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传播学视角管理论文

“仁”是儒家文化核心的道德范畴之一。孔子仁学思想的生长点是血缘之爱的“孝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①仁德进一步衍生至“泛爱众而亲仁”，②在社会道德情感方面“仁”崇尚“博施备物”，在具体道德原则上“仁”尊崇“恭、宽、信、敏、惠”。③“仁”的内涵如此丰富，因此，就学理而言，它始终是人类探索的重要范式。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文学传播学视角管理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文学传播学视角管理论文 篇1：

寻找传播学的“想象力”

摘要：对于一个学科来说，“想象力”主要表现为一种普遍联系和视角转换的能力。传播学从诞生到发展，一直贯穿着“想象力”的精神和价值取向。但是，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却失去了“想象力”。本文在梳理中国传播学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分析了缺少“想象力”的危害并且尝试给出了寻找“想象力”的途径。

关键词：传播学；想象力

将一个学科和“想象力”联系起来，并不是笔者的原创，灵感来自美国的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康德对“想象力”概念做了详细的阐述，他把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规定为人的一种直观能力，它能够表象即使不在场的对象，并依其是否具有创造性而划分为两种：一是“创制性的想象力”[1]；二是“复制性的想象力”[2]。很显然，莱特•米尔斯的“想象力”属于第一种，而笔者的“想象力”属于第二种。

一

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够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3]这种“想象力”不仅是对社会中人的经典研究的核心智识支撑，也是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

任何一个学科要永葆其生机和活力，就必须持续不断地发掘其思想理论上的创造力，而拥有对社会运行和发展之动态过程永不间断的思维想象力，恰是社会学这一学科思想理论创造力永不枯竭的基本保证。从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到马克思的“社会存在”，从涂尔干的“社会有机关联”到帕累托的“社会剩遗物”，从韦伯的“社会行动”到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以及从布迪厄的“社会场域和惯习”到吉登斯的“社会结构化过程”，概莫能外。社会学的想象力恰如一种联结行动与结构及调控行动与结构之矛盾运动的融理性与感性为一体的精神直觉。

超越社会学学科的局限，米尔斯把眼光放到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他说，社会学想象力不为社会学所独有，“社会学想象力正成为文化生活的主要共同尺度和特征，这种心智品质可以在社会科学和心理学中发现，但它远远超出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些研究”，在文学作品，以及政治学、美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中，甚至在新闻工作者中，都应该具有历史的和结构的视角[4]。

二

如果说，“想象力”在米尔斯看来主要表现为一种普遍联系和视角转换的能力，我们就不难发现，传播学从诞生到不同阶段取得的巨大成就，无不贯穿着这种“想象力”的精神和价值取向。

传播学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然而其概念得以确立则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直到20世纪40年代，这门学科还没有成熟，传播研究视角更多地停留在如何增强劝服的效果上。当时施拉姆的主要工作就是把各类社会科学家讨论传播问题的报告、论文汇集起来。施拉姆看到了传播研究的趋势必然是多学科的交汇，而且看到了，社会科学必然从不同角度观照人类关于自身与媒介的关系。没有这个汇集，传播的知识就永远处于分散和朦胧的状态。毫无疑问，施拉姆是拥有“想象力”的。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越来越精致和丰富，传播学也由此产生了众多的“模式”和可供遵循的学术规范。即便如此，特立独行的研究者也不断涌现，并不断把传播学研究带入新的领域。加拿大经济史家、传播学家、加拿大传播学派的奠基人英尼斯就是突出的代表。英尼斯极具想象力地把媒介和时间、空间结合起来考察研究，提出了“传播的偏向”。紧随其后的马歇尔•麦克卢汉更是一名“超级想象力大师”，他提出的“媒介即信息”、“冷媒介和热媒介”、“地球村”、“后视镜”等理论，虽然在被人称为“天书”，但是随着网络媒体的出现和普及都被一一得到印证。

从传播学不同阶段的发展可以看出，传播学的研究及其成果的取得是一个不断应用新的研究方法和不断引入相关学科并拓展研究视角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所体现的核心价值，就是充分利用了“想象力”。

三

不可否认，传播学从诞生到发展，一路走来都有“想象力”做伴。但是，这种情况却没有在中国发生。1978年7月，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家新闻学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郑北渭主编）。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传播学译文《公共传播》，当时将“masscommunication”翻译成“公共传播”，而不是后来的“大众传播”，介绍了一些传播学的知识。为了防止被指责为“宣扬资产阶级观点”，郑北渭加了一个按语，批判“公众传播工具”是“垄断资产阶级控制舆论，制造舆论，毒害人民，奴役人民的宣传工具”。

就是以这样的“开场白”，传播学在没有“想象力”的伴随下开始了它在中国舞台上的表演。在过去的30年中，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一直是“一个人奔跑”，失去了好伙伴——“想象力”。

中国传播学研究“想象力”缺失集中体现在：

（1）“复制复制性想象力”。

在近年来出版的大量的传播学著作中，译著的比例相当高，而中国学者撰写的专著却相当有限。在译著中，“二三十年前的理论著作居多，时差在十年以上的相当正常，而同步译著较少，而且这些译著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译著对传播学理论的积累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5]在中国学者的理论著作中，介绍西方传播学理论的居多，而解决传播学课题的偏少，研究的对象通常不是传播学亟须解决的问题，而只是对前人理论的总结和概述。一言以蔽之，就是说明文多，论述文少，“总体上还停留在引进、介绍的层次，缺乏原创性，发表的文章和申报的课题，内容重复率较高。需要在课题的选择方面加大研究的成分和创新性。”[6]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就是一个“搬家”的过程，将国外传播学的某个模式或理论简单搬过来，至于该模式或理论提出的背景和适用范围了解不多，缺乏深入的分析和考察。这种“拿来主义”的做法，连最基本的学术研究规范都难以遵循，更遑论“想象力”的展现。

