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机制

隐性机制（精选七篇）

隐性机制 篇1

隐性知识转化与创造的原理

1. 隐性知识的内涵

区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是理解组织知识创造和创新的关键。显性知识是能够用言语表述的、可交流的, 能用正式的、系统的结构化方法进行转移和交流的、大众化的信息, 如组织的程序、规则、科学方程式、手册等。与显性知识相比, 隐性知识是较陌生的、非常规的知识形式, 不为人们所感知。隐性知识是个人化的非正式的———因其根植于行动、程序、承诺、价值观和情感等。或者说, 隐性知识是不可编码的, 不能通过“语言”来交流, 需要共同的经历, 通过观察和模仿来沟通。

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是互补的, 这也就意味着这两种知识类型都需要知识的创造。没有隐性知识辅助的显性知识, 重要意义便会被稀释。知识的创造需要显性与隐性知识的相互作用, 不能依赖其独立发挥作用。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间能够相互转化、动态循环, 并产生新的知识。研究结果表明, 在显性知识被其他竞争对手识别的情况下, 企业只有通过评估其隐性知识才能获取其竞争优势。隐性知识能够创造出其他相关者的学习曲线, 为未来成功企业提供竞争优势。

2.隐性知识转化与创造的原理

突破性技术创新是使产品成本、产品性能等主要指标发生实质性改变, 创造新市场, 具有改写市场“游戏规则”、竞争态势等潜能, 甚至可能导致产业更替的创新类型, 其需要大量的新知识, 而隐性知识创造是产生新知识的重要源泉。

知识创造的关键是隐性知识的转移和转化。作为企业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实践活动, 知识转移通常被界定为知识在不同层次的主体之间 (个人、团队、组织、组织之间) 流动的过程, 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知识转化以知识的分类为基础, 知识分类的标准不同, 知识转化的内容也不一样。流行的知识转化方式是野中郁次郎提出的SECI模型, 将显性与隐性两种知识转化为一体。隐性知识向隐性知识转化为社会化 (S) , 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为外部化 (E) , 显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为综合化 (C) , 显性知识向隐性知识转化为内部化 (I) , 并认为这四种转化模式和过程在个人、团队、组织、组织之间层面普遍存在。隐性知识的社会化, 是通过分享经验来实现创造隐性知识的目的, 共享体验来创造隐性知识的过程被称为“社会化”, 社会化的典型实现方式就是“师带徒”;外化就是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 将隐性知识显性化是促进隐性知识交流和传播的关键;用社会过程来综合个体所持有的显性知识或个体通过交换机制, 如会议、电话交流等方式来交换和综合知识过程被称为“综合化”;内化意味着员工将企业的规章制度、方法、规则和程序等显性知识, 通过自己的理解、思考、实践, 内化为自己的“诀窍”等隐性知识, 并应用于实践。

隐性知识转化与创造促进机制

隐性知识转化与创造是产生新知识的关键, 但隐性知识高度个人化和难言性的特点, 使其转化与创造具有较大难度。组织应根据隐性知识的特点, 采取适当措施, 建立促进隐性知识转化与创造的机制。

1.项目团队运行机制

根据突破性技术创新的特征, 其组织方式常常采取项目团队方式进行。基本观点是:创新开始时是在创造性的个体的大脑中产生, 开始的思想是在工作团队集体进行分析和研讨。由于新产品的引入依赖于组织成员组合和交换知识的能力, 因此团队被认为是创造和传播创新观点的有效方式。团队的最大优势就是没有等级制度, 成员之间平等、信任特征明显, 这种特征使得成员之间不会产生因地位、级别差距形成的交流心理障碍, 有利于知识转化, 尤其有利于隐性知识转化。同时, 由于突破性创新项目团队的构成, 往往依据创新任务而定, 其成员来自不同的领域, 可带来不同领域的新知识。所有这些都为成员之间进行充分、自由、广泛的交流提供了条件, 促进了隐性知识显性化。

2. 信息技术促进机制

信息技术在知识管理中的主要作用就是加快知识转移和创造的速度, 信息技术的能力就是通过技术的速度、记忆拓展和沟通设备, 拓展人的知识创造能力。常见的信息技术工具有内联网系统、电子文档管理、群件、工作流、人工智能系统、商务智能、知识图系统、创新支持工具、竞争智能工具和知识入门等, 它们在知识分享和知识创造中有自己的作用。它们与野中郁次郎的四种知识转化模式匹配方式为:知识地图和知识入门一般运用于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群件、工作流、知识入门、知识基础系统运用于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转化;创新支持工具运用于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转化;内联网、电子文档管理、商务智能、竞争智能、知识入门等运用于从显性到显性知识的转化。

3. 市场化机制

经济学家认为“企业运行如同市场运行”, 意味着对员工边际效率的奖励依赖于外在激励而不是内在激励。由于员工知识积累往往投入了经济、机会和时间等成本, 因此那些拥有别人所没有的知识的员工, 为了维护自己在企业中的特殊地位, 不会轻易将自己所拥有的知识与他人共享。而隐性知识的垄断性特性, 使得员工与他人分享的可能性变得困难。企业应运用有效的管理机制让员工积极贡献自己的隐性知识。华为公司之所以拥有超强的技术创新能力, 根本原因在于有效运用“知识资本化”激励机制。在华为公司的分配制度中, 最具特色的不是工资和奖金, 而是《华为基本法》着重强调的“股权”的“按知”分配, 即把员工的知识转化为资本, 其本质就是按市场化方式给予知识相应的经济价值。

4. 企业知识资产管理系统

企业边界决定了知识创造的某些成本, 包括知识的投入成本、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知识既是知识创造的投入也是知识创造的产出, 获取和存储知识属于知识投入成本。有时可从外部购买知识投放于知识创造过程中, 如采取许可证、知识产权、研发外包和咨询等方法。但有时知识需要从企业在知识创造过程中积累。由于知识的市场交易成本很高或是前述的原因, 有些知识难以通过市场交易获取, 因此企业可用的知识取决于已有知识的投入和知识市场交易成本。为了掌握所拥有的知识, 企业应建立一个评估和管理企业知识资产的有效系统。

知识资产是知识创造活动的投入和产出。知识资产往往是无形的、隐性的、动态的。购买和出售知识资产并非易事。知识资产分为四种类型: (1) 经验型知识资产。这是指共享的隐性知识, 通过组织成员之间或组织成员与客户、供应商与分公司之间共享亲身经验获取。个体从特定情境下的工作经验中获取和积累的技能, 是经验型知识资产的一种。经验型知识包括情感知识 (如关爱、信任和安全) 、肢体知识 (如面部表情和手势) 、活力知识 (如存在的感觉、热情和紧张) 和节奏知识 (如即兴和延迟) 。 (2) 概念型知识资产。这是指图像、符号和语言所形成的显性知识, 基于顾客和组织成员所掌握的概念。比如, 概念型知识资产中的品牌专利由顾客概念所决定, 而产品概念和设计由组织成员概念所决定。虽然难以把握顾客和组织成员的想法, 但是概念型知识资产可以外在化, 如品牌标识、产品概念或设计、明确的声明, 所以概念型知识资产比经验型知识资产更容易被掌握。 (3) 系统型知识资产。这是指系统的整合的显性知识, 如明确的技术规则、产品规格、手册、记录顾客和供应商的信息。法律保护的知识资产, 诸如许可证和专利最终也会转化为系统型知识资产。 (4) 常规型知识资产。这是指嵌入实践活动中的常规型隐性知识, 来源于日常业务的操作技术和组织文化。通过不断的实践, 组织成员会共享或是巩固思维和行为模式。

隐性机制 篇2

论影响地方高校课堂教学质量的隐性因素及其保障机制

黄新民 董文军

[摘要]影响地方高校课堂教学质量的因素可划分为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其中隐性因素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学校层面的；二是教师层面的；三是学生层面的，而这些隐性因素最终都通过教师得以综合体现。因此，要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必须从转变管理理念入手，研究教师的专业成长规律，激励教师的创新热情，鼓励教师拥有自己的教学个性，并完善各项保障机制，以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关键诃]教学质量保障 隐性条件教师激励

[作者简介]黄新民（1956-），男，陕西洋县人，陕西理工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物理教学和高等教育管理；董文军（1964-），男，陕西洋县人，陕西理工学院教育科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教育理论和区域教育发展。（陕西汉中 723001）

