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视角的古代文学论文

摘要杨慎是明代新都乃至四川唯一的状元,其丰富的文化资源是今天新都发展的宝贵财富。本文侧重探讨杨慎文化本土化建设的现状、特性、社会价值以及需要调整的认识视角、培育文化自觉的意识、建设方向和措施,阐明了杨慎文化本土化、开启地方文化建设的新视角,对于提升新都的人文品位,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长远的现实意义。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民俗文化视角的古代文学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民俗文化视角的古代文学论文 篇1：

21世纪金华女作家比较研究

摘 要： 21世纪以来，金华文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女作家超越男作家的态势。特别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金华女作家的本土写作和域外拓展，形成了基于女作家身份认同的整体影响，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代表作。金华女作家的金华书写和富有文化创造意蕴的尝试，显现出了倡领人文精神、注重生态写作的特征。总体上看，金华女作家创作涉猎面广，发展势头良好；金华本土女作家在儿童文学和影视文学领域成就更高，金华域外女作家在小说创作上影响更大。

关键词： 金华女作家； 本土写作； 域外拓展； 文化创造； 生态写作； 21世纪

金华虽然在21世纪并没有产生出全国一流的作家，但从女作家的数量和对传统文学创作的持守，以及对影视文学领域的开拓等方面看，金华文学还是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的。特别是在倡导文艺复兴、大力发展文化生态的大时代背景下，更有必要从一个群体类型的角度研究女作家的创作实绩和创作生态。综观整个金华的现当代文学史可见，在现代文学时期，男性作家群体人数更多，创作的影响更大；但进入当代文学时期，女性作家开始形成影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女作家大量涌现，几乎可以与男作家分庭抗礼；而进入21世纪，女作家的创作成就，已与男作家形成并驾齐驱之势，并在小说和儿童文学创作上，形成了“反超”。总体上看，进入21世纪的近二十年时间，金华女作家的表现要优于男作家。这是一个值得重视和关注的问题，更值得学界深入探讨其中的具体表现和原因，以进一步梳理金华女作家的文学创作、成长经验，并能为整个金华文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目前有关金华女作家研究，如笔者的多篇有关金华本土文化的研究文章[1-4]，虽然没有直接涉及金华女作家的比较研究，但都涉及到女作家及其作品，有的已引入了专门的女性文学理论视角[5]；其他研究者也基本为本地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关注了金华女作家的创作和文学作品中的妇女写作，但都没有引入全面比较的视角。由此可见，对金华女作家进行比较研究，是一个较新的、也很有必要的课题。

一、本土写作与域外拓展

回溯金华文学史，不难发现21世纪之前金华文学家的历史地位早已得到全面而客观的评价。在地域传统文化昌盛、教育发达的历史条件及其传承下，金华古代文学有骆宾王、宋濂、吕祖谦、陈亮、李渔等大家，现当代文学有潘漠华、冯雪峰、艾青、王西彦等名家，相对较为辉煌的历史，再加之有浙江师范大学等重要的高等学府的滋养，进入21世纪的金华文学，理论上说早已具备了获得较好发展的基础。但事实上，进入21世纪，在传统文学乃至全类型文学均发展乏力的大环境中，金华文学发展也较为缓慢，甚至在第一个十年呈现出了衰落之势，文学创作的实绩大不如前。但正是在这种状况下，金华女作家的创作身份就显得特别出彩而且重要。梳理这一时期的金华作家的创作，很容易从整体和影响上发现金华女作家的文学贡献的相对突出性，从某种程度上说，金华女作家，已经成为这一时期金华文学家在身份上的地方认同。当然，要明确一点，要特别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考量作家基于身份的地方认同，梳理金华女作家本土写作和域外拓展。

（一）女作家：一种身份的地方认同

1. “女作家”影响的形成及其程度大小比较。要从影响的形成，特别是影响的大小来比较，就必须明确作为一种身份的地方认同的女作家，主要有三个显在的存在和发展维度，一是读者对金华女作家的认可；二是女作家对家乡金华的认同；三是基于域外学者或读者对女作家“金华”身份的认同。要想获得作为一种身份的地方认同，女作家首先必须形成作为“女作家”的重要影响。当然，进入21世纪，金华女作家的佼佼者，已不在少数。这其中，主要有金华本土女作家（包括寓居金华的女作家）如汤汤（汤宏英）、于雪华、胡毅萍、夏玲、仇若涵等，和走到金华域外的金华籍女作家（以下称域外金华女作家），如李靖、施夏莺、刘玥、郑锦杭、卢文丽等，总体上看，域外金华女作家的影响要大于金华本土女作家。但是，本土女作家在类型写作上的成就，又呈现出高于域外女作家的局面。如在文学的全国性影响上看，虽然卢文丽、李靖等人的影响要更大，但汤汤在儿童文学领域，已经成为全国的知名的代表性作家。

2. 女作家地域身份的差异。如果说影响的形成及影响大小的比较，属于身份的外在比较的话，那么地域身份的差异，就必然会带来身份的内在趋异性。从地域文学的视角考察，女作家自然也会存在本土写作和域外写作两种情况。鉴于文学创作中环境的重要性，寓居金华的非金华籍作家，同样应该视其为金华本土作家。当然，本土写作并不是只写金华，域外写作也并非不写金华。因此，这种地域身份的差异，更主要的是看作者于所在地形成的作为女作家的、又能代表金华的影响。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女作家的域内或者域外身份，主要基于作者在进入21世紀之后，特别在21世纪成名的现居地。整体上看，金华本土女作家，主要分布于金华各区即下辖各县市，如著名儿童文学家、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汤汤（汤宏英），是武义人，在小说创作上小有成就的于雪华是浦江人，浙江新生代作家胡毅萍是兰溪人，而在都市小说和影视剧本创作上默默耕耘的仇若涵现居东阳，小有名气的网络作家夏玲是金华金东区人。而域外金华作家，主要活跃于杭州，如，诗人兼小说家卢文丽及知名小说家李靖、郑锦杭现居杭州。当然，知名作家或者文坛新秀，也在多地多领域从事文学创作，如女作家施夏莺旅居北京，刘玥求学海外。显然，如仅从本土化写作的角度看，金华本土作家对家乡的描摹会更多，也更细致；但是从域外拓展，甚至从一个作家而成为金华文化的名片，那域外金华作家的影响则在更大范围内建立了优势。例如，卢文丽从业杭州，除了有大量歌咏杭州的诗歌作品外，还出版了较有影响的以金华人物为原型的《外婆史诗》，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重视。而赋闲北京的施夏莺，则以一部以金华为背景的长篇爱情悬疑小说《意外结局》，成功引起了读者对金华的极大关注。总之，这些作家的身份认同，正因为他们的创作影响，与金华建立了牢不可破而又充满生机的关联。

（二）代表作：地方文学的积淀与激发

1. 本土作家的“远游”。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地方文学的积淀与激发实际上本身就是文学发展的成就与意义，其直观的获取，来源于作家代表作的集中表现。在中国纯文学创作的表现大不如前，而网络文学又深受吹捧的当下，金华女作家以其女性独有的敏感和细腻，紧跟时代发展，在坚守文学基于类型和传播媒介的传统，创作了诸如《留守女人》（于雪华）、《南方姑娘》（胡毅萍）等不仅能代表作家本人成就，也堪称金华文化代表作的重要作品，继续积淀和团结文学“正统”力量的同时，也不断尝试“远游”，在影视文学创作上取得一定的成绩，充分体现了地域文化动态发展的成就。在“远游”的作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文学和影视文学创作上取得一定影响者，这些女作家及其作品如夏玲的网络小说《雨梦传奇》和改编后成为同名热播剧的《萌妻食神》；仇若涵的网络都市情感小说《婚前房后》和改编为同名剧的《婆媳拼图》。正是这些本土作家的精神“远游”，才有了本土作家文学创作的突破。当然，本土女作家创作影响之堪称“远游”者，成就最好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汤汤的儿童文学创作。全面观察汤汤的创作历程不难发现，她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成名，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获得了创作上的大丰收，也收获了儿童文学奖的诸多奖项。可以说，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金华本土作家在社会的大变革中，实现了提升创作成就和丰富创作手段的双重飞跃。

