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政策性银行改革

2024-06-23

农业政策性银行改革(精选十篇)

农业政策性银行改革 篇1

(一) 贷款总量逐年增长, 支农力度不断加大

随着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展, 农业发展银行信贷总量快速扩大。2004年末, 农业发展银行贷款余额为7189.84亿元, 2008年末增加到12192.79亿元;同时, 农业发展银行贷款增速也在逐年提高, 2004年末贷款增长率为4.17%, 2008年贷款增长率为19.25%, 上升了15.08个百分点。贷款总量的增长和贷款增速的提升, 反映了农业发展银行支农力度在不断加大。

(二) 经营业绩逐年向好, 支农基础逐渐牢固

自2004年信贷业务领域放宽以来, 农业发展银行经营业绩实现了重大跨越, 营利能力不断提高, 经营利润逐年增长。2004年其经营利润为24亿元, 2008年达到204.11亿元, 年平均增长70.75%。经营业绩的日益提高, 说明农业发展银行逐步走上了良性发展轨道, 自身的向好发展为其在农村金融中发挥骨干和支柱作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 业务多元趋势明显, 支农领域纵深发展

2004年以来, 农发行进入业务转轨与扩展阶段, 在立足于政策性业务的基础上, 准政策性业务及商业性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业务范围在原粮棉油信贷业务的基础上, 逐步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加工企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小企业等领域拓展, 业务范围的多元化拓展使农发行向支农领域不断向纵深发展。目前, 农业发展银行仍然在为更深层次、更广范围地支持“三农”提供可能和打开空间。

二、农业发展银行与现代农业经济发展存在不协调性

新形势下我国现代农业经济发展迅速, 农村各融资主体对资金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融资需求日益多元, 涵盖农村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 对政策性金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农业发展银行的发展滞后于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性。

(一) 经营管理模式不够科学, 影响了政策性支农作用的发挥

农业发展银行的经营管理是准行政化的, 实行自上而下垂直集中的管理体制, 各级分支行在总行的授权下开展经营活动, 缺乏经营自主性和灵活性, 使分支机构很难根据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需求变化对预期投资领域做出相应的动态调整, 使很多急需政策性金融支持的涉农领域得不到支持, 降低了农业发展银行的支农效率, 也影响了其政策性支农作用的发挥。

(二) 信贷资源运用过度集中, 政策性支农的作用不够突出

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显示, 尽管农业发展银行信贷总量随着业务领域的拓展快速扩张, 但过度集中于政策性粮棉油贷款的特点仍很突出。下表中数据显示, 近5年农业发展银行粮棉油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一直维持在70%以上, 粮棉油收购、储备和调销等信贷业务在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发展中, 仍占据绝对主体地位。虽然农业发展银行定位为“建设新农村”的银行, 业务范围也不断扩展, 但其“粮食银行”的特征没有根本上改变, 与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相比, 政策性支农业务的发展仍显不足。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2004-2008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年度报告。

(三) 业务经营范围较为狭窄, 政策性支农的性质不很显著

在定位为“建设新农村”的银行后, 虽然农业发展银行表示要积极拓展支农空间, 大力支持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农业企业发展等, 农村流通体系建设、农业科技开发也列为支持范围, 但除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外, 其他领域的信贷拓展都相当有限。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农村流通体系建设等领域的金融需求具有很强的公共性质, 主要体现在对农村交通、通信、供水、教育、生态等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的提供上, 这些需求缺乏产权明晰的经营主体, 因而缺乏有效的承贷载体, 难以得到商业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政策性金融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弥补市场缺失, 但作为我国政策性支农主体, 农发行对此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积极态度。

三、建立与农业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政策性银行改革趋向

我国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政策性金融的支持, 这为农业发展银行的改革提供了机遇。农发行改革必须坚持政策性银行发展方向, 坚定服务“三农”宗旨, 紧密围绕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进行市场定位, 尽快从单纯的“粮食银行”转变为支持农业再生产各环节的综合型政策性银行, 夯实我国“扩内需, 保增长”的农业基础。

(一) 加快制度建设, 理顺发展基础

一是加快现代银行制度建设, 通过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改进经营管理方式、规范信贷管理体制、完善授权授信制度等途径, 使我国农业政策性银行走上科学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二是合理布局分支机构, 为即将承担更大范围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创造组织条件, 这是农发行更好发挥支农作用的重要基础;三是完善内部管理体制, 合理调整和整合内部机构, 实施定编、定员、定岗, 优化劳动组合, 提高农发行管理组织化程度和规范化水平;四是不断探索和完善符合实际的监管和考核评价体系, 提高政策的激励作用、监督作用和运行效率;五是培养得力的一线业务人员, 高素质与有责任感的业务人员是政策性银行信贷安全的重要保证。

(二) 明确职能定位, 加强风险防控

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农业发展银行改革的立足点, 这比较适合我国的国情和农发行的发展方向。农发行的业务职能定位应该以政策性支农业务为主体, 在现阶段应主要围绕促进政府支农政策目标的实现, 突出政策性金融在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等领域的作为。同时, 应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 完善信贷资产保全措施, 努力化解经营风险;建立合理的利率定价体系, 有效改善长期低利率政策产生的资金需求的无限扩大和严重依赖, 维持适度的利润空间,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三) 建立与现代农业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政策性融资服务体系

一是延伸服务范围。将信贷范围扩大到农、林、牧、副、渔等领域, 全方位支持农业领域的产、加、销、贸、工等各个环节, 同时全方位支持农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科技进步、机械化发展等各个方面, 有效弥补农村金融市场缺失, 丰富农发行“建设新农村的银行”的内涵, 全面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力。二是根据需求层次的不同完善差别性信贷政策, 通过政策性金融的引导作用, 提升经济较发达地区农业经济的科技水平、信息化程度, 改善经济欠发达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业开发力度, 确保不同需求领域都能够得到政策性金融的惠及。

(四) 在不同阶段有选择地确立政策性金融支农的重点

一是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农发行应通过政策性金融的支持, 促进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以及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在此基础上创造条件, 积极推进土地使用权证券化, 拓宽农业经济发展的融资渠道。二是有效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 促进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提高, 通过局部实现农业经济专业化、规模化、特色化发展, 来带动整体水平的提高。三是配合农村小城镇建设, 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逐步增加各种专业性的农业开发贷款、农田水利建设贷款及大型农用生产设备、农业机械化发展贷款。四是创新贷款抵押、担保方式, 扩大政策性支农范围。探索发展农作物收益权、土地经营权、集体山林承包权、水域滩涂使用权等权利质押、动产抵押, 扩大信贷业务的抵押物范围;研究开发以中长期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综合开发贷款为基础资产的证券化产品, 分散中长期信贷资产风险, 提高信贷资金流动性。

参考文献

[1]张营周.从金融需求视角看中部地区农村金融改革[J].农村经济, 2009 (6) .

[2]孙志军.农村金融需求变化特征与金融产品创新策略[J].金融理论与实践, 2009 (5) .

[3]郑晖.建设现代农业政策性银行[J].中国金融, 2008 (22) .

