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分配（精选三篇）
盈余分配 篇1
一、合作社盈余分配(1)问题回顾
在合作社盈余分配的原则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合作社的股金也是资本,因此主张以股份分红为主;另一种观点认为,从合作社的性质来看应该以按交易额(量)返还为主。[2]“按股分红”是在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的当年可分配盈余中,根据各个社员出资额折算成的股份,按照各社员持有股份比例进行分配。“按交易额返还[3][4][5]
黄祖辉和徐旭初对合作社盈余分配的问题提出4点解释:农户已充分意识到资金的稀缺性,以及较低回报不足以吸引资本拥有者加盟;目前中国农产品普遍处于过剩阶段,卖难问题十分突出;目前合作社对不少技术、信息甚至运销服务实行免费或价格优惠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也可以视为盈余返还的另一种表现;农民对按交易额分配不甚了解,且操作比较繁琐,需记录每一笔业务。[6]冯开文则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分析了合作社分配制度的影响因素,内部的制约因素包括合作社的产权、合作社企业家的治理、合作社的治理机制、合作文化;外部的影响因素包括法律、其他利益主体、经济发展水平、国外合作社的影响等。[7]另外,尤庆国和林万龙认为这是由合作社特有股权结构导致的不均衡决策权决定的;[8]张开华和张清林认为合作社的大股东往往同时也是合作社的创办人、管理者,他们当然希望只实行按股分配,不希望实行二次返利;[4]孙亚范认为由于社员股金制度残缺,合作社在资金来源上主要依赖发起人甚至是企业和政府职能部门等外部力量,导致所有者与惠顾者严重错位,使合作经济组织的利益分配制度失去了产权基础。[9]这些解释均来自研究者的一种经验阐述,并未进行深入论证。
马彦丽和林坚则、任大鹏和郭海霞根据集体行动理论,认为追求集团利益的实现是合作原则修订的根本动因,它包括从对资本报酬率的严格限制向外来资本实行股金分红的方向发展。[10][11]何安华、邵锋和孔祥智则从成员的异质性出发,分析了资源禀赋对合作社成员合作利益分配的影响,他们认为资源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导致了要素所有者的分层,要素越稀缺,则要素所有者的层级位置就越高,在没有外部刺激的条件下,合作社内部体系的资源禀赋差异决定成员权力格局。[12]这些研究对理解合作社分配问题的形成机制具有明显的价值,但对于我国合作社的利益相关者盈余分配份额形成机制缺乏一个完整的解释。
二、“专用性-稀缺性”分析框架
对某一个专用性投资的“下赌注者”来说,其专用性程度可能随着其投资额度的增加而增加,也可能不变。如图1所示,A表示随着投资额度增加而专用性程度不变的低专用性投资,B表示随着投资额度增加而专用性程度增加的低专用性投资,C表示随着投资额度增加而专用性程度不变的高专用性投资,D表示随着投资额度增加而专用性程度增加的高专用性投资。
稀缺性是指要素市场或产品市场中供给满足需求的程度,需求越多或供给越少则表明物品的稀缺性更高;反之,则反是。对于投资者来说,其要素的稀缺性并不会因单个投资主体的投资额度增加而改变其稀缺性程度,而是由其市场结构所决定。如果说专用性强调了某种投资一旦形成,再改作它用其价值的变化,稀缺性则强调了某种投资一旦形成,其重置成本的变化。根据投资前后的稀缺性变化,E表示稀缺性变小的投资,F表示稀缺性变化不大的投资,G表示稀缺性变大的投资(图2)。
“专用性”不是当事人分享组织租金的谈判力基础,而恰恰是“专用性”削弱了当事人的谈判力,因为专用性资产的价值依赖于团队其他成员,当事人的退出威胁难以令人相信,甚至会导致“下赌注者”的准租金在事后遭到剥削。[13]刘凤芹也认为,“企业和农户签约前确定的收益分配比例决定于各自的市场地位而与专用性投资无关”。[14]
专用性强调了由于资产缺乏流动性,事前“下赌注者”为避免机会主义行为,要求获得一定的收入保障;稀缺性则强调了市场供求变化,事后所显示出来的实际投资价值。4种专用性投资与3种稀缺性交叉形成12种情形,每种情形对应的具体分配情况见表1。专用性投资在稀缺性的影响下,当稀缺性变小时,面临着被敲竹杠的风险更大,如BE、CE、DE的情形;当稀缺性变化不大时,“下赌注者”被敲竹杠的风险随着专用性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如AF、BF、CF、DF的情形;当稀缺性变大时,专用性投资较不容易被敲竹杠,如AG、BG、CG、DG的情形,因为一旦对方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假如双方能实施多轮博弈,则双方就有可能陷入低效率的囚徒困境。
