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复兴

儒家文化的复兴（精选十篇）

儒家文化的复兴 篇1

老舍为文如此, 为人也一样。在老舍少年时期的文化构成中, 作为必修课程内容的古典诗词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自少年时期起, 陆游、杜甫、屈原等就是老舍最崇敬的诗人。这不仅因为他们有诗才, 更因为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楷模, 是一种民族气节与忧患意识的人格载体。如果说“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文人的传统政治理想, 那么“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又正是他们以献身来完成自己人格的心理模式。“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他的一点气节”。【2】“七七”事变之前, 老舍一直过着教授兼“写家”的平静的生活, 不参与任何文学上的党派的斗争。这并不是说老舍就是一个不问世事之人。抗战爆发后, 老舍显示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1938年, 老舍参加“抗战文协”时, 在“入会誓词”上就有这样一段话, “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 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和小凳之间, 笔是枪, 把热血洒在纸上, 可以自傲他人的地方, 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 可是小卒该做的一些, 我确实做到了。以前如是, 现在如是, 希望将来也如何。在我入墓的那一天, 我愿意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 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 睡在这里”。【3】在老舍看来, 作为国家的公民身份比作为文艺家的作家身份更重要, 以笔为枪创作出维护国家尊严的文字比写出传世的文学作品更重要。从1937年到1945年, 8年时间, 老舍跟随抗战情势的演变辗转各地。无论在什么样艰苦和危险的环境下, 老舍都不放松以手中的笔宣传抗战和鼓舞士气的责任。在抗战时期的120多部多幕剧中, 老舍创作的9部话剧占了8%。单从数量上说, 这也是很可贵的贡献。

“中庸之道”也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中庸的哲学, 造成了老中国儿女不思进取、保守落后的一面。然而这一价值观也有正面的意义, 造就了老舍“外圆内方”的性格。“圆”是老舍待人处事随和、宽厚, “方”是老舍在原则问题上是非分明, 立场坚定。老舍在抗战时期不介入派别论争中, 自己只坚持做“抗战派”。这并不是说老舍没有是非原则, 而是在老舍看来, 各种派别、论争的最终焦点就是为抗战服务。既然如此, 团结一切爱国力量一致抗战才是最大的政治。1938年, 老舍扛起“文协”负责人的大旗。在艰苦的物质环境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 老舍不保守不冒进, 顶住了来自敌人的压迫和其它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 以卓有成效的实际工作对抗日统一战线作出贡献。这是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的积极意义传达给老舍的为人做事的积极理念。

摘要：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老舍的文化心态产生了重要影响, 老舍创作中强烈的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 老舍作品中的古典诗词风格, 以及老舍在后期创作中体现的中庸之道, 都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儒家文化,老舍文化心态,影响

参考文献

[1]老舍:《大地龙蛇.序》, 《老舍剧作全集》第1卷,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2年, 第300页。

[2]老舍:《八方风雨》, 1946年6月20日《书报精华》第18期, 《老舍全集》第14卷, 第375页。

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篇2

【摘要】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这些都是来自儒家的文化，因为儒家的文化源远流长对中华文化影响较大，大到国家政治，小到家庭生活，都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本文讲述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相互影响；

一、前言

儒家文化是早在孔子的时代创立起来的，经过后期的发展和不断的改进，越来越符合中国社会的人们所追求的价值观，当今社会，儒家文化的意义也越来越被世界广为接受，事实证明，好的东西是经得起推敲和传播的，这么多年儒家文化的屹立不倒也是在像我们讲述着先人伟大的胸怀和智慧。

二、儒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说到儒家文化就不得不提到孔子，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是他提出“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的儒家思想，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但是其背后所含的警世意义却让人深思，在封闭的古代，不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传播的途径这么广，那个时候儒家文化是孔子个人的魅力体现，可是要被全社会所接受和学习并不容易，所以孔子凭借着精湛的学术魅力广收门徒，后来又周游列国，在周游列国的时候经历了很多事情，让孔子的胸襟更加广阔，对待事情更加充满智慧，也使得儒家文化经得起推敲和反复的领会。儒家文化的成型推广也离不开汉武帝在公元前134年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举动，虽然是皇权主义的专制，但是也使得儒家文化迅速的成为全国人民的信仰，使得儒家文化真正被大众所熟知，并传播开来。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时至今日儒家文化依然深入人心，因为早在公元前，祖祖辈辈的血液里就流着“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在汉武帝之后的科举制度、北宋的理学，这些政治举动都奠基了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地位，促进了儒家文化的发展。

三、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核

儒家思想古往今来都应用广泛，受到人们的推崇，大到政治、教育、哲学等方面；小到每个家庭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都离不开儒家文化。修身、齐家、之国、平天下，这些看似平常的理念其实贯穿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个细节。

1.基本精神

儒家文化基本的精神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仁：“仁”也通“人”，是儒家学说的基本核心，也是孔子主要为人处事的哲学观点，“仁”体现在很多的方面上，在政治上，其意义就是以人为本的治国方针，至今任是我国最主要的国家政策之一；“仁”在教育意义上就是“有教无类”，这影响的代表有我国的义务教育，是希望在该学习的时候不论贫穷或者是富有，都应该受到教育。

义：是人们所熟知的“义气”的“义”也是“宜”，是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做出的道德规范，是自强不息的精神观念。

礼：这是孔子一直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人们和平相处的基础，这是儒家思想的社会哲学，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素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素称“礼仪之邦”，想必也是离不开儒家哲学“礼”的熏陶。

智：人可以无知，但是不可以无智，孔子崇尚的“因材施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智慧，而不是一味的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每一个人。“智”也是指：知道、见解、聪明等。

信：指的是信任、信用，这个也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之一，在现代社会也是人们极力推崇的思想，因为只有彼此之间的信任，才会有和谐的社会氛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才会更加融洽。

恕：孔子核心思想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就包含了饶恕、宽仁的意义，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想问题，自己做不了的事情不强加于别人身上，只有每个人都秉持着这样的思想，就会有少一点纷争，多一点包容。

忠：孔子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忠诚也是做人的基础，只有对别人终成了，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双方的关系才会融洽，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孝：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基础是“孝”，孝不仅仅是对父母的尊重，也是对长辈的尊重，指的是对年长的人有孝敬之心，百善孝为先，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孝都没有，那何来的礼义廉耻呢？ 悌：原意是指对兄长的爱，后来衍生的意义是兄弟之间、人与人相处之间应该有的基本尊重和长幼有序的思想。

2.儒家文化的民族性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民族的文化基础是民族的魂，也是多民族长期冲突最后和谐发展的共同追求，中华文化的历史就是民族的历史，陪伴着民族历史的是民族的文化。

中华的民族性是指中华多民族文化的一体性，这有别于西方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独有的大民族所共同认知的价值观和生活观。例如美国代表的西方文化，其宣扬的就是自我价值，是个人的自由、自我意识的支配，而中国的文化儒家的哲学是强调人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需要团结合作才能成功，所以强调是社会的责任感。

儒家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而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民族性主要体现在其核心价值观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儒家的伦理思想及家庭血缘亲情

伦理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人观念里，人和人的关系主要有五种：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妇关系，兄弟关系，朋友关系。这五种关系中，家族关系占三种，而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扩大，朋友关系是兄弟关系的扩大，“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就是这种关系的反映。儒家在这种伦理关系上强调血缘亲情，而家国家国，国是家的扩大，把个人同家、国紧密地联系起来，人是家庭的人，是社会的人。

