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精选十篇）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篇1

绿色历史文化遗产(简称绿色遗产),不但包括我们常说的古树名木,还包括珍稀濒危树种等大自然遗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我国幅员辽阔,迥然不同的气候、地理环境条件,形成不同城市、地区之间绿色遗产资源的物种差异性;而不同的城市历史、城市文化特征,则造就了城市、地区之间绿色遗产的文化差异性,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这些树木不仅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自然遗产,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而且是城市悠久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城市记忆之一,具有独特的文化遗产价值。对其实施法定而有效的保护,对于保护城市整体文化环境和独特历史资源,都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在我国当前高速城市化背景下,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与绿色遗产保护之间出现了不可回避的冲突。虽然各地的园林局、规划局、文物局等相关部门都十分重视,分别进行了相关的资源调查和日常管护工作;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依然存在资料不全甚至错误、疏于管护而导致个别树木生长势较差、忽略了特殊保护林木等诸多问题。因此,首先要继续加强对绿色遗产资源的全面调查,确切掌握古树名木的现实情况;同时必须加强相关的研究工作,为进一步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工作依据。

1、保护依据

绿色历史文化遗产是国家法令明确保护的对象,涉及古树名木和珍稀植物的法规主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条: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自然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7条:……对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自然分布区域,……古树名木,应当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严禁破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20条:珍贵树木和林区具有特殊价值的植物资源,应当认真保护,未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不得采伐和采集。

《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第9条:……古树名木,严禁砍伐。第10条:……对古树名木,应当进行调查、鉴定,并制定保护措施,组织实施。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暂行条例》第20条:古树名木是活的文物,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建立档案和标志,进行重点保护,严禁砍伐破坏。

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

2、保护研究工作框架

绿色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框架包括以下三阶段的内容(图1)。第一阶段是调查阶段:首先制定绿色遗产的认定标准,明确保护对象;然后结合城市的历史和现状,结合资料文献和部门访谈,制定调查内容,并对全市绿色遗产资源进行全面的实地勘察,取得第一手资料数据。第二阶段是研究阶段,对调查阶段所得数据、信息等资料进行归类、统计,分别针对树种、树龄等树木本体特征以及环境、文化等人文附加特征进行考察,研究其作为生物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所在,并做出综合评价。第三阶段是成果阶段,完成以下三个成果内容:首先为所有保护对象建立完整的保护档案,以及后续资源库;然后引入GIS定位技术方法,建立便捷有效的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最后对调查所得的有关资料进行归类、分析,结合访谈对其保护策略进行探讨,提交研究报告,努力寻求在新一轮城市建设中进一步保护和发展这一部分城市特色资源的方法和途径。

3、调查阶段工作内容

3.1 绿色遗产的认定标准

城市绿色遗产不但包括古树名木,还包括珍稀濒危植物、重要的国外引入树种、重要的景观林木等。

(1)古树:指树龄在百年以上的植株。其中树龄在500年以上的为国家一级古树,300-499年的为国家二级古树,100-299年的为国家三级古树。

(2)名木:包括在历史上或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中外历代名人、领袖人物、团体种植或赠送的树木,以及具有纪念意义的树木,或与历史传说、掌故等有关的树木。

(3)珍稀濒危植物:1984年我国公布了《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包括第一批保护植物354种,这些种类的植物树龄在80年以上的都应当成为保护的对象。

(4)重要的国外引入树种:每个城市内除了乡土树种以外都有引入树种。有的从国外引进并驯化成功的名贵树种至今尚不足百年,对于这类特殊的物种资源,可以将最早的一批也列为调查和保护的对象。

(5)重要的景观林木:对于特有的地方树种以及有较高观赏价值的特大花灌木等,树龄在80年以上的,也可列为调查和保护的对象。

3.2 绿色遗产的调查内容

在调查工作中以《全国古树名木普查建档技术规定(全绿字[2001]15号)》提供的调查表为蓝本,结合调查实际过程的技术要求、调查对象的调整以及工作成果的特殊需要,做局部简化及适当补充、调整,突出现场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以便于当场的纪录,制定“绿色遗产现场调查表”。调查项目包括树种、树的维量、状态、位置、环境、特殊特征、历史传说、管护方、经纬度等内容,务必使调查能详细地反映出每株树的特征。同时进行树木的拍照记录工作,每株树/每个古树群分别拍摄挂牌、全景、特殊状况部位。对于古树群,调查时选取其中生长状态处于平均水平的植株作为测量株。

4、研究阶段工作内容

利用上一阶段采集所得的数据、信息等对保护树木展开分项研究,具体包括树种特征研究、树龄特征研究、维量特征研究、生长特征研究、环境特征研究、分布特征研究、文化特征研究7个方面。

4.1 绿色遗产的树种特征

从总量上看,绿色遗产的树种数量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城市整体的植物区系复杂程度和多样性程度。树种越多,则通常这个城市的生物多样性越好,自然环境也比较丰富多彩。

从细节上看,可以通过考察树种的数量区间分布特征来研究一个城市里不同树种对环境的适应性以及自身生长寿命的差异。根据植株的数量可以将各树种划分为优势种、中势种、低势种,株数超出100株的为优势树种,株数在10株以下的为低势树种。一个城市中往往拥有几个优势树种,这几个树种烘托出城市特有历史文化气氛和城市环境特色;而更多的是中势种、低势种;低势树种通常都不是长寿树种,只是在特定的生存环境、基因变异等偶然因素的前提下才大大延长了生存期,从而具有生物学上的研究意义。此外研究表明,城市中的古树主要为乡土树种,这表明乡土树种对当地的环境条件显然有更高的适应力,稳定性最强,生态效益最好,更能够在适宜的条件下茁壮生长,大大延长实际寿命,从而成为古树。同时乡土树种最能体现一个城市的植物特色,其独特的树形、色彩、花果等往往是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4.2 绿色遗产的树龄特征

根据树木的生长时间,古树可以按照认定标准分为国家一级古树、国家二级古树和国家三级古树。一个城市的古树名木的树龄区间分布特征,可以反映出该城市的历史文化兴衰特征。古树名木最集中的时期,往往是这个城市最兴盛的阶段。正因为兴盛,经济发达、社会安定,才有可能大量种植树木、美化环境,才有可能为现代城市留下古树。

4.3 绿色遗产的维量特征

树木的维量特征能够反映出树木的生长状况,记录树木的基本形态。

在景观美学中,古树名木是经过长期人工和自然选择的风韵独特的观赏客体,具有独立表现自然与人文美的特征。古树由于生长时间长,通常高度、胸径、冠径都比较大,表现为树形巨大,树干粗壮,树冠森然,虬枝蜿蜒,景象别致,树形往往具有较强的视觉吸引力,具有一定景观价值以及良好的遮荫作用。

4.4 绿色遗产的生长特征

绿色遗产的生长势状态分为旺盛、一般、较差、濒死4类。在经历了长时期各种气候变化、环境改变、人为破坏,树木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衰退和创伤,并且自身的抵抗力较低,难以抵御今后的各种不利因素。从生长势、受害程度、存在问题以及解决措施到位情况对其进行考察,能够反映其生长情况和养护水平,以便针对具体情况,分别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给予保护,避免或减缓古树名木的衰败或死亡。

绿色遗产,尤其是古树,其树龄早已超出该树种的平均寿命,属于过熟树木,生机普遍较差,若生长势逐渐衰退而死亡是正常情况,但如果是因为立地条件恶化、遭遇病虫害或受到人为破坏而死亡,则是我们的错误和责任。

4.5 绿色遗产的环境特征

绿色遗产的现实生长环境是其生存的实际条件。良好的生长环境有利于延长树木的生存寿命,促进其进一步生长;相反地,不良的物理条件和生物条件会限制、延缓树木的生长,甚至导致其死亡。在具体工作中,要针对存在的问题明确具体植株的保护界线,使其具有较为稳定的生态小环境。

绿色遗产的生长环境的常见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点:1、土壤表层被破坏。树木周边的土壤表层遭到人为破坏,有的为了方便人的活动而覆盖以水泥地坪,有的经反复践踏出现表层板结现象,有的正临时处于施工中,未受到应有的隔离保护,有的周边长期堆放垃圾、杂物、石块等。这些势必影响土壤的透水透气能力,缩小植株的营养面积,立地条件日益恶化,直接影响了植株的生命。2、缺乏生长空间。由于城市建筑日益密集,而古树往往树冠较大,生长空间受到很大的限制,其根系也势必受到建筑基础的制约。应当结合城市更新,拆除包围植株的各类构筑物,恢复生长空间。也有部分古树的状况比较特别,它们的周边植株生长旺盛,抢夺生长空间,从而造成树冠受到挤压。

4.6 绿色遗产的分布特征

每个城市的绿色遗产分布特征都是不同的,通常会比较集中地分布在文物古迹用地、公共绿地、教育科研设计用地等。

在城市中,有世界遗产、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等多类文物古迹用地,这些用地由于特殊功能并受到特殊保护而拥有良好的绿化环境,其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古树名木。这些树木种类丰富,年代各异,烘托了不同场所的环境氛围,代表了不同时期的时代文化。公共绿地、教育科研设计用地的前身往往是宫苑、府第、公学、寺庙旧址,这些类型的环境不论在任何时期都非常注重对树木的保护,更具有保护树木的特殊优势,为古树名木的生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4.7 绿色遗产的文化特征

绿色遗产作为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命体,每棵古树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它所承载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凝结的城市文化底蕴使其更具有超出生物学意义的不可替代性。其中有的树木本身就是文化保护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则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默默地见证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这一大批特殊的树木集中体现了城市的景观风貌和地方个性,不但是城市中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文化载体,也是传统文化和历史的载体和表征,是有生命的绿色活文物。

5、成果阶段工作内容

5.1《城市绿色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档案》

根据“绿色遗产现场调查表”,作适当技术处理,结合现场拍摄的照片,制作成“绿色遗产保护信息表”,并整理出完整的《城市绿色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档案》,是全城绿色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和个体资料的全面汇编。

每份《保护档案》首先注明植株的树种学科状况,包括其中文名、别名、拉丁名以及所属的科名、属名,突出《保护档案》的科学性和严谨性。然后纪录植株位置的详细地址名,并区分用地性质,标示出管护方名称。

