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会议（精选十篇）
董事会会议 篇1
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处于核心的位置, 是公司所有者与管理层利益冲突的协调者, 对公司经营战略决策起决定性作用。董事会正渐渐成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效率、改善公司经营业绩的重要路径和机制。董事会行为的特征、强度不一样, 参与管理、控制的程度不一样, 对公司的经营影响也就不一样, 所以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公司治理来说极为重要。
董事会会议能够极好地体现董事会的行为特征, 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董事会成员平时无法经常见面, 只有在召开会议的时候聚在一起进行商讨, 共同决策。会议频率的高低反映了董事会行为的强度。那么企业的经营业绩、公司绩效的高低是否与董事会会议的次数有关? 董事会会议次数是否越多公司的经营业绩就越好? 他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一种关系? 本文以中航工业旗下的十四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公司报告中的会议次数与公司的经营业绩进行数据分析, 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文献综述
对于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公司的绩效关系, 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都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试图寻找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 希望能够通过改变董事会的行为来提高公司经营业绩。
( 一) 国外文献综述
20 世纪90 年代初, 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就对董事会与公司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 Lipton和Lorsch ( 1992) 指出, 董事做好自身的监督职能的基本条件之一是要保证有足够的工作时间, 每次董事会会议时间应至少为一个工作日, 每两个月至少保证开一次会。甚至有些国外学者认为董事会应在每个月利用一天的时间来召开董事会会议, 每年应举行一次具有战略性质的探讨会议。这种观点认为经常会面的董事可能会更好地履行他们的职责, 促使公司管理者能够按照股东利益办事, 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也就是说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 公司董事就越愿意履行那些与股东利益相关的一些职责, 就越能够提高企业经营绩效。但Jensen ( 1993) 认为, 虽然董事会会议必须要开, 但也只是走过场, 董事会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通常都是用于讨论公司的日常事务, 实际上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用在评价公司管理层的表现及其如何改善公司业绩上, 因此董事会会议并不是十分需要的, 还不如少开, 除非遇到问题才召开。这种观点认为由于董事在一起的时间十分有限, 而且这些时间也没有花费在与管理层有关的一些有意义的交流上, 因此董事会会议并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两位学者在此观点上持有不同的见解, 提出的都是理论观点, 未做实证的研究, 但为研究董事会行为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奠定了基础。
随后一些西方学者对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公司绩效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Vafeas ( 1999) 通过对307 家公司的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董事会会议频率与公司绩效之间呈一种反比的关系, 公司业绩的下滑造成了董事会会议的频率增加, 这支持了Jensen ( 1993) 的理论观点, 即高频率的董事会会议可能只是对公司业绩下滑的一种被动反应。
( 二) 国内文献综述
我国对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国外晚些, 得出的结论也同样存在着许多差异。谷祺和于东智 ( 2001) 对1996 年12 月31 日之前上市的36 家上市公司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当年的会议次数与以前年度期间的公司经营绩效呈负相关趋势, 即董事会的行为并不是主动性的,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事前的反应措施。在一定程度上, 导致董事会会议活动增加的原因之一就是公司经营业绩的下降。但在较高的会议活动次数后伴随的是公司的经营绩效的下降幅度更大。所以, 董事会并没有通过董事会会议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有效性的作用, 而只是一种被动性的反应。赖建清等 ( 2004) 的研究表明, 董事会会议是对公司绩效下降的一种反应, 公司的净收益指标比之前指标有所下降将会导致董事会会议次数的增加, 董事会会议仅仅是一种“灭火器”, 在企业出现了问题之后才召开董事会会议。这一结论与之前Vafeas ( 1999) 的研究结论大致相同。唐清泉、罗党论 ( 2005 ) 以2001 年至2003 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得出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公司绩效有负相关关系, 并且这种负相关的关系十分明显。胡晓阳、李少斌、冯科几位国内学者 ( 2005) 的实证研究表明, 董事会会议频率与公司绩效的变化没有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而是一种负相关, 但并不是十分显著。董事会会议次数增加其实不会导致公司绩效水平的提高, 董事会的活动并没有反映出有关的生产性价值。陈军和刘莉 ( 2006) 的研究表明公司业绩与董事会会议次数显著负相关, 具有一定的明显性。宋增基等 ( 2008) 在研究中也同样用董事会会议频率表示董事会行为, 认为董事会行为与前期公司经营业绩呈现显著负相关, 与当期、下期公司绩效呈现显著正相关。
也有一些国内学者认为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公司绩效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刘忠瑞 ( 2007) 经过对沪深两市74 家上市公司的有关资料研究统计分析, 认为公司绩效与公司近三年的董事会会议次数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李常青等 ( 2004) 认为董事会会议不影响公司业绩。陈俊丽、李敬飞 ( 2012) 以我国2007 年至2010 年在深沪上市的只发行A股的公司为研究对象, 得出在不同的股权结构下董事会会议次数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均有着比较大的差异, 在此问题上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综上所述,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制度环境比较特殊和复杂, 市场机制与国外不太相同, 并且在不同的市场环境、样本选择以及变量定义等方面的研究条件下, 国内外学者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持有不同的见解, 存在一些分歧, 对董事会行为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及实证研究尚未形成一个普遍接受的一致性的结论。本文通过对中航工业旗下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公司绩效数据进行分析, 探索两者在我国航空制造企业中存在的关系。
