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文化的生态关系

文学与文化的生态关系（精选十篇）

文学与文化的生态关系 篇1

燕赵文化奠定于战国后期, 当时诸侯争霸列国云起, 因燕昭王和赵武灵王的改革, 使燕国和赵国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 这标志着燕赵文化初步形成。燕赵文化的特征是慷慨悲歌、勇武任侠、自强不息而且燕赵之地长期处于民族冲突的最前沿, 战乱不断, 故救亡图存成为主题, 忧国忧民、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成为燕赵文化的又一大特征。“慷慨悲歌”又称燕赵悲歌, 成为燕赵文化最重要的风格, 这种风格直接孕育出具有“建安风骨”的建安文学。曹操父子虽然不是河北人, 但因长期在河北活动, 其诗文受到燕赵文化的影响和浸染, 极具燕赵风格。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燕赵地域文化的历史和特色, 考察建安文人的主要活动和文学创作情况, 特别是通过分析建安文人的诗歌作品, 从而找出燕赵文化与建学文学之间共同的特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建安文学与燕赵文化的内涵及其联系

(一) 建安文学的内涵特质――慷慨悲壮、清俊刚健

东汉末年, 社会动乱不堪, 人民处于水火之中, 而建安时代的文人心中大多都抱有远大的理想, 都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他们做文章, 写诗, 抒发心中渴望建立一番事业, 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政治热情和信念, 并为之不懈地努力和追求.如曹操以天下为己任, “忧世而治”、“挟天子以令诸侯”, 曹丕则是“唯立德扬名, 可以不朽”, 曹植建永世之业, 流金石之功。王粲是“被羽在先登, 甘心除固疾”等等, 可以看出, 当时的士人的政治热情普遍昂扬而高亢, 形成了那个时代的潮流和理想追求, 洋溢着催人奋发向上, 让人及时去建功立业, 创不世之功的激情, 然而现实却是, 曹操直到去世也没有完成他心中的梦想———统一天下, 所以“慨当以慷, 忧思难忘”, 曹丕虽登上皇帝座, 但并无太多建树, 且英年早逝, 曹植则在被曹丕的软禁中郁郁而死, 建安七子有的死于瘟疫, 有的死于非命。黑暗残酷的现实, 社会的动乱昏暗, 生命的朝不保夕, 都令人绝望而迷失, 现实的环境和美好的愿望之间的巨大反差, 让人对生存的遭遇和生命的意义产生忧患和失落迷惘的感受、不平之气和“壮士不得志于心”的“慷慨”便涌上心头, 让人不吐不快, 所以歌以咏之, 文以述之, 这也是建安文学“慷慨”之气产生的重要原因。

(二) 燕赵文化的内涵特质――慷慨悲歌、自强不息、勇武任侠

燕赵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 并对我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燕赵是战国时期我国北方两个重要诸侯国。鼎盛时期, 它们的疆域北到内蒙古, 东北到辽宁, 西到山西、陕西, 但核心地带则始终是京津冀。广义的“燕赵”, 泛指北起阴山南麓, 南达黄河, 西至太行山, 东临渤海, 包括今天的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以及山西北部、山东、河南的部分地区。狭义“燕赵”, 指今天的河北省。由于今天的河北在战国时分属燕、赵、中山以及魏、齐等国, 其中以燕赵最为著名, 所以河北有燕赵之称。由于燕赵地域相接, 然环境和生活方式相同, 所以形成了风格一致的燕赵文化, 而其明显的特征和内涵特质便是慷慨悲歌、自强不息和勇武任侠

(三) 建安文学与燕赵文化的共同特质

两者都有对生命、对社会、对世事苍凉而深厚的感受, 都产生于动荡不安或乱离惨淡的社会环境中, 两个时代的士人豪杰皆有情有义, 对社会抱有很强的责任感, 都有拯世间百姓于水火之中, 挽救时代危亡的侠义英雄情怀, 且都蕴涵着一种悲凉而壮烈、昂扬奋发、孜孜以求、自强不息的风骨, 一种刚健清俊、抗争和忧患的意识, 慷慨悲壮、不吐不快的情怀, 便形成了共同的慷慨悲歌、自强不息的特征和风格。这种共同的特征和风格使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些联系和相互的影响。

二、燕赵文化对建安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 曹操及其文学创作与燕赵文化的关系

曹操是东汉末沛国谯 (今安徽亳州人) , 并不是燕赵之人士, 但曹操与燕赵文化却有着很深的渊源。首先是曹操与燕赵地域的关系。曹操于建安元年 (196年) 便“挟天子以令诸侯”, 从那之后曹操便在北方大地上建立自己的霸业。建安五年 (200年) 官渡之战的胜利, 使曹操占领了占领幽州、冀、青、并四州, 这其中便包括几乎全部的燕赵之地。同时曹操还在燕赵之地上修建了邺城, 作为丞相府, 魏王府, 也作为处理政务和生活居住的地方。曹操父子不但在这里克群雄, 图霸业, 统一北方, 兴水利, 发展经济, 而且由于广泛招徕人才, 当时北方一大批文学家, 如王粲、刘桢、陈琳、徐干等先后来到邺城, 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邺下文人集团”, 他们聚集在这里, 欢宴赋诗, 直抒胸意, 慷慨任气, 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描写现实, 反映社会现状和百姓的悲惨生活, 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 成就了光辉灿烂、彪炳史册的建安文化, 最后曹操死后还葬在邺城城西。其次, 以曹操诗歌为代表的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具有广阔深厚的现实内容思想感情表达得真切自然不但保持了乐府民歌的本色, 也给人一种慷慨悲凉、激昂豪迈的风骨感和深重的忧患意识以及强烈的进取精神、豪壮的英雄气概, 并用质朴的语言表达了自己永不放弃的建功济世之心, 这些都与燕赵文化的精神内核、文化风格是一致的。曹操“慷慨悲凉”的诗风的形成与其所处的时代的环境和自己的经历有关, 但也有燕赵文化对他的熏陶和浸染。燕赵大地上的自然风物、风土人情也给他提供了许多创作素材, 如巍巍太行、茫茫沧海, 还有著名的碣石山等都成了曹操吟咏、描绘的对象, 同时曹操和其他建安文人在燕赵之地的活动和文学创作, 也促进了燕赵文化的发展和充实。可见曹操的一生及其文学创作活动都与燕赵文化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二) 燕赵诗风对建安文学发展的影响

燕赵诗风是许多人, 包括文人和民间百姓进行创作时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格调, 这也与燕赵文化的慷慨悲歌特征和崇儒尚雅、任侠使气的精神密切相关, 同时燕赵之地的地理位置的边缘性以及所处环境的艰苦性所形成的悲慨情怀以及北方游牧文化和封建儒家文化等精神元素也对其诗风格调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 表现为:献身沙场、建功立业的慷慨情怀, 舍生取义、忧世忧民的任侠豪气, 伸张正义、锄恶扶弱的豪侠精神和抗敌御侮, 建立和平、开明、统一之国家的政治理想, 而这些特征和风格反映在诗歌和文学上便形成了具有慷慨悲歌、正义凛然格调的燕赵诗风, 这种格调同时也反映在先秦古诗以及汉乐府和建安诗歌里。

同时在汉乐府诗歌中也有不少诗篇, 如《战城南》、《有所思》、《陌上桑》、《饮马长城窟行》以及《诗经》中的《邶风》19篇里所用的邶地, 即是后来的燕赵之地, 其中的诗篇则是用燕赵之地的乐调歌唱的诗歌, 其中有送别诗、思妇诗、游子诗、悼亡诗等诗篇, 就属于反映燕赵一带民风民俗、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的燕赵民歌和诗歌, 同时这些燕赵民歌和诗歌也反映出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通过描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和典型感情, 反映现实面貌和时代精神, 这与建安诗歌的关注现实、忧世忧民的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是一脉相承的, 同时燕赵诗风慷慨、凛然的格调和现实主义的传统也对与燕赵文化关系密切的建安文学产生重要的影响。

三、建安文学的发展对燕赵文化的影响

(一) 建安文学的发展丰富了燕赵文化的内容

建安时期是一个政治社会动乱, 文学和思想却异常活跃的特殊时代, 也是一个张扬生命, 重视人生, 发觉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人的自觉”时代。在这期间, 生命意识的觉醒和现实体验的痛苦、沉重互相交织, 建安时代的士人用他们创作的诗歌抒发对人生苦短的慨叹、对艰难世事和百姓疾苦的忧患、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思索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慷慨高歌, 并形成慷慨悲凉、清俊刚健、豪迈激昂的建安风骨。建安文学的这些内容和特质丰富和充实了燕赵文化的内容和精神, 并使燕赵文化得到了升华。建安文人的诗歌作品所反映的思想以及他们自身所表现出的情怀和精神, 使燕赵文化和精神有了更加生动、形象的化身和体现, 从而丰富和充实了燕赵文化。以三曹的诗歌创作为代表的建安文学, 体现出的精神风貌和主题, 如慷慨悲凉, 雄浑古朴的风骨、对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思索、对民生疾苦的忧患、渴望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都与燕赵文化的特质和精神内核相一致, 而且继承并丰富充实了燕赵文化。建安文学中所表现出的“慷慨悲壮”是基于对苦难现实的无奈但又欲改变这种乱离局面建立理想世界而发出的人生慨叹, 而且受到了燕赵文化慷慨悲歌文化的影响, 增加了对社会的责任感、忧患意识和仁人志士的理想抱负, 从而使建安文学与燕赵文化联系得更紧密, 使燕赵文化的内容更为丰富, 增强了燕赵文化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二) 建安文学的发展有利于燕赵文化的传播和继承

曹操《苦寒行》:“北上太行山, 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 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 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 虎豹夹路啼。”描述出古燕赵之地寒冷的气候和多野兽的自然环境, 诗人的抒情与燕赵特有的景色融合而构筑了苍凉的格调, 不但增强了诗歌的表现效果, 同时也传播了燕赵之地的地理环境和燕赵文化。建安时期的诗歌作品充满浓郁的忧患意识以及对国家生存和人民生命的关怀和责任感, 还有面对危难而不屈服的积极参与和敢于奉献的精神。建安风骨则是对燕赵文化和人文精神的概括和诗文上的结晶。自魏晋以后燕赵大地上便形成了一个以继承建安风骨传统的文学创作流派, 文风古朴悲凉、雄浑慷慨, 广大作家通过描写乡野、军旅、边塞的生活来表达忧国忧民的情怀、慷慨强健的志向, 直到清代, 这种文风仍然受到人们的推崇, 千载不绝。建安文学与燕赵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血脉相通, 人文背景亦相同, 融入了燕赵文化和精神的建安文学作为一种更有影响力的载体和文化表现形式使燕赵文化更加长久有效地得以传承和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 建安文学与燕赵文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两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相似, 都蕴涵着悲凉而壮烈、昂扬奋发、自强不息的文化风格, 以及一种刚健清俊、抗争和忧患的意识, 慷慨悲壮、不吐不快的情怀……同时作为一种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 燕赵文化有慷慨悲歌、勇武任侠、自强不息的风格特征, 这对大部分创作活动处于燕赵之地的建安文人和建安文学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或在心理上, 或在文化背景上, 或在诗歌创作的内容上以及文学的风格上, 而使建安文学形成了具有浓郁燕赵文化精神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清俊刚健的“建安风骨”, 同时建安文学的发展也丰富了燕赵文化的内容, 而且使燕赵文化的传播和继承有了更有效的方式和途径。建安文学与燕赵文化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条件下不断丰富和发展, 并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和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出重要贡献。

摘要：建安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因其风格慷慨悲壮、清俊刚健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慷慨”的产生与“壮士不得志于心”, 与当时士人所处的黑暗、战乱频繁的社会环境和民不聊生的现实有密切的关系。随着历史的演进, 建安文学与燕赵文化在相互影响的条件下不断丰富和发展, 并为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建安文学,燕赵文化,慷慨悲歌,建安风骨

参考文献

[1]郁贤皓.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第二卷)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2]刘勰.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3]张作耀.曹操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4]王巍.三曹评议[M].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 1995.

