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人死亡

致人死亡（精选十篇）

致人死亡 篇1

2012年7月15日早晨4时50分，某建筑工地工人李某某感到天气炎热，开工后准备使用一台旧电风扇吹风。由于旧电风扇的电源插头已损坏，李某某截取两根直径为2.5 mm2，长约0.5m的铜塑线，与风扇的电源线连接后，使用绝缘胶布在连接处包裹好作为插头使用。为使铜塑线能插入墙壁电源插座，在铜塑线的另一端剥去绝缘材料30 mm，一切准备妥当后，李某某就先拿起一根电源线插入墙壁电源插座，正准备把第二根电源线插入墙壁电源插座时，工地上的鼓风机吹出来的风把电源线顶端裸露的铜线吹到了他的右胸口。当时，李某某立即倒地。其他工友连忙切断电源，并连忙把他送到医院抢救。由于李某某被电击伤过于严重，虽经抢救，却终告不治身亡。

2 事故原因分析

(1)施工工地接临时电源时，未按照规程要求使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在李某某发生触电时，无保护装置动作跳闸，是导致其触电死亡的直接原因。

(2)李某某明知电风扇的电源插头已损坏，没有找工地电工进行修复，而是采用电力安全规程不允许的方式接电，是导致其触电死亡的重要原因。

(3)李某某的触电方式是所有触电中伤害最重的一种，医生在抢救的过程中，发现触电者右胸口有大面积烧灼伤，还在他的左手上发现一处烧灼伤，判断电流是从右胸口流入体内，通过心脏从左手流出，从而导致其心跳停止。该触电方式是导致李某某死亡的又一重要原因。

3 防范措施

(1)严格执行临时电源安装规定，临时施工电源必须安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在施工现场对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设置有以下规定。

(1) 施工现场的总配电箱和开关箱应至少设置两级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而且两级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额定剩余电流动作电流和额定漏电动作时间应合理配合，使之具有分级保护的功能。

(2) 开关箱中必须设置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施工现场所有的用电设备，除做保护接零外，必须在设备负荷接线的首端处安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3)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应装设在配电箱电源隔离开关的负荷侧和开关箱电源隔离开关的负荷侧。

(4) 开关箱内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额定剩余动作电流应不大于30 mA，额定剩余电流动作时间应小于0.1 s。潮湿和有腐蚀介质场所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应采用防溅型产品，其额定剩余电流动作电流应不大于15 mA，额定剩余电流动作时间应小于0.1 s。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辩护词 篇2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

依照《刑事诉讼法》之规定，受被告人吕才荣及其家属的委托和江苏柯兰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我们担任该起案件中被告人吕才荣的辩护人，参与本案诉讼活动。

在发表辩护意见之前，首先请允许我以辩护人的身份向被害人表示沉痛的哀悼，向被害人的亲属表示极大的同情。这一结果是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不愿意看到的，被告人吕才荣对此也一直后悔不已。开庭前，我们会见了被告吕才荣，对案件经过进行了仔细询问，并认真研读了起诉书、案卷材料等相关法律文书，又参加了今天的庭审，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吕才荣不构成公诉机关所指控的故意伤害罪。同时辩护人认为：从全案来看，被告人吕才荣具有以下法定或酌定的从轻、减轻情节。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现结合案件事实及相关法律法规，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在合议时参考：

一、关于定罪方面，认定吕才荣构成故意伤害罪与现有证据存在矛盾且不充分，属定性错误。

根据《鉴定意见》中所述可见，与被告人行为相关的、并可能值得在刑法上予以评价的、受害人的伤害有两处。其

一、“左颞顶部有一长4.7CM创口”，其

二、“枕部头皮内出血、额骨纵行骨折、左侧前颅窝骨折”。根据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可知：第一处伤害应当是被告人吕才荣用茶杯打击所致；而第二处伤应当是受害人倒地时与地面撞击所致。

1、关于吕才荣造成受害人第一处伤的事实原因及法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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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第一处伤是由被告人的击打行为所致，与被告人用茶杯的击打行为有因果关系。但是这一处伤不应当是致死原因，理由如下：第一、头盖骨是人身上最硬的一块骨头，打击前额的头盖骨一般不会致死这是常识，何况打击的器具只是10元钱买来的普通的玻璃杯，这种杯子能承受的打击力也就是作用于受害人前额的力量，相信这种杯子的承受力侦查机关本也应该可以查明；第二、从鉴定意见对于该处伤的描述来看“左颞顶部有一长4.7CM创口”，可见这一处伤只是表皮创伤，没有伤及骨头，更不用说该处骨头下面的脑部，这伤口与第一点中所阐述的理由倒是可以印证的，即玻璃杯的打击只是造成了“创口”；第三、受害人最终没有爬起来是由于受害人倒地，后脑与地面撞击致其昏迷。但在此之前，在受玻璃杯击打之后，相隔有几分鈡的时间，在这几分钟的时间内受害人与被告人仍在发生争执。因此从这点看玻璃杯的打击不可能是致死原因。