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篇2

目前农行改革“主基调”已经确定,整个过程将遵循“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十六字方针。

农行已经为整体改制开始了大量的工作。2006年,农行启动了全面外部审计和人力资源改革,而这“两步走”恰恰是农行整体改革的重要步骤。另外,农行已经与中信证券和中金公司达成了非正式协议,欲聘请其为改制工作财务顾问。如果进行股份制改革,转变为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后,依旧服务于农村市场,那么农行的赢利将仍然会面临困境。实际上农行作为商业性银行与服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还没解决。

农行股改大事记:

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重建,其初衷是为了支持我国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和乡镇工业企业。当时的国有银行都叫“专业银行”。

1980年农行开始商业化改革,但步伐不大。

1994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决策者试图通过农发行的建立将政策性金融业务从农行和农信社的业务中剥离出来。

1997年农行政策性业务剥离速度加快,农行的经营也日益强调以利润为核心。

1999年农行和工、中、建三家银行一起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

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2004年农行上报第一次股改方案。

2006年1月农行明确否认了农行股改方案被否决。

2006年2月一份被农行上下称之为“斩首”行动、并在农行整个系统内部引起强烈反应的农行改革分拆方案,开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开来。农行上下人心惶惶。

2007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农行改革的“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十六字方针。

2007年农行股改6大重点工作:

一是实施财务重组。

二是实施监管达标计划。

三是加快法人治理架构设计。

四是进一步完善全面风险管理架构。

五是构建现代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六是深化财务体制改革。

需要达到的七大核心监管指标

1、核心资本充足率≥4%;

2、资本充足率≥8%;

3、总资产回报率≥0.6%;

4、净资产回报率≥11%;

5、不良贷款率≤5%;

6、成本与收入比≤45%;

7、拨备覆盖率≥60% 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韩仲琦2月1日在北京表示,农行股改大幕正式开启,进入新的阶段,农行股改总的原则是:坚持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

韩仲琦表示,农业银行改制的核心,就是由现在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变成股份公司,把农行建设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效益良好、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强的现代商业银行。

农行股改的进程一直是关注焦点,疑问众多,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韩仲琦就国家注资、股改时间表、裁员与否等话题作了解答。2007年,将是对农行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

国家注资数额多少?

“农行获得国家注资的数额是多少?”面对本报记者的追问,韩仲琦说:“肯定是要注资的。但目前有一个偏离度,现在正在测算,德勤进行的外部审计以及国家审计署,都要对资产进一步核实,特别是农行的不良资产有没有水分?有没有事实上已经形成不良资产但是还没有拿进来的?这些要搞清楚,之后,才能计算出来需要国家部门注资的额度,现在数据还没有出来。所以今天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农行目前距离监管指标,还有很大差距。”韩仲琦说。根据农行1月31日披露的数据,2006年农行不良贷款占比较2005年下降2.73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为23%左右。韩仲琦还指出,目前农行拨备覆盖率只有4.59%,距离监管指标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韩仲琦进一步阐述了农行的不良资产,他表示,农行的不良资产中有相当一部分政策性业务,有从其他行划到农行的历史包袱,这个包袱集几家行之和,大概有3000多亿元,如果把这部分剔除掉,剩下农行自有业务造成的不良资产也就和其他行股改之前差不多。农行特殊也就特殊在这里。在农行财务重组的过程里面,应该有专门的处理办法。“如果把政策性不良资产这一块分离出去之后,实际上农行的不良贷款率只有百分之十几。”韩仲琦说。

韩仲琦表示,农行的不良资产肯定要剥离,否则农行的不良贷款率降不下来。

农行股改方案 有望今年年底取得突破 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韩仲琦透露,农行已向国务院上报了新的股改方案。他并否认内地传媒指该行股份制改革暂缓的报道,强调国有银行改革有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而只有农行的股改完成,国有银行的改革才能算得上成功。韩仲琦对《中国证券报》表示,与其它三家国有银行相比,农行股改更具复杂性,主要是农行改革要放在农村金融体制的总体框架内全盘考虑,再加上农行历史包沉重,故农行改革相对而言要“慢”一些,但这并非意味农行改革会一拖再拖。

此前,农行已向有关部门三次上报过股改方案。韩仲琦表示,国家希望在今年底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前,完成国有银行改革;按照此一时间表推算,农行股改有望今年底取得突破。事实上,农行股改工作一直遵循“整体改制,择机上市”的思路,有条不紊地进行各项内部改革;而最近出现的股改办挂牌、内外部审计、成立法律与合规部、启动人力资源综合改革等工作亦表明,农行的股改工作已开始提速。

他表示,尽管一次性改制成本高,但若采用分拆方式,可能会导致局部风险扩大,故农行股改的着力点会放在整体改制上,而决策层目前已达成一致,农行应尽快出台具体改革方案;倘若股改方案还争论僵持下去,就会错过改革的最佳时机。

另一方面,内地传媒报道,农行在改革过程中,日前发现北京分行的支行,其原行长和主管副行长因涉及一则高达1.8亿元人民币的车贷骗案,而遭受开除留用及行政记大过的处分。据业内知情人士透露,在去年的例行审计中,该支行被查明由02~04年间,向北京一家汽车经销公司累计发放由该公司担保的汽车消费贷款4亿元,其中1.8亿元贷款资料是虚假伪造的。

据悉,该汽车经销公司负责人已潜逃国外,农行尚待通过司法途径追索损失。而在北京农行的下属支行中,该支行属“成立时间短,历史包袱轻”的支行;数据显示,该支行的贷款结构比较单一,主要是个人住房贷款和个人汽车消费贷款。

此外,《上海证券报》引述权威人士称,农行已被正式纳入农村金融整体改革方案内,方案最终将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进行论证。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预计年底召开

随着三大国有商业银行成功上市,农行改革方案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而论战的热点不外乎“分拆版”和“整体版”这两个改革方案。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不论是那版本的改革方案,最终监管层的论证重点均放在“改革效果”和“改革成本”这两个因素上。

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亟待改革创新 篇3

关键词:农业支持保护;农业政策;改革创新

一、破解农业难题功夫在农外,需要强化宏观思维和国际视角

有专家表示研究农业问题不应仅局限于农业内部,还应兼顾宏观政策、宏观经济和国际环境。对农业生产影响较大的劳动力成本变化、土地成本变化以及对农产品价格国际竞争力影响极大的汇率变化都是由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决定的,农业部门难以独自掌控。而这些难以掌控的因素又对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例如,近年来人民币不断升值,从2000年至今,仅考虑汇率因素,我国农产品的国际价格便在无形中提升了30%左右。因此在研究农业问题时如果不具开放视野,只是就农论农,农业问题将永远无解。所以在今后的研究和政策制定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农业内部问题,还要考虑国内国际宏观环境对农业的影响。同时,农业部门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让宏观政策部门清楚,一项宏观政策对农业的影响是很大的。

二、支持保护农业,中央政府应扮演重要角色

有专家认为当前农业政策改革面临新的形势,需要回答四个命题。

一是粮食过剩是需求不足、还是价格过高。十几年以前我国农产品面临的问题是短缺,国内价格低于国际农产品价格,所以我们以前没有想过两个问题,一是如果我国农产品过剩会怎样,二是如果我国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农产品价格会怎样。现在我们已经过剩了,要研究是怎么过剩的,是不是因为没有竞争力而选择了过剩。所以应该看中国的食物消费,在未来会更高,还是平稳,还是会下降。根据国际经验,人均收入达到6000—12000美元之间就到了营养转折阶段,食物结构逐渐由碳水化合物为主转变成以蛋白为主。那么我们选择会怎么样?