三、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公司绩效数据分析
( 一) 董事会会议的有效性及次数统计
董事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或者是普通会议和特别会议。在本文研究中, 不考虑临时会议或特别会议, 我们只把年度报告当中的每年度定期召开的董事会会议次数进行统计分析。
( 二) 样本及指标的选取
1. 样本来源
本文采用了中航工业十四家 ( 剔除香港上市的公司) 上市公司作为分析对象, 主要从2012 年至2014 年年度报告中获取数据资料, 分析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从巨潮资讯网 (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网站) 取得。
2. 指标选取
在公司业绩的表现上, 现有的研究一般情况下主要是采用描述业绩水平的财务指标来进行财务比率的分析, 主要包括采用净资产收益率 ( ROE) 和主营业务利润率 ( OPE) , 或者二者的平均值, 以及经济增加值 ( EVA) 。本文采用净资产收益率 ( ROE) 来作为指标。
净资产收益率 ( ROE) 又称所有者权益报酬率、股东权益报酬率或权益资本净利率, 它是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 也是评价企业自有资本及其积累获取报酬水平的最具综合性与代表性的指标, 反映了企业资本运营的综合效益。该指标通用性强, 使用范围比较广, 不受局限, 在国际上使用率也非常高, 企业通常采用该指标与同行的企业盈利能力进行对比分析, 以此对企业与同类企业的水平进行比较。净资产收益率有两种计算方法: 一种是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另一种是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本文所采用的中航工业旗下的上市公司报表中的净资产收益率 ( ROE) 的数据都是企业采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方法计算出来的。通过该指标来表现该企业的经营业绩, 用来探究其与董事会会议之间的关系。
本文样本及指标数据资料见表1。
( 三) 数据分析
本文以董事会会议次数作为解释变量, 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来探寻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表1 我们可以看出, 中航工业旗下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次数的最大值为13, 最小值为5, 会议次数在5 至13 这个区间; 净资产收益率最大值为199. 34% , 最小值为- 22. 77% , 两者之间差距较大。在这两次极高和极低的净资产收益的指标中, 董事会会议次数分别为6 次和7 次, 属于正常次数, 我们分析可能是与经济制度等外界环境有关。
1. 董事会会议次数的观察分析
根据表1 可以看到, 这些航空制造企业的董事会会议次数一般达到9 次以上后, 下一年的董事会会议次数较上一年就会有减少的趋势。
2. 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前期公司绩效分析
据表1 可知, 当公司经营业绩与前一年度相比下降时, 下一年度的董事会会议次数就会有所提高, 即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前期公司绩效呈负相关。例如东安动力, 2013 年净资产收益率相比2012 年降低了4. 6% ( 6. 07% -1. 47% ) , 随后2014 年董事会会议次数增加了2 次。而像这样的上市公司样本中有11 家。可以看出当企业的经营业绩下滑时, 董事会试图增加董事会会议次数来提高公司治理效果, 但董事会会议次数的增加并没有明显提高公司绩效。
3. 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后期公司绩效分析
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后期公司绩效之间呈正比, 但并不是十分明显, 有9 家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后期公司绩效呈反比。例如中航投资上市公司, 2014 年较2013 年净资产收益率降低了2. 02% ( 17. 69% - 15. 67% ) , 但2014 年的会议次数要比2013 年的会议次数要高。其余5 家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后期公司绩效呈正向趋势。
四、结论与对策
本文在对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以中航工业旗下十四家上市公司三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来研究航空制造企业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 航空制造企业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前期公司绩效负相关, 也就是说, 航空制造企业董事会的行为是一种被动反应, 当公司绩效降低时, 它才发挥着作用; 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后期公司绩效呈正相关, 但并不是十分显著。
得出以上结论的原因之一是样本选择数量比较少。本文只采取了中航工业旗下十四家上市公司三年的报表数据, 并不能代表中国所有航空制造企业, 此类问题有待我们今后继续研究。二是指标选取不够全面。本文采用净资产收益率作为绩效指标, 该指标只能从某一角度对公司绩效进行分析, 并不能代表全部。本次研究也没有将环境因素列入研究的范围内, 在不同的环境下可能得到的数据会有所不同。
根据研究, 我们发现, 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实践中, 公司董事会会议更多的是在处理日常事务和解决突发性问题, 因此董事会决策质量并不高。在董事会会议内容上, 应更多地关注公司战略层面和公司治理的问题, 避免董事会会议内容空洞, 董事会会议成为一种形式。要让董事会在事前履行好监督与控制的职能, 而不是在公司经营业绩下降时才发挥作用。董事会会议次数也不宜过多, 过多的会议次数不但造成成本的增加, 对于公司绩效的提高也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除此之外, 提高董事会成员的专业能力, 以及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实现董事会与公司股东的激励相容, 这些措施也十分有利于董事会作用的发挥。
参考文献
[1]Nikos Vafeas.Board Meeting Frequency and Firm Performanc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9, (53) .