[课题项目]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陕西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地方院校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的构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9BY49）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36-0052-02

一、现代高校课堂教学质量观

教育教学质量是目前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所关注的共同主题。所谓教育教学质量，是指教育教学的特性满足教学价值主体（人与社会）需要的程度，即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在教育活动客观规律与学科自身逻辑的限制下，一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与促进学生身心发展的程度①。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涉及高等学校所有环节和活动，是由多个层面的活动效果构成的整体效果，诸如校园育人环境、学校定位与传统、人才培养规格、教学与学术计划、教学与学术成就、教职工、学生、校舍、设备、社会服务与声誉等。教学质量是衡量高等学校教育质量的核心指标，它包括围绕人才培养规格所实施的课内外各项教学环节。

对本科教学而言，什么样的课堂教学才是高质量的教学？这涉及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观和质量标准的问题。高校课堂教学质量的标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及不同的办学定位而不同的。在高等教育精英阶段或目前以研究性大学为办学定位的高校而言，通常注重通识性的学科教学以及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培养各行各业的卓越人才为目标；在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存在着两类高校，一是教学研究型本科高校，偏重培养专门性人才，强调培养拥有高深知识并具备应用知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二是地方本科教学型院校，突出“以应用知识为基础的、以职业发展为导向的技能型人才，更加重视职业导向的应用技能训练，为学生提供就业必需的职业准备”②。因此，“专业”“应用”“技能”是现代地方本科院校确定质量标准的基本导向。具体来说，地方本科院校课堂教学质量观应当包括以下几方面：

1．富有时代气息的大学教学观。现代大学往往以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为基本使命，而人才培养以及人才培养质量则是众多职能的核心。人才的质量关系到学校的声誉、生存与发展。因此，高校的所有资源都应为保障教学质量而服务，其工作绩效也应当围绕是否提高了教学质量来进行评价。教师是高校的核心资源，教师质量主要是由教师教学态度、专业背景（本网网 ）、教学知识和能力等因素决定的。

2．富有学校特色的人才质量观。不同的大学应有不同的办学定位。对于地方本科院校而言，盲目仿效名牌大学的弊病造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如何办出特色，通过特色体现人才质量，形成特有的人才质量标准，是地方高校应当重点研究的问题。地方高校人才质量标准应当体现高等教育大众化需求和时代发展趋势的要求，具体包括：与适应性强相适应的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宽泛的专业知识；与应用相适应的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此外，现代高校教学观还应包括符合专业人才市场定位的教学内容观、突出应用能力培养的教学方法观、着眼于学生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的教学评价观等思想体系。

二、影响地方高校课堂教学质量的隐性因素

影响地方高校课堂教学质量的因素很多，概括起来可分为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显性因素包括教师的学历和经验、教学设备、规章制度、机构设置、监控措施等；隐性因素包括三方面：一是学校层面的，例如校园文化、学校各方面对待教学中心的态度、对待教师的态度等；二是教师层面的，例如教师的教学观、教学态度、学术背景等；三是学生层面的，主要是学生的素质、学风、学习的愿望和能力、职业理想等。这些隐性条件都最终通过教师得以综合体现。目前，国内高校考察教师课堂教学质量的重点是对教师这一核心主体进行考察，主要指标包括可见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效果等，却很少关注其背后的隐性因素。

1．影响教师教学态度的隐性因素。态度是指个体基于过去经验对其周围的人、事、物持有的比较持久而一致的心理准备状态或人格倾向，包含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三种成分③。高校教师积极的教学态度应表现为遵守师德校纪、教学认真负责、热爱科学、热爱教学。对于教师教学态度的考核，其显性表现是按时上下课、逻辑严谨、按时批改作业等，但是这仅仅只是浅表的态度表现，这些表现可能只是迫于生计和学校管理者的压力。深层次的积极态度应表现为经常研究教法，教学过程充满人生智慧、充满理性之美，师生都能体验到幸福感，并激发学生的创造愿望。而这种深层次的积极态度则源于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和使命感。

2．影响教师专业应用能力的隐性因素。高校教师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主要承担者”④，是“创新科技和文化的重要实现者”，是“知识技术应用的主要参与者”⑥。专业知识及应用能力是高校教师的基本素养，这种素养的获得往往在学历和职称上得以体现，但是，具有高学历和高职称的教师不一定能在课堂教学中表现出很高的专业学术素养和专业应用能力。影响教师专业应用能力的隐性因素是：教师自身是否愿意持续钻研、学生能否接受其教育、学校环境是否能激发其高层次创新能力、其专业应用能力有无保障和导向的.机制等，总而言之，就是学校的管理机制能否激励教师专业素养的深化与应用。

3．影响教师教学技能的隐性因素。高校教师要完成教学任务，必须遵循学科知识的逻辑顺序和学生心理结构的特点。因此，影响教师教学技能的隐性因素，除管理机制外，还有教师自身的教育教学理念以及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这些理念和知识是将教师自身的知识和能力转化为学生的知识和应用能力的催化剂，是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的桥梁。但遗憾的是，这一点往往被高校所忽略。

4．影响教师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的隐性因素。高校教师的职业生涯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从新手型教师到熟手型教师再到专家型教师的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教师的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大致可划分为关注生存适应、关注课堂情景效果、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和个体需求三个阶段，其心理也会发生一系列变化，形成职业生命周期：1-3年是入职期，教师总想成为一个好的课堂管理者。4-6年是知识和经验不断积累巩固的稳定期。7- 25年，教师期望实验和改革，自我反思，不同的评价使教师开始分化。26 - 33年，出现不同的心路历程，平静或者保守和抱怨；师生关系疏远或者对教学充满信心。34 - 40年，进入退休期，产生平静或痛苦的心理体验。可见，对中年教师来说，如何避免“职业倦怠”，成为专家型教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知识的更新、激励措施、鼓励教师改革创新是影响教师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隐性因素。

三、提高地方高校课堂教学质量的保障机制

1．教学和教师中心地位的确立。决定教师教学态度的隐性因素是教师对自身角色的认可，也就是职业幸福感和自豪感。幸福感源于“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愉悦，自豪感源于其职业价值的社会认可程度。因此，学校是否真正重视教学，是否把教师以及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作为事关学校生存与发展大计的关键角色，是教师能否产生神圣使命感的关键。若学校（本网网 ）只是把重视教学、重视教师停留在喊口号上，在政治待遇、福利待遇等实质性问题上却歧视教师，甚至想尽办法压制教师，就绝不能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教师只会表面上循章守规，实质上却被动应付，那么，富于生命活力的课堂教学也就无从谈起。

2．管理者的服务意识与绩效。按照现代全面质量管理的观点，现实社会组织可以分为服务性组织和生产性组织。对高等学校而言，决定课堂教学质量的组织主要是管理部门和教学业务部门，管理部门应属于服务性组织。但在现实中，由于高等学校行政化倾向严重，占有教育资源的管理部门“官僚”作风十足，信息沟通的时效性差，管理绩效不能满足教学需要，并且往往把教师当做管理的对象，而不是服务的对象，这严重挫伤了教师的工作热情和创新动力。因此，课堂教学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管理作风、教风和学风的影响，而管理作风又是教风和学风的动力之源。

3．教师自我反思与监控能力的形成。高校教师自我反思与监控能力形成的基础是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自己职业的使命感。增强自我反思能力是专家型教师成长的必由之路。教学反思是教师着眼子自己的活动过程来分析自己做出某种行为、决策以及所产生的结果的过程，它包括对于活动的反思、活动中的反思、为活动的反思三种形式。教师课堂教学反思有三种水平，即教学技术水平、原因分析水平和价值判断水平⑦。教师如果有了主动的自我反思意识和较高的反思水平，就能自然形成自我监控的内在愿望，这远比那些流于形式、治标不治本的“监控”要好得多。

4．学校对教师教学个性的容忍度。“个性”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所始终追求的一种境界，一种有别于基础教育的核心标志，也是大学完成文化传递与创新使命的基石。对大学教师而言，课堂教学过程的个性更是体现教学质量、反映优质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教师的教学个性，实际上就是教师基于科学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的教学风格。有个性和特色的大学，离不开有个性的教学风格。大学应当鼓励教师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学校管理者应当宽容地对待有“个性”的教师，应当允许教师创新和改革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和考核方式，而不应当以“管理”“制度”为借口，把教师管得过死。管理者依据教学目标去检验课堂教学质量，这是最理想的课堂教学质量监控方式。

