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科学文化的区别

2024-05-31

文学与科学文化的区别（精选6篇）

篇1：文学与科学文化的区别

1.区别：

A)文学的中心问题首先是人的世界、人的感受、情感、愿望和理想，而科学的中心问题则主要是自然世界，人主要作为一种自然对象进入科学的视野。

B)文学要揭示的是人的心灵方面的奥秘、情感的奥秘，科学揭示的是自然方面的奥秘。

C)文学追求的真主要是人的情感的真，科学则追求客观世界的规律的真。科学往往选择真而牺牲美，但文学则要求真、善、美的统一。

2.联系：

A)文学与科学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塑造人的素质这个根本点上是相通的。

B)文学与科学一样参与了开发世界的统一过程。

C)文学与科学有着共同的根，人类既要科学真理，也珍视艺术真理。

考点：文学与历史文化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理士多德就对文学与历史进行过比较，他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如司马迁《史记》中写的项羽、刘邦。

[文学与科学文化的区别]

篇2：文学与科学文化的区别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本性区别及统一的可能性

“人文文化”应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种种无根据地扩充人文精神意蕴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在分析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本性差异的基础上,实现两种文化的统一必须立足于它们对人性的完满实现所能做的`贡献,进而通过哲学的平台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最终在人性上实现两者的统一.

作者：刘玲 LIU Ling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哲学系,湖北,武汉,430062 刊名：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XI RADIO & TV UNIVERSITY 年，卷(期)：2006 11(5) 分类号：G04 关键词：科学文化人文哲学

篇3：文学与科学文化的区别

一泛文学文化的兴起

在“后哲学文化”理论之后,罗蒂抛出“文学文化”的概念,作为哲学文化和科学文化鼎盛之后的又一种文化范型[1]100。有学者对这种文化深存疑虑,认为罗蒂对文学文化的论述前后矛盾,尤其是在呼吁文化平等、消解哲学权威之后,又假借强文本主义者之口将“文学”推至文化中心地位的做法实难自圆其说[2]。为解决这一看似相互抵触的表述冲突,可以在两个维度层面上理解罗蒂的文学和文学文化概念。

( 一) 文学及文学文化的两个维度

狭义维度。狭义的文学指借助语言文字工具进行描述的艺术,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多种体裁。狭义维度上的文学作为独立学科同哲学、政治、宗教等其他学科相分立。狭义的文学文化是建立在这种纯粹文学意义上的单一学科文化,是仅限于依赖不同样式的文字作品在文本层面传递文化信息的文化类型,因此是文本主义的文学文化。伊格尔顿和布鲁姆论及的文学文化多属于此维度。文学文化不受文学或哲学理论的支配,以偶然性、对话性特点发挥教化作用,因而琐碎、散漫、不精确。文学文化以自由而非真理为目标,它总是寻求新意,不试图逃避时间寻求永恒,所以在现代社会文化中处于边缘地位。罗蒂曾盛赞文学文化的巨大美德: “它告诉年轻的知识分子,人类的想象力是救赎的唯一源泉。”[1]107

广义维度。广义的文学是一切描述人类社会文化的文字行为及作品的统称,包括所有用语言进行的表述,因而超越了学科间的划界,近似于文化的概念。广义的文学文化不单指涉文学学科,而是以强大的兼容性涵盖艺术、建筑,甚至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形式在内的众多文化样态,因此是种“泛文学文化”。[3]它支持对生活和世界不拘一格进行多元呈现的多种文化类型,不局限于文字文本,因而被罗蒂视为最理想的文化样板。泛文学文化立足于未来,既融合科学文化的锐意进取精神,又吸纳了人文文化的人本关怀,具有鲜明的整体性特征。当罗蒂说: “文学现在已经撤换了宗教、科学和哲学,成为我们文化的首要学科”[4]155,便是在广义维度上使用文学概念。