[3]谷祺, 于东智.公司治理:董事会行为与经营绩效[J].财经问题研究, 200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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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清, 罗党论.董事会效能、效率的实证分析---以深圳市场为例[J].经济管理·新管理, 200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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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军, 刘莉.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与公司业绩关系研究[J].中国软科学, 2006,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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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常青, 赖建清.董事会特征影响公司绩效吗?[J].金融研究, 2004, (5) .
董事会会议 篇2
董事会会议是董事会议事的主要形式。董事按规定参加董事会会议是履行董事职责的基本方式。
金融董事会会议需要通过公司章程，讨论确定公司经理级人员，审议公司经营或者战略和发展计划，审查公司财务报告。
1。会议议题的准备：
确定议题，明确召开董事会会议的目的。
议题的来源：董事会会议议题的来源一般是根据有关形势进行发展的分析，并结合本公司工作实际所确定的议题。
2。会议材料的准备：
董事长讲话：一般由董事长的秘书负责，有时也由筹备处专门的秘书人员准备。
待议文件：主要是需在会上讨论、议定的材料。如：银行贷款惯例办法或某一时期的工作发展规划等。
参阅资料：是会议的参考性文件。金融工作与国民经济其他各个方面的工作，特别是生产、流通、计划、财政、投资等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上述方面的有关文件，有关负责同志的讲话、报告，对做好金融工作都有指导的参考作用。
范文网
交流材料：确定交流材料，要围绕会议的主要议题，既要选择成功的，有推广、借鉴价值的材料，又要尽可能地兼顾不同的方面，从不同侧面进行选择，使其具有更大的代表性。
会议总结：对会议估价;决议与解释;贯彻会议精神的要求。
3。会议范围和出席人员的确定：
会议范围要控制;确定与会人员的数目要准确，文秘部门要掌握情况。
4。董事会的会议议程与时间、地点的安排：
一般董事会会议都在公司内部的会议室召开，或者在董事长办公室召开。开会时间，在冬季的上午、下午都可以进行安排，夏季一般安排在上午召开为宜。
5。董事会会议的会场布置：
一般以圆桌会议形式布置。
6。发出召开董事会的通知
会议通知由董事长签发，由董秘负责通知各有关人员做好会议准备。
正常会议应在召开日前6日通知到人，临时会议应在召开前3工作日通知到人。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四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会议通知、议题和有关文件应于会议召开十日前以书面形式送达全体董事。
董事会会议通知包括以下内容：会议日期和地点;会议期限;事由及议题;发出通知的日期。
董事会会议 篇3
关键词：董事会会议；代理成本；董事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143099-07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董事会是整个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而董事会会议次数是反映董事会行为特征和活跃程度的重要变量，董事会会议的监督效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公司治理的有效性。目前已有研究结果多对董事会会议的监督效应持否定态度，认为董事会召开会议只是一种事后的“弥补机制”和“灭火器”，董事会会议的事前治理效应很有限。Vafeas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公司价值呈负向关系，业绩越差的公司董事会会议次数反而越多，因此认为董事会会议只是一个“灭火装置”而不是“预防装置”。谷祺和于东智研究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绩效下降驱动了董事会会议次数增加，但是经过多次会议活动后经营绩效的改善却不大，所以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行为中可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效率浪费。李常青和赖建清在考察董事会特征是否影响公司绩效时发现，董事会会议次数与ROE正相关，与ROA负相关，而与EVA不相关，研究结果进一步指出公司会计指标降低导致董事会会议次数增加，董事会会议是一种“灭火器”，只有公司出了问题才召开董事会会议。持有类似观点的薛祖云和黄彤研究发现，在我国会计信息质量存在问题或财务状况恶化的上市公司中，其董事会往往被动召开多次会议去调查情况、商量对策。因此，较多的董、监事会议次数可能是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较差的反映。向锐和冯建利用2004--2006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会议次数与总资产报酬率(ROA)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会议目前还流于形式，并未完成对公司经理的监督职能，没有实现依据股东利益行事的目的，而更多的是出于对公司较差经营绩效的反应。
尽管上述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研究结论，但主要还停留在对董事会会议次数与公司绩效直接关系的探讨上，而事实上董事会是通过履行其相关职能而影响公司绩效的，因此董事会特征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是间接的。Zahra和Pearce进一步指出，董事会诸多特性之间相互影响，董事会结构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董事会行为的有效性。依据委托代理理论，董事会承担的主要功能就是承担监督控制功能，降低经理层的代理成本，保护股东利益。因此，本文将探讨董事会会议的监督效应，即通过对经理层代理成本的影响，考察董事会结构、激励特征等对董事会会议监督效应的影响。
二、相关研究假设
现代企业中，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意味着决策控制权和决策执行权分离，经理层承担起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任务，而董事会作为企业决策的控制机构主要通过董事会会议审批公司重大经营决策。董事会会议次数作为反映董事会活跃程度的重要变量，提高董事会对公司战略的参与程度，促进公司决策制定和战略实施的科学化，改善公司经营业绩；可以通过定期的董事会会议制度加强对经理层的监督制衡力量，有助于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对于降低经理层的代理成本具有重要意义。课题组研究发现，董事会运行状况评价值越高，每股经营性现金流越高，也就是说运行状况优良的董事会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因此，本文有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1：董事会会议次数与代理成本负相关。