5．学生的素质。课堂教学质量取决于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环境与方法四大因素，其中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因素。学生是教育教学的对象和目的，因此学生的质量是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条件。而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愿望和专业兴趣是决定其学习效果的内在因素。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面对90后大学生的新特点，教师应该如何组织课堂教学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新课题。

总而言之，课堂教学质量的保障机制涉及许多因素，我们不能只关注表层的显性因素而忽视深层次的隐性因素。高校不能单纯地对教师提出各种要求，而应当辩证地、全面地分析影响课堂教学质量的各种因素，特别是隐藏在表面现象背后的隐性因素，才能把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落在实处。

隐性机制 篇3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系统内元素日渐复杂。进入现代之后，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主体群的扩大，主体群划分的增多。其中，隐性主体作为新的一个主体群分类，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渐入人们的思想视野。自此，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隐性主体的研究日趋独立，日趋明朗，这其中包括对隐性主体的认定以及对隐性主体作用方式的探讨为重心。

关键词：主体性；隐性；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D412.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6-0190-02

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长河中，主体性哲学的介入形成了其第一个洪峰——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一段发展时期内，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体现了一种关系，一种模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主体→客体模式。它要求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充分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中人的主体性。然而，由于其对于主体中人的重视，却忽视了物的因素，使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渐入黄昏，异变为主客二分，而为广大思想政治教育界所诟病。

当今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空前繁荣，这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广大的发展契机。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总结经验成果时，提出来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想，也极大地深化了我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刻内涵，迎来了新世纪的黎明。这一黎明最重要的表现为主体的扩大化，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还将教材，环境情境等外在的物化的因素引入了主体范畴，并将其分成两个部分：将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者、受教育者成为显性主体，新近引入的除人以外的物化主体称为隐性主体。

一、隐性主体的构成因素

隐性主体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通过物化形式表现出来的并引领思想政治教育方向的主体群。

通过上述定义，我们基本可以判定隐形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比重是很大的，并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社会思想潮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不断加深，主体的内涵也日渐多样化。

（一）教育资料

教育资料是思想政治教育中除人以外承载量最大的一个主体要素，它主要包括书籍、报刊、音像、杂志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资料，它们首先承载了社会主导政治力量的思想和意志。翻阅我国所有思想政治教育资料，其基本点都是从我们的领导核心的指导思想框架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容上涵盖了革命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以及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等。比如说书籍，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阅读资料，它的出发点是塑造受教育者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在受教育者看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符合国家和集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资料也必然包含这些思想，并为其服务。

（二）政治环境

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直接指向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因而社会政治环境是影响和制约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最直接的因素。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涵盖国内外政治环境，国家的指导思想，政策路线以及在其指导思想下的政治体制形式和执政党建设。指导思想和政策路线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是其政权稳定，国家发展，保持生机与活力的思想保障。它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行动指南，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所以指导思想和政策路线正确与否，将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和方向。执政党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力量，它在社会各个领域内都具有极强的示范性和辐射效应。并且，执政党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宣扬其政党理论和政治政策，力求取得在思想界的领导权，维护自身的统治，并确立其政治地位的合法性。因此，执政党自身建设方面不断完善理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效应最大化。

（三）经济因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也必然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首先，“仓禀实而知礼节”，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水平的需求也会提高。从而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期望值也有更高要求，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健康稳定发展。其次是社会阶层分化情况。经济的发展促成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引起思想道德上的冲突。思想政治教育最终目的除了确立国家和政党意志之外，还在于促进人际团结友好，社会和谐，这就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大舞台。最后科技发展水平。科技的进步客观上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更为先进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使思想政治教育能借助更多的手段、工具和载体。

（四）文化环境

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由于成百上千年的传承与积淀，具有极强的空间渗透力，对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思想道德行为发挥着重要影响。第一，传统文化风俗和道德习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个过程。现代社会，人们的社会视野日渐开阔，思想观念更趋开放，给我们的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带来猛烈的冲击。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不得不借助优秀文化传统解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发展中的问题。第二，社会舆论。现代社会的特征是民主自由，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控制社会舆论方向，合理引导社会舆论立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第三，文化交流。文化的生命力不仅仅在于传承，更在于交流。文化的交流带动着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的传播。在这个意义上，在文化交流中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加以合理的改造，使之成为适合我们发展需要的优秀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丰富我国社会主义特色文化体系，满足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化的需求。

（五）教学教育环境

一般来讲，教育教学环境包含有教学场地的选择和设计，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体系与教育教学方法等。在哪里做思想政治教育？地点的物件摆设该怎么样？怎么样对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进行管理？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甚至什么时候做思想政治教育的哪一个方面？这一切具体操作都不是简简单单地先后安排和随机择地，而应当充分考虑历史、文化、受众道德传统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因素等。

二、隐性主体的作用机制

对于上述的部分隐形主体因素，它们的作用机制又是怎么样的呢？通过对隐性主体的综合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它们背后有以下几个作用机制。

（一）润物细无声

隐性主体与显性主体不同，其运行机制和作用机制是不明确的，内隐的，悄无声息的。所以说用润物细无声来作为它的第一个作用机制可谓是恰如其分。以教育资料为例，书籍、报刊、音像和杂志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或者音像，或者图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资料由于其所承载的深度思想内涵并不是文字表面的东西。所以对它的获得并不讲究固定格式，而是如同春风细雨般，融入到受教育者的思想中。然而，受教育者在阅读观看这些教育资料时候，由于其中的思想闪光点被他们的思维所捕获，那么这些闪光点便会在受教育者那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不知不觉间，资料中隐含的思想为受教育者所领悟，接纳，与自身思想融为一体，完善完美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资料如此，场地场景，教育制度也是这样，在悄无声息中将自身所蕴含的思想政治素养和道德素质转化为自身内在涵养。

（二）我主沉浮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等显性主体讲求双方的互动，可以说是有着人与人之间的思想碰撞与交流。隐性主体则不然，由于其特殊的表现形式，而不能与受教育者展开互动，也就是说在隐性主体身上，其思想内涵是通过其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它并不天然地与受教育者有直接的联系，而是受教育者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阅历，知识水平和道德素质的提高，主动挖掘隐性主体中的内在意义，并与之建立良好和谐的联系。在这个联系建立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注重受教育者个人的主动性，讲究受教育者对隐性主体的深度互动，它包含受教育者对隐性主体的认识程度，批判质疑意识和能力。所以相对于显性主体，隐性主体对受教育者有着更高的要求。

（三）雄关漫道从头越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显性主体由于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直接交流，有利于双方的信息的输入和反馈，所以，见效快，效果也比较直接。教育成果也十分明显。而隐性主体的载体本身基本是无生命，无思维的，所以隐性主体与受教育者之间基本不存在信息的对称沟通和反馈。从某种意义上讲，隐性主体与受教育者之间是以一种单方面的信息的传递。如此，隐性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效果水平式有限的。当然，并不是说隐性主体可以无足轻重，相反，随着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日益复杂化，以及受教育者认知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增强，隐性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已无可替代。

（四）吹尽黄沙始到金

隐性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是长期的。这与隐性主体的表现形式，作用形式，信息沟通形式，有着密切的关联。在隐性主体可以说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始终，而且具有明显的历史继承性。由于隐性主体自身的特点是使得其必须有一个长效作用机制来弥补其先天的不足。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现今，随着社会科技日益向前发展，它们所遭遇的瓶颈压力也日益明显。瓶颈制约的突破有赖于先进思想文化的指导。其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思想政治教育德性的养成是人生一辈子的事情，并且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始终。只有隐性主体才会跟随受教育者左右，时刻参与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隐性主体在日常生活中的积累。最后，思想政治教育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评价不是一个量化的考核，日常生活中对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行为作出考验。

总体上，隐性主体这一群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一个新生儿，其生命力是强大的，并且随着其群体内涵的不断壮大和深化，其作用机制与形式也日趋多样化，必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一致名副其实的生力军。

参考文献：

[1]胡晓，项修阳.思想政治教育中“隐性主体”问题初探——对思想政治教育中主体问题的再认识[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1（3），85-89.

[2]于晓霞，李丹.影响高师教育类课程主体性教学的因素分析[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8，（11）：88-89.

[3]兰超玲.中美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途径比较中国科技博览[J].2013，（11）：185.