（二）中庸之道

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庸之道在于：一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二是和而不同，和为贵。

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仁、礼、忠、孝等整体思想都是“中庸”之道，儒家没有极端思想，儒家学说都是基于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子贡问曰：“有一言可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不强迫，以和为贵，社会就不会有仇恨。

仁、礼都是求和为贵，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社会和谐，人与人之间讲仁义礼智信，不偏激，无不及，此即中庸之道。

（三）理性实用

中国科学在历史上曾长时期地走在其他国家和民族前列，到了近代，西方科学飞速发展，中国在与之比较中越显巨大差异，中国不是没有科学，只是缺少或没有西方那么强烈的科学精神，这与各自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文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有关。

儒家文化重视理性实用，以致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事之前首先要考虑的是做了有什么用，而不会纯粹地去追求科学，探索自然的秘密。儒家重视学以致用，强调“躬行”，学习的目的就是实践，儒家的这一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所以科学在国人眼中不如技术，只是近代以来，科学推动了技术的发展，没有近代科学发展，就没有现代技术的产生。

四、儒家文化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形成的影响

凡事都有双面性，在中国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儒家文化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的影响也应当分为两个方面来看：

1.积极的影响

（一）教育方面

孔子的教学方法至今为止也是人们争相学习的教育方法，孔子在教学上注意的是启发教学和个人的独立教学，这些教学方法应用于实践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温故而知新”这些至今广为流传。

（二）礼仪方面

儒家文化中强调的是尊老爱幼、尊重父母、长幼有序等道德礼仪方面的做人基础，这是以人为本的重要理念，近年来很多西方国家也在逐渐的学习这种理念，这是中华民族的魂。

（三）思想方面

孔子崇尚思考和智慧，这也是当今社会人们所需要反省的一个问题，因为网络等信息技术的发达，传播信息的速度更加快，传播的层面更加广，所以人们获取信息的手段更加容易，这也导致了人们思想上的滞慢，因为总有别人思考好的东西可以拿来用，所以自己思考，多加思考，对事物进行反思，也是孔子推崇的理念，也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研究的思想。

（四）治国方面

“以德服人”这个思想在政治上面有着积极的影响，也是历代帝皇的治国理念，现代社会的人性化也是由此演变而来的，人与人之间不应该存在芥蒂，而是要像朋友一样的相处，这样社会的氛围才会和谐。国家的治理之中，只有时刻的考虑老百姓的心声，从老百姓的角度出发，做好事、做实事，这样才能赢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掌声。

2.消极的影响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发展，儒家思想也有一些不可取的地方，比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阶级思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落后思想，在消极的影响面前，我们要学会扬长避短。

（一）不重视科学的系统学习，孔子的文化里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治人的政治思维，而不是学习的知识传授，这跟当时的社会问题是分不开的，孔子也没想到未来社会发展是这样子的。

（二）西方的学习重视的是理论与刨根问底式的学习，而儒家哲学的中庸之道则是不偏不倚，有一点中间的意思，这就意味着没有准确的答案，比较靠经验得出的结果。

（三）孔子的儒家哲学里强调一种付出与服从，而这种服从的绝对性又可能演变成一种盲从，所以这就造成了人性的压抑，没有特色与创造力，因为创新有时候需要大胆的尝试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儒家思想里面思想的统一扼杀了这种创新的想象。

（四）儒家思想的落后，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家思想有其落后的一面，古代社会男尊女卑的思想已经跟现代化的男女平等格格不入了，在现代推崇个性的时代，就显得有点性别歧视了。

因为每个时代的不同，人们的思考方式与生活水平也不同，人们的价值观与生活观都在不断的改变与发展，每个人对儒家思想文化的选择与追求也不同，但是不论如何选择，我们都应该将其好的一面发扬光大，其不符合时代意义的一面就要学会舍弃，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不断发展。

五、结束语

在当今的世界，人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人与人之间单纯的交往越来越少，许多人都在不断的抱怨，其实孔子早在很久以前就跟我说了“仁者爱人”，很多事情，我们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你对人付出多少，相应的，你就得到多少，所以我们不论在生活中、学习中、做人处事的问题中，都应该学习儒家文化的思想，让自己不骄不躁，争取更大的进步。

参考文献

儒家文化的复兴 篇3

一

儒家思想体大精深，很难用现代学术范式的某一种形态概括之，如道德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等。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角度来看，儒学思想及其影响都是多维的，如观念化儒学、伦理化儒学、谱系化儒学、生活化儒学等。干春松在《制度化儒学及其解体（修订版）》一书中，从政治哲学和世界秩序的角度切入诠释，使“制度化的儒学”成为呈现儒学形态的一个重要面向。该书冷静客观地梳理了儒学尤其是作为一种制度的儒学的崩溃历程，细致地向我们呈现了儒学是如何从原来的“神圣家族”变成后来的“寻常人家”。除此之外，该书还特别呈现了作者对“制度儒学”未来发展尤其是儒学应当而且必要参与到现代中国制度建构的乐观与信心，所以，这本以“解体”命名的著作实际上意味着作者对“制度化儒家”重建的期望。

然而问题在于，新一轮儒家制度或者制度儒学真能重新构建起来吗？儒家是否可能作为基本原则参与到新一轮中国制度模式建构中去？众所周知，儒学的思想、儒学的精神可以传承发展，但作为建制的儒家却已经覆水难收了。因此，关于儒家“是否能够作为中国制度建构的基本原则”来参与未来中国制度创新过程的问题，就此试图做出肯定回答的努力，虽然十分有意义，但将万分艰难。

尽管困难重重，干春松教授的另一部著作《重回王道》显示，他已经开始着手落实其所首倡的关于“制度儒学”的研究与建构工作。对于干春松而言，传统制度化儒家的解体，同时可能也意味着新的时代背景和思想背景下新的“制度儒学”的重建。

二

制度化儒家的解体与其说是中国内在矛盾的产物，毋宁说是受西方现代化进程冲击的结果，这也意味着，儒家的困境并非是一个“中国”问题，而是一个“世界”问题，是一个需要在更大的实践范围和更深层次解决的问题。更大的实践范围意味着儒家的新开展要走向世界，更深层次的重建要求摒除仅从心性层面的单向突破。《重回王道》一书，立足制度化儒家解体后的现实，为儒家面向世界秩序理论的开创，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理论起点。杜维明在回答“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时曾言，“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从本土经验或特殊的传统文化中来探讨其普世意义？这不是一个现实政治的考虑，而是知识分子应该重视的重大问题。”（《杜维明文集（第5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P533）这种问题意识也体现在该书中，即要把华夏王道政治理想推向世界，重新挺立了儒家的普遍主义面向。

《重归王道》一书体现了“王道虽旧，其命维新”的思路和取向。具体来说，之所以称“王道”为“旧”道，一是指王道作为儒家政治理念的核心是传统的，二是指王道是中国的、地方性的特殊经验。而所谓“其命维新”，则是指王道在回应现代性问题的可能，創新全球性普遍价值的潜力，对于儒学复兴和世界秩序都具有启发性意义。