董事会领导权结构是影响董事会会议有效性及治理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削弱了董事会的监管力度，不利于抑制经理层的私利行为。Fama和Jensen指出公司决策控制权和决策管理权的分离将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并提升公司绩效。沈艺峰和张俊生研究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过多可能是ST公司董事会治理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我国目前董事会的监督作用不强的情况下，两职的进一步分离尤为必要，以便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与有效性。因此，本文推断在董事会会议期间，董事长对会议重大事项决策有着重要影响，因此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将降低董事会会议的监督效应；相反，两职完全分离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董事会监督的独立性，对提高董事会会议的有效性有着重要推动作用。因此，本文有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分离度越高，越有利于董事会会议监督效应的发挥。
此外，独立董事作为强化董事会独立性的重要制度安排，长期以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尽管独立董事制度作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制衡执行董事和管理层的有效措施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采纳，而且已经成为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共同取向，也是成熟市场强化公司治理的重要举措。独立董事制度建设对于提高董事会治理效率的有效性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证监会2001年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了独立董事“形式独立性”的基本内容，使得我国上市公司为了满足法律监管部门的“强制性治理”要求而对独立董事制度进行合规性设计，即众多上市公司仅仅为了满足“形式独立性”而进行趋同化设计，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实独立性”难以得到根本保障，上市公司的“自主性治理”意愿不强。因此，本文有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3：独立董事的合规性制度安排不利于董事会会议监督效应的发挥。
董事会规模是决定董事会独立性和董事会内部协调、从而达成一致意见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规模较大的董事会容易被经理层控制，难以保证董事会的监督制衡效果。Jensen研究认为，当董事会规模超过7～8人时，董事会将难以有效地监督CEO，并且增加了被CEO控制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规模较大的董事会内部沟通困难导致决策效率低下。沈艺峰和张俊生研究发现，ST公司和PT公司的董事会规模相对于公司的资产来说过大，管理效率较低，董事会规模过大可能是ST公司董事会治理失败的原因之一。同样的研究结论，李常青和赖建清研究认为，董事会成员太多，影响了董事会在决策中的沟通和协调，降低了董事会的决策效率，而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规模越大，EPS和EVA越低。因此，本文有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4：董事会规模过大不利于董事会会议监督效应的发挥。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经理层激励机制的设计给予了大量关注，而针对董事激励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认为，董事激励机制的制度安排对董事会会议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崔学刚在研究董事会激励特征对董事会治理效率的影响时发现，成功的公司中在公司领取报酬的董事人数为5人，相
比之下失败公司中领取报酬的董事人数则为2.85人，从而表明董事会与公司利益挂钩对于提高其治理效果具有重要意义。课题组针对董事会治理指数中各级指数的研究发现，董事薪酬指数得分最低，这说明大多数公司仍未能建立科学有效的董事薪酬激励机制，董事薪酬的激励性差，但有效的董事会激励机制有利于董事勤勉尽责，从而提升公司的成长能力。因此，本文有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5：董事会激励强度提升有利于促进董事会会议监督效应的发挥。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选择
本文选择2005～2007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对样本做如下筛选：(1)由于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环境和管制政策的特殊性，本文剔出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2)剔出sT、PI'等财务数据异常的上市公司。(3)剔出相关研究变量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4)剔出部分研究变量存在异常值的样本。最后，本文2005--2007年样本企业数量分别为921、1021家和1016家，共获得有效样本2 958家。样本企业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数据库。 (二)研究变量选择及度量 1代理成本(AC) Ang等提出了运用财务指标度量代理成本的方法：第一个指标是管理费用率，即代理成本=管理费用／年销售收入，该指标反映了公司管理层控制运营成本的效果；第二个指标是资产周转率，即代理成本=年销售收入／总资产，该指标反映了管理层利用公司资产的效率。国内学者宋力和韩亮亮采用该度量方法，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结果。考虑到理解习惯的需要，本文仅选择管理费用率作为代理成本的度量指标，即AC=管理费用／年销售收入，AC值越大，代理成本越高。 2董事会会议次数 董事会召开的会议有例会和临时会议两种，例会是指定期召开的会议，临时会议是不定期的，遇到必要事项时，由董事长随时召集，对于董事而言，远距离对经理层实施监控是困难的，而且以通讯方式(电视、电话)召开的董事会会议会降低董事会成员对会议的重视程度，使会议本身形式重于实质，进而可能降低董事会监管的有效性，因此应剔除掉以通讯方式召开的临时会议次数。但出于实证研究严谨的需要，本文同时采用两种指标度量董事会会议次数：一是董事会年度会议次数(Meet)，即年度内以各种形式召开的董事会会议次数；二是调整后的董事会会议次数(AdjMeet)，即剔除以通讯方式召开的会议次数。 3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状态 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状态的研究主要采取虚拟变量和二分法，总经理与董事长或副董事长两职合一赋值为1，否则为0。吴淑琨等人认为，传统的二分法忽视了两职之间的中间状态，除了总经理与董事长的关系以外，总经理与副董事长和董事的职务合一，同样也会影响到董事会的独立性J。于东智也采取类似的三分法，在其实证研究中将两职状态分为三种，即总经理兼任董事长、总经理与董事完全分离、总经理兼任副董事长和董事。所以，本文把两职状态划分为三种，即两职完全分离、两职部分分离(总经理兼任副董事长和董事)和两职完全合一。
