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历史

城市历史（精选十篇）

城市历史 篇1

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1月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49.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中包含城市设计领域中的重要议题与探讨，以及在特定的城市文脉和城市发展中的关键阶段当中失去这些议题与探讨的重要思想。

本书摒弃了传统的提倡对城市形态设计和理论方面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考察模式。每一个案例都由某一位作者——学者、建筑师或城市设计师来完成。他们对不同的城市采取的各种研究方式，能够使读者洞察塑造城市的多样化过程，同时引入一种批判性方法与手段来描绘理论化复杂城市环境。

城市历史的优美散文 篇2

01

墨城的深处，也是秋天的深处。霜杀以后，叶子的落落风舞无从消解，愈演愈烈，红色醺醉，赭色敦厚。至于那些昂举起来的金灿，恰巧分割了一空碧蓝，让我望到局限之上更高的辽阔。

天籁地籁，骤然而起又极致幽微的声响必定来自远古。新石器时代的生息，春秋战国的齐刀币，《史记》与《资治通鉴》里的即墨大夫，田单火牛阵破燕，五百义士田横殉节……一起构成了墨城的深处。橐橐的，萧萧的，喈喈的，喑喑的，分明是先祖说话。

02

山一直就在那里。究其真名倒成了多余的事情。可我还是要把多余的事情再多做几遍，四舍山，莲花山，寨山，峙山 ，钱谷山，天井山，菩家山，笔架山，f山，灵山……探问一次便敬畏一次，这份量身定制的物我关系，在墨城的深处，得来毫不费力。

环海绕山，情志与山海是平行的，生命的`状态因此虚实有度，取舍有则。东夼村到西夼村，东扭河头村往西扭河头村，北小峨村去南小峨村，南北行村至北北行村……一个个携带着基因密码的村名，一行行在时间的古词里形成了对偶和对仗。只一个下午，不，只是村东到村西的功夫，所有的冷漠都温存了，所有的纠结都宽容了。

03

一夜过后，气温降了下来，瘦草半成黄，更衬托出火棘的浆果红艳于青枝。

这是四舍山南麓。清同治《即墨县志》记载，“四舍山，县东四十里，四峰峻起，形如舍宇，惟一径可通。”

周遭气息清冽的早晨，我遇到了四舍山的火棘，其浆果深者丹，浅者胭脂，娇艳累累然，密匝挤挨，以点成面，成阵，成气势，成就了最直接的美学体系――我来不及画，也不敢轻易落笔，宁可在麓坡上发个长呆，与刚刚结束盛宴的候鸟一起，很显然，鸟喙四周还沾着火棘果浆。

火棘属灌木，在乱石挤压中生长，不提供俊朗参天之美，枝桠曲折，有一种磨砺的质感。墨城人告诉我，火棘的浆果能充饥，可作茶，入中药，战乱灾荒之年救了不少命。就军粮知道吗？当年诸葛亮行军路途中缺水少粮，这火棘果解了其燃眉之急，生津，解毒哩。

04

时间在潮汐之间消泯，从未停止。蚶子们闭上眼睛，藏栖于墨城的浅滩，倾听海的声音，多少个世纪就这样一涌而过。

墨城丁字湾。折而往西，向东偏南，便有了“丁”字的形态。湾内岸线兜转，岬与沙洲相间着，几进几出，便有了栲栳滩，芝坊滩，鲁岛滩，力岛滩，湾顶滩。蚶子与其他软体贝类一起共享着湾滩上柔软的沙泥，以硅藻类和有机碎屑为食。丁字湾的渔把式告诉我，蚶的外壳厚而坚硬，上有瓦垄状突起，是一味中药。泥蚶壳白，边缘呈波纹走势。毛蚶色深，有褐色绒毛，壳上的瓦垄更为紧密……

血蚶怎么回事？是叛逆者吗？

渔把式说，泥蚶没有经过低盐度海水育肥之前，画风难免有杀气，不是人人都敢下口的。除了美食家沈爷宏非，脸胖世面大，称这种血腥是“生”与“熟”之间的美妙临界状态。育肥可以让血水自然淡去，蚶子肉质愈加肥嫩。丁字湾是个天然的育肥场，多条淡水河从这里入海，稀释了近海的盐度，也淘洗着血蚶的叛逆。

墨城人喜欢用蚶包饺子。霜降以后的白菜和泥蚶正值生命郁勃期，白菜剁碎，新鲜的蚶子肉揽几刀，加点肥肉膘，包之前把切碎的韭菜末撒在馅里，饺子煮出来有汤汁，鲜亮之味密而不漏。

遥想远古，墨城金口一带海域阔远，先民们仰仗海的鼻息而聚生繁衍，选择离海平面较高的地势居住，这就是考古发掘出的北阡大汶口文化遗址。同时发掘出来的还有大量捕鱼工具以及贝类外壳、鱼骨兽骨，说明当时的渔猎活动已经相当发达，海货是主要食物之一。贝类外壳里自然少不了蚶子壳，它是拼凑出半岛先民们劳作与生活图景的不可或缺的原始信息。

05

不敢想象一个没有酒的人间，更不敢想象一个没有老酒的墨城。

在墨城，老酒的酿造史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即墨县志》里说，公元前722年，即墨已属人口众多、物产丰饶之地。高产的黍米，粒大，圆实，是酿造老酒的上乘原料。当时，老酒称“醪酒”，作为一种祭祀品和皇家贡品，酿造极为盛行。

墨城人至今以老酒为礼，以老酒为仪，以老酒祈福，以老酒为奠――这老酒的名字叫做妙府。妙府传自古法，借日月精华，与水米相处，纯手工酿造，秉承的是匠人精神。

黄酒北宗。妙府于氏两代掌门，用情怀和信仰，用技艺与灵感，为后工业时代预留了一方温润。不消说延用至今的古遗流程，从原料挑选开始，浸米、煮米、糊化、发酵、压榨和存储，哪一个环节都是寸步不让，分毫不差。也因此，静默恪守，坚持时序，崇尚自然，被老于当做了一生的修行。

机械酿酒一年可以四酿，古法酿酒则一年一酿。古法即天成，和老祖宗一样遵循万物生长的规律，春耕、夏生、秋收、冬酿，不到时间不酿酒。立冬是老酒开始投料发酵的日子，旧红的木榨，古朴的酒坛，酿酒的呼喝声伴随蒸桶的漫漫水汽打通了天与地……这一天，于氏父子要带领众匠徒祭祀酒神、祈求福祉，还要为来年的芳醇埋下热切的期盼。

同理――不到时间不开缸。陈酿装在陶坛里，陶坛以特制的黏土烧制而成，内外上釉，坛口取荷叶和麦秸土封锁。一坛坛，一列列，一排排，一纵纵，存于酒窖，像连续纹样，重复着素朴的美。时间携带着重量感，覆盖了一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老酒以自我的方式呼吸着，不断陈化老熟，越陈越香。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下雪天适合模拟白居易的意境，与友人围坐在火炉前，赏雪、饮酒、吟诗、作赋，英雄不论，哪管江湖谁人。酒，必是妙府老酒。喝酒吃肉，脸膛红灿，拉起了二胡……

影像城市与历史感性 篇3

[关键词]上海电影记忆历史感性

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迅速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的经济文化中心。1896年这座号称“东方巴黎”、“东方不夜城”的神奇之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电影放映活动，从此开始了穿行于光影之间的时空之旅。在庞大的都市现代性造梦机制中，电影与上海互为叙事表里，且相互交织缠绕，共同分享这个城市的感性与秘密，如同胶片上无数生动的面孔在影院幽暗密闭的空间里散发迷人的微光。

天堂之城

1908年意大利人劳罗在上海拍摄了《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和《上海租界各处风光》等新闻与风景短片。第一次出现在影像中的上海是陌生而新鲜的，充满了速度和力量的交响以及西方人对这处东方“飞地”的猎奇心理。这是一个传奇登场的大舞台，是现代中国的引擎，它不仅是中国现代经济的中心，而且也是充满活力和刺激的新的文化源头。它把中国其他所有的地方都变成了“乡土中国”。周璇在《夜上海》里唱着：“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电影让上海变得更像是一个鲜活的尤物，正如刘纳鸥《都市风景线》封面上那三道霹雳般的光所预示的，那个充满“Light、Heat、Power”的天堂世界豁然展现在人们面前。通过炫目的影像他们看到了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魔宫般高耸的巨型百货公司，看到了摩天大楼、宽大的马路、小汽车、霓虹灯、电影院、跑马场、跳舞厅、无线电、爵士乐、咖啡，还有红房子里的葡萄酒和罗宋汤。电影镜头无疑具有放大和渲染功能，让现实生活中只为少数人所享用的奢华通过神奇的影像让所有的观众都分享到了“天下大同”。

爱情是电影表现1930年代都市上海的一大主题，也是这个时期上海都市生活的时尚花边。《十字街头》中赵丹和白杨共沐爱河的场景对当时的年轻人充满了刺激，虽然早在1922年已经就有《劳工之爱情》的求爱噱头，但《十字街头》主人公的接吻戏依旧让电影院里的观众大开眼界。从此“看电影”成了都市恋爱最浪漫最时尚的标志，在这里他们获得了人间天堂般的幸福感。据统计，那时国内有233家影院共140000个座位，上海就占了53家共37000个座位。影院里的观众大致分为五种：谈恋爱的青年，厌倦舞台剧的有闲妇女，无聊的富商，逃避生活的贫穷青年，影评人。电影带给这些人的不仅是新的视觉盛宴，同样也包含着新的生活观念和人生乐趣。

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在1930年代的上海承担了都市时尚生活指南的作用，无数涌进电影院的观众从中接受“美”与“文明”的现代性启蒙。片中天使一样英俊的男性和美丽的女性成为上海青年疯狂追慕的明星。从《少奶奶的扇子》中袁美云的惊艳一瞥开始，到胡蝶的《姊妹花》、阮玲玉的《三个摩登女性》、周璇的《夜上海》，再到梅艳芳的《胭脂扣》和张曼玉的《花样年华》，几代女性曼妙的身影渐次勾勒出老上海风花雪月无限怅惘的感念。上海，电影的世界，人间的天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晚近的《美丽新世界》中，它依然是农村青年宝根心目中挥之不去的甜蜜梦想。

原罪之城

然而电影中的上海很快便褪去了天使的光环，光影转换之间上海开始露出爪牙狰狞的另一面。一个由白日梦编织的城市幻象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假使有人问我生平最怕的是什么，我可以清脆地回答，‘上海’。”

“现代电影之父”奥逊·威尔斯《上海来的女人》中，“上海”的发音暗合了英文中小写的“shanghai”，意思是拆白党的欺骗和罪恶。《都市风光》中一家四口从乡下到上海讨生活，在小站等车的间隙观看西洋景，却不幸预知他们在花花世界沉沦和堕落的过程，最后被火车进站的笛声惊醒。然而这他们已经被那个充满欺诈的新世界新生活给吓呆了，在车来车往之间不知何去何从。他们的彷徨在《城市之夜》通过贫民窟的人们离开都市回到农村的悲惨境遇获得了进一步的印证。而《新旧上海》同样也将都市繁华谢幕前夕的灰色生活暴露得淋漓尽致。更为尖锐的是在电影《马路天使》的开头，镜头从摩天接日的华懋大饭店屋顶一路往下摇，直到阴暗的上海地下层。上层社会的风光与奢华，底层生活的灰暗与贫困，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纵然是天堂，也是造在地狱边的天堂。

影片《马路天使》、《神女》和《新女性》等揭开了声色犬马的“黄金时代”背后另一个上海的真实面目：类似于八仙桥、四马路、苏州河一带的茶馆、澡堂和妓院等底层世界开始进人观众的视野，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妓女、歌女、吹鼓手、报贩、剃头匠和小报摊主成为了电影中的主角。而自另一个更民间化的视角，电影《十字街头》通过几名大学毕业生的不同遭遇，描写青年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生活与精神的双重困境。《幸福狂想曲》讲述抗战胜利后上海社会黑吃黑的流氓本相，因此导致了像《还乡日记》中的小夫妻那样，许多怀着重建新生活热望的青年在战后的上海几无立锥之地。这类电影不仅表现出底层市民和知识分子贫困失业的痛苦和悲惨的命运，也使得这一时期的影像上海获得了比较完整的展示。