三、合作社盈余分配现状的“专用性—稀缺性”解释
(一)农业与合作社经营中的专用性
随着分工与专业化,农业的产中与产后环节需要越来越多的专用性投资。在生产环节农业面临着:(1)时间的专用性,由于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结合,农业生产周期越长,其农业场地的专用性越大;(2)产品的专用性,产品的物理与化学性质的稳定性不同、市场销售的需求群体不同都决定着产品专用性的强弱;(3)设施设备的专用性,特定的农业生产需要特定的劳动工具和方式,特别是随着现代农业装备水平的提升,农业机械越来越专门化,各类灌溉栽培设施设备越来越高级化,这就决定了设施设备的专用性渐趋强化;(4)人力资本的专用性,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提升,各种农业生产项目之中包含着大量的劳作知识和技术,生产者为此需要进行大量的劳动经验总结、栽培饲养培训,而一旦改作另一种项目的生产,则很可能需要重新学习,提高特定方面的人力资本。在产后环节农业面临着:(1)储运设施的专用性,多数农产品由于不耐储藏,容易变质,需要特殊的储藏和运输设备;(2)加工设备的专用性,农产品在加工过程中,每种产品甚至每个农产品品种也需要特定的机器设备进行加工,以保证所加工农产品的卫生、质量和风味;(3)加工场地的专用性,由于产地与销地往往距离较远,为了减少运输耗费,节约运输成本,农产品加工厂往往建在近产地的农村地区。
(二)农业与合作社经营中的稀缺性
使农业合作社得以运作的各种投入要素包括农产品、资金和技术,农产品要素既是整个生产环节的劳动成果,又是农业合作社经营的中间投入品,它包含了生产环节中的土地要素、技术、劳动和资金。资金是农业合作社开展储藏、运输、加工和营销等一系列活动的基础,有了资金就可以购置和租赁相应的设施、设备和场地,雇佣相应的劳动力。现阶段我国金融机构提供给农民专业合作社及成员的信贷服务太少,而大多数农民的资金又非常有限,资金成为稀缺性程度较大的要素。
农产品市场一般被认为是无差别的充分竞争市场,这种误解是由于农产品的稀缺性价值被低估,农产品的价值有待“被发现”。当前农产品市场的现状是:大路产品、低档产品、普通产品、原料型产品多,优质产品、高档产品、专用产品、深加工产品少。面对当前十分严峻的农产品质量形势,绿色健康的农产品在市场中是稀缺的。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和健康意识的逐渐提高,供方生产不安全食品的技术也不断提高,安全健康农产品的价值必将提升,这就是优质农产品稀缺性凸显的过程。
(三)“专用性—稀缺性”视角的解释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一般运作模式是:农户家庭承担生产环节,合作社承担产后加工、运输和销售环节。农户进行农业生产面临着多种专用性,这些专用性投资由农户自己承担,一旦进行此类专用性投资,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农户就面临着被敲竹杠的风险。如果没有一种可以保护农户专用性投资的机制,农户就没有增加其专用性投资的激励。根据威廉姆森的交易规制理论,由于农业投资的专用性加强,市场治理及其古典契约形式/三边治理及其新古典契约形式必然让位于双边治理或统一治理。专用性投资者为防止被机会主义者侵害的风险,通过契约或拥有控制权,使其专用性投资获得组织租金中相应的分配份额。当农户联合起来组建合作社以保护其生产的专用性投资时,就面临着不同的收益分配方式。传统上合作社的社员具有惠顾者、经营者和所有者三种身份同一性的特征。当各个社员投入合作社的资金、技术都相差不大的时候,按交易额返还的比例大小并不影响社员的最后得益。但目前我国的合作社社员异质性明显,各个社员投入的资金和技术不同,投入较多资金和技术的社员就要求凭借资金和技术获得相应的分配,这时“按交易额返还”的比例便成为各成员分配份额大小的关键。
合作社被认为是一种保护农户专用性投资的有效组织,“减少农业专用性资产准租的消散是农民合作组织存在和发展的真正依据”[15]。尽管如此,专用性仅仅可以推导当事人应该获得某种组织租金的分配份额的权利,合作社的盈余按多大比例进行交易额返还则难以用专用性理论作全面合理的解释。单纯的专用性角度不能解释农业合作社特定分配份额形成的原因,必须同时考虑要素的稀缺性,因为稀缺性要素及其贡献是要素所有者获取分配份额的一种依据。