“王道虽旧”，王道作为一种政治理念，一直作为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而存在于古代中国的各个阶段，并呈现出不同状态，直到近代才被解构。从西周的敬德保民开始，王道和德治成为儒家一以贯之的政治信念。西周末年，天下大乱，后世儒生认为自此以降，王道式微。孔子抱救世之心，奔走呼号，提出用道德和礼仪来安顿人心，实现长治久安，被看作是王道政治的恢复者。孟子将孔子的观念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政治原则，形成了“仁政”思想。孟子的仁政推崇先王的王道，认为君主顺天应人，可以一步步实现王道政治。而荀子虽然坚持王道，却也并未绝对地反对霸道，霸道在他看来乃是群雄争霸格局中的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董仲舒虽然一方面继承儒家王道政治立场，但却绝对化了人与人之间的贵贱尊卑之别，显然这是受到法家思想的浸染。宋明理学时期，程朱把王道解释为天理的正当呈现，王道成为了天理的现实化。近代中国，天下体系连同依寓于其中的王道理想遭到了解构。中国成为了世界之一国，强权时代下，国家意识突显，天下意识淡出，例如杨度认为要抛弃天下主义而首倡国家主义。此后康有为提出大同构想，视野大为开阔，但这种普遍主义立场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一闪而过。

“其命维新”，即是王道面临当今民族国家的现实，需要承担新的使命，回应现代性的挑战，使儒家普遍主义的王道政治从中国走向世界。如果说，赵汀阳的“天下体系”设计是一种世界观上的回应，那么，“重回王道”则是在普遍价值上的一种回应。如干春松所说，他写这本书起因于对“天下体系”的思索，此书则阐明了“天下格局”中的核心内容。所以不同于蒋庆的“以中国解释中国”的王道政治设计，他认为蒋庆的政治设计否定了儒家的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立场，抛弃了儒家政治理念的核心，有成为一种为某种特殊政治存在辩护的危险。

为了能够实现以民为本，干春松认为还需要一套能够落实人民主体的配套制度设计，这套制度的设计必须本乎自足自在的个人，并赋予其真正的政治权利。书中提出以“天意民心合一”的儒家传统来克服个人主义的短视行为，找到了“人类良知”和“道德律”作为超越以现有民族国家为基点的狭隘视野，找到了“天下一家”来重新定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找到了“教化和榜样”来批评霸权主义的野蛮方式。总之，干春松教授试图把原始儒家王道政治的核心——道德力量显现出来，借助天地一体的仁爱之心，让个人超越自身的局限性。

而要超越狭隘的个人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在全球利益的基础上谈论当今政治，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子是可以借鉴的。干春松从当今国际社会的新动向中看到了王道理念的踪影。在书中，他提出了“王道之始”七条。仔细审视这七条，可以发现，无论是立场还是具体实施细则，作者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康有为“公议政府”（《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P63-68）的影响。实际上，这七条设计的核心所在就是“全球利益”，这个全球利益不仅要靠每个人“推己及人”，也要靠顶层的制度设计。干春松提出的七条，对于解决现实国际秩序的弊病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当然，同康有为的“大同世界”乃至历史上的诸多思想“乌托邦”一样，上述七条也无可避免的带有过于理想的色彩，忽视了现实国际政治具体的利益纷争和观念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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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无论是对于“制度化儒家”的复兴期望还是“重回王道”的诉求，都是儒家历史上新一次的政治理想构建。具体来说，“重回王道”是制度化儒家解体后在儒家内部对于制度儒学的一次尝试性重建，也是对儒家普遍主义品格的一次扬弃。实际上，在当代儒学研究领域内，从反思儒家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所提出的理论绝不止于制度化儒家、王道理想，其名目和类型十分繁多。进入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思想面临现代化、西方化的冲击，必须要对现代性的问题予以回应并在此基础上保持自信。现实地来看，本文所评述的“制度化儒家”的重新建立、“重回王道”的新理想，既是从儒家立场对现实社会问题、世界秩序的一次批判，更是对道德和正义成为社会秩序评判标准的某种渴望。当然，对于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现代世界政治秩序而言，王道秩序的构想显然过于超前，自提出伊始就有过于理想化的成分于其中。但不可否认的是，“王道”理想仍然可以看作是当代儒家学者对于现实世界秩序的一种批判性反思，期望儒学在当代社会重新焕发生机并发挥现实作用。

另外，王道政治还是用较为古远的传统来对抗近代以来民族国家传统。在现代世界里，多数文明国家都希望国家之间的普遍共识得以实现，期望永久和平成为可能。而且，近代以来，掌控世界风云的政治家都在一定意义上深信自家的政治理念是“王道政治”。而无论是传统儒家的“王道政治”还是近代政治家眼里的“王道政治”，实际上，都无法回避对合法性的“王”（天子）的诉求。“王”意味着秩序的主导者、制定者，于是，谁代表着“王道政治” 的“王”，就成为一个现实政治问题。19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大国都希望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和推动者，由此各种极权主义和霸权主义纷至沓来，其结果是20世纪的政治变成了利益政治、流血政治。现代民族国家无一不珍视各自的传统，且以传统作为重要的现实政治工具。而“王道政治”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要挑战民族国家这一近代化的国家模式，也就是挑战近代以来形成的传统政治模式。吊诡的是，王道政治来源于更早的“古典传统”。故而，王道政治的设想，就可看作是以“更老的传统”来反抗“最近的传统”，是近代以来思想领域中一直纠缠不清的“古与今”问题。而就儒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而言，“王道”秩序的提出，还关涉到儒家理想的现实“落地”问题。

实现儒家理想的“落地”问题，“制度化儒家”只是其可能的路向之一。對于当代儒者而言，多维的呈现并落实儒家理想而非单向度的拘泥于政治问题，可能是儒学复兴道路上所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地方。如果偏执于从制度设计层面来推进儒学的开展，对儒学乃至社会未必会带来完全积极的影响。而如何处理国家利益与王道理想之间的关系，则是传统儒学从未遇到过的全球化时代新问题，是当代儒者当然主要是当代政治家显示其政治智慧的场域。坚持“王道”理想是儒家的主要特质，因此，对于儒家而言，在新的时代重新阐释儒家的“王道”理想并依次渐进地去努力，是儒家为创造美好的世界、美好的生活所构想的可能性道路之一，而儒学的复兴也将在此道路上经受更多的考验。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哲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本文编辑 王正）

论儒家文化对现代广告的影响 篇4

作为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其文化传承性决定了现代广告不可能割断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联系。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影响深远，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而独领风骚，使儒家或儒教几乎成了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在整个中国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风俗习惯上，处处可见到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印痕，可以说在中国，无论什么人，无论他受过多少种文化的影响，都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

作为商业信息载体的广告，虽然有其商业性，但是，其蕴涵的传统文化在打动消费者，与之引起共鸣，促进产品销售的同时，也向受众传递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珍惜的一面，张扬了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如孔府家酒的广告中特有的血缘文化、人伦亲情等。

二、“和而不同”——儒家文化的和谐统一论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这一理念的最初要求，是在有道德的君子之间建立一种彼此尊重个性和意见的健康关系，后来便扩大运用于各种事物的相互关系中，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原理。“和而不同”的理念包含着平等精神、宽容精神和多样性原则，倡导文化、理念和生物多样性的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思想亦认为人与自然不是相对的，而是具有不可割裂的关系，即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所谓合一指对立的统一，即两方面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人与自然既有区别又有统一的关系，人可以认识自然并加以改变调整，但不应破坏自然。近来，各企业或产品纷纷打出“绿色”、“健康”、“环保”的主题便是对“天人合一”与“和而不同”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的体现。