那么“左颞顶部有一长4.7CM创口”这处伤，是否可以构成值得刑法来评价的伤害呢？也就是说是否可以构成轻伤呢？公诉方也没有先关材料予以说明，我们也不得而知。

有危害行为、有损害结果（假设公诉方今后补充证据后能证明构成轻伤）、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这一行为暂时符合了一个犯罪行为的客观方面。但是被告人吕才荣是在什么情况下打击受害人的呢？有几点不容忽视，第一、整个事件的起因是受害人对于被告人劝架这一定纷止争的行为不满，且相隔一段时间后又拦住被告人、质问被告人并首先用拳头击打被告人的头部；第二、被告人用杯子击打受害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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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如下情形：“他（受害人）就用右手卡住我的脖子，我被他卡的很难受，„当时我右手正好拿着一只玻璃茶杯，我为了还击他，于是我用手握住茶杯，挥手向谢其昌头部砸去„”也就是说被告人在这种情况下还击的行为属于是防卫的性质，而且符合手段的相当性以及时间的紧迫性，应当属于正当防卫行为。这一行为应当是一个表面的犯罪行为但是同时又有正当防卫这一客观阻却事由，使得被告人吕才荣这一打击行为具有了正当性，因此不应当被评价为犯罪行为。

2、关于受害人第二处伤的与被告人行为的法律评价

“枕部头皮内出血、额骨纵行骨折、左侧前颅窝骨折”，这一处伤倒是与“原发性脑干损伤及右额、颞叶及左额叶挫伤„”的病理检验结果相互印证的。而这一处伤系“枕部与具有较大接触面的钝性物体（如地面）碰撞所致。”结合受害人倒地后昏迷的事实，这一处伤确应是致死原因。

也就是说在客观方面，死亡的损害结果这一犯罪构成要件是存在的，那么是否有伤害行为呢？从监控录像、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均可以清晰了解到被告人推受害人及受害人是如何倒地的前后过程：吕才荣和谢其昌在被周围的同事拉开后，吕才荣无意与受害人纠缠，走回自己的车子处，受害人又追上来打击被告人，这时被告人吕才荣转过身推着受害人的腹部向前走了几步，受害人突然笔直倒下。刑法上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必须是可能造成了他人人身一定程度的损害的行为，只是一般性的推拉撕扯，不会造成伤害结果的，则不能以故意伤害行为论处。因此，被告人“推”这一行为，客观上不是应当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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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为法律上的伤害行为。

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存疑的。其

一、根据监控录像可见，被告人推力的着力点是受害人的腹部，这一力量基本是一个均匀的力量，而不是突发的力量，受害人是在这一力量作用下后退了一段距离之后，而且倒地时身体的其他部位竟然无任何防护，倒地时身体呈笔直状，后脑部着地。这一切是矛盾的：着力点是腹部, 不应当最后呈笔直状倒地；已经后退了几步的情况下，对于可能的结果不仅大脑应已有意识，而且身体其他部位本能也应当有所防护动作。但是又有一种情况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也就是受害人在倒地时大脑已丧失了对身体的控制能力，已经处于中风的状况。其二，谢其昌入院是的入院记录中显示入院是的血压是高压199、低压101，如此高的时压也是中风的一个显著标志。也就是说，如果受害人倒地前，大脑已经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那么被告人推被害人腹部这一行为与受害人脑损伤死亡也就没有因果关系。而现有的证据并不能排除这一合理判断，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倒可以印证，这一判断的可能。

在客观方面，被告人“推”这一行为客观上不应当被评价为伤害行为，“推”这一行为与受害人脑损伤致死亡的因果关系也存疑。然而同时被告人主观上也没有伤害受害人的故意。在故意伤害致死情况下，行为人主观上应当存在混合罪过形式，即同时具有伤害故意和致人死亡的过失。但本案中被告人推开受害人是不愿意与其继续纠缠，没有任何伤害的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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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导致受害人死亡的这一处脑后伤，不应认定为被告人故意及伤害行为所致，被告人“推”这一行为不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的性质。

二、关于量刑方面，被告人吕才荣具有如下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

1、本案的发生过程看，被害人自身存在重大过错，故应当酌定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首先，本案的起因系被害人无端引起，被害人谢其昌与他人发生争执之后，又对于吕才荣这句 “人家是不是看错车子了” 息事止份之言心生不满。于是被害人与他人发生纠纷结束后，又过了十几分钟，无端走到被告人吕才荣处，指责并用拳头击打被告人吕才荣，在此种情况下，双方才发生争执。

其次，对于最终结果，被害人也有重大过错。双方冲突本已被众人拉开，被告人也欲已离去，受害人仍不罢休，被告人推开受害人本也是避免继续纷争的行为。但到最后出现了所有人都不愿意接受的结果。基于上述事实，辩护人认为被害人对伤害的发生具有重大过错，对于本案的发生被害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最高院量刑指导意见》第4条第2款第4项规定：因被害人过错引发犯罪或对矛盾激化引发犯罪负有责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2、事发后被告人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案件事实，应该认定为自首。根据《最高院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投案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轻重、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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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犯罪较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上或者依法免除处罚。

3、本案被告人家庭经济能力相当拮据，但能主动就赔偿事宜与被害人家属共同努力，尽力使的受害方家属在第一时间获得经济补偿，与此同时被害人也的得到了受害人方家属的谅解。

案发后，被告人家属主动与单位及对方家属联系商量赔偿事宜，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由单位一次性向受害方家属赔偿各项损失近70万元，同时单位保留追偿被告人的权利。再此情况下，被告人吕才荣取得了受害者家属的书面谅解（受害者家属一致请求法院“让吕才荣好好过日子，宽大从轻处理吕才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三条：“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应当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犯罪情节轻微，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需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请法院对此予以考虑。