[4]陈淑珍.高校图书馆隐性教育功能的开发与实现[J].兰台世界.中旬，2012，（12）：136-137.

[5]刘葳，肖淑英.隐性视角下教学模式改革探究[J].教育与职业.2012，（36）：131-132.

高新企业隐性知识管理机制研究 篇4

关键词：高新企业,知识管理

在科技日新月异新时代, 以隐性知识作为核心竞争力的高新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隐性知识管理机制的缺失带来隐性知识整合的困境、知识员工沟通不畅、知识流失造成同质化竞争等一系列问题, 迫切需要高新企业通过知识价值的最大化来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扩大市场占有率从而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一、高新企业隐性知识管理的特征

高新企业主要从事电子科技、生物医学和制造等十个领域的技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技术服务, 在企业内部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是高新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所以它比一般的企业更加重视隐性知识管理, 这类企业的隐性知识管理有着不同的特征。

(一) 隐性知识整合障碍多

隐性知识的有效的转化成显性知识, 并快速渗透到企业内部并使其技术化、商品化和价值化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高新企业知识型员工占了绝大部分的, 他们在长期的研发过程中, 通过付出大量的努力, 掌握了隐性知识, 而这些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在企业的竞争力和收益回报。所以在隐性知识整合过程中, 或多或少会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 影响知识的的整合。

信用障碍促使高新企业的员工为避免不公平的知识交易, 不遗余力地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信用体系的缺失或不健全, 隐性知识整合过程中一个人会因为捍卫自己的权益, 不愿意或消极地共享自己的隐性知识, 导致整个团队无法有效地工作。

隐性知识的内隐性导致的理解水平和语言的障碍。隐性知识以抽象知识为主, 难以编码性, 而且需要与特定的情境发生关联, 否则难以表达、传播和沟通, 也难以将其转化为显性知识;经验和知识深度又导致隐性知识的深化, 增加了表达知识的难度。不同团体或个人对于隐性知识内容的理解不同, 表述又有相当大的差异, 就更加深了理解上的困难。

(二) 隐性知识共享程度低和周期短

优秀的各类知识型员工构成了高新企业的核心团队, 企业研发人员、生产部门员工和营销人员等部门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应处在一个动态短循环转化共享的过程, 适应市场的的瞬息万变, 才能使员工知识体系和知识结构不断更新, 高新企业知识储备不断增加。知识的垄断性让高新企业隐性知识的拥有者在心理上产生了依赖性, 一种独特的优越感促成在他们高新企业内部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甚至可以拉开了他们的薪酬差距, 让他们深刻体会到知识就是财富的道理。即使部分员工为了减少企业或团队工作的重复劳动, 愿意主动共享隐性知识, 但是知识贡献后的价值因为激励机制的缺失得不到保证, 甚至可能因此失去在企业原有竞争优势。在这种企业文化下, 高新企业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隐性知识共享, 知识转化率降低,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去优势, 迫使高新企业持续不断地加大对研发资金的投入, 用于知识的重新获取和重复使用。

(三) 隐性知识沟通渠道不畅通

知识的整合和共享必须依赖于沟通, 因此有效的沟通可以实现知识的增值。高新企业一般设有行政管理部、市场营销部和生产研发部等部门。各部门员工的专业方向不同在隐性知识传递中会产生理解和表达差异造成沟通的隔阂, 隐性知识的接受者怀疑提供的隐性知识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导致知识沟通的速度减缓, 知识沟通量减少, 甚至中止沟通。员工的岗位职责和薪酬绩效因岗位和部门而异, 由此产生的内心不平衡和信任感缺失导致保护性行为发生, 这种行为则会危及高新企业成员间隐性知识的沟通和获取, 从而影响隐性知识沟通的速度和密度。

(四) 缺乏有效的隐性知识共享的激励

高新企业隐性知识共享过程中的的主要矛盾来自于隐性知识所有者保守垄断的心态, 知识贡献越少更能凸显个人在企业的重要性。高新企业隐性知识共享一般通过项目研讨会和部门例会的形式进行, 以口头上简单沟通为主。而对于共享的激励措施, 绝大多数的高新企业流于形式, 并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 也就是说隐性知识的共享度与应得报酬毫无关系。在这种环境下, 知识拥有者有理由认为知识共享度与应获得的收益成反比, 反而个人拥有的稀缺性知识越多更能加固其在企业的地位。隐性知识的共享过程中, 成员间缺乏紧密的互动和沟通、感悟和领会, 无法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

二、高新企业隐性知识管理的机制

(一) 企业共享文化与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互动机制

共享是一种文化, 更是一种企业的核心精神。在激烈竞争的市场格局中, 高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并不仅仅是由其生产条件和管理水平所决定, 而隐藏在其背后的共享文化以及由此派生的核心能力还起着关键作用。在企业内部深植共享的企业文化, 每个成员拥有共同的发展愿景、互相学习与共同进步, 实现工作理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和行为习惯等企业文化诸要素的有效提升。这种企业文化所拥有的导向功能、凝聚功能、融合功能、调节功能、约束功能和应变功能促使高新企业更快形成占领市场保持竞争优势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支柱, 高新企业是以盈利为企业管理的最终目标, 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会让企业和员工获得更多的收益, 企业才有足够的资金投入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不再单纯是企业管理理念、行为文化的包装, 而是企业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经营理念培育, 员工的人文素质优化, 共享互学氛围的形成 (如图1) 。

(二) 隐性知识整合与企业创新能力形成互动机制

通过创建知识共享的企业文化, 共建互学互助的团队氛围逐步消除隐性知识整合过程中出现的心理障碍、信用障碍和理解差异障碍, 提高隐性知识的转化率和吸收率, 增加了高新企业的知识容量。知识容量在扩容过程中, 必然出现知识的内化、外化和升级, 隐性知识转化成显性知识以快速扩散到企业新的项目中在, 以创新能力推动高新企业研发具有高技术含量产品, 帮助其赢得市场先机。另一方面, 高新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体现在弱肉强食在市场环境中以不可替代的产品击败竞争对手获得更多资源。那么, 企业会更加注重创新, 也会将更多资源投入隐性知识的整合以谋求企业更好的发展。企业会对知识的要求更高, 更强调知识的时效性。为了领先竞争对手, 高新企业需要提高隐性知识的整合速度和效率, 促进隐性知识的整合。

(三) 隐性知识沟通与企业学习能力形成互动机制

在产品同质化竞争加剧的经营环境下, 如果没有持续性的学习, 企业不可能获取任何利润。企业利润的源泉来自于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 其形成过程不可避免地依赖于企业整体的学习能力。企业、部门和个人的学习能力会因禀赋、素质、语言能力和努力程度不同而有差异。加之沟通的内容抽象和专业性强、沟通方式多样性, 信息传递环节较多, 迫切需要在企业内外部构建畅通的多维沟通网络 (如图2所示) , 在沟通网络中通过学习平台 (组织资料库) 、培训与沟通平台 (技能培训, 讲座, 头脑风暴法) 、学习互动平台 (学习小组, 课外学习, 集中讨论) , 完成隐性知识整合、沉淀与吸收, 实现学习能力逐步提升。随着学习能力的不断上升, 企业内外部沟通不畅的堵点会逐缓解直至清除, 高新企业内外部形成了互学共享的文化氛围, 各成员共享知识储备、人才资源和管理经验, 并加以分析、转化、吸收和提炼, 实现隐性知识的循环和再生, 高新企业的知识生产力最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图2)

(四) 隐性知识激励与企业盈利能力形成互动机制

美国的戴曼斯《高技术》杂志上指出, 对高技术产业的定义主要依据两大特征:一是专业技术人员占企业员工总数的比例高, 二是销售收入投资于研发项目的比例高。而在研发方面, 除了购买所需的新设备外, 主要是技术方面的投入, 也就是在知识方面的投入。隐性知识是企业内部知识的最主要存在形式, 通过多种方式激励隐性知识拥有者主动共享, 相互沟通与学习 (如图3所示) 。将核心知识沉淀、运用和创新, 让企业减少在研发方面的重复投入, 缩短整个项目研发周期, 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实现利润最大化。随着企业的获利能力的增加, 企业企业的管理者充分意识到隐性知识激励的重要性, 加大在隐性知识激励措施方面的全面建设, 实现核心知识的增值与利用, 谋求高新企业利润最大化。 (图3)