4独立董事比例(ROID)
董事会中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规模的比值。
5董事会规模(Boardsize)
年度董事会中董事成员的数量。
6董事会激励强度
魏刚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董事“零报酬”现象严重，而且持股水平偏低，“零”持股现象比较严重，持股激励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仅仅只是一种福利制度安排。因此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采用董事会股票持有率和董事会薪酬领取率两个指标度量其激励强度。(1)董事会股票持有率(RShare)。董事会中持有该公司股份的董事人数与董事会规模的比值。(2)董事会薪酬领取比例(RCash)。董事会中从本公司领取报酬的董事人数与董事会规模的比值。 7控制变量选择及度量 为了控制其它研究变量对研究结果的可能影响，本文选择如下控制变量：(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share)。第一大股东控制权将在影响很大程度上决定董事会行为的有效性。(2)行业变量(Industry)。虚拟变量，由于行业特征差异使得我们有必要控制行业特征对代理成本的影响。(3)企业规模(size)。企业规模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内部层级和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影响代理成本，因此本研究选择公司各年度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规模大小。(4)资产负债率(DA)。资产负债率的高低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银行等债务主体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情况。(5)年度虚拟变量。以2005年为基准，当样本企业所在年度为2006年时，Year2006赋值为1，否则为O；当样本企业所在年度为2007年时，Year2007赋值为1，否则为0。
四、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董事会行为的监督效应检验
董事会会议次数与代理成本关系回归结果如表l所示。表1结果表明，年度董事会会议次数与代理成本的回归系数为0.001，并且通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调整的董事会会议次数与代理成本回归系数同样为0.001，并且通过了0.0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董事会会议次数的两种度量指标得出了一致的研究结果，即董事会会议次数与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董事会行为不但没有强化其监督效应，反而增加了管理层的代理成本。研究结果整体表明了目前我国董事会通过开会形式监督治理经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的能力缺失，但对于董事会会议监督效应缺失的原因尚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鉴于董事会会议次数两种度量指标的关联度较好(Pearson相关系数为0.831，通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本文在接下来的实证研究中，将借鉴先前研究成果主要采用调整后的董事会会议次数作为董事会会议次数的度量指标。
(二)董事会两职状态对董事会行为治理效应影响的假设检验
样本企业两职状态的描述性统计结构表明，在2005～2007年间，10％左右的样本企业总经理与董事长完全合一，18％左右的企业采取的是部分合一形式，超过70％的样本企业采取的是两职完全分离的形式。单纯从两职状态上看，我国董事会相对于总经理有较高的独立性，但两职状态对董事会会议监督效应的影响尚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董事会两职状态对董事会会议监督效应的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表2结果表明，在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完全合一的情况下，董事会会议有一定的监督效应，AdjMeet的回归系数为-0.002，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总经理与副董事长、董事合一的情况下，AdjMeet的回归系数为0.001，同样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总经理与董事完全分离的情况下，AdjMeet的回归系数为0.001，并且通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与我们预先假设相反，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我们认为两职分离度越高应越有利于发挥董事会会议的监督效应，降低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但过度强调两职分离可能
增加经理层的抵触情绪，反而不利于董事会获取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相关信息，董事会会议的监督制衡效果将因此而受到影响。
(三)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行为治理效应影响的假设检验
独立董事对董事会会议监督效应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表3结果表明，当董事会中拥有1／3的独立董事时，董事会行为表现出了最差的监督效果，AdjMeet与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并且通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当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比例低于1／3时，AdjMeet的回归系数为0.002，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独立董事比例高于1／3的情况。结合前述统计结果，本文进一步认定独立董事主要是上市公司为达到监管层的“合规性要求”的一种“摆设”，因此如何进一步从制度建设角度推动独立董事发挥功能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四)董事会规模对董事会治理效应影响的假设检验