4、本案被告人认罪态度好，具有明显的悔罪表现。

被告人吕才荣在公安机关侦查和公诉机关审查起诉期间，始终坚持诚恳的认罪态度，积极配合办案人员的工作，从未出现过不如实交代和推脱罪责的情况，更未出现过任何翻供现象。特别在今天的庭审中，被告人能够如实回答公诉人的讯问，态度诚恳，明确表示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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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被告人自愿认罪”程序审理案件的规定：“对于被告人自原认罪的案件，可以对被告人酌定从轻处理。”

5、本案被告人系初犯、案发前没有前科劣迹，曾是见义勇为的好市民。

被告人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工人，自15、16岁就开始工作，同事、群众关系相当好，之前不仅没有过违法犯罪行为，而且热心助人，还曾经是见义勇为的好市民。因此，具有较强的可改造性，能够通过教育改造，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

综上所述，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 “故意伤害罪” 的，证据不足且证据内部存在矛盾，定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希望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若证明被告人构成其他犯罪，也能充分考虑到本案中重轻、减轻处罚的因素，综合考量事件的全程，对于被告人吕才荣从轻、减轻处罚，给他一个机会，使其早日回归社会，回馈受害人的宽容、报答家人的不离不弃。

辩护人：江苏柯兰律师事务所

律师 二0一四年三月四日

乡村医生非法行医致人死亡 篇3

擅自设立诊所非法行医导致产妇大出血死亡。今天，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以非法行医罪判处被告人林玉翠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

某日上午沭阳县东北乡村民高吉元因妻子姚蕓即将生产，携带姚芸的B超单前往林玉翠处欲在此就诊。林玉翠得知姚芸胎位正常，即同意为姚芸接生。当日19时许，高吉元陪同姚芸到林玉翠家。

林玉翠将姚芸安排在不具备任何医疗条件的自家西屋内进行接生。姚芸产下男婴后不久，出现大出血症状，林玉翠在采取多种抢救措施仍未奏效的情况下，方才打急救电话。当日21时许，在急救车辆到来之前，姚芸因分娩致子宫颈破裂、产后大出血死亡。案发后，林玉翠与被害人亲属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和解。

被告人林玉翠是沭阳县东北乡的一名乡村医生。2003年以来，林玉翠私自在家中开设医疗点进行诊疗活动，曾被当地卫生局以“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设立诊所并从事疾病诊疗活动”为依据进行处罚，并责令其停止医疗活动。

法院审理后认为，林玉翠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超出执业范围、执业地点行医，造成就诊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行医罪。案发后，林玉翠能积极赔偿被害人亲属经济损失，依法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致人死亡 篇4

2011年秋, 某县村民凌某在自己开垦的山间农田私自架设约50 m长的铁丝网, 并连接到220 V电压的电源上, 在夜间通上电源, 捕猎野猪、野兔之类的动物卖钱。10月22日黄昏, 凌某再次用私设电网进行捕猎。20时40分许, 同村村民姚某在路过此地时, 碰到了凌某架设的铁丝网被电击倒, 经抢救无效死亡。

2 判决与审理

某县人民检察院遂将凌某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诉, 被害人姚某家属也将凌某和供电企业告上法庭, 要求两被告共同承担40余万元民事赔偿。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凌某在耕地中私设电网, 过失致人死亡, 其行为已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鉴于凌某有自首情节, 积极施救被害人, 并主动赔偿受害人家属22余万元的损失, 取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可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遂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凌某有期徒刑3年, 缓刑4年;此案中, 供电企业无责任, 驳回姚某家属要求供电企业承担民事赔偿的诉求。

3 对凌某行为性质的分析

(1) 私设电网。私设电网是一种严重的危害社会安全行为, 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都作了明确的限制规定, 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相关部门批准私自架设电网, 否则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 未经批准, 安装、使用电网的, 或者安装、使用电网不符合安全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以下简称《刑法》) , 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 非法捕猎。非法捕猎是一种严重的违法犯罪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及其生存环境,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猎捕或者破坏。”《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规定了1 591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其中野猪属国家二类保护动物。案例中凌某在没有取得任何许可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捕猎, 违反了《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的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 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凌某的行为构成了非法猎捕及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此犯罪为结果犯, 即造成了野生动物死亡的后果才负刑事责任, 凌某构成了此罪的未遂。

(3) 致人死亡。案例中凌某私设电网非法捕猎的行为导致了姚某死亡的后果, 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构成要件。《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 依照规定。”这与《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形成了一般规定与特殊规定的竞合, 在这种情况下, 按照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适用第一百一十五条的特殊规定。

4 供电企业无法律责任

在此类案件中, 供电企业不负任何法律责任。首先, 虽然导致姚某死亡的是供电企业的220 V电压, 但供电企业的电力设施并无缺陷, 供电企业在管理中也不存在过失。其次, 导致姚某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凌某私设的电网, 凌某对其有直接的所有权和管理权, 而供电企业对此并无义务也无责任进行管理。再者, 凌某私设电网非法捕猎行为是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根本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损害是因第三人造成的, 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此案电压等级是220 V, 为非高压电导致的人身触电损害, 在性质上属于一般侵权行为, 在确定责任归属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综上所述, 本案在供电企业无过失, 亦无义务和责任, 且第三方 (凌某) 存在重大过错的情况下, 供电企业当然是无责任的。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 篇5