2. 域外作家的“回乡”。进入21世纪后，尽管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趋同，城镇化建设日益加快，金华也在着力打造浙江第四大都市新区金义都市新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大量本土金华女作家既能敏锐地把握时代的发展，勇于尝试，也能持守乡土文学歌咏故乡的传统，创作出了大量的乡土文学作品。特别值得注意是，域外金华女作家在飞速发展的时代性文学潮流中，以难能可贵的炽热情感，深刻地进行着故乡书写。她们以独特的身份（旅居、游子）和视角（逃离、思乡、家国）创作出来的女性文学作品，如《外婆史诗》（卢文丽）、《四十年家国》（李靖）、《意外结局》（施夏莺）等，为展示金华地方文化的传承及其对外交流的脉络、内涵及意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这些域外金华女作家的代表作中，《外婆史诗》又因为首刊于著名纯文学期刊《十月》、推出单行本后广受关注、省内相关部门还曾多次组织作品研讨会而成为极具代表性者。2011年8月26日，《金华晚报》刊发了题为《金华文学呼唤“代表作”》的文章，显示了金华文化发展过程中，主流文化界对金华文学发展的担忧和期望。令人欣喜的是，2011年之后出版《外婆史诗》和《四十年家国》两部长篇小说，都产生了一定的全国性影响，更可视为金华当代文学的“代表作”。

二、文学写作与文化创造

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基本表征之一就是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持续勃发。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有繁荣的文艺创作。文学创作作为文艺创作的重要内容，在地方文化发展中起着隐性、长效的作用，地方文化的自信心和创新力的加强，有赖于地方文学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深入比较研究女作家及其作品，有利于金华文学研究的视野拓展、角度创新及深度挖掘。聚焦女作家考察21世纪金华文学史，可以更具体、更清晰、更准确地把握新世纪社会生活大变革状态下的金华文学的创作内容和文学思想，并在比较研究、重点探寻两类作家的基础上，探究促进女作家创作成效的新路径，及以此助推金华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基于两个层级比较的研究，有利于从文学发展视角进一步探寻金华文化壮大成果以及引进来、走出去的路径。而从这一点来说，金华女作家在文化文学意象的丰富和地方女性形象的确立两个方面，形成了一种基于金华写作的富有文化情怀的共同诉求；而本土作家传承经世致用理念、域外作家饱含家国情怀的当代文学进路，又共同形成了基于文化创造的有利于文学价值提升的遐想范式。

（一）金华写作：文化情怀的共同诉求

1. 金华文学意象的丰富。文学意象的选择，或许是最能直观考察作家文学写作的地域特色的。毫无疑问，作为地域文化的影响，金华文学意象自然天成，其来有自。这些意象，有些是金华地区已有的名胜古迹、传说典故，有的如金华文学史上重要的一些意象如八咏楼、赤松山、北山、双龙洞等地理坐标，又如黄大仙传说、胡公故事等民俗文化，甚至有些是金华人生活的平淡山水、景致事务的日常写照，如东阳卢宅、金华酥饼等，这些意象的反复出现，积淀和丰富了金华文化和文学传承的语码，会积极推动文学创作的使命感和自豪感的提升。进一步从21世纪金华女作家对有关金华的文学意象的运用可见，金华文学意象不断因作家的努力而丰富，而在女作家的作品中，金华意象更加明显地呈现出注重日常生活、关照文化传承的特点，诸如东阳火腿、岭下坡阳古街等以前在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中并不常见的意象，开始成为金华文化的重要表征。这无疑是金华女作家基于女性感性生活体验的一个表现，对这些意象的反复吟咏乃至创造，实际上是一个基于女性视角的文化情怀的积淀过程，这种过程，因为金华这一共同的母体和母题，成为一种能够形成一定文学影响的意象范式。这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施夏莺、卢文丽、李靖三位域外金华女作家的几部作品的贡献，这三位作家的代表作分别是《意外结局》《外婆史诗》《四十年家国》，三部小说以单行本出版的時间分别是2008年、2015年和2017年。循着这条时间脉络和文本线索，有琐细的日常景致和普通生活，有典型的金华场景和物象，有宏大的故事和主题，金华意象的丰富性可见一斑。旅居北京的施夏莺，对家乡金华金东区的岭下镇岭五村有着独特的情怀，或许是时空的阻隔带来的无尽思念和对美好事物的自觉遴选，使她的家乡写作，显得深沉而又执着。施夏莺2000年起迁居北京，开始全身心进行阅读和创作，并把对故乡金华的思念之情倾注于笔端，写下了《聆听八咏楼》《远方的陈香》等诸多散文随笔，其中有十余篇都实际运用了金华意象。在她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诸如《婺城赏雪》《聆听八咏楼》描摹的金华元素，以及《月下的坡阳街》心心念念的岭下情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施夏莺是在相当多的关于金华文化写作的积累后，才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的，而其将近60万字的小说《意外结局》（作家出版社，2008年），正是以故乡金华作为小说的主要背景，小说全面展示了八咏楼、赤松山、双龙洞、黄大仙宫等金华重要的名胜古迹和火腿、酥饼、金华酒等日常生活事物，其中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正是在如诗如画的金华风景中逐渐展开的。由此可见，域外金华作家的文学创作，大大丰富了金华意象的文化表现，必然会在更大的地域引起读者的关注，成为宣传金华文化的名片。

2. 地方女性形象的塑立。理论上说，金华女作家的创作，属于典型的女性文学创作。简而言之，女性文学即“女性们写作的文学作品”，[6]而从更深层面来看，这要求女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要充分表现女性意识，“女性参与写作、写妇女、妇女必须把自己的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7]由此可以认为，如果说单纯对金华意象的运用，只是作家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写熟悉生活的习惯或选择，那么，在文学作品中，以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金华地方女性的独特文化形象和文化意蕴，则更能够说明21世纪金华女作家创作的重要贡献。在对本土女性形象的塑造中，金华本土女作家和域外女作家都有积极的尝试。从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作品身上，可以更加明确地体会到这一点。金华女作家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在本土作家于雪华的《留守女人》（大象文艺出版社，2009年）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在域外作家卢文丽的长篇小说《外婆史诗》[8]中，也有十分精彩的展现。可以说，两类作家对女性形象的重塑，是一种文化情怀的共同诉求。金华女性形象在本土作家的作品中出现是自然贴切的，在域外金华女作家的作品中出现，是意味深长的，这两种出现，共同形成了内外趋同的经历，使得他们的生活共同组成了女性生活的丰富图景，塑立了真实动人而又富有文化意蕴的女性形象。于雪华小说人物的文化意蕴，在于承载了其家乡金华浦江较有代表性的家族的时代命运的变迁，而这种关于家族的定位，并非读者常见之高门大户关联的大时代格局的命运，而是以小人物为核心的家族命运，以小见大，突出地显现了地方文学家的文化使命感。《留守女人》之前，于雪华还有《那一片遥远的土地》，将两部作品联系起来看，其对地方女性形象的塑立的一大贡献，就是将金华乡土女人定格为一类文学形象，这类文学形象，因为作者较高的文学素养而具有代表意义。而域外金华作家卢文丽的《外婆史诗》，则是在时代命运变迁中，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小说人物形象——外婆。如莫言所说，“小说中的外婆、外公既接地气，又富有传奇色彩，小说画面感很强。”[9]特别是，“外婆”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集中展现出了浙中盆地地区妇女的隐忍而又坚强、质朴、有担当的精神性格，可以视为卢文丽对金华甚至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5]67。由此看见，无论是本土还是域外，金华女作家对女性形象的塑立，虽然在表现的方法和角度上各有不同，但是却体现对金华人文情怀的密切关注。