[5]张京华.燕赵文化[M].沈阳:辽宁出版社.1998.10-15.

[6]司马迁.史记[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7.

[7]胡兆量.琼达.中国文化地理概述 (第二版)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文学与文化的生态关系 篇2

儒家倡导“要先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

1.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

儒家的“天人合一”强调的不仅是一种道德观、宇宙观，还是一种生态观。它提出人的生命与万物是统一的，要求自然的生态秩序与人类的社会秩序圆融无碍。“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大河言哉！”（《论语 阳货篇》）这实际上在告诫人们，要尊重和关心这个生命共同体，因为大自然的力量无与伦比，人类不能忘乎所以，应该对自然有敬畏之心；与此同时，人类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要有限度地向自然索取，要热爱和保护我们的家园。

2.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首先，人在自然系统中具有主体地位，是与天时地利相并列的一个要素。其次，人类不要盲目地征服和改造自然，而要“制天命而用之”。第三，对待人和物要有宽广的胸怀。

3.尊重生命、兼爱万物的生态伦理观

“尊重生命，仁民爱物”，儒家把尊重一切生命价值、爱护一切自然万物作为人类的崇高道德职责，人类与自然万物有相同的价值尊严。其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天有好生之德”。万物与人都是天地自然化育的结果，这是天地生生之理的体现，也是天地伟大“仁”德的集中体现。“由人及物，关爱有序”，将仁爱的规范延伸到爱物的领域，把爱护自然万物提高到君子的道德职责的地位，主张宇宙万物与人类和谐发展。

文学与文化的生态关系 篇3

关键词：1930年代；文化生态；理论形态；京派；海派

谈文学不能离开文化，因为“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1}，而文化则是文学理论这一特殊的“精神文明的产物”最为核心的“环境”，因为“文学是文化中的一个部门”{2}。

文学理论的发展根本不可能脱离它所处的时代、社会的文化状况的影响，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1930年代即被人视为与“经济”、“军备”并列的国家“势力”。③

文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它既包括人们的物质活动方式，也包括人们的精神活动方式；既包括客体之自然、社会的世界，也包括主体之情感、心理的世界，还包括人类所创造的知识世界，也就是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所说的“世界1（客体、物质世界）”、“世界2（主体情感和心理世界）”、“世界3（主体创造的精神世界）”。文学及其理论世界自然属于“世界3”，也就是狭义的“文化”世界。作为由文学主体即文人们创造出来的“世界3”，其存在形态为前两个世界的社会生态状况所决定，亦即由社会客观因素（经济、政治、教育、历史等）和主体经验因素（艺术素养、审美趣味、创造能力等）所决定。

一

1930年代的中国文化生态极不平衡，其主流文化形态以城市文化形态为主，因为广大农村教育出奇的落后，民众基本上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文艺的创作、传播和发展主要是在城市区域内进行。该时期（1938年抗战爆发以前）中国的文化重心是上海、南京、北平（现在的北京）三座城市。南京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因而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上海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国际城市，是当之无愧的经济、金融、贸易文化中心；北平虽然在政治上比不了南京，在经济上比不了上海，但在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力量上却远远高于南京，也高于上海，是当之无愧的学术文化中心。这种地域经济、政治、学术的三分格局，在1930年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及形态表现上打下了鲜明的印记，这个鲜明的理论印记表征就是南京文学与学术的乏弱以及上海“海派”与北平“京派”的对立。

作为政治中心的南京，其文学与学术何以乏弱？这与政治中心环境下的思想和言论自由限制过多有关。在这样的区域，文人自然不敢放肆，理论领域里的探索不敢乱越政治的雷池。1930年代的国民政府由于军事强人掌权，其政治模式还基本上停留在“军政”阶段，蒋介石本人又十分崇信法西斯主义，在他直接掌控下的京畿之区，作为国民政府的政治中枢，意识形态管制较严，言论自由十分受限；即使在文艺领域，官方也给文人们制定了大大小小的政治紧箍。这种政治环境不可能不影响文人的创作与思想，不甘受约束的文人都选择了政治意识形态大逃亡：持不同政见的左翼文人跑向上海，自由主义文人北上北平，南京所剩的也就是一些想吃官饭的平庸文人。在此情形下，南京文学界不可能在理论上有什么作为。自古以来，凡政治意识形态管辖过严、政治标准第一且评价标准单一的时代和国度，精神领域必然萎缩，各种理论的发展必然走向穷途末路。

上海和北平的文坛出现“京派”和“海派”的对立；主要是因两地各自的地域文化生态而起。两地不同的文化生态，陶铸着两地的文化精神和文学风气，从而导致两地文人在创作文体、创作风格、艺术追求上的巨大差异。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古典主义文学的影响，北京的文人群体追求高雅、纯正、理想的艺术境界和人生旨趣；受殖民主义统治影响下的商业投机习气影响，上海的文人群体追求“名士才情”、“商业竞卖”。当然，这只是就地域文化的整体精神而言，不能一概而论。“京派”与“海派”概念的提出者沈从文对此说得也十分清楚：“海派作家及海派风气，并不独存于上海一隅，便是在北京，也已经有了人在一些刊物上培养这种‘人才’与‘风气’。”{1}因此，“京派”与“海派”的划分，其逻辑依据不是地域，而是文人禀有的艺术价值观。

抗战以前，中国文艺界的精英集聚区域主要是北平和上海；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文艺精英大批南迁，桂林、昆明、重庆都曾经成为1930年代后期中国的文化、文艺中心城市。战时的中国一切以抗战为目标，偶有的理论争鸣与批评也都与战时政治有关，因此，谈及该时期的文学批评与理论，时间上以抗战以前为主，地域上以上海和北平为主。事实上，1930年代文学领域的批评、论争和知识探讨，也主要发生在抗战以前的上海和北平。

先看当时上海的文化生态状况。19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最为特殊的一个区域，这一区域的特殊性在地理位置、经济状况、政治环境等各个方面均与众不同。

从自然位置上说，上海地处长江口，交通便利，航运发达，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抗战以前，上海在行政区域毗邻国民政府首府所在地南京，属于国民政府治下的亚政治中心区域；抗战以后，南京陷落，成为汪伪政权的首府所在地，上海又成为日伪统治区的一个亚政治中心区域。抗战爆发以前，国民政府治下的上海并不是一个主权城市，因为它有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租界”区域。“租界”享有独立的政治和司法权，成为国民政府治下区域的政治飞地。无论是“共产党”、“第三党”还是其他政治反对势力，只要逃到租界内，就可以安然无事。以法租界为例：“30年代初期，最为突出的是国民党各派系、共产党及其他进步人士，在法国当局的‘中立’政策下，把法租界作为政治舞台而激烈较量”，“根据中法条约，法国领事对法租界的法国侨民拥有司法裁判权，一般称为领事裁判权，由领事法庭行使司法权。同时，法国领事还攫取对租界内华人的司法审判权”，“根据该条约，法租界当局不承认南京国民政府颁发的《治安紧急条例》，因此，在客观上减轻了对中共和进步人士的迫害。”{2}多重政治空间给多重政治势力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既藏污纳垢又藏龙卧虎的上海因此成为各种势力尤其是国共两党政治、文艺的博弈中心：它既是左翼文学的大本营，又是民族主义文艺的集结地。

从经济状况上说，上海因其特殊的自然和政治地理位置成为西方资本家在远东投资的最佳场所。上海的工业、企业、金融、贸易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其经济发达程度超过日本的首都东京，是一个典型的国际化、现代化的大都市，其娱乐和消遣条件也比国内其他大城市高得多。这里是花花世界、销金之窟；只要有钱，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在这里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从发展历史上说，上海有较长时间的殖民历史。受西方人价值观的影响，上海人在经济上喜欢投机，在政治上倾向自由、民主，在商业活动中喜欢冒险投机，在日常生活中喜欢放纵和刺激。西方殖民统治影响下的铜臭飘飞、人欲横流，上海人早已司空见惯。受此影响，上海形成了注重实用、势利的精神传统。在这个十里洋场，很少有人能够出淤泥而不染、见金钱而不眼开，也很少有人能够不趋时媚俗、追新逐奇。

1930年代的上海，其政治与生活上的多元、混杂特征必然影响文学的存在和发展。上海的商业环境给许多那里漂泊的文艺青年提供了谋生之路，以至于对“海派”文学的商业气息十分反感的沈从文也一度说：“北京不是我住得下的地方，我的文章是只有在上海才写得出也才卖得出的。”{1}左翼文学家正是“看中了文学的政治作用，更看中了上海，于是用租界作根据地，用文学刊物作工具，与三五小书店合作，‘农民文学’、‘劳动文学’、‘社会主义文学’、‘革命文学’……等等，随之产生。租界既是个特别区域……商人目的又只在赚钱。与同业竞争生意，若投资费用不多，兼有相当保障，为发展营业计，当然就将这些名词和附于名词下作品，想方设法加以推销。”{2}同样，那些留学归国的前卫艺术家，他们秉持的先锋文学意识，在上海找到了现代派文艺的试验场域。这一时期，上海文艺界的商业化、政治化、前卫化、通俗化等数重特征，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形成的。而“海派文学”的滋生，正是以此为文化背景。