对于一个合作社来说,为了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必须增加生产环节的专用性投资。而农户增加的专用性投资随着稀缺性变大虽然不容易被敲竹杠,但增加分配份额的要求难以满足,这符合表1中BG、CG的情形。对情形DG来说,因为其专用性投资太大,农户不但不容易变更契约增加分配份额,反而面临着被敲竹杠的风险。稀缺性虽然可以成为一种增加分配份额的谈判力,但这种谈判力却被专用性投资逐渐消解。如何调节专用性和稀缺性之间的紧张?这就需要一种稳定的机制来有效保护农户的专用性投资。合作社章程中明确规定的“按交易额返还”以及“资本报酬有限”的独特分配制度无疑是某种程度上调节生产环节专用性和稀缺性矛盾的有效机制。
随着农产品、资金和技术这三种投入要素的稀缺性变化,专用性投资的保护面临着不同的情形。总之,合作社分配中的“按股分红”侧重于保护产后环节的专用性投资,“按交易额返还”则侧重于保护农户生产环节的专用性投资,“按交易额返还,资本报酬有限”则是希望在生产和产后的专用性投资保护中寻找一个平衡点(见表2)。
四、结语
本文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现状的问题,从专用性和稀缺性角度解释了盈余分配份额的形成机制。合作社的“按交易额返还”是一种保护农户生产环节专用性投资的有效机制;“按股分红”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产后环节的专用性投资。“按交易额返还”和“资本报酬有限”的原则从农业合作社的法律到章程得以固定下来且持续一百多年不变,这无疑证明它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制度安排。“按交易额返还”和“资本报酬有限”以法律或者合作社章程明确规定的制度功能至少包括6点:
第一,激励农户在农产品生产环节的专用性投资。农户也将以可持续经营的策略进行农业生产,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并致力提高农产品的质量,促进土地的可持续经营。
第二,激励农户参与农业合作社的民主管理。因为合作社的经营绩效与可获得分配息息相关,农户将有更多激励参与到合作社的运作中去。
第三,降低农户在农产品生产环节的不确定性。因为专用性投资存在市场风险,一旦投资失败,较高的交易额返还比例能使农户减少损失。当然,成功的专用性投资也只能按照固定的交易额返还比例分配,而不可能马上变更合作社章程提高返还比例。
第四,“资本报酬有限”兼顾了对产后专用性投资的保护,有利于加快农业合作社的发展。“资本报酬有限”是农业合作社的制度创新,它一方面保护了产后环节的专用性投资,有利于加快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对其分配比例进行限制,以免损害生产环节的专用性投资。
第五,以法律和合作社章程的形式将分配份额固定下来,降低了各分配参与者的谈判成本。
第六,政府可以将规定和变更交易额返还和股金分红的比例作为实现其政策目标的工具。当认为应当鼓励农业生产环节的专用性投资时,政府就规定较高的交易额返还比例;当认为应当鼓励农业产后加工环节的专用性投资时,政府就放宽对股金分红的限制。政府的这种规制在某种程度上将扭曲市场均衡的分配比例,是以损害一方要素投入者的利益来鼓励另一方,所以具有公共利益目标的政府又往往会对合作社进行各种扶持,以补偿这种损害。
注释:
(1)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实践中，关于合作社盈余的称谓非常不规范，例如利润、收益、利益等（郑丹，2011），笔者认为合作社成员内部交易“多收”和“少付”的结余部分应称为盈余，但合作社与非社员的交易形成的收入实际上与公司制企业的利润无异。为行文简便，下文对这两种收入都称为合作社盈余。
(2)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按成员与本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返还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交易量是一个数量概念，交易额是一个货币概念，实践中应当明确是按哪种比例进行返还。本文为阐述方便，只提及“按交易额返还”这一比较常用的表达。
摘要：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盈余分配制度的形成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回顾了我国合作社盈余分配的现状及其相关研究,并从专用性和稀缺性的视角对盈余分配形成机制进行解释。研究认为,在要素的稀缺性变化情况下,交易额返还侧重于保护农产品生产环节的农户专用性投资,股金分红侧重于保护资金和技术所有者产后环节的专用性投资,“按交易额返还,资本报酬有限”则是在产中和产后的专用性投资保护中寻找一个平衡点。