作者：裴宇琼 主任律师

交通肇事罪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本罪所侵犯的犯罪客体是交通运输的安全，是公共安全的一个方面。

客观方面，本罪的客观表现在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安全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这包括几个方面：（1）行为人必须处在从事交通运输活动中或者与正在进行的交通运输有着直接联系；（2）行为人必须是在交通运输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3）必须是发生了重大事故，造成了他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是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治而死亡的情形，依照刑法规定，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主要是交通运输人员，也可以是其他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致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治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

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是过失。行为人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但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到或者已经预见到但轻信能够避免。在前文中，武汉交通事故律师韩飞（预约电话1398-6149-448）阐述了对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中“医疗费用赔偿限额”的理解，今天再来说一下交强险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的相关规定。

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的规定：

一，因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人身损失，交强险的承保保险公司在十一元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即交强险对死亡伤残的赔偿额度为十一万元。

二，上述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不仅仅局限于对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的赔偿，而且还包括丧葬费、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用、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费、康复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住宿费、误工费，被保险人依照法院判决或者调解承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些项目的赔偿。

三，如果机动车事故车辆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则上述死亡伤残赔偿限额由十一万元降为一万一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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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过错致人死亡医院必须担责 篇6

2013年1月22日，席某所在打工单位组织体检，发现其右肺结核，席某于2013年1月30日辞职回老家樟树治病，2月6日至樟树某结核病防治所处就诊，樟树某结核病防治所在为患者作了全身体检后，依据患者从广东带回的生化检验报告单，开了一个月用量的药。3月5日，患者服药一个月后遵嘱来结核病防治所处复查，某结核病防治所仅与患者做了ALT检查，次日患者被告知肝功能正常。3月24日，患者以上腹部疼痛3天为主诉在樟树市人民医院住院2天，于2013年3月26日转入江西省某医院，江西省某医院入院诊断为：1.腹水查因：结核性腹膜炎？2.肺结核。收入消化内科住院治疗，省某医院在得到患者3月27日肝功能严重损害的报告后的第二天开出长期医嘱。患者服药后6天即4月2日出现黄疸、神志不清，于4月3日转入南昌市第X医院，4月8日患者因肝功能衰竭死亡。席某的家属认为，席某平时身体无异常反应，多年以来一直在广东打工，2013年1月经体检发现右上肺结核，在结核病防治所处治疗，其无视患者从广东带回生化检验报告单中总胆红素异常（8.1umol/L）的事实，违反治疗原则，在未给患者复查肝功能的情况下，发给患者抗痨药物服用；一个月后，又只是简单查了一项ALT，对肝功能的其他项目未予检查，又开出了一个月的抗痨药物，这完全违背了结核病防治所“全程督导”的承诺；当患者出现药物性肝功能损害之时，江西省某医院在得到患者肝功能严重损害的报告后，仍嘱患者继续服用抗痨药物，致患者终因药物性肝炎伴肝功能衰竭死亡。为此，席某家属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费用共计459093.02元人民币；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

被告某结核病防治所辩称，原告诉请与事实不符；患者死亡与其诊疗行为并无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所有诉请。

被告江西省某医院辩称，其对患者的诊疗行为符合医疗行为，不具有过错；患者服用的抗结核药物，是入院前自行携带的，其并未另外给予患者其他相关的药物；其对患者的诊疗行为与患者的死亡结果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因此请求合议庭，依法驳回对其的诉请。

法院在审理该案后认为，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江西铭志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赣铭[2014]法临鉴字第0207号法医临床学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表明樟树某结核病防治所与江西省某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一定过错，二者的过错行为与被鉴定人席某损害后果的相关程度为60%（其中樟树某结核病防治所承担45%，江西省某医院承担15%），法院予以确认。故原告要求被告樟树某结核病防治所与被告江西省某医院赔偿经济损失，理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但赔偿标准及数额应依法认定。据此，依法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樟树某结核病防治所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人民币247045.89元；限被告江西省某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人民币82348.63元：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点评】

依据有关法律之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相关问题研究 篇7

先行肇事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情形主要有: (1) 先前肇事行为没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或者虽然违反, 但没有认定其负有事故的主要或全部责任。 (2) 先前肇事行为不具有《解释》第2条第2款规定的任意一种情形。 (3) 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过失, 即该交通事故的发生属于意外事件或者不可抗力事件。在这三种情形中, 行为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如果因行为人的逃逸造成被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 不能认定行为人为“因逃逸致人死亡”, 也不能以基本的交通肇事罪以及“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对其定罪量刑, 而应当结合主客观因素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性质。

在行为人对被害人死亡的主观罪过上, 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只适用于因交通肇事转化而来的故意犯罪, 其罪过形式仅限于故意。 (1) 第二种观点认为行为人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只能是过失, 不包括故意。 (2) 第三种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主观罪过形式可以是疏忽大意的过失、过于自信的过失以及间接故意, 但是不包括直接故意。 (3)

我赞同第三种观点。首先, 行为人对于死亡的结果不可能是直接故意。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并且希望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可以说, 危害结果的发生是行为人所积极追求的。在交通肇事后, 行为人逃逸的目的是逃避法律追究, 并不是直接追求被害人的死亡, 因此在“因逃逸致人死亡”中主观不可能是直接故意。其次, 行为人对于被害人的死亡可能是过失。行为人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对自己的车速、道路情况、以前对被害人的伤势有最基础的判断。因此行为人可能认识到被害人会死亡的结果, 但轻信能够避免, 或者行为人由于疏忽大意没有认识到被害人会死亡的结果, 为逃避法律的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最后, 行为人可能是间接故意, 发生交通肇事后行为人认识到被害人会死亡, 但是为逃避法律追究离开事故现场, 而放任被害人的死亡。