由此看来,泛文学文化将文学概念的外延进行了拉伸,以统摄除文学之外的其他文化领域。罗蒂瓦解科学与人文文化的冲突正是沿着泛文学文化的路径展开。然而,通过拓展文学的范畴来缓解文学同其他学科的分裂的做法并非罗蒂首创。19世纪60年代英国爆发“科学与文化之争”,为反驳科学派代表赫胥黎,阿诺德将文学概念延伸至既涵盖柏拉图的哲学著述《理想国》,又包括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牛顿力学的基本原理[5]。在阿诺德那里,文学的疆域扩大到足以观照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知识领域,提升至文化的层面。此外,德里达也曾在解构主义视域下提出“总体文学”概念,以“文本性”置换“文学”,使文学成为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6]。二者对文学概念的释义同罗蒂筑建的泛文学文化异曲同工,但是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别———阿诺德在综合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文学概念下,始终强调知识获得过程中科学态度及方法的重要作用; 德里达则坚持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立场,对文本倾注了过多的兴趣。

( 二) 构建泛文学文化的三部曲

罗蒂将西方知识分子进步的历程划分为“上帝 - 哲学 - 文学”三个阶段[1]102。在16世纪文艺复兴以前的宗教文化时代,人们依赖宗教从万能的上帝那里获得精神慰藉和救赎真理。自文艺复兴柏拉图主义重整旗鼓直至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哲学文化时代,救赎真理存在于哲学对精神之外的永恒规律的把握。自黑格尔以降的文学文化时代,知识分子不再迷信许诺最本质的单一背景,开始关注过程重于结果。在罗蒂看来,文学文化自康德后不久便在哲学文化的血液中暗涌,自黑格尔时代至今,已有两百多年历史[1]103。然而在黑格尔与尼采时代之间,还有一项伟大的哲学运动未被罗蒂明确提及,即以客观性、合理性著称的自然科学开始尝试以经验探究为人类提供新的救赎真理。如此看来,西方知识发展进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上帝 - 哲学 - 科学 - 文学”,泛文学文化的兴起无可避免地遭遇以哲学、科学为中心的文化范式。纵观罗蒂的哲学之思,对泛文学文化的构建分三步曲展开。

( 1) 推倒认识论哲学大厦。泛文学文化首先夯筑在罗蒂对基础主义认识论彻底否弃的哲学底基之上。在罗蒂那里,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传统是过时的“大写哲学”。探索知识框架、追寻至高无上的永恒本质、镜现实在的哲学鹄的是罗蒂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表象主义诘难的对象。[7]在“后哲学文化”旗帜下,他放弃以“神目观”( God’s eye view)透视万事万物普遍规律的意图,抛弃与实在相符合的真理理论,在诠释学视域中以“小写的”对话哲学、教化哲学开启“后哲学”时代。[8]后哲学文化对西方传统哲学承诺的普遍主义和确定性发起挑战,罢黜哲学作为学科价值评判者和裁决者的身份,为泛文学文化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 2) 终结科学文化霸权。罗蒂对科学文化霸权的终结也为构建泛文学文化铺平道路。科学事业的繁荣昌盛是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基础,作为启蒙运动的杰出成果,“是否符合科学规律”、“是否科学”成为评判其他学科存在之正当性的依据。甚至昔日辉煌灿烂的哲学文化也以与科学结合为荣,逻辑主义、分析哲学盛极一时,哲学已然成为科学的科学。罗蒂虽然对科学的预测和控制能力大加赞赏,但是坚决抵制科学作为文化至尊。他主张科学应回归到不具有任何方法论优势的普通话语,同哲学、文学、政治等其他学科一起同享平等的文化地位[9],以此降低科学文化,逐渐提升文学文化。

( 3) 崇尚泛文学文化。泛文学文化在哲学和科学承诺的救赎真理的废墟之上冉冉升起。当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以文学压倒哲学和科学,人们便无须再把自然科学视作命题的唯一来源,转而向文学展现的多样性迈进,他们“放弃由牧师、哲学家或科学家来发现的实在的内在本质的想法……放弃寻求准确描述人的本性,继而放弃寻求人类如何过一个美好人生的唯一解决方案”[1]115。罗蒂继承杜威和海德格尔对诗的重视,铸就诗学文化,最终走向多元合流的泛文学文化。泛文学文化中,不断拓展想象力、增进各种可能性的发生成为人们新的追求,泛文学文化也因此成为后形而上学和后科学时代的希望。

( 三) 文学中心主义取代科学中心主义?