二是未来我国人均综合农产品消费水平比现在低、还是比现在高。如果是高了,那么我们判断需求是上升的,这个可以通过进口的上升来判断,贸易逆差从2004年的几十亿美元,到2014年的505亿美元以上,可以作为问题判断的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如果我们要发放资金,也会面临一个政策的选择,农业的补贴不是从经济学上考虑,是从政治安全上考虑,是在选择国外供给还是自己保粮食供给的问题,没有一个大的工业化国家愿意花钱将粮食生产建立在别的国家基础之上。包括美国,也一直没有将农业补贴政策取消。

三是政府支持农业,中央和地方各承担什么责任。农业的性质决定了和工业比竞争力相对较差。所以在工业化以后,政府更多的应该是干预农业、支持农业,调节产业失衡。从国际经验看,大多数国家都是中央政府支持农业,而不是地方政府。比如美国各个州有不同的法律,但是农业政策不是由各个州来制定,是联邦政府来制定。这是因为任何一个省都无法左右全国的农产品市场,即使是农业大省(比如山东省)也无法为粮食安全提供保障、为粮价稳定提供保障。地方政府官员理性的选择就是不支持农业,因为农业既没有税收,又没有就业贡献,支持农业没有政绩、利益。而且越是农业大省越是不担心本省农产品保障问题。所以在市场化发展以后,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里面,中央政府应该承担更多的角色。农业生产可以存在少量的过剩,可以通过补贴来保证少量的过剩,但是过度过剩就有问题了。农产品价格经不起大起大落。例如玉米,价格降得比较厉害,它对生产的负面影响会比较大,所以调结构不一定就是只能调生产结构,还能调原料结构,比如用国产的原材料有补贴,用国外的原材料没有补贴。

四是农业政策的目标是效率为主还是公平为主?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流出,土地经营规模相应发生变化,顺应这种变化,又不致影响农民权益的长远目标,未来我们的农业政策可能是以效率为主,兼顾公平。公平的方式是保底,效率为主的方式是扶强。在调研过程中很多村干部认为补贴政策不好,没有促进生产。如果把钱集中起来搞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务,效果可能会更好。在调研中还发现,在很多地方,如果农业资金在没有明确规定用于农业,大多都会被挪用。如果政治上没压力,经济上没好处,地方政府肯定不会重视粮食生产,所以要给地方政府激励,让他们不因生产粮食而吃亏。此外,山区、平原差异很大,政策设计也要体现区域性差异。

三、明确支持对象,增强农业支持政策实施的精准性

政策的实施应有的放矢,为提高农业政策实施的精准性,部分会议代表指出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首先需明确农业支持对象。

福建代表认为,扶持农业农村发展首先要明确农业政策的支持对象。一是要弄清是扶持农民还是扶持农村?二是要弄清我们的扶持对象是所有农户、兼业户还是种养大户?三是要明确农业培训的对象。有很多农业培训属于基础的扫盲性培训,农业大户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参加,参加的人员里,有许多只是为了拿补贴而参加培训,收效甚微。所以为了更有效地扶持农业,必须把支持对象具体化、明确化、固定化。

吉林会议代表认为,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明确补贴对象和补贴的核心很重要。对农村的补贴,从对象上看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农业。不应该所有补贴政策的核心都是增加农民收入,应该区分对象。补贴农民的核心是提高农民收入,但是不应该用粮食直补或综合补贴来实现,应该用医疗、保险、大病救助、教育来实现。对农业的补贴重点不应该放在增加农民收入上,而应该放在改善生产条件、降低生产成本上。

四、调整农业补贴方式,逐步实现价补分离

针对调整农业补贴方式,与会专家和代表从价补分离的角度对调整和完善农业补贴方式提出了相应意见。

有专家认为,在对农民进行补贴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补贴和价格分离,保证补贴和国家战略储备分开。用政府补贴的方式来提升农产品价格虽然可以提高农民收入,但是会扭曲生产者信号,让生产者因高估粮食的市场价值而过度种植。因此必须要实行价补分离政策,即补贴的时候只补贴收入,不补贴价格。而且以后的补贴应该重点向新型经营主体倾斜。过去,我们把保护价收购和国家战略储备混合在一起,结果战略储备工作效果一般,还出现了粮食过剩问题。所以将来国家战略储备应该单独划出一块,让补贴与之分离。补贴最好和保险、贷款相结合。鼓励银行给生产口粮的农村家庭发放一部分无追责贷款,同时完善非口粮作物保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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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表认为,应改“顺价销售”为“随价销售”。粮食临时收储政策施行的是“临时收储、顺价销售”,其最大的优点是可以直接补贴到种粮农户身上。目前中国粮食收储出现的问题不是出现在临时收储上,而是出现在“顺价销售”上。现行的做法是,收储到的粮食如果顺价卖不出去就储存起来,第二年如果仍卖不出去就继续储存,很容易导致陈粮堆积。这种做法不但会使政府亏损更多,而且还会破坏市场规则,导致粮价上涨,增加生产加工企业成本。建议以后改为“临时收储、随价销售”,即临时收储以后,随着市场的价格进行销售,亏损的价差就当成是给农民的补贴。

还有专家通过分析我国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实施情况,认为目标价格补贴政策不宜作为我国农业补贴的长期政策。在目标价格补贴政策设计和执行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核查费花费较高,且明显增加了基层政府的工作量,政策执行成本高昂;中央政府认定的种植面积数据明显低于地方政府上报的数据,认定的市场价格数据明显高于农户获得价格,使补贴效果大打折扣;补贴兑现时间偏晚加剧了农户的流动资金约束,不利于农户第二年的农业生产安排。因此建议我国农业补贴应逐步转向以直接收入支付政策为核心、价格支持政策为辅的政策体系。

五、理性发展,确保农业规模化不偏离适度原则

有代表认为,在当前的农业发展过程中,规模化已经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但是适度问题往往被忽视。政府制定的政策直接体现出对扩大规模的过度追求。例如在福建省,菜农最适度的经营规模是户均20—30亩,但是资金扶持项目对规模化有规定,要达到50亩、100亩才能获得相应补贴,这种硬性规定不符合实际情况,有些揠苗助长了。再比如开展示范社、规范社评选时,其中的一个基础标准就是社员规模,且对社员规模的要求逐级提高。而台湾合作社则更注重运营的规范性,对社员的数量要求不高,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六、积极探索,有效突破农村金融融资担保瓶颈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我国农村金融问题得到了一定缓解,但是仍然薄弱,依然是制约农业农村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有代表认为,当前并不缺乏农村金融贷款政策,但是由于效果差、针对性不强而收效甚微。例如:对于涉农机构降低法定准备金率的政策来说,申请农业贷款的主体往往经营多种业务,贷款的真实用途难以判断,所以因政策而降低利率的贷款经常被借贷人用于其他行业。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的土地抵押贷款对小农户没有什么作用,对规模农户也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从日本和台湾的情况看,种植业贷款需求并不高,对贷款需求较多的是加工业,因此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研究解决农产品加工企业的贷款问题。长期来看,应该做好以下几点。一是促进农业金融供给主体多样化,特别是发展本地化的金融贷款机构。二是明确农业政策金融体系的构建框架。三是在互联网的基础之上,利用大数据来发展农业金融。

也有代表认为,当前中国农村金融状况是不缺资金、缺政策;不缺资金、缺资产。资金方面,农商行70%的存款、邮政储蓄银行90%的存款来自农村,证明农村是不缺资金的。政策方面,缺少的是适合农村特点的融资担保抵押制度,例如重庆有3000多万亩耕地,6000多万亩林地,300多万亩宅基地。保守估值也有10000亿元以上,即使是按照20%的标准抵押,也能获取2000亿的贷款,但是现实中这些资产无法转变为资金。资产方面,一方面是不动产虚化,另一方面是动产虚值化,绝大多数不动产和动产都难以成为贷款抵押物。建议:一是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以信用体系为依托突破农村金融瓶颈。二是大力发展政府支持的涉农融资性担保,解决契合国家发展方略的农业项目资金问题。三是充分发挥互联网技术优势,构建互联网农业金融平台,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拓宽生产贷款融资渠道。四是探索开展资金互助社试点和农民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大力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五是调整支农资金支出结构,加大财政对农业贷款贴息贴费力度,建立农业生产小额信贷风险补偿机制,引导金融资金投放。六是完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量化涉及农村资产的抵押权,保障农村资产抵押权的真正实现。

