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媒体

法制媒体（精选八篇）

法制媒体 篇1

《我随法行》是蓬莱电视台自办的一档法制节目, 以宣传法律知识、普及法律常识为宗旨, 采用析法、释法、说法、用法等手段, 通过对民事、经济等领域相关典型案件之分析, 来传递法律知识, 感悟法律真谛, 记录法制进程, 提高百姓法律素质和用法水平。就像栏目的开场词“断案释法, 辩事明理”和结束语“看法论学发明法, 懂法用法守法”所传达的那样, 《我随法行》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常见的“以案说法”, 具体来说是以“案件叙述+专家点评”为主线, 由案件概况、案件矛盾焦点, 以及案件给人们带来的启示和教育三部分组成, 主持人在节目中提纲挈领的串词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法制节目自身的严谨性和严肃性要求我们必须把好每一个环节的关口, 有一点疏忽, 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 同时呢, 节目还必须做出趣味性和可视性, 让老百姓愿意看。从某种角度来说, 严谨性和趣味性是相对的两个概念, 如何让节目融两者为一体, 努力打造精品, 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一、“实事求是”抓内容

做法制节目, 我们一直都坚信“内容为王”的原则。外表漂亮的确能够吸引人的眼球, 但是, 没有实质的内容只会让人感到失望和反感。根据栏目立足于县级媒体的实际情况, 我们坚持关注地域特色, 贯彻贴近性原则, 尽量选择群众身边经常发生的纠纷和日常生活中最容易出现的法律盲点作为关注焦点, 在已经播出的30多期节目中, 关于借款合同、购房合同的规范签订问题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栏目的指导和服务作用体现了出来, 另外, 一部分受众群体会遇到的离婚纠纷, 我们也有所关注。在国家出台新法律或者新法规时, 我们也及时进行解读, 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 我们就做了两期关于劳动合同法的节目, 取得了比较好的传播效果。

“重民事、轻刑事”是我们在做县级媒体法制栏目时一直遵循的原则, 一方面原因是县级电视台很少遇到情节曲折离奇、较为重大的刑事案件;另一方面是频频报道刑事案件不利于当地的治安稳定, 并且在这方面与央视、省级电视台乃至地级市电视台的竞争能力有限, 所以我们把目光瞄准了老百姓身边家长里短的民事小案件, 尤其重点放在了农村。在农村, 因为不懂法, 把很多本来经过司法程序很简单的纠纷或矛盾复杂化, 因为不守法, 本应通过法律加以解决的事件却要聚众闹事, 这些事件里往往蕴藏着深刻的法制内涵, 我们与乡镇司法所保持良好的沟通的联系, 及时了解农民的法律需求, 对农民做好普法宣传, 解读他们身边的法律问题,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例如, 《我随法行》播出过一期节目, 叫《迟到的证明》, 线索来源于群众的热线电话, 有个普通的农民反映了一个情况, 说他所在的村委会不按照规定和程序给他开证明, 导致他的孩子六个月大了, 还没法上户口, 而原因仅仅是他们家多年前欠了村里一笔钱, 因为种种原因这笔钱一直没有偿还, 当时欠钱的是当事人的父亲, 而村委会主任说父债子偿, 还上钱之后才可以按照规定出具证明, 两方各执一词, 互不相让, 村民有村民的委屈, 村委会有村委会的说法, 最终我们请来了专业律师为双方调解, 从法律的角度分析是非对错, 最后村委会主任同意给当时村民开证明, 避免了矛盾的进一步升级。这期节目讲述了故事的同时还让当事人明白了相关的法律知识,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看似是小事, 但在一些受众心理层面, 对法律常识知之甚少, 我们通过报道这些案例, 明辨曲直, 体现了法制栏目的人文关怀。

二、“解放思想”做包装

一个精品栏目, 内容固然重要, 但包装绝不容忽视。在电视表现手段日益多样、灵活的今天, 包装做不好, 栏目品味就上不去, 也就失去了竞争力。为此, 我们坚持一个观点:做栏目包装, 要有“娱乐至死”的精神。这里所说的“娱乐”并不能狭隘地理解, 更不是低俗, 恶搞, 而是在加强趣味性和可视性原则的指导下, 尝试多种表现形式, 包括拍摄手法, 镜头运用, 后期特技, 充分发挥非线编的优势, 将特技和效果融合在故事的讲述中, 画面的过渡中, 使栏目让人看起来赏心悦目。

《我随法行》栏目每个月有一期特别节目, 叫《平安仙境》, 以刑事案件为主, 在这个特别节目中, 背景音乐的使用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参考了《今日说法》《法治进行时》等成熟栏目的做法, 丰富了背景音乐库, 渲染案件的悬念和紧张气氛, 取得了良好的收视效果。

三、“与时俱进”搞创新

创新是栏目保持生命力的灵魂。法制栏目走上正轨以后, 慢慢地有了一定的收视群体, 交互式的传播方式也发挥了作用, 不少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向我们咨询身边的法律问题, 还有给我们提供案例线索, 希望媒体介入以维护自己合法权利。根据这个情况, 我们及时加入了“律师连线”板块, 建立起栏目的反馈机制和反馈渠道, 通过与观众的交流和互动, 节目基本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

法制媒体 篇2

发挥网络媒体作用 推动法制宣传工作创新发展 ——浅谈法治网站的栏目设计、网站建设等运行机制

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新的工作载体获取信息，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接受，成为继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的更为人们所喜爱的信息传播媒介，具有无穷的魅力。随着法制宣传的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拓展空间有限、发展提升困难、工作成本提高、方式方法简单等问题日益突出，已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如何把法制宣传的“突破口”转向网络媒体，抢抓机遇，高点切入，把网络宣传作为推动传统媒体宣传，多角度、多色彩展示普法工作的重要手段越来越受到关注。如何将这种新兴的信息传播媒体与法制宣传工作有机结合，成为时代发展必然。

如今部分省、市、区、县已建立了自己的法治网站，而且与前几年相比，“空壳类”、“粘贴类”等情况已大大减少。然而，建设法治网站的定位是什么？受众是谁？网站应具备什么功能？还没有形成共识。“北京普法网”开始是司法行政网下面的一个栏目，今年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把“北京普法网”单列出来，依托北京市政府网站“首都之窗网”，申请了独立的英文、中文域名并申请了中文实名检索。“北京普法网”主要下设三个版块，一是法制宣传。二是法律服务。三是工作指导。法制宣传版块有4项：有画说法律、普法网校、专家访谈和法治论坛。法律服务版块有3项：有法律知识测试、法律咨询和法律法规检索。工作指导版块有4项：有法治动态、各类文件、报表、理论研究文章。我们还对大部分省、市、区、县法治网站栏目设置情况进行了浏览，结合北京普法网建设运行等情况，谈谈对法制网站栏目设计、建设的一些看法。

一、目前法治网站存在的主要问题 问题之一：重展示，轻研究

几乎所有网站都突出了展示，且在其中只是罗列了一些工作信息、成果，法律法规查询等，这些是网站不可缺的内容，但不应成了网站的主要内容，而对当前法制宣传工作方式、方法进行探讨研究和在线调查栏目等却只有极少数网站开设。

问题之二：服务对象不明确

网站栏目的设计要立足于为访问者服务。法治网站的访问者是谁？有些法治网站的设计者也许根本没有考虑过。谁会对法制网站感兴趣呢？我认为最关心法治网站的首先是急需法律帮助的人、对法律知识感兴趣的人、负责法制宣传的工作人、法律专业工作者、普法志愿者、法律教育工作者。其次是兄弟单位、上级领导等。栏目的设计必须使这些人感兴趣，使他们能得到想知道的东西，而不能不问对象，凭自己的主观意愿设置栏目，只是把一些自己想告诉他人的内容放入网站。