不作为犯罪是指行为人负有某种积极行为的义务, 行为人有履行特定义务的实际可能性而未履行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 在发生交通事故后, 行为人都因先前的肇事行为而负有保护现场、救助伤员的义务, 其有能力履行救助的义务而没有履行, 致使危害结果的发生, 便构成不作为的犯罪。所以对于先行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但是由于行为人的逃逸导致被害人死亡, 行为人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罪。

二、交通肇事罪的因逃逸致人死亡

依据我国刑法的规定, 因逃逸致人死亡为交通肇事罪基本犯的结果加重犯, 但这种规定在法理上存在着不合理性。在结果加重犯中只存在一个犯罪行为, 加重结果是由基本行为所造成的。在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场合, 如果没有产生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结果, 则因没有出现加重结果而不成立结果加重犯。如果出现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结果, 该结果显然不是由交通肇事的基本行为所引起的, 而是由新的独立的逃逸行为所造成的。即使因逃逸致人死亡被认为是结果加重犯, 那也是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结果加重犯, 而非交通肇事罪本身的结果加重犯。交通肇事的行为人在肇事后故意不救助, 是在新的犯意支配下实施的另一独立的行为, 属于另起犯意, 不属于结果加重犯的范畴。按照结果加重犯的成立原理, 加重结果必须由基本行为造成, 且必须是基本犯结果的加重, 基本行为以外的行为造成所谓严重结果的, 不成立结果加重犯。 (4)

三、完善建议

综上, 如果先行的肇事行为不成立交通肇事罪, 但是存在着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时, 行为人将成立不作为的过失致人死亡罪或者故意杀人罪, 依据我国刑法的规定, 故意杀人的, 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过失致人死亡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先行的肇事行为成立交通肇事罪时, 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则会被评价为交通肇事罪的结果加重犯, 被判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肇事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人反而面临着更为严厉的刑罚处罚, 这样的量刑无论从法理上还是情理上都很难以让人接受。

所以, 我认为“因逃逸致死亡”的行为不应当作为交通肇事罪处理, 应当将这种行为纳入到遗弃罪的规制范围, 适当的扩大遗弃罪的调整对象, 即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统一按照单独的遗弃罪罪处理。如果先行的肇事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则应当对行为人判处交通肇事罪和遗弃罪进行数罪并罚。这样就能有效的解决上述所说的法理上的不合理以及量刑上的不公正。

摘要：依据我国现行刑法, 如果先行的肇事行为成立交通肇事罪, 而后发生“因逃逸致人死亡”时, 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 并升格法定刑;如果先行的肇事行为不成立交通肇事罪, 则行为人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罪。这样的量刑显然是不合理不公正的, 所以笔者经过分析认为, 应当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作为单独的犯罪处理。

关键词：因逃逸致人死亡,问题研究

注释

11于志刚.刑法问题与争鸣[M].中国方正出版, 2003:146.

22 黄样青.浅析刑法中的交通肇事罪[J].政治与法律, 1998.4.

33 李洁.析交通肇事罪的罪过形式[J].人民检察, 1998.11.

致人死亡 篇8

一、“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

如何理解“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 刑法理论界对此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 “因逃逸致人死亡”是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 明知被害人不及时抢救会有生命危险而畏罪潜逃, 致被害人延缓抢救时机而死亡。第二种观点认为, “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事实上发生了二次交通事故:已经发生交通事故后, 行为人在逃逸过程中又发生交通事故, 显然刑法将同种数罪规定了一个法定刑。第三种观点认为, “因逃逸致人死亡”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有确定证据证明, 被害人本来不致于死, 却因肇事者逃逸未得到及时抢救而死亡;二是肇事者在逃逸过程中, 再次发生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严重后果。笔者认为, 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理解应遵循刑法上因果关系的判断准则, 因而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 即“逃逸”是因, “死亡”是果, 二者间存在因果关系, 如果受害者的死亡结果超出了行为人已制造的危险结果的范围, 则这一死亡结果客观上不能归责于他。

第二种观点有点欠缺, 它把“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人”解释为“在逃逸中第二次造成交通事故中的人”, 即实际发生了两次交通事故。 (1) 其不符合立法精神, 从刑法第133条分别是对一起交通事故所出现的三种不同情形而加以规定的。对三种情形分别规定的不同的罪状和法定刑。第三种法定刑适用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假若因逃逸 (实为不抢救伤者) 致使被害人死亡 (假若及时抢救, 伤者不会死亡) 。则适用最重的第三种情形的法定刑。这里的“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在同一起交通事故中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情形, 而不是指在逃逸过程中再生事故致人死亡。 (2) 不符合“逃逸”原意。司法解释说“逃逸是指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逃避是针对已经发生的责任而进行的, 如果责任还没有发生, 自然不存在逃避的问题。由此可见, 当连续发生两次交通事故的时候, 肇事者在第一次事故后的逃避行为是针对前次事故而言的。而不是针对后次事故而言的。因此第一种观点是把“逃逸致人死亡”理解为逃逸过程中再生事故致人死亡是不正确的。

