●有钱的人怕别人知道他有钱, 没钱的人怕别人知道他没钱。

●旋转木马是很残忍的游戏———彼此追逐, 却有着永恒的距离。

●女人评判男人是看他开的车, 男人评判汽车是看它能否吸引女人。

●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 到哪里都是在流浪……

●没有结婚≠没谈过恋爱≠没经验≠没对象≠没情敌!

●凡是有的, 还要加给他, 让他有余;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过来。

●富翁易得, 贵族难寻。

●现代人正确的淡泊观应是:不属于我的, 纵有千金难动我心;属于我的, 理直气壮当仁不让。

●每个人手中都握有一串念珠, 它是由无数个小烦恼串联而成, 达观的人会一面笑着一面将它数完!

●一个月的工资一半用来吃饭, 一半用来减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