如果说，翻译国外的著作属于“复制性想象力”的话，另外一些研究者的就应当称为“复制复制性想象力”了。在中国学者的传播学专著中，总论、概论、通论类的最多。从1988年《传播学原理与应用》问世开始，十几年来，“先后有几十本概论性质的传播学教材和专著问世。若要按比例来算，这种情况在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中恐怕是最高的。”[7]中国的传播学学者或许特别喜欢概括性强的名称，甚至连施拉姆写的书也被译者冠以“传播学概论”之名，其实这本书的原名是《男人、女人、讯息与媒介：理解人类传播》[8]。

（2）“离心力”＞“向心力”。

“离心力”和“向心力”是每一个学科建构必须的两种力量。传统学科始终围绕着它的基本设定运行。可以说，每一个传统的和主干的学科，都有一种谋求终极解释的野心。无论其视界展开得多么辽阔，最终还是要回到她对于人性的基本设定上来，这就是学科的“向心力”。同时，伴随人类知识视界的展开和学科的不断发展，必然导致分支研究的活跃，于是，在知识向心力的相反的方向产生出强大的离心力：每个分支问题的研究，都开发出一门新的学问。学科分化导致新的学科建制和知识资源分配的新格局。

这种复杂的现代学术局面，有点像一个迅速膨胀的城市。在这个大城市中，为当今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多个知识平台，如地区研究、女性研究、发展研究、现代性研究、文化研究、环境研究、公共管理研究、民族问题研究等等。这些新的知识领域，是人类对于现存社会各类问题的聚焦，不是形而上的那些悬念挑战人们的智力，而是各种紧迫的社会问题要求人们的反思，所有反思都是用来调适人们紧迫的社会实践。在给各个学科带来丰富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同时，也给各个学科的学者们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平面感与紧迫感。

这些知识平台，与其说是知识的殿堂，不如说是知识的舞台和竞技场。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都可以派出自己的代表队，演出自己的路数，展示自己的发现。这里没有基本的人性设定，从而也没有固定的价值选择。方法和学术套路多种多样，好像四面八方都是门，没有既定的通道，也就没有固定的程序。对于受到系统的传统学术训练的学者来说，颇有点莫衷一是，不大适应，传播学——这个舞台上的一名新演员——更是有点手忙脚乱。

不愿看到的是，一直以来，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将“对传播过程的研究”设定为传播研究的“母题”，而作为传播过程中的主体——“人”——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实质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事实上，“一切的效果研究归根到底都必须建立在对人的有效研究的基础上。忽略了人的主观作用，就不能解释传播的效果”[9]。又如，传统传播学研究过于偏向大众传播领域的研究，传播学被置换成了大众传播学，研究领域明显被“窄化”。近年来，组织传播开始重新得到学界关注，而人际传播却始终没有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就研究对象而言，“社会科学应当关注的是人类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构成了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别生活于其中的全部社会世界。”[10]显然，这种多样性同样是传播研究的应有之义。

个人认为，传播学要想加大本身的“向心力”，学术研究必须也只能回归到对“人”主体的观照。从人的主体性出发，以追求信息获取、交流与使用最优化，从而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需求的“信息人”来作为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这要求我们“保持对个人的多样化及时代变迁的宽阔视野，把你所看到和所想象的内容，作为你研究人类变迁的线索”[11]，重新设定传播研究的逻辑起点，建立传播学的理论大厦。

对于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现状，暨南大学吴文虎教授曾经总结性地说过：“该研究的很少有人研究；该放一放的却依然有人热衷于此。”[12]

四

拥有“想象力”是种能力，寻找“想象力”是种态度。中国的传播学到哪里寻找这种“想象力”呢？

对于“想象力”，《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在知觉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新的配合而创造出新形象的能力。”换句话说，“想象力”作为一种能力并不是人与生俱来的，是可以后天培养和训练的。虽然我们缺乏系统成熟的训练程序，“但社会学想象力的培养并不真的玄虚。理论学习就是提高社会学想象力的一条重要途径，除此之外，历史视角是另外一个重要途径。”[13]

按照这种思路，我们或许可以大致描绘出找到传播学研究“想象力”的“路线图”：

第一，历史的视角。和其他研究一样，传播学研究应当充分应用历史观念和占有历史资料，这只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还要随时回到现在，回答解释“过去何以能够走到现在”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14]。

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十分善于使用历史视角，并且给这个视角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后视镜”。麦克卢汉说：“我们透过后视镜看现在。我们倒退走步入未来。”[15]实际上，对麦克卢汉而言，后视镜理论是他研究媒介演化及其影响的基本运作原则，他的许多理论都是在观察比较“后视镜”景象和眼前景象的结论。他发现，刚刚“过去的”旧媒介已经成为新媒介中的内容，得出了著名的“媒介即信息”结论；参照过去的村落，分析电子媒介带来的新世界，得出了“地球村”的概念。

我们要巧妙灵活使用历史视角，处理好“什么时候看后视镜，什么时候看路况”的关系。只看“后视镜”，我们就会“迎头撞上没看见的、难以预料的后果”。只看前面的路况，就会“眼睛里看不到、脑子里想不到我们来自何方、曾经去过何方，我们就不可能知道正在向什么地方前进。”[16]

第二，质疑的视角。苏格拉底说过，未经审视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对于一门学科而言，何尝不是如此？未经审视的学科同样无法证明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北宋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在《经学理窟》中反复强调“学则须疑”。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也是这种质疑精神的产物，贯穿该书始终的是一种批判的建设性视角。这种批判本身就浸润了想象力，它意味着创造性地质疑——质疑权威、质疑传统、质疑约定俗成的观念。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讲道：“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17]。