再看1930年代北平的文化生态状况。和上海相比，当时的北平是另外一番文化光景。该时期北平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现代化③程度与上海相去甚远：“与上海适成对照的是，30年代的北平经济基本上处于工业化以前的状态。除了电车以外，大部分北平人几乎没见过现代机器和现代化的生产关系。该城仅有的一点点工业大部分是一些分布在该市各处的以计件工作为基础的小工厂车间。”{4}以1933年的情况为例，国民政府官方发布的《中国工业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在全国12个主要城市之中，“北京工业……大多规模小、资金少，设备简陋、技术落后”{5}。到1935年时，北平的“工业始终没有长足的发展，由于聚集了大量的消费人口，城市商业以及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远比工业要快，据1935年统计，在全市资本总额中，工业资本仅占到5.62％，商业、金融、服务业资本占94.38％，其中商业资本占到50.58％。依然是以消费商品为主，而且其中粮食和副食品还是占主要部分”。{6}这些统计数字表明，1930年代的北平虽然是一个大都市，但决不是一个现代化城市，因为社会现代化的硬指标之一就是科技和工业生产的现代化。在政治方面，自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平的政治中枢位置自然失去。然而，经济、政治的边缘化并没有导致北平文化发展中的边缘化。抗战之前的北平，其文化综合实力堪称中国的中心。

北平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原因有多种。一是现实原因。国民政府虽然定都南京，但因其政权不稳，它一时还顾不上文化建设，许多重要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仍然留在北平，这就使北平的文化生产力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军地位。二是历史原因。从明清两个朝代再到初期的民国，北平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其文化发展已历数代，积淀已久，底蕴丰厚，其精神地位一时还难以动摇。三是文化自身的原因。文化世界的建构与发展，与物质世界的建构与发展规律并不一样；在物质世界的发展中，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机器设备、实验器具马上就能投入使用，高楼大厦马上就能建造成功。文化的发展过程较之物质世界的发展要缓慢得多，它需要薪火相传，靠一点一滴积累而成；其成也缓，其败也慢，不会随政治改变而立即随之改变。国民政府虽然定都南京，但也不可能用几年时间就把南京改造成一个文化大城；北平积累了数百年的文化，同样，也不会因首都的迁徙，大厦将倾，成为精神领域里的破落户，此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当然，京派和海派文学理论形态的差异还受制于京沪两地文人尤其是自由主义文人和左翼文人出身和教育背景的差异，也就是文学理论生产的主体世界差异，这种主体世界的差异隐然折射出现代外来文化与中国社会秩序的双重影响。从文学理论生产主体的教育背景来说，京派的自由主义者留学背景多为英美。英美国民价值理念奉行独立、自由、平等，政治变革喜改良而不喜暴力革命，尽管美国是以暴力革命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的，但这个国家与英国文化渊源关系毕竟太深，因此在政治理念上多与英国趋同。海派中的左翼文人大部分留学日俄，俄国政治革命当时是“正在进行时”，日俄两国虽有宿仇，却并没有影响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日人在政治理念上多受俄人熏染，苏俄革命思潮对日本影响极大，共产主义思想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苏俄政治与文艺思想多由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传入中国。从政治出身来说，留学英美者多出身大户人家，而留学日本者多出身草根阶层。大户人家多是“被革命者”，即无产阶级的“革命对象”，而草根出身的文化英雄则深受被压迫被剥削之苦，自然极力主张革命。

二

上海、北平在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物习俗等文化生态方面的差异，以及文学生产主体世界的差异，这两者是如何影响文学生产状态，从而影响文学理论形态的？客观的文化生态是如何通过主体情态对文学理论形态生成造成影响的？弄清这两个问题，对理解1930年代文学理论形态生成的文化生态根基及其互相关系至关重要。在我国的学术环境中，人们习惯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强调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尽管从口头上承认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但在实际问题的分析中，往往不敢对意识的作用展开分析，生怕被人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从文化创造的实际情形来看，主体在精神文明的创造过程中的作用非常关键；“吾心就是宇宙”、“意之所在便是物”，从精神创造的角度来说，这些命题确能成立。如果不是站在决定论的角度，而是站在实践论的角度考虑，在文学领域里，意识的确能创生“物质”：文学作品的虚构形象、文学理论的设计模式，一旦通过相关手段物化出来，就能成为人类创造的第二世界。在1930年代，上海、北平的文化生态通过影响文学主体的下述成分，从而形成相应形态的文学理论：

一、文化生态影响理论主体的集居状态。上海是一个巨大的工业、商业、金融、贸易城市，又有租界这样的特殊政治——地理空间，它既能给政治受迫害者提供一个安全的栖居之地，也能给普通人提供较多的生活和就业机会。所以，早在19世纪末，四面八方的人就源源不断地涌入上海，虽“沪上开销之大，……而四方之人犹源源而来者，以上海所谋之事多也”。{1}如果“混在杭州城里，一万年也不会有什么机缘。上海是通商口岸，地大物博，况且又有租界，有什么事，可以受外人保护的”。{2}这虽是小说家语，却也是1930年代大量涌入上海之众生真实的想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上海是金融冒险家、商业投机者的乐园，也是下野高官、失意政客的寓居之所、持不同政见者的避难空间；是先锋艺术家的实验之地，也是文学爱好者的谋生之所。京派作家沈从文也曾一度漂泊上海，尽管沈氏对沪上文坛的政治性质和商业气味极为反感，但他对上海本身的生活环境却十分怀恋，他在给友人的通信中强调：“北京一般朋友都劝我住在北京，他们在这里倒合适得很，各人在许多大学里教书，各人有一个家，成天无事大家就在一块儿谈谈玩玩。我怎么能这样生活下去？我心想，我一定还得回去，只有上海地方成天大家忙匆匆过日子,我才能够混下去。”③为什么年青的沈从文只有在上海“才能够混下去”？因为上海数百万人口之中，绝大多数都是低收入的贫民阶层，上海娱乐场所虽多，他们能够去的地方实在有限，于是，大报、小报的花边新闻、桃色事件、文艺副刊等，成为底层民众茶余饭后的主要娱乐对象。写稿件、赚稿费成为有文字写作一技之长的青年们的主要谋生方式，沈从文、曹聚仁、徐懋庸、谢六逸等不同理论倾向的文学青年，在1930年代文坛上都十分活跃，报上曾有专文称沈氏为“多产的沈从文”{1}。文学市场拉动文学消费，文学消费推动文学生产，文学生产的增长吸引更多的文艺之士走向文学创作，文学创作中出现的种种良与不良现象，必然诱发相关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反思，这是文学领域必然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二、文化生态影响理论主体的经验形态。两朝古都与现代新城、慢条斯理与行色匆匆、余韵悠长与机器轰鸣：这就是1930年代北平与上海适成对照的文化生态图景。两种文化生态图景的差异实质上是传统手工文化与现代工业文化的差异，也是两种生活经验状态的差异，“京派”与“海派”的对立正是建立在这种差异状态下文人经验形态的对立。借用德国现代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观点，传统手工文化的特点是“闲适”，现代工业文化的特点是“震惊”。手工文化属于“经验文化”，现代工业文化属于“体验文化”。“经验”是指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为基础的淳朴生存状态，“体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遭到破坏，信息取代感觉与想象、冲突与对立取代和谐、机器支配人的生活状况。“经验”与“体验”的对立与冲突实际上是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工业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两种文化的对立意识集中在沈从文为代表的“乡下人”文化心态中。谈到“乡下人”或“都市里的乡下人”这种说法，一般人都熟知沈从文的“乡下人”宣言{2}，其实在1930年代，京派作家中作出这种思想表述的不止沈从文一人。李广田自称：“我是一个乡下人，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就是现在，虽然在这座大城里住过几年了，我几乎还是像一个乡下人一样生活着，思想着，假如我所写的东西里尚未能脱除那点乡下气，那也许就是当然的事件吧。”③李健吾在评论李广田的诗文时则说：“我先得承认我是个乡下孩子，然而七错八错，不知怎么，却总呼吸着都市的烟氛。身子落在柏油马路上，眼睛接触着光怪陆离的现代，我这沾满了黑星星的心，每当夜阑人静，不由向往绿的草，绿的河，绿的树和绿的茅舍。”{4}京派文人普遍存在的“乡下人”心态，实际上是京派文人的生活经验形态在创作或批评上的一种理论折射，一种美学层面的理论还乡意识，这种理论还乡意识的表现，就是京派文人在批评与理论上的诗化风格的追求。{5}

三、文化生态影响理论主体的创造心态。地域文化生态对文学理论形态的影响，1930年代的鲁迅已经洞察到这一点：“‘京派’与‘海派’，……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6}鲁迅所说的“居处”，其实也就是地域文化环境，而他所说的“作家的神情”，则是指作家、批评家的创造心态。上海的文人大多生存比较窘困，许多人都有过居住狭小、昏暗、通风差、冬冷夏热的“亭子间”的经历，在那种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文人没有条件平心静气地从事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在那个殖民化、商业化的社会里，生存是文人的第一法则；而要生存下去，只有两条路可走：堕落或走向反抗。大部分文艺青年走向了政治激进之途，他们深知：“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7}，更为符合自己的生活实际和心理需要。一心为生活抗争奋斗的文艺家只顾得了当下，当然没法“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自然，那种深入细致、富有学理的学术论文在上海文坛根本没有生存的土壤；上海文坛所能产生的理论形态，也只能是一些零零碎碎，难见系统。北平远离政治中心，没有花花世界的喧嚣与骚动；虽然其商业水平也相当发达，但影响不了文人的生活水平，因为北平的文人都是生活处境优裕的教授、学者，他们没有上海穷文人的生活窘境，能够静下心来，一门心思搞学问；他们对文学问题的思考多是从文化精神的层面来考虑，其理论设想大都建立在人类生活常态这一暗含的假定之上，政治意识不强，很少从时局出发去考虑问题。他们谈天说地，谈生活，谈文化，“什么都谈，只除了政治”{1}。“纯正”{2}的审美趣味、高蹈的文学理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事实上也只能在这种文化情态下才能生成。

三

与平、沪两地的文化生态、文人情态相对应，京派与海派两个地域文化派别所生产的文学理论也表现为文体与逻辑两个种类的差异。

理论文体形态的差异表现在：海派文人中的左翼文艺家因贴近政治、立场左倾、心态浮躁、情绪偏激等原因，坐不住冷板凳，其理论见解常常是以杂感、小品、随笔等文艺作品的形式体现，左翼批评家的理论文章虽也有长篇大论的学术论文，也都近长篇文艺政论；京派文人大都为学贯中西的学者，如上面提到的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等人，他们大都在高等学府供职，远离政治与商业，远离杀戮和恐怖，商业领域里的经济危机、政治领域里的腥风血雨，似乎都与他们无关。所以，他们能够安居于自己的象牙塔内，谈审美，论距离，讲象征，说趣味，构制长篇大论的学术论文，即使批评文章，往往也洋洋洒洒，钩深致远；至于专门的学术论文，更是探赜索隐，旁征博引，立论沉实，理足服人。

“京派”与“海派”文人在文学理论的逻辑形态建构方面，其精神差异更大。

海派中的商业主义者，如张资平、叶灵凤之类的人物，其写作目标就是生活目标——赚钱享乐，而不是艺术，这类文人在文学理论上毫无建树，因为他们深知：高头讲章的理论文章根本卖不出去，换不成金币。