（二）文化创造：文学价值提升的趋同理想

1. 本土：经世致用的当代文学进路。两浙文化传统内蕴的现实主义精神，突出地表现在两浙史学精神和浙东理学对“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承[10]。古代金华文化昌盛，属典型的吴越文化，浙江文学研究的知名学者王嘉良认为，基于吴越文化的不同特质，便会衍生出与此相对应的典型文化区域，产生颇有特色的文化（文学）現象[11]。令人感佩的是，虽然金华似乎从来都不是浙江的经济中心，更不是浙江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但却能够形成浙学的重要分支“婺学”。这一方面或是因为金华紧邻江南人文地理的文化中心区域，又在科举和书院教育中成长迅速，表现优异，积淀了在江南文化圈独树一帜的文化基础。如《外婆史诗》，虽然作者创作的重要方向和内容是杭州生活和西湖文化，但是作者作为作家、诗人和媒体人，长期受到浙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与金华文学水乳交融，金华女性文学在江南文化要义的实践和渗透过程中，展现出了与金华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特点，表现为人物塑造上诗性、质朴和自由风格带来的勃然生机。《外婆史诗》又是用金华地区传统儒家学派“婺学”经世的情怀，和浙中地区致用理念之精工善艺的民俗文化精神，历经岁月沧桑打磨而成，以精神回乡的乌托邦式的深化，将金华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植根其上小人物的平凡而伟大的生命观，展露得自然生动，因而小说人物展现出了绵绵不绝的文化生命力。由此观之，金华女作家重要创作，特别是基于乡土文学的一种创作表现，如前述金华意象、文学作品大量金华女性形象的确立，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既表现了金华人文现状，又展现了当代文学价值提升的进路，也就是依托当代文学创作，搞好金华的文艺复兴工作。当前，金华人文生态建设正在积极融入现代化发展的历程，要用“两美”金华的目标，实现自然和人文的真正美好[12]，就必须复兴金华文艺。依据“两美”建设规划，金华文学和艺术建设必须促进文学和艺术的创新型繁荣[13]。

2. 域外：蕴含金华文化的家国情怀。金华女作家作品中的，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从真实的历史走进虚拟的文学，从地域文学的角度看，并不是简单的历史故事复写，还是单纯的文学形象塑造，更有一种基于家国情怀的文化诉求。以金华女作家李靖长篇小说《四十年家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为例，可见金华文学意象的丰富。这部小说分上、中、下三卷，共计80余万字，从某种程度上说，填补了金华历史小说创作的空白[14]，写了金华人的“热血、抗争、爱国、信仰”，是一部金华从清末到抗战胜利的金华历史故事，小说写了民国时期铜城朱家的命运变迁，写到了美纶袜厂见证的大革命时期历史风云，还写抗战时期日寇在浙中实施的细菌战，几乎就是整个金华近代史的浓缩，可以说是典型的金华意象书写。小说塑造了金华人朱家的家庭命运，讴歌了方南坡等一代革命先驱，包括方南坡在内的诸多小说人物，如张恭、李宝剑、大开和尚等，都是金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人物。细读小说文本，可以发现李靖实际是在用“金华味”写金华故事。在金华生活过的读者，会很容易从小说读出熟悉的味道，那些地名、掌故，如东百茶楼、火腿、信纸书店、婺剧名段，关涉吃穿住用行读书学习，都是细致入微的描写，再加之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实地考察小说中的每一个场景，充分说明作家具有深切的家国情怀。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家国情怀，才会有作品的广度和深度，也才会有小说中波澜壮阔的浙中金华的地域民俗与文化风情。再如卢文丽《外婆史诗》，除了文本内容凝聚了作家个人的感情和人文情怀外，作者还将人物与时代，生活与文化结合，并寻找到了其中融通交汇的表现点：金华及其下辖县级市东阳为代表的浙中文化，与以杭州为代表的主流江南文化完美结合，以更具整体关照的视角，展现了家庭观念在时代中的变迁，也展示了家族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的传承，进而在国家命运的映照下，作者完成了对浓烈家国情怀的艺术升华。从这一点上看，作品已经超越了地域文学的范畴，这或许正是这部作品广受好评的原因。

三、视角选择与时代使命

“阅读文本已经成为阅读城市的方法之一”。[15]读者阅读金华女作家的作品，能够获得非常全面而精细的地方生活与文化体验，也更易体会作者创作时的视角选择。金华女作家或从事传统文学的重要样式即诗歌散文创作，用金华文化浸染的纯粹灵魂传承着金华文艺的精神；或从事影视文学和网络文学创作，在发展迅速的传播媒介的帮助下，展示了金华文学紧跟时代发展，积极适应文化变迁的使命感；或从事长篇小说创作，力图用更全面、更广阔的视角关照金华地方文化，传播金华人文精神；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将金华唯美的江南风韵，融入到为祖国未来发展的文化教育事业中。探究金华女作家的视角选择和时代使命，有利于对金华文学在21世纪的进一步发展开掘新思路。

（一）文化传承：浙中生态的守护者

相比较而言，本土金华女作家注重对山水情怀的精心呵护，域外金华女作家则更显露出对故乡情结的唯美张扬。但无论哪一类，都显示了生态问题高度的视角选择与时代实现，是浙江进入21世纪后重点关注的话题，从“五水共治”的全面推进和“绿水青山”理念的深入人心，既是一个政策得到落实的显在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得到彰显的隐在传承。生于本土的金华女作家，以儿女情长般的细腻和敏感，显示了文化传承过程中，女作家对山水情怀的精心呵护。“文章固关气运，亦系于习尚。”[16]地域风格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风格，地域性的群体写作和作家文化诉求，是中国文学发展的形成地方流派的重要影响的直接动因。金华地域，在浙江文学史上本身就因发达的教育和兴盛的文风而积淀了人文氛围浓厚的特点。长久以来，金华以其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气格和浙中多山少田的盆地型自然生态，形成了注重文化享受的休闲文化，在浙江乃至全国都享有名气。这种休闲文化浸润下的诗情画意的唯美自然生态，无疑会促进作家创作的欲望。一般来说，浓郁的故乡情愫时常会充盈于一个作家的文字之中。从显在的山川景物、地理环境，到隐在的人文风俗、文化习惯，都直接或间接地出现在作家的作品中，也深藏于作家的创作理念之中。就这一点来说，金华本土女作家于雪华的小说创作以及大量金华女诗人的创作，是成就杰出的代表。与在本土进行创作的作家不同的是，域外金华女作家的创作，少了一些对故乡人事乃至文化的批判，多了些深情的讴歌和殷切的希望。对域外金华作家来说，对故乡的记忆，多是美好的——因为她来自少年、童年甚至孩提时代，那时候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单纯的，这种纯美，早已在作家心中种下了种子，一直伴随着她们人生的成长而成长。远离和漂泊，让域外金华作家对家乡的书写，几乎变成了唯美的讴歌。这种赞美和怀念，已经超越文学文本的本身，成为一种情结的表征。在李靖的《四十年家國》、卢文丽的《外婆史诗》和施夏莺的《意外结局》等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对故乡人文地理、自然风光等的具有生态意义的描摹，不仅仅是一种对美好山水的赞颂，更是一种思念故乡，是一种故土难离的情结的再现。