质疑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想象力。因为人们在使用我们质疑的对象——“权威、传统以及约定俗成的观点”——几乎已经处于一种不假思索的“无意识”状态。质疑这样一种既有的“刻板印象”其难度可想而知。基于此，我们必须确立这样的理念：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即使是学术权威的经典理论、观点与方法，也从来都不是无懈可击，更远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传统传播研究中的许多“定论”都需要今天的我们运用想象力重新加以审视。譬如，拉斯韦尔著名的5W模式对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于在学界形成了5项专门研究。学者林之达就对此产生质疑，认为半个世纪过去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传播学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曾经起过积极指导作用的5W模式日益显示出它的局限性。该模式给传播学研究者设立了一个讲话的思维定式，致使许多学者一提到传播学的研究内容就总是在这个模式中打转[18]。

第三，文化的视角。文化是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的描绘。这种描绘涉及的不仅仅是某种理论和学问中的价值和意义，其关系到的更是社会制度和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

在传播学研究中充分发挥文化的想象力，就能够有效地突破传播学囿于信息、效果或者受众等的研究角度。将传播学置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坐标中，研究对象也将转变为在具体时空背景和人文环境下的整个传播状态和过程。尤其是在今天，信息时代中充斥了各种新兴媒介，而对于这些层出不穷的新媒体，“如果仅仅限于其工具性的研究，满足于对传播现象做一些细枝末节的描述和分析，将无法真正进入传播现象的本质，更难解释传播如何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和文化的整合存在的原因。”[19]

可以说，传播学研究中离不开文化观念和文化的视野。语义学、符号学、解释学、福柯的文化史学方法、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等都是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和基础。多学科的联系和相互转换无疑会给我们带来新的视野和巨大的想象空间。

第四，以“人”为中心。比照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学科都是围绕各自的人性假说来建构其理论框架展开研究的。社会学讨论人类的群体生活状态，关注的焦点是“社会人”。经济学以“经济人”为其人性假设。政治学则以“人是政治的动物”为理论假设前提。那么传播学呢？传播学从诞生至今始终没有建构起以相关“人性假说”为逻辑起点的理论体系，据说是因为它是跨学科的产物，关涉的理论太过庞杂之故。

个人认为，传播学研究必须也只能回归到对“人”主体的观照，从人的主体性出发，切实关注人的传播动机，研究人与传播的关系、人的思维和行为对传播的决定性作用、传播媒介对人类社会的价值、意义等关涉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根本性的传播问题。重新设定传播研究的逻辑起点，建立传播学的理论大厦。

近年来，已经有研究者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提出要以追求信息获取、交流与使用最优化，从而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需求的“信息人”来作为传播学研究的核心，重新构建传播学研究的体系。[20]相比抽象的经验研究与宏大叙事，这类研究则具有传播学研究的“学科地图”和“绘图指南”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康德著，邓晓芒译. 纯粹理性批判[M]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01.

[2] 康德著，邓晓芒译. 实用人类学[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49.

[3][4][10][11] 赖特•米尔斯著，陈强译. 社会学想象力[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13，142，244.

[5][7][9][20] 胡翼青. 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96，296，201，254.

[6] 张国良主编.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8][12] 李煜主编. 新闻学与传播学：全球化的研究、教育与实践[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27，28.

[13] 卢晖临. 历史视角与社会学想象力[J]. 社会学家茶座，2006(16)：4.

[14] 许正林. 欧洲传播思想史[M].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

[15][ 6] 保罗•莱文森著，何道宽译.数字麦克卢汉[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47，251.

[ 7] 爱德华•W. 萨义德著，单德兴译. 知识分子论[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 8] 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编. 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集[M]. 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109.

[ 9] 郭建斌主编. 文化适应与传播[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117.

[责任编辑：陈立民]

作者：岳广鹏

文学传播学视角管理论文 篇2：

“仁”：一个影响传统商号传播的范式

“仁”是儒家文化核心的道德范畴之一。孔子仁学思想的生长点是血缘之爱的“孝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①仁德进一步衍生至“泛爱众而亲仁”，②在社会道德情感方面“仁”崇尚“博施备物”，在具体道德原则上“仁”尊崇“恭、宽、信、敏、惠”。③“仁”的内涵如此丰富，因此，就学理而言，它始终是人类探索的重要范式。尽管人们从哲学、文学、社会学等维度研究儒家思想，并取得了震古烁今的成就，但从传播学视角解读儒家“仁”文化的研究并不多。中国传统商号有着辉煌的过去，在其传播过程中始终可以窥探到“仁”的影子。“仁”就像一面镜子，折射了传统商号的发展路径与品牌传播的未来发展之路。

“仁”与传统商号

“仁”与传统商号相伴而生，它们之间暗合了政治、文化与传播等维度的理论渊源。

从政治层面看，政治理念的偏向直接影响着商号经营者的社会地位与经营观念。中国封建社会尊儒重仕、崇本抑末的社会现状使得商人地位低下，从而促使他们“贾而好儒”;从文化层面分析，崇儒重道的文化观促使传统商人秉承以“儒学饰贾事”的传播行为。儒商所尊崇的以义为利的经营之道就援引于儒学，在儒商经营过程中，提倡的就是“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从传播学层面解读，“仁”与传统商号的传播离不开传播媒介的发展。无论是兴盛于先秦时期的口语传播，还是大大促进了信息传播的传统媒体传播，以及电子信息技术带来的多样化媒介传播，都大大推动了儒学和传统商号的传播与发展。

“仁”：基于传统商号的传播学分析

从传播学视域分析，“恭、宽、信、敏、惠”五个“仁”域范式成为传统商号传播的具体表现。据《论语·阳货》记载：“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④恭敬、宽厚、诚信、勤敏、慈惠这些范式不仅在人类道德上给予指引，而且在商号传播领域同样大放异彩，这主要体现在商号和品牌传播中的服务、管理、营销等方面。