问题之三：不了解服务对象之需求

栏目设置要服从于服务对象，了解他们之所需。例如，应根据网民对法制前沿的了解需求，网民的学习、工作、生活需求，网民对法律知识的需求，对目前法制进程，普法规划状况了解的渴望，对司法行政了解的愿望，设立“法制论坛”、“在线咨询”、“发表意见”等栏目。然而，目前许多法制网站都没有因服务对象的需求而设栏目。问题之四：缺少交互

交互是网络的重要功能。法治网站既应该是司法机关向外界展示自己的平台，更应该是与外界联系的纽带。然而，大多数网站的设计者缺乏这一理念。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许多法治网站没有网民的空间，只能让网民看，不用网民参与，更没有考虑到让网民利用网来展示他们的才华，发展他们的创造能力。

二、法治网站栏目设计之我见

对于法治网站的栏目设计，我认为应立足于服务，并应体现人文精神。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法治网站可从以下六个方面来设计自己的栏目。

1.展示类。包括“单位概况”、“成果展示”、“队伍风采”、“调研文章”等，有些单位还可以增加如“特色工作”、“业务合作”及“工作理念”等。网站主页上可链接视频文件、3D动画等，这对吸引网民起到了较好的宣传作用，但该栏目设置不宜太多。2.实播类。根据目前的技术水平，把“工作实录”放在网上供访问者网上研讨或下载研讨。如果网站人气旺，这样做就好像召开了一场省钱省力的研讨会，本单位及基层单位人员都可以与来自各地的同行、专家交流探讨。还可以为某一调研课题开一个聊天室，任何参与者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的讨论超越了时间与空间，与传统的座谈、征求意见相比有较多的优点。比如：北京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北京市司法局为进一步加大专业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在首都之窗和北京普法网开办的“专家说法”在线访谈节目。该栏目原则每月一期，重点宣传一部法律法规，邀请一名法学专家和一名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结合本部门职能就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话题与网民进行交流。“专家说法”栏目自开办以来，已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地方税务局和市知识产权局和水务局部门负责人分别就群众关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个人所得税、知识产权保护及水资源保护等方面法律问题，在线与网民进行了交流，受到欢迎。各委办局认为这是宣传部门法和本部门职能的有效宣传形式，因而踊跃参加。今年该栏目已排到12月份。如：市负责人做客“专家说法”栏目后，有很多市民主动向其反映问题，提供相关线索，对政府依法、高效行使职能起到积极作用。“专家访谈”节目是市司法局充分利用现代媒体建立法治宣传平台，为公众提供有效、快捷法律服务的又一阵地和窗口，越来越受到网民的关注和喜爱。

3.资源类。资源分法律法规查询与相关文章检索两大类，目前大部分网站的资源以法律法规条文为主。在大部分网站中，很少有供网民进行网络探究学习（研究性学习）的网络资源。在调查中还发现“调查问卷”与“征求意见”的栏目比较薄弱。应有选择地把一些与网民有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资料信息、指导意见和法律提醒等有关的免费资源和知识收集起来放在网上供网民选用。这既是网民接受普法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使网站建设与应用形成良性循环的必不可少的环节。资源库要经常整理和更新，以使网民能方便地共享优质资源。

4.管理平台类。有没有网络管理平台是反映一个单位信息化程度高低的重要标志。要达到资源整合，提高效率，应建立互通互连，“横向通”：既与各委办局网站法治栏目通。“纵向通”：即与基层单位法治网站通。通过法治网发布公告、通知，传达上级文件，交流部门信息，查询法律资料、远程管理文件等，能使我们的工作更便捷、规范，管理更科学，效率更高。不仅如此，网络管理平台的推广使用，能使法宣队伍尽快地了解和熟悉“数字化办公”、“数字化生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升干部的信息技术素养。

5.交互类。法治网站建设的理念之一是加强与外界的交流。让网民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进行有效的查询、学习与交流，使网民能及时了解到想得到的信息和知识，法制宣传部门也能掌握广大网民的需求和心声，以便有针对性的进行改进和调整，使网民的意见成为我们无形资产，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如有的网站在网上组建了专家学者队伍，邀请法学界人士作为该网的专家组成员，为广大群众提供免费的法律问题咨询，为普法依法治理提供专业视角的高层次法律建议；有的网站在网上开展立法征求意见的活动，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收到了许多意见、建议，并且被人大充分考虑和采纳，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还有的网站在网上开展“网络法律知识月月赛” 和“法制短信征集大赛”活动。不但扩大网站的影响，同时也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网站点击率不断攀升。6.链接类。法治网站是专业法制宣传教育网站，有些信息不必都在自己这里做，而可以通过“链接”来丰富信息。相关的链接应包含“法制新闻频道”、“重要媒体”、“兄弟单位”及实用的专题网站。链接应分门别类，方便网民寻找。必要时可弹出重要链接，如重要提醒等等。

三、法治网站建设中要注意的其他几个问题

网站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一个实用的、人气较旺的网站需要大家的呵护。领导的重视、组织机构的健全、人力的保证是网站成功的必要条件；网站的人文魅力、科学的设计与优美的页面则毫无疑问地显示着网站的品位。在网站建设的具体工作中，以下几个问题应该引起注意。

1.分栏负责。网站建设不光是网站设计者的事。每个栏目都应由该项工作的分管人员去运作，这样才能使该栏目办得有深度、有创意。栏目负责人既是该项工作的专家，也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能在新模式下创造性地工作的探索者。2.统一管理。整个网站应有一个统一的理念、统一的风格，需要统一的管理，包括各栏目的竞赛评比与互相监督。有些资源需要共享，有些工作需要合作，要有专人协调各部门工作，指挥技术人员统一部署，分工制作。

3.及时更新。包括栏目调整和内容更新。时代在变化，工作也在变化。及时调整栏目，以反映不同阶段的工作重心。内容上也必须常换常新，这样才能维持网站的人气，使网站具有生命力。重要的活动、法宣工作的新观点、新思路、新方法等都可以通过网络及时向网民介绍。突出重点，也能使浏览者有常新的感觉。重要的、新的内容也可以采用弹出窗口的方式吸引浏览对象的眼球。

法制媒体 篇3

关键词：新媒体；高校法制教育；创新研究

一、高校法制教育工作现状

从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立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际，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

要培养整个社会的法治意识，必须从每个个体的意识入手，高校正是培养个体法治意识的重要对象。高校具有引领社会的功能，高校的思维，往往潜移默化地左右着社会的思维。高校的教师、学生能够知法、懂法，对于周围人群明法、用法就能够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从而在一定范围内提升社会的法治意识。因此高校是普法工作的重要对象。

目前四川省高度重视“法律进高校”的宣传工作，对于高校普法已有多篇文献和课题支撑，但目前涉及新媒体视角下的普法工作的研究还较少，尚不成熟。

二、基于新媒体开展法制教育工作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各行各业都发生了巨变，而网络对于教育行业的改变相较其它行业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法制教育也还没有充分利用到网络平台进行宣传普及。本文以新媒体为视角，探究法制教育的创新方法。

以西南石油大学在校大学生为对象，采取随机抽查的方式，下放200份调查问卷，了解其对法律方面的知识面，感兴趣的热点话题，以及高频率使用的网络工具。结果显示如下：

1.大学生法制意识亟待提高

在法制意识的自我评价中，仅有10.81%的学生认为自己有较强的法制意识，74.32%的学生表示自己的法制意识仍需提高，13.51%的学生认为自己意识淡薄。在法制教育的重要性中，有83.4%的学生认为法律与自身密切相关，法制教育的开展十分有必要。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学生对于法制教育持积极态度，愿意学习相关知识，但实际现状不容乐观，法制意识较为淡薄的情况普遍存在。