社员盈余分配制度 篇2
社员盈余分配制度
一、分配对象。参加盈余分配的人员为持有本社《社员证》的社员。
二、分配核算。合作社在进行年终盈余分配工作以前，财务人员要做好财物清查，准确核算全年的收入、成本、费用和盈余，清理资产和债权、债务。财务核算结束后，向理事会提交盈余分配方案。
三、盈余分配顺序和办法。合作社的盈余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分配：
1、提取盈余公积金。按照章程或成员大会决议规定的比例提取，用于弥补亏损、扩大生产经营或者转为成员出资。若累计有亏损，首先弥补亏损，抵亏后的公积金余额再用于扩大生产经营或者转为成员出资。
2、向社员分配盈余。合作社的盈余经过上述分配后的余额，按照交易量（额）向社员返还，分配比例不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按照出资额、成员应享有公积金份额和国家财政扶持资金及接受捐赠确定为社员的份额向社员进行分配，分配比例不超过可分配盈余的40％。入社不满一年的社员，根据社员实际出资和入社时间，按时间段按比例进行分配。
四、审批程序。理事会接到合作社财务部提交的盈余分配方案后，组织召开有监事会成员、管理人员、社员代表参加的理事会扩大会，听取意见，进一步完善方案，经理事会审核后，提请社员（代表）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执行。
盈余分配 篇3
关键词：强制盈余分配之诉；公司自治 ；中小股东
公司盈余分配制度直接涉及到公司自治与司法适度干预的平衡、公司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的法律关系等诸多法律问题。目前，我国公司法对盈余分配请求权的法律规定存在一定漏洞，缺少对中小股东利益的恰当保护，这种现象在有限责任公司中的表现更为明显。对于实践中发生的日益复杂的盈余分配纠纷案件，应引入强制盈余分配之诉，平衡公司自治与司法干预的关系，充分保护有限责任公司中小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
一、盈余分配请求权受到侵害的情形与原因分析
具体意义上的盈余分配请求权是一种债权，是指公司股东在股东会对有关盈余分配的事项已经做出决定时所享有的分配请求权，目前公司法应更多关注中小股东抽象的盈余分配请求权并提供完备的救济途径以保障该权利的顺利实现。相较于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封闭性、人合性的特点，其股东转让股权会受到更多的条件限制，因此对于有限责任公司中小股东来说，若不在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相关职务，分配公司盈余便是他们获取投资回报的主要途径。
然而，实践中有限责任公司中小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很难得到切实保障，盈余分配纠纷日益频繁。有限责任公司中小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受到侵害的情形及原因如下：一方面，在公司满足分配盈余的法定条件下，处于强势地位的大股东滥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故意不分或少分盈余，致使小股东抽象盈余分配请求权无法实现。另一方面，在公司任职的大股东会凭借其任职机会，以领取高额薪资的方式避免缴纳双重税款，导致公司可供分配的盈余减少，变相侵害中小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中小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将很难得到有效保障。
二、我国现行法无法对盈余分配请求权提供完备的救济途径
目前，我国公司法规定了中小股东可以提起股东会决议无效或可撤销之诉、向第三人转让股权、要求公司回购股权等制度，另外中小股东可以事先在章程中约定盈余分配的事项。因此，有学者认为，当中小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受到侵害时，提起强制盈余分配之诉并不可取，完全可以通过现行法规定的救济途径进行救济。