在以上海底层生活为主题的影片中，《上海24小时》以对比蒙太奇的手法反映出城市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女工们疲惫地下班的时候，资本家太太刚睡眼惺忪地醒来；太太泼在地上的鸡汁与童工受伤留在地上的鲜血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工人一家为没钱请医生而一筹莫展，买办太太却付给宠物兽医高薪；工人的穷苦贫困与上流社会舞厅里的骄奢淫逸相对比，轰鸣喧嚣的车间和幽静的公馆相映照。影片的情节冲突揭露出了现实生活中愈渐激化的社会矛盾之一角，在这些左翼影片中，上海被定义为罪恶的渊薮，地狱中的放纵。上海就像一朵偶然飘落而至的“罪恶之花”，充满了荒诞感和强烈的神经错乱症倾向，同时也充满了末日将近的危机感。现代城市与生俱来的罪恶不仅具有毒化一切的魔力，而且也预先为自己设定了不归之途《子夜》中吴老太带在闪烁的霓虹灯、汽车飞驰的速度和女人雪白大腿的包围中风化死亡，而此后不久，吴荪甫“死的舞蹈”象征了这种罪恶也在新的时代到来之前迅速地崩坏、消亡。

革命之城

不同时代的城市影像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主题。迈入新社会的上海在同时期的电影中也屡屡成为一个不断被改造、清洗然后再歌颂的对象。1950年公映的《人民的巨掌》单从片名就足以领略那种排山倒海的气势。革命与反革命，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清算城市资产阶级生活的唯一议题，在二元敌对的逻辑中必须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

这不仅发生在电影故事里，生活中也要做出同样抉择。

1957年的《不夜城》“从新的角度，从被改造的阶级，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和胜利”，曾经以“工业救国”和“振兴实业”为己任的民营资本家在“五反”运动中被查出有非法牟利的行为，他在人民政府和工人们的督促帮助下提高了思想觉悟，最后全家团聚在公私合营的热潮之中。《伟大的起点》是第一部正面反映工厂生活的上海电影，工人的技术创新为这座在改造中不断失血的城市补充了新的生命力。而《万紫千红总是春》则真实地反映了上海吉祥里的一群妇女在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在里弄相继成立了托儿所、食堂和缝纫组。她们走出家门，加入了职业工人的大军。由此，这个城市的象征从南京路上的先生、太太和弄堂深处的小姐，摇身一变成了大步流星、身穿蓝色制服的工人。他们让那个曾经以十里洋场为标志的老上海开始与“下只脚”、棚户区以及周边广袤的农村接壤了，也因此为新上海的形象增添了更加质朴的内容。

在五六十年代南下的干部是这座城市的新“东家”，他们对城市的清算和改造，这本身也是一个逐渐适应和学习城市生活的过程。慢慢地，西洋式大橱、席梦思沙发、核桃木的西餐桌、樟木箱子和西餐厅等所谓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文明逐渐复活在他们的居家生活之中，然而他们在老上海挑剔的目光中仍旧是外地人。南下干部进入都市生活的紧张感明确地表现为新市民与旧市民之间的微妙对立。电影《我们夫妇之间》之所以在当时屡遭批判，就是因为认识到了这种所谓的“改造”是双向的，而当电影试图表现出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不料却触碰到了观念的雷区。

事实上，即便最经典的革命英雄主义电影的铜墙铁壁，偶尔也经不住这座城市天然的风情流露。《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战斗英雄陈喜进城之后迅速忘记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不自觉地向“腐朽”的城市生活靠拢。影片中最能够说明他“腐化变质”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对“革命的”破袜子御寒保暖等使用功能的否定，欣然地换上了式样新颖的尼龙丝袜。当他站在先施公司橱窗边，偷偷看那个具有浓重现代性诱惑的袜子在展示台上缓慢地旋转时，这个神来之笔恰好在不经意之间对轰轰烈烈的城市改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同样是触及灵魂的改造题材，“文革”中《张家少奶奶》的瑞丽从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少奶奶一下子跌到社会的底层。此前他们从来都没有看在眼里的里弄居民在这时伸出了友爱的手，教她学会自食其力，渡过难关。类似的故事在六七十年代的上海弄堂里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这说明革命不是唯一的主题，在“无产阶级的汪洋大海”的狂轰滥炸之下，仍然实实在在地跳动着一颗柔软、朴素的上海心。当人们在革命的变奏曲中失去了方向感，自然而然地将目光重新转向家庭生活。于是在工人阶级队伍为主导的电影中，开始出现了市民兄弟的形象。人们开始热衷在蓝制服和绿军装上装饰一些小花样，而在电影中也出现了晚饭后老工人恰然自得地摆弄相机、收音机和小盆景的镜头。

众生之城

僻静的小街上，双目失明的夏缓步走来。这是上海一条典型的小街。在一幢旧楼房里，他追述起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６电影《小街》代表了1980年代前后影像上海的集体创伤记忆。在社会“伤痕”“反思”思潮的影响下，这座城市借助电影渐渐复苏了自己的痛感神经。电影中“样板戏”激越狂热的打击乐声像鞭子一样在晴空响起，前景是动物园的秃鹰、狮虎在嘶啸。画面上夏挣扎在红卫兵的皮带之下，好心人将他救出来，沉重而语带双关地说：“噢，你忍着点，就要走出动物园了。”走出历史梦魇的城市在电影中重新找回了久违的生活。《大桥下面》和《都市里的村庄》中的男女青年都带有某些历史的阴影，然而他们最终冲破世俗观念，幸福地走到了一起。《女局长的男朋友》、《女市长的私人生活》和《金色的指甲》关注社会改革开放经济、政治身份等方面的变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小冲突。当然最后都是以轻喜剧的方式完满谢幕。

浪漫的城市爱情不是这个时期电影的唯一主题。现代都市的生活日新月异，传统的婚姻家庭之船在《玫瑰漩涡》里几度搁浅，虽然挣扎着回航，但已是花非花，雾非雾了。《上海假期》将上海和外面更广阔的世界连接起来，表现出不同文化传统的差异和融合。然而上海在海外游子的生活中更像是一个“假期”，在短暂的“接轨”之后，照样各行其是。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仍旧是《留守女士》中无望的守望。

就像一座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电影中的城市就在人潮往来之间显露出久违的众生之相。1980年代后期千百万外来人口涌入上海打工，成为城市的“漂泊者”《玻璃是透明的》中的小四川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希望依靠诚实的工作赢得城市的接纳，然而在他和城市之间似乎永远隔着一扇透明的玻璃，让他防不胜防你不想看见的东西它偏偏透过来，你想得到的东西又偏偏够不着，不小心就会碰个头破血流。也许是这扇城市的玻璃隐藏了太多的玄妙，最后连我们的电影都开始学着小心翼翼地绕开走了。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就是在整个1980年代，电影与上海似乎出现了某种微妙的游离，与此同时“乡土电影”异军突起，风头日健。

怀旧之城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一些男子做了完全相同的一个梦。一个披着长发的裸体女子跑过一座不知名的城，他们在后面不停追赶，结果还是失去了她的踪迹。醒来后他们便出发找寻那座城，城没有找到，人却走到了一起。于是他们决定建造梦境里的城，并且住下来等待梦境重现。城市的历史就是寻梦的历史，欲望和梦想是它永恒的主题。当1990年代到来，“上海”再度炙手可热的时候，这个词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点，它成了现代城市想像的集锦，很小资地搅动起某种颜色、某种气味，既新又旧，既熟悉又陌生人，令人耳目难忘。

1990年代以来的上海城市文化建设习惯性地从1930年代的神秘镜像里寻找灵感与激情，从洋泾浜式的命名到怀旧风格的建筑。从与此同时电影也重新开始了缠绵的寻梦之旅。1993年的《海上旧梦》以一种回溯性的视角，将旧上海写意成一个浪漫的女性魅影加以赞美和追寻，十里洋场的繁华旧梦重新进入电影《人约黄昏》、《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风月》和《海上花》的取景器。又一轮的风花雪月，又一轮的蚀骨浪漫。如同童话中的睡美人，王子的深情一吻便从沉睡中复活了。尘封一个世纪的百宝箱再次打开，琳琅满目的月份牌、老照片、衣着、居室、消费、娱乐，还有爱情。于是就有了《阮玲玉》、《红粉》、《半生缘》、《花样年华》和《2046》。

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 篇4

但凡有历史传统的城市往往都有浓郁的历史文化街区, 这些传统街区营造出特有的场所感和认同感, 构成城市魅力与活力的重要部分, 这些街区的形象特征和功能品质都与城市整体密不可分, 因为这些街区通常多位于老城区的中心, 所以它们的振兴实际上就是城市振兴或者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2 历史街区规划设计

2.1 历史街区设计思想的演变

长期以来, 历史街区的品质并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价, 就在20世纪中期, 它们还被认为是破旧不堪的地方, 应当予以拆除并且实施综合性的开发。到了20世纪70年代, 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 开始着手对他们进行历史保护, 但并不是所有的历史街区中的建筑都会得到严格的保护, 所以需要把历史街区融入到城市的整体功能中去。历史街区的保护政策经历一个从早期简单化的注重限制性保护措施的制定到以后的推动街区振兴与整合的演变过程, 所谓振兴就是通过经济的发展为街区保护提供财政。而整合就是就是制定保护规划时不仅是保护单体建筑、构筑物和其他遗迹, 而是把保护历史建筑扩大到地区的层面上, 使建筑有机融入整个城市。

2.2 历史街区的价值

历史街区是多种价值的复合体:

2.2.1 美学价值

历史街区因为它们的古老而产生珍稀性价值, 它们能令人回想起一个拥有传统技艺和个性魅力的时代, 而这些在现代工业的建筑中已经缺失。

2.2.2 建筑多样性价值

一个历史街区的美感应当是由许多建筑的组合并产生的, 而不是其中任何一栋特殊建筑单独作用的结果。正是因为过去的建筑与现代建筑并置一处才显现出它们的价值。芒福德在他的《城市文化》一书中生动描述了过去的城市怎样“利用不同时代建筑的多样性来避免因建筑的单一性而产生的专断感, 而不断重复过去某一精彩的片断则可以形成一种乏味的将来”。

2.2.3 文化记忆连续性的价值

历史街区不仅是一种美学或者视觉的连续性, 还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记忆的连续性。在近10年, 这种保护的理由已变的越来越重要, 进一步扩展了人们所关心并一贯认同的历史街区的美学范畴。可见的历史证据对人们建立文化认同感、延续与某个特定场所或个人有关的记忆都具有教育意义。现代主义设计强调普遍性, 后现代主义则更注重场所感、地方性和特殊性。这种转变源于整个社会对现代城市趋于雷同、丧失个性的担忧, 并抵制不断增强的全球文化同质化倾向。

2.2.4 经济价值

历史街区是多种价值的复合体, 单其基础是经济价值, 保护的要求最终一定是一种合理的经济和商业目的的选择, 如果历史建筑只是由于法律和土地利用规划的控制才得以保护, 那么各种问题将会接踵而至。

3 历史街区的挑战和振兴--以平江历史街区为例

3.1 历史街区的挑战

平江历史街区展现的是一种多样性的混合状态, 它决定了苏州的特色和个性。然而它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3.1.1 物质结构性的过失

平江历史街区的房屋结构大多是转木混合结构, 这种结构性在建筑结构受时间、天气、地基变动、交通振动或是较差维护的影响时, 建筑需要比常规的持续性保养投入更多的力量予以修复与维护。