2.大学生法律知识多来源于传统媒体

47.30%的学生是通过电视节目学习法律知识，比起学校学习约高出1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相比学校教育，学生更愿意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学习，传统媒体给了学生一个了解法律知识的有效渠道，许多同学都有过收看“今日说法”等相关栏目，纷纷表示从中获得很多法律相关知识，案例分析的方式也使学生能够有兴趣自主观看，既然传统媒体的教育效果良好，那么在新媒体时代的今天，利用新媒体进行教育宣传也一定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

3.利用新媒体进行法制教育的可行性

对于网络热议的社会热点话题，62.16%的学生表示会去关注，但不参与评论或转发，22.97%的学生表示会关注，并积极参与转发或评论，仅有2.7%的学生选择了不关注。由此可见，绝大多数学生对于网络的热点话题是给予关注的，而这些热点话题很多都蕴含了一定的法律知识，倘若能够结合时事热点，以法律的视角进行分析论述，既能做到公正客观的舆论引导，又能寓教于乐地进行法律知识的教育宣传。

4.QQ、微博、微信三管齐下，做好法制教育创新工作

现在新媒体百花齐放，那么学生最易接受的平台有哪些呢？结果显示，31.58%的学生选择QQ，26.32%的学生选择微博，18.42%的学生选择微信。因此，可以选取以上3个高频率使用的平台进行。对于上述平台上，发布法律相关热点话题，有64.68%的学生表示较为感兴趣并会主动关注，仅有10.81%的学生表示不感兴趣。由此可见，QQ、微博、微信三管齐下能够达到良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三、如何做好法制教育的对策研究

高校都开设有法律基础课，这是针对大学生普法工作的重要平台，除了继续加强法律基础课的建设外，还应当重点针对一些问题进行宣传教育。一是要针对大学生性格养成期间容易出现的问题，发挥法律宣传的警示作用，帮助大学生形成自觉守法的意识。通过普法，使大学生了解一定的刑事法律知识，鼓励大学生通过正确的渠道解决问题，杜绝类似马加爵案件的发生。二是针对大学生面临的就业问题，重点对青年学生进行《劳动法》、《合同法》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帮助大学生在择业中避免纠纷。三是在形式上注重实践性，力求创新。普法宣传可以利用高校法学专业的学生力量，开展法律咨询、模拟法庭等活动。既能提高法学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又增强了普法工作的生动性。

县级电视媒体如何做好法制栏目 篇4

关键词：县级媒体,法制栏目,定位,创新

随着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逐渐兴起,传统电视媒体的垄断地位受到很大的冲击,再加上案例面狭窄、影响受众少等不利因素影响,县级电视媒体中的法制栏目的收视率十分不尽人意,而且很难能够长期维持下去。面对这种不利形式,如何才能发挥县级媒体的自身优势,采制出更多贴近百姓民生,让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栏目,笔者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进行探讨。

1 找准定位,选好题材

法制栏目的设立,其本身意义在于普及法制知识,强化法制意识,在栏目定位时,我们首先要认清谁才是最需要普及法制知识的人。众所周知,在广大农村,基层农民才是欠缺法律常识的主要群体,因此优秀的法制栏目在定位时必须要把着眼点放在农村,用镜头对准群众,把知识带到基层,重点报道好发生在百姓身边的法律纠纷案件,真正为农村百姓提供法律帮助,解决他们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才能够赢得更多受众的认可。

为了切实增强人民知法、懂法、守法的观念,沙河广播电视台于2012年开办《平安沙河》法制栏目。该栏目开播以来,高质量地制作出一批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法制短片,受到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在该栏目的众多采访报道中,值得注意的就是该市桥西办事处兴固村的“说事室”。这个所谓的“说事室”,其实就是村里自设的矛盾调解室,在这里,工作人员通过公正合法的方式,现场将一起农村土地边界问题顺利化解,双方最后握手言和,将矛盾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作为报道者,笔者在客观真实记录调解过程的同时,积极寻找法律事实与老百姓法制意识差距之间的共振点,通过现场采访引导,让围观群众参与其中,让群众自己去判断孰是孰非,真正让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深入人心。该期栏目报道作品《俺村有个说事室》得到了农村百姓的一致好评,让“有矛盾找说事室”这一观念成为兴固村百姓的共识。

2 巧设情景,再现案情

真实性是电视栏目的生命线,法制栏目想要做到真实可信,自然离不开案情的情景再现。生动、逼真地再现案情能够增强现场感,帮助观众同步参与到案件中来。

例如,在报道公安人员侦破案件时,最出彩的亮点就是尽可能地还原真实,无论是犯罪现场还是抓捕现场,如果能够做到案件情景再现,从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升华到描写犯罪分子和公安民警的内心活动,刻画正义与邪恶人性的斗争,进而更深层次地反映公安民警的精神风貌,这样不仅在无形中增强了法制类节目的穿透力和凝聚力,还增强了对观众眼球和神经的冲击感,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过目不忘的电视佳品。然而这种情景再现,并不是绝对的,必须建立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千万不要“为了再现而再现”,这样反而会丢失了栏目本身的教育价值。

另外,在栏目编辑和后期制作过程中,也可以适当设置悬念,让案情发展自然合理并且环环相扣,再加上配合运用现场声和后期特效声,也能达到事半功倍、更好地吸引观众注意的目的。

3 创新载体,化案例为栏目剧

在选题和采访报道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枯燥而又无法情景再现的案例。为了更好地强化案例教育意义,可以在真实的基础上,大胆尝试采用法制栏目剧的方式来展示案例,做到既合情合理,又满足观众的审阅心理。

所谓法制栏目剧,顾名思义就是在栏目中演戏,在戏中做栏目,同时兼具电视与电影的双重本体特性,通过取材于法律案例,讲述百姓故事,让观众从日常生活经历中感悟事理,潜移默化、自然而然地获得法制观念。例如,在报道未成年犯罪、离婚纠纷等案例时,可以适当将案件改写成电视栏目剧本,根据案情的需要,安排专门演员来进行演绎,把观众的视野带到最真实、最合理的生活场景中,在事件的发展变化、矛盾冲突中,真实而又自然地展示案情,最终达到教育观众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栏目剧编排过程中,前提是要做到尊重原始案例,尊重法律常识,注意保护案例相关人员的个人隐私。如果一味追求新奇而忽略栏目本身的教育意义,反而会成为制约栏目发展的瓶颈。

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电视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在法律和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连心桥”,当好这个“连心桥”,是县级基层电视媒体义不容辞的职责。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中,基层电视媒体只有理好思路、把好方向、加强创新,才能够制作出更多符合历史潮流的优秀法制栏目,才能立于市场竞争中而不败。

参考文献

[1]缪健丽.浅谈电视法制节目的策划[J].新闻实践,2005,(6).

[2]廖平儒.试论地方法制栏目的贴近性[J].声屏世界,2002,(8).