由韩国影星李英爱出演的“农夫茶”广告片向受众发出“好水，好茶，好人喝”的诉求点，将水、茶、人三样看似不相干的事物由一条内在的联系放在一起，体现了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白沙集团的“鹤舞白沙，我心飞翔”以及大红鹰集团的企业形象广告也深化了“天人合一”的主题思想。

三．“仁爱万物”——儒家生命价值观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仁”，孔子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围绕着“仁”而形成一个整体的。“仁”的最初含义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系，从先秦古籍记载中看，“仁”还是统治者或者“君子”们专有的美德，只有君子才能讲“仁”行“仁”。有时“仁”还包含着爱亲、爱人与爱国的意义。而孔子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把仁的含义进行了创新的解释，认为“仁”具有两重涵义：一是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旨归;二是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内心修养。

首先，孔子提倡仁爱，认为人应该先从爱家庭做起，推而广之，爱他人，爱社会，以实现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社会，使天下成为一个大家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彼此团结友好地相处。在现代广告活动中, “尊老爱幼、仁慈友爱、长幼有序”等体现中华传统美德的主题在公益广告行为中多有表现。商业广告中，浙江纳爱斯集团的广告传播在这方面体现较为显著：子品牌纳爱斯牌牙膏的电视广告《后母篇》中，小女孩开始对后母并不认同，尽管后母又是做好吃的又是织毛衣，小女孩也还是郁郁寡欢地说：“我有新妈妈了。可我一点也不喜欢她。”然而当小女儿发现后母帮她挤的牙膏是纳爱斯牙膏时，事情发生了转机：“她好像也没那么讨厌。”无微不至的关怀最终打动了小女孩的心。小女儿和后母这一由矛盾转为友爱的戏剧性情景凸现了产品所附载的人文气息，引发了观者对爱的共鸣。而雕牌洗衣粉《洗衣篇》则由乖巧的小女孩一句“妈妈，我能帮你洗衣服了”道出了儒家倡导的“孝悌”之情，也犒慰了天下众多父母的心。

其次，爱人，以爱人之心待人，固然是由主体而及于客体，但是，从根本上讲则是要求树立主体的人格，必须从自己做起。台湾资深广告人何清辉为“台北市家庭计划中心”创意的“奶嘴与避孕套”的公益广告作品中承袭了儒家的上述理念，呼吁人们“多一分小心，少一份担心”，从世界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厉害关系着眼来倡导人人自爱，以求社会规范。

最后，孟子以“恻隐之心”为“仁”，以“羞恶之心”为“义”，以“恭敬之心”为“礼”，以“是非之心”为“智”，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为了落实仁爱的原则，必须实行忠恕之道，即一方面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便是忠;另一方面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便是恕。忠恕之道就是主张帮助人关心人和尊重人体谅人。中央电视台曾经做过一则公益广告，通过表现一位小女孩在星期天的清晨，被母亲强迫着东奔西跑地参加各种培训班，最后累得虚脱的故事情景，来引起所有关注青少年成长的人们的正视和思考，是不是应该“把星期天还给孩子们”。尽管望子成龙成凤无可厚非，但是也要有个“度”的，也就是儒家倡导的“忠恕”，片中的母亲因为把握好这个“度”，才导致女儿最后累到虚脱，事倍功半的后果。

四、“匹夫不可夺志”——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儒家人生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求上进，讲现实。儒家是现实主义者，追求现实的道德永恒价值和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人格。孔子一生罕言利、命，不谈鬼神，总是教导弟子们在现实生活中学习、进取、奋斗，教导人们有意义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对人生采取积极有为的态度。

中国早期儒家人学思想是从原始社会的宗教活动中演化而来的。初民在“人”的观念中创造了“神鬼”，但却淹没了人们思想中的“自我”;后来周公所创设的“周礼”是孔子人学思想始终遵循的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并为人本思想的出现带来了契机。孔子是儒家人学思想的开创者，形成了以“仁”、“礼”为核心内容的个人修养体系和伦理性人学思想，孔子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人”，孔门弟子沿两条线索发展了孔子的人学思想:“内圣”与“外王”。早期儒家的人学发展史是追问于理性和信仰、天道和人道之间的历史, 以其特有的方式关注着人的本身与发展。孔子注重人, 鼓励人冲破种种限制, 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达到更高的境界, 这与时下强调的“勇于挑战自己，突破自我”观念是一致的。

中央电视台文艺频道的形象广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就是鼓励人们敢作敢想，去追求理想的人生;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的《我能》篇以奥运健儿决胜自己的事例，强调了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最终战胜自己获得成功的能动精神。而现在很多运动品牌都有这样的趋势，像匹克的“我能，无限可能。”这与国际品牌耐克倡导的“想做就做”真是不谋而合。

五、“人无信不立”——儒家交际观

子曰:“人而无信，不可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对人的品性提出了“诚信”的要求，表示讲信用是一个人的基本品质，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并说“言忠信，行笃敬”，认为只有有了责任感，才能最终取得别人的信任而自立于社会之林。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信誉，在商品经济日渐发达的人际交往中，非但没见削弱其丝毫作用，反而愈益迸发其固有的作用和力量。海尔集团一句看似简单的“真诚到永远”却道出了海尔不平凡的服务理念，树立了海尔在市场中的牢固地位。长虹电视广告中“长虹以产业保国，以民族昌盛为己任”，表达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融入企业对国家的拳拳热爱之情。像这样的企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会有一个正规、值得信赖的情感参与其中。一个商家如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发生了信誉危机，损失的将部仅仅是经济利益，还会有法律的惩罚和道德的谴责。但是应当看到，还是有很多广告主为了一时的利益而置诚信于不顾，大打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这就需要在全社会推广诚心行为，发扬儒家文化的精髓。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经济运营过程中对信誉的奖励和维护显得更为注重了。

广告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优秀的文化为依托，这样的广告才更有内涵、更有生命力。华文广告正是凭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开放的全球化思维，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全球化传播做出了贡献。相信儒家文化广告在更加宽广、更为自由的发展平台上，能够运用自己独有的表达语言书写未来的发展历程。

摘要：广告作为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广告活动和广告作品中所呈现的文化特质以及它们所传播的科学文化知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 构成了一道独特的社会文化景观。讨论儒家传统文化对中国广告的影响是讨论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的一个分支, 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在广告层面的一次追寻。在全球化背景下探讨儒家文化对中国广告的影响, 对中国广告的理论研究和真正走向世界, 都有着重要意义和指导作用。

关键词：儒家文化,中国广告,影响

参考文献

[1]宋玉书王纯菲:广告文化学.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4

[2]傅永聚韩钟文: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儒家管理思想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2003

[3]周月亮:孔学儒术: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

[4][美]Phlip.Kotler.Marketing Management (11th)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儒家文化的复兴 篇5

对儒家传统的思想考古--读《先秦儒家仁学文化研究》

无论是在历史还是我们今天的经验中,儒家传统都是一个有诸多关涉的既定存在,如果不能厘清“儒家传统”这一能指与我们的整个意识背景之间的关系,就意味着现代中国思想尚未完全具备对“儒家传统”之现代意义的意识,因而不仅对它的.谈论将会出现混乱,而且对现代价值及文化走向的判断也会混沌不清.