1.“恭”：用谦恭的服务获得口碑传播

对于传统商号来说，谦恭的服务是其历经沧桑的“金字招牌”，长盛不衰的首要法宝。关于“恭”的阐释，《论语·颜渊》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⑤由此可见，予人恭敬可得到称颂，在传统商号传播中，谦恭的服务则为其赢得了口碑。譬如，成都德仁堂优良的服务远近闻名，无论是在服务项目上，还是在服务态度和效果上，都得到了顾客的赞誉，因此名声大振。

从品牌传播学视角看，“在品牌传播的手段中，口碑传播最容易被消费者接受，据研究显示，消费者对其他使用者所介绍的品牌品质等方面信息的相信程度，是广告宣传的18倍”。⑥究其原因，其一，口碑传播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同消费者产生直接的对话和交流，在此过程中可以充分发挥和运用传播技巧，并且，能够根据消费者的接受反应随时调整传播策略，因而，口碑传播具有互动性、直接性和针对性的特点;其二，口碑传播不受机构、媒介、时空等条件的限制，简便易行;其三，口碑传播在品牌的多级传播中是必不可少的。消费者对品牌的评价越高，其推动品牌多级传播的力量就越大。因此，企业需要不断提升服务质量，获得口碑，以期得到顾客的忠诚，从而推动多级的品牌传播。

2.“宽”：用宽厚的品质实现内部营销和传播

在企业管理中予人宽厚，可实现以顾客为导向的内部营销和传播。对于“宽”的解读，《韩非子·说林（下）》曰：“宽哉，不被于利。”⑦换言之，予人宽厚是美德也是重要的管理法则。传统商号管理者们更是重视“容人之短，用人之长”。如徽商王子承，他对属下总是左提右挈，宽厚以待，故此，人乐为之用。

在这个“以人为本”的时代，越来越提倡人性化管理，宽厚的管理理念成为提升人性化管理水平的重要维度。第一，宽厚是消除隔阂的“润滑剂”。员工犯了错误，管理者在批评中加以“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态度，则有利于消除隔阂并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第二，宽厚是吸引人才的“必杀技”。是否具有“海纳百川”的心胸，直接关系到管理者能否纳才、聚才和用才;第三，宽厚可赢得以顾客为导向的内部营销和传播。“企业要想让外部顾客持续地对员工提供的服务感到满意，进而在员工和顾客互动营销过程中缔结良好的顾客关系，就必须首先通过内部营销，让员工持续地对企业（管理当局）提供的服务感到满意，进而自觉形成营销导向或顾客导向。”⑧以此可见，宽以待人可实现管理与营销传播的双赢。

3.“信”：用诚信提升商号美誉度

在语义学上，信誉是个复合词，“信”是诚实守信，“誉”是声誉、美誉。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经济活动中诚信可以赢得商号美誉度。对于“信”的理解，《墨子经》曰：“信，言合于意也。”⑨取信于人是一种美德，在传统商号经营中诚信更是立足之本。譬如，清代商人朱文炽在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会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由此，其生意也越做越红火。

品牌的美誉度是指消费者对品牌的品质认知和喜好程度。产品品质是提升品牌美誉度的必要条件，而诚信是保证品质的前提条件，因此，诚信与品牌美誉度之间有着间接的联系。换言之，要想提升品牌美誉度就要秉持诚信的原则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品质包含多个方面，除了产品质量，还有服务度、耐用度、可信赖度等，产品只有具备了这些方面，才能称为高品质。好的品质给消费者带来满足与超值的体验，在体验传递的过程中，使品牌获得口碑传播。简言之，品牌美誉度的提升需要诚信“保驾护航”。

4.“敏”：用勤敏践行商号营销传播

在营销传播中保持勤敏是一些传统商号屹立不倒的原因之一。关于“敏”的阐释，《礼记·中庸》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树。”⑩传统商号要想“永葆青春”，需要用勤敏践行营销传播。譬如，同仁堂就通过体验营销、口碑营销、事件营销等方式，赢得了商号影响力和传播力。一是同仁堂为贫苦百姓举办义学，施粥送药，从而得到劳苦大众的交口称赞;二是同仁堂向全国赴京会试的举子赠送时令药品，赢得了举子们的口碑;三是同仁堂巧借北京挖城沟清淤的机会，在沟边挂上印有同仁堂标识的灯笼，在方便了路人的同时也有力地宣传了自己。

从品牌营销传播视角分析，品牌营销传播策略不仅要从传统商号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要勤敏创新，开拓进取。首先，借鉴不等于复制。当代品牌可以从传统商号营销策略中借鉴而不是简单地克隆，应根据自身行业特点和资源状况，制定合适的营销传播战略;其次，应制定合理的营销战略组合。除了使用传统的广告宣传、促销等方式，营销传播还可加入关系营销、渗透营销、知识营销等方式;最后，应抓住社会化媒体营销的机遇。社会化媒体营销是指“通过社会化媒体平台、意见领袖、在线社区等来开展市场营销活动、公关关系、客户服务”，如微信、微博营销等。一言以蔽之，品牌传播在借鉴传统商号的同时，更应跟上时代步伐，勤敏创新。

5.“惠”：用慈惠提升商号价值

传统商号经营者们大都乐善好施，这有力提升了其商号的价值。对于“惠”的解读，《说文解字》曰：“惠，仁也。”慈惠是重要的道德范式，也是传统商号经营者们身体力行的事。譬如，清代商人鲍漱芳热心公益，他曾多次捐款为朝廷济困，并获得清政府从优议叙、加十级的嘉奖，从而使其盐业生意越做越大。