发挥电视媒体优势推进法制社会建设 篇5

关键词：电视媒体,优势,法制社会建设

伴随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 进行法律宣传, 实现全民普法, 以推动我国依法治国的步伐, 促进我国社会法治建设的发展。电视媒体作为一个重要的宣传平台具有极大的优势, 尤其是发挥其舆论的职能, 极大地发挥其教育及引导的作用, 以此使得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可以让人们认识到, 电视法制节目是我国进行法律宣传和教育的主要途径, 江苏省盐城广播电视台作为一个地市级媒体, 在法制节目的完善方面进行了努力, 实现普法, 并以多种方式来促进法制节目的创新, 发挥着法制栏目的作用, 将其作为法律教育的重要平台, 推进着法制社会建设。

一、我国法制节目的发展历程

电视媒体作为我国发展较早的媒体, 电视法制节目历经了几个发展阶段, 分别为1980-1993年初期发展时期, 1994-2003年迅速发展时期, 2004年-2015年繁荣发展时期。

(一) 我国法制节目的初期发展时期

1.1980年, 中央电视台创建了《观察与思考》节目, 其特点评论性较强, 也是我国第一个带有法律宣传意义的节目。

2.在1985年上海电视台推出了我国第一个法制节目是《法律与道德》, 这个节目主要有人物专访及案件报道的形式。

3.1989年, 中央电视台开展了法制节目, 即《社会经纬》。

这一时期的我国的法制节目只是刚刚开始, 但是, 明显其发展的势头是迅猛的, 为下一阶段的成熟及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我国法制节目的迅速发展时期

1999年,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的播出成为法制节目发展的一个巅峰, 甚至可以与其他节目一起占领着收视率。这个节目以案例为分析对象, 专家对其进行点评, 观众进行参与两种结合的方式, 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获得了收视上的较好成绩。同时, 中央电视台创制了《法治在线》, 成功将三个板块融入其中, 即“法治聚焦”、“第一现场”、“互动地带”, 观众的反映也很热烈。法制节目以多个角度来剖析法律, 让观众得到了很多的法律知识, 使其可以在生活中规范自己的行为, 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 普法的效果也较为明显。

(三) 电视法制节目发展的繁荣时期

从2004年开始, 我国法制类节目已经以教育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 其特点独特受到了观众的热爱, 以节目创造形式也越来越多, 比如《今日说法》、《一线》、《法律讲堂》、《法制天地》等各种节目。盐城广播电视台也创建了自己的法制节目《7点看法》, 经过精心打造, 这个节目已经成为盐城市进行普法宣传的主要平台, 并荣获中国广播电视协会颁发的2013—2014年度“全国十佳法制栏目”奖。

二、盐城广播电视台法制节目作用的发挥

《7点看法》作为一个法制节目是与盐城市委政法委联合开办的, 节目时长为30分钟, 其节目板块为7点封面、第一现场、7点拍案、记者调查、律师信箱、政法新闻速览等。自改版以来其收视率一直稳定保持在盐城广播电视台自办栏目的最前列, 作为一个重要的普法平台服务着盐城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7点看法》主要以重大新闻事件和典型案例为报道主体, 从法的视角关注民生, 传播法治精神。同时该栏目也为群众提供了法律热线, 以帮助群众解决法律问题。《7点看法》已成为一个具有特色的品牌存在于法律栏目中, 得到了外界的肯定。该节目创建了省级“青少年维权岗”, 并对此展开“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活动, 使其电视媒体的宣传优势得以发挥, 以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为基准, 以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栏目开展了“遵纪守法、崇德向善”为主题的报道, 以作为普法的重要平台, 运用典型的案例来进行普法宣传, 并且将舆论向正确的方面引导, 以传递正能量为主要目标, 以宣传法律知识为基本原则, 以达到公益普法的目的, 这正是发挥电视媒体优势的重要的表现, 也是推动我国法制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在新时期, 社会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之下, 加强发挥电视媒体的优势让观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同时要将还原事件为主要展现形式, 加强新闻的感染力, 并且要坚持走群众路线, 以获得群众的信任, 不但可以促进节目的发展, 同时对法制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结语:

电视媒体的优势发挥直接关系到我国法治社会建设进程的推进, 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法制节目的发展历程, 并且以江苏省盐城广播电视台的《7点看法》为例, 以表现在法制社会建设中电视媒体优势作用的发挥, 为其他法制节目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高一然.电视媒体官方微博的框架比较分析——以新浪微博影响力榜排名前三的卫视微博为例[J].现代传播, 2012, 34 (5) :120-123.

[2]梁英, 毛竹.论灾难性事件中地方电视媒体的报道特征与传播价值——以成都电视台“4·20雅安芦山地震”特别报道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 2013, 34 (7) :163-167.

[3]赖黎捷, 赵红勋.创新与责任:电视媒体生存路径——从2011年电视“娱乐乱象”谈起[J].新闻界, 2012 (13) :22-25.

法制媒体 篇6

财务报告是企业外部投资者获悉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主要途径,是投资者做出经济决策的主要依据,因此财务报告的信息披露对减少投资决策的不确定性,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维护资本市场良好秩序具有重要意义。信息披露是公司与资本市场进行“交流”的唯一有效途径,有利于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督和评价。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减少了投资者所面临的信息风险,降低了公司的融资成本(Francis,2004),减少知情交易和内幕交易的发生概率(陈国辉,2015),对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促进资本市场有效运转具有重要作用。伴随着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大众媒体在人们生活、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为重要的信息中介,媒体在传播信息的同时又发挥着监督职能。媒体不仅有效抑制了管理层盈余操纵,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权小锋,2012),而且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师具有风险警示作用,媒体关注和独立审计的协同治理作用能够显著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李晓慧等,2015)。媒体在督促公司改善经营情况,遏制损害中小股东等不法行为,扮演了“激浊扬清”的角色(孔东民,2013)。作为法律监管外的第四方权力,媒体在我国利益相关者保护较弱的资本市场上发挥治理效率的作用已经得到广大学者的认可(李培功等,2010)。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媒体间的激烈竞争,使得媒体为了占领市场份额和获得商业利益,发挥了监督公司治理问题的重要职能。媒体发挥法律外治理角色,需要借助一定的外在路径,否则媒体治理功能将会失效(杨德明等,2012),媒体监督职能的发挥受到法制水平的制约(郑志刚,2011)。在不同的法制环境下,媒体发挥对公司的治理效应的程度不同,而信息披露质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管理者行为,因此本文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为切入点,研究媒体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本文利用2008-2014年经验数据,在控制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公司外部治理环境,包含公司所处地区的法制环境和媒体负面报道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信息披露质量以及其改善程度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随着我国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新媒体的蓬勃发展,更大大增加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的成本,从根源监督了信息的真实性(王玉珠,2013)。新闻媒体监督是一种“信息披露的再披露”,对解决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发挥对上市公司的监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周新军,2002)。证监会曾公开表示,支持并欢迎新媒体加入信息披露环节;并希望新媒体、市场主体和监管机构能有效合作,推动市场稳定健康发展。Miller(2006)研究发现,媒体通过向资本市场提供增量信息来发挥独立监管者的作用,并且媒体能够通过独创研究报道和广泛转载来最先识别那些拥有大量新闻报道和更高市场价值的公司的会计造假行为。醋卫华(2012)研究表明,在证监会正式介入调查之前,媒体就已经对存在治理问题的上市公司进行了负面报道和质疑,发挥了资本市场监督者的职能;杨德明(2012)基于紫鑫药业造假案例的研究,在显性契约监督机制失效时,媒体能够“变隐为显”,扮演监督者的角色。在充分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媒体是具有较高独立性的监督机制,其监督职能较不容易受到其他关系的制约,媒体能够公正揭发公司的违规行为,通过信息搜集和整理,增加了公司治理问题的暴露程度,如果媒体对公司负面报道越多,越说明公司可能存在财务舞弊、盈余操纵等严重违规行为,往往存在治理问题的公司会通过信息披露来掩盖其违规行为,因而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可能较差。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上市公司受到媒体负面报道越多,其信息披露质量就越差