七、调整标准,提高农保额度,拓宽农保覆盖

农业保险可以有效分散风险、分摊经济损失,农业保险的发展对保障农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完善标准,调整农保额度和覆盖面是与会代表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有代表认为,目前农业保险赔付标准过低、额度过小,导致农民投保积极性不高,应及时调整农业保险赔付标准。现行的农业保险目的是为了保投入,因此在制定赔付标准的时候是按照相应投入成本进行量化。但当前延用的赔付标准是10年前制定的,已过时。当时一公顷投入成本仅为3000元左右,如今高达7000—8000元,早已翻倍,因赔付无法抵消损失而导致农户投保意愿不强。建议参照当前农业投入成本,提高理赔金额到每公顷6000元以上,增加的保险费用由政府和农民共同承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除农民后顾之忧,激发农民投保的积极性。

还有代表认为:政策性农保覆盖面不宽,特别是“菜篮子”项目补助不够。从宁波市鄞州区来看,农业政策性保险自实施以来险种有所扩大,投保农户有所增加,但是政策性农保的补贴基本集中在“粮、米、油、畜牧”上,而关系到市民“菜篮子”项目的设施蔬菜并没有列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鄞州区近4年来连续遭受台风灾害,仅去年,就遭遇7月和9月底的两次台风影响,农户的大棚作物损失惨重,而政策性农保的赔付率在每亩250到300元之间,这对于农户的损失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宁波市出台的政策性农保的棚内作物保额普遍偏低,达不到物化成本的一半,有的品种只有市场价的10%。因此建议将大棚及棚内作物列入中央财政补贴范围,扩大政策性农保的覆盖面,让更多的农户从中受益。

八、保护资源,确保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有代表认为,当前东北地区农业生产中黑土地保护机制缺失。长期以来,东北黑土地保护机制缺失,导致黑土层逐年变薄、肥力逐年下降。国家和省实施了有机质提升计划,但是农家肥施用费时、运输成本高,而有机质提升补助资金每亩只有10元,对调动农民种地养地积极性有限。立法方面也缺乏刚性约束,例如《土地管理法》中对持有所有权的村集体、经营权的农户权责界定比较宽泛,仅用“可以要求”、“应当组织”、“应当采取”等字样予以界定,缺乏力度。目前黑土区粮食生产的过程中化肥施用普遍过量,榆树市垧均用肥总量已经达到1.1吨左右。过量施用化肥已造成耕地板结、土壤自我修复能力变差等不良后果。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建议从国家政策层面加大对东北黑土地的保护力度。

九、整合资源,调整涉农职权向农业部门集中

有专家认为,当前涉农职能部门相对分散,未来应尽量由从事农业的专业工作人员制定农业政策,行使农业管理职能。农业政策方面,中国的顶层设计按照农产品链条分割,但中国很大一部分比例的农产品链条都在农业部以外,所以我国绝大部分农业管理职能都不在农业部,连生猪屠宰以前都归商务部管。这种农业职能分散的情况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曾出现。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农业的职能不适合由非农业的部门承担。中国不进行农业的大部制改革,不把农业相关的问题回归到农业部门,中国的农业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

有代表从地方政府的角度出发,认为目前农业发展涉及的主管部门多且分散。除了农业部门之外,发改、财政、科技、供销、农办、水利、粮食、林业等部门也分别掌握着一定数量的涉农政策资金。甚至还出现一些相关资源配置职能分散在同一部门内的不同处室的现象,产生一定的职能交叉。这不仅造成了行政资源与政策资金的浪费,更因为彼此间政策支持信息互通不足,可能造成垒大户,也可能给寻租留下空间。因此建议各级党委政府分别授权本级农口部门全面系统、自上而下地开展一次“三农”或农业政策大梳理,按照精简、高效、透明的原则,调整完善各类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整合归并性质相近、用途相同、使用分散的农业补贴资金。同时,理顺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建立统一互通的农业政策大平台和动态调整机制,加大农业政策绩效评估和监管力度,提高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精准性、有效性和执行力。

(作者单位: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洪峰

中国农业银行县域机构改革研究 篇4

农村经济活动主体是农户和农村企业, 农村金融需求主体也无外乎农户和农村企业两大类。由于农户和农村企业经济活动内容和规模不同, 其金融需求也表现出多层次性特征。

(1) 农户资金需求较为普遍。生产性需求仍然是农户资金需求的主要方面, 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增长、农民收入的提高及由此带来的消费观念的变化, 农户贷款的生活性需求正变得愈加重要。

(2) 收入等级越高的农户, 其远离农业生产的程度越高。同时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大。这与我国小农经济生产特点和农业生产效益低下的情况相符合。

(3) 在现阶段, 农户借贷构成中, 生活性借款比重较大, 一方面说明农户现金购买力过低, 生活压力过大, 农户的整体生活成本是很高的;另一方面也表明农村生产经营性借款市场狭窄, 或者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高。

(4) 就农户贷款情况来看, 收入水平和其贷款规模的大小是呈正向关系的, 收入等级越低, 贷款额越低;相反就越高。收入等级越高并越向非农业户发展的农户, 其贷款基本用于生产经营, 而低收入水平的农户, 其贷款用于生活支出的比例较高。

二、农村金融服务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金融体制改革明显滞后。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却存在着种种问题, 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1.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体系极不完善

目前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 尤其是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 虽然已形成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三足鼎立的局面, 但金融机构和业务却越来越单一。

2.农村资金流向城市

农村资金流失自1996年以来不断增加, 不能很好的为“三农”服务。农村资金通过金融渠道外流的主要途径有:农村信用社的资金非农化, 邮政储蓄转移农村资金, 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地区撤并经营机构、上收信贷管理权限等改革措施, 造成了农村金融的萎缩。

3.农民和乡村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突出

1997年以来, 农户和乡村中小企业贷款困难问题加剧。我国农户和乡镇企业存在着的巨大的金融服务需求, 由于农村金融体系中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供给越来越少, 农村的信贷需求主要依赖于非正规金融, 而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又受到政府的种种限制。农村金融短缺问题制约了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中国农业银行在农村金融服务方面的现状与问题

(一) 农行现状分析

“一分二脱”后的农业银行加快了商业化步伐。农业银行分出政策性业务, 农村信用合作社与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后, 农业银行从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上发生着深刻变化。1996年开始调整发展战略, 切实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为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变积蓄力量, 并在全行牢固树立“效益立行”的观念, 形成行行抓经营、讲效益、争创利润的新局面。然而在农业银行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满足农村金融市场需要方面不尽如人意。

1. 农业银行发展战略移位

农行为了盈利, 实行商业化经营, 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投入相对减少, 农业银行在农村金融中的主导地位弱化。

2. 农业银行产权主体虚化

在经营管理体制相对落后及现行不完善的管理体制下, 国家与银行的财产权益缺乏真正的利益关联, 银行经营者缺乏追逐利润的内在动机, 政府对经营者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机制, 成为农业银行低效率运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3. 政企不分现象十分明显

1994年农业发展银行成立时, 并没有将农业政策性业务全面剥离, 仍有一部分留在了农业银行。尤其又将由农业发展银行办理的扶贫、农业综合开发等专项贷款划归农业银行办理。此外, 地方政府对农业银行的人事、业务经营等方面仍有许多行政干预, 对农业银行的干预贷款仍占相当比重, 使农业银行的商业性业务和政策性业务混淆不明。

(二) 农行在农村金融服务方面的现状

1. 金融机构网点布局不合理

商业银行淡出农村地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后, 随着改革力度逐渐加大, 为实现“效益立行”, 对基层网点大量撤并, 人员裁减、业务收缩。农行的农村机构网点越来越少, 乡镇营业所机构功能异化, 逐步演变为仅办理农村存款和结算的机构。县域农行的经营收入主要靠系统上存资金获取利差, 利润来源畸形发展。