树龄的确定比较复杂。通常有三种情况:传说年龄、估测年龄、真实年龄。大多数植株的栽植时间均有文献、史料记载,可以比较方便地确定其树龄;但部分植株尤其是国家一级、二级这些古老植株年代久远,资料不详或传说无据可依,难以确定具体栽植年份,则邀请若干林木专家进行会诊,加以确定。

在植株的状态表格中强调客观得描述、完整得纪录每一株树木的生存状态、生存环境以及外形特征。此外,还简单收录了植株的传说与来历。照片主要选取植株的全景照片,部分具有特殊形态的植株则选择局部照片。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增加一幅位置地形图,在平面图上明确标示出植株的位置。

5.2 城市绿色历史文化遗产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是一种以计算机为基础、处理地理空间信息的综合技术。为实现绿色遗产管护工作的信息化、数字化,应当研制开发绿色遗产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将分散收集到的各种空间、属性信息输入到计算机中,建立起有相互联系的数据库,提供空间查询、空间分析以及表达的功能,为保护树木的管理、养护工作服务,也可用于各界关心绿色遗产保护工作人士的公众参与活动。当植株的具体情况发生变化时,或者进行下一轮绿色遗产资源普查工作时,只要更新局部数据,就可维持数据库的有效性和现势性。随着数据库的规模、内容逐步扩大、充实,查询、分析、表达功能也可逐步增加。

5.3《城市绿色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报告》

论述绿色遗产对于城市文化和城市景观等方面的功能和重要意义,在对调查所得的有关资料进行处理的基础上,总结绿色遗产的特征,从技术层面的保护措施、管理层面的保护措施、历史文化层面的利用途径、景观美学层面的利用途径等方面探讨保护策略,尊重树木生长的内在规律,以植株本体保护为基础;进而在不影响植株正常生长的前提下,加强发挥其城市特色、历史文化载体的功能。

技术层面的保护措施对古树名木保护以及复壮技术的研究,涉及树木学、植物学、生态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病理学、土壤地质学、昆虫学、物候学、气象学等学科,需要多学科的共同配合和交叉研究。管理层面的保护措施需要地方政府、主管部门通过立法、规章制度、宣传等手段从思想上重视、从措施上保障绿色遗产的养护工作。历史文化层面的利用途径、景观美学层面的利用途径需要通过具体的设计手法来充分发挥其文化功能和景观功能,使之更加积极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

6、结语

任何城市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这种环境和背景形成城市的个性和特色,因此兼具自然特征和文化特征的绿色遗产就成为其宝贵财富。

影响树木生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也是相当复杂的。以上保护研究工作的提出,一方面旨在加强城市保护树木的监管力度,提高管理养护水平,促使绿色遗产管护工作向规范化、科学化发展;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各种手段和措施,促使绿色遗产积极地融入到现代城市生活中,以保存和弘扬城市传统文化和城市特色。

参考文献

[1]南京市绿化委员会南京市园林局编.南京古树名木[内部资料].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篇2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一笔伟大的文化财富，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发展的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他作为城市的集体记忆，见证了城市的历史文明，是城市历史的一种延续，它像是一条纽带，将城市的过去、现在、将来串联起来，使得城市的传统文化、民族特色得以延续。

然而在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常以城市历史人文景观的丧失为代价，近年来，人们在经济上大获成功的同时，正日益意识到一个缺少文化底蕴的城市就如没有灵魂与精神的生命体，是不健全的。因而，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已成为许多城市的共识，但在当前保护工作中、观念上的含糊与行动中的种种误区又使得保护工作举步维艰，甚至适得其反，造成对城市历史街区的开发性破坏与保护性破坏并存，使得保护工作陷于一种两难之境。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且刻不容缓。

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种全民性质的工作，应该让每一个人都意识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在实际的保护工作中需遵循四个基本条件：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以及可持续性。

原真性。联合国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所提倡的标准是原封不动的保存，即冻结保存。历史文化遗产首先要保证是真实的历史原物，要保留它所遗存的全部历史信息和面貌。在后期的整治中尽力做到梁思成先生提出的“修旧如旧”原则，修补要用原材料、原工艺、原样式，以求达到还原其本来的历史面目，使遗产能够“延年益寿”。

整体性。一个历史文化遗存是连同环境一同存在的。保护不仅仅是保护其本身，还要保护其周围的环境，特别是对于城市，街区，地段，景区，景点，要保护其整体性的环境这样才能体现出历史的环境。对于历史的街区和古城，要保留其整体的格局特征，还应包含其文化内涵和形成的要素。

可读性。历史遗物均要留下历史的印痕，我们可以直接读它的“历史年轮”，可读性即使在历史的遗存上应该读出它的历史，就是要承认不同时期留下痕迹，不能按现代人的想法去抹杀它，大片拆迁和大片重建就不符合可读性的原则。

可持续性。可持续性表现在保护历史遗存是一个长期的事业，保护古城不仅是为了保存珍贵的历史遗存，重要的是留下城市的历史传统，建筑精华，保护这些历史文化的载体，从中可以滋养出新的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和城市。可持续性还表现在协调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首先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利用以不损坏遗产为前提，以继续原有使用方式为最佳，也可为博物馆等，作为景点要慎重，防止破坏。

以下具体阐述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

1、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街区，又称历史文化保护区、历史地段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中规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称为历史文化街区。1977年12月，《马丘比丘宪章》提出在对历史文化街区的物质实体予以保护的同时，还要保护城市的传统文化，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允许出现新的建筑物，但风貌上不与原有特征抵触，新建筑的加人是历史文化街区的发展过程。

历史街区的保护界限划定必须与城市的总体规划及土地使用规划相结合，在总体规划层 面对保护进行限定，使保护扩大到整个城市。应遵循以下原则：

1、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范围划定应符合历史真实性、生活延续性及风貌完整性原则；

2、范围划定要考虑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实施环境整治，特别是政策实施的便捷性，规模不宜过小；

3、考虑保护管理的可操作性，保护层次设置不宜过多。

4、历史街区保护界线的划定应按下列要求进行定位：

文物古迹或历史建筑的现状用地边界；

在街道、广场、河流等处视线所及范围内的建筑物用地边界或外观界面；

构成历史风貌的自然景观边界。

苏州平江历史街区保护范围的划定

平江历史街区位于苏州古城东北角，是苏州古城内保存较为完整、具有典型苏州传统格局、水乡风貌特色和文物古迹相对集中的、以居住为主的街区。该街区反映了明清时期的特征，有较完善的历史环境、事件，保护强调外部整体环境风貌，内容上，不仅要保护物质形体，还要保护历史文化内涵，如民风民俗、传统商业、手工业；空间上，不仅要保护历史街区本身，还要保护周围一定范围内的景观环境，以及绿化、水体等划定保护范围。

第一级：沿街沿河风貌保护地段

一纵四横，五条河路两侧一至两进范围内地带。保护范围面积为8．68公顷。这类地区基本的保护原则是：

 普遍保护沿街沿河风貌。以沿街沿河为平江历史街区重点保护地段，严格控制沿街沿河的建设活动，尽量保持原有的建筑形式和风貌，并对不符合风貌要求的违章乱搭建的建筑和设施以及一些物件整治和清理。

 保护整体空间环境。以沿街沿河室外空间环境为重点，保护历史街区室外环境设施，包括桥、栏杆、河驳岸、水埠、船鼻子、古井、铺地和古树名木绿化等。整治和清理不符合风貌要求的设施，特别注意其空间环境的传统氛围的保护。

 逐步改善居住环境。改善居民室内设施，在满足风貌要求的前提下，使居民室内设施现代化，重点为居民的卫生环境设施。解决居民的卫生设施和保护区的污水排放和处理，确保河水的洁净。第二级：平江历史街区

指平江街区内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沿河沿路建筑，古宅院、庙、观、祠堂、园林等，这一级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保护范围面积为23．83公顷。这类地区风貌已有一定程度的损坏，部分民居已修建或改建，但该地区传统街巷和民居相对较为集中、连片，其中许多属历史保护建筑。

这类地区的保护整治有两个层面的要求：

 从风貌层面上。首先要求恢复原有立面风格(包括第五立面——屋顶的形式)，其次要注意与14处文物、古建筑风貌的协调；

 从生活设施改善层面上。要注意改善民居的内部环境以求适应现代化的生活要求，同时还须注意通过协调、维持其原有生活氛围和旧的邻里关系。第三级：平江历史风貌保护区

这一级保护区包含了整个平江街区。保护范围面积为42．94公顷。

德国城市的历史遗产及其保护 篇3

城市历史遗产是城市发展的历史见证，是一个城市个性特征的彰显和集体记忆的载体，也是一个城市文化财富的象征和文化涵养的重要体现。德国在处理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与历史遗产保护问题上有着自己的成熟做法，即可靠的法律保障、资金投入和科学合理的保护取向。这些做法或许可以资鉴于我国的城市建设。

德国城市的历史遗产积淀

德国的城市发展有着久远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上古时期，早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德国境内就已经出现了一些罗马人建立的城市，如特里尔、亚亨等。中世纪时期，除了帝王诸侯和主教驻跸城市外，随着商业的繁荣，又形成了吕贝克、汉堡等商业城市，这些发展奠定了德国城市化的早期轮廓。近代早期的绝对主义王权时代，专制君主们为了彰显自己的威严和统治合法性，开始了以宫廷所在地为核心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形成了卡尔斯鲁厄、波茨坦、德累斯顿等一批规划规整、个性鲜明的城市。近代后期的工业化时期，是德国城市发展最快速的阶段。从19世纪30年代德国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到20世纪初，德国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也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与这三个时期相对应，德国城市建筑也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基于教堂和城堡等为核心载体的古代中世纪城市建筑文化，基于各类宫殿、要塞、市政厅等为主要载体的近代城市建筑文化，以及基于工业文明之上的现代厂房文化和大都市文化。每个时期的城市建设又积淀了自己的核心城区，形成了所谓的历史“老城”。