关于媒体发挥治理效率的作用机制,早在1983年Fame&Jensen研究发现,由于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会使上市公司管理层积极应对新闻报道;Dyck(2002)提出媒体通过声誉机制来发挥治理作用,并存在三种影响声誉的途径。首先,媒体关注通过影响政治家在公众心中形象来促使其改革或有效执行公司法律;其次,媒体通过影响经理人在现在股东或未来雇主心中的声誉来约束其违规行为;最后,媒体报道通过影响经理人的社会声誉来规范其行为。Nguyen(2009)发现,媒体通过声誉来影响经理人和董事会成员的行为。对于我国关于媒体治理角色的实施途径,李培功等(2010)实证研究证实媒体通过引起相关行政机构的介入来完善公司治理水平、保护投资者权益。郑志刚(2011)发现,媒体不仅仅可能是通过引入行政机构介入,同样可能由于对注重声誉机制的经理人形成外部约束实现治理效应的。李焰(2013)首次创造性提出声誉共同体这一概念,认为声誉机制是媒体监督发挥投资者保护作用的根本原因,并存在声誉机制作用效果的差异。行政机构介入只是过程声誉主体向最终声誉主体转移声誉损失成本的一种手段。梳理文献,发现作为资本市场的信息媒介,媒体能够引导社会关注和社会舆论导向,通过声誉机制来发挥治理职能具有更高的解释力。媒体的负面报道会影响公司与经理人在资本市场中的名誉和形象,为了改善资本市场对企业的预期,公司最直接的途径就是信息披露,因此公司和经理人会主动提高未来信息披露质量,来减少与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并且公司受到负面报道越多,公司及经理人的声誉受损成本就越大,其改善信息披露质量的程度也会越高,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媒体负面报道越多,越有助于提高公司下一期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程度

根据金融与法文献,法律对投资者的权利保护对于完善公司治理和促进金融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公司外部法律环境直接影响到公司治理机制的发挥。在我国,由于各地区市场化程度发展不平衡(樊纲等,2003),不同地区的上市公司的外部法制环境也就不同。公司所处地区法制环境越好,越有利于降低控制权私有收益(Dyck,2004,利益侵占水平就越低(吴宗法,2012),降低了舞弊操纵发生的可能性,制度环境的改善能够显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是改善财务报告质量的有效途径(王俊秋,2010),并且上市公司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与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王俊秋,2010)。多年来我国媒体监督深受诉讼之苦,使得媒体在发挥监督职能慎而又慎。在我国,媒体一审败诉率高达63%,而法律制度较完善的美国仅为9%(陈志武,2005)。因此,外在法律监督机制直接影响到媒体监督职能的发挥。对于媒体而言,在法治水平较高的地方,由于媒体监督权力得到法律强制力的根本保障,保护了媒体的独立性,为媒体发挥监督职能提供有利“路径”,因此媒体敢于公开监督上市公司,增加了公司“坏行为”被揭露的可能性。而对于公司管理层而言,地区法制水平越高,投资者法律保护机制越完善,管理层面临的诉讼风险水平越高,面对媒体的负面报道,管理层为了规避未来被投资者起诉的可能性,会停止损坏股东利益行为,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博得投资者好感。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公司所处的法律环境越好,媒体负面报道对未来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程度越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8-2014年深市主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控制变量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依次剔除IPO大于资产负债表日、金融行业公司,变量缺失值样本,最终得到2967个样本观测值。对模型中除解释变量外的连续变量在1%和99%水平上进行缩尾处理,模型统计检验采用Stata12.0软件完成。

(二)变量定义

(1)信息披露质量。信息披露质量采用深市主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考核评级来衡量。考核结果分为A(优秀)、B(良好)、C(及格)、D(不及格)四个等级,分别对其赋值为4,3,2,1,由此得到的变量用Q表示。对于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QChange,采用当期信息披露质量得分减去上一期信息披露质量得分,计算结果为正值,0和负值,分别表示信披质量改善,保持和下降,对其赋值为3,2,1。其中若公司两年的考核等级都为A,虽然两期得分差额为0,但是该公司属于保持了最佳的信息披露水平,所以在该情况下,此类样本的被解释变量取值也为3。

(2)媒体负面报道。本文的媒体负面报道数据来自于CNKI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参考戴亦一等(2011)的做法,选择8份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财经报纸作为报道的来源,分别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和《第一财经日报》进行负面关键词(于忠泊等,2011)全文搜索。然后根据报道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判断是否属于负面报道,统计公司受到负面报道的次数。借鉴相关研究,媒体负面报道Media=ln(负面报道次数+1),为了控制内生性,取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带入模型。

(3)制度环境。采用樊纲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过程》作为参考,以2007-2009年市场化进程指数的均值求出中位数,大于等于中位数的取值为1,即法制环境较好,小于中位数则属于法制环境较弱地区,赋值0。

(4)控制变量。借鉴相关研究,本文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模size(上市公司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股权集中度cr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上市年限age(上市日期距资产负债表日的天数除以360)、公司成长性growth(营业收入增长率)、董事会规模bsize(董事会人数)、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dual(两职合一,dual=1)、盈利能力roa(总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lev、以及年度和行业控制变量。

(三)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假设1,本文构建logistic模型1:

验证假设2,本文构建了模型2: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列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1可以看出,信息披露质量的均值为2.877,中位数是3,标准差是0.633,说明我国深市主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大多处在“良好”评级以上,情况较好;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程度均值为2.133,中位数是2,标准差是0.613,说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大多是处于维持或者提高上期信息披露质量的程度;负面报道次数均值为0.344,中位数为0,标准差是0.582,最大最小值分别为3.689、0,说明上市公司之间受到媒体负面报道的数量具有较大差异;法律环境均值为0.431,中位数为0,标准差是0.495,说明我国各省份法律环境发展情况一般;公司规模、董事会规模各公司分布较为均衡,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盈利能力、资产负债率在各个公司之间差异较大;在我国深市主板上市公司中,有17.2%的公司总经理兼任董事长的职位。

(二)相关性分析

表2相关性分析可见,被解释变量(Q)与解释变量(Media)显著负相关,媒体负面报道越多,信息披露质量越低,验证了假设一;被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mkt)显著正相关,法律环境有利于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被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size、cr1、bsize、roa)显著正相关,公司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集中度、董事会规模盈利能力有利于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被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dual、lev)显著负相关,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资产负债水平不利于提升信息披露质量。此外,各自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均小于0.5,说明回归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注:以上为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限于篇幅,只列示了部分变量。

(三)回归分析

表3第(1)列描述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Media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媒体负面报道与信息披露质量显著负相关,公司受到媒体负面报道越多,信息披露质量越差,假设1得到验证。为了控制内生性,又采用滞后一期媒体负面报道代入模型(1),如第(2)列所示,Meida_lag系数仍然显著为负,假设1同样成立,说明媒体发挥了独立的监督职能,敢于公正揭露公司存在的治理问题。第(3)列列示了全样本下模型(2)的回归结果,Media_lag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媒体负面报道与未来信息披露质量改善显著正相关,假设2得到验证,媒体发挥了治理职能,负面报道有助于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程度;第(4)、第(5)列分别列示了法律环境较差和法律环境较好的情况下媒体负面报道与信息披露质量改善的关系。从分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在法律环境较差的情况下,媒体负面报道与信息披露质量改善程度正相关,但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而在法律环境较好的情况下,媒体负面报道与信息披露质量改善程度显著正相关,并且显著性水平比全样本情况下更高,说明在法律环境较好情况下,媒体负面报道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改善程度的效果更显著,假设三得到验证。

注:*p<0.05,**p<0.01,***p<0.001,括号内为t值

此外,通过控制变量回归分析发现,公司规模越大,信息披露质量越高,说明大规模公司由于受到资本市场更多监督,且为了维护良好市场形象,越有动机提高信息披露质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说明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不断增加,为了博得相关利益者的好感,控股股东遏制了损坏中小股东利益行为,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产生了利益协同效应;公司上市年限越长,其信息披露质量越好;董事会规模与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而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并不利于提高信息披露质量,说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约束了管理层的投机行为,保护了投资者的相关利益;由于公司具有及早公布“好消息”而掩盖披露“坏消息”的动机,因此具有较高盈利能力的公司,其信息披露质量较高,而财务风险水平较高的公司,其信息披露质量越差。