3.1.2 功能性过时

原来的建筑布局不能适应当前及未来使用者的标准和要求, 在平江历史街区中表现为城市基础设施的不足。

3.1.3 区位的过时

区位的过时起因于城市功能的变化。在上世纪末, 由于城市的主要功能都集中于老城区, 所以平江路依然是充满活力。但是随着工业园区和新区的快速发展以及政府工作的中心重点外移, 老城区逐渐衰落, 相当一部分有能力的社会精英分子选择离工作更近、环境更好的郊区生活, 而留在老城区的大多是低收入者和外来人员, 再加上原来的一些企业的倒闭, 大量厂区弃置, 以工场为基础的经济链解体。

3.2 以文化和旅游产业为先导

3.2.1 文化产业开发

正在改造的平江路两侧由于原住户的迁出空置了大量住宅, 由于功能、区位等过时平江街区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而以往人流熙熙攘攘的街道变的冷冷清清, 因此在改造的同时如何维系街区的活力便是今后需要急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对于传统文化价值的重视已经逐渐被主流文化所认可, 特别是在社会精英阶层更是如此, 他们不但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而且还有较好的文化修养, 对于资金匮乏的保护工作来说因该利用这一社会潜力制定合适的租赁和转让政策, 调动私人资金作为历史街区开发的启动资金, 并且对于整个平江历史街区而言社会精英分子的迁入能够拉动老城区的消费水平进而刺激消费, 进而吸引商业资本的注入为提升整个街区的品质和活力打下基础。

3.2.2 旅游产业开发

a.为了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中获得利润, 平江历史街区在开发的时候应该以突出其个性及地域识别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则需通过产品包装及媒体宣传来重新构建地区形象, 特别是通过那些能够反映和支撑城市形象的旅游和文化活动。作为宣传的首要目标是为投资者、观光者和居民建立一种新的高品质形象代替以往传统破旧不堪的城市形象。通过对街区认同感施加一种积极的影响, 旅游项目有助于克服形象和功能上的过时, 从而增加对于开发的信心和提高投资的可能性。产品包装包括开发平江历史街区的景点、强化地方特色、保护历史遗产以及文化景观, 与明确的广告形象相匹配的环境。

b.将旅游业引入平江历史街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里已经存在一些景点, 如戏曲博物馆, 但这些景点还是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只有少量的服务设施和落后的基础设施, 一般来说, 以旅游和文化产业为导向的历史街区保护与开发往往起因与对该地区发展潜力的认可和投机利用, 平江历史街区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既需要旅游景点又学要适宜的基础设施, 包括博物馆、文化遗产、休闲活动、展览、艺术和一些特殊项目等, 要让旅游在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 就必须改造现有设施, 增加新的景点以及考虑旅客的总体体验。其中包括那些增加吸引力、帮助吸引游客的支撑项目, 如购物、餐饮、和住宿设施, 再加上交通、旅游代办处和改善环境等措施。

4 结论

在所有城市中, 包括各种城市历史街区, 正在进行着变化的过程。振兴城市历史街区, 对有重要历史特征和场所感的街区进行保护, 使它恢复有效功能, 这一进程应依赖于社会与经济条件的变化。由于城市历史街区在重塑城市形象方面的优势, 它对苏州也具有文化和经济方面的重要价值。苏州现在是以制造业为主, 但当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又当怎样。因此苏州应该打造成为一个文化性和经济性并重的健康城市, 吸引金融、旅游等后工业产业, 而平江历史街区开发的成功将是这一转变的先决条件。

摘要：随着经济发展, 城市规模和数量不断扩大, 而城市内部也在更新换代, 城市历史街区作为城市曾经活力与魅力的象征也站到了十字路口, 是消失还是重新焕发活力已经成为现代城市规划日益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历史街区,有机融合,城市

参考文献

[1]庄宇.城市设计的运作[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 2004.

[2]吴志强, 吴承照.城市旅游规划原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城市历史 篇5

〔关键词〕 历史街区历史建筑 城市文化 城市规划 保护与发展

一杭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与杭州城市文化

1、杭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与杭州城市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城市是人类在历史文明发展进程中改造自然的基础上创造的聚居地。在这一改造和创造的过程中，正如著名的“文化景观学派”所认为的那样，任何文化景观的塑造过程，既离不开自然因素也必然体现人的思想和行为，反应出人类自身知识以及思想的演进。可见，“城市”与“文化”之间具有如影随形的亲密关联，既可以说城市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人类文化的载体。而人类文化则是城市得以发展的内在力量和品质，二者共同滋养和培育了“城市文化”。可以说，杭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就是在历史过程成长起来并保留至今的杭州城市文化遗产，他既是城市过去文化的结晶，也是城市当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杭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是杭城历史的见证，是杭州城市特色的独特体现

城市如人，有其诞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杭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记录了杭州城市发展的历史片段，是杭州城市历史过程不可或缺的部分，体现了杭城特定时段、地段的建设风貌，也保留下了不同时段、地段的杭城人们的生活足迹。这些历史风貌和足迹可以说是很普通的，但正是这具有普通风貌和足迹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却以其独特性、不可复制和不可再生性，往往成为杭州独一无二的发展见证，甚至成为杭州的重要形象。因而，保留至今的杭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就成为我们认识杭州城市发展的重要“文本”。

3、杭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是杭州城市发展的重要资源

文化被誉为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未来城市竞争将是以文化为主导的竞争。作为杭城文化独特见证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则具有多方面的资源效应，他在杭州城市形象的宣传、历史文化教育、乡土情结的维系、生态环境建设、和谐人居环境的构建等多方面具有综合的价值。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杭州城市发展中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不是杭城发展的包袱，而是杭城发展的财富、资本和动力。

二杭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事业的基本状况及其面临的问题

1、杭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事业的基本状况

继2004年杭州市公布第一批历史建筑以来，杭州市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事业取得了较大的进展。2005年杭州市出台的《杭州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办法》及《杭州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办法实施细则》，标志着杭州市以历史风貌保护为中心内容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制度的形成。随着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和认识的不断提高，近年来，相继出台了《杭州市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定》、《关于加强杭州市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保护和危旧房改善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保护工作中若干问题的通知》等配套管理规定。目前，基本形成了包括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认定、保护规划、保护修缮、保护利用、资金筹措、工作机制、搬迁安置等七个方面较为系统的政策法规体系。截止目前，杭州市共确定了26处历史文化街区（包括11处历史街区、15处历史地段），总占地面积约416万平方米，共分五批公布了284处历史建筑，总建筑面积约40余万平方米，且数量和类型都有较大的拓展，标志着杭州市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力度的加强。由此可见，杭州市的歷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事业正处在上升阶段，“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已成为耳熟能详的词语，其保护和利用也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2、杭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面临诸多问题

杭州市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难点和问题。

杭城历史街区历史建筑的直接破坏总体来说来自两大方面。一为自然损害，包括暴风雨、火灾、白蚁等，这些自然因素是无所不在的，甚至是一种“日常状态”，我们只能加强预防和防范，而不可能完全地杜绝。其实自然破坏之外，最令人担忧的是人为破坏，包括非法盗窃、基础建设以及管理、决策、立法、规划等保护工作不到位。虽然有时候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不得不为城市现代化建设有所让步，但是一些过于无知无畏的表现，则是非常令人痛心和遗憾的。

同时，当前杭城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正经受着快速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与挑战。“特色危机”以及“城市记忆的消失”已经成为城市建设中的共性问题。杭州也不例外，像早期规划建设的清河坊历史街区，现在也是颇具争议，传统的老街区已被彻底地清理，“假古董”和外来商业文化充斥着整个街巷。

三几点建议

1、杭州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保护应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得到切实落实

现代城市的发展，一方面需要开拓创新，谋求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又不可能完全抹去和抛开城市的历史传统和历史遗产，创造一个所谓的全新的城市。如同个人的发展道路，也不可能断然与其成长历史分开一样。克拉孔就曾说过，“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离开文化传统的基础而求变革求创新，其结果必然招致悲剧，一个城市的发展其实也是如此。面对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之势，杭州的城市规划离不开城市的文化建设，而杭州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则是杭州城市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有理由相信“越是地方性的，就越是世界性的”，当前杭州正努力建设文化名城，打造全国文化创意中心，这就需要我们抓住这个契机，在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规划中注重学术层面的深入评析和讨论，注重规划的前瞻性和可行性，做好对保护规划的落实、监督、管理等，不随意调整和改变保护规划，让保护规划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多做历史街区历史建筑精品工程。

2、杭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的保护视野要开阔

杭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且包含着物质、精神、行为和制度多层面的意义和特征，因此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绝不是单纯的建设行为和技术行为，而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综合的文化继承和创新工程。以杭州历史街区为例，既要加强街区内物质文化的保护，也要加强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既要加强地上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要保护好地下遗产；既要重视可视性强的“上等”建筑，也要重视那些“貌不惊人”但代表广大民众生活的普通建筑。而在保护办法和管理层面，则要加强保护领域各个环节的保护力度和协调合作，并扩大保护和利用领域。既要加强政策、制度、法律保障体系的建设，也要加强保护科研和技术的提高；既要加强政府层面的保护力度，也要引导广大公众的参与。凡此等等，都需要增加我们工作的广度、深度以及成效。

3、加强杭州城市文化建设及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研究

杭城文化建设以及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只凭一腔热情还是不够的，“好心办坏事”所引发的建设性或保护性破坏屡有耳闻。尤其是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领域，一些短视、庸俗和过度的开发行为，不但不能揭示街区和建筑所具有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而且往往造成一些不可逆转的破坏。因此在开展具体工作时，务必坚持保护的基本原则，并加大人力、资金的投入，探讨符合保护的原则及方法，一方面要善于学习国内外文化建设以及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领域已有的而且比较成熟的先进理念和保护原则；另一方面，也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探索杭州本土建设和保护途径，构建具有杭城特色的文化建设和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体系。

四结语

杭州作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是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好、利用好杭城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并传递给子孙后代，是我们杭城每一代人的责任和义务。正如盛唐时期著名诗人孟浩然所感怀的那样，“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不断演进的历史告诉我们，“现在”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瞬间，“我们”也只是历史过程中的匆匆过客，而文化的前延后续、生生不息才是最为重要的。做好杭州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保护和利用，继承和创新杭州城市文化，是我们肩头所负的时代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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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良庸.城市设计与建筑创作.北京规划建设.1995（2）：2-4

〔3〕吴良庸.北京市的旧城改造及有关问题.建筑学报.1982（2）：8-18

〔4〕吴良庸.系统的分析,统筹的战略—人居环境科学与新发展观.城市规划.2005（2）：15-17

〔5〕 余英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文化传统与文化建设.三联书店.2004:249

〔6〕约翰·汤姆林森著，郭英剑译，全球化与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6

城市历史遗存的景观再生初探 篇6

凯文·林奇对历史与城市景观的关系有过如下描述:“保护特征鲜明和充满历史联想的区域是变化城市景观的良机。”对于城市中的历史遗存的态度，从保护、修复以及改造逐渐过渡到现在的复兴(Regeneration)、整治(Refurbishment)等思想，可以看出，对于历史遗存的探索开始倾向于对其功能活力的挖掘，而并非一味的强调外部形态的调整。景观再生即是基于此，重视历史遗存与城市环境的整合，以景观设计的手法促使其以一种主动的姿态适应、融入并引导现代生活。

1 历史遗存的景观的内涵

1.1 历史遗存的内容及分类

城市历史遗存涵盖了两个层面，一种是国家与各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类历史遗迹通常保存良好，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而且在规划设计中划定了相应的紫线，给予保护与保存。另一种则是其他历史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存，其大量存在于城市环境中，不仅仅是单独的建筑，还涵盖了街道格局、空间系统以及景观界面等，反映与代表了城市不同时期的风貌与特征，体现了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但由于其没有明确的范围划定，往往得不到相应的重视。这类历史遗存按照所处地点的不同进一步划分，可以发现，有一部分存在于历史街区中，与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单位共同构成了该区域的风貌特征;还有一部分散落在城市中，作为独立的个体所存在，往往在城市化过程中逐渐消失湮灭。

