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分配

政府分配（精选八篇）

政府分配 篇1

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的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 它反映了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 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一般来说, 基尼系数在0.2以下, 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 0.2-0.3之间, 表示相对平均, 在0.3-0.4之间比较合理, 同时, 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 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近些年来, 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 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的警戒“红线”, 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城乡收入差距l980年为2.5倍, 1985年缩小到1.9倍, 2004年则为3.2l倍, 2005年为3.22倍。地区收入差距, 城镇人均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 1980年东部是西部的1.3倍和1.2倍, 2004年为1.5倍和1.9倍;将东部最高地区与西部最低地区相比较, 2004年上海的城镇人均收人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是贵州的2.3倍和4.1倍, 2005年上海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贵州之比是1:0.23。行业收入差距1985年最高与最低收入之比是1.45倍, 2004年为3.55倍, 细分行业高低收入之比为7.52倍。另据有关资料显示,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 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 最高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 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 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 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2010年两会前夕, 有关调查表明:95%的人认为当前行业收入差距太大。2010年蓝皮书直指我国三大挑战:财富分配不公加剧、金融危机带来治安压力、利益集团与民争利。

二、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一) 我国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

1、体制缺陷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扭曲。

一方面, 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与此相适应,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 通过工业产品定价、农产品统购派购等政策, 形成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提取了大量农业剩余价值;在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 又确立了以城市征收制度为一元、农村征收制度为另一元的城乡隔绝的“二元”税制结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税制的“二元”结构, 直接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出台了大量向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特区倾斜的政策以及税收优惠政策, 客观上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同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 由于税收调节不到位, 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 过高的个人收入得不到有效调控, 过低收入者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不仅如此,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 法制建设滞后和监督机制不健全, 使得少数人“钻政策空子”, 获取大量非法收入, 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可以说,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 没有明确合理的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关系, 劳动报酬偏低, 没有建立劳动报酬的正常增长机制;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中, 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 难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而国民收入三次分配规模小, 慈善捐赠有待健全机制, 调节功能有限。收入分配体系的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突出的直接原因。

2、权力腐败导致大量灰色收入, 拉大了收入差距。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显示, 约70%的人认为权力腐败是导致当前社会不公的主要因素。《学习时报》宋则认为:当前, 造成收入、财产差距拉大和两级分化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市场机制, 而是破坏市场秩序的行政垄断、权钱交易和种种潜规则。近日, “灰色收入”再度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日前对媒体宣称, 2008年我国居民收入当中的灰色收入规模大约在5.4万亿元, 占到GDP的17.2%。世界银行2006年进行的中国120城市竞争力调查指出, 企业的旅行和娱乐费可以衡量对政府官员的“非正规支出”。这项花费占企业销售额的比例在各地和各类企业有所不同, 最低0.7%、最高2.3%, 如果以0.5%作为企业正常支出水平, 按2006年全国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销售收入55万亿元计, 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费约为5000亿元。

3、不平等竞争的存在产生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一些部门、行业甚至是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 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2005年, 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 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 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达1.01万亿元, 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约为9200亿元, 其中相当部分来自行政性垄断。这些部门借助国家特许经营的垄断行业获得了“暴利”, 形成非常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二) 我国收入差距过大对社会的影响

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 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 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 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 近两年不断上升, 实际已经超过0.5, 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贫富差距过大问题是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 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1、贫富差距过大影响社会稳定。

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精辟地指出:社会动乱“常常以不平等为发难的原因”, “内讧总是由要求平等的愿望这一根苗生长起来的。”群众对劳动致富正当经营造成的收入差距, 有一定承受力, 但对分配不公造成的差距, 对违法、贪污、犯罪致富现象, 对不正当收入, 不合理的贫富差距, 心理不平衡, 十分不满, 反响强烈。而社会失衡心理蔓延扩散, 将助长群体性抗争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我国传统文化中经常所说的“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实际上就是指社会心理学上的“人心所向”对一个政权的极端重要性。贫富差距问题是影响社会心理的重要根源, 它引发社会不满情绪的滋生蔓延, 影响人心所向, 容易生成社会不稳定的心理温床。毫无疑问, 我国贫富差距的出现, 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阶层矛盾, 而近10年来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 则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固化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心理对抗。部分中、低收入阶层对富裕阶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抗心理, 甚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冲突行为。同时, 由于部分高收入者是通过掠夺性、腐败性、欺诈性、垄断性等不合理甚至非法手段获得的, 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弱势群体的被剥夺感, 激化了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2、贫富差距过大不利于经济持续发展。

贫富差距扩大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城乡贫富差距扩大, 强化了劳动力单向流动, 导致农村空虚、农业生产力削弱, 危及粮食安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贫富差距过大会限制内需扩大, 导致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 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种负面影响具有“连带效应”, 会产生一系列的循环反应:消费不足使买方市场的生产竞争加剧, 许多实力较弱的中小企业减员减产至停产破产, 企业效益下降, 失业人员增加;投资信心及投资总量的减少使社会就业岗位增加受限, 使大量贫困、失业和待业的低收入者通过就业提高收入的途径受阻。可以说, 大量的人员失业, 更加消减消费购买力;而企业投资信心不足、效益下降, 必然导致社会经济增长的放缓, 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可能会随之减慢, 进而使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及对低收入者和低收入地区的资金扶持力度减小。这样, 又反向促成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 造成恶性循环, 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贫富差距扩大关系到是否走向和谐社会目标。

随着我国进行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快速经济增长, 虽然解决了很多社会问题, 但同时也进入了一个非常复杂、不确定因素甚多而且不太稳定的时期。中国社会当前阶段的一种矛盾奇特现象是, 在经济超高速发展 (GDP连续30年平均在9%以上, 最近连续5年在10%以上) 的同时, 幸福指数和群众对生活水平的感受却并没有如同GDP那样上升, 相反, 普遍感到生活艰难。在这样的形势下, 如何协调好社会各方面的关系, 推进社会公平, 缩小贫富差距, 消除两极分化, 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 贫富差距的扩大必然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能否实现。

三、强化政府收入分配职能, 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公正

政府收入分配职能, 是指政府通过各项政策工具, 参与一定时期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 实现收入在全社会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 以及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合理分割, 缩小收入差距, 体现社会公平。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收入差距问题。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 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 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强调要注重社会公平, 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采取切实有力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指出,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那么, 要如何发挥政府在缩小收入差距中的积极作用呢?