参考文献

[1] .张德茗企业隐性知识沟通的动力机制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1年第10期

企业员工隐性知识管理共享机制研究 篇5

1. 隐性知识管理

1.1 隐性知识的概念

隐性知识是迈克尔·波兰尼 (Michael Polanyi) 在探索人类信仰知识时提出的概念, 他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 一种是可以以书面文字、图表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 称之为显性知识;而不能被直白表述的知识, 则称之为隐性知识。它是沉默的、心照不宣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知识, 来源于个体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和理解, 所有理解都是基于人们的内心留住, 即个人的心智模式。

1.2 隐性知识的共享

隐性知识共享是指个体或组织的隐性知识通过各种交流手段为组织中其他成员所共享, 使得隐性知识显性化, 同时通过知识创新, 实现组织的知识增值, 这正是企业隐性知识管理的核心。现有研究将隐性知识显性化的过程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社会化阶段→外化阶段→组合阶段→内化阶段”。其中, 社会化阶段是指从个体的隐性知识到另一个体隐性知识的传播过程;外化阶段是通过类比、隐喻、假设、倾听和深度谈话等方式将隐性知识转化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形式;组合阶段是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的转化, 是一个建立重复利用知识体系的过程;内化阶段意味着新创造的显性知识又被转化为组织中其他成员的隐性知识而达到彻底消化的结果。

2. 企业员工隐性知识共享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知识共享过程中, 知识供体与知识受体双方的知识能力状况将导致知识共享的实施障碍。根据大量文献研究, 影响员工知识共享的因素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能力、动机和条件。

2.1能力因素, 主要是指的员工个人能力即员工的个人内部因素。包括员工获取知识的能力、应用知识、创造知识、共享知识等能力, 涵盖员工个人的职业规划、企业责任意思、团队信任关系等方面。

2.2条件因素, 指除个人以外的外部条件, 即企业所具有的组织或制度相关条件。企业具备良好的交流氛围和激励机制对形成稳定的知识共享机制有着促进作用。

2.3动机因素, 心理学认为人的行为都是由动机决定的, 想要激发个人的知识共享的积极性, 首先必须获取员工的需求, 了解员工知识共享的动机。

3. 企业员工隐性知识共享机制分析

任何组织中的知识都存在“沉淀”、“共享”、“学习”、“应用”、“创新”等运转环节, 我们称之为“知识之轮”, 企业隐性知识的共享就是这个知识之轮内在驱动力。

3.1 建立学习型组织, 搭建员工沟通平台

“学习型组织”是激励员工通过组织的学习, 不断获得知识资源, 更新知识和创造知识的组织结构, 通过创建学习型组织, 将学习内化为其日常行为, 将员工学习能力的提升为业绩考核关键指标, 为隐性知识的共享提供了制度保障。

3.2 创建有效知识共享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在企业员工知识共享中, 促使员工隐性知识的显性化, 外化为组织知识, 其他员工内化吸收, 从而达到提高企业绩效的能力。企业业绩的提高又通过相应的激励制度反作用于知识共享员工, 从而进一步刺激员工隐性知识共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推动企业“知识之轮”的不断运转。当然, 企业中每一个员工所处需求层次可能不尽相同, 可以依据员工的需求层次, 提出对应的激励方式, 促进员工进行知识共享。

3.3 创新企业文化氛围

传统企业文化在评估其工作成果时一般多认同有独特能力的人, 这无形中造就了一种狭隘的知识保护, 组织中个体缺乏对共享知识的信任。一个积极的、良好的文化氛围会促使员工主动地、自由地交流, 促成知识的学习与共享, 内化吸收他人的共享的隐性知识。

3.4 构建隐性知识管理信息技术平台

企业可以利用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技术, 构建一个具有弹性、透明、开放的员工知识共享平台, 让知识拥有者和知识接受者进行有效的知识学习、沉淀和共享, 以促进员工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并加速员工内化吸收的学习能力, 最终促进企业知识的创新。同时信息技术平台上可以增加更多的互联网应用, 设置员工知识共享度, 让员工打破个体心理因素的局限性, 在企业内部的网络信息平台进行多方的学习和共享, 促进知识的传播与分享。

总结

知识经济时代, 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人士意识到隐性知识共享对于一个企业的重要性。企业员工隐性知识是企业创造新知识的重要源泉, 也是一个企业获取竞争优势、持续发展的资源。企业想要进行知识的持续管理, 就必须分析员工隐性知识共享过程中所存在的影响因素和问题, 对症下药, 并创建一个良好的知识管理体系, 重视对员工隐性知识的管理和共享。

摘要：企业进行知识管理目标就是要达到知识共享, 使个体积极, 提高团队运作效率。在知识经济时代, 隐性知识是企业内部重要的战略性资源, 对隐形知识的合理管理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从企业员工的隐性知识的特征及其显性化过程出发, 通过探讨影响企业员工隐性知识共享的因素来提出企业内员工隐性知识共享的相应措施。

关键词：企业员工,隐性知识,知识共享

参考文献

[1]刘开, 吕强, 刘媛媛.企业内员工隐性知识共享分析[J].科技与管理, 2008, 10 (6) :107-110.

[2]吴庆海, 夏敬华.好好学习——企业知识管理:从认知到实践[M].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 2006:60-62.

隐性机制 篇6

近几年党和政府对农民土地权益关注度越来越高, 2013年中央1号文件的征地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任务和方向, 201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 2015年1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无一不体现国家对农民权益保障的高度重视。同时在中央农业利好政策的鼓励下, 各地推动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很高, 此时与利益诉求有高契合度的信托机制发挥了显著作用, 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盘活了农民的土地资源, 保障了农民的权益。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 对土地征收的探讨研究不断深入, 有关征地拆迁的新闻报道持续升温, 学术界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但是关注点都在于补偿不足带来的征地矛盾冲突, 对征地补偿带来的一夜暴富进而产生负面影响的关注度很小。然而无论是被征地农民利益受损问题还是农民因征地暴富过度货币化安置的困境[1], 都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 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因此, 设计出保护农民权益机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少有学者将2者统一研究, 忽视了它们之间存在的共同关键点, 即没有真正农民权益的代表者, 无法形成有力的法律主体。将信托机制引入到征地补偿中是解决征地问题的创新, 既能保证社会公平, 促进构建和谐社会, 又可以使失地农民生活有可持续的保障。

2 农民土地隐形权益研究

农民土地权益的界定与很多因素有关, 包括我国土地所有制、征地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社会保障体系等[2]。虽然目前学术界对农民土地权益的内涵没有明确的界定, 但是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甚至涉及农民土地环境权和文化权, 但就目前形势, 研究此类权益为之过早, 因此根据已有的关于农民土地权益的研究成果, 将农民土地权益划分为土地显性权益束和隐性权益束, 显性权益束包含法律规定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带来的收益;隐性权益束包含程序权、社会保障权、土地发展权。

显性权益束主要体现在土地流转中农地的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带来的权益。隐性权益束往往被人们忽视, 程序权包含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虽然《土地管理法》第48条和第49条明确规定政府补偿安置方案应听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 对征地补偿费用的收支情况向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公布, 接受监督。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知情权往往是事后通知, 更不要提及参与权和监督权。调查显示, 只有38.1%的农户征地前看到过征地公告, 93.1%的农户不知道村集体掌握的补偿款具体数额, 87.1%的农户不知道村集体对于补偿款的用途[3]。由于农村集体是经济组织不是法律组织, 因此即便农民知道享有这些权利, 在没有法律主体的情况下, 当对其产生诉求时也很难实现。二元城乡结构背景下, 农村的社会保障功能差, 部分地区处于缺位状态, 因此, 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土地承担着农民的生活保障、就业保障、养老保障等功能。土地征收一次性的货币安置无法体现土地的保障价值, 即便目前讨论的热点“土地换社保”,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利, 但仍与城镇社保体系存在较大差别, 保障水平低, 由于保险精算基本要素及参数确定缺乏统一的标准和依据[4], 致使“土地换社保”仍需进一步完善。另外, “土地换社保”是政府主导型的保障措施, 没有尊重农民土地财产的相应权利, 强行将土地补偿款划入到社保中。并且此种社保是以养老保险为基础, 没有针对其他年龄段的设计, 这都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土地发展权的归属, 国际上并不统一, 英国的农地发展权归国家所有, 美国的农地发展权归土地所有者所有, 我国农地发展权归属问题, 学术界有不同的主张。张安录主张将农地发展权归农地所有者, 发展权可像其他普通商品一样在市场上自由交易, 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5];万磊主张城镇土地的发展权归属政府, 农村土地的发展权归属农民集体, 政府再用税收杠杆来均衡各方利益[6]。胡兰玲认为我国农地发展权应该归属国家, 如果农地发展权私有, 则对于私人来说这笔收益是不劳而获的暴利, 这对社会公共是不公平的[7];就胡兰玲的观点笔者认为是不妥的, 与城中村的巨额拆迁款相类似, 对于私人来说只要是合情合理合法获得的财产都应该给予。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 然而在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背景下, 农村土地被征收时, 农民没有任何话语权, 失去了土地所享有的发展机会, 如同具备升值潜力的资产无论是否征得所有人同意都会被低价买走,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目前征地范围远远超过了法定的公共利益范围, 因此产生的巨额级差收益不能全归政府, 当然土地发展权带来的收益也不能全归个人, 国家对征收的土地进行开发, 完善周边的公共配套设施, 产生的增值开发利益属于公共利益, 应当归还社会, 如果没有政府的投资开发, 土地的潜力价值也不会被挖掘出来。因此, 土地发展权带来的收益不能笼统的划归于国家或土地所有者, 而应以按相应的比例在各利益主体间进行合理分配。