（二）人文倡领：都市生活的讴歌者

进入21世纪，在整个浙江地区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大环境中，金华文学随着金华以横店为代表的影视文化产业基地的形成，对文学创作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金华作家的多部作品，摆脱传统小说、网络小说等的固有形态，进一步寻求产生更大影响的新出路，特别是与地方文化产业的新势力影视产业结合，成为能进一步在全国形成一定影响的作品。这其中，金华女作家的贡献尤为显著。影视文学在当今文学创作的地位，是十分突出而特殊的，特别是随着网络、自媒体等传播手段与影视的结合，影视文学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优秀的作品极容易被影视产业相中，产生协同互利的结果。金华女作家参与影视文学的创作，以本土作家影响为主，其中，两位最有代表性的作家都是教师，一位来自金华金东区仙桥初中，一位来自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两位女教师，夏玲是典型的网络文学创作者，网名紫伊281，在圈内颇有名气， 2018年在腾讯网热播的《萌妻食神》，就是由其同名网络小说改编。这部小说，除了爱情主题引人入胜外，还融入了美食、宫斗等诸多深受读者欢迎的元素。这些元素，是将典型的金华都市新区的日常生活元素（浙中美食）、文化热点元素（宫斗影视）结合起来的结果。实际上，这部作品无论是作为网络小说还是影视文学文本，都是金华人生生态的一个很好的写照。而论及影视文学对浙中人文生态的再现，2012年就凭借同名小说《婆媳拼图》改编成电影而小有名气的仇若涵也极具代表性。仇若涵生活在金华人文兴盛的环境，创作过诗词故事集，成名于都市情感小说。《婆媳拼图》写的其实就金华人的故事，其中所有的故事和蕴含其中的情感，无不显示了社会发展中的各类问题如高房价、婆媳关系等与传统社会文化冲突融合的结果。那么，从这个角度说，金华女作家基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视角，对自己所生活的环境进行的积极的书写。

21世纪的金华女作家，一方面，正在形成一种更为深邃的乡土（本土）写作视野，另一方面，在创作探索中显现了更广阔的域外视野。而对金华本土作家和域外金华作家进行比较发现，作家性别认同和身份认同，都给文学研究带来更多元的视角，更为文学发生提供了不歇动力。金华女作家创作的特点形成和成效取得的路径，特别是其不断在时代变迁、个人发展过程中适应与突破、砥砺与追求的变化，实际是基于发展视角进一步探寻金华文化壮大成果以及引进来、走出去的路径。在金华“本土与域外（走出）”两类女作家的研究的基础上，探究金华人文生态建设的文学支撑路径，是一个很好的尝试。金华文学的历史积淀正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即将完结的时候，与时代发展的诉求开始了日趋完美的结合，虽然在作品的影响力、作家的持续创作能力等方面都遭遇了一些新的问题，但这两大类型的作家，仍然给金华文学乃至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和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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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程勇）

作者：汪全玉

民俗文化视角的古代文学论文 篇2：

杨慎文化本土化建设需要“自觉”意识

摘要杨慎是明代新都乃至四川唯一的状元,其丰富的文化资源是今天新都发展的宝贵财富。本文侧重探讨杨慎文化本土化建设的现状、特性、社会价值以及需要调整的认识视角、培育文化自觉的意识、建设方向和措施,阐明了杨慎文化本土化、开启地方文化建设的新视角,对于提升新都的人文品位,促进地方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长远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杨慎文化 本土化 文化自觉

位于川西平原的新都是古蜀开明王兴建的第一个都邑,早在2700多年前便是蜀族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新都马家、新繁、新民等地出土的大批秦汉时期的画像砖,从政治、教育、生产生活、建筑到舞乐、百戏、神话、典故等各方面都记录着新都发达的经济文化史迹。《华阳国志》中记载:“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悠久的历史积淀着丰厚的文化,今天的新都被冠以“天府明珠”、“香城宝地” 、“文献名都” 、“状元故里”的美称,但在这个需要名实对举的时代,它们的内涵都有待科学理性地开掘。如以“状元故里”的文化荣誉为例,知道杨慎的人不少,那首《临江仙·说秦汉》的弹词因《三国演义》的小说深入人心,又随《三国演义》电视剧的播放传唱风靡天下,而要人们轻易道出杨慎的新都血脉来,则有些强人所难。

一 杨慎文化资源在新都开发的现状分析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是明代新都(今属四川)唯一的状元,以其奋发有为、博学精专尤其是对文学、史学、哲学、经学、书画、戏剧、宗教、民俗等领域的极深造诣、著述之多,以及清正廉洁、爱国爱民的品质而雄视一代。作为他的故乡新都人,无不为本土出过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名人而感到欣慰、骄傲与自豪。这种族人心态和代代相因的观念,也使“杨慎”成了一种无可替代的文化象征,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与新都今天的现实生活融为一体,形成具有地方意味的文化品质、社会习俗和风尚事物的本土体系,我们称之为本土化现象。

从文化经济的视角看,新都人称颂杨慎,与江油人推举李白、邛崃人夸耀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眉山人赞扬苏轼的动机一样,是将其品牌化,以文化的力量来推助旅游经济。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新时代里,劳动力的意义已从“体力型”转化为“文化型”,进而转化为“科技型”,文化的经济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张扬,特别是旅游文化资源中的文化内涵满蕴着厚重的人文精神,能强烈地刺激游客出游的动机。新都的杨慎及升庵桂湖,融自然美和人格美为一体,吸引八方人士,曾让不少的名人、伟人在此驻足,感受这“天府第一园”的深邃意蕴。改革开放30年,桂湖发生了巨大变化。“文革”后的1979年,新都文物管理所成立,原损毁严重的升庵祠内的殿室、物件逐渐得到恢复,楼台亭阁水榭山馆亦渐次呈现,到1995年已初具历史原貌,有升庵祠、仓颉殿、沉霞榭、香世界、枕碧亭、观稼台、杭秋、杨柳楼、小锦江等20余处。到2008年底,桂湖内先后添加了“新都桂湖”石碑、《桂湖曲》诗碑、《桂湖记》碑、“天府第一湖”碑和“重修桂湖”碑,黄峨馆由与升庵祠遥相呼应而被移至祠后成比邻,杨柳楼的功能也发生变化,做了茶楼餐饮之用,并有新都画院和新都文学艺术联合会在园内挂牌,新都博物馆和龙藏寺碑林在此落户。桂湖的面积4万多平方米,水域约2万平方米。夏日粉荷凌波,亭亭玉立;秋天桂花亭周围宝树枝枝艳,桂蕊片片香。桂湖因杨慎首植荷花“遍载桂树”而成为中国“十大荷花观赏地”、“五大桂花观赏地”。

