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农业教育论文

2022-04-16

在我国的教育史上，有记载的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学校是从1958年开始直到1965年，这是新中国职业教育的起始阶段，而之后的15年却没有职业教育的统计。等到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80年，这时我国的职业教育只有中专和技校两种。鉴于此，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和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改革的报告，时间是10月7日。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古代社会农业教育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古代社会农业教育论文篇1：

中国古代职业与技术教育范式

［摘要］中国古代职业与技术教育是随着职业分化而产生的，“以吏为师”的职官教育、医案为本的职医教育、师徒传承的艺徒制训练教育和农器与法术相结合的农业技术教育，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职业与技术教育的信仰、目的、价值和方法追求，给当今的职业技术教育本土化发展以启示。

［关键词］职业教育职官教育职医教育艺徒制农业技术教育范式

［作者简介］谢广山（1956- ），男，河南孟津人，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教育史、教育学原理研究。（河南三门峡 472000）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项目编号为2005-ZX-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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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教育是随着职业分化而产生的，正像工具和教育是人类进步的两个不可分割的“中介”一样，职业和职业技术教育也是不可分割的。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职业分化。据《管中集校》所载，管子不仅将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对四民分别提出了职业要求，而且还认为四民应分别集中居住，以便于传授职业道德和技能。后人不仅把管子的思想视为最早的职业技术教育思想，而且也由此把职业与职业技术教育视为不可分割的共同体。由于中国古代的技术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总结，常常存在于自然状态下，所以，将处于自然状态下的科技知识与实践相联系的传授方式相结合，便成为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要范式。范式是“一个特定社团的成员共同接受的信仰、公认的價值和技术的总和”，中国古代“以吏为师”的职官教育、以医案为本的职医教育、师徒传承的艺徒制教育和农器与法术相结合的农业技术教育，正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成员共同接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反映了中国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智慧。

一、“以吏为师”的职官教育范式

“畴人之学”是中国最初的职官教育形式，它为封建社会确立“仕而优则学”的职官教育信念奠定了基础。由于世卿世禄制度的解构和“学在官府”思想的建立，封建社会早期的“宦学”虽然延续了“宦学事师”，但“以吏为师”在扬弃了职官世袭家传的技术垄断之后，却成为培养封建社会所需要的具有技术、职务和客观能力的职官的主导信念。科举制作为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官的制度，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知识活动，职官教育也由“官”的培养转而为“臣”的培养。虽然从以掌握技术知识为主的“官”的培养到以通经博文的忠君卑位的“臣”的培养的演进过程，反映的是专业化的“官”与非专业化的“臣”存在的历史意义，但却揭示了中国古代职官教育在价值追求上的变迁。

“以吏为师”是古代职官学习有关职事的技术知识的主要途径。虽然夏、商、西周时期的教育都是“学在官府”，但其国学、乡学与“畴人之学”是两种不同的教育形式，国学、乡学的受教育者都是贵胄子弟，他们是未仕的学生，接受的是“六艺”教育，“畴人之学”是结合官职进行的。“畴人”被称为“世官”或“畴官”，即世承职官的人，他们掌握着天文历算、辨土勘地、医学医疗等技术知识，担负着“告朔之政”、分辨土壤、安排种植、土地整治、农田水利、选种除草灭虫施肥、相马畜牧、测量土地、测定方位、建造国城、司会治下、音律传授、疾医治疗等职事，从而成为诸如《官子·立政》中所指的“虞师、司空、申田、乡师、工师”等掌握有关专业知识和生产技术并负有管理某种专业生产职能的职官，不仅负责管理，而且负责知识技术传授。