当下企业开始通过公益事业来提升品牌价值。品牌价值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品牌知名度。企业在慈善活动中可以巧妙地运用媒体，通过密集的、高频率的媒体宣传，迅速建立品牌知名度;二是品质认知度。慈善活动传播了企业的正能量，并且体现了企业对社会的责任感，给消费者树立了可信赖的品质认知形象;三是品牌忠诚度。企业的慈善行为可以使消费者产生情感上的认同和偏向，从而成为情感购买者;四是品牌联想。用心做公益可以使消费者对品牌产生丰富的联想，从而影响顾客的购买心理、态度和购买动机;五是品牌关联资产，如专利、域名、商标等。在公益活动中企业可以有意识地导入使品牌增值的这些因素，进而提升品牌价值。以上足以说明，企业的慈善行为对提升品牌价值大有裨益。

结  语

作为儒学的核心范式，“仁”被发现或未被阐释的内涵指引我们不断探索其价值意义。传统商号在保持从儒学中吸取精华的同时，面对多样化传播媒介以及经营管理等问题的挑战，应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并认真思考未来的发展向度。毕竟百年企业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时间跨度，所折射出的是做百年企业的梦想、决心和考虑问题的尺度。

此外，产品同质化、市场碎片化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当代品牌传播越发急功近利，广告虚假、产品质量差等现象频繁出现，不断消解着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人们开始怀念“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诚信营销传播。因此，品牌传播更应从“仁”以及传统文化中挖掘当今社会最缺失的以及适合自身发展的元素，从传统商号中温习那分最质朴的经营和传播理念。

注释：

①②③④⑤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⑥段淳林 戴世富：《品牌传播学》[M]，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⑦韩非：《韩非子全书》[M]，中国长安出版社，2009年版

⑧安林 刘凤军：《顾客导向的内部营销：企业服务竞争优势的源泉》[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⑨杨俊光：《墨经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⑩李振宏：《四库群经名言名典》[M]，沈阳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

作者：谷莉 赵长伟

文学传播学视角管理论文 篇3：

佛山先贤文化的传播特性

摘 要：佛山先贤资源丰富。本文依据先贤德高、才高、功高和地标性、稀缺性、教化性、难复制性与可再生性的特征和已有研究成果，提出佛山先贤遴选的框架建议。在描述佛山先贤文化的起源、内涵的基础上，从传播学视角概括出佛山先贤文化政商互动、雅俗共赏等8个方面的特征。

关键词：佛山；先贤文化；传播；特征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佛山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高层次人才专项校级科研项目“佛山先贤文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KY2018G03

一、引言

贤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历史發展中蔚然而成中华文化价值观的主流和中坚。受此贤文化浸润和滋养的一代又一代中华先贤，卓然挺立而成民族和国家的脊梁和骄傲。中华贤文化积淀深厚，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值此地球村面临诸多危机和挑战的严峻时刻，有论者指出“需要从东西方文明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智慧”，探寻破解之良策，而研究并弘扬中华贤文化，正可顺应时代和人类之需，[1]在提供中国智慧、贡献中国方案方面积极作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2017年出台实施《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该意见指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求“加强中华文化研究阐释工作”。历代先贤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理念的创造者、继承者和守护者，又是中华传统美德和中华人文精神的真诚信仰者、忠实践行者和模范代言人。中华贤文化在历代先贤身上彰显、流传、创化，生生不息，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标志。

佛山先贤文化以中华贤文化的极具特色、内涵、价值的一分子，为广府文化、岭南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革故鼎新作出过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2019年颁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35年大湾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佛山先贤文化与香港澳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因传播而生、传播而兴，任何一种文化的滋生、壮大、传承、发展、繁荣都离不开传播。因此，从传播学视角系统深入地研究佛山先贤文化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二、佛山先贤

（一）何以取先贤而弃乡贤

本文所指先贤包括乡贤，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乡贤。之所以选择“先贤”一词，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一是历史上的乡贤，并不拘泥于城乡的分野。本文主要研究与当今时代保持一定距离的（如研究对象去世已经50年以上）先贤，不论其籍贯是城市还是乡村。一方面，漫长的传统社会时期，城市人口所占比重长期远远低于农村人口；另一方面，古往今来，城乡变迁，人口迁徙，籍贯不居。因而，“先贤”一词覆盖面更广，更少了一层望文生义的担忧。

二是中国历史上“先贤”一词的出现也远远早于乡贤。唐、宋、元很长一段时间，先贤祠的祭祀包括了名宦和乡贤两类。21世纪以来的南粤先贤馆第一批入馆先贤，事实上就容纳了非粤籍而在粤地为官的名宦和里籍在粤的本土乡贤。

三是自隋唐以来，佛山手工业、商业十分繁荣，尤其是明清以来，城镇化进程较国内其他许多地方更快，经济发达的城镇星罗棋布，传统的乡村受到城镇化的较大冲击。目前国内习惯上所称的“乡贤”实际上局限于乡村贤人，脱去了原本意义上的内涵。有论者追溯“乡”字的语义源流与变迁，指出自古“乡”字并非仅指农村，“乡贤”也不单指“农村贤人”。[2]

四是现在乡贤的标准失之过低，其评选或认定比较随意，过于泛滥，不够权威庄重。有论者指出：乡贤之“贤”首先意味着道德，有经济实力但达不到道德标准的，可以是乡绅但不是乡贤；道德卓著而经济状况困窘的，可以划为乡贤但难言是乡绅。[2]真正的贤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德呢？楼宇烈先生引用《荀子》，提出乡贤的4个标准：“所谓贤人者，行中规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富有天下而无怨财”；“布施天下而不病贫”。古代乡贤就是这样：言行举止出于本心，不违本性；生财有道，民无怨言；善行天下，但不会鄙视贫穷。[3]毋庸讳言，如今不少乡贤的评选表彰确实存在重物质财富、轻精神表率，重才、轻德等偏离“贤”之本色的不良倾向。基于此，为了避免乡贤滥用之后的消极面，本文采用“先贤”一词，以示区别，以表庄敬。