第三种观点的第一种情形笔者赞同, 但是第二种情形与上述第二种观点缺点是一样的, 在次不再阐述。

综上, 笔者认为“因逃逸而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肇事以后, 不履行救助义务, 弃被害人于不顾, 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事故现场, 致使被害人因没有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它其既符合立法原意, 又符合逃逸的根本含义, 因此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

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客观方面

把握“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客观要件, 应注意以下两点:第一, 逃逸行为发生在交通肇事罪成立之后, 即逃逸致人死亡的成立必须要以交通肇事的有罪性为前提条件, 也即必须是以基本犯构成犯罪为前提, 这也符合刑法将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来处理的立法精神。第二, 逃逸与死亡结果的因果性;即受害者的死亡与肇事者的逃逸之间存在刑法上的直接因果关系。如果受害人因肇事行为已经死亡, 或者, 虽没有死亡, 但濒临死亡, 即使及时救助也得死亡, 则二者没有因果关系, 不属于“因逃逸致人死亡”。

例如在一起交通肇事中致使一人重伤, 三人死亡:重伤不属于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形;如死亡的三人中有一人是在肇事者逃逸后致使被害人不能及时获得救助而死, 说明逃逸行为和被害人死亡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如果死亡的三人其中第二人是当场死亡的, 则逃逸行为和被害人死亡之间也不具有因果关系;如果死亡的第三人在肇事的当场并没有死而是将濒临死亡, 及时获救也避免不了死亡, 则逃逸与死亡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 因为逃逸致人死亡的前提是必须是肇事者逃逸了致使被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 言外之意, 如果得到救助的话就不会死亡了。

三、“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主观方面

刑法理论界对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主观方面意见不一,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人主观上应当是明知自己的逃逸行为可能会致受伤者死亡, 即在主观上必须是间接故意。第二种观点认为, “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 不能是故意。第三种观点认为, 将“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心理态度只限定在“间接故意”或者“过失”的范围的观点并不符合司法实践的复杂情况, 对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罪过, 不应作简单的理解, 应当既有故意也有过失。具体说, “希望”或者“放任”死亡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都可能存在。

第一种观点不足之处在于:混淆了肇事者的间接故意心理到底是针对逃逸行为还是针对死亡结果, 肇事者对逃逸行为虽说是明知的, 但对死亡结果并不是明知, 而是违背了救助义务害怕承担责任而逃逸的, 肇事者逃逸的主观心态故意、过失都有可能, 因此不能一概而论, 片面绝对。

第二种观点是刑法理论界的通说观点, 我认为不仅仅是过失还应包括故意, 具体理由在对第三种观点评论中。

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是正确的。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 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 其实质内容是交通肇事逃逸和遗弃致人死亡二项内容的结合。交通肇事后, 行为人不履行抢救义务, 遗弃被害人致被害人死亡, 法律规定名为“逃逸致死”, 实为“遗弃致死”。从行为实质看, 单纯的逃逸行为, 显然不能作为故意杀人行为看待。而交通运输肇事后, 行为人在事故面前, 恐惧、胆怯、惊慌失措是很常见的, 为逃避责任弃受害人不顾, 径行逃跑, 发生受害人死亡结果;不管行为人凭经验认为被害人不至于死, 或者不管被害人是死是活都要逃跑;或者希望被害人死去, 这样交通事故案件就不会被人发现;都不影响被害人死亡归则于行为人肇事行为和肇事后遗弃被害人, 导致抢救义务缺失的原因。所以, “因逃逸致人死亡”中故意和过失的心态都存在。并且《解释》第5条第1款明确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 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 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并未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限于间接故意或过失。行为人明知发生了交通肇事, 但为了逃避法律责任的追究, 逃离了事故现场, 这是行为人逃逸的主观认知因素。至于行为人在逃逸之前是否查看了交通肇事的结果, 以及行为人主观上认为被害人是死是活, 均不重要, 只要实际上被害人在事故现场没有死亡, 而是由于行为人的逃逸行为使其没有获得及时救助而死亡, 对行为人即可适用“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罚规定。如果被害人当场没有死亡, 行为人却以为死亡了, 对其仍按“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处罚, 因为事实上的认识错误只影响定罪, 并不影响量刑, 而“因逃逸致人死亡”是量刑的情节, 不是定罪的构成要件。而且, 本罪的犯罪现场往往只有被害人和行为人二者, 被害人处于严重受伤害或濒临死亡状态, 往往不省人事, 根本不可能知道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是否查看自己死亡与否以及受伤程度如何。

参考文献

[1]候国云.过失犯罪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1]候国云.过失犯罪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2]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致人死亡 篇9

诸某, 男, 51岁, 上海市×地人, 1999年5月获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 2003年起在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和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情况下个体行医至今。其间多次被当地卫生局取缔和处罚。

2006年5月4日诸某为外地来沪人员李某诊治, 李某称发热, 心闷, 测体温38.5℃, 咽部充血, 诸某诊断为“病毒性感冒”, 决定用青霉素“抗病毒治疗”。 “青霉素”皮试“阴性”, 在备用“肾上腺素”针剂用完的情况下将 “青霉素”加入 “葡萄糖注射液”中进行静脉滴注, 输液结束后, 诸某还给李某三粒“安乃近片”退热药, 诸某共收取李某手续费和药费24元。其中 “葡萄糖注射液”是购自上门推销的安徽孙某, 该药品生产厂家未获国家有关部门正式批准。次日凌晨2时许李某死于家中, 上海×大学医学院法医学鉴定中心鉴定:李某因注射青霉素引起过敏性休克而死亡。