产生于秦汉时期的宦学，是“政教合一”的一种职官教育形式，虽然也是“宦学事师”，但由于职官制度不再是世卿世禄，其“宦学”也不再是父传子学。秦朝实行“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文教政策，禁毁私学，“非史子也，毋敢学学宦”，因此，不是“史”的学徒弟子，就不能在“学宦”中学习。“学宦”是专门训练吏员的机构，其施政者正是分别掌管文书、档案、书记、编订历法、观察天象、物候和掌管粮食与财务的史官，受教的弟子向他们学习从政的专门技能。汉代官学创办之后，宦学仍未废止，甚至在东汉出现了“好仕学宦”的盛况。汉代宦学与官学相互补充，官学体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原则，而宦学体现的是“仕而优则学”的原则；官学是“士先志”的教育，宦学是“官先事”的培养；“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宦学形式的职官教育，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上升时期对官吏科技素养的重视，大大提高了吏治水平，不仅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中下级官员，而且发现和培养了许多高级官吏。

宦学中的教育内容包括了数学、农业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工业生产和管理、地理水利、畜牧兽医等知识技术，其教育经验更是值得借鉴。一是开创了注重实验、观测的良好学风；二是开创了实例教学以培养学生实际能力的方法；三是撰写了大量的科技知识教育教材；四是提倡“问难论辩”式教学。

隋唐以来，科举制成为整个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的重心，学校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围绕科举而进行的，其教育知识由“五经”到“九经”“十三经”再到“四书五经”，一直没有发生质的改变，技术知识被排挤在边缘。但是，关系王朝稳固和基本国计民生的技术知识，如天文历法、生产及农业管理等在官学教育中仍保留有宦学职官教育的特色，“以吏为师”和注重实验、观测、实例教学、“问难论辩”等教学方法仍是职官教育的范式。

二、医案为本的职医教育范式

医案式职医教育属案例式教育。根据《说文定声》和《止字通·木部》释：“案考也，通作按”，“案”具有考察、考据、研求之意。案例是指经过调查研究或考据查证而获得的实例，具有教育价值的实例被运用到教学过程之中便形成了案例教学。由于案例教学不仅仅是现代意义上的以培养实践能力为目的的教学方法，而且包括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内容整合和通过实际案例进行的理论原理教育（亚案例教学），同时还包含了教育思想及观念的渗透，因此完全可称之为“范式”。

在中国古代有很多的医案、佛学教育的公案、实际战争的战例、司法实践中的讼案等，这些案例作为教育内容，在古代职业技术教育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价值和作用。虽然古代的法学教育、测量教育、治会教育及战法教育等都使用案例，但运用案例教育最为持久和最为成功的却非职医教育莫属。

早在西周的职医教育中，由于分科制度的实施和对疾医考核的重视，疾医就十分重视医案（治疗过程）的记录，治疗中如有死亡，“则各书其所以”，上报医师，年终医师对疾医分四等稽考，“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后来，疾医为了积累经验，对治疗的病情和治疗过程都“各书其所以”，便形成了早期的医案和开创了记录医案的优良传统。产生于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不仅专述了脏象、经络、病因、病机、论法、治则、针灸、摄生、五运六气等医学知识，而且结合临床病症，叙述了44类共计331种疾病的病候，详细介绍了运用切脉，结合望诊以诊断疾病的经验，是现存最早的古代医案雏形。《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的“诊籍”被中医学界认为是最早定型的医案，仓公的 “诊籍”记载了浮、沉、弦、紧等20种脉象，大多脉象一直沿用到今天。仓公的“诊籍”还记载了治疗的过程，和对其疾病的分析辩论以及治疗的理论依据，使学习者对实际情形有所了解。宋代，记录和整理医案已不只是名医名家的事情，普通的民间医生也都“自列其事，存为医案”，为传授医术积累了大量的案例。明清两代临床医学的发达，更是推动了医案的兴盛。