(一) 发挥政府资源优势, 增加全社会物质财富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公正的基本前提。一要为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竞争创造公平环境, 发展社会生产力, 增加全社会物质财富;二要发挥政府资源优势, 加强国有经济投资比例, 扩大弱势群体就业;三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建立健全惠农政策, 把增加农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重点、通过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等增加农民工资收入、通过积极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根据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和致贫返贫因素采取不同扶贫政策。只有不断发展生产力, 扩大社会财富总量, 才能为收入分配公平公正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只有发展生产力, 才能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只有发展生产力, 才能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共同团结进步。

(二) 强化政府收入分配职能, 完善收入分配体制机制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发展, 我国国民收入有了极大的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然而, 就资源的整体分配而论, 经济增长成果却越来越多地向财政集中, 国民收入这个“蛋糕”没有更多地分给民众, 出现了较严重的分配失衡问题。在保持持续做大“蛋糕”的同时, 如何使其在各市场主体、各阶层成员之间切分得更加公平, 要求政府部门做好如下工作:

1、合理规范中央和地方政府收入分成比例。

要划清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支出责任, 建立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力保障机制, 适当加大中央财政支出责任, 健全县级政府基本财力保障机制;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优化转移支付结构, 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所占比例, 减少并规范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安排, 不要过大地加重中央财政收入比重。

2、正确处理国家与个人的利益关系。

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整顿收入分配秩序, 要逐步形成居民、企业、政府可支配收入协调增长机制,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确定收入分配改革的约束性指标。参照国外基本经验, 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应尽量提高到70%左右 (目前大约60%) ;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应提高到50%左右 (2007年为39.7%) ;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重应达到30%左右, 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分配格局。

3、合理调整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要对现行个人所得税在强化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的目标下加以完善, 推进和深化个税改革, 使个税真正成为抑制高收入过快增长、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和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杠杆。通过强化税收调节, 建立健全财产税、遗产税等税收征收, 调节富人与弱势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 将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成员心理承受能力之内。

4、有效控制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正如有专家所言:长期以来, 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着“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 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 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如果能抢到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 或是抢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 就等于抢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这种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力分配”, 严重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政府应通过多途径解决垄断行业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的怪现象, 平复社会失衡心理。

5、加强监管堵住“灰色收入”的漏洞。

目前各种职务消费、隐性消费数量惊人且不透明, 极具随意性, 为全社会所诟病。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有效监管, 约束官员权力, 遏制政府与民争利, 及时纠正社会不公现象, 杜绝机制性腐败, 堵住“灰色收入”和“灰色消费”的漏洞。把规范“灰色收入”作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 发挥政府社会保障机制作用, 改善社会民生, 实现公平公正

据统计, 截至2008年底, 我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2.19亿人,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达到3.18亿人, 8.3亿农民参加了新农合, 1000多万被征地农民纳入基本保障制度, 6600多万居民享受城乡低保。2009年6月24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2009年在全国10%的县 (市、区) 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这意味着我国农民将开始和城里人一样享受社会养老保险。根据2010年3月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资料显示, 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社会保障资金2096亿元, 比2008年增长16.6%, 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55亿元, 比2008年增长2倍, 安排就业专项资金426亿元, 比2008年增长59%, 中央财政医疗卫生支出1277亿元, 比2008年增长49.5%, 中央下达农村义务教育经费666亿元, 提前一年实现农村中小学生人均公用经费500元和300元的目标。可以说, 我国政府对着力改善民生, 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是高度重视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社会保障工作还任重而道远。正如2010年8月23日第四届中国社会保障论坛上, 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所指出的:“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全口径支出约相当于GDP的6%左右, 较之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另外,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约为12%左右, 高收入国家普遍在35%甚至45%以上, 中等收入也普遍在25%甚至30%以上。”因此, 从现在到未来10年, 应大幅提高全口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 大幅度提高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要充分发挥政府社会保障机制作用, 改善民生, 实现社会公平公正。

参考文献

[1]、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N].经济参考报, 2010.05.10.

[2]、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3]、取缔“灰色收入”成反腐重要一环[N].文萃报, 2010.09.13.

[4]、丛亚平, 李长久.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财富两极分化[N].经济参考报, 2010.05.21.

[5]、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 1996.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关键在政府转型 篇2

收入分配问题既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点。收入分配有市场因素，但重要的是政府因素。例如，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不仅与政府追求总量增长的方式相关，而且是这种增长方式的必然结果。“十二五”时期，无论是一次分配还是二、三、四次分配，需要综合治理。而这四次分配都离不开政府。

发挥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主导作用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理顺初次分配关系，重要的是通过政府转型，以民富优先为目标，调整国家、企业、居民的分配格局；建立再分配关系，重要的是通过政府转型，划分中央地方在收入分配中的分工与责任；建立公平的基础制度，重要是通过政府转型，规范行政支出，杜绝与公权力的腐败和不合理的收入。

以提高劳动者报酬为目标，强化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基本责任

目前，初次分配中存在的农民工工资长期被过分压低，行业收入差距过大，工资集体谈判机制不健全，规范初次分配的劳动法律法规不落实等问题，说明政府提高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必须有所作为。

1.以工资谈判协商为重点建立劳动者报酬的保障机制。由于工资谈判协商机制的长期缺失，劳动者报酬很难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2000-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1.4%下降到39.7%，七年下降了11.7个百分点，劳动报酬占比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水平。从实际情况看，提高劳动者报酬，政府促进劳动报酬合理增长的主要任务是积极推进劳动报酬协商机制的建立。