在涵盖了一切人类创造力产物的泛文学文化中,“实在”、“知识”、“本质”等概念以及探寻事物本性的努力被一劳永逸地搁置起来。文本主义者“把文学置于文化的中心地位,把科学和哲学至多是当作文学中的不同体裁”[4]141,“诗人而非科学家、牧师或者宗教先知被当作是文明的先锋和文化英雄”[10]52。至此不免引人质疑: 文学文化是否要把文学学科推至文化的核心,矫枉过正地从科学中心主义走向文学中心主义? 当罗蒂把文学文化定义为“用文学替代宗教和哲学的文化”[1]105,他的真实意图是否狭隘地“唯文学独尊”、以文学之王取代科学之王?

首先,罗蒂倡导的文化范型并非狭义维度上的“文学的”,而是前文所述的泛文学文化。按照罗蒂的深度解释: “在这种文学文化中,既不是在与非人类的位格的非认知的关系中,也不是在与命题的认知关系中找到救赎,而是在与其他人的非认知关系中,借由人类作品诸如书籍、建筑、绘画和歌曲等建立的关系中找到。这些作品能使人浏览其他方式的人生。”[1]105在泛文学文化中,作为不同文学样式的各门学科以风格迥异的语汇丰富着人类的社会文化生活。由此足见,泛文学文化的首要目的不是突显文学在文化社会中的重要性,而是以文学精神张扬诗性的洒脱,摆脱强权文化的桎梏。这样,文化的各个领域才能求同存异、均衡发展。

此外,罗蒂并未自欺欺人地将文学推上曾属于科学的文化霸主宝座。因为在批判形而上学、科学主义的同时他清楚地意识到,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在我们以前崇拜光芒四射的逻各斯的地方,为文学这个以文学语言表达其声音的灰暗的上帝设置一个祭坛”[11]。“泛文学文化”不是以人文文化颠覆自然科学,以一个文化中心、一套语汇取代另一个文化中心、另一套语汇。在罗蒂自由主义的文学乌托邦里,不再供奉高高的神龛,不再有某个具有特权的核心的专业学科或者文化制度,而是允许人们在多种文化中自由选择。这正是罗蒂一以贯之的实用主义哲学态度。罗蒂的文学文化与他所期望的民主政治的实际制度完全一致,即“必须适合在像崇拜上帝、崇拜科学、崇拜文学和不崇拜任何东西这样一些问题上具有很不同看法的人”[11]。因此,泛文学文化的主旨不是以文学中心主义取缔科学中心主义。复兴文学文化不仅不是反启蒙运动的胜利,反而是试图用另一种更好的方式继承和发扬启蒙运动。

二泛文学文化中科学与人文汇流何以可能

如果科学文化以科学家们依赖说服而不是压服的美德值得各学科效仿,那么文学文化的德性在于鼓励年轻知识分子以宽容开放的胸襟接纳他者,任由想象力驰骋,尽可能地了解人类的多样性。罗蒂通过彰显文学学科的优势特点,在泛文学文化的平台上,以宽容、对话和沟通使得弥合科学与人文文化的两极对峙成为可能。