中国医学理论，其经络、脉象、气态等不像西方解剖学那样“看得见、摸得着”，但望、闻、问、切，辩证施治，更需要在实践中理解和掌握理论，而医案教育则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了桥梁。在运用医案进行职医培养的过程中，古代职医教育创造了许多优秀的教学方法。《黄帝内经》所倡导的“道问学”，采取的是研究性问答式“取象比类”教学法，与现代案例教学的讨论法十分相似。张仲景继承和发扬了“问难论辩”式的以比较为主的讨论教学法，在讨论中对理、法、方药的具体运用进行了比较。在唐代的医学专科学校教育中，医学生不仅在平时的临床实践中要记录医案、学习前人的医案和接受太医博士分析医案的教育，而且还要接受“实际治疗优劣的评定”，其中医案记录与分析是评定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宋代的医学教育中，不仅平时接受医案分析教育，而且在考试中还要接受“假令”方式的测试，“假令”即试验症候方治，是考试所包括的六方面内容（墨义、脉义、大义、论方、假令、运气）之一，相当于今天的案例考试，目的是检验医学生运用医学原理进行断症、处置的实际能力。案例教学向考试的延伸，说明了中国案例教育的成熟与完善。在中国古代民间医学教育中，其师徒传承的中医知识和治疗技术，大多也采取案例教育方式，医徒不仅要识药、记录医案，而且要通过医师对医案分析和修正评点，从中学习诊病治疗的能力，同时接受医德熏陶，使医学理论、医疗能力和医德品质同步提高。

三、师徒传承的艺徒训练教育范式

中国古代的艺徒训练式教育脱胎于世袭的工艺技能传授，产生于夏商周时期，成熟和巩固于封建社会。早在原始手工业出现之后，就有了制作石器、骨器、竹木器、陶器以及纺织、房屋建造和交通工具制造等原始工艺技能的训练和传授。在原始社会末期发明了冶铜技术，由于冶铜技术的工序和工艺都较复杂，其知识传授和技术训练也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在号称青铜时代的奴隶社会中，生产分工越来越细，手工业各部门开始涌现出一大批能工巧匠，奴隶主往往让这些人充当师傅，在大规模的奴隶协作劳动中传授技艺，由此便出现了艺徒训练活动。“处工，就官府”和“工商食国”的官工业制度，促进了官工业的发展，同时也使世袭家传的“父教子学”技术传授和技能训练，发展成为了师徒相传的训练活动。奴隶主将社会中的能工巧匠聚集在官工业之中，使他们成为了“在官之工”，身怀绝技者还被擢升为“工师”，他们互相观摩，互相激励，互相切磋，传授技艺，不仅使官工作坊成为了培养技术工人的“大学校”，而且也使世袭的技术得到了交流与发展，为技术知识的总结与推广奠定了基础，西周时期的《考工记》就是这样产生的。

中国古代的艺徒制教育要比西方现代师徒制技术教育早得多，且脱离了父传子学的世袭艺徒训练，在官工作坊里确立了新的师徒关系。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冶铁技术的进步和朝廷对冶铁的严格管制，官管手工作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艺徒训练制度更加完备。据《新唐书·百官制》记载，唐朝专设少府监（或称内府、尚方）“掌管百工技巧之政”，供给“天子器御、后妃服饰及郊庙圭玉、百官仪物”，“监之职，掌供百工伎巧之事，总中尚、左尚、织染，张治五署之官属，庀（即管理）其工徒谨其善作”。少府监训练工徒还建立有一套制度，“钿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之工，二年；矢镟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弁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伎，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

封建官营作坊的艺徒制始创于隋唐时期，到宋代，其发展趋于鼎盛。宋代官营作坊的规模更大，工种更多，仅皇家官营作坊就设有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等，并制定了专门的艺徒训练制度。将作监负责“掌宫室、城郭、桥梁、舟车营缮之事”，军器监负责“掌监督缮治兵器什物，以给军国之用”。宋代官营作坊在艺徒训练上的最大特点是以“法式”授工徒，有了专门的训练教材。“法式”是在总结生产经验基础上编制的制作技术规范，其中包括最基本的技术知识，一般包括“名例”“制度”“功限”“料例”“图样”等内容。以“法式”授工徒，是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历史性进步。宋代的民间工艺传授活动也十分兴盛，“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生产关系的出现，不仅突破了“子就父学”的传艺方式，促进了社会性师傅授徒活动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工匠自编传艺教材的发展。虽然明清时期我国官营作坊的艺徒训练有所衰退，但兴盛于宋代的民间师徒传艺活动却一直没有衰减，民间师徒教育仍继承了宋代注重总结的优良传统。