（1）健全初次分配中工资集体谈判机制。由于缺乏有序、有效的集体谈判机制，我国企业内的劳资纠纷多以无序方式展开，其中集体争议案件大幅度上升，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因素。因此，应加快建立企业主、工会、政府三方共同协商的工资谈判机制。尤其要促进各类企业与职工之间劳动报酬协商机制的建立。同时，修改完善劳动法。加强和细化现有工会和劳动报酬形成机制的相关内容。

（2）以提高农民工工资为重点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全体劳动者同工同酬。从事同样的工作，城市职工比农民工工资高一倍甚至两倍。根据相关调查，2008年广州、深圳、杭州、南京、东莞、上海、无锡、苏州、宁波等长三角、珠三角九个城市，出口加工企业中农民工平均工资与当地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相比，很少超过40%的。最低工资标准国际上一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这意味着这些地区农民工工资连最低标准都达不到。多项研究成果显示，如果按现代劳动力市场规律办事，实行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反对就业歧视，实行同工同酬，上亿农民工每年至少可多得约3千至5千亿元，远高于免除农业税、家电下乡补贴等惠农措施。多年累积下来，仅农民工工资欠账这一块，对扩大消费、缩小城乡差距的影响就极其巨大。

（3）落实规范初次分配的劳动法律关系。在最低工资、最低劳动条件确定等方面，政府虽然有相关规定，却疏于执行和监管。按照国际惯例，最低工资应占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但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2009年各省会城市的最低工资多数只略高于30%，今年各地最低工资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多数仍未达到国际惯例标准。因此，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劳动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完善劳动仲裁和法律援助机制，为劳动者获得合法收入提供法律保障，是政府在一次分配中不可推卸的责任。

2.以公益性为目标调整国有资本配置。国有垄断行业所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政府的角色不转变，国有资本配置的定位问题不解决，只对垄断性国有企业收租分红，能解决部分问题，但不能解决源头问题。按照民富优先的要求推进政府转型，需要以公益性为目标对国有资本配置进行战略性调整。

（1）在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框架下制定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的整体方案。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资源在很大程度上配置于市场领域而不是公共领域。着眼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基本格局，建议加快国有资源配置的结构性调整。比如，要反思央企涉足房地产开发的现象。国有资本涉足房地产，应主要限定在提供保障性住房和廉租房领域。

（2）实现行政体制改革与国有资本配置的联动改革，使政府能充分利用国有资本在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中承担重要责任。

3.实行结构性减税。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和中低收入者生活水平的现状，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改变个人所得税以工薪阶层承担为主的局面，切实降低低收入者税负。下决心减免中小企业税费，为扩大就业、提高劳动者报酬、建立劳资协商机制创造条件。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加大政府再分配力度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确保底线公平和制度公平的重要基础。这些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差距已成为城乡、地区、不同社会群体实际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以城乡差距为例，如果加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差距，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估计达到5倍左右。为此，建议“十二五”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统筹协调收入再分配。

1.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十二五”时期，政府应确定财政支出的民生原则，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初步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格局。

（1）制定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明确城乡、地区、不同社会群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范围和最低标准，使地方在执行过程中能够有一个约束和参照。（2）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地区之间的制度对接。（3）重点保障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十二五”要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重在统筹解决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

2.建立中央地方在收入分配中的职责分工体系。当前的中央地方财税关系主要以激励做大经济总量为导向，各级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目标很清楚，但在收入分配关系调节的职责分工上尚缺乏明确的制度安排。

（1）明确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责任分工，使各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责法定化、可问责。（2）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调整中央地方财税关系，实现各级政府事权与财力的平衡。

3.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相适应的转移支付制度，确保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增长不低于GDP增长速度。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牵扯到社会多方利益的系统工程，政府是主导力量。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取决于决策层下更大决心冲破两大障碍，一是垄断集团，二是既得利益集团。这关键在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1.严格规范行政支出。过大的、不合理的行政支出成为我国政府转型的突出问题。相关的数字清楚地表明，我国行政支出有很大的压缩空间。“十二五”实现公共财政预算和支出的透明化，形成对财政预算和支出规范的社会监督，使行政成本在现有水平上削减15%-20%是有可能的。这样，政府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的财政压力会明显缓解。只有敢于在行政支出改革上动真格，才能够提振社会对收入分配改革的信心。

2.确立财产公开制度和透明有序的收入分配秩序。无论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还是调节收入分配关系，确立和保护财产权，都有赖于财产公开和透明有序的收入分配秩序。“十二五”应当把确立财产公开制度和透明有序的分配秩序作为收入分配治理的重大任务。

（1）在“灰色收入”产生的重点领域实行“阳光工资”。在完善工资标准的基础上，清理、规范各类津贴、补贴，提高收入透明度。

（2）努力建立法制化的财产申报制度。健全以权力监督、行政监督为主，司法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为辅的多层次监督体系，加大对公务员财产的监督力度。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在全社会实行财产公开和申报制度。

3.强化各级人大的监督职能。加强对政府财政预算内外收入支出的监督，改进财政预算报表，使之易看易懂，以便于人大代表审核财政预算支出，切实监督其中用于社会保障和其他用于民生转移支付的比例、额度是否满足保障和改进民生的需求，否决用于豪华楼堂馆所建设等不当支出、不当投资等。进一步增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社会公众对关系民生建设等事项决策的监督力度，提高科学性、公正性。

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应当强化 篇3

扩大中等收入者的目标与调节贫富差距是并行不悖的。克服收入差距过大，并不是要扰乱市场机制在初次分配中促进效率提高的功能，回到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老路上去，而是要正确发挥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有效功能。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这两个途径来实现的。税收的主要对象是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群体。政府通过这两个手段进行的收入再分配，发挥的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通俗地说，起的是“抽肥补瘦”的作用。换言之，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功能，不仅能抑制高收入群体的膨胀，而且能使低收入群体中的一部分人进入中收入群体。可见，政府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在壮大中收入群体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当然，在实践中发挥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例如，人们都知道个人所得税对调节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这要有一个前提，即要实行累进税率，即收入越高的人要缴纳更高比例的税；而实行累进税率又要有一个前提，即收入要有足够的透明度。但我国目前收入的透明度还不够高，从而限制了累进税率在收入再分配上的效果。就以利息税来说，由于存款实名制还不完备，我国目前还只能实行比例税率，而不是累进税率，即对所有的存款都征收20％的利息税。应该说，这种征收办法也是不完备的，具有过渡性。因为这种办法不能起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再如，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在调节城乡收入差距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既有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后果，又有计划经济时代把农业的剩余转化为工业化的资金所造成的后果。但为什么城乡收入的差距一直呈扩大的趋势，至今这种差距甚至超过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程度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据学者研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外部因素将使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这又是要我们去应对的一个新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应该从向农业索取剩余的政策改变为对农业进行反哺的政策。这当然是一个大政策。看来，如果在政策上没有大的动作，要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是非常困难的。进一步来说，如果城乡收入差距继续如此之大，在全国范围内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内涵加以界定都很困难，而只能分别就城市或乡村甚至更小的范围来确定中等收入的标准。可见，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