2. 金融业务不能满足多层次大范围的金融需求

商业化经营原则与服务三农的政策性要求之间存在矛盾, 支农资金增长缓慢。由于农村信贷业务盈利低、风险高, 以致于农行对农业贷款的比重明显太低。

四、农行县域机构改革创新的对策与建议

(一) 建立独立的事业部制

从总体来看, 农行的经营单元分为城区经营行和县域经营行两大块。以县域支行为平台, 重新搭建独立的事业部制, 受市级分行的领导, 间接受省级行与总行的领导。农业银行所有县域行侧重于“面向三农”, 服务“三农”, 必须兼顾“商业运作”的经营机制。“若不论在短期, 还是长期都年年亏损, 则农行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城市行则侧重于“商业运作”, 在其他方面也要间接支持、服务“三农”的经营机制, 作“面向三农”的坚强后盾。特别是市一级的农业银行发挥联接城乡的关键枢纽作用。以上是第一阶段, 等县域事业部发展成熟、壮大之后, 可以进入第二阶段, 即由省分行直接管理县域事业部。到那时候县域行不再拘束于行政区划范围之内, 彻底打破行政式的设置, 而是依据经济区域来逐步重新整合、重新设置。建立以县域经济特色为主、符合区域经济发展规律、有一定发展前景和竞争实力的县域事业部。

(二) 创新信贷服务种类

推出“带头富”党员贷款、巾帼致富贷款等多个信贷品牌, 这样极大地满足了客户各方金融需求。“带头富”的党员可以兴办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等项目。信贷方式创新有三种模式:“龙头企业+农户”、“行业协会+会员联保+授信贷款”和“农村资信证+小额信贷”。以第一种模式为例, 成立一个龙头企业, 可以是食品公司等, 该公司为保证优质小麦的原料供应, 与当地乡镇政府联合建立优质小麦生产基地, 实现从选种、播种、管理到收割的一条龙服务, 实现从原材料的采购到粗加工的企业内循环。

(三) 成立企业担保中心

新县域机构协同地方政府部门和一些企业共同推动成立中小企业担保中心, 签订合作协议, 尽力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中出现的资金瓶颈问题, 缓解企业融资障碍。探索实现金融业、企业和社会多方共赢的发展模式。

(四) 参加小额贷款保险业务

新县域机构为防范和降低风险, 与各所在地的保险公司共同开办小额贷款保险业务。在借款人同意的情况下, 借款时给贷户入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增加了贷款的安全性。

摘要:通过分析农业银行在农村金融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农行改革对“三农”的深远意义, 结合农业银行的实际情况, 提出农业银行需要强化支农意识, 开发适应农村各类市场主体的需要金融产品税务的多样化, 推出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得组织高效、持续、健康的运转起来。

农业政策性银行改革 篇5

摘要:为了更好的提高服务水平,加快农行网点转型,树立农行新的形象,中国农业银行已经逐渐的完成了向服务型行业的转变。

关键字:标准化服务 主动服务营销

一、概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如今许多的国有银行业也纷纷上市,如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等,然而,上市对于银行业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国有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也给其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和挑战。根据SWOT模型中所介绍的四点:strength、weakness、opportunity、threat分析,我们可以从公共关系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农业银行该如何做好综合业务经营。文明标准化服务已成为我行发展的第一要件,服务的提升将为我行打造精神品牌,树立农行新鲜进取的形象。它实现了由单一的业务管理向综合的服务营销转变,它实现了由无差别服务向差异化服务营销的转变,他实现了由被动应对客户抱怨向主动应对客户满意的转变,它实现了关注业务功能向关注客户价值的转变,它实现了由营业柜员向客户服务顾问的转变,它实现了由被动应对向主动服务/销售脚本的转变,它实现了由突出个人能力向整体平台支撑的转变,它实现了由注重外部拓展向注重大厅制胜的转变,他实现了由营业网点向服务网点、营销网点的转变。

公共关系是指企业在从事市场营销活动中正确处理企业与社会公共的关系,以便树立好企业的良好的形象,从而促进产品销售的一种行为。它的目标是为企业广结良缘,在社会公众中创造良好的社会声誉和企业形象。一个企业的形象和声誉是其无形的财富。良好的形象和声誉是企业富有生命力的表现,也是公关的真正目的之所在。农业银行以公共关系为促销手段,利用一切可

能的方式和途径,让社会公众熟悉它的经营宗旨,了解它的产品种类、规格以及服务方式和内容等有关情况,使农行在同行业中以及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和较好的形象,以促进产品销售的顺利进行。它主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搜集信息,监测环境。农业银行公关需要采集的信息包括以下几方面:

1、产品形象信息。是指消费者对农行业务的各种反应与评价,如信贷业务、存款业务、国际业务、受托代理业务、结算业务等的单位业务以及各种不同的个人业务的反应评价。

2、企业形象信息。包括公众对企业组织机构的评价,如组织是否健全、上下左右是否协调、运转是否灵活、办事效率是否高等;公众对企业人员素质的评价,如对决策层领导人员和一般职工人员素质的评价。评价指标有文化水平、工作能力、业务水平、交际能力、应变能力、工作态度等。

3、企业内部公众的信息。职工对于银行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农行的改革以及多元化经营起全局性作用。农行要发展首先应该从职工做起,促进职工个人素质的发展。

(二)咨询建议,决策参考。

(三)舆论宣传,创造气氛。这一职能是指公共关系作为企业的“喉舌",将企业的有关信息及时、准确、有效地传送给特定的公众对象,为企业树立良好形象创造良好的舆论气氛。例如,强化内控管理、全员防范案件专项治理活动的开展。

(四)交往沟通,协调关系。积极响应市分行党委的号召,立足实际,勇于创新,主动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加强市场研究与分析,并举办了银企座谈会,推介金融产品,密切银企关系。

(五)教育引导,社会服务。营业网点是农行服务客户的基础阵地,在加强优质客户维护、拓展、开发,推进全行客户结构

调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而一线员工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精神面貌和业务技能、服务素质,是我行经营能力、管理水平和品牌形象的直接体现。

二、案例分析

目前,全农行正在积极开展“大行德广、伴您成长”春天行动综合营销活动。营业网点规范化建设是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且直接影响着活动成效和业务发展。希望全行以开展综合营销活动为契机,在加大市场营销的同时,注重网点规范化建设,加强员工培训,提高员工队伍的综合素质,在员工之间形成团结协作、奋发进取的团队精神,推进服务文化建设,促进业务经营又好又快地发展。

南湖分理处柜员王洪娟的优质服务小故事:一天中午,两名青年男子面红耳赤争执着、互相拉扯着走进了南湖分理处的营业间。

柜员王洪娟见状立即站起来,微笑着劝解说:“请不要着急,有事好商量。”

通过他们只言片语的争吵,王洪娟了解到,其中一名叫“张军”的男子在分理处ATM机取款后,忘记取出银行卡就离开了,等他发现后就急忙回分理处寻找,正好看到一男子在ATM机前手持银行卡和现金正欲离开,于是就认定此人冒领了存款,抱住这名男子,叫嚷着把他拖进了营业间。

“请稍等,我来帮你查询一下。”在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王洪娟立即查询了另一男子的银行卡信息,确认该银行卡确实不是张军的,就通过张军的身份证查询到他丢失的银行卡信息。经核对与张军提供的一致后,王洪娟快速办理了银行卡口头挂失。