作 者：海上天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社科研究中心刊 名：社会科学论坛B英文刊名：TRIBUNE OF SOCIAL SCIENCES(B)年，卷(期)：“”(4)分类号：B2关键词：

儒家文化的复兴 篇6

一、以人为本、宽厚忠恕的人际观

在《论语》中, 有109处提及“仁”, 可见,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论语·颜渊) 。可见, “爱人”是儒家仁学的本质内涵。而忠恕之道, 就是实行仁的方法, 《中庸》曰:“忠恕违道不远。”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忠恕符合“仁”的要求, 其中包含着“爱人”的内涵。所以孔子说:“夫仁者,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能近取譬, 可谓仁之方也已。”能近取譬, 推己及人, 在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同时, 也要帮助别人生存和发展。这样人与人宽厚仁爱必然和睦相处。

对于一个团队来讲, 如果儒家这种人本主义融合在企业的管理模式之中, 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 建立能够吸引人、挖掘人、留住人的用人机制, 真正做到关心人、理解人、体谅人、尊重人, 营造一种重视人才、依靠人才、凝聚人心、培育人才的氛围, 势必能够在企业外部塑造相对安定的经营环境, 在企业内部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 让企业员工有家的温暖感和归属感, 从而增强团队的凝聚力, 激发员工的创造

二、义大于利的价值观

儒家的根本思想就是“以义制利”或者说“以道制欲”。孔子说:“见利思义, 见危授命” (论语·宪问) ,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 。也就是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无庸置疑, 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的经营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但这个最大化是符合国家法律、社会道义前提下的最大化, 包含着社会责任感, 而绝非毫无顾及, 不择手段一味追求利益。

有“日本企业之父”之称的涩泽荣一先生共创办了500多家企业, 他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 “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 (《论语与算盘》) 他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 也讲忠恕之道。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 使商人明晓“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时又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 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 而不必以为与道德有亏。“义然后取, 人不厌其取。” (《论语·宪问》)

从企业长远发展而言,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至关重要。企业应该依靠科学的管理, 先进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等在竞争中取胜, 其经营应把追求自身利益与社会效益紧密结合起来, 秉承诚实守信、见利思义的经营理念, 积极参与发展公共事业, 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现在有部分企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 在利与义的取舍上出现问题, 致使企业名誉受损甚至沉于商海, 这样的案例并不匮乏, 诸如苏丹红、强生、阜阳劣质奶粉等。

三、尚中贵和的中庸之道

孔子的弟子有若说:“礼之用, 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 不以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 (《论语·学而》) “和为贵”就是处理任何事情、任何关系都要恰到好处, 无过无不及。《礼记·中庸》曰:“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这是天下一切事物的通理,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一项基本的精神内涵。儒家认为, “和”并不是盲目地附和顺从, 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 即“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就是一种中庸的和谐之美。在《论语》中, 孔子把在“中庸”看成是一个最高的道德标准, 也是他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智慧。中庸归纳起来大致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恪守中道。坚持原则, 不偏不倚, 无过无不及。二是执中守正:在处理矛盾时善于执两用中, 折中致和, 追求中正、中和、稳定、和谐。三是因时制宜, 与时俱进。

“中庸之道”运用于企业管理中同样也包含三层含义:做任何事情要有度, 不要走极端, 也不要盲目附和;把握好矛盾双方, 保持矛盾双方的统一协调, 从事物对立的两面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达到平衡状态;掌握好灵活多变的原则, 因时制宜, 要在事物的变化中看待问题, 将遇到的事情放在当时的政策、形式、状态下来处理。企业管理中的中庸之道, 现今大家所重视的“管理合理化”、“人性化”, 正是一种中庸之道, 旨在使个人的自由在与组织一致目标之间得到一个平衡。

四、结论

在中国, 优秀的企业文化应该是植根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之中, 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与经营之道, 是企业科学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深入挖掘归纳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 做到古为今用, 是值得我们不断研究的一个课题。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 1980.

[2]、 (宋) 朱熹.四书集注·中庸[M].岳麓书社, 1985.

[3]、孙希旦.礼记集解[M].文史哲出版社, 1990.

儒家教育思想与校园文化的结合 篇7

一、因材施教观

因材施教实际上是承认了学生的主体性, 尊重了学生的个性。高中语文《子路、曾哲、冉有、公西华侍坐》中四个人的性格各不相同, 思想和治国方针也各不相同, 孔子针对此给了不同的评价和指教, 可谓当代教育的典范。因此我们在校园文化的建设中要突出这个理念, 最大可能地让教育深入人心, 这既尊重了学生个性, 又使他们各自成才。一个个有朝气、有活力、充满个性、富有独创的学生不正是我们学校培养的宗旨目标吗?

二、面向全体学生观

当前学校教育已不能再沿袭过去的办学理念, 精英教育牺牲了大部分学生的利益, 剥夺了他们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如今我们需要人才, 更需要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教育重心必须要下移, 关注每个学生的一切。

孔子时学校国办, 贵族才享有读书权。他办私学的目的就是让普通人都有受教育权利, 都能通过学习而成人。这也和我们现在教育的基本精神一致:关爱每个学生, 为了孩子的一切, 为了一切的孩子。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也说:每一个人不一定都有出众的才华, 但每个人经过教育与努力都有可能成为真正伟大的人。这就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理想, 也就是儒家“有教无类”的中心思想, 它与当今校园文化有机的结合不仅有利于学校培养学生, 更合乎未来发展需要。

三、以德为先观

现在的学生接收新鲜事物较多, 思想较活跃, 很多是独生子女, 在家被溺爱, 如老师不加以引导, 学生张扬的个性, 很容易偏激而造成不良的后果。马加爵、范美忠都很有才, 但“德”没有跟上, 结果让人寒心。孔子“修己以安人”的意思是修养自己的品德, 提高自己的才能, 成为一个能使人们得以安居乐业的人。“修己”强调的是德, 即坚持有道德修养, 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后世的杰出人物, 都把追求真理、保持品德高尚作为自己终身追求的目标。孔子“朝闻道, 夕死可以矣”, 孟子“舍生取义”“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 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都强调德的重要。

德育建设是校园文化的重要部分, 如何将儒家思想中有益的德育思想用到我们的文化建设中, 是领导和每位育人工作者要思考的。在校园中刻一些名人名言, 立一些名人的雕像, 请一些社会上的知名人士、道德模范标兵来讲座, 学生不断受到熏陶, 道德水平自然会提高。

四、思辨学习观

孔子的教育思想就有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有思辨能力的内容。思辨学习就是强调学生学习的过程中的“悟”性, 悟出道理。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学生在接受知识与消化知识时, 既要能接受, 又要能够消化, 怎样消化, 就要思辨。学习要思辨, 不能被动接受, 要有主观能动。主观能动性使学生有了充分发挥自己的空间, 有利于学生创新学习。因此, 在校园文明建设中, 学校特别是所有的教师要培养学生有思辨学习的观念。