1.2 景观再生的内涵

城市历史遗存的再生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保护、修复以及局部改造，更重要的是在维护其传统风貌的同时，发挥与提升其游赏与使用价值，保持历史遗存的活力，促使其与现代城市环境相协调与融合。

景观再生即是通过景观设计的语汇对不同类型、不同地段历史遗存的优化与完善，为历史遗存所对应的现代发展找到出路，最终实现历史遗存的适应性更新。

具体而言其涵盖了三个层面:

文化层面:重视对场地中人文景观的展示与利用，突出历史遗存在城市文化中的标志性;

功能层面:完善与优化历史遗存外部空间属性，使其融入城市整体功能;

空间层面:重视景观界面的延续性，强调历史地段街巷空间与城市肌理的连续性。

2 景观再生的原则

2.1 文化延续性原则

对于城市中大量的历史遗存而言，保护维持完整物质形态的同时，更强调其对城市文化、特色方面的作用与影响。历史遗存通常而言包括了物质形态文化和意识形态文化两个方面，物质形态文化是人工建构筑物实体以及由实体所构成的空间形态，其体现为建构筑物的地域性特征。而意识形态文化，是集体对于物质形态的统一认知以及行为表达，包括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等内容。

历史遗存的再生首先应确立意识形态文化为文化传承的核心，并且将其还原到物质层面，根据人们对历史遗存认知的差异，采用区别对待的方法，对大众所认可的，反映了城市文化背景与特征的物质形态加以重点保护、修复以及完善，而无法形成文化共识的物质形态则可适当进行一定的改造与优化。

2.2 整体协调性原则

场所中的历史遗存往往蕴含着不同时期经济、文化及审美等多种社会信息，长期以来形成了具有一定特征、为人们所熟悉的景观，其反映了人们对于场地的认知情况，历史遗存的再生实际上是将这类地域特征加以优化的过程。景观环境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特征，历史遗存的景观再生一方面应体现出外部环境的历时过程与先后顺序，即历史文化叠加的痕迹，同时也要求人工建构筑物与场地环境相协调，作为统一的整体而存在。历史遗存的更新与再生不仅是对某一单体或某一地段的保护、修复和改造，而是强调其在城市整体环境中所起到的作用。将单体要素放置到城市景观框架中去，综合考虑其对街区景象、城市风貌的影响。

2.3 功能适应性原则

对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历史遗存而言，除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之外，其还作为现代生活的物质载体，具有一般意义上的使用价值。因此对于历史遗存的再生，不仅是保证人工建构筑物的完整性以及空间形态的典型性，更重要的是赋予其最适宜的功能，使其能够真正融入城市发展进程中来。例如波士顿的昆西市场在对周边用地及使用人群进行分析调查后，植入相应的商业功能，并对周边环境进行整体性改造更新，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历史遗存中的功能是城市功能的组成部分，最适宜的功能应依托遗存的固有属性，并且与城市功能相协调，在延续历史文化内涵的同时，带动城市的物质环境改善。功能适应性原则是将历史遗存生存的概念上升为城市复兴、社会发展的层面，使其实现真正可持续动力。

3 景观再生的策略与方法

3.1 文化线索的景观再生

历史遗存的文化内涵建立在大众对于物质形态的共同认知的基础上，文化线索即是某一特殊建构筑物或空间形态能够引发人们对于场地环境的共识。

景观设计中，对于这类标志性建构筑物通常采取强化突出的手法，将其置于特定位置，凸显其形态特征，从而反映场地历史文化内涵，典型的例子如上海徐家汇公园。该公园是徐家汇商业区中的一块“绿肺”。设计适度保留公园内原有历史遗存，创造了具有文化内涵的城市绿化空间。公园内原有大中华橡胶厂，在上海人的共识中其一方面是近代民族工业的象征，同时是“三废”企业的代名词，是场所中无法回避的城市记忆。设计将橡胶厂最具典型特征的烟囱保留下来，将其设置在公园的主入口，并且水池形成倒影进一步强化该形体(见图1)，公园入口也是人行桥的起点，游客入园围绕这一组织性节点展开游憩活动。烟囱作为起点寓意了场所的历史，结合人行桥的穿越，将过去与未来连接在一起。同时烟囱作为公园中的至高点，在游览过程中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域范围内，通过对其形态的突出，强化了人们对于公园历史感的认知。

3.2 使用功能的更新与重组

历史遗存的功能重组是在认知城市整体功能的前提下就特定区域提出新的使用要求，在保持维护历史遗存整体风貌的同时，对人工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加以提升和完善。建筑内部功能的调整必然也会带动外部环境属性的转换，景观设计成为了协调历史遗存风貌与城市发展之间不可或缺的纽带。一方面景观环境应与人工建筑物整体风貌相协调，同时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营造符合城市功能的“场景”。上海新天地是兼顾两者成功的案例。

新天地与上海最繁华的淮海路百米之隔，同时上海最著名的革命历史保护单位中国一大的会址位于该区域中。设计保留了老式石库门里弄风貌，将原来以居住功能为主的两个街坊置换为以公共活动为主的商业性场所。设计在拥挤的旧屋中“掏空”出相应的公共空间(见图2)，以广场及扩大的步行街为核心将游人引入街坊内部，同时在其周边营建了以水面(太平湖)为主体的开放性公共空间，彻底替换了其所涉及到的街坊的社会特征。

新天地以开放内聚的环境包容着现代的商业功能，与淮海路商业中心相配合，同时整体空间与街区外围保持了具有旧上海特色的景观界面，协调了整个区域与城市关系。

3.3 空间结构的景观再生

不同的空间形态反映着人们对于公共、私密空间大小、尺度的不同要求，完善传统空间形态，将有助于提升地段内在的精神要求，从而保证历史地区文化核心的传承。扬州教场地段位于老城区中部，相传原为董仲舒的园圃，清起成为茶楼、酒肆、书场、杂耍等市井和民俗文化聚集地。改造前该地段内为私搭乱建的民宅，东侧国庆路对面是大面积的老旧民居，街巷交错，空间复杂。设计保持恢复了原有商业功能，修复重建了如望火楼、浴室等文化线索，同时延续了扬州旧城传统民居的空间形态，力图重现老教场的传统风貌。设计以南北向四纵列建筑形成三条内部的街道，同时东西向通过二层架空、空间适当放大以及过街楼的形式，形成了多条小巷(见图3)，小巷与国庆路东侧的住宅相对应，既是街区内部街道与外部城市道路的出入口，同时也形成了与对面民居空间上的呼应。

4 结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作为文化积累、整合与传承的载体，历史遗存逐渐被同质化、功具化，因此，保证历史遗存空间上“共时性”与时间脉络的“历时性”就显得尤为重要，景观再生的根本是以历史文化为线索，将景观作为组织场地环境的要素，整合历史遗存使其真正融入到城市发展中，从而最终实现城市形态的更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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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阳.城市历史景观文脉的延续[J].文艺研究,2006(10):157-158.

[3]李艳,范晓梅.城市建设中历史景观的保存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10,38(4):2145-2146,2159.

[4]王艳春,刘建国.现代园林景观与地域历史文化的对话——徐家汇公园的历史文化保护设计[J].中国园林,2007(7):43-46.

[5]孙施文.公共空间的嵌入与空间模式的翻转——上海“新天地”的规划评论[J].城市规划,2007,31(8):80-87.

[6]罗小未.上海新天地广场——旧城改造的一种模式[J].时代建筑,2001(4):24-29.

城市历史 篇7

城市意象是研究城市居民行为与城市环境之间关系的重要工具。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与行为”的课题成为人文地理学和行为地理学主要研究内容之一。相比较城市功能空间结构和社会空间结构的内容,行为与环境的互动研究更重视作为“个体的人”或具有“一定共性的群体人”对于客观存在的认知、学习与决策等。

城市史学领域中,结合城市居民的感知解读城市景观的研究还有待拓展。在“城市——人”的二元结构中,通常多重视城市结构、空间等的演变状态;人作为研究元素常以阶层属性的面貌出现——缺乏对于“人”应有的重视客观上导致了城市历史细节的模糊。

在城市规划领域,比较突出的学术成果显然是凯文·林奇基于大量案例总结归纳基础上,在《城市意象》一书中提出的城市意象认知五要素:标志、区域、路径、边缘以及节点。另外,R·拉波波特在《建成环境的意义》一书中对于人如何获得环境感知的研究也具有借鉴意义。但总的来说,当前成果多重视人对物理空间环境的感知而少涉及真实、复杂的城市生活。本文所谈的“城市意象”与凯文·林奇基于城市实体环境(Physical Environment)研究中所指的Image of City有一定区别;该名词指向更趋向具有“一定共性的群体人”对于“城市空间形态与复杂城市生活”综合的整体感受。

近代城市史学与城市规划学借用现代地理学中“城市意象”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便是试图通过历史上具有一定共性社会群体的城市感知记录,解读或者说描绘近代城市的面貌。这种解读相对于基于数据实证与理性分析框架之上的现代认识和解析,更加逼近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城市意象的形成不仅在于城市物质空间的感受,很大一部分还在于真实、具体、感性的城市生活之中。由于城市人群的复杂性、生活轨迹的差异性等导致城市认知的差异是巨大的;简单地说就是不同的人对于城市有不同的感受,难于精确把握。这既是意象研究的难点也是它的价值所在。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城市群体面临着类似的城市问题,因此他们的城市感受也就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可把握性。

解读“城市意象”重要的工具之一就是城市“认知地图”。“地图认知是‘由认知过程所构成,在这些过程中,人们能够认识、编码、贮存、提取和处理关于他们空间环境的属性的信息(唐斯和斯蒂,1973)。’”1)对于近代城市史的研究,城市历史地图反映了一定群体对于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的认知,具有一定“认知地图”的作用。“图像资料……必然蕴涵着某种有意识的选择、设计和构想,而有意识的选择、设计与构想之中就积累了历史和传统,……在那些看似无意或随意的想象背后,恰恰隐藏了历史、价值和观念。”2)——葛兆光先生这一段“图像与思想史”研究之间关系的论述同样可贴切地用于解析城市历史地图与城市空间形态、城市意象研究的关系。

城市历史地图的信息集中于历史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的认知;历史过程中具体、感性的城市生活认知则需求诉于记录城市状态的文学作品。通过“文字记录”的解读是了解人们城市感受和城市印象很好的途径。近代以来,以“城市”为主要描绘对象和场景布局的城市文学,留下了大量关于城市的文字;同时涌现了一批对于城市生活敏感而又善于记录、转载于文字的近现代作家,如茅盾、老舍、巴金、张爱玲、张恨水、黄裳等等。借助近代城市文学记录是研究近代城市意向的重要资源。

2 近代以来重庆城市空间意象转变

从城市空间结构上看,传统重庆城市象征“九宫八卦”的“九开八闭十七门”,尤其是其中的9个开门,在新市区开辟之前具有十分清晰的空间意象(图1)。重庆是山城与江城,在陆路不发达而水路畅通的交通条件下,九门中除通远门外均沿江布局。明清以来的重庆已成为川东区域中心城市4),四方辐凑,各业荟萃,八个城门是八个主要的物资与信息交流窗口。同时,各行业长期以来集约形成的活动场所促成了分段集中的商号;城市商业空间有着明晰的分区,而这种分区又与城门货物的进出紧密联系在一起(图2)。“重庆的‘九门八码头’是非常著名,无人不知的。不过重庆人对于九门的进出,又各有取其意,而分别着进出的事情性质。例如朝天门正当扬子江与嘉陵江交会之点,凡从长江下游到渝,均需先达此处,为唯一正码头,犹如普通人家的大门一样。”。“朝天门迎官接圣,通远门卜葬造坟,千厮门花包如雪,南纪门菜担如云,太平门木料整理,临江门煤炭纷纷,金紫门镇台驻卫,储奇门药材回春,更有那东水门的流传古井,对岸是真武山江上青峰”是传统重庆城市空间图像一幅很逼真的描绘。5)