“丢失的银行卡已经被我们冻结,请放心,你不会有资金损失。”此时,站在柜台外的张军非常尴尬,面红耳赤。

王洪娟见此情景,会意地笑着对另一男子说:“这位先生,真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以前有报道发生过类似的冒领事件。张先生的卡内金额较大,过于着急,与您发生争执,还请您多多谅解。”

“没什么,事情弄明白就好。”这名男子大度地说。王洪娟根据张军讲述的取款过程,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她初步判断他丢失的银行卡可能已被ATM机做了吞卡保护。

“请你稍等一会儿,我们特事特办,马上帮你处理。”经过开箱检查,张军的银行卡果然完好无损地躺在吞卡盒内。

她很快为张军办理了领卡手续。张军激动在说:“太感谢你们了,既帮我处理了问题,又帮我化解了矛盾。今天要没有你们的几句话,我真是丢死人了。这位先生,真对不起。”

柜台外,两名男子握手言和。柜台内,员工们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王洪娟同志的行为正是用“心”服务化“坚冰”的体现。

三、解决策略:标准化服务它不仅是农行服务的转型,营销的转型,效率的转型,也是农行融为一个大家庭,再上一个新台阶的重大改革。

首先在服务方面。农行一改过去国企萎靡不振、漫不经心的弊病,所有员工精神应该为之振奋,面容焕然一新,给农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形象。农行的服务较以往显得更加的亲切、和蔼,吸引了大批的客户来办理业务。同时,我们的热情和微笑也在感染着客户,顾客脸上回应的笑容也变得更灿烂起来,每个客户都满意而归。

其次在营销方面。农行员工不再是疲于应付行里的任务,员工们的积极性被充分的调动起来,每位成员都能主动营销,产品的特性信手拈来,顾客都情不自禁称我们为“银行专家”,赞声不

绝于耳。

最后在效率上。农行员工们的热情服务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效率,而且“赢在大堂”的策略教会了大堂经理及时有效的分流,不仅充分发挥了自助设备的功能,也为农行电子银行的销量推上了一个台阶,同时让高能柜员们有时间创造出更多更有价值的服务。

参考文献:

1、服务营销学,叶万春

农业政策性银行改革 篇6

调整信贷结构 支持金融发展

中国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副行长沈锐说,截止7月末,中国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各项存款余额为2119亿元,比年初增加179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1513亿元,净增148亿元,总体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半年来,中国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积极调整信贷结构,进一步加大对优质客户和项目的信贷投入。认真落实了云南省政府与农总行签订的一系列银政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了战略合作;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大力拓展个人信贷业务,重点拓展了个人住房贷款、个人生产经营贷款业务,有力地拉動了云南省内的个人信贷需求。

同时,中国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1至7月的“三农”和县域业务快速发展。“三农”县域业务板块实现了突破性进展,新发放惠农卡58万张,新增农户小额贷款10.3亿元;不断拓宽县域代理业务领域,部分县(市)支行代理新农保和新农合业务,累计实现资金归集9.9亿元。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沈锐也指出在业务经营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中国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今年的信贷规模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下半年的信贷投放,以及当前国家实施房地产新政、清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加快“两高一剩”行业退出步伐等多种因素效应的叠加,使经济金融形势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将对云南农行的业务发展和信贷风险控制产生较大影响。

稳抓重点 提升银行自身发展

针对当前云南农行业务经营中存在的问题,沈锐表示,中国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将结合全年业务发展目标,在下半年重点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进一步抓好负债业务的发展。继续加大储蓄存款组织力度,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推动储蓄存款稳步增长。其次,进一步加大信贷结构调整力度。把有限的资源,重点用于保障已审批的总、分行优质客户和项目、优质小企业、“三农”及县域优质客户贷款需求,以及符合条件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和流动性强的票据贴现业务。同时,着力加强中间业务的拓展,努力实现收入多元化。以省内大型企业集团及优质中小企业客户为重点,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业务,积极稳妥地推进全行理财业务发展,提高理财产品市场占比。

另外,强化风险治理,全面提升风险管控能力。进一步加强内控监管,落实案件防控治本措施,提高风险的综合防控水平。

农业政策性银行改革 篇7

我国实行的基本农业政策是以土地集体所有制为前提,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所谓双层经营体制。在承包经营权稳定化、长期化(目前以30年为期)的政策背景下,事实上家庭经营是最本质的特征。1982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一号文件,明确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合法性。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政策的一次重大转折,也奠定了20多年来我国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政策基础。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的确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大幅增长,尤其是粮食生产更是创造了被称为奇迹的长足发展。此后中央又连续发了四个一号文件,主要内容分别为:放宽对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限制,鼓励农村工商业发展;放宽对农产品流通业的限制,力图形成以竞争促进发展的新流通格局;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订购;加强农业投入,调整城乡关系。毋庸置疑,中央推行的上述产业政策,以当时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的环境,促进了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也推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极大地改善了我国农产品市场的供给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末的农业政策特点可概括如下:一是目标虽然明确,但手段缺乏;二是主要依靠农业、农村、农民解决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以工补农实际上是农村自救,而自救的根本目标则是保证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供应,实际上是以工补粮。显然,这是把本应该由全社会共同承担的义务刚性地压到了农业、农村,最终只能落实到农民身上;三是以专项产业政策为主,缺乏系统、全面解决以改善和保全环境、确保粮食安全为根本目的,有效改善农民境遇、协调农业与非农产业、城市与乡村发展关系的综合性措施。

2 面向21世纪的农村经济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从“九五”情况看,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农村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实现了主要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农产品供求关系的重大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九五”期间我国农业发展的突出成就,也是农业进入新阶段的主要标志;二是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积极变化,非农产业占农村经济的比重不断提高;三是农业运行机制和经营方式创新取得积极进展。农业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初步建立起有我国特色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四是农民基本解决了温饱,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

进入“十五”后,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中心,以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确保国家粮食和食物安全为前提,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而农民增收和粮食与食物安全则是“十五”期间两件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全局的大事。

“十一五”规划明确指出三次产业调整总的方针是:农业由“弱”调“强”。工业由“低”调“高”(水平)。服务业由“慢”调“快”。并且要求农业的基础地位进一步巩固,确保农民利益,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和土地征用制度,促进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稳定就业并定居,把扩大就业的工作重点转到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把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工作重点转到促进农民工向技术工人转变上来。可见“十一五”时期,国家已经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关键的问题来加以看待。

“十二五”再一次明确指出,必须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统筹城乡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力度,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至此,三农问题将作为产业发展问题得到全面的重视与发展。

2.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和农业产业结构的主要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农村经济和农业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

(%)

(%)

(%)

(元/人)

2.2 21世纪我国农村经济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按照我国“十二五”规划的要求,21世纪我国农村经济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

农业政策这一年之农村改革与发展 篇8

2015年, 以推动农村改革与发展为主线, 党中央、国务院和国家各部委相继出台一系列重要文件, 或统揽全局, 或细致入微, 全方位地描绘出农业农村发展在当年及今后一段时期的路线图。

名称:《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中央一号文件)

精要:2015年2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围绕建设现代农业,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围绕促进农民增收, 加大惠农政策力度;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 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围绕增添农村发展活力, 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围绕做好“三农”工作, 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名称:《关于扎实做好2015年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意见》

精要:2015年2月4日, 农业部发布。2015年, 千方百计使粮食产量稳定在11000亿斤以上、农民收入增幅保持在7%以上, 努力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和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 持续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农业资源利用率, 巩固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好形势, 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有力支撑。

名称:《关于认真做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意见》

精要:2015年2月11日, 农业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务院法制办、国家档案局发布。在稳步扩大试点的基础上, 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15年继续扩大试点范围, 在2014年进行3个整省和27个整县试点的基础上, 再选择江苏、江西、湖北、湖南、甘肃、宁夏、吉林、贵州、河南等9个省 (区) 开展整省试点。其他省 (区、市) 根据本地情况, 扩大开展以县为单位的整体试点。