五、结论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是治理效率的重要体现,本文使用2008-2014年深市主板公司为研究样本,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考核评级作为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指标,构建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了媒体负面报道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公司受到媒体负面报道越多,其信息披露质量越差,媒体公正揭露了上市公司的“坏行为”,积极扮演了“看门狗”的角色(2)媒体负面报道越多,越有利于提高公司下一期信息披露质量的改善程度,并且证实媒体通过外部法律环境这一路径更好发挥了治理职能。本文证实了媒体对信息披露具有一定的治理效率,丰富了媒体负面报道与信息披露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媒体作为资本市场的“监管者”,不仅公正揭露了上市公司损坏投资者利益行为,还督促上市公司管理层改善治理问题,保护了中小投资者相关利益。同时媒体发挥治理职能需要有利的途径,因此我们还需要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完善投资者保护法律机制,为媒体更好发挥监督作用提供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醋卫华、李培功:《媒体监督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12年第15期。

[2]杨德明、刘静、赵璨:《媒体监督与财务丑闻——针对紫鑫药业的案例研究》,《中大管理研究》2012年第4期。

[3]李培功、沈艺峰:《媒体的公司治理作用:中国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4]郑志刚、丁冬、汪昌云:《媒体的负面报道、经理人声誉与企业业绩改善》,《金融研究》2011年第12期。

[5]于忠泊、田高良、齐堡垒、张皓:《媒体关注的公司治理机制》,《管理世界》2011年第9期。

[6]李焰、王琳:《媒体监督、声誉共同体与投资者保护》,《管理世界》2013年第11期。

[7]王俊秋、张奇峰:《治理环境、治理机制与信息披露质量:来自深交所的证据》,《当代经济管理》2007年第3期。

法制媒体 篇7

关键词：新型媒体,法制民主化,推进

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电子网络信息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给予人类社会生活浪潮般激烈且深刻的变革,随着智能手机、个人电脑的普及,以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为代表的中国新型媒体以其形式丰富、覆盖率高、推广方便等特点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都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新媒体带来的信息让法制与民主逐渐演变成为一场全民参与的运动,“全民参与、依法制国”已经不是一个高高停留在政府官方行政体系上的概念。

法制与传媒是现在社会的两大公器,有着形如舟水般的联系。一方面,法制实践中所揭示的事实与问题从来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新时代的新型媒体已经不仅仅扮演传播者的单调角色,其所代表的公共意识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法制实践活动。两者在博弈中的平衡关系可以看做是当代国家社会成熟的重要指标。

1 我国法制民主化现状

早在我国战国时期即出现了以法制为核心的治国理念,以商鞅、慎到、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认为法律是治国的不二法门,所谓“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但他们主张的法制完全是为了维护封建君主集权专政的一种手段,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依法治国,必须要实行法制的民主化。在社会主义环境下,法制和民主具有紧密不可分割的关系,法制一旦脱离民主,就变成了专制的工具;而民主假如没有法制化的保障,就变成了纸上空谈。因此我们要保障民主的法制化,更应当确保法制民主化。所谓法制民主化,是指在法律活动的过程当中体现一定的民主原则,主要包括立法民主化,司法民主化和执法的民主化。

1.1 立法民主化

立法的民主化要求在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全程坚持民主的原则,广泛听取民众意见,并在实践中依据民众反馈进行补充、修改和完善。目前在我国的立法进程中,采取了常委会审议讨论,扩大审议法律会议旁听范围等措施来保证立法的民主化。目前我国群众对于立法的参与意识和社会主体意识一般,尤其以“80后”,“90后”为主的年轻社会群体,法律素养和热情有待提高。

1.2 司法民主化

司法的民主化主要是指在司法活动的过程中遵循民主的原则和制度,能够在其中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如辩护、上诉、公审等司法程序应当尽量维护个人尊严和公民权利。例如,在审判方式上确保当事人能够有恰当充分的表达机会,在陪审制度上加大透明公开的力度,吸引和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审判活动。目前在我国的司法活动过程中,人民陪审制度仍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司法审判的公开和透明程度还需进一步扩大,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司法腐败的滋生,消除社会对暗箱操作的疑虑,还能够从侧面提高我国公民法制和司法监督意识。

1.3 执法民主化

执法的民主化是指行政机关在实施执行法律过程当中的民主化。执法民主化并不仅仅指行政机关在执法中避免侵害民众权益,而且还指执法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性。目前我国通过听证、申辩等制度和渠道来保证执法的民主原则。就目前的行政执法现状来看,仍有诸多问题,如存在官僚主义、执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不作为、不正当作为等情况。

2 新媒体及其传播特征

新型传媒是比对印刷媒体、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而言的一个相对概念,是在新通信技术支撑下出现的媒体形态,以微信、微博和新闻客户端为代表,被称为“第五媒体”。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数字统计,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0.3%。在新媒体传媒语境中,普通网民与互联网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疏离,新媒体的服务性和工具性越来越强。新媒体在传播过程当中主要有一下几点特征。

2.1 信息传播速度快、渠道广

网络信息具有易复制特性,其蜂窝状自成节点的传播方式使新媒体成为社会舆论发散的聚集地。便携式智能通信设备的普及,让网民能够摆脱时间、空间限制,随时接受和发布信息。此外新媒体在信息发散功能上的便利性和多样性(例如微博的转发、评论功能),使得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密度宽幅扩散,并且信息的载体变得丰富,包括文字、图像、声音、视频等不同形式。新媒体网络已经成为了社会的“风向标”和“信息阀”,社会公众表达诉求的手段和渠道不断丰富。

2.2 信息受众角色发生转化

美国《连线》杂志曾经对新媒体进行了形象的定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这一概念形象的描述了网络时代受众向自媒体角色的转变。新媒体极低的信息传播准入门槛使人与人的即时沟通和反馈变得方便快捷。信息获取和信息的表达,信息发布和信息返回之间形成了完美融合的闭合回路机制。这意味着信息传播出现“去中心化”的特点,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传播的起点和交叉点,受众的角色可以发生多重变化,信息交流的互动性大大加强。

2.3 信息服务个性化和族群化

过往的传统媒体信息是按照线性流程进行传播的,由于缺乏有效反馈互动机制,内容通常是按照模糊的大众兴趣编排。而新时期的网络出现受众社群化现象,加上多种渠道信息的相互竞争和科技发展,个性化、精准化信息服务成为新媒体传播的主要特征。这种新媒体的个性化内容服务可以基于用户的信息接受、阅读偏好以及社群特征向用户提供选择性信息,大大加强了传播的有效性。

3 利用新型媒体推进我国法制民主化进程

互联网发展下的新型媒体已经成为大众传播的主流,有人说新闻是继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第四权利”,作为当今新闻的主流载体,新型媒体拥有不可小觑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在我国法制民主化的发展进程中,新型媒体对上诉三个法制民主化的维度都可以起到推进增强作用。

3.1 提高公民法制素养

一个国家社会公民的法制素养程度决定了其执法、行法和参与法律活动的有效性程度。提高公民的法制素养,不仅可以使立法、执法人员自觉依法行事,更能使整个社会的普通公民养成法制生活方式,培养其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法制思维,从基础上推进我国的法制民主化进程。在新型媒体的时代环境中,我们可以借助其传播速度快、渠道广的特点,传播法律知识和培养法制意识,用更加生动和个性化的方式,一改传统印象中法律“高高在上”的疏远姿态。特别是对于“80后”、“90后”族群,新型媒体特有的个性化表达方式和语言更具有吸引力,例如微博上“凤凰财经”公共账号就经常以漫画形式生动形象的向公众介绍劳动法,税法等经济法律。微博上的大V账号,公共账号和新闻客户端应当具有提高公民法制素养的社会责任感,这样才能使得公民自觉主动的参与到法律起草、制定、实施等各个环节中来。