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但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是一个长期才能实现的目标。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从扩大到稳定乃至缩小的转折点。能不能像人口问题的研究那样，找到一个从增长到稳定乃至有所缩小的转折点呢?看来，收入差距的这个转折点，也是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一个转折点。

政府分配 篇4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财税体制,改革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7%,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6%,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在经济总量增加的同时, 细心的人们发现身边的人财富差距越来越大, 造成很多人心理失衡, 这里主要涉及到一个收入分配的问题。

一、目前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

国际上有个公认的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基尼系数越小反映收入差距越小即收入分配越公平, 基尼系数越大反映收入差距越大即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国际警戒线为0.4, 国际危险警戒线为0.6。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很高, 超过了国际警戒线, 甚至有研究机构给予基尼系数数值更高的评论。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所进行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显示, 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 城镇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 农村家庭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这一系列的数据显示出中国无论是从全国、城镇还是农村来看, 贫富差距都过大, 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为什么政府要参与收入分配

市场机制虽好, 但是市场机制在自身运行时也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举个例子, 比如有两个人去应聘工作, 一个残疾而且有点弱智, 一个身强体壮而且智商挺高。在公司选择用人时, 一般情况下肯定选择后者。完全由市场游戏规则决定, 前者可能没饭吃, 后者可能收入很多。由于各人所拥有的体力、智力、天赋和资本在质和量上会有很大差别, 按市场规则进行分配会造成贫富差距, 而且这种差距又会成为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原因。所以, 政府要参与收入分配, 让没饭吃的也能吃上饭, 让吃得太好的分点给吃得差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表示, 中国收入不均程度罕见, 但从各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 高基尼系数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常见现象, 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自然结果, 它并不可怕。在短期内要缩小收入差距可以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政策来实现;而在长期则需要通过全面提高教育水平以实现机会均等。

三、怎样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目前收入差距过大是个大问题, 但如何让收入差距缩小是个更大的问题 (落后的要比领先的跑得快) 。先不从这个角度考虑, 从消费支出 (消费在教育、医疗服务等方面的支出) 角度考虑, 因为它真正导致了是否是起点公平。一般而言富裕的家庭消费支出较多, 其子女一般受到较好的教育资源, 生活质量相对较好, 子女取得高收入的能力和渠道较多, 这无形中就加剧了贫富差距。至于这几年目前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很快, 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财产收益和行业收益差距大造成的, 当然还有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均等。要做好收入分配这个工作, 首先或者说在“根子”上作为政府官员, 在心理上一定要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 真正想方设法去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状况,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否则效果肯定不尽如人意。至于可以具体实行的措施, 大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财税体制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涉及到很多个税种, 与收入分配有关的税种主要有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税种。关于个人所得税, 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 分类所得征收改为综合所得征收, 以个人为征收最小单位改为以家庭为征收最小单位, 统一衡量家庭的承担税负能力。对于家庭收入较低的如果计税所得达不到一定标准, 搞一个负所得税, 政府对家庭给予一定的补贴。第二个就是要做好征遗产税的准备。长期来讲, 一定要征遗产税, 这是调节财产收益的一个重要举措。像国外有些国家, 遗产税税率还不低, 有些富人觉得与其留下很多财产还不如选择做慈善捐赠出去, 这样也增进了社会的和谐。当然征遗产税涉及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财产公开环节, 这个很难, 但也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第三个为了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让农民切实体会到幸福生活, 在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资金来源方面笔者提出改城市维护建设税为城市农村建设税这个观点。首先这是基于这样的前提, 农民与城市居民具有平等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品的权利。目前, 农民享有的公共品要远远少于城市居民, 必须有一个制度化的东西去永久性地保证农民享有更多的公共品权利。城市维护建设税是专用于城市建设的, 属于地方税种。城市维护建设税的计税依据是企业应交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总额之和。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税源较广, 故城市建设有稳定的专项资金。但是, 虽然大多纳税企业建在城市、办公在城市, 但不等于说其贡献的部分税收 (目前的城市维护建设税) 就应该全部用于城市建设, 而不能用于农村建设。长期以来, 工农业形成的剪刀差, 已经为城市工业企业输送了大量的低价原材料, 反过来讲发展起来的城市企业更应该优先照顾农村。故此, 建议将目前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改为城市农村建设税。而且基于农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权利, 应该将城市农村建设税用于农村和城市的建设资金按人口决定比例。这样也有利于长期发展, 以利于以后的农村城市一体化。

2. 调节房价。

由于这几年房价涨得太猛, 有多套房产者或专门的房产投机者通过转让或出租收益远远超过靠劳动所得。房价主要由供需决定, 调节也要从供需两方面入手。比如增加提供社会保障房 (特别是廉租房) , 控制房贷, 征房产税, 可以对所有产权房 (不只是增量房, 而且包括存量房, 农村住房暂不征) , 对于人均面积低于一定数量免征。长期要改变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状况, 开源节流。

3. 加强金融监管。

这几年很多人通过内幕消息赚得暴利。

4. 调节行业收入差距。

众所周知, 金融保险等行业收入远超一般行业, 这跟行业存在暴利有关, 不太合理。对一些有一定垄断程度的行业如电信等引入竞争机制。

5.