不可否认，现行法规定的这些制度为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护途径，但面对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资本多数决原则等因素，这些替代性措施的保护只是间接性、片面性的，无法为中小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提供直接性、完备性的救济。例如，寻求救济的中小股东并不一定符合行使退股权需要的严格的法定和程序条件；且在有些情况下，若股东的真实意愿是分配盈余而非退出公司时便得不偿失，更无法获得真正救济。
三、对有限责任公司中小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保护的制度构建
1.强制盈余分配之诉的制度优势
营利性是公司与生俱来的本性和最大特点，而中小股东投资公司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获取投资收益、分配盈余。当公司控制股东滥用权利不分配盈余时，如果中小股东只能通过股权回购、转让、解散公司等较高成本的间接途径才能使自己的盈余分配请求权获得公平救济时，中小股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积极性将大大降低，长期以往将对公司的发展产生不可覆灭的消极影响。相反，如果允许中小股东直接向法院提起强制盈余分配之诉，充分发挥强制盈余分配之诉的制度优势，中小股东则可以较小的成本使盈余分配请求权获得充分的救济，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另外，引入强制盈余分配之诉，可以为不愿选择退出有限责任公司的中小股东提供了一个寻求公平救济的机会，避免控制股东以较低价格不正当获取中小股东的股份、排挤中小股东阴谋得逞，平衡控制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2.强制盈余分配之诉的适用条件
不可否认，对于盈余分配制度而言，公司自治原则应当受到充分尊重，但是现行法对于中小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缺乏恰当的法律保护，必须通过强制盈余分配之诉这一补充性制度进行必要救济，从而有效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盈余分配纠纷，使中小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得到有效保障。
强制盈余分配之诉通过强制分配手段削弱大股东在控制盈余分配方面的权利、强化中小股东的发言权，其虽没有否定公司的自治权，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确实是对公司自治原则的介入，应该严格强制盈余分配之诉的适用条件。首先，公司在符合盈余分配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存在不分或少分配盈余的事实；其次，这种不分配盈余的行为是控制股东恶意滥用权利导致的，而并非基于合理的商业判断；第三，中小股东遭受了利益损失。此外，强制盈余分配之诉介入公司自治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中小股东必须穷尽公司的内部救济而权利尚无法得到保护，以平衡好公司自治和保护中小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两者之间的关系。现行公司法没有对股东的强制盈余分配之诉进行规制使其一大漏洞，需要立法者日后不断完善相关立法。司法者针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盈余分配纠纷要结合具体案件案情，正确认识公司自治与司法干预的关系，弥补现行法律漏洞，做出妥当裁判，切实保护有限责任公司中小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
参考文献：
[1]赵旭东.公司法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华小鹏.论股利分配请求权之诉[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3）.
[3]李建伟，吴东.论有限公司强制分配股利之诉[J].法律适用，2008（8）.
作者简介：
张烨（1992.0～），男，安徽省淮北市人，辽宁大学法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