( 一) 以宽容性鼓励多元性

泛文学文化是种宽容的多元文化,亦是去中心文化、非理性主义文化的代名词。文学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在这种文化中,不存在核心的、本质的、确定的客观真理有待发掘,不提倡以一套统一的、压倒性的权威方法供各学科效仿。与之正相反,在科学文化盛行的时代,逻辑实证主义在哲学领域的胜利“剥夺了哲学中的浪漫和灵感,只留下专业能力和智力上的老练世故”[12]12。过度专业化、科学化、学术化的自然趋势鼓励发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却以单调的知性压制着想象的才能与热情,这无益于消除科学与人文文化间的龃龉。因此罗蒂无限憧憬怀恋科学尚未渗透其他学科之前的情景,他认为“以前,既为艾耶尔的仰慕者提供空间,也为怀特海的崇拜者提供空间的时候,哲学作为一门理论学科才处于一个更好的状态”[12]13。艾耶尔代表逻辑、批判和知性,他批评文学缺乏所谓的“认知意义”; 怀特海代表魅力、天赋、浪漫和华兹华斯。

在后哲学文化时代,罗蒂将曾经由哲学文化完成的宽容工作交给泛文学文化去实现。因为相对于基础主义允诺的普遍性、真理性,泛文学文化承诺一种更加开放和民主的文化生活,“泛文学”以其特有的宽容性鼓励文化多样性,不拘泥于以某一文化学科为基础的发展,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最终的归途。在这里,文学研究和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然科学研究都以其自身的方式自由存在和发展,为人类的文明做出独有的贡献。专业学科的分界———尤其是科学与非科学间的界限问题———不再是值得研究的事情。这样,传统上僵持不下的两极分立的科学与人文文化领域得以在泛文学文化中打破藩篱、相互渗透、共同发展,形成欣欣向荣的文化景观。

( 二) 以对话性鼓励共存

促进两种文化的融汇合流,需要强势的一方降低姿态去倾听对方、平等相待,不再用自身的学科规范去衡量对方存在的合理性。泛文学文化是种对话性的文化,其魅力在于承认并致力于通过不同视角的描述呈现人类生活和世界的复杂性,允许不同的语汇共同存在。在这种对话性的文化中,“最英勇的行为不是选定一种描述后对其他的描述断然拒绝,而是有能力在诸多描述之间来来回回、游刃有余”[13]。因此,没有哪些描述或语汇与其他相比,能够提供一种关于某一对象更好、更准确、更接近真实的解释。罗蒂进一步号召不要再去探究科学家、诗人、政治家、哲学家等不同文化领域的专家是否高人一等,应该遵从杜威的实用主义精神,放弃对精神生活类型的等级系统进行探求的热望。把各学科分别看作适用于不同的目的,而不以某一门超级学科统领其他学科。[8]11只有这样才能鼓励各文化学科之间积极开展对话、以平等的姿态繁荣发展。

罗蒂戏谑地将文学称作“篡权学科”,他说: “一个篡权的学科宣告统辖文化其他部分,这只能通过展示它使其他学科各归其位的能力来辩护。”[4]155这意味着在泛文学文化的国度里,文学不像科学要求其他学科向自身看齐那样兜售所谓“文学研究方法”、第一原理,文学作品以“不强势”的特点传递着历史进程中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对世界的开拓、对过去的反思和对未来美好的希望。诗人们作为文学文化精英既不提供真理和救赎,也不比其他人更接近某种本质,他们游离于永恒框架的束缚之外,呈现给人类多样的文本描述和描述中无限的意义世界。罗蒂“把人类历史过程看作一首冗长、膨胀、声音日益嘈杂的诗”,回望历史,人类终将认识到“‘人性的整个启示’将不是一系列命题,而是一系列语汇”[10]。利科也曾以科学与诗歌为例,揭示科学与人文文化在语言和话语层面碰撞遇合的可能性,他把科学语言和诗歌语言作为消除话语误解、实现有效交流的不同策略,认为二者既互相对立又互为益补。[14]当科学策略与诗意策略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和睦共存,没有哪方试图湮没对方的话语或企图完全掌握话语控制权,才能真正实现两个学科的融合。

( 三) 以想象力促进学科沟通

想象力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口号,被罗蒂奉为文学和文学文化的又一美德,是“通过提出关于符号和声音的有益而新颖的用法来改变社会实践的能力”[15]。罗蒂主张,想象力能够框定思想的边界,想象力有多远,思想的疆域就有多宽广。泛文学文化得以存在的前提就是,“虽然想象力有目前的界限,但是这些界限能够被永远拓展下去”[1]106。因此罗蒂着力强调在知识进步进程中充分发挥想象力的重要作用。但富于想象绝不是沉迷于幻想,而是既推陈出新,又尽可能地得到认可和接纳。