在中国古代的艺徒制技术教育中，始终倡导或坚持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思想，使技艺、规范与职业道德教育融为一体，同步进行，注重示范与模仿，注重基础和运用，注重课考其“诚”和“效”，注重总结、提炼和交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重‘治术’、轻‘治事’”的历史进程中，艰难地维护着古代职业技术教育的艺徒训练的发展，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四、农器与法术相结合的农业技术教育范式

中国是农业古国，农业技术是古老的技术，但在农业观念的形成上却与西方有所不同。西方现存的古典文献表明，早在古罗马瓦罗的《论农业》中，已有对农业技术比较明确的表述，认为农业“不仅仅是一种技艺，而且是一种必须又重要的技艺”“农夫跟牧人的方法、技术是不一样的”。而在我国古典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技术概念中并不包括农业技术，如《史记·货殖列传》的“医方诸食技术之人”和《汉书·艺文志》的“今其技术暗昧”中，农事是分别于天文（告朔之政）、勘地、辨土之中的，而且“重于道而轻于艺”。所谓“道”，是“大道”，是“君子”或“大人”学的；而“艺”是“小道”是“小人”或“百工”学的。“经”作为“载籍”，既载“道”，又载“艺”，通一“艺”就是通一“经”。而这正反映出古代农业技术教育所接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走向。

首先，在中国古代农业发展中，由于重视农业物质技术的作用，因而重视农器的推广与应用。我国古代思想家一向重视物质手段在生产、生活中的作用，荀子提出过“善假于物”的著名论断，韩非子提出过“机械之利”的观点，孟子则更是明确指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些思想反映在农业技术教育中，就是强调农业器具的决定作用。管仲最早在《管子·轻重乙篇》中称：“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一锥，一，然后成为农”；《盐铁论》也讲道：“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晚唐陆龟蒙的《耒耜经》作为古代农具（耕犁）的专著，对犁的构造、部件、功能等介绍之详，堪称为古代农器教材之范例。

在古代农器教育中，一方面由农官收集民间农器改良之验方，然后集最先进者在全国推广普及；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农官研制新的农器，在某一地区试用后，再向全国推广普及。在农器教育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农器的评价标准：一是便巧。“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近有创制下粪耧种，于耧斗后别置筛过细粪，或拌蚕沙，耩时附种而下，覆于种上，尤巧便也”，便巧之标准被农业技术家普遍采用。二是捷利。陆龟蒙在其《耒耜经》中多次称“江东犁”之捷利，王祯在其农书中更是称镫锄用于干旱硬地较之耕耘爪“特为捷利”，用禾钩捆束已割下的作物“甚速便也”，快捷和器利之标准，不仅反映出农器教育对“器之利”观念的重视，而且表现出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价值追求。三是简当。简当指简易而适当，也表明农器教育“取简避繁之易于普及”的观念。王祯在评价犁、砘车等器具时，曾指出：“今易耒耜而为犁，不问地之坚硬强弱，莫不任使。欲浅欲深，求之梨箭，箭一而已，欲廉欲猛，取之犁梢，梢一而已。然则犁之为器，岂不简易而利勇哉”，“今砘车转碾沟垅特速，此后人所创，尤简当也”。四是随地所宜。农学家在农器教育中倡导“创物者随地所宜，偶假其形而取便于用也”，教育不同地域、不同气候条件下使用农器者，采取不同的作业方式，“各随地所宜用”，为农民在使用农器上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启示，更为农民因地制宜、改良农器提供了创新的空间。