五是本文佛山先贤标准的主要参照系是南粤先贤。南粤先贤评选标准中“南粤”里籍的考量比较宽松，其标准主要看重的是“先”和“贤”，而这正是本文所采信的。南粤先贤评选，高举“贤”这个更为质性的内涵标杆，同时，在“先”这个时间尺度的把握上与被评对象保持了足够的距离，要求南粤先贤馆入馆先贤生平的主要活动时间或当时已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时间定在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从被评对象活跃期或者大放异彩时期来看，与评选之际相距时间大约为1个世纪；而从被评对象去世时间来看，离世最晚的梁启超（1929年）与评选之际也相距80个春秋左右。[4]

总之，先贤是在一定时空传播的文化精粹的杰出代表，是在传播的时空序列中耀眼的人之精灵。

（二）谁有资格列名佛山先贤榜

到底哪些人有资格名列佛山先贤榜？

不妨先从更高层级的南粤先贤馆探寻先贤入馆的资格。南粤先贤馆第一批56位入馆先贤，均系原籍广东人和虽非粤籍但在广东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赵佗、葛洪、韩愈、包拯、周敦颐、苏轼、文天祥、阮元、关天培、林则徐、张之洞等11位里籍不在广东，但是都与南粤大地有直接的关系，无论行政、教化、行医，均可谓造福黎民、永垂不朽。仔细研读不难发现，该馆入馆先贤资格，综合考量了3个维度：在“南粤”的地域维度上，采用历史上的南粤里籍地域限制为主、兼顾名宦在南粤地域影响的方法。在“先”的时间维度上，其生平主要活动时间或当时已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时间定在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适当拉开与被评人的时间距离，可最大限度地避免情感、人事、利益等的纠缠影响，从而有利于作出客观公允的评判。在“贤”的质性维度上，包括知名度考量、价值观评价、贡献度比较3个方面。地域性、时间距离感、知名度、价值观、贡献度构成南粤先贤资格的5个基本要素。[4]

南粤先贤馆入祀先贤56位，佛山人就占有10位之多。如果除去里籍不在南粤之地的赵佗、葛洪、韩愈、包拯、周敦颐、苏轼、文天祥、阮元、关天培、林则徐、张之洞等11人，佛山人就占据了里籍在南粤之地的南粤先贤的1/5略强。他们依次是“广东三忠”之一的陈子壮、清初诗坛“岭南三大家”之一的陈恭尹、清代著名画家苏六朋、曾任学海堂学长和广东海防书局及粤海关志局总纂的梁廷枏、晚清岭南大儒朱次琦、科技奇人邹伯奇、杰出民族实业家陈启沅、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家之一吴趼人。如果再除去原属广东，现已析出的里籍列在海南、广西东部的丘濬、海瑞、冯子材、刘永福等4人，则里籍列在今天广东辖区范围内的南粤先贤仅有41位，佛山人就占据了其中的近1/4。[4]

佛山先贤的认定资格或标准，比照南粤先贤，总体水平比南粤先贤略低。佛山先贤属于由小而大的广府先贤、南粤先贤、岭南先贤、珠江先贤、中华先贤的一部分。佛山先贤中的杰出分子完全可能以独特的贡献跻身于更高层级的先贤之列。

从上可知，先贤完全不是时下所谓几近变味的“乡贤”，更非普通的乡村贤人可比。某一层级的先贤，必有与之匹配的严格标准。在此，笔者提出先贤“三高”“五性”说。从传播学视角审视并梳理中国先贤资格古今流变轨迹，提取较长时段、比较稳定的共性条件，可以发现：

一是先贤资格的核心要素始终不脱离中华传统文化“三立三不朽”的基因谱系，强调品行高洁、才华横绝、贡献卓著，不妨概括为德高、才高、功高。自来鲜见仅以富甲一方的财高而跻身先贤榜或乡贤祠的。

二是先贤资格区别于其他资格的主要特征有地标性、稀缺性、教化性、难复制性与可再生性。

地标性不同于地域性。地标是某地的标志，有别于单纯的地域。先贤资格的地标性，聚焦先贤与某地的精神文化联系；某位先贤的主要志业、贡献、功德与某时某地定格在一起，在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换言之，地标性强调的是“标”，当事人必须作出了属于当地或者源于当地的彪炳史册的标志性贡献；地域性强调的是“籍”，当事人必须具有天然的籍贯。

稀缺性体现了先贤德、才、功的弥足珍贵、罕有其匹。历来的先贤总是其地其族其国的极其杰出的人物，占总人口比重极小。仅从数学上论，几可忽略不计；但就历史来看，则影响至大至深，有的甚至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造福之广之巨无法限量。

教化性集中熔铸在“贤”的本色中。先贤足为世范，堪当地标的德、才、功，代表的是一地一族一国乃至全人类德、才、功的最高境界。先贤们承载的是与歪门邪道斗争而踏出的人间大道，释放的是与负能量抗衡而充满大爱的正能量，培育的是与绝望搏击而智勇兼具的无尽希望。

难复制性如此天生地与稀缺性等紧密相连，但又不是一回事。因为稀缺，所以渴望复制；同样因为稀缺，所以难以复制。层级越高的先贤，孕育其生长、成熟并发挥作用的内外条件就越难以认识，难以备齐，难以控制，也就难以复制。这正是每一位先贤彼此个性各异，绝不雷同的原因所在。