调节单位内部收入差距, 每个单位员工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差距不得太大 (比如十倍以内) , 尽量做到同工同酬, 按劳分配为主, 根据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

6. 能否考虑家庭综合消费支出 (包括消费在教育、医疗服务、饮食起居等方面的支出) 的税收。

一般来说富裕的家庭总共的消费支出较多, 其子女可以受到较好的教育资源, 生活质量相对较好, 子女取得高收入的能力和渠道较多, 这样会造成富裕的家庭与贫穷的家庭后续的贫富差距拉大。对家庭总消费支出征税, 调节家庭总的消费支出, 促进起点公平。

7. 尽量较少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负外部性。

由于有很多门槛, 比如城乡户籍制度限制导致农民工进城务工难 (有些单位用工限本地户口, 还有自己的养老、医疗及子女的教育等也会产生问题) 。

8. 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 减少因病因居住环境恶劣等原因导致贫困的情况。

关于低收入人群, 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比如农村低收入群体, 可以政府拿钱培训工作技能, 加大农业补贴, 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乡镇企业 (1) 发展, 为农民工进城务工创造便利条件。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报告显示, 造成农村与城镇贫困家庭低收入的最主要原因均为受教育程度较低, 而农村贫困家庭低收入则还受到户主健康状况与社会保障程度的影响。笔者认为应该通过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 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医疗、教育、养老保障等现状以及丰富农村文化生活, 从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让农民切实体会到幸福生活。

9. 鼓励企业正当竞争, 减少政府权力寻租空间。

制度要透明, 审批手续简化, 操作要阳光公开。

总之, 改善我们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 有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稳定环境, 吸引国外的优秀人才, 留住本国人才, 使得社会发展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模式。

参考文献

[1]蒋洪.公共经济学 (第2版) [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1.

[2]陈共.财政学 (第6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3]马海涛.中国税制 (第5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4]王亚东.教学中学生管理与学生能力培养相结合的体会[J].经济研究导刊, 2013, (33) .

政府分配 篇5

齐政发〔2012〕1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有关委、办、局，各直属单位：

依据《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齐齐哈尔市市直机关住房分配货币化实施方案的通知》（齐政发[1999]54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的实际，提出实施意见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建设和谐社会为方向，充分利用国家调控房地产市场，土地价格、建筑成本降低，房价下行的难得机遇，通过住房公积金、银行贷款贴息、提高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和提高补贴标准等方式，启动货币化补贴政策，加快改善职工住房条件，实现职工受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目标。

二、基本原则

住房分配货币化补贴要坚持鼓励住房消费的原则；坚持解决现实问题和保持房改政策连续性的原则；坚持视财力状况逐步实施的原则；坚持购房优先发放补贴，三年后正常排序发放的原则。

三、实施范围

市直机关和财政全部供养事业单位在编的职工（含离、退休职工和已故职工）。

四、补贴对象

1、本人及配偶均未分配过公有住房或通过其它途径获得公有住房的家庭，按住房应享受面积标准全额补贴。

2、本人及配偶分配过公有住房但未达到应享受面积标准的家庭，按住房控制面积标准差额补贴。

3、职工参加集资建房，个人集资款超出当年工程本体造价的部分，仍享受补贴。

4、以往职工购、建房，单位资助的资金抵顶补贴。

五、货币化补贴标准和补贴方式

补贴标准由基准补贴和工龄补贴构成。基准补贴标准为559.4元／平方米。职工住房补贴额为（559.4元／平方米+5元／年、人、平方米×截止93年工作年限）×应享受的补贴面积。

补贴方式：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1999年12月31日前参加工作人员称为“老人”，在1999年12月31日前无论因何种原因去世的在岗和离退休职工，均不享受住房分配货币化的住房补贴。2000年1月1日后参加工作的职工称为“新人”。

（一）“老人”老办法的补贴方式

1、使用贷款新购房实行贴息。

对“老人”用贷款新购房实行政府贴息。贴息金额按货币化补贴应享受的补贴额度确定，原则上五年内补贴完毕（最长不超过职工贷款年限）。

2、对全额一次性投资购房职工按该职工应享受的货币化补贴原则上分五年发放。

3、对已故职工的货币化补贴分三年发放。

4、对未购房的离、退休职工，视财力状况从2015年起逐步发放。

5、对未购房的在职职工，视财力状况从2015年起适时启动发放。

（二）“新人”新办法的补贴方式

1、对“新人”用贷款新购房，通过将住房公积金单位匹配比例在12%基础上提高到25%的形式进行发放，发放期限为七年。按月等额存储到职工个人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设立的职工个人存储专户中（对“新人”全额一次性投资购房的职工也按此办理）。

2、对未购房的“新人”，视财力状况从2015年起适时启动。

六、资金来源

实施上述货币化补贴方式所需资金由市财政视财力状况逐年安排。

七、保障措施

（一）成立启动住房分配货币化补贴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韩冬炎市长担任，副组长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占江担任，成员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市监察局、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单位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住房保障制度管理办公室。

（二）各部门分工协作，各负其责。市住房保障制度管理办公室负责完善住房货币化补贴实施细则，组织各单位补充完善住房档案，汇总市直单位货币化补贴和新购住房补贴情况，建立住房补贴测算、发放情况档案。市财政局根据财力状况，安排住房补贴资金，按照资金额度和各单位应补贴数额，按比例分配补贴资金，并根据住房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联合审核结果，将补贴资金拨付到各单位和住房公积金专户。市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制定团购办法，协调开发商研究团购具体事宜。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制定公积金贷款贴息操作流程及新参加工作职工公积金缴存办法，完善公积金贷款实施细则，制定具体公积金贷款贴息办法。

（三）加强监督。纪检、监察、财政、审计部门要对此项工作进行检查和审计，如发现弄虚作假，骗取补贴、贴息的，一律按贪污论处，并追究其责任。

八、其它机关、企事业单位可参照执行，资金来源按原渠道解决。

九、本意见具体实施中的问题由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授权齐齐哈尔市住房保障制度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政府分配 篇6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涉及社会利益格局调整的方方面面，既需要有总体方案，又需要有诸多方面具体的实施方案相配套。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重视集体协商机制建设。做出这样的判断，依据的是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要求，和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的需要。