其次，在古代农业技术教育中重视法、方、术的教育。中國古代不仅仅将农业技术视为物质手段，而且也视为人的技能和智慧，在农业技术教育中坚持“人为物本，物因人而用”，以“善农”作为教育之目的，因此而注重法、方、术之教育。“法”是中国古代农业文献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之一，“掌土之法”“土宜之法”“农法”“播种之法”“种艺之法”“耕种之法”等，被历史农学家反复演绎，现代农史学家更是将此视为农业技术本身。“方”和“术”虽然在古典农业文献使用不多，但它们却与“器”和“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为物本”的农业技术范畴，“方”与“法”在修辞上往往交替使用，而“术”则被视作“先不知所以然，故忌崇之情繁，后知所以然，故求之术正”，无论器与人联袂，还是器与法（方术）或人与法（方术）联袂出现在农书中，都反映出了古代农学家对农业技术完整的认识意义和教育追求。

再次，在古代农业技术教育中，除了存在于民间的家传身教外，还创造了问答教育、示范教育、推广教育、图像教育、歌诀农谚教育等先进的教育方法，形成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相结合的教育范式，从而构成了历代相承的“重农”教育与农业科技教育相结合的中国古代农业教育主线。

选择中国古代职官教育、职医教育、艺徒制教育和农业技术教育作为审视中国古代职业与技术教育范式的阈限，不仅在于其具体的教育方法，而且在于通过研究中国古代职业与技术教育选择思想方法的路径，探寻深深铭刻在人的精神、植入人的意识深处、渗透文化和生活世界的思想观念，从而揭示在古代职业与技术教育中所形成的有关信仰、价值和技术的集体资源所在，给当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留下一些启迪，促进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本土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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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广山

古代社会农业教育论文篇2：

学习职业教育史,培养新时期高职人才

在我国的教育史上，有记载的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学校是从1958年开始直到1965年，这是新中国职业教育的起始阶段，而之后的15年却没有职业教育的统计。等到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80年，这时我国的职业教育只有中专和技校两种。鉴于此，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和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改革的报告，时间是10月7日。这个批复，在新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的春天到来了。但是往前追溯，我国职业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极富大汉民族的文化韵味。认真学习职业教育史，对于指导目前的高职教育，培养学生的能力和推进高校学生的素质教育，无异于一门很好的课程。

一、学习职业教育史，推进高职学生的专业素质教育

研究我国的职业教育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古代社会。那时的职业教育是附属于生产和生活进行的，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实践着人与人之间的职业教育，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学习；朝代更迭，时光荏苒，近代的职业教育史发生了本质的转变，职业教育以学校化的形式独立出现，有了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为今天的职业教育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到了现代，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文明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出现了分级分类的多样化的职业教育。总结我国的职业教育史，大致分为非学校化的萌芽期、系统化的发展期、学校化的确立期。通过学习职业教育史，可以使学生了解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了解职业教育的實质，培养其自身在社会上的生存能力，这正是职业教育的本质。而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品格素质、身体素质，也正是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通过职业教育的学习，掌握一门或多门技术、技能，在竞争激烈的当代社会，为自己赢得一个立足时代、实现自我价值的理由。

二、学习职业教育史，汲取高职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资源

我国的职业教育史也是一部丰富的人文历史。《周礼·考工记》中对古代的职业分类有一个非常明晰的阐述：“周有六职，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由此看出，在古代，对职业的划分已经非常明确了。至于职业培训，官府中有工匠培训，家族中有家传工艺，作坊里有师徒相传。在近代，国人的职业教育思想发生了转变，眼界逐渐开阔，涌现了第一批放眼世界的人，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他们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提倡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这都是非学校化的职业教育，通过学习这些内容，既让学生汲取了我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也深深地陶冶和熏染了他们的灵魂。学得了一身本领，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为祖国的强盛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学习职业教育史，培养新时期高职人才