在泛文学文化世界里,人们不再寻求亘古不变的永恒,想象力的光辉代替理性的照耀,希望代替认识,因此充满美好幸福的无限可能。首先,各学科都以极富想象力的方式用自己的语汇和方法描述事物,有利于成功实现学科目的。其次,想象力可以抵御理性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避免人类文化整体“科学化”的趋势。第三,想象力能够产生类似文学的移情作用,使人们愿意把更多的“他人”当作“我们”,把“他们科学文化”、“他们人文文化”都当作“我们泛文学文化”。在想象力作用下,学科间相互启示、互相促进,从而能够更好地增强人文与科学学科之间自由平等的沟通和交流。

罗蒂的文化观点曾被国内学者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人文观念”进行形象地类比[16]: 中国传统文化中,各学科处于纵横交错的融合状态,既互相启迪,又互为所用,学术领域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划分,也没有为其他研究奠定基础的特殊学科。这种理论同罗蒂泛文学文化的相似体现了东西方文化跨越时空的契合,非常值得学界深思和重视。

然而,以尼哈马斯教授为代表的西方学界把罗蒂的文学文化当作后现代主义对科学主义的强势反击,对其严加批判。尼哈马斯坚决反对罗蒂将科学归向文学的做法,担心“认为文化有其中心,某些人类活动应当作为文化范式的思维模式,恰恰把我们又带回到形而上学和‘坏’哲学去”[17]。的确,诗学和文学的乌托邦究竟能否成就、在多大程度上成就未来世界人类的幸福福祉尚未可知。罗蒂本人尽管以乐观的态度看待泛文学文化的未来,但同时,他也以哲学家的睿智敏锐地洞察到该文化自身的困境。罗蒂坦言: “它( 文学文化) 似乎是富裕的、有闲的精英阶层的产物,这些人有时间为这些事情担忧,有时间想象未来的各种可能性。世界也许不会允许这类精英存在更长的时间。”[18]显然,泛文学文化鼓励人们参观博物馆、欣赏艺术作品,在大量非功利性质的广泛阅读中绽放想象力的火花,这或许只能够适用于生存无忧、物质富足的知识精英阶层,他们有钱而且有闲,不必囿于理性主义的樊笼。

无论如何,罗蒂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科学与人文在泛文学文化中并驾齐驱的曼妙图景。在这种文化中,消除了学科崇拜,不再有独裁的文化权威,科学和人文领域的各个知识学科成为平等对话的文学类型和描述方式。因此,泛文学文化不失为一种从人文主义视角提出的大胆尝试,罗蒂另辟蹊径的思维方式无疑是我们不断促进科学与人文文化视域融合的重要启示。

摘要：为突破当代科学与人文对峙的困境、缓解二者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罗蒂通过推倒认识论哲学大厦、终结科学文化霸权、崇尚泛文学文化的三部曲,构建起理想的泛文学文化范型。泛文学文化以强大的兼容性涵盖文学、艺术、建筑、科学等众多文化样态,以宽容性鼓励多元性、以对话性鼓励共存,以想象力促进学科间的沟通,在宽泛的文学文化视野中尝试科学与人文共融的新路径。

篇4：文学创作与学生作文的区别

一、写作源起不同

应试作文是别人要你写；文学创作是自己按捺不住想倾诉。应试作文题是老师或出题专家命制好的，学生在进考场之前根本不知道作文题是什么。也就是说，在应试作文面前，学生是没有理由说“不”的，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对命题的理解程度深也好浅也好，反正你都要写，不写就不得分。而在日常教学中，教师为了让学生适应应试，也大都采取这种应试式的“突然袭击”。作文题临时布置，要求学生当场写。文学创作则不同，你愿意写，并且是很想写才写，否则你大可不必勉强自己，使自己受罪。