可再生性指向未来。先贤资格标准一般人固然难以企及，但先贤并非不可学习。先贤的可贵固然在于地标性、稀缺性、教化性，但更在于先贤作为崇高榜样，激励和鼓舞世世代代的后起者志存高远，勇攀高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先贤的个体个性无法复制，但是先贤的精神必须也必然可以得到传承和弘扬。先贤就是种子，只要创造适宜的温度、阳光、土壤等条件，种子就会勃发生机，茁壮成长，新一代的先贤就会如约而至，续写新的辉煌。在条件具备时，后贤超越先贤，也被历史反复证明。

遵照上述先贤资格标准，佛山先贤榜的名单数量应当远远超过荣登南粤先贤榜的区区10位。数量的多寡和具体的名单还有待学界深入研究。在此，笔者提出一个遴选的框架建议。在充分汲取《佛山人物志》《佛山历史人物录（第一卷）》《佛山历史人物录（第二卷）》《佛山历史人物论丛》《佛山历史人物录》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先贤“三高”“五性”说，可以初步筛选出一个60人左右的名单。2013年7月30日，“市民敬仰的佛山历史名人评选”主办单位公布了首批佛山十大历史名人名单。但是，这个名单与佛山先贤榜还有很大的差异，需要进一步完善。笔者不揣冒昧，暂列60多位佛山先贤如次：张镇孙、庞嵩、朱次琦、简朝亮、梁储、梁焯、何维柏、庞尚鹏、李待问、陈子壮、陈邦彦、吴荣光、李文田、胡礼垣、康有为、何启、邓培、陈铁军、罗登贤、黄甦、陈如岳、陈启沅、薛广森、岑国华、简氏兄弟（简照南、简玉阶）、邱熺、邹伯奇、詹天佑、区大任、邝露、陳恭尹、梁廷枏、吴趼人、陈昭遇、梁仲弘、黄恒庵、冯了性、陈体全、何梦瑶、李广海、梁财信、李兆基、梁培基、林良、黎简、苏六朋、黄少强、招子庸、千里驹、黄飞鸿、李世荣、梁敦远、梁九图、龙廷槐、康同璧、谭平山、谭建棠、谭莹、何香凝、叶问、李小龙、潘玉书、薛觉先、马师曾等。

三、佛山先贤文化的传播特性

佛山先贤文化研究跨学科、跨行业、跨时代，展开这项研究，旨在梳理佛山历代先贤的诸多贡献，传承创新先贤文化，以期为佛山建设文化导向型城市、促进城市升值、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此，从传播学视角对佛山先贤文化的起源、内涵、特征等作出描述，以便准确把握研究对象，达成研究预期。

（一）何谓佛山先贤文化

佛山“肇迹于晋，得名于唐”，发展于宋，至明清达到鼎盛。在这片底蕴深厚的土地上，涌现出了很多杰出人物，他们在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学、科技、戏剧、医学、武术等领域均不乏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诸多杰出人物，构成了佛山先贤这个不朽群体。佛山先贤的出现，从文化传播学视角来看，既与儒家文化弥散性扩展和渗透有密切关系，也和岭海一体的南粤文化与西方海洋文化等的激烈碰撞、交融密不可分。历史上佛山先贤的不断涌现为佛山赢得了“气标两广的人文之邦”的美誉。随着先贤队伍的积累壮大，逐渐积淀形成了佛山先贤文化。

佛山先贤文化作为植根佛山历史、塑造佛山传统、影响佛山发展的一种传播现象和文化现象，是自古以来佛山先贤为主体所创造、所传承、所拥有的精神、器物、制度、行为等的复合体和结晶，是被佛山先民享用并遗留下来、世所公认的宝贵财富。它包括道德、信仰、知识、政治、经济、教育、艺术、科技、医药、文学、法律、建筑和风俗习惯等等。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佛山先贤文化早已凝结成佛山地域文化和主流文化的精华，深深植根于佛山人民的血脉之中，成为与生俱来的精神基因。佛山先贤文化既是过往历史先贤人物精神文明生产和物质文明生产成果传播的标志性成就和传播智慧的结晶，也是瞩望未来、开启新的文化传播的基础和前提。

先贤文化表征一地一族一国文化的时代标高、历史走向、精神担当。因此，佛山先贤文化必然体现佛山先贤的精神价值坐标，众多先贤精神的风貌与内蕴、美学的情趣与追求、价值的尺度与取向必然在佛山先贤文化的内涵与气质中得到高度凝聚。从这个意义上说，佛山先贤文化是由古及今的佛山先贤创造并传承下来的具有积极意义的闪烁人性之光的情感、智慧和行为的结晶。

（二）佛山先贤文化有何特征

文化传播学启示我们：佛山先贤文化是在中华文化、珠江文化、南粤文化、广府文化的怀抱中孕育、成长起来的，也是在与海洋文化、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流中发展、成熟起来的。回顾历史，探究潜藏在历代佛山先贤的文献资料、历史遗存、人生轨迹、嘉言懿行、事功德望、民间口碑、后世评价等深处的文化密码，从传播学视野，尝试将佛山先贤文化的特征归纳为朝野兼容、家国同荣、利义统筹、道器一体、政商互动、华洋并济、奇正相生、雅俗共赏等8个方面，并作如下简述。

1.朝野兼容。朝野兼容提供了佛山先贤文化传播的广阔空间和适宜条件。佛山先贤多为读书之人，其进亦忧，退亦忧。进则在朝为官，致力于实现人生抱负，兼济天下苍生；退则在野为民，并非独善其身，而是充分发挥个人在才智、资源、人脉、技艺等方面的优势，惠泽他人、造福桑梓乃至国家。总之，无论进退，多能坚守自己的特质，坚持自己的努力，梁储、方献夫、梁廷枏、朱次琦、康有为等佛山名宦、大家，不与时为俯仰。[5]他们都是佛山先贤朝野兼容的突出代表。