名称:《关于调整完善农业三项补贴政策的指导意见》

精要:2015年5月22日, 财政部、农业部发布。在全国范围内调整20%的农资综合补贴资金用于支持粮食适度规模经营;选择部分地区开展农业“三项补贴”改革试点。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将农业“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 政策目标调整为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

名称:《农业综合开发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指导意见》

精要:2015年6月2日, 财政部发布。加大对农产品流通环节扶持力度, 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仓储及冷链物流设施, 向乡镇和农村延伸生产营销网络。探索对农产品电子商务的支持政策, 支持企业建立电子商务平台及信息化建设。发挥供销社的优势, 与农民开展合作式、订单式生产经营服务, 搞好产销对接、农社对接, 提高服务的规模化水平。

名称:《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

精要:2015年6月21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支持农民工、大学生和退役士兵等人员返乡创业, 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使广袤乡镇百业兴旺, 可以促就业、增收入, 打开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同发展新局面。抓好《鼓励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三年行动计划纲要 (2015-2017年) 》的落实, 打造一批民族传统产业创业示范基地、一批县级互联网创业示范基地。

名称:《关于调整和完善农业综合开发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相关政策的通知》

精要:2015年6月30日,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发布。产业化经营项目由省级农发机构组织项目申报和审核批复。经有权部门认定或登记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可纳入产业化经营项目扶持范围, 不受独立法人资格条件的限制。单个财政补助项目的财政资金申请额度不高于自筹资金额度, 单个贷款贴息项目的贷款额度一般不高于1亿元人民币。鼓励各省实行财政补助项目资金“先建后补”的管理方式。

名称:《国务院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

精要:2015年8月24日, 国务院发布。按照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和经营权流转有关要求, 以落实农村土地的用益物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为出发点, 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创新, 稳妥有序开展“两权”抵押贷款业务, 有效盘活农村资源、资金、资产, 增加农业生产中长期和规模化经营的资金投入, 为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供经验和模式,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和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试点地区成立试点工作小组, 严格落实试点条件, 制定具体实施意见, 做好确权登记颁证、流转交易平台搭建、农业保险保障、抵押物处置、风险缓释及补偿机制建设等配套工作, 保证试点工作顺利平稳推进。

名称:《关于开展农村青年创业富民行动的通知》

精要:2015年10月28日, 农业部、共青团中央、人社部发布。认真贯彻国家扶持创业创新的各项政策, 落实好创业担保贷款、定向减税、普遍性降费、“三证合一”、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就业创业服务补贴、农民工技能提升培训等扶持政策, 落实为采用众创、众包、众扶、众筹支撑平台的小微企业免费提供相关服务的政策;围绕县域经济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利用现有培训项目、资源网络、先进的远程传输手段、远程教育服务平台和培训机构, 大力开展创业培训, 增强农村青年发展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市场流通、农村服务业的能力;持续开展“大学生返乡创业行动”等工作项目, 深入推动农村青年创业致富“领头雁”培养计划, 充分发挥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骨干引领作用, 示范带动更多农村青年创业致富;以实施农村青年电商培育工程为抓手, 引导广大农村青年运用电子商务创业就业、增收致富。

名称:《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

精要:2015年11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到2020年, 农村各类所有制经济尤其是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财产权的保护制度更加完善,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科技创新体系、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更加健全,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 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和农村基层组织制度更加完善, 农民民主权利得到更好保障, 农业农村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并加强, 农村基层法治水平进一步提高, 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更具活力。

名称:《关于实施开发农业农村资源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行动计划的通知》

精要:2015年11月25日, 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民政部、国家林业局、国务院扶贫办发布。启动实施开发农业农村资源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行动计划, 认真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 鼓励开发返乡创业项目, 积极培育返乡创业带头人, 合力搭建返乡创业平台, 努力构建返乡创业公共服务体系。从2015年11月至2020年12月, 行动计划将按照动员部署、全面实施、深入推进三个阶段实施。

名称:《关于开展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

农业政策性银行改革 篇9

国务院2008年工作要点提出,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研究农业发展银行改革问题。”目前, 农业发展银行 (以下简称农发行) 在改革过程中应以什么样的方式加盟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更好地发挥服务新农村建设的作用, 是农发行改革面临的重大课题。农发行广西分行成立于1994年12月31日, 经过十五年的发展, 农发行的信贷支持涵盖农业及农业延伸领域。特别是2004年以来, 广西辖区农发行加快了改革与发展的步伐, 实现了单一的支农向综合支农、纯政策性运作向政策性银行商业化运作的初步转型, 实现了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的分别管理、分账核算, 建立了严格的信贷准入和退出机制。但从农发行改革发展的实践看, 要使农发行作为政策性银行的支农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其在内部管理、外部环境以及加强政策性银行的立法建设等方面, 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二、制约的因素

(一) 内部经营管理机制需进一步加强

一是贷款利率定价弹性不足制约业务发展。目前商业性贷款利率定价权限全部集中在省级分行, 这延长了决策时滞, 降低了经营效率, 减弱了利率弹性, 不利于调动基层行定价积极性, 也不利于应对市场的变化。

二是贷款集中度较高使信贷风险难以规避。广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较少, 特别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县域, 优良客户更少。由于贷款行业的高度集中, 加大了农发行因市场波动而产生信贷风险的可能性。

三是风险管理水平有待提高。近年来, 农发行已初步建立起前后台分设、审贷分离等一系列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 但这些在技术上是比较基本的, 整体上风险管理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四是缺乏服务创新难以适应“三农”要求。目前, 广西辖区农发行既缺乏相应的业务研发部门, 又没有相应的业务品种开发机制, 业务品种创新比较欠缺, 难以满足客户的多元化的融资需求。

五是缺乏合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人员素质有待提高。从目前广西辖区农发行现状来看, 员工队伍操作技能老化、业务知识老化、年龄结构老化等问题日益突出。机构设置上, 也基本上保持商业性贷款放开前的机构设置, 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县域和乡镇没有农发行分支机构, 这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农发行支农作用的进一步发挥。

(二) 农发行改革发展的外部机制有待完善

一是国家对政策性银行的定位还不明确。1994年三家政策性银行成立后, 关于政策性银行的立法一直没有出台, 对政策性银行经营范围、运行规则、违规处罚等都没有明确规定。政策性银行在无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运行, 业务经营“摸着石头过河”的特殊性制约了其职能的发挥和自身发展。

二是税收等配套政策不完善。农发行与商业银行处在不同的政策、经济和信用环境下, 但营业税率却相同, 这极大削弱了农发行财务可持续能力。

三是资金筹措渠道狭窄。因受到国家政策限制, 农发行的筹资途径和方式有限, 自主筹资功能弱、成本较高。

(三) 政策性需要与商业性运作之间存在矛盾

从广西的情况看, 食糖、木薯、桑蚕等农副产品产量在全国均占主导地位, 产量占据全国的60%以上;另外, 农村公路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产业和项目, 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都希望农发行按照政策性贷款要求进行管理, 带有强烈的政策性金融需求。但是, 按照现行信贷政策规定, 其仍属于商业性贷款范围, 需要按照商业化要求进行运作, 这个矛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西辖区农发行支持广西新农村建设的力度。

(四) 农村金融机构的合作力度还不够

一方面, 目前农村金融机构三驾马车 (农发行、农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的定位还不够清晰。中央要求农行和农发行在农村金融中发挥“骨干和支柱作用”, 农村合作金融要成为农村金融的一支“生力军”, 但从目前的经营情况看, 在商业性业务领域, 三家并没有明显的特色和区分, 经营有同质化的倾向。另一方面, 农村金融机构的合作力度还不够。农发行与农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合作主要停留在吸收同业存款的业务合作的局面, 在发挥支农作用上相互之间缺乏沟通、协调, 没有形成良好的信息共享、业务合作、定期联系等相关机制。