五、“学而不厌”“教学相长”观

现在的中学生受知识无用论和大学生就业难的影响, 很多学生不愿学习, 把学习作为负担, 体会不到“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的感觉。因此, 校园文化要大力提倡“学而不厌”, 强调“终身学习”, 把这理念深入到学生的头脑中, 这对中国的未来极为重要。二十一世纪, 国家与国家的竞争, 实质上就是人才的竞争, 普通人尚且要终身学习, 人才更要终身学习, 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有新的思维, 新的观点。司马迁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杜甫的“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 大凡有成就的人, 无不是学而不厌、终身学习者。学生有了这种观点才会终身受用。教与学的双方都是一样, 只有共同努力, 共同学习, 取长补短才能取得教学的胜利。过去将教师作为长者、传授者, 结果是教师往往自居, 只按自己的思维模式来进行教学, 容易扼杀学生的个性和创新。“教学相长”使得教师和学生相处更融洽, 效果更明显。韩愈《师说》中说“弟子不必不如师”, 孔子说“三人行, 则必有我师”, 在突飞猛进的当今世界更是如此, 学生才是时代的主角, 他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非老师可比, 老师应该谦虚互学。

儒家文化对发展和谐旅游的教育启示 篇8

旅游业发展到21世纪, 人们已经从对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高度关注, 转变到对其产生的社会效应, 文化效应和环境效应的高度关注。首先从旅游者角度看, 旅游是个人以前往异地寻求愉悦为目的而度过的一种短暂经历。由于其异地性和暂时性这两个特征, 加上旅游在本质上是对愉悦的追求, 因此这些因素往往会诱发旅游者行为表现出明显的异乎寻常的倾向性[1], 他们常常会变得道德失常, 忘记自己的义务, 甚至有意无意的去改变和破坏旅游目的地文化。另外, 从旅游供给方来看, 由于利益的驱使, 很多地方政府联合旅游开发商无视环境承载力, 大肆开发旅游资源, “有条件要发展旅游, 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发展旅游”, 在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却破坏了资源环境;而某些旅游经营商则出现了欺骗游客, 强买强卖的情况, 进而破坏了地方形象, 为了解决这一系列矛盾, 必须提倡一种新型的发展旅游方式, 和谐旅游也就由此呼之欲出。发展和谐旅游, 不仅需要法律规章来约束人的行为, 更需要一种思想来该改变人们的观念, 让人们自觉地维护和谐。儒家和谐观所倡导的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社会的和谐正是对这一思想的最佳阐述。

2 儒家和谐观促进和谐旅游的发展

2.1“天人合一”的思想促进旅游相关群体与自然环境的和谐

由于旅游是一种复杂的活动, 他一方面需要环境为其提供一个生产旅游产品的基本条件, 一方面又会将很多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如此一来, 环境的本来状态就会被破坏。而且由于旅游也是经济活动的一种, 所以不可避免的要耗用资源环境, 这就进一步影响了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所以旅游与环境之间是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2]。但是在实际旅游过程中, 又有多少旅游者会认识到这种关系呢?孔子讲“天地生万物”认为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4], 那么人理所当然应该像热爱自己的母亲一样去热爱自然、保护自然, 又讲“人知天”强调人在自然面前不是被动的, 是选择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进行改造, 还是不假思索的蛮干完全取决于人类自己。孟子进而提出“仁民而爱物”将儒家的仁爱精神由己及人, 由人及物, 主张人要爱惜万物。因此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 应该像爱家一样去爱环境, 将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 才能享受自然带给我们的无与伦比的视觉盛宴和精神享受。除了对旅游者进行教育外, 其他旅游相关群体如政府部门和旅游开发商也应该加强对“天人合一”思想的认识, 一个地方的旅游发展离不开开发商的规划开发, 也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宣传, 所以政府的引导是否正确, 开发规划是否适度都会对环境产生很大影响。然而某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发展旅游, 不顾当地生态环境是否能承受旅游带来的种种压力, 只一味的效仿别人, 这种不计后果的开发只能给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们不妨看看古人是怎么做得, 据《管子·立政》中记载“修火宪, 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 以时禁发焉, 使民足于宫室之用, 薪政之所积, 虞师之事也”。可见, 我国在上古时期就已经设立专职官员和律令保护生态环境和资源[4]。孟子主张对林木要依时而伐, 动物要依时而捕, 人要尊重自然规律, 否则只能自取灭亡。他在《荀子·王制》中提到“以时禁发, 是国家租用而财物不屈, 虞师之事也”[5]也阐明了政府在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方面的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儒家文化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古人尚能有对环境的如此觉悟, 作为现代文明人更要认清这一点, 一切旅游活动都要以尽量不破坏环境为前提。

2.2“以和为贵”的思想促进旅游者与旅游地居民的和谐

旅游者之所以到异地去旅游参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距离产生的美, 不同的地域造就了不同的自然风貌, 也造就了风格迥异的地方文化民俗民风, 这些地方的或民族的文化对外界充满着神秘感和巨大的吸引力, 随着旅游者的到来, 当地居民原有的生活习俗、价值观念都会不同程度的被影响。而作为旅游地的居民也可能出于好奇而主动学习外来文化, 由此一来那些处于弱势的地方文化就很可能被消融或者是庸俗化、市场化, 这对特色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是极为不利的。而且旅游活动的发生往往是由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到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移动, 这些旅游者往往又会由于自身经济上的优越性对旅游地文化产生不尊重行为, 甚至引起当地居民产生过激行为。到底旅游者与旅游地居民之间该保持怎样的心态来面对不同的文化呢?儒家“以和为贵”的思想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借鉴。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通过这两种途径来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对于旅游者来说, 就是如果不希望自己的文化被人破坏就不要破坏他人的文化, 如果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人干扰就尽量不要干扰别人的生活。

2.3“人无信不立”的思想促进旅游者与旅游经营商的和谐

诚信应该是每个人的做人准则, 可是面对市场经济的利己思想, 越来越多的旅游经营商抛弃了传统的道德观念, 见利忘义, 对旅游者参杂使假, 强买强卖, 而旅游者在旅游地生活的暂时性特征, 也纵容了不法商贩的恣意妄为, 长此以往, 不仅损害了旅游者的利益, 也会破坏当地的民风形象, 影响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儒家有云“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不能唯利是图, 钱是要赚得, 但赚钱的方式要合乎道义, 如果采取卑鄙的手段牟利, 只会造成“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吓走旅游者, 惹起众怒。目前的经济是市场经济也是诚信经济, 有了良好的信誉, 创造良好的诚信环境氛围, 才能引导旅游健康有序地发展。要坚决抵制某些旅游经营商的短视行为, 杜绝虚假广告、削价竞争, 不设购物陷阱、私收回扣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经营行为。在经营中互相监督, 实行价格透明, 正确塑造自己的品牌形象。

3 加强和谐观教育, 实现和谐旅游

首先, 普及大众和谐旅游意识。随着旅游活动的日渐兴盛,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旅游相关群体, 此处的旅游地居民可能成为他处的旅游者, 而此时的旅游者也可能成为彼时的旅游业经营者, 所以对大众普及和谐旅游的意识, 是实现和谐旅游的必要铺垫。

其次, 加强旅游相关群体的和谐旅游教育。当潜在的旅游者转变为实际的旅游相关群体之后, 他就与旅游活动产生了直接的接触与联系, 在此过程中加强对其进行和谐旅游教育是杜绝旅游地环境破坏、减少旅游相关群体之间摩擦的重要环节。应该通过定期组织学习儒家文化, 召开保护环境与规范旅游市场的会议形式, 提高广大政府官员对可持续发展与和谐二者关系的认识。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在旅游规划与开发问题上兼顾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 才能对当地的不和谐行为予以制止, 也才能为和谐旅游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参考文献

[1]谢彦君.基础旅游学[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4:63-339.