3.2 加大司法公开程度

新媒体的普及和应用,为司法公开打开了一扇天窗,加快了司法民主化步伐。司法权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实现正义的手段,透明公开是保证其公平公正的最基本要求。网络直播和微博直播使全民直接参与到庭审过程当中,新型媒体特有的即时评论、转发等互动功能也保障了民众的参与程度。例如,2013年8月薄熙来案庭审微博直播,济南中院综合运用长微博、图片、文字等微博直播形式,回应了社会的知情欲望,6天的微博直播让济南中院和人民网等新浪微博的粉丝猛增至140余万人,开创了新媒体参与案件审理的新时代。《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白皮书显示,截至2015年底,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的总访问量已经达到87.85万人次,中国裁判文书网已经公布的裁判文书已达1448万余份。新型媒体拓宽了司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各级人民法院与时俱进,通过建立政务公开网站、微信微博公共账号、移动新闻客户端等方式公开司法过程,加深了社会民众对于司法的信赖,真正体现了法律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我国所有省份人民法院都应加大力度积极建设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以及执行信息公开三大网络平台。

3.3 实现全民监督执法

以电视、报纸为代表的传统大众媒体有一种官方权威性质的官本位倾向,有学者提出,从法理意义来看,中国大众传媒的官办性质,消弱了公民的监督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像是政府权利的延伸。而在新型媒体环境下,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成为自媒体自由发布、转发、评论信息,互联网已经俨然成为社会舆论交流和集散的平台,为行政执法开辟了一个全民监督的有效渠道,从而加大了行政执法的公开透明和公正性。不同于传统大众媒体,新型媒体可以让广大的人民群众以多种形式、主动积极地实施监督。舆论监督是一种高效有力的监督形式,例如“郭美美”事件中公众在新媒体平台上振聋发聩的舆论监督作用就可见一斑。新型媒体和行政执法机关两者进行良性互动已经成为当前实现行政民主化的主要途径,一方面新型媒体的舆论监督有利于促进执法机关依法行政,另一方面行政执法机关可以通过新媒体提高执法公信力,进而通畅执法活动。

4 新媒体推进法治民主的挑战和对策

新型媒体在全面推进我国法制民主化的进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其特有的传播特征和方式为提高全民法制素养,加强执法监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凡事有利有弊,我们同样不能忽视新媒体传播带来的挑战。

首先,应该尽量避免由于媒体角色错位而带来的风险,尤其在监督行政执法时,要对新媒体角色进行合理定位,谨防由于情绪化和个人原因引起的“媒体判决”和“舆论审判”。特别是微博微信中的大V和公共账号发布者要尽量站在客观的角度进行评价,以真实全面性、公正性、合法性和自律性为原则,在揭露问题中应当有一说一,就事论事,避免管中窥豹和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为了提高转发量和增加粉丝人为地增加事件影响。同时在新媒体的传播中也要注意对当事人个人隐私的保护。

其次,新媒体中存在各类虚假不实信息,借助于网络平台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恶劣社会影响,我国应该在保证言论自由的前提下积极推进新媒体法制建设,通过加强立法,强化执法力度,设立新媒体信息监察机构等措施从根本上缓解虚假不良信息造成的社会影响。此外还应当通过教育、培训、宣传等手段提高新媒体从业人员的基本职业素质,确保新媒体的健康成长,从而使其在我国法制民主化的进程中发挥良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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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法制媒体 篇8

关键词：数字化,电视媒体,市场规制,法制建设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数字技术使我国传媒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同时面临着许多理论与实践的困惑。市场机制的引入强化了传媒的竞争意识, 明晰了传媒市场主体的地位, 传媒与政府、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模式也发生了变化。电视媒体进入数字化时代, 受双效淘汰制、经营收入多样化等外界因素的影响, 电视媒体将会在竞争中出现“消费主义泛滥情况下的节目同质化, 在竞争压力下记者独立精神的妥协, 媒介的文化功能和文化价值的丧失, 弱势群体和地方利益的受损” (1) 等危险。广播电视在中国属于行政垄断产业, 无论是经营有线电视的网络运营商, 还是IPTV的电信运营商, 一般都为国有或国家控股。对于具有公益性的正外部性的行业, 不能完全交由市场来配置资源, 而需要国家对其进行管理和规制。在这样的环境下, 媒体会因外部环境、内部机制等各种原因出现失灵和失控, 因此需要政府作为规制介入者对传媒市场进行规制以提高其运行效率。1990年《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颁布并施行, 我国有线电视事业由此纳入政府规制的轨道。

一、数字化时代电视媒体的市场规制

(一) 数字化时代电视媒体的市场规制特点

“在欧洲双轨制的广播电视市场中, 一方面存在着以经济性规制为主导的商业广播, 另一方面存在着以社会性规制为基础的公共广播, 两者相互制衡, 形成多元化的广播电视市场竞争格局, 并以法的形式保障公共规制的正常运行。” (2) 欧洲广播电视的媒介规制是实行技术中立、政策整合以及公共服务原则, 这些原则是欧洲推进数字化进程的普遍立场, 也是数字化时代欧洲电视媒体的生存指南和发展方向。中国的媒介规制具有复杂性。中国传媒业是向着市场化、资本化方向发展的, 但是媒介资源的国有化却与这样的初衷矛盾和相悖。在“一元体制, 二元运作”媒介格局下, 数字化电视的管理政策也具有它的复杂性。

1.向着市场化、集团化和资本化方向发展。200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 我国媒介产业重组开始进行, 2003年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 提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培育发展市场主体、放宽市场准入等措施, 这标志着中国广播电视媒介向着市场化、集团化、资本化的方向发展, 也标志着面对国内外各种挑战我国媒介业深化改革的全面启动, 此阶段的特点是以市场化为主, 继而开始集团化。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 传媒主体开始以集团化为主, 继而逐步向资本化的方向发展。

但是从之后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可以看出, 中国传媒业始终摆脱不了“一元制度, 二元运作”的体制模式, 在媒介国家所有的环境下, 电视媒体很难真正面对市场, 自负盈亏、自主经营。政府的政策法规大多是从管理和监督的角度, 从媒介的新闻、意识形态宣传等部分领域进行调整和约束。在电视媒体市场化、集团化以及资本化的重组过程中, 需要有更加实质性的适应性的政策法规予以推动。

2.政府主体角色减弱, 市场主体性开始显现。数字化时代的电视媒体是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 其社会主体首先必然是经济的主体。而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和经济逻辑, 无疑构成这个经济中心时代的强势逻辑。政府作为一个机构也可作为被服务者或者说是服务的消费者, 直接获得或接受服务。政府的角色分类有三种——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生产者、提供者和安排者。从根本上来说, 政府的各项法规政策是为传媒市场主体服务的, 它的各项措施和决定必然要适应媒体数字化环境下的生存与发展。

“中国媒介改革是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这种改革实质上是一种制度的变迁与创新, 即用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一整套制度代替、变革与计划经济相关联的制度体系, 而这一过程又恰恰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1) 传媒业引入市场概念以后, 政府逐渐转变了过去经济主体的地位, 而以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督者的身份管理电视媒体, 尤其随着媒介数字化技术的发展, 政府更加关注电视媒体市场主体地位的呈现与市场结构的调整。

3.电视媒体在数字化背景下经济逐渐独立。为促进和规范广播电视有线数字付费频道业务健康发展, 2003年广电总局特制定《广播电视有线数字付费频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试行) 》, 促进和维护有线数字电视用户的切身利益。伴随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和成熟, 电视市场也发生着各种变化, 在国家政策法规的支持下, 电视媒体得以获得经济上的创收和独立。

我国的数字电视主要是通过广告、收费电视节目、节目销售等获取利润。各级政府在维护和强化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基础上, 通过修订决策和规制适度许可资本化, 通过对资本引入的放宽和促进等方式实现电视媒体的资本化。中央政府在2001年8月颁布《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 12月下发《〈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实施细则》。以上两项文件都提到了长期以来一直比较困惑的媒介融资、媒介与外资合作等问题。拥有充分的资本才能实现电视媒体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独立。