图3是《重庆租界商埠图》(局部)。1890年3月31日,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无异”。6)1891年3月1日,英国控制的重庆海关成立,标志着重庆的正式开埠。图3即开埠后各国的租界图。图中城墙与城门的意向十分清晰,主要的公共类建筑,包括川东道、县学、重庆府、府经、捕厅、巴县、川东总镇等用“门型”标志标识出来;其他外来的商行、领事馆等则用“星型”表达。值得注意的是,该图可能是迄今为止用“西法”绘制的最早的重庆城市地图。图4提供了这一时期城市景观的一般面貌。

重庆是山城,自然就有高低变化。大梁子是城的山脊线。从城内最低的朝天门(海拔195m)到最高的大梁子(海拔269m)是城里主要的一条道路,也是城里“上半城和下半城”主要分界线。下半城大致范围是沿着朝天门到大梁子南边的区域,北部区域自然也就是上半城。“上、下半城”的概念由来已久。下半城狭长而坡度陡,面积远比上半城小,但历史上长期以来比上半城繁荣;重庆府署、重庆镇署、巴县署、川东道署以及会馆群等重要的社会职能机构都分布在下半城。

更进一步的刻画必需和传统社会结构结合起来。除了经济、交通等因素以外,君权政治、宗教等因素在传统社会生活中依然占有相当比例。社会生活的重心——府衙、治所以及主要寺庙所在地是城市主要的空间“节点”;而从城市最为“尊贵”的城门或活动频繁的城门至府衙之间的道路自然成为城市意象中最主要的“路径”元素。同时,作为传统城市基本户籍管理单元与邻里单元构成,“里坊”的正街(里坊与主要街道之间的联系)成为次一级的“路径”元素。这种传统城市空间意象认知的基本范式完全可以从众多地方志中的城市地图表达元素、文本的描述方式中获得明确的解读。

(1911年初版,此为1920年第三版本)

(根据图5整理)

图5是《新测重庆城全图》。此图1911年初版,文中之图为1920年的第三版。该图已经完全用投影法绘制,图例极为详尽,显示出测绘者对于城市的长期关注和了解。图中城墙与官衙等建筑仍然十分显要。有趣的是,图中众多醒目砖墙体现了一些机构的防卫意识。根据该图图例,绘制出图6、图7,以供观察。8)

就重庆城市而言,从城东朝天门至城西府衙之间的街道就是城市中最为明晰的“路径”——从历史地图和文献中看,除了从朝天门到大梁子这条主要的道路外,陕西街、上下都邮街也是城中沟通南北很主要的路径。作为城内海拔最高点(280m),城西的五福宫长期以来是重庆城坐观两江,俯看全城的登高胜地。历史时期留下大量的题咏也说明了五福宫是重庆城市整体意象中一个重要“节点”。同时,山城中仅有的、处于上、下半城之间的大平坝,作为阅兵校场的较场坝是一个特殊城市空间节点。

通远门的推倒和新市区的开辟——城墙作为传统城市典型特征的衰败以及马路作为新时期城市元素的兴起和延展,动摇了这种稳定的城市空间意象(图8)。城市的向西扩展形成了3组关系:新市区、老城以及连接两者的马路。1927年以后,以马路开辟、马路两边新景观为主题的文字多见于文。在1940年高绍聪《陪都景观素描》中的城市意象地图中可以看出除了原有的老城门地区,中区干道与南区干道成为城市主要认知“路径”(图9)——朱自清先生的“重庆东西长,有一圈儿马路,南到北短,中间却搁着无数层坡儿”10)可以作为这一意象的补充,而贯穿其中的上清寺、通远门、武库街、都邮街、新街口、过街楼、菜园坝以及中央公园等成为新的意象元素。同时由于城区的扩展与人口的疏散,江北、南岸区域进一步纳入视野,与旧城半岛形成组群关系;沟通三者之间的交通干线纳入关注的视野。地图中机械交通元素具有强烈视觉效果,表达了其主要意图和关注点。

图10二战期间中日两国军队测绘的重庆地区地图,具体详见注释。显而易见地,和清末时期相比,城市空间的扩展是十分了然——但主要的建成区仍然不脱城墙围括之范围。图10中高度概括的重庆城图(前图),很直接体现了这一意向:一圈城墙之内有三条(包括沿着城墙的道路)东西方向的主要城市道路,接着通远门联系着外城;两条南北向的道路,其中东向道路联系着江北、主城和南岸。和乾隆时期的城图相比(图11),该图的最大不同在于重庆城更深地与周边地区联系在一起。

然而新旧城市的空间意象并非绝然不同的,而是有所延续重叠的:中区干道就是基于朝天门到大梁子这条道路的沿伸;较场口从原来的阅兵场转换为上、下半城间的交通枢纽;同时,原有的城门区域和码头一起依然起着十分重要的城市记忆的定位作用等等。两空间意象之间最大的不同是“静止”向“动态”的变化,略具“图——底”之间的关系意味。传统城市的空间意象更重于“实体”具象的感受,而近代以来的空间意象则更重于“路径”元素,更关注于“流动”的方向和可能性。这既是城市观念的转变也是近代城市转型的表现。

3 作家笔下的城市整体意象、城市新貌与城市文化嬗变

对于近代以来的重庆城市,城市居民中占据有相当比例的“下江人”12)可以作为研究中的城市感受主体。这是因为其一,“下江人”是相对于本土川人而言的外来群体,这个群体具有一定的共性,如多来自长江下游近代化相对发达的地区,有较宽广的视野、较好的教育背景以及在重庆相似的经历等等;其二通过城市比较的视野容易获得城市意象的定位;其三,陪都时期的下江人具有相对“话语权”,今天的资料多是客居的“下江人”留下来的,为研究展开提供了基础。

3.1 城市整体意象

古人诗咏“片叶沉浮巴子国,两江襟带浮图关”是重庆自然特征形象写照。重庆这种独特的山地地理空间在下江人笔中多有记录。高绍聪的“山顶上有一个城圈,里外有许多房子”13)的意象很可能是大多数下江人对重庆城市最初步和最直接的印象。“重庆因山而建,街道极错落之能事。旧街巷坡道高低,行路频频上下。新街道则大度迂回,行路又展转需时”14)、“重庆是一座山城,她正和香港一样,迂回的马路和高矗的洋房,都是建筑在上山顶上的,只是富丽堂皇不及香港罢了”15)是这种意象的具体化。其中最为具象、感性和细腻是张恨水在《重庆旅感录》、《山城回忆录》中“上下难分屋是楼”、“不堪风雨吊角楼”描述的遍布山城的平民住房。这种和下江地区砖混房或钢筋混凝土房屋相比较简陋不堪的木结构房屋,是重庆城市最主要的景观组成,也是包括梁实秋、丰子恺等在内大量寄渝文人亲身体验和作文留忆的对象。

3.2 城市景观

民国政府西迁之前的重庆城市有一段相对平稳的城市发展和建设期(1926~1937年)。在大军阀刘湘基本控制四川政局的情况下,其幕僚潘文华主政重庆达9年之久。这9年是重庆城市步入近代化的起步和关键阶段。特殊时期的军事权力与新兴城市阶层财富结合的巨大力量,加速推动着城市的近代化和区域城市化。16)

伴随着城市近代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城市功能分区“凸显化”。这也给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传统商业区与新市区的高级住宅、行政区。“上半城居民较多,下半城则为商业区域。最繁盛之街道,为都邮街、小梁子、陕西街等,商店均为两层以上之洋式门面,建筑雄伟,街市整洁,颇有沪汉之风。”17)、“若都邮街会仙桥小梁子诸地,则崇楼夹道,上达五六层。其下柏油路如带一环,行人蚁聚,亦仿佛近代化之都市矣。”、“通衢商肆,楼高十丈,窗饰辉煌,百货罗列,观其外表,俨然沪汉模样也”18)等是比较典型的话语——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感受中普遍的“俨然沪汉”。

新市区“周围十余里,红楼碧槛……出通远门,至上清寺,又一南京之山西路上”19)、“新建各式住宅,栉比连云,曾家岩一带,尤多军政大员富绅巨贾之别墅。汽车扬尘,顾盼其间”20)、“自大梁子乘汽车出临江门,马路平坦,略无颠簸。城外多达官住宅,宏楼杰阁,稀密相间。”21)——新的技术体系、经济力量和社会需求共同推进了城市行政区、居住区与商业区空间距离上的分离。

3.3 城市文化嬗变

同时,新的城市居民带来了新的城市景象。“自去年十月起,脚底下人与脚底下货,充溢重庆市上。市招飘展,不书南京,即书上海。……南北方言,溢洋盈耳。客主之势既移,上下江之别,殆亦维持不易矣”、“宾主杂处,言习渐通……南自江浙,北及幽燕,各音皆有,而今而后,四川当非昔日之四川”22)。

五方杂处的人群聚落与战争格局使得原本狭隘的本土居民获得了开阔视野。陪都之前的四川地理特征、交通条件与在全国中的政治格局使其颇为闭塞。“夔门以内乡民,绝少与外省人接触”23)。全国抗战时局如火如荼,然而“一入夔门,正如进了桃花源一样,什么事都平静下来了!(1938)”24)。但经过多年陪都抗战,“重庆这地方,就是如此的,每日浸沉在大大小小的新闻中,重庆市民也习惯地迎接这些大小刺激,一旦离开这山城,还会感到耳目寂寞”25)——政治空间格局的改变、城市主体的转换、城市风尚的悄然变化以及新的技术体系的运用等从各个方面推动着陪都时期重庆城市文化的转型。

然而,应当注意的是城市文化转型不是“突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模式,是新旧交替、长时段消长变化的过程。新出现的、异质的景观容易获得认知,而传统的、日常的景观变化却是较难觉察的。张恨水的“拦街一索是关城”是城市新旧景观交替的图画描绘,很好说明了作为传统城市典型特征的城墙虽然去拆除了,作为近代城市特征之一的警察却依然沿用着传统的管理方法:“警察沿着旧习,十时以后,还关城门。但剩有的城门,孤零的关起,是无用的,没城墙,人家照样的来去。于是警察在城墙遗址所在,拦街横上一条草绳子,就算关了城了。”26)

城市文化的整体感性认知通常在城市比较视野中容易获得定位。客籍的城市居民自然而然地会将重庆城市与其他亲历城市进行比较。西南城市中典型的话语是成都、昆明如“小北平”,——冰心的“昆明生活,很自由,很温煦,‘京派的’”27)是典型的城市感受描述,在许多其他作家笔下都可以获得成都、昆明“平和、稳定、有序”的这种感受;而独独重庆类上海。“成都如小北平,重庆如小上海。以人情风俗言,大抵近是”28),“重庆简直跟上海差不多……重庆热闹,俗气”29),重庆是“上海式之重庆”30),“重庆是暴发户的天堂,冒险家的乐园”31),“是的,重庆真是一个大上海的缩影。除了没有洋鬼子底租界外,这里几乎应有尽有”32)——高密度的五方杂处以及时局变化的敏感导致了人群生理空间挤压和心理空间的紧张,可能是使得陪都时期的重庆与上海有类似城市感受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贯穿南中国的长江近代化空间轴将上海、武汉、重庆三大沿江核心城市串在了一起。地理交通枢纽基础上城市文化的“杂糅、开新和俚俗”是它们共同的特点。

4 小结

街区历史:城市空间与文化展演 篇8

一、漕运与“江北一都会”的兴盛

在很长时间内,聊城并非物产富饶、人口繁盛之地。《明太宗实录》记载:“兖州、东昌府、定陶等县,地旷人稀。”1289年,元世祖忽必烈下诏开凿安民山至临清运河河道,并命名为“会通河”。 1292年,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至明代,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指挥对会通河进行疏浚。此后,会通河逐渐进入了繁盛时期,临河而居的聊城也因此逐渐成为南北交通枢纽之一。万历七年,在于慎行撰写的《东昌府城重修碑》中,聊城被赞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