今天,当我们走在高速公路上关注景点牌,或漫步新都城区闲逛指路标,“桂湖”的名字光彩夺目。但普天之下,又有多少游人能弄明白一个小小的桂湖与杨慎有多大联系,人们甚至会以湖的广阔浩瀚来寻找价值认同。这也暴露了新都人在打造杨慎品牌问题上的软助。事实上,新都对杨慎的推举宣传力量非常薄弱。除杨升庵祠和桂湖遗迹比较集中再现杨慎外,新都博物馆里的影视厅也只是在播放桂湖及新都的风光片。每年的荷花节、桂花节虽都在园内举行,但季节性强,资源规模小,产品开发处于初级形态。再有其他可寻的就是一些地名、街道名和饮食品名,如状元街、娃娃堰、杨公桥、桂水、桂林、升庵中学、桂花糕、桂花酒等,都徒有虚名,有戏弄苍生之嫌。如今的状元街,除了一个弥陀寺有点古色外,其余的店铺大多经营小吃、药品、化妆、理发、杂货等生意,没有一点文化气息。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娃娃堰,早已是污水臭水满溢的水沟,生态环境差,道路狭窄,是新都乃至四川全省交通最易堵塞之地。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新都,文化产品的发展没有跟上市场发展的灵动性,那种人人自觉性、自发性地理解杨慎,科学地传播杨慎声誉的局面现在还看不到。杨慎文化要真正本土化,成为拉动地方经济的杠杆,需要科学发展观,需要“文化自觉”意识。

二 文化自觉的概念及其现实特性

文化自觉的概念最早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文集》第14卷)。著名学者乐黛云则从另一个角度认为文化自觉就是“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的民族文化历史,联系现实,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多元化世界的文化自觉》)。

可见,文化自觉是一种观察角度,也是一种处世心态和发展精神。目前,新都杨慎文化本土化建设就缺乏这种文化自觉意识,表现在:一是没有深入挖掘主体资源的人文内涵,对规划地域的文脉存在文化错觉,开展的主题抓不住资源优势和地域优势,产品没有个性,仅仅面向本地市场,对外地游客很难构成吸引力;二是对资源主体存有虚幻认识,对景点的标识构建胡乱包装或生拉硬扯,牵强附贴。所以,要建好新都的文化资源市场,迫切的是要营造文化自觉氛围,以科学理性的精神去理解认识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文化遗存的重要性,把杨慎的思想、人格、学习精神渗透于生活的情节中,在塑造名人的同时,也塑造着每个个体。

费孝通先生说:“在中国面向世界,要世界充分认识我们中国人的真实面貌,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才能谈得到让人家认识我们和我们认识人家。科学地相互认识是人们建立和平共处的起点”(《费孝通文集》),用这种大视角大视野来评价和反思杨慎本土化建设问题,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三 对杨慎文化本土化建设的评价

杨慎文化是新都宝贵的精神财富,桂湖是中外共仰的升庵纪念重地,共祀杨慎及祖、叔、父三代文化名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A级景区和成都青少年教育基地。从目前的情况看,学术界只注重对杨慎丰富的创作成就进行文本研究,对其资源的现实转化的思考还是一片空白。因此,研究杨慎文化本土化,有利于开启地方文化建设的新视角,为地方旅游业的发展营造特色化的环境。

1 杨慎纪念馆以“桂湖”命名,又有郭沫若“桂蕊飘香,美哉乐土;湖光增色,换了人间”的联语,突出了自然美色层次和观光、休闲的功能,但没有尊重杨慎文化的历史性与现实文化发生交融的人文底蕴。

第一,杨慎纪念馆不能单以“桂湖”的自然风光来招揽游客,而应该以杨慎的文化特色吸引人。因为,自然景色带有季节性,文化内涵才具有长久性。当今,文化旅游已成为时代感很强的新视点新热点,如水利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等等,都包含了可持续性发展的魅力。用科学发展的眼光考量,有必要为升庵纪念馆正名。虽然桂湖历史悠久,原是杨氏家族的花园(清·杨道南《桂湖记》言“蜀汉章武中卫君常凿湖筑堰,修水利以溉民田。后人德之常,名卫湖,不忘本也。”又“迨有明杨升庵先生故宅近湖,遂沿堤遍载桂树,间尝游憩其中,考之升庵文集,有送胡孝思泛桂湖曲,是卫湖又呼为桂湖。”),但湖毕竟没有人贵,桂湖的“溉民田”、“历唐宋元明,居民皆食其惠”的历史价值已成历史,而杨慎仍以其丰富的创作成就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不朽于时代。清代杨道南说得好,“卫公之政绩,杨公之节义文章,地以人传,均为不朽。非湖贵湖,因人贵也”(《桂湖记》)。事实上,桂湖内的文化主体还是杨慎,多以杨慎及家人丰硕的著述、手迹、实物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名人、伟人的题书、图片资料来映衬桂湖的美景。所以新都人要弘扬杨慎文化声誉和影响,调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张力,就必须突出杨慎,尊重杨慎。通过正名,让八方游人来成都,就知道新都有“杨升庵祠”或“状元故园”,而非“桂湖”。桂湖可以处处复制,而杨慎不能复制,他是巴蜀文化一份子,永远会给游人以奇风异俗的感受。

第二,桂湖主打的是杨慎在读书求学、为官廉政、谪戍边所、著作书画等方面的事迹和实物陈列,它全面展示杨慎的家庭特色以及杨慎在新都、巴蜀大地和云南的生活活动、社会交往、文化传播、文学创作等多层面的巨大成就和历史影响力。而如今新都博物馆、龙藏寺里的碑林也在园中立足,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体,主题的鲜明性受到了极大干扰。一个景区应凸显其标志性的特征,就像成都的杜甫草堂、武侯祠,具有中国唯一的气势。对于杨升庵祠,如果不改变现状,就成了可去可不去的地方,成了那种随时什么时候去都可以的地方。俗语说:“人管人一对一,制度管人一对十,文化管人无穷无尽”,新都要建树杨慎这座丰碑,只有先确立杨慎文化的唯一性,其彪炳的人文精神才有独立性。

2 桂湖内新立的碑牌,设计布局缺乏科学性和人文性,个别楼阁名更换频繁,给人以无视历史、无视文化之感。据了解,新都桂湖除原有的杨慎题书以及《新都县八阵图记》等石碑外,近年来新增立的一些石碑在外观设计、颜色搭配、位置摆放等方面都值得探讨。《桂湖曲》诗碑、《桂湖记》碑和《临江仙》词碑,都以赭红色为背景,书写的字迹为大红色,有碍观瞻,不易辨认。《临江仙》词碑原来立在桂湖大门的右侧,现在移至后门入口处。我们都知道杨慎具有广泛影响的就是这首弹词,但它是杨慎晚年在云南戍所作的,表达了对人生沉痛感悟后的一种超脱,将其移植到桂湖并作为门面招牌,不合情理。而《桂湖曲》(即《桂湖曲送胡孝思》)才是杨慎作于新都的诗,无论从内容到意境,都可名正言顺地被选录摆放在桂湖显要位置。至于“荷塘月色”四字刻在桂湖里,如果朱自清先生还在世,也不会苟同的。让人费解的是“观稼台”楼阁的名字,变换平常,由“观稼台”到“文献名都”、“挹锦门”,再到现在的“新都桂湖”,给人轻率、无视历史文化的意味。破坏了原生态,也就破坏了文化的内质。“原生态”这一概念其实是在拷问我们的文化认知,说明我们明显缺乏一种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自爱、自尊观念。

四 杨慎文化本土化建设的方向和措施探究

新都的旅游景点中属于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只有桂湖和宝光寺,宝光寺由于宗教的精神力量,门票也便宜(每张5元),使远近的善男信女,为了了却心事、敬香还愿、参加佛事活动,一年四季游人络绎不绝。而桂湖(门票30元)除特殊的节日和活动外,平常游客寥寥,加之近年来因老年人凭老年证免收门票,这里几乎要成为老年人休闲练功、歌舞升平的舞台。