三、政策建议

从长期发展战略看, 政策性金融是新农村建设不可或缺的、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重要支持手段, 其本质是准财政, 是财政与金融手段的有效结合, 其功能主要是贯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 对资源配置起引导作用, 保护和扶持弱势经济, 实现政府的发展目标。因此, 应不遗余力地通过一系列金融制度创新和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改革, 实现农业发展银行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 明确定位, 坚持政策性方向

一是继续坚持农发行政策性银行的办行方向。农发行要定位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银行”, 继续坚持政策性业务为主体, 在此基础上, 巩固和完善农发行现有支农职能, 进一步拓宽信贷支农渠道。二是要合理界定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不应该是相互排斥的, 农发行在发展政策性贷款业务的同时, 也要合理发展商业性贷款。三是要采取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政策。对广西来说, 食糖、木薯、桑蚕、水产等产业等, 属于直接影响国计民生的重点行业, 应该按照政策资金的需求, 给予专项信贷资金配套, 以保证农民增产增收, 充分发挥农发行的职能作用。

(二) 加强合作, 理顺农村金融“三驾马车”的关系

一是关于适度竞争问题。要鼓励各家金融机构适度竞争, 共同培育农村金融市场。对各家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不宜划分得过细、明确得过严, 避免造成垄断;央行和监管部门应加强窗口指导和业务监管, 从金融政策上、信贷规模上进行适当调控, 避免过度竞争、重复建设。二是合作问题。当地金融主管部门应积极牵头, 加快建立涉农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机制、沟通协调机制和高层定期会晤机制。同时, 三家农村金融机构要切实加强业务合作, 例如, 对一些重大的支农项目, 各农村金融机构要组成银团贷款, 共同支持项目的发展。

(三) 完善法规, 谋求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是应该从国家法律、法规的层面, 明确农发行的经营范围、运行规则、违规处罚等, 规范政策性银行经营行为;二是以农发行的业务量、经营效益、社会效益、贷款质量等为主要考核依据, 相应地与费用、收入等挂钩, 尽快制订出国家对农发行的绩效考核机制, 促进农发行激励约束机制形成。三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尽快出台有关政策, 在税收、征费等方面, 给予农业政策性银行与其他商业银行不一样的优惠政策, 并规定减免的税费专项用于弥补农业政策性业务亏损。

(四) 防范风险, 提高竞争能力

一是加强风险控制。要加快建立风险监测、预警监控机制, 有效防范信贷风险, 积极探索建立区域性的贷款审查审批中心、专职审批人等制度, 加强信贷的内部控制, 提高风险识别和风险计量能力。二是要继续完善信贷管理, 从实际出发, 分别确立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的风险管理方式, 建立商业性业务的风险处置方式和信贷退出机制, 强化以风险管理为中心的理念, 增强风险意识, 有效防范和规避信贷风险。三是要适应新形势、新业务的发展需要, 完善结算手段, 扩大业务范围和服务领域, 增强支农服务功能, 满足农村金融有效需求。

(五) 深化改革, 强化内部管理

农业政策性银行改革 篇10

2008年10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实施总体方案》,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收官之战”正式打响。2008年底, 国家通过汇金公司向农行注资190亿美元。2009年1月16日, 农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

2010年7月15日, “金融巨舰”农业银行正式驶入资本市场, 占中国银行业总资产“半壁江山”的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会师上海和香港的资本市场, 迈入新的改革与发展时代。

2 农行股改机遇与挑战并存

2.1 农行股改带来的机遇

农业银行的此次改革不仅是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也符合了县域经济发展和农业银行自身业务发展的需要。

首先, 此次农行股改的核心是实行“一行两制”, 其目的是更好地面向“三农”服务县域经济、加强对县级支行的分类指导和精细化管理, 提升县级支行的综合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巩固和发展农业银行在县域传统业务中的传统优势地位, 推动农业银行业务持续发展。

其次, 农行股改试点按照区别对待, 分类指导, 突出重点, 配套措施的原则, 通过差异化、精细化管理, 激活县域支行的经济活力, 促进农业银行业务全面、稳健、协调发展, 发挥农业银行城乡双层联动的综合潜能, 保障农业银行“面向三农”商业运作的改革目标顺利实现。

第三, 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为农行股改目标实现提供了较好的经济环境。近年来, 不仅中央加大了对农业类型经济县域投入、免除了农业税收、增加对农民的种粮补贴、粮食收购实施最低收购限价, 确保农民增产增收, 农民可支配现金明显增加等。

第四, 工作效率提高。贷款的调查、研究与审批, 过去需要层层召开贷款审查委员会, 现在小企贷款部分权力下放到二级分县行审批。在实际操作中, 可根据信贷投情况, 分级审批。

2.2 农行股改过程中隐含挑战

与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相比, 农业银行的股改任务复杂得多、艰巨得多。

第一, 机构众多。尽管近年来农业银行先后撤并网点机构两万多个, 但是目前仍拥有3.1万个网点机构, 网点机构数量大约分别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网点机构数量的1.46倍、2.74倍、2.13倍。

第二, 队伍庞大。近年来农业银行分流富余人员16万多人, 但目前员工数仍高达48万人, 远远超过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员工数。

第三, 包袱沉重。由于历史原因, 农业银行承担了相当大部分与农业有关的政策性业务, 与农村金融体系有着紧密的联系。目前, 农业银行涉农贷款余额达到9000亿元, 约占全部贷款总额的38%, 农行61%的机构处在县及县以下地区, 51%左右的员工在县及县以下地区工作。

此外, 竞争乏力。近年来, 农业银行虽然在加强内部管理、提高服务质量、防患操作风险等方面加大了力度, 负债业务市场占有率稳步增加, 中间业务收入逐年增长, 资产质量不断提高,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银行业按照股改的要求又好又快地发展后劲明显不足。

3 对农银股改后的几点建议

3.1 坚持一个方向不动摇

对于农业银行来说, 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主要是在“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总体原则下, 充分总结前四家大型银行的改革经验, 在对农业银行进行全面外部审计、清产核资的基础上, 稳步推进不良资产处置、国家注资、股份公司设立等各项股改工作。

3.2 正确处理好两个关系。包括政府与银行的关系, 银行与企业的关系

近年来, 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越来越注意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已经基本厘清银行与政府的关系,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此外, 近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取得进展。新形势下, 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就好比“舟”与“水”的关系,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处理银企关系的核心是既不能惜贷也不能乱贷, 而是有选择地去放贷款。

3.3 着力提高三种能力。主要包括创新能力、服务能力、抗风险能力

在提高创新能力的过程中, 大型银行首先要着眼于坚持发挥自身优势, 找准战略定位, 集中力量发展有坚实基础、有竞争能力、有市场需求的核心业务, 打造各具特色的服务品牌, 增强核心竞争能力。

银行是服务型企业, 在提高服务质量的过程中, 要不断提高细分市场和差异化服务的能力, 全力打造适合特定客户群体个性特点的金融产品, 注重与客户之间的沟通, 建立起对客户意见进行灵活反应的机制。

抗风险能力是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大型银行不断提高风险识别、测量、预警和控制能力, 逐步尝试开发内部评级法;针对本行的资产组合特点开发出有针对性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计量模型, 并对计量模型进行返回检验, 不断提高风险计量模型的预测能力和稳健性;要加强对大型集团企业客户贷款的贷后管理, 强化对集团企业客户资金状况的监测分析, 提高对集团客户风险的管控能力。

参考文献

[1]王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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