德国大规模的城市改建和发展是在二战以后。二战期间，德国的主要城市在盟国的地毯式轰炸中遭到极大破坏，变成了残垣断壁、废墟瓦砾。因此，战后城市重建首先提上了日程。当时存在三种意见：一是推倒一切重来，建立现代性全新建筑；二是完全恢复原有的城市结构和面貌；三是走中间道路，实行所谓“传统基础上的与时俱进”。最后，无论是分裂时期的西德和东德，还是重新统一后的德国，都选择了第三种方案，即在与时俱进地进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关注城市的历史传统，对于带有强烈历史印记且已经成为城市象征的老城或城市核心区采取恢复和保护措施，强调“历史的连续性”，从而实现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传承与发展的和谐统一。例如，柏林就遵循了普鲁士的古典主义传统，而德累斯顿则坚持萨克森的巴洛克风格。相关城市历史遗产的保护和维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统计，德国目前有两万多座古城堡，平均每16平方公里就有一座古城堡和宫殿。

德国城市遗产保护的原则取向

德国人在城市历史遗产保护方面有三大原则取向，值得学习和借鉴：

一是珍视历史馈赠。德国各个城市，无论大小，在城市规划和发展中都特别注意保留自己的历史印记。现存各种古色古香的建筑和精美绝伦的传统园林，都应该归功于这种努力。美因茨是莱茵一普法尔茨州首府，在这里，从中世纪的皇帝大教堂、原德国十字军的总部，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水井、近代巴洛克式的贵族宫廷，无不展示着这座古老城市一路走来的历史辉煌。海德尔堡小城是当今德国最具有吸引力的旅游城市之一。在这里，有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海德尔堡宫。由于长期风吹雨打和战火的洗礼，古堡已经残破。尽管如此，人们并没有对它进行修复，其中原因很简单：“我们只需要精心保护这座古堡的现状，而不是去改变它。建筑是残破的，记录的历史却是完整的。残破是一种美。”

二是注重彰显城市个性。德国各城市并非简单笼统地对历史遗产进行保护和维护，而是把能够彰显城市个性的历史遗产作为主要的保护和维护目标。例如，拥有53个城市的鲁尔大都市区曾经是德国最重要的煤钢工业区。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新兴产业发展和能源结构的转向，出现严重的衰落危机。面对困境，鲁尔区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的同时，并没有“抛弃”原有工矿设施等历史遗产，而是把这些标志着德国飞速崛起的近现代工业遗迹作为提升民族自豪感的文化据点，对它们进行“一体化”的保护性开发，将工厂、矿坑等改造成电影院、博物馆、攀岩场所等文化设施，走出了一条以呈现现代工业遗产为特色的“工业文化之路”。

三是尽可能将城市历史遗产保护与所在城市的日常生活和经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在规划城市历史遗产保护时，并非消极地为保护而保护，而是积极地将这种保护与当地的居住、工作、文化、休闲等因素有机结合起来，服务于当地居民，激发所在城市的生机活力。与此同时，开发历史“老城”的历史建筑文化价值，展示其独特景致，吸引旅游者，进而吸引相关的企业进驻，拉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德国城市历史遗产保护的保障

德国的城市历史遗产保护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得益于诸多因素，其中，完备的法律法规、有效的管理和充裕的资金保障最为重要。

德国对城市历史遗产实施法律保护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780年，黑森-卡塞尔就颁布了《维护邦国内现有纪念物和古文物》的规定，这是德国第一部保护历史遗产的法规。1818年，黑森-达姆施塔特和黑森-霍姆堡也颁布了保护纪念物的规定。1902年，黑森-达姆施塔特又颁布了德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遗产保护法《关于纪念物保护法》。萨克森于1894年专门成立了“保护艺术品委员会”处理历史遗产保护问题，1909年又通过了第一部纪念物保护法《反对毁坏城市和农村法》，1934年则通过了《艺术、文化和自然纪念物保护法》。

就整个德国而言，保护历史遗产正式列入法律始于魏玛共和国。1919年《魏玛共和国宪法》第150条明确规定：“艺术、历史和自然纪念物及景观享受国家的保护和维护。”二战后，德国虽然陷入分裂，但对于城市历史遗产的保护并没有停止。

民主德国对于历史遗产保护相当重视，早在1952年就出台了《保护和维护国家纪念物规程》。此后又先后于1961年、1975年出台了《维护和保护纪念物规程》和《民主德国纪念物保护法》。

在联邦德国，基于《基本法》规定各州拥有“文化主权”，各州都颁布了专门保护历史遗产的《纪念物保护法》。两德统一后，新加入联邦的东部各州也都通过了自己的《纪念物保护法》。在联邦层面，则主要是以1960年提出、1971年正式通过的《城市建筑促进法》来推进城市历史遗产的保护和维护工作，“保护历史上的城市核心区的城市建筑纪念物”。另一用来规范城市历史遗产保护和维护的法律是《建筑法》。根据该法律，在强化内城区和地方中心的城市功能建设时，要“特别考虑到纪念物保护和维护”，即所谓的“特别城市建筑权”。

在管理方面，拥有“文化主权”的各州设有专门的纪念物局或纪念物维护局，负责历史遗产等的保护和维护问题。城市和城镇则有自己的文化委员会。联邦政府没有统一的中央管理部门，而只有少数特殊文化遗产管理机构，如普鲁士文化财产基金会等。有关“城市建筑纪念物保护”项目的确定和实施并非隨意和盲目的。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都成立有专门的专家小组进行咨询，定期召开会议确定相关资助项目。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篇4

关键词：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法,规划模式

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道路。在这个过程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清晰的认识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保存城市历史发展的轨迹,留存城市的记忆;也不只是继承传统文化,以延续民族发展脉络,更是城市进步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契机之一。

1 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历程及现状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考古科学研究和文物保护,1930年6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古物保护法》。1931年7月又颁布了《古物保存法细则》,1932年国民政府设立了“中央古物保护委员会”,并制定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

新中国成立后,1961年3月4日国务院颁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同时公布了180个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又逐步制定了《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暂行办法》《关于革命纪念建筑、历史纪念建筑、古建筑、古窟寺修缮暂行管理办法》和《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实施办法》。1980年国务院批准并公布了《关于强化保护历史文物的通知》,1982年11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建委、国家城建总局、国家文物局《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的通知》,将北京、苏州、西安等24个城市确定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86年和1994年公布了第二批38个、第三批37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其中具有典型代表的平遥古城的保护,是一个很好的案例[4]。但是在收获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人们对历史保护的认识水平还普遍很低,尤其是某些城市领导者的认识还有些欠缺与模糊。虽然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发现有些古镇有很大的经济价值,因而进行保护。但是,有些地方仍然把保护历史环境看成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因而不能以积极的态度将保护纳入地方建设的规划中;某些城市把文化遗产仅仅作为吸引大量旅游的资本,旅游业的不恰当与过度开发和管理不善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不利于保护的现象,都源于没有以全面、长远的观点来看待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从而对环境发展的策略造成误导,致使一些有价值的文物建筑、历史街区等文化遗产继续遭受着人为的破坏。虽然目前可持续发展的呼声日高,但理论的探讨却并未切实地用以指导政策的制定。目前虽有许多专家不懈地为保护振臂高呼,尚且不能有效扼止住破坏的强势,如若保护不主动,其后果可想而知。另外,还有些操作中的问题,例如保护的立法和资金等的运作尚未理顺,保护的监督环节比较薄弱,公众参与保护机制普遍缺少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保护效果。

从发展现状分析,面对新的挑战,出现如下许多应对问题:

1)认识上的问题,人们普遍不能认识到保护的重要性,尤其是部分城市的决策者。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急待解决。2)方法策略上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部门在如何协调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在认识上不完善,在狭隘的地方、部门、小团体甚至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制订政府策略时本末倒置,导致出现了许多旅游发展过头、历史文化遗产原真性丧失、居民利益受损等结果。3)管理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历史文化遗产的管理职能部门不清,中央部门管理和地方政府管理权限重叠,规划局、建委、文管会、房地局之间互相责权不明,由此产生政出多门、矛盾百出等问题。4)规划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传统的保护规划偏重宏观控制,缺乏操作性,缺乏和管理手段的衔接,缺乏进一步实施的具体技术指导。5)技术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对适合各种风格和类型建筑的维护、修复、整治技术的研究和实践,出现许多画蛇添足、修旧如新的案例,甚至出现大量假古董[6]。

2 西方国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道路

2.1 保护方法

西方对于文物建筑的保护,基本上遵循《威尼斯宪章》中的规定,即最大限度地保存文物建筑的原有部分,尽量避免增添和拆除,只采取必要的修缮措施,使用具有可逆性和可识别性的保护方法等等。关于新、旧建筑的关系,历来是个颇多争议的话题。西方虽然经常运用对比的手法,但大体上仍以协调为主。

2.2 保护观念

许多欧洲国家在战后都经历了为解决住房短缺而进行的大规划重建时期,以及为改善内城环境而进行的大规模城市改造时期。这种政策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原有社会结构被破坏,城市中心缺乏居住的气氛,城市风貌变得呆板、单调等等。引发了保护与更新观念的重要转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各国对城市历史遗产都开始采取一种比先前更为谨慎甚至保守的态度,即强调适度发展,限制再开发,希望通过鼓励人们返回市中心居住以便更好地保护旧城风貌;在增强旅游业活力的同时,重视开发本土市场。

在这样的策略引导下,规划的指导思想也得到了适时的调整,主要表现为:1)改变大规模的、以单一或少数功能活动为内容的城市改造战略,代之以中小规模的、包容多种功能的逐步改造的方针;2)积极支持和鼓励中小规模的商业、旅游、文化、服务等项目的发展,以减少经济增长对现存城市建设的压力,同时使城市保护有可靠的经济基础;3)加强城市整体环境的整治。以上措施,有效地抑制了城市环境的恶化和许多社会问题的蔓延,并使传统的文化遗产得以继承和复兴。

2.3 保护制度

西方国家已建立起一套涉及立法、资金机构、官员等方面的较为完整的保护制度。这套制度在保护管理中得到全面的体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它使自上而下的保护约束和自下而上的保护要求能在一个较为开放的空间中相互接触和交流,并经过多次反馈而达成共识。在这样一个多层次的体系下,民间自发的保护意愿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成为具体的保护参与,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各个种类和层次的保护机构以及部分纳入了法制轨道的监督与咨询机制。比立法、诉讼等强制手段更为有效的则是恰当的引导,而进行引导除了教育、鼓励之外的一个重要途径则是做好有关法制与规划的衔接,特别是利用经济手段来调动保护的积极性并保证规划意图的实现。