(二) 数字化时代电视媒体的市场管理政策路径

目前, 我国的数字电视行业正处于成长阶段, 亟待从市场结构、有线数字电视费用、业务内容等方面完善对广电市场的管理。市场结构的规制是关系到能否建立一个有效竞争市场的重要方面。早在2001年我国无线和有线电视就已经合并, 加上其他行业不能进入, 实际上没有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但我们看到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已经决定“加强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三网融合’”。

1.数字化电视的资金管理政策。有线数字电视要实现整体平移需要大量的花费, 从机顶盒到网络建设再到付费节目的推行等, 消费者需要比传统模拟电视支付更多的费用。收取多少费用、按什么标准收费既能支撑数字电视转换的基本资金, 又不挫伤消费者对数字电视的积极性和忠诚度, 这些问题都需要有合乎实际的考虑和政策。加上运营商在这个过程中承担了很大的市场风险和资金负担, 因此政府还需要对运营商予以相应的补贴来减轻运营商的资金压力。广电总局与国家开发银行在2004年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由国家开发银行放贷扶持试点城市有线数字电视转换, 目前也有个别省市政府出台了对有线数字电视的资金扶持政策, 但力度仍然不够, 仍缺乏一个国家的统一政策规制。

2.数字化电视的内容管理政策。广播电视产业属于网络型的产业, 国家对节目内容的管理一直比较严格, 这是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的需要, 也是净化用户收视环境、获取积极向上资源的需要。随着有线数字电视在我国不断发展成熟, 其提供的业务和内容也越来越多元化, 因此对业务内容的管理需要准确拿捏尺度, 需要政府不断地调整管理政策, 既要维护电视公共性、保障国家信息安全性, 又要适当放松管制, 为处于成长期的数字电视各项业务提供较宽松的成长空间。

二、数字化时代电视产业的法制建设

(一) 数字化法律建设存在的缺陷

数字化把广播电视推到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发展格局大重组的浪头上, 它打破了电视台原有的运行模式, 改变了消费者的思想观念, 为电视台注入了新的活力, 同时也带来许多挑战和冲击。国际上广电领域的法律规制有两个突出的着力点。一是保护文化, 一是发展产业。而在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有关数字时代电视媒体专门的法律文件。数字电视的经营时间先于我国的法律和制度建设, 所以, 尽管国家提出了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相关措施和法律政策, 但力度还偏小, 而且尚未形成完整体系, 这些缺陷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数字电视产业的发展。

(1) 政府规制的法律法规太笼统, 缺乏实施细则。如2005年1月开始执行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有线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管理暂行办法》, 没有具体规定有线数字电视的基本收视维护费的构成, 太过笼统。2008年2月《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颁布, 比较全面地指出了有线数字电视的未来发展目标, 并就优化投融资环境、加强税收优惠支持等方面提出了25项具体的政策措施, 但这些规定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 具体实施实践存在许多缺陷。

(2) 产业融合时代亟待规制融合的实现。以宽带技术和数字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有线电视网和电信的宽带网都可以传播数字电视。在新的《电信法》颁布之前, 我国一直践行的是1999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广播电视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 (简称“82号文件”) , 禁止电信和广电两大行业相互渗透, 这种制度上的滞后严重妨碍了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2008年国务院第一号文件 (国办发[2008]1号) 要求加强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网络融合”。虽然该文件有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数字电视产业的发展, 但并未解决“谁来规制数字电视产业”这一问题。另外, 尽管电信和广电不断融合, 但两者依然在网络和内容提供准入等上有差距, 如何在规制上协调两大产业的相互准入, 成为立法机构需要解决的难题。

(3) 对用户的知情权保护法律缺位。事实上, 用户签订的协议书是主要具有法律效应的合同, 其内容具有一定局限性, 对用户知情权的保护并不合理和充分。数字电视是政府工程, 政府应该通过相应的行政职能和手段充分地让人们了解转换过程中政府、数字电视经营者的做法, 让老百姓知道该怎么配合。在付费获得相关服务之前, 业务相关信息应该向用户做到高度透明, 使用户明确知道自己在这些服务中所享有的权益。这些只有在法律法规上作出明示, 用户的权益才能在消费中获得。

(二) 数字化法律建设路径

广播电视法律法规可以维护民族文化, 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因此在数字化时代生产力飞速发展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 电视媒体法律法规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1.确立电视媒体的目标。在电视数字化以前, 国务院颁布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是我国关于广播电视相关内容的主要法律依据。该法规的重要目的是规范广播电视活动的秩序, 加强广播电视的可持续发展, 促使广播电视行业的法治建设, 以行政法规的形式为国家管理广播电视活动提供法律依据。显然, 在电视数字化浪潮下这部法律已经跟不上电视发展的目标。

“制定《广播电视法》的根本目的, 就是保护人民根据宪法和法律行使有关的自由和权利,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调整由此产生的各种关系, 发展和管理广播电视事业, 使它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 (1) “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下, 立足时代, 结合国情。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 兼顾广电媒体的政治属性、文化属性、产业属性, 保护文化, 发展产业, 顺应和推动文化生产力的发展, 达到政府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高度统一。” (2) 这是电视媒体在数字化背景下要实现的近期目标。数字化时代下电视法应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从长远的角度来说, 可以促进世界文化产业的不断繁荣, 让世界人人都可以享受同等信息和获得知识的权利。

2.促进电视媒体的商业化。传统的电视媒体长期处于一种非竞争的环境中。“经济活动的完全集中管理, 将人们的兴趣引向了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追逐和谋取。市场竞争中可贵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财富的动机, 在政治控制和权力寻求中消融殆尽。” (3)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这种毫无竞争的状态是不适应电视媒体数字化的发展的。所以, 广播电视法的制定、商业化的发展以及竞争机制的完善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电视市场的主体不再是国家和政府, 而是商品所有者也就是私人的企业。在电视市场引入商业和竞争机制前, 要明确市场的主体, 并且给予他们充分的产权自由, 只有拥有独立产权的市场主体才能做出成功的适合市场机制的经营决策, 也才能真正实现企业的创收和赢利。所以法律应该给市场主体一个明确的定位, 并且给予他们相应的独立地位。我们鼓励各电视媒体进行良性竞争, 在法律条文的制定上应要着重加强这一部分的引导。此外, 针对广播电视业如何面对境外媒体的挑战与竞争, 也要求我们从立法上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3.明确公益性电视事业和经营性电视事业。“在欧洲双轨制的广播电视市场中, 一方面存在着以经济性规制为主导的商业广播, 另一方面存在着以社会性规制为基础的公共广播, 两者相互制衡, 形成多元化的广播电视市场竞争格局, 并以法的形式保障公共规制的正常运行。” (4) 我国的出版产业也分为公益性出版和经营性出版, 根据他们的不同特征对其经济行为进行制约和管理。电视媒体在法制建设的过程中也可以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 以法的形式规范经营性电视媒体的运营, 以法的形式保障公共性电视媒体的行为。数字化时代是受众分散的时代, 电视媒体的公益性质是其发挥公共服务的有效途径。国家政府在法律的制定上可以从公益电视媒体的资金管理、行业自律等方面进行规范。政府应该着力为电视媒体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 使其在数字化时代拥有一个更加和谐有序的生态环境。

三、结语

在数字化的冲击下, 传统的电视行业面临着各种机遇和挑战, 市场竞争环境下电视媒体开始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 在这个时候, 法律的制定就变得迫在眉睫。我国除了国务院制定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属于广播电视类的基本法以外还没有一部数字化时代的完整法律。在《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出台以后, 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法规, 使我国广播电视法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这为数字化下电视法的建立积累的经验提供了文本。目前对数字化电视媒体的法制化研究还只能从它的目标、商业竞争化以及经营性质进行分析, 随着数字化媒体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电视媒体的不断成长, 法律化的研究会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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