1 开发杨慎文化资源要有创新的服务理念,走出“千城一面”的俗套。

升庵祠是以文化物证表达景观的,不能为了迎合游人追求的感觉景观、知觉景观而到处树碑树牌,喧宾夺主。笔者认为,要真正还原杨慎的历史风貌,不至于留下“独惜升庵真迹荒”(邓拓诗句)的遗憾,应该从宣传的品质上着手:

(1)多利用影视媒介等手段来介绍杨慎及家族的文化渊源。通过精心制作杨慎电视专题片、动画片,再现其求学、应试做官、授课、议礼、远谪永昌、传播文化、与杨门七子唱和、卒于戍所等人生轨迹。动画片还可将“杨公桥”、“饮马河”、“桂湖”、“上升街”、“娃娃堰”等传说形象化,让人既了解杨氏的家风家教、胆略和才智,又能知晓一些关于川西新都的人文地理。此外,还可以通过说唱艺术构筑非物质文化景观(指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传统手工艺技能转化为景观),来展示杨慎文化面貌。

(2)利用杨慎的诗词和哲言警语对杨慎文化的内涵进行深度挖掘、拓展。诗词短小精悍,易于记诵,是中国旅游文化精品艺术的一部分,对游人具有强烈的刺激效应。有关杨慎的许多诗词作品都表现了主人公的个性、情感、人格及其对人生的感悟,也能对景点起到点染美化意境的审美作用。如《桂湖曲》、《咏柳》、《垂柳篇》、《春兴》(八首)、《南枝曲》、《赋得〈千山红树图〉送杨茂之》、《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浪淘沙·去燕》、《沁园春·已丑新正》以及黄峨的《寄外》等诗词,都是朗朗上口的佳作,可用视频欣赏的方式,把文学创作与典故纪闻巧妙地结合。亦可办诗词鉴赏会、诗词朗诵会、文学书画创作会,调度游人积极参与的热情,或编演实景演出,丰富游赏的内容和品味。在这方面,江苏南京的经验值得借鉴。南京在秦淮河景点的整治中关注文化的历史资源,收集了歌咏秦淮河景点的诗词歌赋、典故纪闻近600个,综合开发了“青梅竹马”“牧童遥指杏花村”“《南都繁会图》”“《石头记》”四大文化旅游主题景区,特别是“夜泊秦淮”的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将历代文化名人的风姿与迷人的传说典故借潋滟的水光再现,产生极佳的社会效应。升庵桂湖虽然与南京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有差异,但在开发理念和理想上,应该有相似的愿景。要让中外游客在潜移默化中增长文化知识、陶冶性情,受到高尚的审美教育,就要动用专门的人力整理宣传杨慎的诗词佳作以飨游人。《桂湖曲》虽是送别之作,但桂湖的风月寄含情深、质朴自然。桂湖因此诗的渲染而成为“天府第一湖”,正如岳阳楼经范仲淹的渲染成为千古名楼,滕王阁因王勃的《滕王阁序》而生辉。杨慎爱国、爱民,也爱自己的家乡,他的很多诗词都表达了对故乡亲人的思念,悲恨相续,真切感人。如《梓潼道中》、《滇池泛舟见新雁》、《春兴》、《送余学官归罗江》、《归途始发》、《玉娇枝》、《江城子·丙戍九日》、《浪淘沙·去燕》等等,在长期的奔走途中,那份挥之不去的故乡情、漂泊感耿耿于怀,这些诗词也极易在游人的心中产生共鸣。又及,杨慎的人生因谪戍云南永昌而变得不幸,投荒30余年,他悲愤于朝廷枉法羁留,历尽劫波,对人生的感慨颇多深。如《垂柳篇》、《春兴》(其四)、《赋得〈千山红树图〉送杨茂之》、《寒夕》等诗中饱含幽怨哀伤,字字苦寒。特别是他的《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诗,“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迁谪本非明主意,网罗巧中细人谋。故园先陇痴儿女,泉下伤心也泪流。”含冤含屈,死不瞑目,是血泪般的控诉。吴旦生《历代诗话》云:“其《七十行戍稿》有《病中感怀》诗云云,词人读之,至今血口”。他的《廿一史弹词》以悲壮淋漓之笔“谱兴亡于弦歌之中,寓褒贬在弹板以内”(周继莲《辑注廿五史弹词叙》),自诞生以来,广为流传,“贩夫田父,樵童牧叟,皆欣欣而喜听之”(阴武卿《杨升庵史略词话序》)。其中的《临江仙·说秦汉》为广大读者耳熟能详,乐于吟唱,它以一种历经沧桑的虚静情绪来理解俗世人间的荣辱得失,表达诗人痛苦残酷的人生体验。至于其妻黄峨的《庭榴诗》、《寄外》等诗,不仅表现了夫妻恩爱深情,也展示了女性的特有才华,明代文学家徐渭赞颂他们“著述甲士林”、“才艺冠女班”。杨慎的哲言警语是他博学精专、为人处事和人生追求的体验概括,如“胸有万卷书,则笔下无一点尘”、“思不厌精,索不厌深”、“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谅无补于事业,要不负于君亲”、“人离而听则愚,合而听则圣”、“夷险不易其操,危难不更其守,国家一体,体戚同之”等等,如能将之充分开发并移转到旅游项目中来,无疑具有鼓舞人教育人的作用。总之,开发杨慎诗词等资源应重在实效,通过品读诗词等作品,能让游人更好地理解杨慎“高明伉爽之才,宏博绝丽之学”(清 沈德潜《明诗别裁集》),也能深刻地领略他随题赋形、兼收众美、雄视一代的文化成就。文以地灵,地以文贵。让杨慎的才气与桂湖的灵气交相辉映,使旅游审美变得愉悦,有涵养,是为本文期待一快事。

2 杨慎文化本土化建设不能急功近利,要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胸怀,重新打造状元街和娃娃堰,把古代文明与现代意识圆融地整合一起,使杨慎文化的旗帜永远飘扬在川西大地上。

状元街是为纪念杨慎状元而命名的,理应充满文化气息。但由于城建规划、社会观念等原因,状元街成了一个百业杂呈的拥挤的小街。为了能给升庵祠营造良好的外围文化氛围,重新打造状元街,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循着杨慎当年勤奋好学、睿智无端、见义勇为的遗迹,将状元街洗心革面,使之成为书店、各类培训学校、影视娱乐、饮食小吃一条街,形成具有新都特色的文化窗口,让游人在瞻仰了升庵祠,接受了杨慎文化的洗礼后再到状元街,感受承传而来的现代文化的风味,品尝桂花糕、桂花茶、桂花酒、桂湖莲子,一定会留下“新都风物怠难忘,举世无双杨状元”的印象。

成都是个来了就不想走的休闲好去处,茶馆、农家乐之多堪称中国文化一绝。杨慎童年时嬉戏玩耍、洗澡游泳的娃娃堰,通过重新改造,完全可以还原传说故事中两岸古木参天、堰里石条平铺、水流清澈的面貌,它也必将使现在的交通堵塞之地成为历史,从而成为供广大游客寻访杨慎遗踪、休闲娱乐、以茶会友的新景点。

升庵生为独角麟,艺林史中续汗青。香城风月追太白,一代英名有后尘。历史将证明,尊重杨慎文化,保护好杨慎文化,是旷世百代的千秋功业。

五 结语

建设区域本土文化,把历史名人的文化元素渗透于现代生活的情结,已经成为现代旅游消费的主流。我们进行的杨慎文化本土化建设的构想,是对现存文化市场的一种大胆的种植结构的调整,是基于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并以此为视点,拉动全区旅游事业建设的新走向,对于全面提高新都的综合人文品位和经济效益,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此,笔者也希望并呼吁关心新都杨慎文化建设的朋友和同仁,献计献策,共谋发展的明天。