3 关于保护方法的几点思考

1)加强教育宣传,提高整个民族的保护意识。2)加强法制建设。建立严格完整的法律约束体系,严惩破坏法律的各种行为和个人。法律条文中对奖惩的规定要明确,可操作性强。3)建立多层次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尽可能使各种保护对象都能纳入保护体系,得到有效的保护和管理监督。4)加强技术实力,提高保护规划技术方法,培养高素质的规划人才,加强对保护规划的研究,使其具有较高的科学性,从而得到有效的技术保证。5)提高城市管理者对保护的认识,举办各种学习培训班,使得城市管理有了更好的权利保障。管理部门管理权限明确,减少重叠。6)坚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和保护古城的四性原则: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可持续性。7)历史文化名城风貌保护的两种主要规划模式:保护旧城,尽量保护基础的传统风貌,不在旧城内大拆大建;同时在旧城外开辟新城,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8)在保护内容方面的调整:从单一的历史建筑的保护到历史环境的保护,从有形的物质环境的保护到无形的文化保护,文化才是最重要的保护对象。保护目标的变化,从原来的历史留存转变到价值重现,加深了对遗产的认识和利用。在保护方法方面,从原来的专业保护到综合保护,保护范围和深度有了扩大和加深,使得保护更全面,意义更重大。

参考文献

[1]张松.历史建筑保护学导论——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体性方法[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2]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8.

[3]王景慧,阮仪三,王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11.

[4]李德华.城市规划原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5]阮仪三,晏大宁.加强保护意识尽快与国际接轨[J].新建筑,1998(2):18-19.

[6]邵甬,阮仪三.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建设[J].城市规划汇刊,2002(3):21-23.

[7]赵丽丽,南剑飞.四川历史文化名城可持续发展研究初探[J].山西建筑,2007,33(5):16-17.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的比较 篇5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案例：苏州

苏州的古城保护不仅意味着一个文物古迹或历史地段的保护,而且还包括对

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中各种积极因素的保护,/保护的基本目的不是要

留住时光,而是要敏锐地调适变化的力量“保护是作为历史产物和未来改造者对

当代的一种理解。

苏州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部分。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包括古城、古镇、古村，主要从整体格局，传统地段，文物古迹三个方面进行保护。整体格局包括：空间格局、河道水系、道路街巷、建筑形式。传统地段包括：历史街区、历史地段、传统风貌区。文物古迹包括：名胜遗迹、古典园林、寺观楼阁、传统民居、古城墙、城门、古塔、古桥、古井、古牌坊、古树名木。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文化艺术、传统工艺、民风民俗、传统饮食。文化艺术包括：昆剧评弹、吴门书画、木刻版画、园艺盆景四个方面、传统工艺包括：苏绣、雕刻制扇、玉器乐器、红木家具。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涉及物质实体范畴和社会文化范畴两方面内容,根据我国

十六年来的名城保护实践,物质实体保护具体包括文物古迹的保护,历史地段的保护及古城风貌特色的保持与延续三项内容,不但包括对传统建筑或街区的复原

或修复及原样保存!对城市总体空间结构的保护,还广义包括对旧建筑!历史风

貌地段的更新改造!以及新建筑与传统建筑的协调!文脉继承和特色保持等方法

问题,以下从文物古迹!历史地段!整体风貌格局!历史文化的展示四个方面概

述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实施以来的保护状况”

城市更新案例：伦敦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篇6

一、城市建设在文物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稳步上升，城市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有不少建设项目忽视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使一些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城市建设的牺牲品。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

1．勘察不全面，造成建设施工时对地上和地下文物的毁灭性破坏。事例有重庆市2004年开工的36条共计2000多km的高等级公路中，发生多起严重毁坏文物点的事件，使得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永远地消失在推土机的重碾之下。

2．对历史文化街区和文物古迹任意改造，致使街区历史格局风貌和标志性建筑面目全非。如1991年被列为浙江省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舟山，由于改造时没有很好地考虑到文物保护问题，其中的定海古城在2000年就已不复原貌。

3．旅游事业发展过快，服务设施的盲目建设和游客剧增，加之疏于管理，对风景名胜和文物古迹的完整性产生干扰。这方面的问题长城景区比较普遍。以金山岭长城为例，其现代化气息已十分明显，兴建了缆车索道、滑索和卡丁车。据当地人反映，在旅游旺季，金山岭长城俨然一座热热闹闹的游乐场。

二、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协调发展的两例成功经验分析

1．日本京都

1991年京都在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中，按“保护、再生、创造”的理念划分为三个区：自然景观和历史景观保护区、以调和为基调的中心复兴区、城市新功能集聚区。作者认为京都的这种规划模式充分利用了历史城镇的两种保存方式：冻结保存(表现在自然景观和历史景观保护区)和复原保存(表现在以调和为基调的中心复兴区)。同时，为满足城市经济发展需要划分出城市新功能集聚区的做法针对性强，便于该区域迅速地规划建设，没有“担心历史文化遗产遭破坏”的忧虑。京都的区域划分和贯彻三理念的发展模式，不仅保护了历史文化遗产，也促进了其他新产业的发展，使城市活力焕发。

2．江苏苏州

苏州采取保存古城基本格局，控制古城内建筑高度，疏散一部分古城人口，向城市两侧发展的策略城西为高新技术开发区，城东为工业园区。作者认为这种规划模式比较传统，向一侧或两侧发展基本不会使古城区发生大的变动，利于保持古城面貌。虽然东西两个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要穿越古城区，会给古城造成一些影响，但由于苏州在交通规划方面采取了措施(如限制车辆在某些古城街道通行)，又弥补了这种缺陷。总的来说，苏州整体规划建设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的成效十分显著。

三、解决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几项措施

1．强化政府职能，将监督落到实处

我国的《文物保护法》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文物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法律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实施时，一些行政部门带有经济利益主体的性质，把考察和审批作为了一个象征性的程式，落脚点却放在了收费上。这种工作性质的改变对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很不利，所以强化政府职能十分必要。尤其在历史文化遗产存在区域内，政府在建设单位递交项目建议书之后，应严格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进行实地考察，对可能产生文物危害的项目，令其合理修改方案，做到文物保护的万无一失。监督工作落到实处，才有成效，同时，也能更好树立政府形象，取信于民。

2．不照搬照抄，借鉴成功经验要合理

有些历史文化遗产比较丰富的城市，规划部门在规划过程中，采取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办法，但是规划中没有做到深入细致调查，反而取得“东施效颦”的效果，造成了许多问题，如古迹复原处理不当，新设项目与原有景观不协调，改变或破坏了原有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格，弄得不伦不类。借鉴不等于照搬照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古城和新兴城市之间的借鉴更需要谨慎，针对城市自身特点合理制定方案，做好预测工作，做到各方面兼顾，才会取得成效。

3．做好保护文化遗产的普及教育

我国目前确认不可移动文物点近40余万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71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01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2处。众多的文物需要保护，单凭政府的力量和职能部门有限的人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实施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力量还在于广大公众。而作者在所在大学做了一项关于文化遗产的随机抽查，其中竞有90％以上的学生对文化遗产的了解很不全面，大部分人的认识仅限于博物馆里陈列的出土文物和历史建筑。由此推测，公众对此方面的了解整体上看不容乐观。

文化遗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髓。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培养公众的保护意识是十分必要的。作者认为仅仅从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上出发是不够的，应把保护文化遗产作为普及教育内容写入中小学，乃至大学教材，作为一项必修的课程，让当代人以及后代人接受系统的教育。这样，全民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才能从根本上得以形成，保护工作的社会基础才会牢固。启动这项工程需要国家教育、建设、文化、文物等多个部门协调合作，并且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工作艰巨，从长远角度出发，这对我国今后的历史文化发展十分有益。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篇7

关键词：文化遗产,属性,保护

遗产与历史有关,是某种前人留给子孙后代加以传承的东西,其中既包括文化传统,也包括人造物品(哈迪,1998)。文化遗产的不可移动部分包含了纪念物(Monuments)、建筑物(Groups of Buildings)、场所(Sites)。而无形遗产的概念“包括构成社会或社会团体特性的精神、物质、知识和感情特点的文化复合物”,它“不仅包括艺术品和文字,而且包括生活方式、人类的基本权利、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城市中的文化遗产既具有物质形态的空间和城市肌理,又具有非物质形态的独特文化背景、审美情趣和某个历史片断的共同记忆。

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即构成此类城市空间的实体构件、材料本身所具有的物理属性或自然属性,体现出随时间风化、破损的特征;城市文化遗产的非物质属性,即植根于此类城市空间的历史文化属性,体现出时间越久信息越丰富、文化价值越高的特征。

一、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的相对关系

1. 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存在错位

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空间的自然属性与反映其内涵的社会文化属性存在时间上的错位。城市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在建造当时的物质反映,是此前的文化积淀到一定阶段的物化表现。而建成后的城市空间即开始自然衰败,岁月的痕迹会越发明显(如木构件的腐化、墙体坍塌、面料褪色等),最终成为危旧建筑及建筑群。但从其建成之日起,该类城市空间即对其中的人开始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新的文化氛围、固定习俗、社会组织方式、美学价值观,经年累月,成为根植于这一城市空间的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换言之,时代在发展,但建筑与城市空间一旦建成就固化了;时间在推移,记忆在加深,但房子却渐渐变老旧、变破败。

这种错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愈发明显。当根植于此类城市空间的传统习俗、特色风貌、美学价值或共同记忆在历史积淀中抽象并上升为文化,并有别于其他城市空间时,该类城市空间的历史文化价值即显现出来。而往往在文化特征尚不明显的时候,人们会忽视其物质属性,任其自生自灭,导致该类城市空间自然破败。

2.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时机选择反映出保护思想的发展历程

选择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时机需同时考虑其物质属性和非物质属性,两者的偏差越大时,即文化价值越高破败程度越严重,对其保护的迫切性越强。