海派中的左翼文人大多是职业革命家，在上海那样的商业环境里，他们从事写作一方面也要顾及挣钱，但更主要的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因而，其写作的根本目标是政治而非金钱，那当然也不是艺术。左翼文艺家所建构的文学理论特质不在于科学性而在于政治性和斗争性，因此，左翼文学理论一般体现为意识形态话语；即使与纯文艺知识相应的讨论，也往往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最终成为思潮形态。

京派文人大都幽闭于高等学府的三尺讲堂和自己家庭的书斋，他们衣食无忧，不用像艺术领域中的商业主义者那样为金钱而奔波，自然，作为“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③，他们也没有左翼文艺家的革命冲动。从日常生活到精神活动，京派文人都比较讲究秩序，追求典雅和厚重，讲求趣味和水平。他们关注的是艺术自身的存在与文学知识的传授，他们对相关文学的探讨往往出于纯粹的知识与理论兴趣，以及对于文学艺术自身深深的迷恋，他们在文学领域里的理论研究成果，成为较深层次的知识形态。

当然，在纷然芜杂而又丰富无比的事实面前，任何逻辑概括都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所谓“京派”与“海派”之说，也只是从两个地域的文学精神与理论形态的总体状况概括而言，理论上的实际存在情况却常常是“斩不断，理还乱”。以象征主义诗歌理论而论，左翼文人穆木天与现代派诗人李金发可谓标准的“海派”，然而，他们在探讨象征主义诗歌理论时，十分严肃认真，李金发的诗论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商业主义市侩之气，穆木天的诗论也没有左翼理论家常有的机械左倾之弊。

文学与文化的生态关系 篇4

关键词：新时期,心理小说,中西,文学,文化

心理小说的繁荣成为了新时期显著的一个特点。传统的中国小说是重情节的, 而心理小说是注重心理结构的。心理小说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 将笔触直达人物的心灵深处, 表现人的潜意识。总体来说, 新时期的心理小说是在与西方文化与文学的交流中产生的, 尤其是西方哲学和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心理小说的影响极为深刻。同时, 新时期的心理小说对西方文学又不是完全的照抄照搬, 而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 中西合璧所结成的硕果。

一、王蒙意识流小说与西方意识流

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 中国文化界有了欣欣向荣的发展。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已经被席卷到世界文学的巨大浪潮之中。新时期心理小说的大范围出现便是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进行交流、碰撞的结果, 这是一种新的探索。最先表现出这种探索的是以王蒙等为代表的一些作家。王蒙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意识流形态的小说首先做出了大胆的突破, 他摒弃了传统小说的情节化模式, 转向了叩问自我主体的心灵空间。王蒙借鉴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思想和手法, 在作品中采取内心独白、时空交错跳跃等方法, 用心理结构的手法对人物的内心活动进行了描写。《春之声》是王蒙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是写工程物理学家岳之峰出国考察后乘火车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时沿途的所思所感。它没有贯穿全篇的故事情节, 主要借助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心境、联想和下意识的活动, 反映出社会生活和人的心灵。小说从情节来看时间跨度很短, 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却跨过了三十余年。小说开头伴随着火车启动“咣地一声”, 主人公进入了自由驰骋的联想中。他从车身轻轻颤抖、人们在轻轻摇摆想起了童年的快乐;从车轮撞击铁轨的噪音想到当时的一首流行歌曲《泉水叮咚响》;从车上熙熙攘攘的人想到一九四六年的学生运动…这些大段的内心独白和自由联想构筑在一起就形成了这篇标新立异的心理小说。

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是对西方意识流小说的一种借鉴和创新。“王蒙的‘意识流’既是对西方意识流的借鉴, 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心理描写的继承, 它剔除了西方意识流的阴暗的、消极的、直觉的因素, 是理性的、积极的。”[1]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有着中国的特色, 小说在探索人物内心的同时一般都体现着一种对改革开放后中国未来的信心和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在小说《蝴蝶》中, 蝴蝶是报春的使者, 象征着希望。“尽管祖国的大地承受着太多的苦难, 春天仍然是祖国的春天, 山的春天, 人的春天。”主人公张思远最终经过对自己心灵的自审后找到了自身的存在价值, 并坚定要为党和人民贡献力量。在《春之声》中, 主人公由一位青年妇女学习外语的情形联想到了青春时代的活力, 从收音机播放的《春之声圆舞曲》联想到了“如今每个角落的生活都在出现转机, 都是有趣的, 有希望的和永远不应该忘怀的。”体现出作者满怀希望的情怀。

王蒙的探索是对新时期小说的一个重要贡献。从王蒙的意识流小说这一“奇葩”开始, 当代小说开始了超越现实表象的写作走向, 那就是深入人性和心灵的创作里程。

二、“性压抑”小说与弗洛伊德主义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把人性制约在一个共同遵守的规范准则里面, “性压抑”由此而生。在传统的文学创作中, 人性是一块禁地, 新时期文学人性意识的觉醒是一个重大的超越, 并成为作家创作的一种自觉性。到80年代中期, 当代文学对人内心的探索到了性的方面, 个人的欲求、尤其是性欲得到了彰显, 心理小说在这一阶段以抒写性爱为主要内容。

新时期的“性压抑”小说深受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弗洛伊德主义把性看成是不受任何物质制约的自我意识或自我生命的内驱力和本质, 推论一切快感都直接或间接地和性有关。这种与艺术源于生活相悖的本能说, 对当代作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 “新时期文学又绝非弗洛伊德理论的简单演绎, 而是给性爱渗进去强烈的理性意味, 将其作为对时代、文化和道德批判的手段。”[2]

在张洁的《爱, 是不能忘记的》中, 各自陷入无爱婚姻的“我”的母亲和老干部压抑的爱了二十多年, 他们受着封建传统道德的强大束缚而不能在一起, 想追求本能的欲望却又心有所念。母亲那些题着“爱, 是不能忘记的”笔记本子中记录着她多年来苦恋的内心感受, 在这上面她和他倾心交谈, 母亲压抑的内心世界就是这样被展现出来的。“我们曾经相约:让我们互相忘记。可是我欺骗了你, 我没有忘记。”当老干部死后, 母亲绝望失落的心境通过她的日记直接表现了出来:“你去了。似乎我灵性里的一部分也随你而去了。”作者通过这一曲爱情的悲歌指出如何清除传统道德的束缚和压抑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张贤亮的小说把性欲作为人性的一个重要部分来写, 从“性”的角度揭示出生命本能的需求。同时张贤亮并没有局限于对性的描写上, 而是通过这种描写重在展现一种理性的思考。《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用自白的方式阐述了一个在身体和心灵上都出现萎缩的章永璘的内心世界, 展现人的潜意识。性的饥饿、精神的困顿时时困扰着章永璘, 作品中用自白的手法写到了他对性爱的渴望, 将章永璘在压抑中挣扎的内心世界袒露的表现了出来:“有一股力量在我身体里剧烈的翻腾, 促使我不是向前扑去便是往回跑。但是, 身体外面似乎也有股力量钳制着我, 使我既不能扑上去也不能往回跑。”这是章永璘初次目睹黄香久洗澡时的心理感受, 包含着他本能的冲动, 也有着不自觉的控制。这种对本能的压抑最终导致了主人公扭曲的人格。总的来说, 这篇小说打破了当代文学“严肃”的局面, 也为后来女性文学对女人“私密”的大胆描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很多学者指责张贤亮作品中对性的描写, 但事实上, 张贤亮笔下的性是健康的, 是具有理性色彩的。

三、挖掘女性内心深处的女性心理小说与女权主义

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社会一直是男权社会, 女性地位比较低。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化和文学理论被不断引进, 当代女性作家开始全面觉醒。心理小说发展到这一阶段, 成为对女性内心的深入剖析, 甚至对女性的“私密”开始进行大量描写, 表达着女性意识、女性观念和女性追求。

新时期的女性文学受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 表现女性的自然本能和潜意识, 对男权意识进行抗辩。但同时, 新时期的女性作家们并没有局限在西方的女权主义中, 而是结合着多种创作艺术手段, 反映中国当代的社会特征。到了90年代, 女性作家已经开始有了独立的写作自觉性。其中, 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一些女性作家具有典型女性主义特征的私语化倾向, 自白也成为她们常见的表达方式。

陈染的《与遐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以主人公寂旎的幻想贯穿着全篇, 将寂旎的内心世界全部展露了出来, 以寂旎个人的体验方式来表现女性寻找理想男人的梦想。陈染的其他作品像《私人生活》、《嘴唇里的阳光》等也都是以一种内心独白体向读者敞开女性神秘的内心世界, 对女性的心理做出了大胆的剖析。

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是这一时期心理小说的典型代表。《一个人的战争》从引言开始就向读者敞开了心怀:“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这意味着女人的一切是自己的, 不是附属于男人的, 充满了女性独立性意识。作者在小说中采用了回忆式的叙述方式, 通过作者的个人记忆追述了一个女人精神和心理成熟的过程。技巧上, 小说没有明晰的线性时间结构, 这不仅突破了时空的限制, 而且作者可以以此随意地挥洒记忆的碎片。这种看似杂乱、散漫的写作结构是融入了意识流小说的写作技巧。内容上, 作者将主人公多米的一切所思、所想、所闻和所见全都一览无遗地表现了出来。多米回忆的内容十分生活化, 她从小到大所看到的、想到的或者自身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带着多米内心深处的自我剖析, 被作者以一个过来人的角度用讲故事的方式说给读者听, 带着个人化的色彩。小说在一种自传式的氛围中前所未有地凸显了一个女人成长历程中个人的铭心刻骨的记忆, 并由此把女性的奇特经验渲染到了极致。《一个人的战争》明显受到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影响, “有人甚至认为它就是按照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的‘身体写作’原则来写作的。”[3]细腻的笔触成功地让我们领略到了女性独有的魅力及其细密的内心世界。

结语

心理小说的发展体现着新时期文学与西方文学、文化的交流。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 在融合了西方文化的精华之后, 当代新时期的文学在中西文学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发展着自身。心理小说的发展同时也体现着新时期文学在对人性的关怀上越来越具有自觉性, 体现着人性的觉醒。

参考文献

[1]叶向党.《王蒙“意识流”小说研究综述》[J].2008, 27 (6) :67.

[2]时晓丽.《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与中国新时期的文学》[J].1998, 3 (28) :100.