二、写作目的不同

应试作文是为了应试需要，教师每命制一个作文题，都要考虑如何考查学生的思想思维水平、语言表达能力和综合发展档次等，也就是思想性、语言性、发展性等，因此学生在应试时。务必要揣摩出题者的出题意图，努力写出符合出题者出题意图的文章，才能让批阅老师给出高分。应试作文的功利非常明显，力求在规定的字数内把自己的写作意图表达清楚，并且力求展示出自己的才华，以讨得老师的欢心。文学创作是为了情感表达需要而动笔的，既没人下任务，也没有人在一旁督促，写完了，情感渲泄完了，目的就基本上达到了，并不一定要有人读，更不必找什么人来评价。当然，文学创作的作品如果投稿，会有稿费，而且确有一些人为了稿费而写作，但那不是文学创作的原生态——文学创作的原生态可能是渲泄和立言传世，稿费是后来的事情。比如，曹雪芹作《红缕梦》，肯定没想过要赚多少稿费，而凌蒙初写《三言》也肯定没想到会得多少钱。文学创作完成后，作者先是“偷着乐”，然后是考虑作品长远的人文保存需要。

三、阅读对象不同

一个是一定要给别人读，读者是比自己年长而且比自己知识面更宽的老师；一个是不一定要有读者，如果公之于世则读者是社会老老少少的社会民众。由于读者不同，在写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心态。比如，你在写作文时，脑海里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浮现出你的语文老师的影子。我这样写，可不可以呢?能得多少分?你会有一种征询一下语文老师的冲动。文学创作则不然，它的读者各种各样，你无法预计是谁，于是你干脆可以不考虑读者，你只要更多地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就行，等写成之后，我们再来考虑读者，再作适当的修改。当然，一个成熟的作家和初学者不同，他可以两步同时进行。

四、写作手法不同

这是从上述不同中生发出来的不同，也是最根本的不同。

①应试作文是别人事先命制好的文题，文章立意力求符合命题者的命题意图，力求把命题者的心理希翼阐释透彻，因而它有且只有一个或几个最佳审题思路；文学创作是在来无影去无踪的生活中的灵感喷发，不必要有事先的充分准备，是自己对生活的哲理感悟或情感体验，这种感悟和体验有时没有明确的指向。可以边写边提炼。

②应试作文要根据老师的好恶选择文体，确定文章的结构，力求写出令人信服的共性的东西；文学创作要根据自己的好恶选择形式。结构力求与别人不一样，力求达到独特而又能打动人的效果。

③应试作文的语言力求规范，符合大众的阅读习惯；文学创作的语言可以多样化，侧重表达出自己的特色。

④应试作文是为了临时表达需要，因此只要“看上去很美”就行；文学创作是为了相对长远保存需要，因此需要深刻的人文性，要经得住时空检验和推敲。

⑤应试的记叙文偏向于文学创作，没有固定格式，因此，记叙文要写好很难。判分也不容易。应试的议论文则有相对固定的格式。只要按照格式写，往往能得到稳定的分数。

⑥另外。应试作文是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规定字数的写作，不允许有太多的思考，写起来应力求轻车熟路，以前写过的材料、观点等，可重复使用，力求简洁明白而又不失才华。文学创作的写作时间相对充裕，思维想象也可以展开来，因而可以写得很有文采。

五、文学创作对应试作文的有益影响

①文学创作可以使应试作文更富于真情实感。文学作品是以真情实感为基本要义的，经常进行文学创作的人，自然会受到迁移影响，写起应试作文来，也会尽可能地把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写出来，这样的应试作文，更能打动评卷老师。

②文学创作可以使应试作文哲理更深刻。文学创作讲究含蓄，含蓄不等于主题不明，而是更明。因为含蓄可以使读者读完之后陷入沉思，沉思之后就能获得更强烈的共鸣。应试作文虽然不需要太含蓄，而且太含蓄也不好，但适当的含蓄可增加文章主题的深刻性。