保护时机的选择体现出保护的思想范畴。按照狭义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保护是源于价值较突出的非物质属性,但保护的对象却是由纪念物、建筑及其构件等物件开始的。随着保护意识的加强,保护的时机被逐步提前,即在城市遗产的建筑、构件尚未破败之前,在城市文化遗产已经具有一定文化价值但还未至于成为文化孤岛的时候,就先期介入进行保护。而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保护的思想应在建造之初就有所体现,从加强建筑的物理持久性、增强城市空间的文化韵味等方面,使保护的概念扩展为对城市文化遗产发展全过程的保护(图1)。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可大概分为三个阶段(表1):

一是抢救性保护。主要针对具有突出文化价值,但破败不堪、濒临消失的城市文化遗产。如很多历史名城、名镇、名村,在长期疏于维护之后,整体环境恶劣,成为危旧区域,甚至成为建设者眼中需要铲除的城市死角,但由于其突出的文化价值被发现,成为需要抢救性保护的城市遗产。

二是发掘性保护。主要针对已经较为破败的城市文化遗产,在整体改造之前,对其中具有文化价值并保存相对较好的建筑物及构件进行发掘寻找,在确定其为保护对象之后,对周边环境进行梳理并整治。

三是介入性保护。主要针对在建设中遇到的更为复杂的发展与破坏问题所进行的长期持久和主动介入式保护。

由此可见,随着保护意识的提高,保护的危急性降低,主动性增强,时机逐渐提前,保护的对象与范围逐步扩大。

3. 影响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时机的四个影响因素

如果假设当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处于某个适当的结合点时是保护介入的最佳时机,受不同因素的影响会导致时机的提前或推迟,那么其影响因素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物质因素影响下的保护时机提前—受自然灾害等突发因素的影响,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的自然衰败趋势会加速,反映在物质属性下倾斜线上,即呈现出台阶式跌落的形态。比如受白蚁等病虫害的长期影响,造成木构件的加速损坏,会使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加速下跌,相比较而言,其非物质属性的积淀增长趋势基本没有变化,因此保护的时机被提前。例如,都江堰二王庙的部分建筑在5·12汶川地震中坍塌,保护与修复工作在震后被紧急启动,成为不同于平时日常维护的新的保护介入(图2)。

物质因素影响下的保护时机推迟—有意识的对城市文化遗产进行日常维护或翻修,将改变其物质属性自然衰败的速度,而其非物质属性基本没有变化,使保护时机推迟。例如,在日常维修中,将建筑的原木构件换成钢构件,延长了城市文化遗产本身的物质寿命和使用寿命,使其物质属性的衰败斜率变缓。再如对某一建筑的落架大修,相当于使其物质属性的衰败速率发生突变,虽然没有改变材质,但通过对逐个构件的矫正、防腐处理或对某个构件的同质替换提升了其整体寿命。

非物质因素影响下的保护时机提前——受时代潮流影响,对某种文化形态的复兴与再认识,促成社会对反映该文化特征的城市文化遗产的关注度上升,使非物质属性的积淀增长速率发生突变,促使保护时机提前。例如,由于陈逸飞的油画作品《故乡的回忆——双桥》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巨大反响,扩大了周庄的知名度,促成当地政府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尚未普及的经济发展初期,即开始对周庄的历史遗存进行保护,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建设性破坏。

非物质因素影响下的保护时机推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对某种文化意识的刻意贬低限制其思想的发扬,使原本具有一定文化价值的城市文化遗产被忽视和埋没,造成其非物质属性的积淀增长速度减慢,导致保护的时机推迟甚至延误,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例如,一些具有较高艺术与文化价值的名人故居,因为主人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其文化属性被刻意贬低,建筑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只能任其破败(图3)。

二、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的绝对关系

1. 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共同形成了城市文化遗产的价值

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和非物质属性两者不可分割,并共同构成了城市文化遗产的价值。历史文化信息依赖物质空间环境为其载体,而文化内涵是物质空间环境的灵魂。

当城市文化遗产缺失了其物质属性,则仅存的非物质属性成为抽象的表达,在继续传播和继承的过程中,容易进行人为加工与臆想,也更容易受到其他文化的侵蚀,发生改变,致使其原真性受损,大量的历史信息丢失。当城市文化遗产缺失了其非物质属性,则仅存的物质属性成为没有文化内涵、可以在任何地方复制的空壳,就像影视基地与真正的城市遗产之间的区别。所谓的“千城一面”现象,就是缺乏非物质属性的城市空间的典型反映,即使其年代久远,但由于缺乏文化内涵,也就没有保护的价值,可能因为新的建设将其拆除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2.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手段

对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对某个文物古迹或历史低端的保护,而且还包括对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中各种积极因素的保护与利用,涵盖了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两个方面。按照对非物质属性与物质属性的保护方式,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是在原有非物质属性不断积淀的基础上植入新的文化属性,而对原有物质属性基本不作大的调整。例如,朱家角课植园没有改变原江南私家园林的历史文化背景,对建筑及园林实体的改造也很少,但通过引入昆剧情境表演《牡丹亭》,使之不仅在园林艺术与建筑艺术上继续着历史文化的积淀,同时引入了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进一步提升了其整体价值。但是,新文化属性的植入也可能对原有的历史文化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谨慎地选择。例如,安徽宏村的传统村落,由于大量外来游客对原村民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改变了其原有的生活方式,甚至由于门票收益分配不均,造成了村民对旅游开发带来的外来文化的抵制(图4)。

第二种,是对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同时进行提升。一方面,对原物质空间环境进行整体改造,或者部分新建,构成新的物质空间环境;另一方面,赋予历史建筑或历史街区新的功能,适当引入新的文化形式,体现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原有的非物质属性被部分、有选择性地保留并传承。例如,很多对晚近工业遗产的保护,由于原生产功能已废止,因此一方面对建筑遗存进行改造翻新,另一方面塑造时尚文化地标,引入新的社会文化活动,使新旧历史信息交融碰撞,产生更为丰富、更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内涵。此类改造需要投入较大成本、难度高,但对文化创新的意义巨大,是对非物质属性的继承并发扬(图5)。

第三种,是保持城市文化遗产的非物质属性基本不变,对物质属性进行提升与保护。例如很多老居住区的更新,不改变居住性质,也不影响其中的邻里关系、传统习俗,通过环境治理、设施配套等“惠民”措施,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品质。此类保护方式对于建设年代较新的城市文化遗产、单体建筑艺术水平一般的历史街区、以及呈现衰败状况的城市旧区的改造更新具有积极意义。

如果将前两种改造方式比作创造性的保护,最后一种保护方式则是每个城市面临的日常性事务(图6)。但无论选择哪种保护方式,单方面提升物质属性或非物质属性,都对提升城市文化遗产的总体价值有所助益,因而对城市文化遗产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割裂地看待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或非物质属性,会导致城市文化遗产根本意义的消解,但是从两者分别的视角来审视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手段和时机,更加有利于剖析并选择合适的保护时机与方式。

三、实践中的保护时机与方式选择

中国目前有很多传统古镇都面临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传统风貌也受到了新建设的冲击,甚至很多城市遗产遭受“建设性破坏”。福建省德化县上涌镇的杏仁街就是一个在发展中“遭遇”保护的地区[1]。杏仁街由于地形起伏、交通不便,传统建筑空间又难以满足现代生活需求,因此住户逐渐外迁,空置的建筑年久失修,部分几近坍塌(图7)。

杏仁街上小部分区位较好、面积较大的住户进行了自发改建,采取了一定的自发性保护措施,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采用相对低廉的砖石结构替代原有的木结构,虽风貌不佳,但改善了自身的居住条件,也减缓了建筑物件的自然衰败速度;第二种采用相对昂贵、维护成本较高的木结构,替换原有木构件,并刷油防腐,延长了使用寿命,与周边建筑风貌基本一致,但修整后建筑色调过于突出(图8)。

杏仁街古镇的发展意义体现于三方面:第一,它是德化县域旅游线路上的重要节点;第二,它是目前从公路进入上涌镇的主要门户,并位于主要干道的咽喉部位;第三,它曾是上涌的商业中心,首善之区,当前的集市也紧邻古街。因此杏仁街的建设也包括了相应的三方面内容,一是布置旅游服务设施,二是改造入口形象,三是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从城市文化遗产属性角度来分析,相关建设的目的在于主动扭转街区的建筑衰败趋势,并引入新的功能及使用方式,因此相应的保护时机提前到来。

但是由于新的旅游交通规划对道路宽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使S206的镇区段也能形成12m宽的路幅,政府意图拆除杏仁街部分路段建筑,以疏解交通瓶颈。这一改造将对杏仁街的物质属性带来极大影响:首先,拆除S206镇区段的古街立面,将会破坏现有建筑错落有致的特色风貌;其次,杏仁街的地形起伏与街道尺度变化在与S206交汇处最为明显,这段街区的拆除,将会直接破坏“山城驿站”的道路景观;第三,道路拓宽涉及到对现有“上壅驿”牌坊的迁移,在目前尚未考证其历史价值的情况下将其移走,会损失大量的历史信息。由于杏仁街建设规划对其物质属性可能造成上述不可挽回的损害,因此需要更早地介入保护。同时,针对这种处于发展动因的建设性破坏,笔者尝试提出如下具体保护策略。

首先,由专业机构对杏仁古街的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进行鉴定、评估,在明确其建筑与构件的破旧程度以及历史文化价值后,明确其保护的等级;

其次,物质属性的保护建议:从建筑物自身考虑,建议按照评估结果对其中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进行维修改造并增设设施,对其中历史文化价值一般的建筑进行设施改善、外立面简单粉刷,以及整体风貌引导;从街区整体环境考虑,通过梳理区域道路网络,将过境交通引致镇区外围,放弃为拓宽道路拆除部分古街路段的想法。

第三,非物质属性的保护建议:从街区的社会文化环境考虑,建议恢复当地传统的邻里关系,延续原有的文化习俗与传统,吸引居民回迁,比如将古街入口处堆放的杂物垃圾及一处自行搭建的茅棚进行清理后,设计为社区公共活动场所,选择向阳背风的位置安排座椅,恢复种植杏仁树[2],提供老年人喝茶、下棋、练操、读报的场所,塑造新社区氛围;从该街区与区域周边的关系来考虑,建议杏仁古街与周边的登山运动[3]、户外露营地的旅游线路结合,提供如客栈、餐馆、自行车租赁、土特产零售等旅游配套服务,从而恢复曾经的“上壅驿”的驿站功能,并以此延续其文化内涵的发展(图9)。