注:本课题系成都大学科技基金项目,课题编号:2009XJR07。

参考文献:

[1] 丰家骅:《杨慎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 李义让:《状元杨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 王文才:《升庵诗文》,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 倪宗新、曾顺达:《文献名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严铭,男,1967—,湖北浠水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作者：严 铭

民俗文化视角的古代文学论文 篇3：

民俗散文的地域性审美文化审视

摘 要： 汪曾祺与郭文斌以书写民俗见长，二人民俗散文的审美内涵丰厚，将独特的地域符号作为载体来表现浓厚的地域民俗性。两位作家通过对节日中多样的民俗仪式的描写来观照百姓现实生活，表达民间信仰，在这些仪式背后有着丰厚文化意蕴，值得我们去探索，也对传承我国传统和地域民俗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汪曾祺 郭文斌 民俗 地域符号 仪式 文化意蕴

“民俗”一词，最早在《礼记·王制》被提及。相传，某年的二月舜到泰山去巡视，眺望山川，按尊卑地位举行了柴祭仪式。后接受地方诸侯的朝见，舜命太师陈诗去体察民风。古时君王的巡守之礼，将这种礼仪和民风联系在一起，君王每到一个地方通过观察风俗民情，便可知道政务的得失。民俗在我国大致历经由最初的“俗”至汉代“风俗”（习俗、民风）到现今“民俗”的三个发展阶段。随着生产和生活的发展，显然民俗已经融入我们生活中，成为民族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今民俗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之一，其为不同地域的作家创作提供了灵感和肥沃养料。汪曾祺与郭文斌散文创作中都对节令与风俗进行描写，两位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作家却有着类似的创作方式，都创作出了有着独特韵味的民俗散文精品。

汪曾祺民俗散文创作主要集中在1941至2015年，著有散文名篇《端午的鸭蛋》《胡同文化》《泡茶馆》等散文名篇，全部收录在《汪曾祺全集》 中。汪曾祺的故乡在诗意的江南水乡，后来工作和生活在四季如春的西南，江南的民间人物、民间风俗为汪曾祺民俗散文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郭文斌创作的民俗散文有《红色中秋》《全本戏》《守岁》等，收录在《永远的乡愁》中。郭文斌生长在西北，其民俗散文更多书写的是西海固乡村的自然风貌和民间事象。两个不同时代的作家通过对特定地域的生活习惯和不同节日中的民俗仪式描写，表达二人对故乡深深的怀念和眷恋。

通过对汪曾祺和郭文斌民俗散文的梳理，發现两位作家都把民俗散文的创作视角放在民间，通过对地域文化符号、日常生活中的民俗仪式来挖掘背后深藏的文化意蕴。

一、独特的地域符号

汪曾祺和郭文斌的民俗散文都通过使用地域文化符号来体现浓厚的地域民俗性。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见的一些物品，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当你看到的它的那一刻，这些物品就被赋予了特定含义，成为某种符号。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涉及范围非常广泛，不同的地域符号承载着特定地域的文化内涵。我们将从符号学能指和所指的角度分析汪曾祺和郭文斌散文中的民俗文化意蕴。他们的散文都是通过一个个的民俗事象来体现民俗生活的。

在语言学家索绪尔看来“能指”是声音留下来的印记，完成传递信息的任务。“所指”是人们给符号本身赋予的内涵和外延，如：我们过年时都要吃“汤圆”，在我们的头脑中“汤圆”有团团圆圆的含义，是家人团聚、和谐的象征。符号是民俗文化的载体之一，汪曾祺在《胡同文化》中通过北京特有的地域符号“胡同儿”“挪窝儿”“处街坊”描绘出了一幅幅短小却不失特色的北京胡同生活片段。“胡同”在文章中是贯穿全文的叙事线索，也是反复出现的民俗意象。“胡同”的地域符号能指意义从语音意义的胡同转变为指生活在北京胡同的居民对物质要求不高、爱凑热闹，但不喜闲事、善于“忍”的特点。有些符号在特定的环境中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汪曾祺用地域文化符号隐喻北京胡同文化与北京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息息相关，是北京胡同地区闭塞的文化产物。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充满浓郁民俗气息而又古老的北京城。在《泡茶馆》中汪曾祺详实地介绍了昆明本地人“坐茶馆”的习俗。茶馆中的茶桌，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在吃茶的同时人们喜爱听“围鼓”（滇剧），爱唱滇剧的观众也可以和演员同唱，而后作者又具体介绍了西南联大附近的凤翥街和文林街，两条不大的街，竟有十几家茶馆，且描绘了茶馆内部特色和客人吃茶时的状态。我们从“坐茶馆”中可以看出茶馆文化已经流入昆明百姓的血液里，并已成为昆明地区的社会文化缩影，亦是市民文化的重要表现。

在郭文斌的《全本戏》中，“大年”这个意象在作者笔下反复出现，他用最质朴的、最平淡的语言为读者介绍了过“大年”的相关习俗，写出了带有浓厚西北特色的年味。这里“大年”有“感恩”“孝”“敬”“和合”的美意。在《说文解字》中“年”被释义为五谷成熟、一年丰收的最后时刻，一年的收获离不开祖先和诸神的恩赐，把祖先供奉神坛，作为祖先对百姓一年帮助的回馈，体现着中华民族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因此感恩贯穿在大年的各项活动中。“孝”也是中国伦理的重要表现，过年时是子女对父母表达孝的一次机会。“敬”除了表达对祖先的尊敬，还体现为“静”，一家人安静地坐在一起，享受团圆时光。“和合”，和谐、团圆的象征，是一家人凝聚力的重要表现。在除夕夜里要“守岁”，全家人点燃灯火，通宵达旦，赶走病魔，寓意新的一年吉祥如意。紧接着就是元宵节，有点花灯的习俗，城里的花灯形状各异，在老家元宵节点燃的则是一展展荞面灯，这普通的荞面灯，点燃的却是作者内心对故乡的无限眷念。

两位作家民俗散文的审美内容都是通过地域符号对所写地区的民俗进行碎片化描写。二人创作的视角都是聚焦在民间生活中的小事上，以此来表现独特地域的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认同。二人民俗散文也有不同之处：汪曾祺民俗散文内容涉猎范围相对较广，涵盖了地域民俗、民间饮食、民间风俗、民间人物等。而郭文斌民俗散文主要侧重于对传统佳节的描写。两人民俗散文的语言也大相径庭，汪曾祺生长在江南水乡，在“水”文化的熏陶下，使他的散文语言平淡、质朴，加之地域性方言的使用，读起来更具文学气息，也表现了他闲适、豁达、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郭文斌生长在西北，其民俗散文中西北的地理风貌、地方风俗常常出现，西北位于内陆，土地贫瘠，生活环境艰苦，相较于沿海地区偏远闭塞，因此散文语言朴素、凝练，不加修饰，多运用道家哲理话语来表现西北乡村安详的文化气息。总之，两位作家对民间风俗的描写也是我国江南和西北地域风俗文化的传承。