文学与音乐的关系 篇5

音乐是文学思想的拓展和延伸，文学又是对音乐艺术的解读和诠释。作为两种不同却又十分相近的艺术表现形式，我们常常能从文学作品中感受到字里行间的音韵美，又能在音乐的律动中，通过听觉感受对文学形式加以解读和诠释，感受文学的哲理性思想。不仅如此，音乐和文学有很多时候还是被结合在一起，统一在某一个新的艺术作品之中，例如歌曲、电影、广播影视作品等等。“词曲联袂亦为歌”。音乐和文学水乳交融、完美结合，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恐怕非歌曲莫属。

以《小河淌水》歌曲为例来具体分析一下。

《小河淌水》是黎英海根据云南民歌改编的艺术歌曲，它的歌词和旋律基本是按照民歌原来的风貌保留了下来，而钢琴伴奏部分则是作曲家后来编配的。其歌词借月光，流水和清风，表达出妹妹在月夜的深山里，盼望阿哥前来相会的无限柔情。歌词描写的画面和意境十分优美。如果尝试着把歌词作为一个诗歌小段来朗诵也相当不错，我们可以从它文字的节律中，从它的平仄四声中，从它的抑扬起伏间感受到一种音韵的律动，再加上其中“阿妹”的那种情感表达，可以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一种音乐性的诉说。可以说，这首歌的歌词本身就已经是具备较强音乐性的文学作品了。

《小河淌水》是一首云南民歌，是音乐工作者到云南采风的时候发现、记录并改编的。因此，这首歌的旋律和音调极具云南地方特色。

《小河淌水》运用了中国五声调式中的羽调式，这也是作曲家在整理编配的时候进行的适当调整。歌曲的旋律紧紧契合了地方语言文字的声腔音调和语句的抑扬顿挫，因此极具云南地方特色，且清丽流畅、婉转动人、十分柔美。由于采取的是中华民族调式，符合民歌的特色，当然也在最大程度上赋予了这首经过重新编配的云南民歌以原始民歌的独特魅力。由于旋律和歌词的完美结合，使这首歌的旋律十分贴切地符合了歌词中蕴含的音律，升华了原来那种简单的吆喝和呼喊，满足了人们的审美情趣，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首歌的旋律是具有文学审美性的。当然，表达情感是每一首歌曲的必然，正是因为有了旋律的牵引，“阿妹思念阿哥”的情感在这首歌曲中才得以更好的表现和升华。

在伴奏的烘托引导下，歌者首先唱出“哎———”。在相同的音高上唱出一个四拍的长音“哎”，实际上就是阿妹对阿哥的深情呼唤。这一声呼唤在演唱时做了一个渐强过渡到渐弱的处理，用以充分强调阿妹呼唤阿哥的内在感情。

第一句“月亮出来亮旺旺”，除了在旋律上切合了歌词的语言音律之外，还在节奏上、语气上进行了处理：如“月亮出来”这四个字都是用的八分音符，非常匀称。而到了“亮旺旺”却突然嵌入切分节奏，同时还将“亮旺旺”三个字进行模拟重复演唱，扩充了原来的乐句，使“亮旺旺”三个字得到强调，进一步深化了“深山月夜”的意境，为下面的述说做好铺垫。

第二句“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旋律的前半句是对第一句的延续，起到承接的作用，后半句则使用五浅析音乐与文学的关系——对歌曲中音乐与文学关系的一点思考 声音阶的下行进行，仿佛是阿妹的一声叹息。

第三句“哥像月亮天上走”是阿妹在心目中对阿哥的一种描述，而音乐上则完全重复第一句的音调。

接下来阿妹对阿哥的呼唤则是全曲最重要的部分，也是作品的点金之笔：“哥啊，哥啊，哥啊———”阿妹对阿哥的三声呼唤，一声比一声迫切，一声比一声深情。音乐上配合歌词的情绪，安排了十分巧妙扩充模进。以切分节奏强调语气，层层递进，一次比一次扩展，一次比一次强调并加重语气。第二段的前两句基本上还是写景，写心情。但是相比较第一段更进了一步。清风吹过带去了阿妹的心声，哥哥啊，你可听见阿妹对你的呼唤？你可知道阿妹对你的思念？结尾的“哎，阿哥———”旋律上先是一个二度下行，然后是五度的上行跳进并作了渐弱的处理，非常准确地表达了阿妹在深切地思念阿哥以后，心中对阿哥那一丝欲述还羞的幽怨。

文学与文化的生态关系 篇6

(一) 藏族传统文化滋养了多彩的古典文学

西藏是中国西南边缘地域, 由于独特的地域文化, 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 都使西藏文化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区别于汉文化以及其它民族文化, 是特别需要关注的。而西藏的传统文化, 就成长于这块独特的地域之上, 而传统文化, 滋养出了丰富多彩的古典文学, 而古典文学只有在这样的古典文化中, 才绽放出与众不同的, 鲜明的魅力。因此, 对于藏族传统文化的研究, 离不开藏族传统文化;而藏族传统文化的了解, 对于研究藏族古典文学,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藏族古典文学是藏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再现

藏族古典文学, 尤其是民间文学, 是对藏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再现。可以说, 对于藏族古典文学的发展, 充分体现了藏族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 也正是古典文化的滋养, 才会使藏族古典文学独具艺术魅力。藏族古典文学对于藏族人民的信仰, 地域风情, 文化传统, 即是精华的再现, 也是其完美的阐释。注重对藏族古典文学的研究, 找寻蕴藏于传统文化的精髓, 找寻到历史的, 文化的痕迹, 对于藏族古典文学, 保存的现有文本和典籍, 是研究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也是其流传下来的文本, 对于研究藏族传统文化, 是其重要的依据。

(三) 藏族古典文学的发展历程

在藏族古典文学的发展历程中, 民间文学, 以及巨著史诗《格萨尔》是其重要的文学典范, 是其发展的重要性, 代表性的成就, 藏族古典文学的发展历程, 也是整个藏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这其中包含了众多的文化、民族, 以及历史的痕迹, 而从最初的萌芽, 到发展的黄金时期, 藏族古典文学总是以独特的魅力绽放在文坛上, 是文化蓬勃发展的重要展现, 是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尤其是最具代表性的史诗发展, 在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中, 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而对西藏古典文学的研究, 对于发掘多姿多彩的藏族文化, 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藏族古典文学的独特艺术魅力

(一) 《格萨尔王》史诗巨著

《格萨尔》是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 历史悠久, 卷帙浩繁, 结构宏伟, 气势磅礴, 内容丰富, 流传广泛。

史诗从生成、基本定型到不断演进, 包含了藏民族文化的全部原始内核,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美学价值和欣赏价值, 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 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唯一的活史诗, 至今仍有上百位民间艺人, 在中国的西藏、四川、内蒙古、青海等地区传唱着英雄格萨尔王的丰功伟绩。对于中国汉文化而言, 缺乏史诗巨著, 《格萨尔》弥补了这个缺陷, 呈现出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 至今仍绽放出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 成为中华民族文学遗产中重要的财富。

(二) 藏域风情的再现

藏区属于高寒地带, 独特的地域文化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而民俗风情, 历史沉淀的文化底蕴, 这也孕育出独特的地域文化与古典文学。而藏族地域风情, 是融地域, 民俗, 民族风情, 宗教文化等的完美再现。藏域风情, 是独特的, 而古典文学是其完美的呈现, 积淀着重要的文化魅力, 独特的地域风情, 文化的完满展现, 文学上的独特性, 深具藏语风情的魅力。

(三) 佛教宗教文化的影响

佛教在西藏有着重要的影响, 而藏传佛教, 对于文化的展现, 以及艺术魅力, 有着重要的展现, 佛教宗教文化, 对于文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佛教文化对于其影响和体现。也是全方位, 全方面的。在文学的发展中, 可以找寻到文学中文化的发展因子。佛教文化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因素, 可以相互透视, 互为补充。是最重要的一个展现方面。而其中的生死观念、轮回观念, 地狱观念等无不对西藏古典文学的发展, 起着重要的作用。

结语:

藏族古典文学与藏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是相互作用, 并存产生, 对于藏族古典文学而言, 藏族文化为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滋养出绚丽多彩的藏族文化, 而与此同时, 藏族古典文学也是藏族文化的一个方面, 是其藏族文化的优秀再现。藏族古典文学展现出的独特的地域风情, 丰富的文化底蕴, 都为藏族文化的研究找寻到重要的切入点。对于他们的研究, 尤其是对藏族古典文学的研究, 对于保护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递中国优秀的多民族文化, 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 新时期对于藏族古典文学与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必须注重藏族文化具有的多元的, 文化的发展特色, 使之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独特魅力。

摘要：藏族古典文学与藏族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藏族古典文学滋养着藏族古典文学, 而反之, 藏族古典文学又是藏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再现, 也见证着藏族古典文学的发展历程。藏族古典文学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格萨尔王》史诗是其最重要的文学典范。这都充分展现着藏域风情, 以及佛教文化对西藏古典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藏族古典文学,传统文化,藏域风情

参考文献

[1]刘俊.中国现当代文学导引[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耿予方.西藏文学50年[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1.5.

窗花与窑洞聚落生态文化的关系 篇7

一、窗花是窑洞聚落生态文化的特色之一

我国的窑居村落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其中剪纸艺术是家家户户都喜欢的一种普及的民间艺术形式,比较著名的包括陕西的户县、安塞县、延川县,甘肃的庆阳县,河南的灵宝、陕县的剪纸。民间剪纸艺人剪出的窗花色彩艳丽,琳琅满目。细腻中透出粗犷,抽象中露着写实,就像一幅幅蜡染画,极富审美情趣。北方人灵巧、聪慧、浪漫的特质,在窑居门窗装饰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构成了窑洞聚落文化的特色之一。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剪纸窗花可以说是这些地区人们艺术审美的反映。

窗花与窑洞的结合是全方位的,首先体现在最具魅力的门窗上。人们对窗户的装饰最为讲究,也是窑洞最美观的部分。拱形的洞口由木格拼成各种美丽的图案,窗户分天窗、斜窗、炕窗、门窗四大部分。黄土高原沟壑纵横,色彩单调,为了美化生活,窑洞的主人们把窗户制作得十分精美,并且精心剪出自己最喜欢的窗花装饰在门窗上。

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农耕文化的发源地,其文化形式绚丽多彩。窑居人大都是山区的农民,一般室内有锅灶、高低不一的粗瓷菜缸、水缸、米柜等,即使是这样简单的陈设,人们还是会用剪纸进行装饰,一把剪刀就可以使自己居住的窑洞灿烂起来。

窗格的构成形式变化万千,富于强烈的韵律感,和谐而优美。窑洞窗户丰富的窗格变化没有人能统计清楚,假如你从这些窑洞前走过,就会发现浏览那些精美的门窗,犹如在民间艺术的殿堂里徜徉流连,窗棂的实用性、科学性、艺术性,细腻、粗犷、抽象、写真的各种样式,都叫人连连赞叹。可以说是窑洞创造了窗棂艺术,加之窗花的装饰,更是“锦上添花”。

窑居人的室内装饰多表现在炕墙上,最常见的就是炕围了,也称“炕围画”,可以起到保护墙壁,讲究卫生、美化窑洞的作用。炕围画,也是一束民间工艺美术的花朵。也有剪纸能手,用剪纸来装饰炕围画的,如“剪花娘子”库淑兰的家,满窑洞都是精美的剪纸。

二、窗花是窑洞聚落生态文化的景观之一

作为一种特定的艺术形态和文化样式,窗花在窑洞聚落生态文化中具有很高的景观价值,是窑洞聚落的景观之一。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形成与过程