结语

从物质属性和非物质属性的视角入手,有助于理解并描述城市文化遗产的特征,在选择保护时机和保护方式时,提供一种思考的方法,有利于在城市建设中对不同意图和措施进行分门别类的评估,对以“保护”为名的各种建设活动进行权衡。

参考文献

[1]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第二版).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

[2]邵甬.法国建筑·城市·景观遗产保护与价值重现.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

[3]周俭,张恺.在城市上建造城市:法国城市历史遗产保护实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4]阮仪三.护城纪实.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5]王军.城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篇8

2003年,明孝陵作为“明清皇陵”的扩展项目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为有效保护明孝陵下马坊至大金门神道的环境风貌和人文建筑遗存,恢复明孝陵完整的历史空间序列,南京市政府决定建设下马坊遗址公园,编制明孝陵下马坊遗址公园内神烈山碑、禁约碑就近异地保护规划,研究南段神道整体走向及涉及范围内的环境整治策略,作为《南京明孝陵保护规划》的补充和细化。项目地块南起宁杭公路,北至大金门、陵园路,东临下马坊东侧小溪,西止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东侧部分用地,面积约20 hm2。

2 基于价值评估的规划目标

2.1 价值评估与保护方式初步认定

用地范围内下马坊为明初建筑遗存,神烈山碑和禁约碑则分别立于嘉靖十年(1531年)和祟祯十四年(1641年),三座石刻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用地周围有一系列民国历史文化建筑如美龄宫、遗族学校旧址,都是作为整体性保护要考虑的历史资源。各时期历史遗存建筑见表1。

2.2 规划原则与目标

现状用地周边的环境已经完全融入密集的城市建设,地块南侧建筑林立的局面更加突出了项目用地作为明孝陵及紫金山风景区南部边界和门户的重要意义。为此制定了保护下马坊遗址公园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历史景观的完整性、展示功能的连续性、整合下马坊遗址公园历史信息的可读性的保护原则,并以以下目标为规划设计工作的指针:全面保护文化遗产、历史景观与风貌特色,保护、延续和提升历史文化价值。在保护的基础上为协调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能;坚持有效保护、合理利用、科学管理的工作原则,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通过增加必要的公共与基础设施和整合文物周边环境,营造真实反映历史变迁过程的空间氛围;建立有效的保护管理机制和必要的技术支撑平台,为全面落实规划内容奠定坚实基础。

3 方案推进中遇到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3.1 宁杭公路拓宽与石碑保护

新一轮的城市规划要求宁杭公路拓宽20 m,建设中的地铁二号线沿宁杭公路在下马坊现在位置地下约20 m穿过,并在下马坊公园东南角设地铁小卫街站。地铁建设给文物保护[2]带来了两个难题:1)地铁隧道施工带来的振动对石刻构成一定威胁;2)地铁站的设置造成下马坊遗址公园周边交通人流改变,对公园提出新的交通需求。道路拓宽也使得三组石刻建筑遗存面临如何异地保护的问题。

作为明孝陵完整神道的起点,下马坊及其周围现存三组石刻建筑遗存:“下马坊”“神烈山碑”“禁约碑”及碑亭遗址,经长期风化侵蚀,已损坏严重,亟待进行抢救性维修加固,而且它们的位置关系因历史原因也发生过错位,造成现有三组石刻建筑的相对关系与明代规制及历史记载不符。

文物的现状要求保护行动迅速展开,而城市交通的要求同样迫切,面对这样的问题,在方案设计中我们提出了多种可能性,权衡利弊并征询各方面的意见。经过认真的方案推敲以及多方意见咨询与论证,最终决定将两组石刻以神道为垂直轴向北迁移19.7 m,下马坊位置保持不变,使三组石刻恢复到相对正确的相互关系,同时在迁移位置做整体抗震基座保护石刻(见图1)。对宁杭公路的改造则尽量服从于文物保护需要,向南向北各拓宽10 m,比两端道路稍窄5 m左右。

3.2 大金门与四方城衔接问题

1929年为运送孙中山先生灵柩安葬中山陵而修建的陵园路将大金门与四方城分离开来,原先连续的神道就此被打断,改变了明孝陵的空间序列,况且现状陵园路车流量较大,虽然对神道的步行流线带来明显的干扰,但是在交通要求上难以断然改为步道。

经过专家组论证以及市各级部门研究,最终决定选择神道与陵园路交汇处地形地貌不做改动的方案,仅用地面铺装示意历史上的走向,以同等的尊重对待民国时期开道迎梓的历史[3],为保持游客参观路线的连续性,在大金门与四方城东侧架设木栈道跨越陵园路,以求不影响四方城与大金门之间的视线走廊(见图2)。

3.3 南京手表厂工业建筑处理方式问题

南京市政府和文物保护部门为落实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承诺,曾计划将南京手表厂拆迁后尽快恢复明孝陵的完整历史空间序列和周边环境,把下马坊至大金门间的神道(总长1.1 km)全部退让出来。

目前神道两侧所建项目亦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在这样的条件下,对所谓“神道”的强行“恢复”将只能是一种规划设计的结果而非历史保护的结果。

在“明孝陵神道南段”空间设计中,多种历史意象的叠加和不同文化层的表现都体现在这个明代轴线的序列里。这条轴线不仅仅是通往明孝陵宝城的皇家祭祀之路,还是串联太平军与清军古战场遗址、遗族学校风貌、南京保卫战遗址等等遗存的历史之链。从保护南京地方工业遗产的角度出发,对原手表厂厂房进行改造利用的设想[4]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笔(见图3)。

4 结语

在规划用地内曾经发生了一些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所依托的空间相互重叠,因此仅仅保住某一个时段的遗存而无视甚至破坏其他时期遗存的行为都是不科学和不负责任的。在规划过程中,不是简单地从物质空间出发,而是以探究历史变迁过程为起点,提出同时保护多重历史文化层的概念。对由于考古方面等原因暂时不能完全确认其历史价值的地段,也以相对影响最小的方式来处理,为未来更完善的保护工作留下余地。

摘要：结合具体工程实例,以历史环境中的规划与设计为主题,通过实地踏勘、史料研读、多方案比较以及社会各利益群体关系的协调处理,探讨世界遗产本身的历史价值与所在区域历史的总体价值之间如何保持动态平衡。

关键词：多元历史,文化遗产,城市,发展,保护

参考文献

[1][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J].中国佛寺志丛刊,1996(8):10.

[2]国家文物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Z].

[3]郭旃.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环境因素及评判尺度[J].新华文摘,2006(1):9.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篇9

2012年2月,连云港新海新区建立,整合了原城市南部三个相对独立的片区,力图通过整体规划的建设思路改善原各区封闭式规划开发造成的诸多弊端,强化城市资源的整合利用,完善城市功能,增加城市的集聚和辐射能力,未来成为城市南部综合性、现代化新城。

南城镇作为新海新区凤凰组团(三大功能组团之一)的主要组成部分,被迅速纳入重点建设范围。这个千年古镇面临着新一轮城市建设的冲击。

现状的南城镇并不尽如人意,开山采石严重破坏了原有的山体生态,加之湖塘由于长期缺乏疏浚而阻塞淤积,古镇已经丧失了最初的山水关联。镇中凤凰古城作为历史遗存最集中的地段,是南城镇历史的缩影,但房屋年久失修,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居住环境破败;残存的历史片段历经坎坷,风貌特征已不完好。如何从衰败的现状中抢救历史文化遗产,抽丝剥茧,准确的理出支撑古镇历久弥存的核心价值主线,并将其转化为可复制、可再生的新镇建设逻辑,将是我们面临的技术挑战。而如何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让这个迟暮的古镇以更开放的姿态细腻的融入现代城市生活,重新焕发活力,更是我们的使命。

2 破译空间密码

《汉书·昭帝本纪》载:“始元三年(公元前84年)冬十月,凤集东海,谴使者祠其处,以纪祥瑞,从此山之得名”。集凤之山即为凤凰山,分东西两山夹南城镇。古城墙始筑于南朝刘宋元徽年间(473～477年),南北朝时在此侨立青、冀二州,唐代仍为东海县治所在。清咸丰元年(1851年)重修南城门时,曾掘得石刻“宁海门”一块,上有“贞观十三年春魏征题”小字题款。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海州知州黄金韶修复古城门,门额见“古凤凰城”,南城镇中风凰古城即由此得名。以凤凰古城为核心的南城镇拥有1500年的历史,是连云港的肇始之地。

项目之初,我们努力尝试与这座千年古镇建立对话,以最核心的历史地段——凤凰古城为研究对象,在纷繁现状中寻找规律。由于时代久远、衰落变迁,现状建筑相关资料严重缺失,大量民居的建筑年代不详,建筑质量无从评估,其中26处文保单位存在不同程度的损毁。这使得我们前期的分析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此时,一张“图底关系”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从空间着手找到突破口。我们惊喜的发现古城清晰生动的街巷空间已经跃然纸上(见图1)。

2.1“鱼骨型”的街巷格局

古城街巷格局总体成“鱼骨型”,主脊东大街又名“六朝一条街”,故有“南头到北头,三里出点头”之谣。东大街贯穿南北,长约三里又九十九步,宽两步(六尺),遵循古代传统县城街道的尺度。街中间由1399块宽一尺的青石板直铺两头,又称龙脊,为古时独轮车的通道,青石板路上一条清晰可见的古车辙痕迹见证了这条老街曾经车水马龙的繁荣景象。龙脊东侧依然保留排水明沟。横街由主脊向外延伸,是居民生活出行的通道,街道连续,建筑组织明确。主脊南北两端分别以古城门和城隍庙作为主脊空间序列的首尾(见图2-4)。