运河的畅通带来了东昌地区经济繁荣、人口兴盛,特别是工商业城市的发展。与此同时,漕运的兴盛也带来了古城以东至运河沿岸城市空间的扩展。聊城有民谚:“金太平,银双街,铁打的小东关。”老聊城居民耳熟能详的民谚说的就是运河两岸因商业兴盛而繁华的街道,这也见证了古城之外随漕运而扩展的城市空间的繁荣。米市街的出现与漕运、商业兴盛密不可分。东昌古城的东门外,从东关大街西端的驴市口南行,向南尽头至东昌湖,是聊城一条古老的商业街。街长约800米,宽约七八米,街南头曾有一条偏向东南的大道通达龙湾运河岸。自漕运兴盛以来,这条街道逐渐成为聊城最早、最繁华的粮食集散地。“米市街”由此得名。此后,米市街两侧粮店汇聚,大到粮行、粮栈,小到粮户、粮亭,至鼎盛时期有数十家之多。尽管如今的米市街早已难觅当年繁华,但是,古老的青石道依旧在诉说着它自己的历史。

二、仁义胡同的传说

明清时期,东关大街是东昌府最著名的商业街道。街道西起古城东城门口,东至闸口桥,与运河相交。街道两侧店铺林立,胡同密布。此外,寺观、庙宇、牌坊也是东关大街的一大景观。清代之后,东关大街东端,馆驿口以东路北为清初状元傅以渐家庙。如今,为聊城人津津乐道的“仁义胡同”的传说就发生在这里。

仁义胡同的传说在全国各地有多处。聊城仁义胡同的传说与清代开国状元傅以渐相关。傅以渐(1609—1665),山东省聊城人, 清朝开国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加封为太子太保。 据民间相传,傅家家族与邻居因宅基发生纠纷。此后,族人给在京为官的傅以渐写信,希望能够借其影响解决纠纷。很快,家人收到傅以渐回信。打开信一看,全文只有诗作一首:“千里来书为堵墙, 让他三分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看到这封信,族人明白了傅以渐的心意。于是,族人把发生纠纷的墙壁主动退让了三尺。看到这种情形,邻居也深受感动,同样退让了三尺地面,两家遂化干戈为玉帛。此后,两家相让的地方就形成了六尺宽的一条胡同。后来,康熙南巡时,途经东昌府,听说老师的此段佳话,甚为感动,于是为胡同提笔书写了四个大字“:仁义胡同”。

毫无疑问,全国各地仁义胡同的传说皆出于教化的原因而产生。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仁义从来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城市中的具体空间,这种特定文化价值观念得以直接呈现给每一个个体,并代代相传。

三、羊使君街

聊城东关南部,米市街中段偏南,另一条古老街道朝东直至运河岸边。在《聊城县志》中,这条街道被记载为羊使君街,街道老居民们则称为“羊君巷”。街道东西走向,西起米市街,东至双街, 长200米左右,宽度在五六米之间。

《东昌府志》记载:“羊使君,史逸其名,后晋开运二年,守博州,河溢城没,使君祝天,冀免生民垫溺,愿以身代,乃投水而死。” 据民间相传,在任期间,作为父母官的羊使君爱民如子,竭力提倡善政。有一年夏天,黄河决堤,河水淹没到博州城。博州城土墙坍塌,河水涌进城内,导致老百姓房屋倒塌。眼看洪水越来越大,老百姓哭喊连天,面对天灾人祸,羊使君心急如焚。情急之下,羊使君跪地祈求苍天开恩,并许愿以自己之身代替百姓。随后,他投入滚滚洪水之中。或许是羊使君爱民之心感动了上苍。奇迹发生了, 此后河水竟慢慢消退,博州城得以幸存,老百姓得救。大水退后, 老百姓四次寻找羊使君的尸体。最终,大家在一个土堆前发现了为民投水而死的羊使君。老百姓深受感动,于是为他们的父母官举行了隆重的丧礼。此后,发现羊使君尸体的土堆被人称为“羊君堌堆”。宋代淳化三年,聊城再次遭受洪水,导致城池被毁。城市于是迁移到孝武渡西。此后,在“羊君堌堆”北侧修建了羊使君祠。对此,《聊城县志》有记载:“羊使君祠,永乐旧志,在府城东关湄河东五里,旧志顺治七年,河决荆隆口,庙为水毁,邑人方开基重建。”

实施仁政,爱民如子一直被中华民族视为为官之道。这种为官之道一方面是对统治阶层的内在约束,另一方面也是对统治的美化,对统治合法性的支持。通过城市街道的命名,这种价值观念在历史中不断演绎,塑造着每一代人。

四、丁家坑

“忠君”思想与专制皇权密不可分。专制皇权之下,臣民忠于君是无可置疑的原则与信条。而这种信条的展演同样通过城市中的特定空间得以实施。丁家坑的传说就是这种展演的体现。

在东关大街以南,运河以西,羊使君街以北,有一个面积颇大的水域。水塘的名字叫丁家坑。据民间相传,水塘的名字是为了纪念明代御史丁志方。丁志方,山东聊城人。明代洪武十八年中乙丑科进士,官至监察御史。靖难之役后,朱棣攻占南京。丁志方认为建文帝朱允炆实施仁政,并不认可朱棣,于是拒绝与朱棣合作。朱棣大怒,把丁志方与谢升、甘霖等御史斩首。据民间相传,丁志方被斩首之后,尸身不倒,流血于地,血迹呈现“忠”字形状。更为传奇的是,当他的人头落地之后,口中一直喊着“坑”字。此后,朱棣听说此事,有感于丁志方的忠君之心,下诏在丁志方的家乡封赐了一个大坑,命名为丁家坑。这就是聊城东关“丁家坑”的民间传说。据《聊城县志》记载:“丁志方,字希正。洪武十八年进士,知吴桥县,征为御史。燕兵入金川门,志方抚楗号哭,被执不屈,尽节于金陵木末亭。时年四十有二。万历十七年,巡抚疏请丁志方,与铁铉、陈迪、胡子昭、高巍、王省、郑华并祀为七忠祠。”后来,为纪念丁志方,在丁家坑北侧的东关大街路北,丁家族人修建了一座“忠臣祠”。祠堂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约20米,门楼壮丽气魄,上方写着“忠臣祠”三个大字。大门有两副对联,分别是:“一片忠魂留武水,千秋大业慕文章”,“节烈陈胡奇男子,顶天立地大丈夫”, 横批为“至大至刚”。此外,聊城民间还有丁家坑的蛤蟆不叫的传说:据说乾隆皇帝南巡,途径聊城。当乾隆在丁家坑东侧的大码头下船休息时,丁家坑里蛤蟆一片叫声,非常聒噪。于是,乾隆自言自语道:“蛤蟆别叫,此乃静养之地。”听到圣上命令,丁家坑的蛙声顿时鸦雀无声。而此后,据民间相传,丁家坑的蛤蟆虽然很多, 但是再也没有叫过。

五、余论

聊城的一度兴盛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漕运的兴盛密不可分。漕运的兴盛在推动聊城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塑造了运河文化的发展。在创造城市的过程中,一方面,人们不断赋予其生活空间以各种故事、传说,丁家坑、仁义胡同、羊使君的传说就是特定文化的叙事。通过这种叙事,城市空间充满了文化的象征。另一方面,特定的文化通过空间得以展示并持续。空间以其表面自然的特性在不断传唱着这些故事,正是在这些传唱之中,文化的持续性进一步得以加强。空间与特定文化中的价值观念相互映射。

城市空间在不断延伸的同时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内在逻辑。 如黄应贵所言,其“与人的活动不可分”[2]3。城市空间的拓展同时也是人的拓展、文化的拓展。通过对聊城城市空间的历史考察,我们发现,正是在历代文人墨客、帝王官宦、民间传说的不断演绎下, 城市空间不断衍生出越来越丰富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成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是权力关系与特定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

摘要：作为知识、话语与权力操纵的对象,城市空间从来都是文化展演的重要舞台。在历代帝王官宦、民间传说的不断演绎下,城市空间不断衍生出越来越丰富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成为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权力关系与特定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

城市历史 篇9

一个合格的城市规划者, 必须善于吸收借鉴不同领域、不同形式的文明成果, 除掌握基本的规划理论知识和城市发展史外, 更应该了解本地区的城市发展情况、重要古迹与文化遗存等, 以便更好地保护城市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 实现历史与现代的有机融合。要实现这一目的, 就必须借助于档案, 尤其是历史档案这一重要工具。

一、历史档案对于城市规划的参考借鉴作用

1. 有助于确定城市规划的文化风格。

现代社会的发展, 使城市的精神文化载体功能逐渐加强。尤其是小城镇建设, 由原来的自发聚集、按需求发展逐步转变为由中心城市定位、从全局观念出发要确定发展方向, 建设有层次的城市圈, 从而促进城市间协调发展、互促互进。这就要求城市规划者根据城市所在地及周边的历史、地理、资源、人力储备情况和未来发展目标, 制定科学的发展方向和规划, 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区优势, 为城市发展提供助力。以笔者所在的哈尔滨市阿城区为例, 作为金代建国之地, 阿城号称“金都”, 公元1115年, 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了大金帝国, 成为当时北方最重要的都市之一, 留下了大量宫殿、陵寝、寺庙, 文物、遗迹、典籍等珍贵实物档案。阿城拥有优越的自然条件, 适合发展旅游业。近年来, 以阿城为中心的金源文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成为东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 地方政府为把阿城建设成为哈尔滨市的文脉起点、旅游黄金圈和生活后花园, 依据档案史料, 彰显文化内涵, 开发建设了金上京遗址、历史博物馆、松峰山海云观、横头山原始森林公园等重要景区景点, 使阿城区成为哈尔滨市除俄罗斯文化外又一张城市名片, 提高了阿城知名度, 促进了阿城经济发展。

2. 有利于在规划建设中吸取前人经验教训, 保证建设过程少走弯路。

许多城市, 即使是现代新兴城市, 也有其历史雏形和遗迹。曾经的城市建设过程中留存下来的资料、记录等历史档案, 是现代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珍贵参考资料, 可以从中查询当地土地、水利资源等情况, 以确定规划建设项目选址等。在清代文人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就曾经记载了这类事例:纪晓岚在从军西域 (即今新疆乌鲁木齐一带) 时, 就遇到了在复杂的地形条件下选择城址问题。经过多方考察, 他在选址范围内发现唐代古城遗址, 决定在原址建城, 理由是古代名将在考虑建城时一定会考虑到与今天相同的因素, 而且可能比今人更加周密, 完全可以充分借鉴前人的智慧。果然, 此地建城后地势虽然不算险峻, 却处于周边所有道路的要冲, 既有利于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 又形成了易守难攻的天然要塞, 以在战时发挥以逸待劳的作用。这就是充分利用历史档案规划城市建设的生动事例。在现代城市建设中, 我们固然要根据时代发展需要重新确定城市的功能、建设各项设施, 但借鉴、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智慧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参考因素。

二、如何发掘历史档案中的城市规划信息

历史档案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历史档案是由历史发展过程中保存下来的各种文字、舆图、实物等组成的, 形式多样、范围广泛、内容包罗万象。其中直接记录或者设计建设规划的部分并不多, 要达到充分利用历史档案为城市规划服务的目的, 就需要我们认真开发档案资源, 从中寻找我们需要的历史文化财富。

1. 要重视实物档案传递的历史信息。

与文字档案相比, 实物档案, 尤其是建筑遗存, 更具有借鉴价值。文字档案在书写和流传过程中可能出现差错、遗漏和丢失, 也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而被篡改, 但从建筑遗存中, 我们可以对当地的土质、水质等有真实直观的认知, 可以提供水资源、耕地资源、矿产资源方面的资料, 这对于确定城市规划都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2. 要重视口述档案反映的历史真相。