上海市公安局×分局以涉嫌非法行医罪对诸某刑事拘留, 但经侦察后以“诸某持有的资格证是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资格证书》, 不属于刑法第336条规定的‘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人’”为由, 将诸某移交卫生行政部门予以行政处罚。

2 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诸某符合非法行医罪的主体要件。理由是:诸某仅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 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展个体行医, 属于刑法第336条规定的“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人”。且诸某的非法行医行为造成死亡后果, 应以非法行医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 诸某的身份不构成非法行医罪的主体。理由是, 诸某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就不属于刑法第336条规定的“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人”。因此, 其非法行医行为尽管造成死亡后果, 尚属行政违法, 不构成非法行医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 诸某虽符合非法行医罪的主体要件, 但其非法行医行为与死亡后果无直接因果关系, 不构成非法行医罪。

3 法律评析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3.1 具有医师资格但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人可以成为非法行医罪的主体

从刑法的规定来看, 刑法第336条规定的犯罪主体是“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人”, 而不是“未取得医师资格 (包括执业医师资格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或“执业医师资格”的人。医师执业资格是“医师资格”与“执业资格”的统一, 即只有同时具有医师资格并取得执业证书, 才属于取得了“医师执业资格”[1]。医师资格考试合格, 只意味取得了执业医师资格, 满足了医师执业的条件之一。简而言之, 能否成为本罪的主体, 以医师是否持有执业证书为标准, 而不是以是否有执业医师资格为标准。医师执业资格与执业医师资格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当然具有医师资格的人行医的危害往往会小一些, 但这不能排除其构成本罪主体的理由[2]。从实质上看, 非法行医罪首先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卫生安全, 即社会公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权利;其次是医疗管理秩序, 取得医师资格但没有取得执业证书的人行医, 侵犯了上述两种法益。所以, 刑法第336条规定的“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人”实质上已经包含了取得了医师资格但没有获得执业资格的人[3]。

第二种意见认为, 对于此类非法行医者应给予行政处罚, 如全国人大法工委刑法室黄太云所解释的“已经取得执业医师资格的人, 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的, 或者未向卫生行政部门注册, 未领取‘医师执业证书’或者‘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就进行行医, 只是违反了执业医师法对医师执业活动行政管理的规定, 虽然从广义上讲属于非法行医, 但行为性质仅属于行政违法, 应当给予行政处罚”[4]。

针对这种观点, 从非法行医罪在刑法学理论上的定位分析得出的是恰恰相反的结论[5]。根据刑法学理论, 非法行医罪应该属于法定犯 (亦称行政犯) , 即是指并不违反社会伦理, 由于行政取缔的目的, 根据法律的禁止才被认为是犯罪者。也就是说, 某一行为首先违反了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范, 又由于其违法行为所表现出的社会危害性已达到犯罪的程度, 需要由刑罚制裁, 立法者才将其规定为犯罪, 并予以刑罚处罚, 以表明国家对这种行为更为严厉的否定性评价。法定犯的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为递进的, 即在未构成犯罪时, 应当承担行政责任, 当这一行为构成犯罪时, 刑事责任取代行政责任。《执业医师法》对非法行医行为的规定和刑法第336条第1款对非法行医罪罪状的描述清楚地表明了非法行医罪的法定犯特点。《执业医师法》第39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医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 没收其违法所得及其药品、器械, 并处10万元以下罚款;对医师吊销其执业证书;给患者造成损害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这一条显然是与刑法第336条第1款规定的非法行医罪罪状“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 情节严重”相对应的, 二者共同构成了我国法律对非法行医行为由行政处罚而刑事处罚的完整体系。

从刑法的立法体系上看, 《刑法》规范的是“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在非法行医达到什么程度的情况下才构成犯罪以及应该受到什么刑罚, 它并不决定一个人是否有“医师执业资格”;而决定 “医师执业资格”的只能是相应的卫生技术法律法规, 即医疗卫生管理法律和法规。根据我国现有的医疗卫生法律法规, 医师从事医疗活动的法定条件有:

3.1.1 其必须在依法取得执业许可的医疗机构中, 按该机构法定的科目范围行医。《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不得开展诊疗活动。

3.1.2 医师必须经国家通一考试, 取得《医师资格证书》, 也就是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执业医师法》第12条: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 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但此时医师仍不具备执业资格) 。

3.1.3 《执业医师法》第13条规定了国家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 第14条规定了“医师经注册后, 可以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 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 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资格证书, 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因此, 对于任何想成为执业医师的人来说, 若要取得合法的行使医疗活动的执业资格, 必须具备以上各项法定条件;只有完全符合上述法定的条件, 才能认定其具备了“医师执业资格”, 否则即为“未具备医师执业资格”。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综上, 笔者认为只要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人, 即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人行医, 就可以成为非法行医罪的主体。

本案中, 作为执业助理医师的诸某在案发时并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因此诸某的主体身份符合刑法第336条“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人”的规定。

3.2 非法行医与致人死亡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界定

刑法理论上对因果关系的确定存在多种学说。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以相当因果关系说为通说 (其中折衷的相当关系说占据主流) 。即以行为当时行为人所认识到的特别事情以及一般人能够认识的一般事情为基础来判断因果关系[6]。在因果关系的具体判断方法上, 应该按照三个要件进行判断:第一, 必须存在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第二, 如果没有该实行行为, 就不会有该结果的条件关系;第三, 必须具有相当性。从事特殊行业的人员, 应该以行为人已经知道或者预见到的特别事情为基础[7]。