2.2“穿堂套院”的空间秩序

“前店后坊、前屋后舍”的传统居住模式使古城院落呈现多进套院结构,套院之间均以穿堂作为联系,套院走向东西,建筑仍坐北朝南,这就决定了主脊两侧民居“窄面宽、长进深”的特色地块形态及尺度。特色地块单元鳞次栉比,首尾相连,同时又以三合院和四合院的形式灵活组合搭接,有规律的呈现以下典型肌理:两排、两进;三排、两进;两排、三进;三排、三进。每组典型肌理中都分布1口古井,成为每组院落空间中的核心要素。整体院落空间呈现苏北民居典型特征,介于北方四合院与南方天井院之间,同时又体现强烈地方性(见图5)。

我们选取其中保留较为完整,风貌特征较为突出的一组典型院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该院落属“三排、两进”套院类型,由两个“窄面宽、长进深”的特色地块组成。套院尺度约为16步×20步,特色地块尺度约为8步×20步,由一个三合套院与一个四合套院组成,主入口面向东大街,通过穿堂进入,穿堂正对院落中心,东西向房屋山墙与南北向房屋外墙齐平。套院尺度小于北方四合院,大于南方天井院,房屋组织方式介于北方“房房相离”与南方“四水归名堂”之间。单层民居进深在均4.5～6m之间,屋顶形式为直线硬山两坡顶,青瓦铺覆,坡度为31°。同时依然保有乱石砌墙、木棂窗、石雀替、花砖屋脊、石刻饰面、天香庙以及上马台等诸多建筑细部特征和建筑工艺。

如果把凤凰古城比作一位优雅质朴的长者,那清晰明确的“鱼骨型”的街巷格局便是他的骨架,“窄面宽、长进深”的套院结构单元犹如他的肌体组织。新陈代谢是生命的必然过程,而唯有骨架和肌体结构是稳定不变的。“鱼骨型”的街巷格局为古城发展演变奠定了基调,套院结构单元为古城的生长建立内部秩序,虽经千年坎坷沧桑,建筑工艺、技术等不断革新,建筑风格不断演进,然而始终未打破古城的空间秩序(见图6)。

3 解读空间含义

空间作为居民日常生活的物质载体,不仅满足居民生理和心理的需求,更是充分体现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反映出社会交流的逻辑。在古城空间秩序的主线下,蕴含着当地居民传统的社会结构和邻里关系,它根植于深层心理结构,是维系空间秩序的内在因素,是集体无意识的外显形态。中国民居形态深受传统儒家哲学与伦理观念的影响。费孝通先生以“涟漪”来比喻中国人的伦理,“从自我为中心向外由亲至疏及到家人、亲属、宗族等”。第一重是家庭生活,也是社会生活的重心,第二重是亲戚、邻里等社会生活。

3.1 院的意义

院落式的形态淋漓尽致的表现了传统社会人们以家庭为单元的居住行为,私密感以及人我、群己的空间领域感等。

古城介于南北之间的院落形制,深刻的体现了南北方文化的交融。“窄面宽、长进深”的内向型套院空间形态,加之由此形成的主脊东大街连续、明确的封闭性空间特性,除气候原因之外更多的反应了北方内向型的文化性格。于此同时,南城镇古称海上蓬莱,是东瀛胜地,亦为海防重镇,清初始与陆地相连,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居民较强的防御心理。而穿堂的大量运用增加了院落空间之间的交流度,也一定程度源于南方特别是吴越文化的传入。

但有别于其他苏北民居院落中轴对称、南北向空间拓展的特点,古城院落均呈东西向空间拓展,且未见明显的中轴对称和空间等级,这源于当地独特的宗教文化背景。自古南城镇即为苏北地区著名的佛、道教胜地,庙宇林立,香火旺盛。多种宗教文化的融合汇聚反应在空间上即为相对减弱的等级空间特征。

3.2 古井、古城门、古庙的意义

对古井的关注源于王其亨先生的一篇“井的意义——中国传统建筑的平面构成原型及文化渊涵探析”。他认为,“井,曾有力的促进了社会性‘居住’行为方式的发展,深刻影响了各类建筑基本形态和观念的构成”。从井田制——“画井为田”和“画州井地”的土地区划制度逐步演变为“定民之居”、“八家共一井”的社区组织基本单位,再到“八宅共一井”的家庭生活院落基本单位,井都是聚井而居的人们交流的公共场所。凤凰古城便是一个实例,城内古井密布,且如前文所述每组典型肌理均有一口古井作为院落核心景观要素。古井以院落为单位,即是第一重社会生活——家庭生活的公共场所,在满足生活需求的同时,也是传统家庭文化、场所精神的直观体现。

作为主脊空间序列首尾的古城门和城隍庙则为第二重社会生活——亲戚、邻里等社会生活提供物质空间,传达了具有强烈地方认同感的场所精神。直至今日,古城门、城隍庙依然是南城镇公共生活的中心。

传统社会结构、邻里关系正是凤凰古城——这位优雅质朴的长者的血脉,与空间秩序互为表里,作为两条稳定的线索引导古城以及南城镇不断的发展演进。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核心价值主线。

4 建立再生逻辑

阮仪三先生曾说过:“新时代要创造自己的新风格。我们留存古代的遗产,更重要的是要让人知道它的演变和发展,研究借鉴古建筑,创造新建筑。”从这个意义上,南城镇能否华丽转身,取决于我们能否将从凤凰古城中提取的核心价值主线转化为可复制、可再生的建设逻辑,运用于南城镇的新建设中,实现一脉相承。这正是南城镇有别于其他城市地区的特征所在(见图7)。

4.1 呼应山水景观,构建新兴社区

虽山有缺损,水有淤积,但是终究没有破坏“两山夹一湖”的山水格局,这是南城镇宝贵的自然资源。呼应山水景观,是我们新设计最基本的思路,通过打通多条绿化及视线廊道,开辟绿地广场,将东西凤凰山景纳入古镇空间。同时水塘农田逐步修整出完整的自然边界,形成以中心凤鸣湖为核心景观的集水公园,并为地区纳氧排涝,调节季节性降水。由此,使古镇与自然和谐共生,建立山水相依的古镇公共空间系统。居住空间由凤凰古城向两侧逐步拓展,形成融入自然山水且满足现代优质生活的新社区(见图8-12)。

4.2 延续街巷空间,融入现代生活

对于核心历史地段凤凰古城,新的设计在保留的最具核心价值的“鱼骨型”街巷格局以及最能体现核心价值的现状院落的基底上探索设计思路。如何使古城的矜骼更强壮?我们强化主脊东大街、横街位置和空间尺度,通过清理修复青石板“龙脊”,整修恢复一侧排水明沟,将现状的外架线网入地等一系列措施,还原东大街“六朝一条街”的历史原貌。同时依据基底,谨慎的划分新的路网,建立开放空间系统。如何使古城的肌肉更结实?我们尝试在古城重建、新建的部分,遵循穿堂套院、“窄面宽、长进深”特色地块以及四类典型肌理的空间规律,循环原有模式。

由此,我们以前文所述典型院落作为原型,进行新的院落衍生设计,使其能兼具院落空间特征的同时拥有良好的使用功能,更适应现代生活。衍生院落为东西向套院模式,建筑坐北朝南,为一个“窄面宽、长进深”的特色地块,形成一个四合套院,主入口位于东西向,通过设在中间的穿堂进入。套院尺度为10步×20步,考虑到日照的充足以及居住舒适度,在原型尺度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大套院南北向长度。建筑进深增至8～9m,使其在满足居住需求的同时也可适应未来古城商业等新功能的植入。保持原有屋顶直线硬山两坡的屋顶形式,保持原有屋顶坡度31°,适当加高檐口高度,沿用青瓦铺覆。运用木质凌霄花架分隔院落,突出代表地方特色的植物景观凌霄花。建筑立面适当运用石材装饰墙面,呼应原型乱石砌墙的立面效果,同时搭配以木质结构减轻石材的厚重感。适当加入体现现代结构的玻璃、钢材等材质的运用(见图13)。

如原型特色地块可灵活组合搭接一般,新的设计里也可以衍生套院为单位,通过变形及排列形成多种组合方式。新的组合在保持原型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增加横街路径,适当增加南北向入口,从而削弱院落的封闭性,适应更开放现代生活以及新功能需求。组合一:一个三合院与一个衍生套院的组合。它与原型极为相似,横街位于院落组合一侧。组合二:两个衍生套院的完整组合。横街位于院落组合之间。

4.3 传承场所精神,激发古镇活力

空间的延续是一种技术的手段,而如何使古镇血脉相传,保有持久的活力,并不只是把空间模拟到原来那么简单,这就必须关照当地居民的心理感受、社会结构和邻里关系。除了妥善留下原住民,延续原有的社会结构和邻里关系;更应该思考如何使新住民在这样的空间里依然保有唤起独特场所精神的空间感受。

古井是居民世世代代家族繁衍、家庭生活的精神象征。在新的设计中,我们在逐一编号登记建立档案,予以保护的同时,清理恢复古井院落环境,强化其在院落空间的核心地位。对原有院落已破坏但古井尚存的情况,结合开放空间,以古井作为特色设计要素,塑造古井遗址公园,并以断壁残垣作为环境烘托,力求真实的保存历史印记,还原场所精神。

对于一脉相承古城门和庙前广场,我力求通过环境景观的改造,进一步明确空间,强化地方认同感。在现有古城门的基础上,延续恢复部分城墙,从而明确界定古城门空间,通过竖向空间的整理,将原来单一的通过型空间转变为可驻足的空间,单层平面空间转变为多层立体空间。增加树木、草皮、凌霄花等本土植栽提升环境舒适度,间或有古树、断墙掩映其中,成为开启历史记忆的闸门。

由于城隍庙、普照寺的香火旺盛,香客络绎不绝,这里成为南城镇最聚人气的场所。我们尝试在此引入休闲商业及餐饮功能,成为未来活力激发点。设计中,塑造了栈道、石板路双层水岸空间,以“老料旧工”的方式,即运用本土老的石板、木材,以原有的工艺重新铺设,细腻的传达着古城的历史。由此,形成“滨湖面山、临寺面水”的由庙前广场至水街独特的空间体验,实现历史与现代之间,人、天、神之间的多重对话(见图14-16)。

5 结语

历史的故事总是充满了“新”与“旧”的冲突,但总有一条故事主线冥冥中牵引着它们在不断的冲击,又不断的在融合中推进。如果说城市化是我们必须要讲的故事,只有沿着那条历史文化的主线才能使故事连续、完整、一脉相承。这条历史文化的主线也是历史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所在,更是如南城镇这样广大城市近郊新镇建设的最根本的依据。而如何以尊重历史的态度,还历史文化遗产以尊严,将核心价值转化为可复制、可再生的建设逻辑,积极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近郊村镇城市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保有持久的活力,同时惠及民众,这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命题,南城镇的尝试只是我们探索道路上的一小步。(本文为“第一届全国村镇规划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优秀论文)

参考文献

[1](加)杰布·布鲁格曼.城变.董云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王其亨.“井”的意义:中国传统建筑的平面构成原型及文化渊涵探析,名师论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3]阮仪三,孙萌.我国历史街区保护与规划的若干问题研究.城市规划,2005(10).