聚落生态文化一般具有独特的建筑形式、空间布局形式及相应的自然地理地貌及人文背景,这种特有的文化形态体现出艺术景观的特质。窗花与窑洞的结合堪称这方面的典范,从窑洞外面观看,极具欣赏价值。从窑洞里面观看更是独特,尤其是当阳光正射窗户时,在窑洞里面看窗花,更是一种特殊的景观,像观看皮影一样,这种效果只有窑洞景观才会有。

在聚落空间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演变模式,因为大多数聚落空间不是短期形成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不同时代背景下的阶段性特征,由于建筑文化的影响,也使不同阶段呈现一定的差异性。总体上,每个聚落的不同构造方式,呈现出相对性和差异性并存的现象。如窑洞有明庄窑、土坑窑、箍窑和接口窑之分,这几种不同的窑洞,其采光、景观都不同,窗花的形式也不尽相同,从形成过程研究它的美学及景观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2. 色彩与肌理

由于自然及人文条件的差异,不同地区的窑洞聚落在色彩和表面肌理上各具特点,与现代建筑差别较大,所用材料及施工工艺各不相同,在不同环境演变中,形成了各自的建筑外观及表面肌理。如多样的花石墙、不同的土坯墙、“出面石”、石面纹理等等,不同色彩的门窗、窗帘搭配,这些与众不同的表面特性在长期的生态选择中均体现出明显的景观特性,而这种色彩和肌理与以红色为主的窗花搭配在一起,显得和谐自然。

黄土高原沟壑纵横,色彩单调,为了美化生活,这最具特色的剪纸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逢年过节时,全村的婆姨都拿起剪刀,买来五彩的纸,三五成群,坐在一盘炕上,一起研究、切磋剪纸技艺。她们根据窗户的格局,剪出“连年有余”、“五谷丰登”、“龙凤呈祥”、“五子登科”、“荷莲抱月”等各式各样,象征吉祥、富贵、平安的窗花。窗户是窑洞内光线最明亮的区域,窗花贴在窗外,无论从外看还是从内看都有一种光、色、影互相交织组合的和谐独特之美,类似于西方中世纪教堂中的彩色玻璃画,光彩夺目。各家各户花花绿绿、五颜六色、栩栩如生的剪纸窗花渲染出红红火火的气氛与和和美美的生活向往。春节期间,在陕北观赏对联和窗花也成了人们的一大乐事,大家挨家挨户地看,不一会儿能结集成一大队人马,赏窗花、拉家长,不亦乐乎。

聚落生态文化是人类文化生态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充分认识其存在的形态及发展演变的规律,认识到保护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科学的态度和对文化遗产负责的态度去开发和利用。从景观的角度认识窗花的价值,有效、合理地研究、开发和利用其独特的窑洞聚落文化的景观,使之成为惠及子孙后代的文化财富,以它的可持续性发展来维护整个人类文化生态的平衡与健康发展。

文学与文化的生态关系 篇8

一、什刹海是北京文化的一张名片

1. 什刹海的变迁

什刹海的历史要从元朝算起。作为京杭大运河的终点, 众多的商船来往于河道上, 这里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明代初年定都南京, 什刹海的漕运地位受到冲击, 失去了航运功能, 水域面积大大减少。清代朝廷设立奉宸苑来管理什刹海, 私人不得擅自引水。至清末, 什刹海地区的文化风貌遭到严重破坏。

建国后, 政府曾多次出资整治什刹海。1951年6月, 什刹海隔出一片小水域修建了游泳池, 供市民消遣。为此, 老舍写过《新什刹海》一文对什刹海旧貌变新颜表示由衷的喜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如今的什刹海, 沿岸是鳞次栉比的酒吧, 传统风貌面临着传承危机。

2. 什刹海的民俗活动

作为北京文化的一张名片, 什刹海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民俗活动, 包括庙会、上元灯节 (元宵灯会) 、上巳春禊 (农历三月三) 、浴佛行像 (农历四月一日至捌日为浴佛会) 、观荷 (六月) 、戏水、荷花市场、盂兰盆会 (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 、浴象洗马、祭祀火神、重九登高 (农历九月初九) 、冰车冰床, 以及曲艺鼓书等。

二、什刹海的民间文学及特征变化考察

1. 民间文学的概念及特征

民间文学的概念既宏观又具体。万建中 (2004) 指出, “民间文学是以传统的民间形式展示自己的, 它诉诸于口头语言系统, 创作和流传都由某一特定的集体共同完成, 是一种活态的文学, 流传中有变异, 变异时有流传。”概言之 :民间文学来源于民众的生活, 与民俗活动息息相关。

民间文学从内容到形式所显现出来的自身特点是很多的, 但它区别于作家文学的特征是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以及传承性, 这四大特征并非一成不变的。我们今天仍然承认这是民间文学最独有的特征。事实上, 文学样本形式、传播的环境和途径的改变, 正在使民间文学的特征发生改变。

2. 什刹海地区民间文学特征的变迁

1“口头性”基本消亡

在民间文学的四个特征当中, 口头性是最突出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民间文学产生远远早于纸、笔的产生, 甚至早于文字的起源的历史时代。在没有文字载体的时代, 人与人之间言语的交流成为民间文学产生和传播的最主要的方式, 也是最行之有效的工具。

口头性的变异最明显。经调查发现, 基本没有被访者能说出关于什刹海的故事、传说或者顺口溜、歌谣。祖上十六代都住在什刹海的刘阿姨作为“老北京人”的代表, 传递给课题组的信息也十分有限。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

(1) 什刹海风貌改变比较大, 元朝周边的庙宇和建筑, 许多在“文革”中都被毁坏了, 以致现在居住在此的人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2) 生活方式的改变某种程度上使故事传播受到阻碍, 这与集体性特征是相通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通讯工具的发展, 这间接影响了“面对面”交流。

(3) 故事整理和出版的工作使文本固定。书籍出版是为记录民间故事, 但文字禁锢了民间文学的自由流变, 使得许多民众抱有“故事都在书里, 与我无关”的想法。

2“集体性”缺乏广泛参与的民俗活动支撑

民间文学并非一人一时的作品, 而是广大劳动人民在劳动中, 结合了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想象得到的艺术加工作品。每个人都是集体的一部分, 因此集体创作可以看做是个体创作的集合。民间文学在表演、流传过程中受到集体的影响, 集体既是观众、听众, 也是创造者。民俗活动是集体创作的重要途径, 传统民俗活动的式微, 导致民间文学集体性缺乏产生的土壤。

3“传承性”的异化与“变异性”的缺失

传承性与变异性是相辅相成的, 在民间文学流传的过程中, 民众可以围绕一个“母题” (motif) , 加入不同元素, 创造出自己的版本, 这是变异性与传承性的体现。除了特定的民族和文学样式 (如史诗) , 民间文学的传承者可以是任何人。在当代什刹海, 人力三轮车夫是重要的传承者。他们经过培训后掌握了相关民俗文化知识, 通过生动的语言传递什刹海的各类民俗知识和民间故事, 其作用是积极的。不足的是, 多数人力车夫是外地打工者 (在我们调研的326名人力车夫中, 北京人只有2人) , 他们的讲解缺乏亲身体验, 缺少真实情感。以商业目的进行的传播, 本身也标志着传承性的异化。此外, 统一讲稿禁锢了民间文学的变异性。

三、什刹海的民俗文化保护策略

1. 当前什刹海传统民俗文化保护的困境

什刹海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保护现状并不容乐观。在城市化和全球化等多重发展趋势下, 旧城更新运动应运而生。大面积的拆旧建新, 损害了历史原真性。市政府一度整顿过什刹海的地区, 包括重建荷花市场、整治水系、管理酒吧、发展胡同游等。但近几年, 什刹海的商业气息日渐浓厚, 著名的“荷花市场”, 只剩下一个牌坊。西方的文化、流行文化的传播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都是无法阻挡的潮流, 城市的传统文化被兴起的新文化压缩扭曲, 什刹海的特色正在悄然消失。

2. 什刹海地区传统民俗文化保护策略

(1) 保护建筑街巷和水系

什刹海的胡同四合院是中国古代五大住宅形式之一, 也是北京的特色建筑, 承载了市民的共同文化记忆, 是文化认同感的重要来源, 也是地方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对什刹海地区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 应最大程度保护这些承载历史文化的建筑物, 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而盲目地拆出, 重建, 改建, 新建等。王府花园、名人故居和寺庙等对于大规模的改造一定要慎重, 平时的管理和维护也应该加强。

什刹海能成为京城胜地和它的水系是密切相关, 一切民俗和文化的起源都是由水发展来的。禁止排放污水, 禁止游客随意扔垃圾等措施必须要贯彻落实, 加强管理和监督, 不能只是标语或者口号。

(2) 积极发展以什刹海特色文化为基础的产业

过分的强调保护地区的传统和文化而没有资金的投入, 传统文化也很难维持下去。世界上可以很多像三里屯一样的现代文化场域, 但只有一个什刹海, 什刹海的发展必须与北京传统文化结合才能具有生命力和吸引力。一味地趋同发展, 只会使消费者对什刹海文化认同感大大降低。发扬传统特色餐饮业, 兴建、恢复一批传统的小酒馆, 刻不容缓。

(3) 留住什刹海的老居民

人是文化传播的主体, 能够使什刹海民俗活动和民间文学保持生命力。因此, 在旧城更新和房地产开发中, 首先应尽量减少原住居民的流失, 控制外来居民进入的数量。从空间上, 对居住功能和旅游及商业功能的区域进行区分, 控制旅游业和商业深入的程度, 尽量降低外来文化对居民生活方式的破坏, 在规划中, 充分考虑到原住居民的意见和建议。胡同里的居民生活不便、环境拥挤、水电暖气等现代生活设施落后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旧四合院的改造工程既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更能留住什刹海的原住居民, 发挥他们文化传承的积极作用。

(4) 宣传和弘扬什刹海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活动

什刹海的旅游宣传书籍有四十多种, 但内容大同小异, 停留在景点的简要介绍和图片的堆砌, 缺乏对什刹海历史和文化底蕴的深入挖掘。大多数旅游者只是走马观花的观光, 或者从人力车夫的只言片语中形成简单的印象, 很难真正了解什刹海的重要意义。

制作什刹海的历史文化变迁的手册, 民俗活动的手册, 发放给当地居民和观光的游客。恢复相关民俗活动。比如, 什刹海河灯游园会, 表演舞蹈、歌曲、口技、相声等 ;赏荷诗会, 吟诗竞答, 品尝豌豆黄、宫廷小吃、茶汤等京味小吃 ;钟鼓楼前恢复旧时说书等活动等, 都是行之有效的方式。

(5) 修建什刹海民俗博物馆展示什刹海文化内涵

博物馆在收藏、保存、展览历史文化产品方面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什刹海民俗文化的展示应选取其最有代表性的活动, 并注意民俗文化的“活态性”。目前北京地区仅有北京民俗博物馆向大家介绍传统民俗文化, 这是不够的。什刹海的民俗活动普及度非常低, 因此有针对性的修建博物馆对于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意义重大。