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往往存在于口耳相传的口述档案之中, 如传说、故事、谚语。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收集和分析整理口述档案, 广征博采、去伪存真, 从而得到详尽、真实、可用的信息。比如, 一个地区的农业谚语和气象谚语往往反映了当地的气候、土壤、植被情况, 为该地是否有能力承载城市建设、适宜建设多大的城市规模提供了参考。而一些关于灾难的传说往往昭示了该地地质灾害发生的种类、频率, 提示了规划者在城市建设中应避免哪方面的情况发生。

3. 要注重对历史档案的鉴别。

历史档案虽然对于城市规划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但无论是文字、实物还是口述档案, 毕竟都存在着真伪的问题。尤其是现代城市与古代城市在基本功能上存在差异, 所以我们在利用历史档案时, 不但要注意鉴别档案的真伪, 而且要注意鉴别所得到信息的真实性及现实效用性。例如, 对于标示水资源等的实物档案, 必须考虑到经过时代变迁, 水资源是否已经枯竭或改道, 要经过详细勘察, 才能决定现实中是否采用这些信息,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只有科学地利用好历史档案, 并把其中的信息与时代、地区特色和需要有机结合起来, 才能为城市规划工作的健康顺利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2].喻军.历史档案与城市历史地区规划刍议.兰台世界, 2006.11

地标如何进入城市的历史 篇10

世界上有两种城市地标：一种是在建造初期，人们并没有建地标的想法，但是经过几百上千年，建筑经受住了战争、火灾、风沙等考验，更重要的是时间的考验，最终成为一个地方的象征，比如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和成都的都江堰。还有一种地标，它是工业化的产物，人们懂得在建筑中使用钢铁，随着城市的扩展，为了展示一个城市的雄心与气魄，建筑师和城市管理者要让自己的城市傲视群雄，不断挑战人类建筑的极限，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就是这样的代表。

比萨斜塔：斜成了风格和文化

世界上很少有一座建筑能像比萨斜塔一样，在建造之初，就遇到了倾斜的问题，但是800多年过去，它还没有倒下。它象征着传统建筑进入现代的艰难：必须小心呵护，必须注重保护，最后，这种呵护本身也成为了财富。

1173年，在著名建筑师那诺·皮萨诺主持下，这座塔开建了。1173年8月9日开始建造时的设计是垂直竖立的，原设计为8层，高54.8米，它独特的白色闪光的中世纪风格，即使后来没有倾斜，也将会是欧洲最值得注目的钟楼之一。在建造初期，钟楼就开始偏离了正确位置。1174年，就有人发现建筑出了问题。到1178年，当钟楼兴建到第4层时发现由于地基不均匀和土层松软，导致钟楼已经倾斜偏向东南方，工程因此暂停。1198年，记载了钟楼内撞钟的存在，这标志着钟楼虽然倾斜，但至少悬挂了一个撞钟，实现了它作为钟楼的初衷。1231年，工程继续，第一次有记载钟楼使用了大理石，建造者采取各种措施修正倾斜，刻意将钟楼上层搭建成反方向的倾斜，以便补偿已经发生的重心偏离。但是，到1278年进展到第7层的时候，建筑师发现，塔身已经不再呈直线，而是凹形，工程再次暂停，就这样修修停停，一边怀疑，一边施工，前后持续200年才完工。

它到底为什么而倾斜？当时的人们搞不清楚。过去人们曾一度认为钟楼是故意被设计成倾斜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当然，它距离最初开工已经800多年，距离完工也已经600年，它一直斜而不倒，就更是一个谜了。在实际工作中，有关专家对比萨斜塔的全部历史以及塔的建筑材料、结构、地质、水源等方面进行充分的研究，并采用各种先进的仪器设备进行测试。比萨中古史学家皮洛迪教授研究后认为，建造塔身的每一块石砖都是一块石雕佳品，石砖与石砖间的粘合极为巧妙，有效地防止了塔身倾斜引起的断裂，成为比萨斜塔斜而不倒的一个因素。但他仍强调指出，當务之急是弄清比萨斜塔斜而不倒的奥妙。如今，专家基本达成共识：比萨斜塔之所以会倾斜，是由于它地基下面土层的特殊性造成的。比萨斜塔下有好几层不同材质的土层，各种软质粉土的沉淀物和非常软的粘土相间形成，而在深约一米的地方则是地下水层。这个结论是在对地基土层成份进行观测后得出的。最新的挖掘表明，钟楼建造在了古代的海岸边缘，因此土质在建造时便已经沙化和下沉。

从事观测该塔的专家盖里教授根据比萨斜塔近几年来倾斜的速度推测出，斜塔将于250年后因塔身的重心超出塔基外缘而倾倒。但是公共事务部比萨斜塔服务局的有关人员，针对盖里教授的看法提出了反驳，认为只按数学方式推算是不可靠的，比萨斜塔是“一个由多种事实交织成的综合性问题”。另一些研究者调查发现比萨斜塔塔身曾一度向东倾斜，尔后又转向南倾斜，他们同样认为该塔在过去几百年间斜而不倒，250年后倒与不倒恐怕不能局限于简单的假设和预测。

当然，最关心斜塔命运的自然是比萨人，尽管他们也对斜塔的倾斜感到担忧，但更多的是骄傲，为自己的故乡拥有一个可与世界上著名建筑相媲美的斜塔而感到自豪。他们坚信它不会倒下，他们有这样一句俗语，比萨塔像比萨人一样健壮结实，永远不会倒下去。他们对那些把斜塔重新纠正竖直的建议最为深恶痛绝。倒也不是全部因为迷信，因为在1934年，当地政府在地基及四周喷入90吨水泥，实施基础防水工程，想以此来固定塔身，结果塔身反而更加不稳，向周围移动，倾斜得更快。

不过，意大利政府对此却不敢大意，谁都承担不起比萨斜塔倒塌的责任。政府1990年起关闭斜塔，斥资2500万英镑开始修复工程，包括加固地基和抽走地下水，并以钢缆支撑塔身，该修复工程历时10年，在2001年完成，斜塔当时已立刻变直近38厘米。好在最近10多年，专家的监测表明，它看起来稳定了。不过人们也不能高兴太久，因为在历史上它也不乏几十年稳定不变的时期。

比萨斜塔正是由于它的倾斜而成为了意大利的一个地标，人们喜欢它的倾斜，并由此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文化。1983年的英国电影《超人III》中塑造了一个邪恶的超人形象，在世界各地“做坏事”，其中就包括把比萨斜塔扶正，电影结局是超人又将塔楼恢复到原来的倾斜角度，至少编剧和导演认为，公众更喜欢这个塔是斜的。当然，有关比萨斜塔最著名的传说是伽利略的，伽利略出生在比萨城，算是一个本地人。传说1590年他曾在比萨斜塔上做自由落体实验，将两个重量不同的球体从相同的高度同时扔下，结果两个铅球几乎同时落地，由此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推翻了此前亚里士多德认为重的物体会先到达地面，落体的速度同它的质量成正比的观点。对于伽利略是否在比萨斜塔做过自由落体实验，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支持和反对两种不同的看法。另据记载，1612年有一个人在比萨斜塔上也做过这样的实验，但他是为了反驳伽利略而做这个实验的，结果是两球并没有同时到达地面。

埃菲尔铁塔与法兰西的欲望

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法国战败，一个统一的德国开始形成。这对法国是一个刺激，10年后，法国逐渐从普法战争的耻辱中走了出来。为了显示国力，1884年法国议会作出决定：1889年5月5日至11月6日，法国巴黎将再次举办世博会，主题是庆祝法国大革命胜利100周年。巴黎有5年的时间，向世界证明，它仍是这个地球上最好的城市。

法国政府想建一座高塔，它必须足够高，才能配得上巴黎。它必须能够吸引大量游客，同时，等世博会结束后，它也必须方便拆除。1886年5月，法国政府面向全球进行世博建筑招标，到1887年5月18日的最后期限之前，超过100份设计稿参与竞争。其中大部分都非常传统，另外一些则非常的怪异。有人提出建造一个巨大的断头台；有人提议竖起一个1000英尺的洒水装置，在干旱的季节里灌溉整个巴黎；还有人建议在高塔的顶上，安装一个巨大的电灯，可以把整个巴黎照亮8倍，可以方便地阅读报纸。最终，一个叫古斯塔夫·埃菲尔的人中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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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菲尔1832年出生于法国东部的第戎城。20岁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培养工程师的法国国立工艺学院。在那里他租用了单身宿舍，经常挤在桌子和火炉中间通宵达旦地埋头读书。不久，他以良好的成绩领到了工程师的毕业文凭。毕业后，埃菲尔经朋友介绍进入西部铁路局研究室任工程师。1860年，埃菲尔完成了当时法国著名的波尔多大桥工程，将长达500米的钢铁构件，架设在跨越吉隆河中的6个桥墩上。这项巨大工程的完成，使埃菲尔在整个工程界名声大振。埃菲尔肯钻研，敢革新，大胆使用钢材和混凝土，使土木建筑从“土”和“木”中解脱出来。尽管人类很早就学会了炼铁，但是只有在工业化开始后，人们才有了硬度更好的钢铁，才让规模化炼钢成为可能。现代钢铁工业始建于19世纪初期，到埃菲尔建造波尔多大桥的时候，才不过几十年。

埃菲尔为设计铁塔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仅设计图纸就有5000多张。这些宝贵的资料，作为埃菲尔劳动的结晶，至今仍被人们妥善地保存在巴黎。法国人一直想建造一个超过英国“水晶宫”的博览会建筑，设计竞赛征集方案的宗旨就是“创作一件能象征19世纪技术成果的作品”。埃菲尔的方案，大量使用钢铁，是时代精神的完美写照，这让他最终脱颖而出。埃菲尔设想的核心是，在四个施工地点分别施工，每一个都是铁塔的支脚或者成为塔墩。这些塔墩直到180英尺之后才会汇合，而当这些桥墩汇合之后必须能够达到完美的水平，这个完美的水平面将会作为余下800英尺的建造基础。这种设计，将使铁塔更加雄伟。

非常有意思的是，铁塔的建筑过程和传统不同，它特别现代：1887年1月，埃菲尔和法国政府、巴黎市政府签订了合约。埃菲尔的工程公司将会支付建造总预算160万美元中的130万美元，作为交换，埃菲尔将会获得在博览会期间和此后20年由该铁塔获得的各项收入。这时候，政府已经同意在博览会后保留铁塔。20年后，铁塔的全部产权将转交给巴黎市政府，如果愿意，政府也可以拆除掉铁塔。和其他的公共纪念碑不一样的是，埃菲尔铁塔从一开始就被设计用来赚钱，这是一个十足的商业行为。如果你想乘坐电梯或者楼梯到达一层平台，需要支付2法郎；如果想一路到达顶层，需要支付5法郎（星期天会便宜一些）。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一层平台还计划开办餐厅、咖啡厅、商店；二层平台计划开设邮局、电话局、面包店和画廊。最终，这个铁塔设计能够同时容纳10416名付费的游客。

从各个角度看，埃菲尔铁塔都是那个时代的象征：工业化、雄心和想象力，对金钱的渴望，对世界的向往，对“最高最强”的追求，这一切，都显示出城市是一个有欲望的庞然大物。当然，这样一个现代化图腾要在艺术之都巴黎崛起，必然会受到批评和挑战。1887年1月28日，埃菲尔铁塔工程正式破土动工，2月14日，巴黎的文学艺术建筑界的精英参与抗议，抗议的内容是反对修建巴黎铁塔，其中包括法国著名文学家莫泊桑、小仲马等300名著名人士签订的《反对修建巴黎铁塔》的抗议书。名人的抗议引发了群众的请愿：巴黎铁塔如同一个巨大的黑色的工厂烟囱，耸立在巴黎的上空。这个庞然大物将会掩盖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凯旋门等著名的建筑物。这根由钢铁铆接起来的丑陋的柱子，将会给这座有着数百年气息的古城投下令人厌恶的影子。同时铁塔还有其他的批评者，法国一位数学教授预计，当盖到748英尺（229米）之后，这个建筑会轰然倒塌；还有“专家”称铁塔的灯光将会杀死塞纳河中所有的鱼。巴黎版的《New York Herald》声称铁塔正在改变气候，日报《Le Matin》则用头条报道铁塔“正在下沉”。