2.家国同荣。家国情怀厚植了佛山先贤文化传播深厚长久的感人魅力。家国情怀是佛山先贤的重要标志。家庭、家族、家乡处于邦国、故国、祖国之中，孝悌于家，忠勇为国，历代佛山先民爱家报国，视家国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国尽忠不惜牺牲。陈子壮、陈恭尹可谓家国同荣的代表。

3.利义统筹。利义统筹树立了佛山先贤文化传播的道德高标。见利忘义不是先贤所当为。佛山务实重商言利之风虽然自古如此，但是，堪当人格标杆的佛山先贤没有不能秉持正确义利观的。他们或义在利先，讲利而不失义，或利义兼顾，寓义于利，或执守大义而坚拒名利诱惑。陈启沅可谓利义统筹的代表。

4.道器一体。道器一体奠定了佛山先贤文化传播坚实的文明基础。佛山先贤注重器以载道，寓道于器，讲究道器合一。“道器一体”，必然要求作为个体的佛山先贤理论与实践并重、知识与技能兼备。“道”意味着更多的精神底蕴和作为文化内核的专业价值理性。“器”意味着更多的方法、技能和作为文化外在的专业工具理性。在这方面，科技奇人邹伯奇、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可谓道器一体的杰出代表。

5.政商互动。政商互动营造了佛山先贤文化传播极为重要而现实的生存发展环境。佛山先贤处理政商关系，既能够与政坛保持适度距离，更注重“以技相交”、褒扬好官，以此营造良性互动的氛围。他们不逢迎权力，但凭借高超的制造技术，吸引政界的关注，从而赢得政策的支持。陈启沅可谓这方面的典型代表。[6]

6.华洋并济。华洋并济开启了佛山先贤文化传播融通中外、革新自强的机会之窗。政治上华洋并济的代表是康有为。康有为置身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自觉地以传统为基础，试图创造一个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熔铸古今中外的文化体系，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启蒙成效显著，变法维新也获得一定意义上的成功。[5]在制度文化方面，陈启沅在南海西樵创办中国第一家按照资本主义制度管理的企业——继昌隆缫丝厂，可以说是当时经济领域华洋并济的成功典范。[7]

7.奇正相生。奇正相生形成了佛山先贤文化传播创化流转、创新制胜的宝贵路径。佛山先贤善于处理奇正关系，或守正出新，或变正用奇，或奇正互补。奇正相生的结果往往走向变，变则通，变则新，从而使佛山先贤富有创新精神，往往于传承中自出机杼，变出新意，多所开辟，惠及后人。明代最出色的院体花鸟画画家林良是中国花鸟画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师，其画作不靠调脂上粉，少画匠之气味，多的是构图、写意、技法创新，以淡素水墨着色，开创了水墨写意花鸟画的新风格。他为后世留下《灌木集禽图》《双鹰图》《山茶白鹇图》等珍品。[7]与此相似，陈恭尹、苏六朋、吴趼人等佛山先贤都是奇正相生、变正出新、当仁不让的代表。

8.雅俗共赏。雅俗共赏开拓了佛山先贤文化传播精英、大众各阶层多方共振、各得其所的精神之旅。佛山先贤似乎更多地沾染世俗的烟火气，与近世商业文明的俗世文化相结合，在高雅的同时不避常俗，既高扬传统的精英文化的大旗，又亲近为芸芸众生所喜好的包括商人精神、市井文化在内的民间文化，可谓雅俗共赏。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如此合一，状元及第粥即可视作其缩影。在佛山先贤中，被誉为“士魂商才”的陈如岳，当是雅俗共赏特质的不二代言人。其翰林之尊和贵州乡试正主考，最后辞官卸职在广州西湖书院掌教，可谓雅之至也；然而，他在掌教的同时，承继祖业，深研酿酒学问，并创制了石湾米酒“玉冰烧”，以传统眼光视之，又可谓俗之至也。

四、结语

佛山作为广府文化的重要代表，后来居上，直至站上时代潮头，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受益于本土的农耕文化、海洋文化和南粤文化、珠江文化、中原文化以及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等多种文化的长期交流、碰撞、融合。佛山先贤文化就是其中的显著典范。佛山先贤是在一定的时空传播序列中最迷人的文化精靈。佛山先贤文化既是一种传播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既是过往的先贤精神文明生产和物质文明生产成果传播的结晶，也是开启新一轮文明创化、成果积累、文化传播的起点。把握佛山先贤文化前述8个方面的传播特性，有利于更好地研究和弘扬佛山先贤及其文化，也有利于佛山文化导向型名城的建设。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新的时代，佛山如何更好地传承创新珍贵的先贤文化，如何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出无愧于先贤的业绩，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今奉献自己的智慧，既是一个时代课题，也是一份历史责任，值得有志于此的学界同仁认真研究。

参考文献：

[1] 钟海连.贤文化管理与组织传播研究[J].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2017（1）：244.

[2] 任九光.“乡贤”的历史发展与近代突变——兼论新乡贤建设应汲取的历史经验教训[J].教育文化论坛，2016（3）：129+125.

[3] 楼宇烈.“乡贤文化”漫谈[J].中国文化研究，2017（2）：43-44.

[4] 昌道励，宾红霞，李丹.南粤先贤馆诞生记：32年磨一剑“海选”56位先贤[N].南方日报，2017-05-18.

[5] 周松芳.珠水维新[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132，175-176.

[6] 郝伟.佛山商道文化[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126，132，159-164.

[7] 袁行霈，陈进玉，司徒尚纪.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广东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4：11，435.

作者简介：杨益斌（1970—），男，重庆奉节人，研究生，硕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地域文化、语文教育等。

作者：杨益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