根据本文统计结果并结合先前学者研究，本文按照9人的董事会规模进行分组，董事会规模对董事会会议监督效应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表4回归结果表明，当董事会规模较小时，董事会会议有一定的监督效应，AdjMeet回归系数为-0.002，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当董事会规模等于或超过9人时，董事会会议监督效应较弱，AdjMeet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1和0.002，并且分别通过了0.05和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实证结果验证了先前的研究假设，董事会规模过大不利于发挥董事会会议的监督效应，这说明董事会为监督管理层付出的协调沟通成本以及决策低效率的拖拉成本已经超过其监督所带来的收益。
(五)董事会激励对董事会行为治理效应影响的假设检验
董事会机制对董事会会议监督效应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本文根据董事股票持有率是否为O将总体样本分为两组企业，回归结果表明，当董事股票持有率为0时，董事会行为的治理效应明显减弱，AdjMeet的回归系数为0.002，并且通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当董事股票持有率大于O时，董事会行为的治理效应并不显著。进一步，由于我国《公司法》要求上市公司与股东单位实行严格的“五分开”，鼓励股东从上市公司领取报酬，所以本文根据董事报酬领取率的中位数(0.7272)对其进行分组。统计结果表明，当董事报酬领取率较低时(Rcash<0，7272)，董事会会议在降低管理层代理成本方面明显失效，AdjMeet的回归系数为0.001，并且通过了0.0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当董事报酬领取率较高时(Rcash>0.7272)，尽管回归AdjMeet的回归系数同样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强化董事激励机制设计能够有效地发挥董事会会议的监督制衡效应。
五、研究结论及展望
董事会行为是否有效，将直接决定着董事会功能的发挥，本文利用我国沪深两市2005～2007年2958家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董事会会议的监督效应，以及董事会结构及董事会激励机制对董事会会议监督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会议次数与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两职分离度越高、合规性要求的独立董事制度建设以及董事会规模过大均不利于董事会会议监督效应的发挥，而强化董事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从上市公司领取报酬将在很大程度上激励董事发挥有效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同时表明，目前我国董事会通过会议形式监督管理层、降低代理成本的做法没有实现预期的治理效果，董事会会议反而成为管理层侵蚀股东利益的“合理借口”。而董事会结构和激励机制缺失是导致董事会行为治理效应缺失的关键。本文研究结果对于指导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建设制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董事会会议 篇4
刘红薇会长就中总协2015年度工作总结和2016年度工作要点作了重要讲话。刘会长指出, 2015年是全面推进管理会计发展的重要一年, 中总协主动服务财政会计改革大局, 有力推动总会计师事业发展, 求实创新, 各项工作取得实效。她传达了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和副部长余蔚平对中总协工作的批示。楼继伟部长在批示中说:“总会计师协会过去一年工作有声有色, 通过扎实的服务和有效的管理, 适应了社会对管理会计迫切需要, 从而协会扩面, 扩影响, 自身也不断转型。相信在新的一年里, 协会进一步扎根于企业, 面向社会, 有能力按照改革部署实现“脱钩”, 部党组将给予坚定支持。”余蔚平副部长批示:“要认真贯彻楼部长批示精神, 继续发挥好总会计师协会在推进中国特色管理会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热情支持协会健康发展。”刘会长强调, 中总协能取得如此成绩, 财政部党组及会计司、办公厅等司局的重视和支持是重要保障, 同时有赖于会员的支持与配合。
刘会长指出:财政部领导对中总协2015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2 0 1 6年中总协要在财政部党组以及会计司、办公厅等司局的领导下,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着力加强总会计师服务体系建设, 大力推动管理会计体系建设, 促进提升会计行业整体管理水平。2016年中总协将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搭建学术交流平台, 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二是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建设, 有序开展资质认证水平测试工作;三是加强信息化建设, 提高服务会员水平;四是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 推动我国总会计师行业的国际化发展。五是要加强系统联动协作, 发挥直管分会、行业分会及地方总会计师协会的协同作用;六是以加强中总协建设为主导, 在为会员服务方面力争有所突破;七是发挥好中总协官网、杂志媒介的指导作用;八是完善秘书处各项建设, 提升中总协的影响力。
中国总会计师协会会长刘红薇
刘会长最后强调, 2016年中总协将一如既往, 与全体会员一道开创社团组织的新篇章。
会议审议了《中国总会计师协会2016年度工作要点及2015年度工作总结》、《中国总会计师协会2015年度财务决算和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关于建议成立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商业分会、信息化分会的议案》、《关于增补调整理事 (常务理事) 的议案》、《关于建议设立执业资格认定工作专家委员会的议案》, 出席会议的常务理事、理事对于中总协过去一年的工作和2016年的工作要点给予高度评价, 一致表决通过了上述议案。