③文学创作可以使应试作文语言更生动。文学创作的语言力求个性和丰富性，经常进行文学创作的人，写起应试作文来，一定能得心应手，想写啥就能写好啥，而不是心里想着那个事物，笔头写出来时却和心里想的大不一样。

篇5：应用写作与文学创作的区别

写作可分为文学创作与应用写作两大类。其间虽有不少相通之处，却也存在着许多差异。在大中小学的语文教材中文学作品占多数，应用文数量相对较少。然而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教学，是不能取代应用文写作教学和训练的，因为两者在性质特点、表达方式、构思规律、内容修辞、读者对象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从功能效用来讲，文学写作，如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戏剧的写作，是为抒发主观感情，反映现实生活，进行艺术创作而写的；应用写作是为了处理公务和个人事务而写的。应用写作是为了实行管理、传递信息等社会效用，运用书面语言和图表符号进行的写作活动，是一种做直接、最有效地为表述思维、交流思想、传播信息、解决问题，为实现社会服务的写作。

从内容表达上看，文学写作的内容表达相对比较自由，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见解；而应用文写作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约束力。文学写作的目的是为欣赏而非实用，即使是领导者个人的作品，也不具备权威性和约束力。应用文是随着阶级、国家、文字的产生而产生的，是行政管理的一种有效手段，担负着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的重任。应用文写作必须严格遵照、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讲求政治性，要体现权威性、严肃性、庄重性，对受众有很强的约束力，必须按照应用文的要求遵照、办理和执行。正所谓“一字入应用文，九牛拔不出”。应用文写作强调对象化的思维方式，写作者的思维要服从于客体对象的需要，把握对象的特征，根据对象的实际情况去组织应用文的内容，从而达到办事的目的。这就要求从事应用文写作的人员要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上级的指示精神，并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有效加以落实。

从表现形式上看，文学写作鼓励创作性，讲究“文似看山不喜平”；应用文写作的程式化特点比较明显。文学写作个性更为张扬，形式更加灵活，写法更加多样，鼓励写作者展示艺术想象与形象思维，突破束缚，创造崭新的艺术境界。与文学写作相比，应用文写作格式化思维明显，逻辑性强，结构严谨，写作比较枯燥。有人说，应用文就是“八股”，这是误解。应用文体式和格式上的一致性、标准化特点是应用文写作的规范要求，绝不是“八股”。应用文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应用文具有固定的和惯用的体式和格式。从应用文文面格式处理上看，应用文格式具有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特点，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了《国家行政机关应用文格式》国家标准。另外，《国家行政机关应用文处理办法》和《党的机关应用文处理条例》分别对行政公文和党务公文做出了规定，从文种、行文规则、应用文用纸、应用文办理等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从应用文正文的写作看，应用文的开头、主体、结尾具有惯用的方式，有各部分的习惯用语，各个文种主体部分的结构安排方式也有通常惯用的写作方法。例如，“通知”文种的写作，开头先写通知因由、再写通知事项，最后是结尾习惯用语；“请示”的写作，要写明请示理由、请示事项、结尾；“计划”的写作，在主体部分要写明目标、措施、步骤。应用文的模式化和程式化是适应应用文实用性的要求而形成的，简洁明了，有利于受众了解应用文的主要意图，不致产生理解上的歧义，有利于公务处理，在实际应用文处理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应用文写作的这一特点，应用文写作人员学习和掌握各个文种的不同特点和要求，能够更快地掌握应用文写作规律，提高公务处理效率。“照猫画虎”，进行仿写与模写是提高应用文写作能力的一条捷径。

从写作过程上看，文学写作没有时间要求，比较自由宽松，而应用文制作处理上有比较严格的时间限制。文学写作没有什么时限性，曹雪芹写《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留下了不朽的艺术杰作。应用文的制发是为了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应用文写作无论是向上级报送文件，还是向下级布置工作，通常都有完成的时限要求。应用文的写作时限与工作问题的解决紧密相连。例如，新闻稿的写作，时间和作品价值是紧密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