从当前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存在的突出问题看，相比于二次分配过程中，国家不断加大公共财政对改善民生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投入力度而言，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得到逐步缓解，反倒有日趋严重的发展态势，突出表现在“两个比重”持续下降和“两个不同步”，即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同步。

应该说，国家对初次分配中存在的这些突出问题，不仅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而且早在“十一五”之初就未雨绸缪，将解决初次分配问题提上了国家战略层面进行部署。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党中央、国务院一再强调，要不断增加普通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但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说明这不是一个靠国家倡导和行政命令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

当前初次分配中存在的问题，除了行政权力“越位”，通过寻租扰乱收入分配秩序外，更重要的是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缺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关系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的企业中，而企业拥有政府无从干预的经营自主权。虽然从理论上讲，企业自主分配权是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共同拥有的，企业内部分配应当由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共同协商决定，但理论上的应然不等于现实中的实然。

企业自主分配权之所以从理论上的劳动关系双方共决，到很多时候演变成具体实施过程中的企业经营者单方面决定，与资本和劳动在力量对比上的不均衡有很大关系。在“资强劳弱”的态势下，政府无权直接干预企业内部分配，使得初次分配过程中必须有一种市场自我调整劳动关系双方力量失衡的机制。这种机制就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双方在长期博弈过程中建立的集体谈判制度。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也有这样的制度安排，即法律已经明确规定的集体协商制度。随着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在初次分配领域更好地发挥集体协商机制的作用，让包括资本、劳动、技术、管理等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更好地遵循市场原则公平合理地取得收益，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目前我国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紧缺状况，较改革开放之初已有了很大程度的缓解，加之劳动力供应正在由绝对过剩向结构性紧缺转变，也为集体协商机制作用的发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现实看，我国诸多企业集体协商机制逐步建立，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其离广大劳动者的要求和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需要，还有很大的差距。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于发挥政府在推进集体协商机制建设中的主导作用。这是因为，集体协商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主导者，自然也应当主导集体协商机制建设的进程。

政府主导集体协商机制建设，首要的任务是推动形成社会共识。集体协商既是初次分配领域平衡劳动关系双方利益关系的重要机制，也是预防和化解劳动关系矛盾的有效途径。政府应当不断加大对集体协商理念的宣传引导力度，推动企业形成一种协商文化、协商习惯，引导企业经营者在遇到涉及包括劳动报酬在内的劳动者权益的事项时，能够主动地与劳动者协商确定；引导劳动者通过集体协商的方式理性有序表达自身利益诉求，从而让集体协商共决变成劳动关系双方的自觉行动和主动选择。

其次，政府要不断完善集体协商的制度规则。进一步从制度规则层面明确和细化集体协商的主体、内容、程序、形式等，不断增强制度规则的可操作性，特别是要完善开展集体协商的强制性约束，从而使得开展集体协商变成劳动关系双方的法定义务，在遇到劳动关系矛盾时主动而且首选通过集体协商的方式解决。

最后，政府还应充分发挥对集体协商的指导和服务作用。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数据信息制定和发布制度，定期公布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行业人工成本、行业劳动定额标准等与集体协商密切相关的信息。特别是要建立统一、规范、权威的劳动生产率测算和发布制度、薪酬调查和发布制度，为企业开展集体协商提供参考指导，从而引导企业通过开展集体协商平衡双方利益分配关系，使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保持同步。

此外，由于工会组织是集体协商机制建设的重要推动者，也是集体协商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在推进集体协商机制建设中亦承担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特别是工会组织应当顺应大力开展集体协商的客观需要，对组织体制、运行机制、活动方式进行改革创新。

（作者系资深劳动关系研究学者）

政府分配 篇7

关键词：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社会公平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是, 与此同时也面临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 那就是能否实现且如何实现公平分配?为此, 收入分配一直是政府和有关领导人关注的焦点,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扩大,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更是作为重中之重被列入到政府工作当中, 成为政府必须切实履行的职能之一。显然, 这样做有其必要性的一面。

所谓政府收入分配职能是指“政府通过各项政策工具, 参与一定时期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 实现收入在全社会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以及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合理分割, 缩小收入差距, 体现社会公平。”由于近年来,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从宏观层面上来讲, 这主要是指居民总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即我国基尼系数处于大于0.4的警戒状态 (表示收入差距偏大) 。从中观层面来讲, 主要是指城乡、不同区域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金融、电力等热门行业与农林等相对冷门行业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从微观层面来讲, 这主要是指劳动者报酬偏低。因此,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强化政府收入分配职能, 实现政府职能的归位显得重要, 具体来讲, 其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强化政府收入分配职能, 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这主要是指随着近年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社会上出现了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马太效应”, 显然, 这种不安定因素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会造成很大的威胁。因此, 强化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调控作用, 进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必然会大大减少这种不安定因素, 进而维护社会的基本秩序, 实现社会的安定。

其次, 强化政府收入分配职能, 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这主要是指通过强化政府收入分配职能, 从而有效引导一定时期的国民收入在城乡、各个区域、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甚至每个社会成员之间的合理分配, 这样一来就会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在城乡、区域以及居民之间的差距, 有利于我国更好地向和谐社会迈进。

最后, 强化政府收入分配职能, 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指数。这主要是指强化政府的收入分配职能, 使收入分配在不同客体之间实现合理分配, 会极大的改善这些客体的物质生活条件, 从而产生一种对社会生活的满足感。因此, 强化政府收入分配职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居民幸福感指数的提高。

二、强化政府收入分配职能的对策思路

尽管强化政府收入分配职能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今天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具体来讲,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 提高社会保障在全民中的覆盖范围, 以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这主要是指政府要加大对社会保障领域的财政支持力度, 提高养老、医疗等基本服务的保障水平, 真正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进而确保每一位公民都能享受到改革的成果。

其次, 继续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和惠农政策, 以推动区域、城乡的统筹发展。这主要是指政府在今后的工作中还要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此外, 政府在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和惠农政策的同时也要注重加强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合作。

最后, 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主要是指目前在一些组织中仍存在损害劳动者获得合理工资待遇的情况, 尤其是在一些企业中劳工的工资没有实现随企业利润的增加而获得相应提高的现象。因此, 政府应发挥其在劳动力市场对于收入分配的监督管理作用,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强资弱劳”的关系, 实现职工工资增长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 在保障劳工的合法权益的同时实现收入分配的合理与公平。

参考文献

[1]谭桔华, 《强化政府收入分配职能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公正》[J].社会视野, 2010年10 (上) .