[4]王建波.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近郊区历史村镇价值与保护初探,理想空间,2010(1 0).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篇10

(一) 西安浐灞的发展状况

西安地域环境独特, 在地貌上属于平原地区, 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得西安具有浓郁的历史内涵和兴盛的旅游资源, 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重要的旅游城市, 而浐灞地区位于西安市东部, 是连接南山北水的一条纽带。作为西安市的东大门, 浐灞地区有着厚重的文化历史底蕴, 这就为古城西安的称号奠定了基础。但是长期以来, 由于环境的恶化, 近现代工业的发展, 加之历史上人为的破坏, 浐灞地区仅仅承担着泄洪和排污的功能, 生态环境逐渐弱化, 自然景观如“灞柳风雪”已受到极大的改变或将不复存在。进入新世纪后, 随着西安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和第四次城市规划的修编, 西安市委、市政府决定建立浐灞生态区, 重现“八水绕长安”的胜景, 而建立浐灞生态区是城市求变的结果, 又是构建西安新形象的必备环节。通过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城市旅游资源来改变西安的城市形态, 改善生态环境, 为西安的文化底蕴和生态环境增加灵气, 拓宽城市发展空间, 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力。

(二) 国内相似区位的发展状况

1. 北京河道水系的发展。

与十三朝古都西安相比, 北京同样也是多个朝代的政治权利中心, 北京河道文化遗产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承载着那个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功能, 社会在发展、环境在变化, 人们的思想观念, 文化的积淀、内容和意蕴含义都在发生着改变。近现代的北京城市建设就曾经对水系与文化遗产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由此来看让古河道显现往日的状态和传承文化遗产已经迫在眉睫。独特性文化的破坏、人文意识的缺乏都会对本土文化的发展造成影响, 从而影响文化遗产的发展及河道文脉的传承。与北京的不同之处在于, 西安的浐河和灞河流域独到之处在于它们连接南北, 对西安市而言重塑生态廊道已经被提上日程。流域水环境整治工程的逐步落实, “广运潭”生态区、三角洲欧亚论坛等工程的建成, 使得浐灞河生态区成为西安市方向发展轴线上的重点项目和休闲旅游度假的理想之地。

2. 上海后湿地的发展。

上海世界博览会后滩湿地是目前上海市仅存的一片天然湿地, 其作为水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扮演着城市与水系、人类与自然的中间人角色。然而在现有的城市中湿地更多地被排斥在城市发展的计划之外, 造成它与城市水系间缺乏更多的联系。如果没有湿地系统, 就会失去净化水质的基础, 失去了丰富的水系种群。上海湿地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通过建设、修复湿地提高了净化水质的能力, 丰富了水系种群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而且水系的改良也极大地提高了生态承载能力。自从2011年举办世园会以来, 浐灞区域以“水”“绿”为特色, 以“生态优先、基础设施先行”为建设原则, 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区域环境和生态建设的协调统一。把浐灞建设成为具有一流的生态景观、人居环境优美、经济产业繁荣的社会文化城市发展新区, 增加了西安的品牌效应。

3. 西安曲江新区的发展。

曲江新区同样作为西安市发展最快的区域之一, 它的发展也离不开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环境资源, 曲江区域拥有深厚历史积淀、众多名胜古迹, 集自然风貌、人文景观、风俗人情及都市发展为一体, 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优势无与伦比。为了突显古城西安这个称号, 政府也在加大力度地去保护名胜古迹, 再现古城往日的辉煌, 还原西安历史古城的美好, 挖掘和保护曲江历史遗迹, 并逐步打造区域科教文卫和旅游、休闲、商业为一体的发展模式, 创建具有集旅游休闲、民俗风情展现和国际化于一体的商务产业品牌。而作为西安市的新兴发展区, 浐灞区域的发展则是更多的注入和谐发展的理念, 强调尊重自然, 依靠自然、人文发展, 逐步打造拥有独特景观环境、空气清新、居住环境舒适、商业兴盛的西安生态区, 从而扩展城市发展空间、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力以及区域价值。

二、浐灞历史文化遗产与城市旅游的双向互动关系

(一) 浐灞的历史文化遗产

浐灞地区的发展呈现出独特的优势, 依托本地区的旅游资源则更能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特点:既要发展关中特色民俗风情, 又要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西安浐灞地域也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像浐灞这样一个三辅盛地, 区位有其独特性, 旅游资源同样也有一定的区域独特性, 价值品质较高。但是由于环境变化, 加上人为因素的破坏, 自然环境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区域内存在的资源很多都是名胜古迹, 但是人们在地面上看到的实物却是少之又少。再者, 对人文历史内涵的认识不足, 区域内一些资源还处于未完全开发的状态。其中就有如汉文帝陵, 白鹿塬上的“白鹿传说”“刘秀避难”“刘秀桥”“梆子井”等。此外, 陕西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被王全安导演改编成电影, 使得一个遥远的、在人们记忆中已经消亡了很多年的名字——白鹿塬“重出江湖”了。自电影上映后前往白鹿塬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这给浐灞地区的文化旅游资源注入了新的活力。浐灞区域拥有其他地域所不能比拟的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 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 形成了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

(二) 浐灞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西安浐灞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和保护, 是该地区乃至西安市和陕西省文化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这种历史文化的传承, 一则必须要依靠物质基础;二是要依靠人们的保护。对于西安浐灞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也应该完善法律制度, 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使其拥有较强的执行力。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最终还是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这样才能使历史文化遗产落到实处。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有明确的法律法规, 这样才能确保保护的有效性、保护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休闲旅游的顺利进行等, 涉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每一个方面都要以明确的法律法规确定下来, 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另外, 要大力增强公众对西安浐灞以及西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提高公众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三) 浐灞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旅游资源的助推力

从旅游的角度考察, 历史文化遗产是一种重要的集旅游参与互动、独特身心体验、娱乐休闲为一体的感知形式, 只有这些功能的完善才能提升旅游品牌价值、扩展更多的旅游项目。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者对文化的需求愈发旺盛。从目前的研究和发展状况来看, 学者们认为历史文化遗产的产品化开发主要有以下几种借鉴模式:建设主题公园、开发旅游产品、开发节日庆典、经营和维护旅游品牌形象等, 还有就是开发专题博物馆以及仿古建筑、古民居古村镇结合等模式。针对西安浐灞独特的地域和历史文化, 我们可以因地制宜, 结合当地的实际, 做到历史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的协调发展。

西安浐灞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理念和便捷的交通联系为其发展休闲旅游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 而西安作为现代丝绸之路沿线中的重要城市, 在发展丝绸之路沿线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样才能推广浐灞与国际交流的文化品牌, 并以此带动当地文化和旅游经济的发展。

(四) 城市旅游的勃兴对浐灞文化的宣传作用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具特色和风格的城市意象元素, 对于西安浐灞来说也不例外, 如白鹿塬畔、关陇民居院落、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巷等、以历史文化为构成要素的历史街区, 在街区内开辟出属于自己区域的文化品牌路线, 依托民间古老传统艺术, 结合内容形式丰富的民俗活动, 加大民族手工艺品如脸谱、剪纸等的开发力度, 让游客可以品味浓郁的生态民俗文化内涵。其实城市旅游资源开发和当地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得好, 会促进城市旅游业的发展;相反, 城市旅游业的勃兴会吸引更多游客慕名而来, 才能实现浐灞地区的双向互赢。西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在我国文化遗产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拥有丰富的历史文物古迹、独特的城市风貌, 进而为旅游业的发展夯实了基础。随着历史文化名城中文物古迹和风景名胜的旅游价值被进一步发掘, 历史文化名城已逐渐成为重要的旅游中转、集散地。西安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整体的发展和当地文化遗产的历史沿革, 我们要以保护的原则促发展, 这样才能够让更多的游客来西安, 为发展本地经济创造更多的商机, 达到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协调发展。

三、西安浐灞的发展前景

城市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其实本身并不相悖, 目前我国利用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旅游开发的区域内容趋同, 多数文化遗产旅游景点没有充分开发、整合形成自己的特色, 从而没有强烈的市场吸引力。有的地方为了盈利而一味地迎合游客, 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首先, 西安浐灞历史文化遗产与城市旅游之间协调发展, 与浐灞区政府和管委会的管理, 以及管理体系的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浐灞历史文化遗产开发的旅游产业中, 浐灞区政府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能, 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其次, 浐灞区政府通过建立公正权威的旅游产品信息系统, 向消费者提供关于旅游产品的信息, 完善信息传递机制, 保证城市旅游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再次, 浐灞区政府还应具有强大的公信力、话语权, 以及强大的财力和人力支持, 可以有效促进城市旅游全方位可持续发展。最后, 浐灞管委会人力资源管理要做到从以事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 从管制性服务到服务性管理的转变, 建立科学的人才体系、拓展人才培养渠道、正确使用人才, 增强竞争力。因此, 浐灞管委会必须建立公平、竞争、宽松的用人机制, 建立市场化的人才配置机制, 通过合理、公平的竞争, 将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结合起来, 通过改革来完善分配制度, 实现个人价值, 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未来对西安浐灞历史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开发, 应该充分利用浐灞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以弘扬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理念为指导, 保护并利用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 做到文化和旅游合二为一, 相辅相成, 这才是构建建历历史遗产与生态文化、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键与要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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