3 土地信托应用现状

信托制度起源于英国中世纪的土地用益关系, 其产生和推广是基于转让人和接受人之间的相互信任。通过各项具体业务的开办, 管理社会各阶层主体财产, 实现保值增值, 发挥其财产管理者的作用。土地信托是土地所有权人为有效利用土地, 提高不动产的开发与经营效率, 将土地信托于受托人, 由受托人对土地进行专业规划与管理, 将开发经营的利润作为信托受益分配于受益人, 实现农民土地权益的市场化、资本化和凭证化。

目前我国农村土地主要以家庭为经营单位, 缺乏规模效应, 多数农村年轻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大量农用地闲置撂荒, 长期处于效率低下状态, 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农村要素市场化问题突出, 这为土地流转提供了机遇[8];土地流转作为近几年出现的新生事物, 随着相关金融政策和农村土地政策的推出, 农业发展领域与金融领域不断融合, 将碎片式的农村土地与资本元素联接, 托付于有资质的信托公司进行管理运作, 形成巨大的集中采购优势、市场规模优势和金融服务优势, 筹集土地流转完成规模化运营所需的资金, 解决资金与土地资源的匹配问题, 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 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实现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期收益。土地流转信托是适应农村集体土地, 尤其是农用地改革趋势下农村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创新型生产关系。《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中提及的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 完善宅基地权益保障和取得方式, 探索实行有偿使用;探索进城落户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自愿有偿退出或转让宅基地等一系列方向, 在确权的背景下, 均可借助信托将土地使用权转变为收益凭证在内部实现土地使用权转让、赠与、继承;信托通过实现土地市场化定价, 对《意见》中赋予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权能的改革发挥巨大作用, 有助于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增值。土地流转信托自2013年10月首次推出后, 各信托公司均积极跟进, 但由于法律层面的局限性, 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等问题, 土地流转信托项目进展缓慢, 模式没有被大规模的复制和推广, 土地流转信托仍处于初期探索阶段。但土地流转信托带来了积极效益, 激发了农村土地资源潜在价值, 更全面的体现农民附着于土地的权益等优势已经显现。借助土地信托流转经验, 将信托引入至土地征收中, 解决征地矛盾, 协调征地各方利益, 作为农民的受托人可以最大程度的保障农民的权益。

4 土地征收中信托机制的必要性

引入信托机制, 维护土地征收中农民的土地权益。首先, 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到土地补偿费后, 应当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召开村民会议, 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平均分配此款。然而由于村干部权力过分集中, 缺乏监管, 法律意识、专业知识及党性修养一定程度上的缺乏以及“村账镇管”的财务管理机制漏洞, 用之于集体的土地补偿费和分配于农民的安置补助费很容易被截取挪用, 损害农民的土地利益, 因此村一级的违法贪污现象往往是引发征地矛盾的直接因素。农民法律意识淡薄, 自身土地权益被侵犯也很难察觉, 即使有诉求, 但作为弱势群体, 发言权未受到重视, 无法形成监督力量, 致使集体资产损失, 农民利益受到侵害。引入信托机制, 由专业人员对用之与集体的土地补偿款进行科学规划, 提出合理的使用方案, 同时也能弥补对补偿款缺乏监管的漏洞;其次,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虚位导致的征地权被滥用, 按照《宪法》规定, 土地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 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 但对“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构成要素和运行原则规定不明确, 对集体概念和范围缺乏明确的界定。农民集体本身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概念, 不属于立法上的法律主体, 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 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中占据绝对强势, 在政绩考核和土地财政利益的驱使下, 征地权过度使用, 征地范围过大, 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国家公共利益范围, 自然会损害农民的土地发展权。针对征地纠纷的诉讼机制不健全, 司法救济权没有足够的保障。农民没有能力了解征地补偿相关知识标准, 维护自己权益, 而且很多地区的补偿款主观随意性较大, 各地征地区片价或年产值补偿标准不一致, 同一地区标准甚至不一。对于农民而言, 不仅个人力量弱小、法律意识薄弱, 最重要的是维权成本太高。即便出现个人利益诉求, 最后往往不了了之。信托公司具有明确的法律主体, 有权利、义务、能力维护委托人资产, 能够提高农民和集体在征地中的地位, 加强其与用地单位的谈判能力, 集中解决补偿中出现不合理的问题, 有助于农民取得土地发展权的权利[9]。

引入信托机制, 科学管理农民财产, 保障失地农民未来的生活。农民因征地暴富是农民隐性权益束中社会保障权的特别体现。土地征收可视为土地权利全部转换为最终收益。目前社会中不仅出现补偿不足带来社会的负面影响, 也有过度货币化安置农民对巨额征地补偿款非理性使用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随着城市扩建, 产业园区的发展壮大, 对城市郊区或城乡结合部的土地征收时, 农民会一次性获得巨额的征地补偿款, 由于此种补偿方式没有在时间维度上针对发展问题作出考量, 带来很多负面社会问题。面对巨大的人生转折, 在缺少正确消费引导的情况下, 部分农民非理性地、铺张地、攀比地使用拆迁补偿款, 引发种种乱象,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拆二代”, 这些未成年的孩子们在暴富之后, 心态发生巨大变化, 比富、奢侈、厌学的现象比比皆是[10]。固然有当下社会大背景的影响, 但更重要的是, 农民理财意识的缺乏和有关方面引导的滞后。如何理财、实现补偿款可持续发展, 使财富能得以延续, 成为很多农村存在的实际问题。为了保障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 有必要引入信托机制, 将补偿款分为一次性补偿和持续性补偿, 一次性补偿拨付于农民, 持续性补偿交于信托, 由其管理运营使农民的补偿款保值增值, 避免农民一次性获得巨额补偿造成的挥霍浪费, 从而保障失地农民未来的生活。

5 土地征收中信托机制的应用

土地征收中信托机制的引入可视为土地流转中的最终环节, 即处于流转的土地面临被征收的情形下, 信托机构接受集体委托, 形成有力的法律主体, 对补偿程序、方式、标准比例有更专业的知识, 能够更全面有效地维护保障农民土地隐性权益。

隐性权益束之程序权: (1) 政府发布征地意向公告后, 信托公司短时间内得知被征地块面积、坐落、补偿标准、安置方式等, 并将专业文字信息译化成农民可以理解的信息, 传递于农民, 保障农民的征地知情权。 (2) 信托公司做好农民工作, 及时普及法律知识, 如抢栽抢种者不予补偿;并将农民的意见集中处理反馈回政府, 确保农民的参与权。 (3) 在征地过程中, 对政府按照征地区片价或者年产值等标准对被征土地及其附着物进行补偿时实时监督权, 将其结果反馈回农民, 直至后期补偿款的落实并监督其分配使用, 对整个过程实时公布, 确保农民的监督权。而且作为农民与政府的沟通桥梁, 在矛盾冲突发生前及时遏止。土地补偿款落实之后, 信托机构接受农民集体委托, 管理村一级土地补偿款, 通过账户管理系统化, 对补偿款进行分配、使用、监督, 既能明确农民得到应有的利益, 又能防止少数村干部从中截留违规挪用资金。通过专业人员科学规划设计, 将补偿款用与集体发展。