(6) 通过文献搜集整理留住什刹海的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

在民俗文化保护的过程中, 通过文献记录和保存什刹海的民俗文化与民间文学尤为重要, 这些传统文化的流失亟需我们进行抢救式的整理。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研究会编写了一套关于什刹海的丛书, 包括《什刹海的风俗民情》 (成善卿 .2008) 、《什刹海的寺庙》 (王铭珍 .2008) 、《什刹海的传说和故事》 (于永昌 .2008) 、《什刹海的胡同和四合院》 (于永昌 .2011) 。这些书籍对记录和保护什刹海地区的文化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民俗活动和民间文学不应只是书本里的文字, 当前应对什刹海地区的老居民 (解放前就居住于此的居民) 进行关于民俗活动和民间文学的大规模调查、整理活动。

作为正在申报世界遗产的“京杭大运河”项目的组成部分, 什刹海地区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 唯有健康、良性的发展, 才能保护老祖宗留下的这块文化宝地。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2]万建中.民间文学本体特征的再认识[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 (6) :41-48

[3]张必忠.什刹海的历史变迁[J].北京社会科学.1999 (1) :97-104

[4]刘一达.走进什刹海[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7

[5]单霁翔.民俗博物馆建设与非物质遗产保护[J].民俗研究.2014 (2) :46-54

[6]岳永逸.裂变中的口头传承—北京民间文学的传承现状研究[J].民族艺术.2010 (1) :6-12

[7]陈李健.王燕等.什刹海历史文化风景游览区保护整治与开发规划[J].城市规划.1987 (4) :31-32

[8]于永昌.什刹海与北京城的中轴线[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3

[9]于永昌.什刹海的传说与故事[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8

文学与文化的生态关系 篇9

何为“生态文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和阐释。我们认为生态文化是“指人类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本质规律, 保护生态环境, 保持生态平衡, 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发展所反映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制度的总和。”[1]它是由特定的民族或地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因素构成的的文化系统, 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形成并沿袭下来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和经验等文化积淀。从本质上讲, 生态文化就是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它是一种先进的文化, 它使得人的价值观念从“人类中心主义” 价值取向逐步过度到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用“生态文化”的观念去审视人类生存、生活中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现象, 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是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深化。这种根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是人类面临严峻的生存形势, 克服生态危机,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历史文化的积淀, 是一个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一个国家从古到今延续发展的血脉, 是文化产业源源不竭的力量之源。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民族的精神灵魂, 也是地方特有的文化基因, 对其进行合理的保护利用, 对于传承民族文化, 加强生态文化建设,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中国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与保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何创造一个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健康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 并对其生态特质及其文化空间进行有效保护, 已成为当下人们关心和研究的重要命题。因此, 我们有必要在“生态文化”先进理念的引导下, 审视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工作, 为其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提供思路和线索。

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沿袭下来的生存方式、生产技艺, 是人们认识改造自然、人与自然环境相处的过程中积累传承下来的生活智慧和文化人格。生态文化作为当下的先进文化,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提倡节约健康的绿色消费观, 实现的是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这必然要从人类以往的文化积淀和生活智慧中汲取营养, 而当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工作也必然要受到生态文化理念的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生态文化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

一、特定的生态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和传承的基础

“所谓生态场, 即是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特有的自然和人文的整体性场景,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产生和传承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智慧、文化人格等诸多因素组合而成的立体空间。”[2]化遗产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生态场, 我国大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特定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整体场景中产生、发展和沿袭下来的, 是特定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智慧、文化人格等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 一旦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特定生态场遭到破坏, 这种文化遗产就失去了根基, 面临着消亡的危险。我国大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在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渔猎文明的生态环境下产生、发展、沿袭下来的, 但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以及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濒临灭绝或传承困难、举步维艰。比如承载着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留着中华民族大量的历史信息、文脉记忆的古村落正在消失。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一些农村年轻人纷纷流向城市, 他们中很多人一味追求城市的生活方式, 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技艺、民间习俗失去兴趣, 依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各种技艺、习俗、礼仪等非物质文化面临传承危机。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承载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内容

生态文化虽是现代文明的产物, 体现的是时代精神, 但是它并不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它是古代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与生态智慧在当今时代的传承和升华。非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 承载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内容, 蕴含着朴素的生态理念、生态伦理、生态意识、生态美感、生态哲学等。它含着大量人类在以的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形成的对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体会和感悟, 这些会落实到行为观念和习俗礼仪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众多的民歌、谚语、传说故事中体现着对自然的敬畏, 体现了朴素的生态意识。一些祭祀礼仪、图腾崇拜、龙崇拜、山神崇拜中也蕴含着古人的生态理念“万物有灵”。 比如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栾庄海龙湾龙文化”就是因海龙王爷布雨解旱的悠久历史传说而得名, 每年三月十五庙会日, 石家庄井陉县栾庄附近方圆百里的百姓拜神祈雨, 祈求风调雨顺。这就是古人敬畏自然、希望热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的体现。在民间艺术诸如音乐、舞蹈、美术中把自然作为审美的对象, 表达对自然的热爱、敬畏, 体现了人们的生态美感。太极文化,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 太极哲学中的“阴阳共生, 心物一元” 强调的是人与万物在矛盾对立中不断演化、共生, 在平衡中达成新的和谐。这与生态哲学中最基本的观点生物与环境、人与自然整体性的观点相一致。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与生态文化建设有着内在的同一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历史长河和生产实践中凝结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 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因此, 一方面我们要大力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抢救、保护和传承工作, 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 另一方面要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 进行开发, 大力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作为绿色产业, 以创意为核心, 具有低消耗、低污染的特点, 发展文化产业讲求节约环保, 资源可以重复利用, 这与生态文化建设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作为文化资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 必须要以生态文化为价值取向, 要注重社会、经济、生态三者的协调。生态文化理论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不再对立, 实现了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的和谐统一。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开发, 实现人类、环境与资源的协调发展, 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因此, 一方面, 生态文化理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方法论指导, 另一方面,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开发的实践也必然会进一步深化生态文化建设的内容。

摘要：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在与自然环境相处的过程中积累传承下来的生活智慧和文化人格。两者具有内在的同一性。生态文化理念作为当前先进的理念, 必将影响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工作, 在生态文化视域下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合理保护和适度开发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生态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关系,生态场

参考文献

[1]刘德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生态文化建设[J].生态文化, 2011 (1) :6-7

[2]陈勤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生态场的恢复、整合和重建[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 :52-56

文学与文化的生态关系 篇10

一、苏联“人学”思潮与80年代初小说本真情感的全面回归

1954年, 爱伦堡在苏联杂志《旗》上发表《解冻》第一部, 批判了社会主义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个人崇拜等不正之风, 继而引发了“解冻文学”思潮, 又称“人道主义”思潮, 强调“尊重人, 相信人, 关心人”, 倡导文学可以“揭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 “积极干预生活、政治”, “突破人性、人道主义的禁区写真实”。后来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作的批判、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正式掀开了苏联历史上非斯大林化的一页, 促使“解冻文学”思潮如火如荼的开展。在50年代中期, 中国文学就已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进行了干预生活和突破人权、人性禁区的创作, 但经历了反右斗争以及文革的摧残, 文学中的本真情感受到压抑。新时期, 作家们开始对“十七年”时期尤其是“文革”时期的这场浩劫进行反思, 人因而重新被发现、被认识, 作为人基本权利的情感, 开始受到关注和肯定, 苏联的“人学”思潮无疑契合了我国文学发展的这种内在要求, 因而在我国经过消化吸收, 使文学呈现出当代性特征, 主要表现为对人的尊他对钢琴各音区的色彩和表现手段运用的天才, 还有他那对音乐敏锐的洞察力。[4]

结语

钢琴技术发展到浪漫主义时期, 已被肖邦和李斯特两位大师推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技木技巧的发展也促使相应的理论研究达到一定的水平。钢琴练习曲一直是一种非常有实用价值的体裁, 为了更好地演奏大型的、复杂综合技巧的乐曲, 练习曲的练习与相应的技术课题的研究便有了极其重要的实用价值。本文的论述就是通过对肖邦练习曲的分析, 揭示了其创作的风格特征, 以便从更高的高度去理解肖邦练习曲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它不仅保持了古典传统练习曲的精髓, 还发展了具有肖邦风格的特殊的技术难度, 并在发展技巧的同时, 巧妙地借练习曲这一体裁, 融个人感情、细微的心理表现, 使练习曲兼有技术与艺术双重价值的魅力, 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了练习曲的练习意义与练习乐趣。

注释

[1]赵冬梅《肖邦练习曲的技术课题研究及其与肖邦其他钢琴文献技

严和权利的重新确认;对包括爱情在内的人的正常情感以及合乎人性要求的生命形式的直接肯定;对过去以阶级模式划分人物的僵化写作模式的丢弃;女性意识的觉醒。尽管70年代末随着伤痕文学的兴起, 人的本真情感就已开始回归, 但80年代初这种回归才更全面、广泛。

在我国文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苏联文学思潮的推动下, 80年代初占主流的反思小说和改革小说对人的本真情感是予以全面肯定的。反思小说代表作——张贤亮《灵与肉》 (1980) 中, 主人公许灵均是右派分子, 身心饱受摧残, 但质朴善良的牧区人民温暖了他的心:解除劳教后, 因无家可归, 被留在牧场放牧;老牧民董大爷给他钉门帘挡冷风;董大娘送来热腾腾的面条;十年动乱中, 牧民们想方设法使他免遭横祸;李秀芝一点不嫌弃灵均的右派身份, 与他结为患难夫妻, 过着清贫但充实的幸福生活。在以阶级立场划线的狂热年代, 即使是亲人都会因立场不同划清界限, 而在这个反思的年代, 作者笔下的牧民、秀芝回归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本真情感, 用他们善良的心对孤苦的许灵均投注了人道主义关怀。在古华《芙蓉镇》 (1981) 中, 被打成“新富农”的胡玉音与“右派”分子秦书田在动乱年代, 非但没有为了自保避嫌, 反而相互扶持, 结为夫妻。作者最终肯定了这种真性情, 让他们摘掉“帽子”, 开始新生活。在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1980) 中, 大女儿存妮与小豹子真心相爱, 却落得个阴阳两隔的下场;母亲菱花为反抗买卖婚姻毅然与心爱的男子结婚, 但何曾想到身为人母的她竟会重蹈母辈的覆辙, 买卖二女儿荒妹的婚姻, 作者正通过对因物质精神匮乏而买卖婚姻的悲惨现象以及人们落后思想的含泪控诉, 揭示了人性回归的必要性, 并在小说结尾通过荒妹的反抗以及与许荣树的真挚爱情奏响了本真情感回归的赞歌。改革小说的代表作品王蒙的《坚硬的稀粥》里, 儿子曾就家庭秩序问题发表了一番言论:“我们家虽然有秩序但是缺乏爱。而无爱的秩序正如无爱的婚姻, 其实是不道德的。”[2]作者正是通过对秩序的谈论间接肯定了有本真情感的婚姻。

二、弗洛伊德“性欲论”与80年代中期“性意识”小说的勃兴

80年代中期, 随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系列著作中译本的出版以及与此相关的西方小说的问世, 如《査泰莱夫人的情人》、《洛丽塔》、《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 再加上对郁达夫、张爱玲、施蛰存小说的重新解读, 以及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创作, 中国掀起了“弗洛伊德热”。尤其是“无意识”理论中的“性欲论”, 强调性本能是人类潜意识中最重要的内容, 是生命本能主

术课题的对应关系》2002.4.