学习近现代职业教育史，可以使学生了解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概况，进而理解和认识职业教育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人一生中的重要性。1917年我国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1933年1月，国民政府修订和颁布了《职业教育法》，两年后又颁布了《修正职业教育规程》，确定了民国公民的职业教育宗旨：强健体质、陶冶情操、习惯劳动、提高技能、启发创业。时间发展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又建立了中等专业教育制度和技工教育制度，但那时的职业教育不系统，以应急为主，重理论、轻实践，一技多能，提倡艰苦创业，师生的教学积极性非常高。到20世纪最后十几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此，1982年8月，教育部将中专教育司改为职业教育司；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了“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工作方针。至此，职业教育工作的鼎盛时期到来了，国家把对技术人才的培养提高到了一定的高度。而在社会生活中，对专家的需求数量远远比不上高级技工人才的需求数量，而且企业中的技工人才都来自高职院校，所以通过汲取职业教育史的精华，了解我国职业教育的渊源，无异于一杯营养液，对于培养教育现代的高职院校学生，提高其自身的品格，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部职业教育史，博大精深，反映了我国职业教育的悠久历史。学习职业教育史，体会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和生产力的发展。在政府鼓励和政策倾斜的氛围中，提高职业教育生存和发展的生命力，加强职业教育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充分了解和汲取其中的人文、历史、知识，对于新时期素质教育理念下的高职教学，显得尤其重要。所以，认真学习职业教育史，弘扬我国职业教育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于培养高素质的高职人才、推动职业教育课堂教学的素质教育，意义重大而深远。

作者简介：陈本敬，男，1980年出生，广东陆丰人，顺德职业技术学院讲师、高级技师，从事高职教育研究。

（作者单位广东省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办公室）

作者：陈本敬

古代社会农业教育论文篇3：

战国秦汉农业功能的国家定位与制度强化

摘要：至战国时期思想家已经形成对农业功能的全面发掘，充分论证了其在经济、维护社会稳定、教化、文化孕育及技术传承等方面的功能。以此为基础，各国变法在治国方略、制度规定和民风淳化等方面变革农政，明确了农业的国家战略地位，并尝试将农业多功能制度化。秦汉时期举国重农体制和农业管理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则标志着农业多功能凝入国家制度体系。

关键词：战国秦汉；农业功能；国家定位；制度强化

战国秦汉农业是我国传统农业奠基和整体性发展时期，形成了封建时代农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奠定了中国传统农业全面发展的基础，并对后世中外农业产生深远影响[1]446449。战国秦汉农业发展，亦为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对战国秦汉农业的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和理解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变化及其后世影响。杨宽[2]2061、何兹全[3]137180、林剑鸣[4]277285、张波[1]430449、樊志民[5]221228、许倬云[6]144150等对战国秦汉农业研究多集中于农业发展状况的考察及其历史地位的评价，对战国秦汉时期农业功能的认识及其凝入国家制度等问题的关注尚显薄弱。有鉴于此，试就战国秦汉农业多功能性及其制度强化过程予以分析，以期为转型时期农业基础地位的巩固和现代农业多样性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一、战国思想家对农业多功能性的认识

战国时代被誉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7]667，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变革的转折点。战国时代农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加速了奴隶制度的瓦解，促进了地主制经济的发展。在农业生产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上，战国诸子勃兴，百家争鸣，他们在追求各自学术和政治理想过程中，也进一步发掘农业的多重功能。

（一）民生立国，富民强国——农业的经济功能

农业的经济功能，一是谋生，二是求富。谋生即为人类提供稳定的衣食来源，以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求富是通过从事农业经营活动，积累财富。从百姓的角度来看，农业不仅是衣食来源，也是累积个人财富之本。墨子指出衣食为人之生利，人民生存仰给于五谷。若“农夫怠乎耕稼树艺，妇人怠乎纺绩织絍”，那天下百姓都将衣食不足[8]189。法家韩非子也认识到农业可使农民“得以富”[9]450452。《史记·货殖列传》中将战国时期务农而富者称为“素封”，他们“有田园收养之给，其利比于封君”。而规模化经营牧业和经济作物者，“其人皆与千户侯等。然是富给之资也，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身有处士之义而取给焉”。[10]3 272时人经营农业致富，由此可见一斑。