隐性权益束之社会保障权:将集体剩余资金托付于信托, 进行管理运营, 产生可持续收益, 使农民土地保障权转化为信托的持续性收益, 同时支付于信托机构的管理运营费用。由于城郊或城中村拆迁, 农民会获得巨额的拆迁款, 为使其发挥可持续的保障作用, 集中部分拆迁款由信托接管, 进行资本运作, 通过多元化的资产配置, 统一管理经营, 集中量化, 使不可分割集体所有权向可分割的按份共有集体所有权转变[11], 集体资产的产权地权转化成股权, 实现资本升值, 把农民手中的钱变成可再生的资本, 抗击通胀保值增值。同时可尝试部分农民与信托第3方企业对接, 让农民获得股东和职工的双重身份, 实现农民就业和企业活力结合, 使得农民更快的在城市化中实现身份的转换, 完成人与土地同步的城镇化。信托资金风险仅次于国债和定期存款, 但起步门槛较高, 这与目前的农民手中握有巨额补偿款却难觅升值渠道的现状吻合。固定收益信托产品拥有一套严密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 通过资产抵押、股权质押、担保公司、个人连带责任保证等, 使投资风险降为最低。针对农民补偿款的管理使用, 可借鉴互联网金融模式, 对资金的使用方向、投入项目、收益情况要公开透明, 由此破解资金、理财需求、投资渠道、知识理念4者之间的循环难题。由于信托以信任为基础, 需要做好农村致富带头人或有公信力长者的工作, 改变农民的理财观念, 提高农民投资理财能力, 同时引导合理消费, 避免出现农民因征地暴富后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隐性权益束之土地发展权:信托公司中具有专业知识的团队对被征收地块进行资产评估, 协商安置方式, 并作为“拆迁中介”的角色, 进行整体拆迁谈判[12], 维护农民利益。同时在了解民意与政府导向前提下, 为农村土地改革提供新方向, 为确定土地发展权收益分配的合理比例提供依据。

6 结语

土地征收中的信托机制是创新土地收益分配的新思路, 是安置多元化的体现, 能够促使风险与收益结构更加合理, 调整机制框架以实现和谐发展。信托机制在农用地流转、农用地征收补偿款分配、宅基地征收资产评估、拆迁补偿款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引入信托机制, 需要政府的引导介入, 警惕伪信托公司混入, 对信托公司进行评估, 落实高标准的进入准则、严格的退出机制, 以确保行业的规范性、专业性。同时对人才的专业能力要求较高, 即需要土地方面的知识, 如土地征收资产评估、程序流程, 又需要对征地补偿款的管理监督等金融方面的知识。因此在未来农村土地市场规模日渐增长的驱动下, 应着重培养兼具土地与金融的综合性人才以满足市场的发展需求。随着农民权益重视度不断提高, 土地确权, 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等进程地推进以及相应法律法规的完善, 土地信托将会蓬勃发展。

摘要：指出了将农民土地权益划分为显性权益束和隐性权益束, 分别体现在土地流转和土地征收中的农村集体用地所有权权益上。借助土地流转信托经验, 将信托机制引入土地征收中, 可解决征地矛盾, 协调征地各方利益, 发挥了征地补偿款可持续效益, 作为农民集体的受托人最大程度保障农民权益。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征收中的信托机制可视为土地流转信托的最终环节, 当农民因征地补偿不合理而产生土地权益诉求时, 信托机构可作为农民的代表者, 形成有力的法律主体, 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在农民得到巨额补偿款后, 引入信托机制, 发挥信托财产管理能力, 使补偿款发挥持续性的增值作用, 将农民依附于土地的权益转化为信托的收益, 保障农民未来的生活。

关键词：土地征收,隐性权益,土地权益保障,信托机制

参考文献

[1]韩德军, 朱道林.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的进化博弈论解释[J].中国土地科学, 2013 (7) .

[2]范辉, 刘卫东, 吴泽斌.农民土地权益问题研究进展[J].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2015 (32) .

[3]韩俊.中国农村土地问题调查[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9.

[4]于冰.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与征地标准的平衡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 2006.

[5]张安录.可转移发展权与农地城市流转控制[J].中国农村观察, 2000 (2) .

[6]万磊.土地发展权的法经济学分析[J].重庆社会科学, 2005 (9) .

[7]胡兰玲.土地发展权论[J].河北法学, 2002 (3) .

[8]邱江.土地流转信托运作模式之谜待解[N].上海证券报, 2013-09-12.

[9]金宇.农村土地增值分配实践对策[J].改革与战略, 2014 (6) .

隐性机制 篇7

知识管理是从显性知识管理再到隐性知识管理的一个不断循序渐进、不断深入的管理过程,模型中知识陀螺运转的结果就是学习共同知识体系的建立。企业高管团队所拥有的隐性知识在转化为显性知识的过程中,按一定的规则和内部逻辑关系进行识别、分类、拣选和保存,遵循一定的检索规则,实现隐性知识的显性化、结构化,本来是杂乱无章的、没有被意思到的隐性知识得以系统化、集中化,隐性知识的使用效率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1]。将企业高管团队内部的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最大限度的可视化,将隐性知识尽可能多的转变为显性知识,易于进行传播和吸收,如图1所示。

企业一方面借助信息技术,提高了企业信息输入、信息识别、信息整合和信息输出并应用共享知识资源;另一方面,设计良好的企业激励机制鼓励知识共享和知识创新,提高了高管团队成员创新的专业知识和工作技能,并将这些专业知识和工作技能提供给企业里的其他成员,使得企业获取知识的能力大大提高[2]。高管团队成员同时承担着贡献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两项任务,企业与高管团队成员之间,即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着多任务委托代理的关系。霍姆Holmstrom和Milgrom证明了代理人从事两项或两项以上的工作时,简单的委托-代理模型就不能适用于多项工作任务。相对于显性知识的共享行为而言,隐性知识的共享一般难以观测,企业也难以监督高管团队成员在隐性知识共享上的努力程度。

基于本体论的角度,企业中隐性知识共享可以看作个体知识、团队知识、企业知识和企业间知识在同一层面和不同层面的共享[3]。本文关注的隐性知识共享行为指的是个体层面的共享行为,下文以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对高管团队成员隐性知识共享行为的激励机制进行分析。

1 Holmstrom-Milgrom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知识管理要求高管团队成员共同分享他们各自所拥有的知识,如果公司高管团队成员为了保住工作而隐瞒信息和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常常是为了鼓励保密而非信息公开共享,那么这将对公司构成巨大挑战[4]。企业与高管团队成员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当代理人的任务有多项时,委托人往往对不同工作的监督能力是不同的,有一些工作可能比另一些工作更加难以监督。在企业隐性知识管理中,委托人可通过员工上交的分析报告和工作绩效来判断高管团队成员的显性知识贡献,但高管团队成员在隐性知识共享方面所做的努力程度是难以量化、难以跟踪观测的。

根据Holmstrom-Milgrom模型的基本结论可以将其引申为:当委托人(企业的所有者)要求代理人(企业的经营者)完成多项工作任务时,要全面考虑多项任务的可观测性,才能决定授予既定工作的激励措施,如果委托人交给代理人一项缺乏可观测性的工作,那么就没有必要对该项工作采用激励报酬,鼓励代理人去努力完成,因为该工作是不可测量的、不可观测的,即使使用激励报酬也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5]。

设表示代理人努力程度的向量是a=(a1,a2),其中a1是花在第一项工作上的努力;a2是花在第二项工作上的努力;B(a1,a2)表示委托人从代理人努力中获得的期望收益,C(a1,a2)表示代理人承受努力的成本,设B(a1,a2)是严格递增的凹函数,C(a1,a2)是严格递增的凸函数。当代理人努力选择为a=(a1,a2)时,决定了一个可观测的信息向量X,并有

假定μ是从R+2映射到Rk的凹函数,其中R是实数域,Rk是k维欧氏空间(k≥0),k是可观测信息的数量。这样,两个努力变量a1和a2决定了k个可观测信息。ε是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向量,设其值为0,协方差矩阵为蒡′。此时,X就是服从均值为μ(a1,a2),协方差矩阵为蒡的正态分布。