[2]A·索洛甫夫《肖邦的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3]侯康为《西方器乐田园曲的肇始和流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4]A·索洛甫夫《肖邦的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参考文献

[1]A·索洛甫夫.《肖邦的创作》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2]帕德雷夫斯基 (波) 编.《肖邦练习曲集》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3]赵冬梅.《肖邦练习曲作品10的技术课题研究及其与肖邦其他钢琴文献技术课题的对应关系》2002.

[4]常桦.《让音乐带动技巧让技巧展现音乐肖邦练习曲的学习与探索》.[5]涅高兹.《论钢琴表演艺术》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6]侯康为.《西方器乐田园曲的肇始和流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7]《钢琴艺术》.杂志相关期.

杨柳青,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

要的冲动力量, 认为“性与其最密切的联系物生殖器相脱离, 而被看作一种更易理解的身体功能, 追求快乐是其第一目的, 其次才是为生殖目的服务”[3]。将人从生殖之性中解放出来, 鼓励人大胆追求性快感, 这对几千年来保守的中国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尤其对经历了“十七年”和“文革”动乱, 人性备受压抑扭曲, 人最本能的欲望被否定排斥的中国作家来说, 这种关注人本身生命需求的观点不仅契合了他们对传统价值观念反思、批判与重建的愿望, 同时也是向着人性觉醒的人道主义理想进行的一次探索与实践。因而, 80年代中期小说的情感描写不再仅仅是对人的本真情感的肯定, 而是越过中国几千年性压抑的鸿沟, 从对生命最本能的性的解放来谋求人的解放。

在80年代中期占主流的寻根小说、现代派小说、先锋小说中, 这种觉醒的“性意识”逐渐渗透到作家的作品中。如寻根小说代表作王安忆的“三恋”《荒山之恋》 (1986) 、《小城之恋》 (1986) 、《锦绣谷之恋》 (1987) 就将这种“性意识”发挥到极致, 无论是《荒山之恋》中不同生命轨迹的男女性爱, 还是《小城之恋》中少年间蒙昧压抑的畸恋, 抑或《锦绣谷之恋》中激情的婚外恋, 都涉及许多性爱场面以及女性细腻敏感的性爱心理描写, 作者正是将笔触伸入“性”领域借以探讨人性的奥秘。在现代派小说莫言的《红高粱》 (1986) 中, “我”爷爷和奶奶在高粱地里火焰般的野合不仅是人类自然本性的需求, 更是对封建礼教的亵渎, 是对长期压抑下的中华民族生命意识的自觉反抗。在先锋小说代表作家苏童的《妻妾成群》中, 颂莲嫁给了大她三十多岁的封建家长陈佐千, 被迫过着几女共侍一夫的淫乱生活, 待陈佐千失去性能力后, 她对大少爷飞浦的欲望实际上正是生命本能的体现, 是对扼杀生命本能与活力的腐朽礼教的反叛, 她的发疯正是人性受到压抑而扭曲的悲剧结果。

除了这阶段的主流小说外, 反思小说的代表作家张贤亮创作的《绿化树》 (1984)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1985) 描写的正是动乱年代人性尤其是人的性本能受到压抑而扭曲变形的生存境况, 这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男主人公章永璘就是经受重重迫害在精神和肉体上出现“阳痿”的残缺形象, 作者对其性心理与性行为的描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于对造成心灵与肉体畸形的原因的反思, 对人性回归的肯定。贾平凹的改革小说代表作《腊月·正月》 (1984) 、《鸡窝洼人家》 (1985) 中也蕴含着不少性意识, 充满了浓郁原始的乡土气息。例如《腊月·正月》中对白银的描写:“这是一个丰腴的女子, 新婚半载, 使她的头发迅速变黑, 肩膀加厚, 胸部高高地耸起来了。”[4]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性意识的描写, 不是色情的, 而是对淳朴原始的生命本能的讴歌, 是对备受压抑的人性的反拨, 正如孙犁在《谈腊月·正月——致苏予同志》中所说:“贾平凹的这篇小说, 没有色情的成分, 也没有武侠的成分。从现实生活取材, 写的是家常事, 平凡的农民。却也能引人入胜, 趣味横生, 发人深思, 有时代和社会的深刻意义。”此外, 王小波也受过弗洛伊德的影响, 他曾在杂文《弗洛伊德和受虐狂》里坦言十年前通读了弗洛伊德全集之后, 脾气好了许多。在80年代中期不断修改的《黄金时代》中, 这种影响尤为明显, 他在《我写<黄金时代>》中说:“性是《黄金时代》的主题之一。”小说正是以王二与陈清扬的性行为为线索贯穿全篇, 从因农场养病而结识的性铺垫到荒山上备受压抑而冷漠麻木的初次性体验再到逃入荒山后达到物我两忘境界的完美性体验, 小说最后更以两人多年后相遇重温荒诞年代的性行为结尾。可以说整篇小说中, 性不是爱的象征, 而是一种反抗的符号, 是备受压抑的人性的回归。

三、存在主义“沉沦”、“异化”与80年代末小说情感、现实间的两难选择

“十七年”尤其“文革”时期, 随着极左思潮的泛滥, 人们遭受了惨痛的人道主义灾难, 在狂热思潮的影响下, 人性要么为保持本真存在而被主流文化所吞噬;要么因受压抑而有意识地被迫扭曲变形;要么转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不但不为自身的扭曲变形痛苦彷徨反而高唱正义的赞歌。“文革”结束后, 作家通过反思逐渐认识到正是人道主义的缺失造成了人性的压抑变形, 这与西方的存在主义有着内在契合。存在主义强调人的存在先于本质, 人自由选择自己的存在, 将长久缺失的人提升到极致地位, 萨特更说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5];人性有意识、无意识的扭曲变形分别与海德格尔的“沉沦”“异化”相照应, 所谓沉沦强调此在 (人) 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离开本真存在却无法行动而选择自甘堕落的状态, 而异化则强调此在 (人) 没有意识到自身选择了离开本真存在的状态。80年代末, 旧有的思维方式被打破, 新的思维方式尚未形成, 我们赖以判断和评价社会现象、规范自身行为的价值体系还处在紊乱的状态中。因而, 人道主义虽已提上日程, 但并未走向成熟, 人的沉沦异化问题并没有彻底消失, 因为人不是孤立的存在, 必定是社会中的人, 面对日新月异变革下复杂的社会现实, 人的处境如何无疑成为作家考虑的对象, 并在探索中逐渐意识到在情感与现实的两难选择下, 人又因选择而离开了人的本真存在, 陷入沉沦异化的境地。此外, 随着80年代末海德格尔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译本的问世, 因而围绕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热”会逐渐取代“弗洛伊德热”。这种转变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根据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有选择地向存在主义理论吸取养分的表现, 从对人基本权利——情感的肯定, 到对人最基本的生命本能——性的反拨, 再到新形势下对因情感与现实的矛盾而进行自由选择的产物——人的“沉沦”“异化”的反思, 其实质是将人道主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是对以往简单化价值评判的人道主义思潮的超越, 体现了作家独立探索下的文学的个性化、多元化趋势。

在80年代末占主流的新写实小说中, 尽管作者采用“零度介入”的客观化叙述方式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 但从这种赤裸裸的还原中, 我们却看到了情感与现实的尖锐矛盾下, 人沉沦异化的存在状态。在方方的代表作《风景》 (1987) 中, 面对人性的各种情感 (欲望) 与极端贫困的生存现实间的矛盾, 有人不自觉地选择了脱离本真形态的存在状态, 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七哥的异化。因被怀疑是野种, 而遭受家人的辱骂毒打, 被老师同学看不起。面对残酷的现实, 他对爱的渴求无法实现, 但又无法超越自己, 因而在不自觉中选择了脱离本真存在的异化状态, 人性开始扭曲变形:仇恨一切, 甚至违背伦理道德, 发下毒誓:若有报复的机会, 要当着父亲的面强奸两个姐姐和母亲;因将不择手段改变自身命运视为人生真谛, 而抛弃热恋女友, 娶干部的女儿为妻。这一阶段刘震云的新写实小说《新兵连》 (1988) 通过对特定年代高压权力钳制下农村士兵荒谬生存状态的还原, 使读者看到了情感现实两难选择下一些人无法超越自身而陷入沉沦异化的境地。王滴这个人物一心往上爬, 现实却处处与他作对, 满以为分配到了军部可以出人投地, 但迎接他的却是给军长的父亲端屎端尿, 他明知如此却只能认命, 这正是情感与现实两难选择下人的沉沦, 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沉沦却无力反抗而选择自甘堕落。李上进怀着满腔热情入党, 现实却给予他一次次打击, 仅仅因入不了党, 无颜去见女友乡亲而开枪打辅导员, 这其实是情感现实两难选择下人性的扭曲、异化, 无法超越自身而选择离开人的本真存在, 自身却毫不知晓。

总而言之, 在不同的时期, 随着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中西文学与文化的相互交流, 文学的情感也在发生着变化, 但永恒不变的是对人的关怀, 对人道主义的张扬。无论是八十年代初人本真情感的全面回归, 还是八十年代中期对人类情感的最根本的生命形式——性本能的肯定, 抑或是八十年代末情感现实两难选择下对人的“沉沦”“异化”问题的关注, 八十年代小说对人的关怀已经从最初的简单解放上升到对人的整个存在状态的深层思考, 中国的人道主义无疑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摘要：在不同的时期, 随着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以及中西文学与文化的相互交流, 文学的情感也在发生着变化, 但永恒不变的是对人道主义的张扬。无论是八十年代初人本真情感的全面回归, 还是八十年代中期对人类情感的最根本的生命形式——性本能的肯定, 抑或是八十年代末情感现实两难选择下对人的“沉沦”“异化”问题的关注, 八十年代小说对人的关怀已经从最初的简单解放上升到对人的存在状态的深层思考, 中国的人道主义无疑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关键词：80年代小说,情感,人道主义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 商务印书馆, 2005, 444.

[2]王蒙.坚硬的稀粥.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2.

[3]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 (上)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24.

[4]贾平凹.腊月·正月.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5.

[5]萨特著.周煦良, 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