[2]罗福群, 《关于分配公平的一些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 2010年1月.

政府分配 篇8

一实现收入公平分配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社会公平是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和行为导向。在收入分配领域中, 公平是与效率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包括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等内容, 核心是形成大体均衡、共享增长的利益分配格局。由于政府掌管着利益分配的杠杆, 因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是政府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

1.市场不能自动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

市场虽然在资源配置中有效地发挥作用, 但却无法完全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因为市场再完善也只能按效率高低和贡献大小的原则分配, 它不能自动保障“老弱病残贫”者的基本生存权利和人格尊严, 而且, 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必然产生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 这就是收入分配中的“市场失灵”。因此, 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 防止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区别于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

2.政府是经济发展成果的掌控者和再分配主体

经济发展在数量上表现为社会产品的丰富和国民财富的增长。现代国家拥有获取巨大社会财富的经济资源, 政府可以通过矿产资源的开采许可和出让土地使用权得到资源性收益;通过对能源、交通、通讯、供水、供电、金融、保险等公共事业的垄断经营获取经营性收入;通过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身份获取相应的产权性收益;政府还凭借着政治权力强制地、无偿地参与国民收入分配, 获取大量的财政性收入。可见, 经济的发展使政府掌握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成果, 这些成果集中通过公共财政收入体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总量从最初的3645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47.15万亿元;国家财政收入更是由最初的1132亿元猛增到10.37万亿元。政府掌控经济发展成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身占有成果, 而是为了更好地分配这些成果。所以, 政府应确立公平、合理、共享的分配原则, 对其掌握的经济成果进行再分配, 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

3.政府拥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制度工具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但社会公平不会自动产生, 它必须依托基本的制度安排和具体的政策制定。政府作为一国公共权力的代表, 拥有任何经济组织和个人不可比拟的权威性和强制力, 因此政府不仅具有维护社会公平分配的职责, 而且也具备构建公平收入分配关系的能力。政府应强力介入收入分配领域, 建立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并运用税收政策、转移支付政策、

二政府在构建公平收入分配关系中的角色

当前, 我国的收入分配呈现出初次分配不合理, 再分配力度不足, 第三次分配缺位的格局, 导致收入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扩大, 并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和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 收入分配改革迫在眉睫。政府应该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三个层次入手, 理顺收入分配关系, 完善收入分配政策。

1. 理顺分配关系, 促进初次分配公平合理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基本上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 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获得相应的报酬。但在我国的现阶段, 经济政治体制尚不完善, 相当一部分的初次分配差距并不是市场竞争引起优胜劣汰的结果, 如由二元经济结构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由行政性垄断导致的行业收入差距、由观念和体制问题导致的地区性差距, 以及由劳动力流动不畅导致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等。因此, 仅凭市场机制无法保证初次分配的公平, 政府必须积极作为。

首先, 创建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和社会成员平等获取财富的机会。政府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采取有效措施, 消除不利于人口自由流动的体制和政策障碍, 把所有工作岗位向劳动者平等开放, 创造公平的就业机会;要建立公平的市场准入制度, 开放各行业部门, 使各经济主体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要加强收入分配的法制建设, 重点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 规范分配方式和分配秩序。

其次, 着重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的比重。我国的初次收入分配不公突出表现为两个偏低:一是劳动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偏低。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又称分配率, 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 这一比例一般在54%~65%之间, 美国更是高达70%。我国从1997~2007年的10年间, 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 “强资本、弱劳动”的趋势不断强化, 劳动在各种生产要素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二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1997~2007年, 我国居民收入增长水平低于GDP的增长速度, 但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却从10.95%升至20.57%, 企业盈余也从21.23%升至31.29%, 形成税收侵蚀工资、利润侵蚀工资的格局。

劳动者收入份额的持续走低是导致消费需求难以有效增长的根本原因, 要改变初次分配不合理的局面, 尽快实现两个同步, 即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政府必须积极作为。为此, 一是要发挥政府对企业工资增长机制的调控和指导作用, 全面落实最低工资制度, 适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增强工会在工资谈判中的作用, 确立工资集体协商、共同决定和保障支付机制。二是要深化垄断行业改革, 放宽市场准入, 引进竞争机制, 加强对垄断行业的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管理和调控, 把企业高管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三是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建立城乡统一、开放有序的劳动力市场, 创造公平的就业机会, 把所有工作岗位向劳动者平等开放, 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 提高农民收入, 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创造条件。

2. 发挥政府在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主要职能

财政分配是政府干预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的基本手段。我国目前收入差距过大, 很大程度是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不足, 税收制度不完善, 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社会保障安全网不健全。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分配和协调发展, 必须强化政府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功能。

首先, 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税收是政府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我国现有税种不齐, 结构欠合理, 实际操作中监管不力, 使得税收“提低、扩中、调高”的作用不明显, 甚至出现“逆调节”, 产生税负的不公平。因此必须加快税收体制改革, 建立和完善运用税收调节二次分配的制度。要加快新一轮税制改革, 实行结构性减税, 尤其是对有利于增加就业的大量小型微利企业减免税费, 提高劳资双方分配的财富比例, 为中小企业提高工人工资创造条件。要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在2011年实施的新个税法大幅减轻中低收入纳税群体负担的基础上, 逐步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加强个人收入信息体系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 充分考虑家庭综合税负能力进行计征。同时, 还可适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赠与税、特别消费税等税种, 加大对高收入人群的调节力度。