不过铁塔的建造工程一刻也没有因为这些反对声而停歇，建筑师埃菲尔通过在《时代报》的一系列答记者问，成功地解除了群众的疑惑，反对的声音明显趋低，埃菲尔铁塔继续修建，没有受到争议和恐吓的影响。事实上，埃菲尔创造了很多世界建筑史上的纪录：和当时其他的大型建筑工程不同，埃菲尔预先在自己的车间里面制造好所有的部件。也就是说，当这些部件被送往工地的时候，能够很快速地安装完毕；铆钉孔预先以十分之一毫米的容差制作完毕，使得20个铆接小组能够每天装配1650个铆钉；建造铁塔的每个部件都不超过3吨重，这使得小型起重机得以普遍应用。基座建造花了一年半时间，铁塔安装花了8个多月时间，于1889年3月31日全部结束。埃菲尔的计算极为精确，位于勒瓦卢瓦-佩雷的工厂生产了12000件规格不一的部件，安装中没有一件需要修改，施工的两年时间内几乎没有发生一起事故。

最终，公众对这项伟大工程产生了一种敬畏之心，人们不再害怕它，而是爱上了它，崇拜它。法国人把埃菲尔铁塔称作“首都的瞭望台”，它设有上、中、下三个瞭望台，可同时容纳上万人，三个瞭望台各有不同的视野，也带来不同的情趣。一个世纪以来，每年大约有300万人登临塔顶，俯瞰巴黎市容，叹为观止。最高层瞭望台离地面274米，若沿1652级阶梯而上，差不多要一个小时。

登上埃菲尔铁塔远眺，会使人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嘈杂的巴黎忽然静了下来，变成一幅巨大的地图，条条大道与条条小巷划出无数根宽窄不同的线。全巴黎尽在脚下，当白天视野清晰时，极目可望60公里开外。中层瞭望台离地面115米，有人说，从这一层向外张望可以看到最佳景色。的确，淡黄色的凯旋门城楼、绿荫中的卢浮宫、白色的蒙马圣心教堂都清晰可见，色彩斑斓。埃菲尔铁塔成为现代巴黎的标志（如果说巴黎圣母院是古代巴黎的標志的话）。它显示出法国人异想天开式的浪漫情趣、艺术品位、创新魄力和幽默感。当人们习惯了它时，就不再感觉它和周围的环境有什么不协调，似乎那里本就应该耸起一座高塔似的。

当然，埃菲尔铁塔并不仅仅是一个景点，它还有实际的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用它来传递无线电信号。对普通人来说，当一个建筑成为地标时，人们就想征服它。1891年，巴黎的一位面包师踩着高跷走了636级，爬到了铁塔顶层。1911年，一位名叫蒙西埃·雷菲尔德的法国裁缝师，穿着自己设计的有弹簧的蝙蝠翅膀形状的披风，从铁塔顶端的护墙上往下飞。但不幸的是，他自制的“披风远征号”在飞行时失控，他在一大批观众的面前飞向了死亡的地狱。1926年11月，为了给住在附近的兄弟留个好印象，一位名叫莱昂·科洛的法国人企图驾驶飞机穿越两个塔墩之间的间隔。他几乎成功了，但在最后时刻，他被太阳光照花了眼，因此他只好向左转，接着撞到了一根无线电天线，飞机马上着火了，莱昂也命丧黄泉。这些悲剧，并没有影响埃菲尔铁塔的形象，反而更增强了它的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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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女神像与价值观的力量

浪漫的法国人可能是最热衷于建造地标的，他们不仅为自己建造了埃菲尔铁塔，还为美国人建了个标志性建筑：自由女神像。

自由女神像，全名为“自由女神铜像国家纪念碑”，位于美国纽约海港内自由岛的哈德逊河口附近。她穿着古希腊风格服装，头戴光芒四射的冠冕，七道尖芒象征七大洲，右手高举象征自由的火炬，左手捧着《独立宣言》，脚下是打碎的手铐、脚镣和锁链，象征着挣脱暴政的约束和自由。雕像锻铁的内部结构就是上文提到的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师古斯塔夫·埃菲尔设计的。这是法国1876年为纪念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美法联盟赠送给美国的礼物，但是到1886年10月28日铜像才落成。自由女神像是由法国人巴托尔迪设计建造的。

巴托尔迪1834年出生在法国的一个意大利人家庭，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酷爱雕塑艺术，自由女神的形象很早就存在于他的心目中了。1851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推翻第二共和国后的一天，一群坚定的共和党人在街头筑起防御工事。暮色苍茫时，一个年轻姑娘手持熊熊燃烧的火炬，跃过障碍物，高呼“前进”的口号向敌人冲去，波拿巴分子的枪声响了，姑娘倒在血泊中。巴托尔迪耳闻这一事实，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从此这位高擎火炬的勇敢姑娘就成为他心中自由的象征。

有人认为自由女神像的设计和建造可追溯至1865年，一位在南北战争中支持北军的法国学者、政治活动家拉沃拉叶在其凡尔赛附近的家中一次晚饭后的闲谈中说：“如果应当建立一座雕像来纪念美国的独立，我认为只有我们两国共同建造才是天经地义的。”根据巴托尔迪自述，上述说法提到的闲谈中他也在场。拉沃拉叶的想法没有成为正式的提议，但启发了巴托尔迪。由于拿破仑三世的统治对思想自由的压制，巴托尔迪没有立刻行动，而是仅仅和拉沃拉叶进行了讨论。因此，自由女神像这个雕塑，还有一层反对拿破仑三世的意思。法国人对美国一直有好感，他们推崇美国的自由精神，同时也表达了对自己国内现实的不满。

没过多久，巴托尔迪在一次婚礼上同一位名叫让娜的姑娘邂逅，让娜长得美丽端庄，仪态万方。巴托尔迪认为让她来为自由女神像做模特是十分相称的，让娜欣然允诺。在雕塑过程中，他们之间产生了纯洁的爱情，终于结为夫妻。

1869年自由女神像的草图设计完成，巴托尔迪便开始全心全意地投入雕塑工作。他曾去美国旅行，争取美国人对塑像计划的支持，但美国人迟迟没有意识到这一礼物的珍贵。1874年造像工程开工。1876年巴托尔迪参加在费城举行的庆祝美国独立100周年博览会时，为了引起公众的注意，便把自由女神执火炬的手在博览会上展出，引起一场轰动。摆在人们面前的这只手仅食指就长达2.44米，直径1米多，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于是这件几天前还鲜为人知的雕塑品顿时身价百倍，成为美国人人渴望欣赏的艺术珍品。这时，巴托尔迪才开始造势，这只是雕塑的一部分啊，完整的女神很美的，而这正是我们法国准备赠送给美国人的礼物。美国公众开始对这个雕塑感兴趣了，越来越多的人呼吁赶紧接收。不久，美国国会便通过决议，正式批准总统提出的接受女神像的请求，同时确定贝德罗岛为建立女神像的地点。1884年7月4日，用来组成150英尺高的塑像的铜板，在巴黎正式转交给美国驻巴黎大使。美国一家公共福利基金会筹集了15万美元，想在曼哈顿对岸的贝德罗岛上建立起塑像的基座，但这些钱还不够。

如果财源断绝，整个工程就要停顿。那只16英尺高、举着火炬的手早在1876年费城庆祝美国独立100周年纪念会上就展出過，然而这件珍贵礼物的主体却一直还留在法国。拥有纽约《世界报》的普利策（此公是世界新闻史上出类拔萃的人物，著名的普利策奖就是以他命名的）出于对自由的崇敬，同时也为了扩大报纸的影响，他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为建筑自由女神像基座的募捐运动。普利策在《世界报》头版社论里指出：“女神像的无处安身，对纽约市、对我们的共和国来说，是一种难以洗刷的耻辱！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拯救女神，那就是我们必须尽快筹款。”“我们不要期待百万富翁出这笔钱，自由女神不是法国百万富翁送给美国百万富翁的礼物，而是全体法国人民送给全体美国人民的礼物。”在社论的最后，他诚挚地请求人们考虑这一呼吁，或多或少，务请捐赠为盼。

由衷的恳切与慷慨的言辞感动了公众，此后《世界报》不断刊出的建筑塑像的消息和言论，更把此种情绪推向高潮。普利策自己带头捐了250美元，并委派他的得力下属雷维斯负责筹款。《世界报》计划为塑像筹集10万美元，而雷维斯在4个月内就筹集了7.5万美元，有12万人参加了募捐，从5分钱到250美元数目不等，表达了每个人对女神这一伟大形象的敬慕。当时的人们曾有这样的描述：“一家报纸竟然带动了一个民族的热情，这真是奇迹……以往从未有过一家报纸对人们具有如此伟大的影响。每天我都能看到募捐运动中感人的新鲜事，这些事实反映了人们对《世界报》的信任。对这种神圣的信任，《世界报》必须努力去捍卫。”经过长期努力，自由女神像这一工程终于完成。普利策与《世界报》的功劳，没有被人忘记，但是那些富翁的冷漠，也让人愤怒，《世界报》这样评价他们：“需要捐款的时候，纽约那些吝啬的百万富翁们却对自由女神漫不经心，紧紧扣上自己的口袋。如果这底座的大理石有他们的心肠一半坚硬，即堪称头等大理石了。”

最终，自由女神像成为纽约乃至美国的象征。当时，洲际旅行尚无空中航线，越过大洋的运输工具只有轮船，而纽约港是美国沿海最大的港口。由于自由女神像恰在航线的附近，进出港口的旅客都可以望见。当海轮驶入纽约湾内时，由于海面的曲度，此时船上旅客尚不能望见纽约市内高楼，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座巨大的雕像。雕像手握火炬、向空中高高举起，目视前方，姿态优美。这让人想起基座上镌刻的美国女诗人埃玛·娜莎罗其的诗：“让那些因为渴望呼吸到自由空气，而历经长途跋涉也已疲惫不堪，身无分文的人们，相互依偎着投入我的怀抱吧！我站在金门口，高举自由的灯火。”

地标成就历史文化名城

我们很难分清，到底是名城成就了地标，还是地标成就了名城。没有斜塔的比萨城，也就不再是那个传奇的比萨城了。

地标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一部分。对历史悠久的城市来说，在漫长的岁月里，地标可能会被火灾或战争毁掉，也会遭到风雨的侵蚀。美国“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一直担心恐怖分子会袭击自由女神像，虽然那可能不会造成大的人员伤亡，却会严重打击美国人的精神，因此，自由女神像的顶部一直对公众关闭，直至2009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美国政府才将其重新开放。但是，风险仍然存在，美国科学界曾发布一报告，称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诸多美国地标性建筑都面临着被淹没的危险，埃利斯岛、詹姆斯敦甚至自由女神像都在劫难逃。

地标的意义还在于，物理的毁灭并不一定能毁掉它的价值，秦始皇修的长城早就不在了，但是明代长城却能让人想起它。中国古代建筑，很多都已焚毁，但是人们一有机会就会重建它。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地标的自我再生呢？不过是借了人类的力量来完成而已。如今，人们有了更好的建材和技术，也拥有了更多的科学知识，重建的古代建筑，可能更经久耐用。对那些重建的“地标”，我们大可以报以欢迎的态度，很多年之后，历史自然会承认这种努力，如果一个建筑能够保存2000年，将来的人们不会介意它曾经重建过。

说到底，地标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不止是一个建筑。如今的城市建造者，喜欢追求高度，以为只要足够高，就会成为地标，但是这种高度会很快被打破，很多高楼，最后都变成了普通建筑，甚至面临被拆迁的命运。一个建筑要成为地标，就必须契合一座城市的内在精神，它必须拥有属于自己的传奇，它必须有故事，成为一个城市历史文化的一部分。自由女神像如果不是放在纽约港附近，没有普利策等人的大力奔走，它就是一座普通的雕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