[2]杨章怀.莫高窟还能再“活”一千年[N].法制晚报, 2004-10.

[3]于忠伟.论儒家传统和谐文化观及其现代启示[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07.

[4]蔡尚思.诸子百家精化 (上册) [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5]张觉.荀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6]朱红梅.论儒家诚信思想向市场信用文化的转型[J].商场现代化, 2007.

基于儒家文化的企业领导艺术研究 篇9

1 儒家文化的思想精髓

我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对于人性的讨论在先秦时期就几乎达到了顶峰, 而儒家文化则是最为突出的代表, 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思想, 受“天地之间人为贵”的思想影响, 注重心灵的自我修养与自我完善, 尤其是在仁、礼和中庸这三个方面精于探索, 内容恢弘丰富, 其思想哲理流传最广, 影响亦最深, 一直绵延至今, 必然成为现代领导艺术的重要思想源泉。

1.1 儒家文化中的“仁”

儒家文化中的“仁”是儒家德治的最高范畴和核心理念, 孔子对“仁”作出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指出“仁”即“爱人”, 以“爱人”之心来推行仁政, 为“仁”就应该做到“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要使被管理者, 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具备享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由于儒家思想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所运用, 所以在很多时候人们把儒家文化中的“仁”看作是统治者束缚人性的工具, 其实有断章取义之嫌, 儒家文化中的“仁”是在保证人性发展的基础上而进行的, 是人们发自内心的相亲相爱, 在自身的觉醒中体会到“仁”的人道主义精神。

1.2 儒家文化中的“礼”

儒家学说中, “仁”与“礼”本为一体, 不可分割, 甩开其中之一, 单独讲“仁”或“礼”都不能说明对儒家学说有充分理解, 在管理中就会出现偏差。在统治过程中, 不讲究仁, 只讲究礼, 人民就会反抗其统治。不讲究礼, 只讲究仁, 人民就会轻慢其统治——即人民不受道德约束, 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 仁和礼是一刻也不可以分开的, 在企业管理中也是如此。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 对于“仁”和“礼”的侧重程度也会发生转变, 需要根据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的变化对管理模式及管理活动进行调整, 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儒家文化在领导艺术中运用得出神入化, 仁礼协调, 一体不二。

1.3 儒家文化中的“中庸”

“中庸”一词从现在来看给人留下不温不火、做事态度不积极的印象, 其实这是中国近代落后时期, 封建统治观念给人留下的错觉。“中庸”并非教人不求进取, 相反更是对人性顺其自然发展的尊重, 处在当下社会环境中的人们, 往往是浮华大于平静, 竞争压力巨大的企业领导者, 更加需要闹中取静, 依据人性进行修养。正如“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由此可见, 儒家“中庸”并非压抑人性, 而是承认人性、顺应人性, 在以人性为根本的基础上谋求积极恰当的发展。把握好企业发展中的“中庸”之道, 审时度势, 掌握平衡, 这样才能把竞争对手、企业员工与自身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游刃有余、收放自如。

2 儒家思想在企业领导艺术中的发挥与应用

从管理理论来看, 领导艺术可以详细划分为用人和用权艺术、决策艺术、人际关系艺术, 在这其中每一个艺术都有更为详细的划分, 由此可见, 领导者需要从方方面面去完善自我行为, 方可形成自己独特的管理模式, 并称之为艺术。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虽然领导的模式多样变化, 领导艺术各方延展, 但是巧妙运用儒家文化的精髓, 那么就能在企业管理中有其领导艺术之根本, 赋予领导艺术之灵魂, 在多元化的现代企业管理中渗透出“仁”、“礼”“中庸”的思想魅力, 凝聚企业上下精神与力量, 作用于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2.1 领导艺术对于“仁”的运用

首先, 领导者应该树立“以人为贵”的企业管理理念, 在制度制定、人员招录、决策实施等方面都倡导人本主义, 把员工看作是企业的主人, 培养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够将管理核心落实到人身上, 将制度和决策落实到每个员工的工作当中。孔子提倡, 人能弘道而非道能弘人, 所以企业领导者在实施领导管理活动过程中, 应该摒除原来本末倒置的管理思维, 掌握了“爱人”的理念, 才能够使正确决策得到弘扬发展。其次, 尊重员工个人诉求, 儒家主张“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 就是说, 唯有百姓才是一个国家的根本, 将这个根本巩固了, 国家才能安宁,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 同样也是如此。由此可以得出, 只有通过“仁”的学说, 在管理中重视员工的个人因素, 逐渐的得到员工的支持和拥护, 才能实现企业人心稳定与根基稳定。除此之外, 这对于确定一个企业的管理理念及确立企业形象管理系统中的企业核心理念等都有重要意义。最后, 要做到与员工同命运, 共呼吸。想要真正达到“以民为贵”的领导艺术, 只做到上面两点是不够的, 还需要以与员工同舟共济的心态做决策、定方向。这样才能够有一个稳固的管理基础, 逐步树立员工对于企业理念的信任。以谷歌公司为例, 企业为员工提供了最好、最舒适的工作和休闲环境, 但是仅仅把这种做法看做是领导者鼓励员工的手段的话, 那其实是片面的。企业领导者不是仁慈的上帝, 有权利赐予员工优雅舒适的工作环境, 而更重要的是要以战友的姿态与普通员工奋斗在同一战壕, 将员工命运视作企业命运, 发挥激励机制, 促进员工发展, 从而实现企业发展。

2.2 领导艺术对于“礼”的运用

从上文对于儒家文化“礼”的分析中可以得出, 在企业管理中“仁”和“礼”是不能分割、相辅相成的。但是随着社会环境的转变及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 需要调整这两方面的侧重比重, 以保证领导活动的成效性和创新性。从我国朝代更替、社会形态转变的趋势来看, 这是对人性解放的过程, 也是人们追求人身自由不断增加的过程。在这种社会趋势下, 就需要从“礼”的角度对追求自由与个性的行为进行规范。在企业管理当中也是如此, 对员工的个人发展关怀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决策而进行的铺垫, 对企业经营理念、制度制定的确立是保证管理正常实施, 经营秩序顺利完善的基础。从儒家文化“仁”与“礼”的关系来看, “仁”的思想学说奠定的是一个企业的人文关怀与宽松的内控环境, 是保证各项经营决策落到实处的基础, 那么“礼”的思想推广就是不断完善企业员工的实际行为, 完善企业文明程度的外在表现。比如在处理利益关系的时候, 企业领导者则应该坚持“以义统利, 以利统义”的管理方法, 将谋取经济效益的行为放在一个恰当的范围内, 以义争取企业在竞争当中的优势, 以义明晰与员工之间的关系, 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恰如其分的管理效益, 而又不会失掉企业领导者的风范。在中小企业当中, 企业领导者缺乏对于“礼”这一学说的正确认识, 在实际管理中由于对“礼”产生偏差而将员工置于与自己对立的位置。这样不仅不利于管理活动的实施, 也会大大降低自身决策的有效性。尤其是在涉及经济利益的时候, 企业领导者一定要把握好, 到底是以利为上还是以义为上, 否则就会在经营管理中出现质的偏差。