为了帮助中总协会员更好地理解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 准确把握中央改革精神, 会议邀请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所) 党委书记兼所长刘尚希作了《关于中国经济形势与财税改革》的专题报告。刘尚希所长首先就我国复杂的经济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 驳斥了很多国际主流经济学家所持的经济下行是周期性因素所致的观点, 指出经济下行是结构性问题导致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了结构性的收缩, 国际、国内的结构性收缩叠加在一起, 最终导致经济下行, 想破解只能依靠结构性改革。他进而指出,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成本上升期, 旧改革的红利已经释放完了, 新改革的红利还未全面释放, 经济上行推力青黄不接。同时, 刘所长分析了社会维度的老龄化成本、社会信用成本等因素对经济改革的重要影响, 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局限于产业结构层面, 应上升到国家治理的层面, 把经济改革放在社会改革的框架下进行, 推行全面的改革。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所) 党委书记兼所长刘尚希
董事会会议 篇5
会议审议通过《省慈善总会第二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工作报告》、《省慈善总会第二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财务工作报告》和《关于增补省慈善总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秘书长情况说明》。增补王科富、罗双全、冯力勤、张长明等4名同志为省慈善总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增补王科富、刘晋、欧阳志国、万鸣、杨仁远、杨洪春、陆光华、廖小明、王继承、孟天明等10名同志为省慈善总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增补宋丽丽、邹克扬、刘康、谢永阳、彭娇云、刘三忠、张厚松、陈刚、曾佳俐、刘德华等10名同志为省慈善总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
最后，副省长慕德贵作重要讲话，对促进贵州省慈善事业发展提出了意见。一、肯定成绩，增强发展慈善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突出重点，全面推动我省慈善事业健康协调发展。三、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我省慈善事业有序推进。
董事会会议 篇6
会议由公交报刊工作理事会秘书长、会刊《城市公共交通》杂志社社长王景需主持。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学会秘书长姜培顺出席会议,并代表学会理事长向会议致词。洛阳市公用事业局副局长孙建功也莅临会议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议东道主洛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郝辉致词欢迎与会代表。
公交报刊工作理事会副理事长、会刊主编绳世平向与会代表汇报了公交报刊工作理事会一年来的工作。以《办好公交报刊,助推公交事业发展》为题的汇报,肯定了公交报刊的互动交流,提出了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理事会工作意向。
在本次会议进行的公交报刊工作学术交流中,来自洛阳、贵阳、郑州、西安、石家庄、济南、邯郸、无锡、常州、江阴、南京、长沙等城市公交报同仁结合办报工作实践,分别就如何办好公交行业报刊,怎样发挥好宣传公交的职能作了研讨交流。先进的经验和深切的体会为开展公交报刊互动交流和理事会工作新局面的开拓,提出了有益的方向见解和工作途径。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学会信息中心负责人林双庆在会上介绍了学会信息中心情况。
本次会议议定了下次年会(城市公交报刊工作理事会一届四次会议)将于2011年12月初在海南召开。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浏览了“九朝古都”的名胜,对历史文化名城洛阳留下了深刻印象。
洛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会议顺利召开和圆满成功做了精心的准备和周到的安排,与会代表对东道主的热情接待服务表示衷心的感谢。
董事会会议 篇7
董事会研究通过了《集团公司2015年度资金预算安排》、《金柳路等公交车场建设推进情况和集团公司今年重点基建维修计划》、《地铁2号线一期开通后常规公交与地铁衔接方案》等重要项目和工作,通报了《集团公司职工体检情况》及《集团公司更换公交职工服装的事宜》等相关事项。
集团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班子成员,机关部分部门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总经理陶乃钧、国资委监事会主席李元鹏出席会议并先后讲话。
陶乃钧在讲话中强调,董事会研究通过的各项工作非常重要,各分管领导要抓紧时间抓好落实,在推进过程中遇到问题要及时反馈,采取可行措施,保证工作推进速度。只要大家唯实、务实、求实,用行之有效的方法推进,就一定能降低成本、增加收入,提高服务质量,保证行车安全,确保完成全年工作任务。
董事会会议 篇8
山东省商务厅、工商局、公安厅、环保厅等相关部门领导出席会议, 来自全省各理事单位代表70多人参加会议。中国物资再生协会秘书长高延莉应邀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山东省物资再生协会秘书长罗永主持会议。
会议通报了2011年上半年再生资源行业增值税的执行情况及上半年报废机动车的回收情况, 总结了协会2011年上半年的主要工作。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各业务主管部门领导通报了上半年报废汽车回收拆解监督管理工作和全省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升级改造的情况。要求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要严格自律, 依法经营。各级主管部门要明确职责, 营造良好市场经营秩序, 促进全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秘书长高延莉通报了全国再生资源市场体系建设的开展情况和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升级改造的进展情况及《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管理条例》征求意见和再调研情况, 要求各企业切实做好升级改造达标工作。
会议指出, 与会代表应深刻领会省直各部门领导的讲话精神, 进一步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要提高对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升级改造工作的认识;制定规划, 精心组织, 力争在规定时间升级达标;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要练好内功, 积极迎接挑战, 勇于面对竞争, 虚心接受监管, 主动克服干扰, 以优质的服务占领市场, 赢得车主的信赖;切实加强行业自律, 严格执行行规行约, 营造行业和谐的环境, 实现行业企业的互利共赢;加强企业管理, 分析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明确企业的盈亏点, 采取积极的措施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敢于充当领头羊、弄潮儿。