此时不同的努力变量产生了不同的信息。如果ε1与ε2相关,则不同的信息仍然是相关的。这种情形里,x1就反映了a1,x2反映了a2。

知识产权及产权收益是知识转移过程必然涉及到的问题。一般来讲,显性知识是可以观测到的,易于测量的;由于激励制度的不完备,站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隐性知识的拥有者就会首选知识独享。所以,企业拥有良好而有效的激励机制就成为隐性知识转移的重要前提条件[6]。假定委托人是风险中性的,代理人是风险规避的。进一步假设代理人具有不变的绝对风险规避度,采用Arrow-Pratt[7]绝对风险规避度量ρ定义代理人风险规避的程度,即ρ=-u″(w)/u′(w)>0,效用函数-exp(ρπ),其中w表示实际货币收入。

努力成本C(a1,a2)是用货币等价物来测定的。则当代理人的工资函数为s(X),假定其为线性函数s(x1,x2)=α+βTx,其中βT=(β1,…,βk)。代理人的确定性等价收入。

由于委托人(企业所有者)是风险偏好是中性的,给定s(x1,x2)=α+βTx,则期望效用等于期望收入,即

代理人(企业的经营者)的实际收入为

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其中ρ代表绝对风险规避度量,1/2ρVβT蒡β代表风险成本。

由于固定报酬收入部分仅仅影响委托人(企业所有者)和代理人(企业经营者)之间的报酬分配比例,不影响βT和(a1,a2);给定βT和(a1,a2),α由高管团队成员的保留效用决定。因此βT=(β1,β2)最大化总的确定性等价收入是企业应当所选择的

同时满足的代理人(企业经营者)个体理性化约束(IR)为

和激励相容约束(IC)

若所有ai(i=1,2)严格为正(a>>0)那么激励相容约束简化为

上式隐含地决定了努力函数ai=ai(βT)。对(4)求导,得

若C(a1,a2)=1/2a12+1/2a22,即高管团队成员的两种任务努力的边际成本是独立的,则

应用式(4)和式(5),得到委托人最大化式(1)的一阶条件为

其中,I单位矩阵,B′=(B1,B2)T为一阶偏导数向量,即Bi=坠B/坠a1是第i种任务上高管团队成员努力的边际收益。并且在以上假设条件下,式(6)也是最优化的充足条件。

假设随机向量ε是独立分布的,也就是说蒡是对角矩阵,两项任务努力的成本函数是相对独立的,即Cij≠0,i≠j,这时委托人(企业的所有者)的最优化一阶条件(6)变为

此时,如果Bi=Bi(ai),i=1,2,最优β是相对独立的,因为代理人(企业的经营者)在给定工作上的最优努力有别于在其他工作上所付出的努力。就像单一任务委托的模式,βi就是绝对风险规避度ρ、边际成本的变化率Cii和方差σi2的递减函数。

2 隐性知识共享行为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

隐性知识是指那些不能清楚地表达出来的知识,这类知识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只能通过行动来表示[8]。从隐性知识的特征可以看出,在员工承担的任务中,对隐性知识的表达是不可被企业直接观测的。假定a1为员工花在贡献显性知识上的努力,a2为贡献隐性知识上的努力。假定a2是不可测度的。唯一的信息变量为

同时,由于隐性知识共享效果不可被观测,可近似认为协方差矩阵蒡中σ222为无限大,而其承担的任务又是可以替代的,σ12=0。这时,如果a>>0即代理人在两项任务上都有正的努力时,下列条件必须满足

当C12<0时,|C12|愈大,β1就愈大。如果设Cij为常数,则β1增大时,a1和a2都可能增大,说明当高管团队成员花在显性知识贡献上的努力与隐性知识贡献上的努力是互补时,对隐性知识的激励就应该加强。相反,若C12>0,即两种活动在成本上是替代的时,如果设Cij为常数,则当β1增大时,可能使a1增大而a2减小。此时,针对高管团队成员显性知识的激励就应该弱化,因为较高的β1将诱使高管团队成员把过多的精力花在显性知识贡献上而忽视隐性知识共享上。

由于β1=β2=0,若假设C1(0,a2)=C2(a1,0),则由得a1=a2=0,总的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这说明对第一种工作的单独的激励只会减少总的确定性等价收入。在每种努力有独立的价值时,如B(a1,a2)=B1(a1)+B2(a2),此时才有必要对第一种工作加以单独的激励。

有一种特别的情形,C(a1,a2)=C(a1+a2),此时两种努力在成本上是完全替代的。由知β1=β2(代理人在不同工作上的边际收益相等)。因为当β1≠β2时,代理人不会在边际收益低的工作上作任何努力。如当β1>β2时,有a2=0。

由于隐性知识共享监督效果的不可观测性和高管团队成员承担任务间努力成本的替代性,强调对显性知识贡献的激励将会诱使高管团队成员对其投入过多的努力而忽视隐性知识的共享,从而导致激励机制效能的弱化。式(8)表明,随着隐性知识监督效果被观测的不确定性的提高,由于高管团队成员承担任务间的可替代性,对隐性知识共享活动的激励强度系数将越来越小。特别地,当隐性知识共享行为完全不可观测时,对其监督任务的激励强度系数趋于零。原因可直观解释为:在多项任务的条件下,如果各项任务间的努力是可替代的,那么代理人(企业的经营者)强化了诸多任务中的某一项努力程度时,其他诸项任务的边际机会成本就会得以提高,因此那些容易评价的任务就会成为代理人(企业的经营者)的主要进攻目标,花费在其他任务上的努力程度就会减少,激励效能就会因此而降低。所以,用一句话总结就是,任务的替代关系必须转化为互补关系是解决激励机制效能低下的有效方法。

3 高管团队成员隐性知识共享激励机制设计

通过以上的型分析,需要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对隐性知识共享行为进行补偿,调整团队成员的利益,同时保证激励机制的公开与透明,使团队成员能预期到知识共享的正面效应,以促进公司隐性知识共享。

1)激励机制设计应考虑到团队成员的个性问题,关注代理人对风险的态度偏好。团队成员的个性特质决定其本身的能力水平、绝对风险规避度和努力成本系数。其中,团队成员个性特征越富于“冒险”、勇于承担责任,绝对风险规避度越小;越有创新精神,努力成本系数越小。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企业如何选择在个人特质上适合隐性知识分享的人担任企业某一职务将是激励机制发挥其应有效率的前提。

2)绩效评价机制的引进。根据绩效评价机制的论述,当委托人(企业的所有者)的目标的真实性不能在显性契约中得以体现,委托人(企业的所有者)就要寻求一个新的替代目标并显示在显性契约中,依照该项替代目标付报酬给代理人(企业的经营者),这就是所谓客观绩效评价[9]。但是,通过我们对以上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可以得到结论,在多任务的条件下,当代理人的任务业绩不具有观测性时,又因为多项任务之间具有替代性,这时委托人的激励措施就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为了尽可能的发挥显性激励的作用,要兼顾客观业绩评价指标和主观业绩评价指标,预防激励措施的变异,隐性知识管理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对员工的激励机制设计中主观业绩评价指标的必不可少的。因此在实行知识管理过程中,各种形式的知识共同渠道、知识评价渠道对高管团队成员隐性知识激励尤为重要。

3)企业应从有形激励和无形激励两方面调动高层管理团队成员的积极性,鼓励隐性知识的流动、转化、共享和创新。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中对高管团队成员的激励为货币等价物有形激励,实际上,精神上的无形激励同样能满足员工的成就欲望,高管团队成员在共同愿景的感召和报酬机制的驱动下,乐于发掘自身潜能,致力于把对实现共同目标有价值的隐性知识显性化,高管团队成员积极的、自由的贡献隐性知识,在获得相应的物质收益的同时,也获得了组织的认同感,并产生对组织的强烈的归属感。

参考文献

[1]赵雪松.师徒模式下的知识共享研究[C].陕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07.

[2]谢康,吴清津,肖静华.企业知识分享、学习曲线与国家知识优势[J].管理科学学报,2002,5(2):14-21.

[3]王娟茹,赵嵩正,杨瑾.隐性知识共享模型与机制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10):120-125.

[4]应力,钱省三.知识管理的内涵[J].科学学研究,2001(3):86-91.

[5]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

[6]刘源“.传染病模型”在隐性知识传播中的应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7):168-171

[7]ARROW K.Essays in the theory of risk bearing[M].Chicago:Markham,1970:79.

[8]POLANYI M.The tacit dimension[M].London:Routlege andKegar Paul,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