其次, 增加民生投入, 完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网”和“减震器”, 而且是政府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长期以来, 我国政府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投入比重较高, 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比例偏低, 致使社会保障覆盖面小, 保障水平低, 居民有钱不敢用, 因而消费需求难以较快提高。2010年, 中央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三项支出占比为16.2%, 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要改变这种状况, 政府必须加大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比重, 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探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逐步提高保障标准, 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和应有尊严;健全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等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 切实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和农民工的住房困难。

最后,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实现财力均衡的基本手段, 是政府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提高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政策选择。近年来中央加大了对贫困地区、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取得了一定成效。今后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提高财政支出中用于农村和落后地区的财政补贴及转移支付比例。政府要将主要精力和财力逐渐转移到向全体公民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上来, 促进社会公共产品和基本服务均等化。

3. 加大对第三次分配的扶持和监督力度

依靠民间力量, 以社会捐赠为基础的慈善事业, 通过自愿性、无偿性的慈善捐助, 对社会资源进行再分配, 满足慈善受益人的需求, 是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效补充, 因而被称为第三次分配。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政府在慈善事业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特别是在重大灾难发生等非常形势下, 慈善成为政府应付危机的重要管理手段, 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慈善的发展。如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 我国慈善捐款总量达1070亿元, 是2007年的3.5倍。但是政府主导慈善背离了慈善组织民间性、社会性的特征, 慈善捐款容易变相成为政府税收外收入, 甚至衍生出慈善机构官僚化、低效率、不透明以及硬性摊派等弊端, 阻碍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在社会第三次分配中, 政府必须严格界定自身的角色和功能, 明确其不是慈善事业的直接组织者和参与者, 而是扶持者、调控者和监督者。

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建立和完善社会捐赠的法律、机制和环境, 推动慈善事业独立化发展。首先, 健全慈善法律法规, 制定《慈善法》, 规范慈善组织的组织机构、财务制度、活动范围和运作形式, 把社会慈善纳入法制化轨道;其次, 完善慈善税收优惠, 全面落实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社会捐赠的所得税前扣除政策, 使税收优惠助推慈善升温;再次, 加强对慈善组织的监管, 建立由政府、媒体、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以及社会公众四道防线组成的监督审计机制, 推进慈善信息公开透明, 提高慈善的公信度及社会化、市场化运作;最后, 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公众的社会慈善意识, 鼓励和表彰在慈善中作出贡献的企业和个人, 在全社会营造浓厚氛围, 调动民间资金和广大民众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使之真正成为社会第三次分配的主体。

三构建公平收入分配关系亟需对政府职能科学定位

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构建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 亟需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对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角色和功能作出科学定位, 规范政府行为, 使政府正确行使各项职能, 既不缺位, 也不错位, 更不越位。

1. 探寻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的平衡点

在收入分配领域, 完全依靠行政手段既无效率也不公平, 只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同时发挥政府的有效调控, 才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因此在政府与市场的定位上, 凡是市场能够解决的, 政府就不要干预。在初次分配中, 政府不应该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的自主分配, 而应完善立法和加强监管,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使各种生产要素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各自的报酬;在第二次分配中, 政府应承担更多的直接责任, 通过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手段对初次分配形成的过大的收入差距进行调节, 以维护社会公平;在第三次分配中, 政府应健全法制, 优化环境, 加强监管, 推动慈善独立化、社会化、市场化运作。

2. 促使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相匹配

过去相当长时期, 我国财政税收收入总量较小, 中央政府拿大头可以集中有限的财力建设国家重大项目以及解决大事、难事、急事。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制度上确保了中央财政收入的增加。1995是年实施《预算法》的第一年, 中央财政收入3845.13亿元, 至2010年已增至42470.52亿元, 比1995年增长了11倍, 而同期全国GDP增长6.89倍, 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4.91倍和3.75倍。但是, 在中央政府财权上收的同时, 却把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许多事权下放到地方政府, 致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不相匹配。虽然中央财政也有一些转移支付和补贴, 但再分配过程的不规范容易滋生“跑部钱进”、“层层截留”等腐败现象。因此, 应调整财税分成比例, 增加地方政府所得, 实现事权财权相统一, 使地方政府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 让财政收入更多地还利于民。

3. 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和转型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仅是分配政策的调整, 更关系到公共政策和政府行为的基本取向。由于政府是分配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掌握着调节分配的制度工具, 因此要改变收入分配的失衡局面, 必须通过行政理念和行政职能的转变, 加大对政府自身的改革。

首先, 在行政理念上, 要树立经济增长是手段、国民增收是目的、民富才能国强的指导思想。如果政府仍然是GDP为政绩导向, 就会延续投资优先、资本优先、力保经济增长而忽视国民增收的状况, 政府就会广泛参与经济生活, 甚至与民争利。相反, 如果以国民增收为政绩导向, 政府就可以从行政垄断和具体事务中抽身出来, 把主要精力用于建设公平的市场制度和市场环境, 政府也不需再主导投资, 国有资本就会更多配置在公共领域, 政府官员也会努力推进国民增收计划, 确保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其次, 在行政职能上, 要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大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应以发展社会事业、改善民生为重点, 优化公共资源配置, 把财力和物力更多地向农村、基层和欠发达地区倾斜, 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只有这样, 政府才能成为合格的公共责任承担者和公共利益维护者, 最大限度地运用好收入分配政策, 构建公平和谐的收入分配关系。

摘要：收入分配是事关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的重大问题。政府是经济发展成果的掌控者, 拥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制度工具, 因而对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有着不可推卸的职责。政府应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三个层次入手, 在构建公平收入分配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为此, 必须科学定位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角色和功能,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规范政府行为。

关键词：政府,公平收入分配,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

参考文献

[1]郭兰英、单飞跃.发展成果再分配及其政府责任[J].社会科学家, 2009 (12)

[2]任理轩.科学认识和解决收入分配问题[N].人民日报, 2011.7.22

[3]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七个怎么看[M].北京:学习出版社, 2010

[4]财政部.关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报告[N].人民日报, 2011.3.18

[5]赵玉华.再分配公平与社会公平问题探析[J].理论探索, 2009 (2)

[6]民政部.2008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J/OL].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