董事会会议 篇9
石家庄市商业联合会张香蒲会长介绍了石家庄市商业联合会“以维护商贸企业的合法权益为宗旨, 在促进商贸服务业发展, 依法为企业维权工作中谋作为”的情况。
张庶平监事长回顾本届监事会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从2011年6月至2014年10月, 监事会除向各次理事会报告工作外, 四年间向张志刚会长及会长办公会共计报送了16份专题报告。从这些报告中反映了监事会在这期间所做的重点工作, 其中包括:各届零售商大会, 年货购物节监事会开展前置监督工作情况;关于监事会开展专题调研的情况;关于监事会征集行业、企业对本会工作意见建议的情况;关于商联会与行政机关脱钩, 涉及商会改革与发展的问题和加强商协会法制维权服务工作等重大课题, 监事会提出的前置建议等。对于上述专题报告张志刚会长均做出了批示, 有6份对监事会工作作了评价较高、指导性较强的批示。
二、在制度建设上, 建立了监事会直线电话及电子邮箱, 加强直接沟通诉求的联系通道;建立了广泛征集意见建议的渠道;制定了大型业务活动开展“前置监督”工作的具体措施;对财务收支与分支机构从制度上加强了监督。
三、促进联合, 扩大与地方商联会沟通协作, 对全国主要经济中心城市和部分省份商联会 (总会) 进行走访调研, 结合多项实际工作与武汉、重庆、石家庄等中心经济城市商联会 (总会)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四、2014年6月12日, 鉴于中国烹饪协会被民政部责令整改, 该会五届理事会换届工作发生较大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 中国商业联合会党委决定成立中烹协换届筹备领导小组并指派张庶平监事长任组长, 全过程直接参与领导换届选举工作。在筹备过程中, 虽经历了不少波折, 争议重重, 但领导小组负责人坚持亲力亲为, 多方走访, 调查研究, 把握大局, 坚持社团改革的工作方向, 经过大量工作, 既发扬了民主, 又凝聚了共识, 圆满完成了中国烹饪协会的换届工作。
大家认为, 本届监事会工作中有两个突出亮点:一是确立了以“前置监督”作为最积极监督的工作定位;二是为商协会开展法制维权服务工作从工作思路到组织推动方面均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为今后把这项工作提上日程奠定了一定基础。这届监事会存在的主要差距是, 在落实章程与条例赋予职责方面尚存在一些薄弱环节, 对商联会的主要工作达到全覆盖监督方面这一届未能全部实现。
会议义为, 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是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性战略决策, 对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目标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又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决定中提出:“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 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决定还对发挥社会组织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公众参与决策机制、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等一系列极具针对性的规定, 为社会组织贯彻依法治国决定所应担当的任务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董事会会议 篇10
俞正声指出，宋庆龄先生是举世公认的伟大女性。为了继承和发扬她的伟大精神，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倡导成立了宋庆龄基金会。30多年来特别是六届理事会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海内外友好团体和人士的热心支持下，宋庆龄基金会秉持“和平、统一、未来”宗旨，在增进国际友好、促进两岸交流、推动青少年健康成长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海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
俞正声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战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宋庆龄基金会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紧紧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探索新形势下联系服务各类群体的新途径、新方式、新举措，深入开展特色鲜明的两岸交流、民间外交，在服务青年人成长、成才、成功方面多下功夫，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作出新贡献。
俞正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方面要继续关心、指导和支持宋庆龄基金会各项工作。各位理事要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开拓创新，多做凝聚共识、凝聚力量、凝聚人心的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家瑞，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原主席胡启立参加会见。
孙春兰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她指出，宋庆龄基金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正值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刚刚闭幕之际。宋庆龄基金会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按照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要求，准确把握定位，以中国梦为引领，广泛团结海内外力量，在复兴之路上形成共同奋斗的最大同心圆。要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大力弘扬宋庆龄精神，紧扣基金会宗旨，突出工作重点，不断增强在民间外交、两岸交流、公益慈善和扶贫攻坚中的影响力。要加强自身建设，树立良好社会形象，切实维护好宋庆龄基金会的崇高声誉。
大会总结回顾了过去一届理事会的工作，审议并通过了基金会工作报告与基金管理工作报告，推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领导成员。王家瑞当选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第七届理事会主席，马晓伟、郑建邦、胡正跃、龙明彪、王宁、杭元祥、井顿泉、庞丽娟当选理事会副主席。
本刊整理自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