2.3 领导艺术对于“中庸”的体现

领导艺术中的“中庸”思想对领导者个人素质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企业领导者不论在自身处事还是企业经营中都应该坚持“中庸”的理念。在上文对于“中庸”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这里所说的中庸并非平庸, 相反则是企业领导者对自身素养更高标准的要求。

坚持“中庸”理念就要坚持“为政在人”。只有坚持了对人的基本尊重才能够在管理中践行君子之道, 使严格的管理和监督制度为人所信服, 在这个基础上使企业上下相互监督, 又不影响情感的相互交流, 免生芥蒂。同时, 坚持“中庸”理念就要坚持“笃信好学, 守死善道”, 企业领导者应该坚持对自身修养的提升, 尤其是道德素质方面。只有在不争、不抢、不盲的道德原则引导下才能在管理员工和经营企业中体现君子之德风, 保持平稳较快的发展进程。值得注意的是, 在人才任用方面, “爱人”是基础, 那么“中庸”的用人理念则是提升人才利用率的关键。从选拔人才开始, 就应该遵循人性的发展规律, 不能高估人才可能会对企业产生的价值而过分要求人才对企业做出超出其能力的贡献;同样也不能埋没人才特有的优点长处, 而一味让其迎合企业发展。孔子的用人理念中还有一点, 就是要强调观察员工的言行, 了解该员工的工作经历, 从而掌握其发展的动机与目的, 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在遵循人性的基础上选择人才、管理人才、引导人才。这是为官的中庸之道, 也是为人的中庸之道。只有企业领导者掌握了“中庸”思想核心, 才能在提升自身素养的同时实现企业管理与决策的良性发展。

3 结语

儒家文化当中不仅蕴藏着丰富的为人处世之道, 还包含着管理与经营之理。儒家文化博大精深, 且融会贯通, 将儒家文化的精髓渗透到现代企业管理当中, 合理科学加以运用, 是培养和锻造领导艺术、从谋划到决策都能够稳中求进、并指导领导者与企业上下共同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摘要：领导艺术是领导者个人素质、智慧、学识、才能、胆略、经验的综合性反映, 也是当代管理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古今, 在思想领域享有盛名的传统儒家文化则同样贴合领导艺术的培养理念, 灿烂隽永的文化精髓以无形的力量渗入到了我们民族发展的各个方面, 这一博大精深的精神财富对现代企业领导者管理理念的塑造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在分析儒家文化的基础上, 探讨现代企业领导艺术中儒家文化的运用方法, 进一步使儒家文化的精髓在企业领导活动中得到广泛推广和充分发挥。

关键词：儒家文化,企业,领导艺术

参考文献

[1]论语.中华书局, 2006.

[2]周瑾.儒家文化与我国家族企业[J].现代经济信息, 2009 (16) .

[3]任明利.儒家文化与我国企业文化[J].商场现代化, 2007 (12) .

[4]陈战国.儒家精神及其现代进路[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7 (01) .

先秦儒家文化的思想及教育意义研究 篇10

关键词：先秦时代,儒家文化,教育意义

先秦时期主要就是指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 这个时候的著名政治思想家周公就总结出“敬德保民”, “以德配天”等思想, 这是未来的德育实践和政治实践的重要经验。可以说这一时期包含了儒家德育思想的重要因素, 是中国德育思想理论形成的奠基时期。先秦时期的儒家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渐进演变的过程, 其主要还是以修身养性、仁义礼智为基调。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介绍先秦思想的现代意义。

一、以伦理为德育的基础

传统文化在其发展历程中, 都会受当时特定的生态环境所影响, 并且受制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历史文化条件以及文化背景和环境。中国社会在氏族制的环境中成长起来, 是由最初的家族发展成为一个国家的, 因此造成一种家国同构, 家国一体的局面。儒家倡导孝悌思想, 这种思想也随着家族到国家的演进而进入到国家的思想中, 并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渗透人心, 并逐渐形成为一种社会心理。例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就写到:“大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 此之为不朽。”它指出了一个人要想建功立业, 首先必须具备的就是高尚的品德。《论语》里指出“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也指出了社会公认的价值判断标准就是道德的高低。“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杀身成仁”这些思想是个人历史责任感的深刻体现, 凝聚为一种社会人格, 并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社会心理。

可以说, 这种把伦理作为价值判断标准, 完美道德作为人生追求的传统思维方式影响着中国人民数千年的思想变化。一方面, 这种思想对于个体的自由发展具有压制作用;另一方面, 这些思想对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以及社会的稳定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因此我们应该批判的继承和发扬这种思想。

二、以学为圣贤为德育目标

圣贤一直是儒家的理想德育目标。对于统治阶级, 他们以尧舜禹为榜样, 学习圣王的思想, 追求圣王的目标;对于一般的老百姓和士大夫, 则以追求贤德为目标, 即以“君子”这种人格来表现。《礼仪乡饮酒》中提到“以告与先生君子可也”, 实际上质的就是那种注重整体利益, 自强不息, 刚健有为, 关心他人, 重义轻利以及具有深沉历史责任感的君子人格的写照。荀子也提出培养君子的基础就是使其具有“圣人”式的思想基础, 其培养目标分为“士”“君子”“圣人”这三个层次, 最低标准是培养成士, 最高标准则是培养成圣人。这种学为圣贤的德育目标, 深深的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 它培养了中华民族豁达乐观、温和尔雅、崇尚气节、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国民品性, 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 这种学为圣贤的思想使我国各国君主只注重政治伦理问题, 缺乏创新, 忽视了对大自然的关注,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三、以“仁”为德育的核心

“仁”作为儒家德育思想的核心是被大家广泛承认的《尚书》中最早对“仁”做了阐述, 仁属于道德问题的范畴, 指的是一种好的品德, 目前应用较广泛的仁义道德就是这个意思。“仁”有三方面的基本含义。首先就是仁者爱人, 《论语》中提出了仁爱的道德规范, 并将仁爱赋予泛爱众的准则, 其实提出的就是一种博爱的意义。其次就是“克己复礼为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指每个人都要控制自己的私欲, 要民守其责, 君守其道。“仁”是道德层次的属性, 只有具备了这种品质, 才能接受客观规范和制度的强制作用, 才能不做违背礼数的事情, 并最终在外在控制与内在控制的双重作用下, 提高道德修养。第三方面就是孝悌为“仁”之本。把“孝悌”拆开来解释的话, 孝是指对父母的关系, 悌是指兄弟之间的关爱, 可以说这是直接处理家庭关系的道德规范。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根本, 后期的儒家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也继续在此思想上进行发展和延伸, 直至和后期的君臣关系联系起来, 指出以事父母之心事君, 小子必成为忠臣的言论, 这是从“齐家”到“治国”的体现。当时这种家国同构的场面, 是统治阶级束缚麻醉民众的主要手段, 当从一方面讲, 他对维护当时国家安定, 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 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是我国未来思想的重要基石, 它深深的埋植于我们民族的思想中, 在过去与当下的交融时刻又渗入了各时代的新血液, 新思想。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 挖掘先秦时期丰富的德育思想理论资源, 并进一步揭示其深刻意义, 赋予其时代精神, 使之为当代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金鸣娟.儒家文化精神与现代社会发展[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03) .

[2]周远清.树立新的教育理念, 推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J].高等理科教育, 2008, (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