二、作家笔下的民俗仪式

在我国传统节日中，仪式是必不可少的。英国人类学家菲奥纳·鲍伊认为，仪式是由文化建构起来的象征体系，已经被模式化和序列化的言语和行动组成体系。a 仪式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文化活动，在日常的传承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固有的语言和行动，背后的含义一目了然。中国百姓擅长以仪式作为中介，通过仪式中所涉及的民俗物和其行为过程来实现民间信仰。汪曾祺和郭文斌都试图通过“仪式”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同时传承传统文化。因此他们创作了诸多传统节日中表现仪式的散文作品。汪曾祺在《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详实地叙述了有着悠久歷史文化的小县城里“祭灶”的起源及过程。在我国的一些地方，腊月二十三、二十四要举行“祭灶”仪式。在《史记·孝武本纪》 中最早开始提及“祭灶”仪式。相传，古时就已经出现了“祭灶”仪式，老妇将祭灶用的贡品摆放在盆里，酒灌入瓶内，然后进行跪拜，这就是相传的“老妇之祭”。由于那时生产力和物质水平相对落后，贡品样式单一，仪式的过程非常简单。现今祭灶的贡品是多样的，但有一样食物是必不可少的，即“关东糖”，这是一种用麦芽或谷芽熬成的糖。在“献祭”之礼完毕后，每家每户都要行祭拜之礼，每家祭拜之礼形式各异，男女都跪拜，先由男人拜，后由女人拜。一些人认为女的祭拜更合适一些，女人每天围着锅台转，与灶王爷关系密切，“老妇之祭”在现今仍然得到传承。在《岁交春》中作者为读者介绍了中国对立春节气的重视，春天是农民农耕的开始，是决定一年粮食收成的重要环节，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节日。在立春那一天，“我”的家乡要举行“送春牛”仪式，将“牛”送到各家帮助农民减负。每家制作颜色各异的泥牛，放在供泥牛的神案上，用唢呐吹响不同的曲子。人们把这一过程谓之“送春牛”。作者用旁人的视角叙述了节日中传统的民间习俗，这些习俗在一些人眼中是愚昧的、落后的，但在作者看来更多是一种感动。

郭文斌在《红色中秋》中，向我们详尽介绍了童年时期家乡的“献月亮”习俗。在农村平日里吃不到的食物要等到中秋节那天月亮品尝完后人们才能吃到。如果在中秋节当天能够吃到新鲜的月饼和西瓜是件非常珍贵的事，将西瓜切片摆放成莲花的形状，西瓜的红色和月亮有关，将桌子放在炕上，将月饼和西瓜摆放在桌子上，一家人围着桌子赏月。“我”发现月亮和切片的西瓜一样，又红又亮。郭文斌认为人们不仅仅是在庆祝仪式，而是重视其精神慰藉功能。在《我的大年我的洞房》中作者描写了“请祖先”的年俗，人们带着香表、祭品、香在坟院里跪拜，希望“祖先”能够回家过年，这个仪式被称为“请祖先”。人们认为物质上可以拮据一些，但他们获得的是精神上的富足。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还向我们介绍了家乡大年时“贴巴”“泼散”“献祭”等年俗，老家的人们在过年时要贴对联、门神、云子等，人们把这些细小的仪式称之为“贴巴”。在“贴巴”仪式结束后，每家每户要举行“泼散”“供祭”仪式，“泼散”仪式要在饭前举行，这个仪式也小有讲究，是由每家的长男端着饭菜到大门口布施，家庭条件相对好一点的住户，会在这一天设一个散台，专门用来摆放贡品，普通家庭就将碗中的食物，向四面八方抛出，以供在外的游魂野鬼享用。“供祭”是一家人围坐在丰盛的饭桌前，先供奉祖先，也有请他们团圆，吃年夜饭之意。我国大年时的民俗仪式丰富多样，这些看起来简单的仪式，其内涵已经超越了仪式本身，背后所蕴藏的是我们民族伟大的地域民俗文化及民族自豪感，两位作家通过节日中的仪式表达民间信仰的同时，也传递了节日背后百姓对美好的期待。在这些仪式背后蕴藏着巨大的精神文化，值得我们去探索。

三、深厚的文化意蕴

汪曾祺和郭文斌的散文都是通过民俗符号和民俗仪式来描写地域风俗，具有丰富的文化性。从思想根源来看，他们两人都深受传统儒道两家思想的熏陶。汪曾祺民俗散文更多的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被称之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离不开其祖父清末“拔贡”汪嘉勋的培养与熏陶。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仁”，其民俗散文作品内容在书写传统的同时，也表达了对普通百姓的深切关怀。如《岁交春》中的“送春牛”和“贴春牛图”，“贴春牛图”是指一些地方会在开始农耕前在墙上贴一张画在黄纸上的春牛图。黄色代表土地，牛代表农事，“牛”“土地”是百姓生存之根基。郭文斌汲取更多的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综合，在《全本戏》中，腊八的“难得糊涂”是每家每户腊月开始“除尘”，“除尘”让我们从世俗功利和污染的环境中解脱出来，把心中的杂念从心底扫去，以此净化心灵，与天地共在，进入“天人合一”的状态，这也契合了佛家“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的思想。而要进入“天人合一”状态，需要借助“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符合四季运行规律，与自然同在。除此之外，郭文斌还把道家思想植入民俗散文，道家认为“阴阳平衡”，阴阳运动是宇宙的运行规律，是生命的基本活力。其在《清明不是节日》中提到太阳的运行规律“只有太阳直射到黄经，才有昼夜等长、阴阳平衡。而只有昼夜等长、阴阳平衡，才有清明”b。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是中国古人在农耕时根据太阳运行规律总结出来的，现今仍然适用，是古人智慧的集中体现。汪曾祺民俗散文创作和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家陆机的文学创作主张一致，即“文学无功利性”，“文学无功利性”是作家在创作和阅读活动时摒除杂念，沉浸其中，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陆机在《文赋》中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c，“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d ，“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e ，强调作者置身于大自然中观察万物，然后研读古籍，被大自然蕴含的奥妙吸引到无法自持，沉浸其中仿佛世界已经停止，对其中某种事物专注的思考和探寻能净化心灵，排除内心的杂念，并整理思绪把心中所想用文字记载下来。作者沉静下来构思时，也是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另外，汪曾祺的民俗散文具有丰厚的审美价值。其民俗散文着眼于从平凡生活中的小事发现生活的美好，如：北京的胡同儿、花、鸟、虫、鱼，雨后的昆明，水乡高邮等在他的笔下都是如此轻快、优美，读者读完他的作品，愉悦之感涌上心头。汪曾祺郭文斌二人民俗散文都是叙写生活和劳动中的小事，背后都有着丰厚的文化意蕴。他们的散文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要，也传承了中国地域文化。

汪曾祺与郭文斌的民俗散文通过对特定地域符号的书写来体现不同地域的地域民俗性。二人也通过对日常生活中多种民俗“仪式”的描写，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抚慰人的心灵，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寄托。其民俗散文更多呈现出的是特定地域民俗文化文本，将我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融入民俗散文中，也将我们的目光带到更广阔的民间文化中，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和文学价值，同时也对传承我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意义。最后，希望读者在未来能够给予民俗散文更多的关注，让民俗散文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希望未来喜欢文学创作的人，能够创作出更好的民俗散文来供读者阅读。

a 〔英〕菲奥纳·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金泽、何其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b 郭文斌： 《永远的乡愁》，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cde〔唐〕陆柬： 《唐陆柬之书陆机文赋》，上海书画出版社1978年版，第2页，第3页，第6页。

参考文献：

[1]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 郭文斌.永远的乡愁[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3] 蔡郎与.让人眼花缭乱的符号象征——浅谈民俗文化的符号学解读[J].社会科学家，2006 （）.

基金项目： 宁夏回族自治区研究生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建设项目（YDT201606）

作 者： 何月晖，北方民族大学文艺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文学与影视文化；吕颖，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作者：何月晖 吕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