本案中, 诸某虽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但在技术层面上还未达到执业医师资格的能力, 尚需在执业医师指导下执业;另一方面, 按照《执业医师法》第19条“申请个体行医的执业医师, 须经注册后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执业满五年;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未经批准, 不得行医。” 的规定, 根本无法取得个体行医资格。尽管如此, 他仍在租用房中接诊, 替他人打针、看病, 其行为显然属于刑法第336条规定的非法行医行为。在本案中, 如果没有诸某非法行医的行为, 李某显然就不会出现青霉素过敏而导致死亡的结果。治疗病毒性感冒一般给予抗病毒药物即可, 不必应用抗生素治疗;若检测后诊断为病毒性感冒合并细菌感染, 一般增加抗生素治疗, 可选择注射头孢菌素或青霉素治疗。而选择注射青霉素是风险最大的治疗方案, 可能发生此类迟缓性过敏性休克的情况。诸某为李某诊治过程中违反诊疗常规, 更说明其没有独立行医的能力和对社会的危害性。

如果从大陆法系中刑法因果关系的“原因说”理论研究出发, 也可得出相同的结论。剔除治疗中使用来历不明的“葡萄糖注射液”、不具备一定的医疗设施作保障和备用“肾上腺素”针剂用完的情况下给李某注射青霉素等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中的“条件”之后, 来探讨导致李某死亡的内在原因。如果单纯是由于青霉素过敏性休克至死, 则有意外的可能;但诸某在诊断李某患有病毒性感冒的情况下滥用抗生素 (青霉素等抗生素对病毒性感冒的治疗无效) , 也就是说正是诸某滥用青霉素导致李某的死亡。

因此, 以诸某的经历、案件发生全过程以及法医鉴定结果, 判断诸某非法行医的行为与李某死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4 讨 论

从2005年开始卫生行政部门明显加大了打击非法行医行为的力度, 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但由于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待进一步完善和职责所限, 对此类犯罪案件实施行政处罚力度过小, 没起到应有的威慑力。司法机关批捕、起诉的非法行医犯罪案件都是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 而对于非法行医没有造成病人重伤和死亡, 但情节严重的案件, 司法机关查处的则很少, 这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非法行医犯罪活动。虽然最高司法机关至今尚未就 “情节严重”做出具体解释, 但绝大部分学者都把“曾因非法行医屡受处罚仍不悔改”, “非法行医时间长, 自定收款标准, 乱开药方, 牟取非法利益数额较大, 因非法行医被取缔后又非法行医的”, “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药品、消毒药剂和医疗器械的”等情形归属于“情节严重”的范畴[8]。因此, 诸某虽为执业助理医师, 但既没有注册, 又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且擅自开办医疗机构受过行政处罚屡教不改, 使用未经批准使用的药品等, 其行为就已构成非法行医罪中的“情节严重”。

由于刑法第336条第1款非法行医罪的规定早于《执业医师法》的出台, 对于犯罪主体资格的认定在学术界尚存在争议, 又没有出台最新的司法解释, 使不少即使是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等社会危害较大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也不了了之。

笔者认为, 医师资格体现的相当于权利能力, 执业资格体现的相当于行为能力。只有医师资格而未有执业资格, 应该属于刑法规定的“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人”。其次, 执业医师法是对医师执业资格的专业性界定, 是对刑法适用的技术条件限定, 二者共同构成了我国法律对非法行医行为由行政处罚而刑事处罚的完整体系, 而不应该把它们割裂或对立起来。因此, 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者, 即属于未取得医师执业资格的人, 可以成为非法行医罪的主体。结合上述分析, 诸某非法行医行为与李某死亡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故认定诸某构成非法行医罪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 (第二版)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854.

[2]贾丹丹.关于非法行医罪若干问题的探讨[J].中国医院, 2006;10 (9) :51~52.

[3]吴学斌.退休医师无证行医致人死亡如何定性[J].人民检察, 2005;10:33~34.

[4]黄太云.周兆钧被控非法行医案-如何正确把握非法行医罪的主体要件[J].刑事审判参考, 2006;36 (2) :56.

[5]石磊.论非法行医罪在刑法学理论上的定位[J].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2;5:51~58.

[6][日]大冢仁.刑法概说 (总论) [M].冯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163.

[7][日]大谷实.刑法总论[M].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159.

致人死亡 篇10

一个月前, 因工程需要, 急需拉直部分钢筋, 但又一时找不到专业人员, 便按照他人教授的土办法操作。我将钢筋的一端固定在大树的主树干上, 另一端则挂住自己小车尾部的挂钩, 即把小车当作“牵引机”来使用。谁知, 在强拉中由于钢筋突然脱落、反弹, 将路人胡某击伤, 在送往医院后, 经抢救无效死亡。鉴于我已为小车投保道路交通事故强制险和第三者商业责任险, 在对胡某家属做出赔偿后, 曾要求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给予理赔, 但遭到拒绝。理由是我改变小车用途所导致的伤害, 既不属于交通事故损失, 也不属于保险标的的风险保障范围。请问, 保险公司的说法对吗?

读者:邱芳婷

邱芳婷读者:

的确, 保险公司有权拒绝承担理赔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