从国家层面来看，农业的经济功能体现于农业为国家提供物质基础，是国家财富的根本来源。夏商周三朝，无不以农业立国，其疆域的拓展正与农业生产地域的渐次开发对应。《周书》载：“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可见已经认识到农业关乎国家存亡。春秋时期，管仲就深刻总结了周代兴利除害贵农事的历史经验，认为“富国多粟，生于农”，“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 。[11]924926因此，他提倡国君“所务者五”中四者为农事，还提出根据五谷桑麻六畜的生产情况以判断一国饥饱贫富程度[11]258。至战国时代，诸子则将农业的基本经济功能提至国之根本的高度，称农业为“本业”、“本事”。战国早期墨子指出，“畜种菽麻，不足以食之”是危及国家存亡的“七患”之一，并认为《周书》所言国、家三年之食“为国备”，“农事缓则国贫”，甚至引发政乱[8]286。魏国李悝、秦国商鞅变法，皆以变革农政，使农业获得极大发展而获得成功。李悝行“尽地力”之政，使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开展多种经营，以增加农业产出，从而使魏国富强。商鞅倡导以农战兴国，认为国君重视农业生产，使人民勤于农业，国家才能富强[13]19。商鞅视农业为国之“本业”，明确提出“事本禁末”之说，将农业推向一国之中排挤其他产业的独尊地位。他施行的一系列鼓励农业生产的法令，极大地促进了秦农业的发展，为这一时期的秦国对外战争和后来剪灭六国，一统天下奠定了物质基础。商鞅之后，法家韩非子也主张“富国以农”。至战国末，荀子认为农业是国家财富本源“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13]194。战国农家许行，倡导贤者应尊法上古先王，与民并耕而食，可视为对诸国兴战而害农耕的一种极端反对，凸显乱世农业之要。

（二）民农易用，安乡重家——农业维护社会稳定功能

在我国古代社会，农业是提供食物的主要生产部门。食物是人生存必需，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是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农业产生之后，人们开始定居生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村落聚居的生活形态，在我国古代社会伦理秩序的形成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和生活中所形成的诚朴守信等群体性格，以及安土重迁、守望相助等乡风民俗在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上具有重要的功用。

战国时期，商鞅深入地洞察到农民诚朴守土的群体性格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朴实的农民安于农耕，敬畏法令，轻易不会犯上作乱。农民恋土守土的情结，在国家面临重大战事时“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因此，商鞅认为人民从事农业可使社会“少诈重居”，加之以法令赏罚，便可形成“民亲上死”的制度，促进国家的稳定发展。反之，若从事农业的人少而游食者众，则“民弃农伪议”，土地荒芜，食物不足，便会威胁社会稳定[12]2425。农村社会发展中所形成的乡规民约在缓和农村社会矛盾、抵御自然灾害，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孟子所言“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14]105。

（三）教民稼穑，民农则朴——农业教化功能

“教化”一词始见于《荀子》。教化蕴含政教风化、教育感化之意。在我国古代社会，教化的内容包括道德伦理规范和生产技能传授。早期农业教化功能，主要体现于教授农耕技术和劝民适时耕作。周祖后稷善农耕，尧帝举为农师，教民稼穑，使民不饥。后稷以农耕技术教民，始现农业教化之功。周天子率官员所行籍田礼即具有浓厚的教化意味。据《吕氏春秋》记载，孟春，天子亲载耒耜，率三公九卿籍田，祈谷于上帝。之后，天子安排农事，教导农民因地制宜栽植农作物，定准直，“农乃不惑”。[15]911孟夏之时，天子命野虞行于田原中“劳农劝民，无或失时”，又令司徒巡视县鄙，“命农勉作，无伏于都”。[15]86随着农业社会发展，农业的教化功能则表现于农业生产方式对农民恪守道德伦理规范的积极作用。战国时期，商鞅认识到农民归心于农则“朴而可正”、“少诈重居”、“安居而恶出”。《吕氏春秋·上农》总结历代上古先王之所以导民务农，非徒为地利，而是“贵其志也”。农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有助于形成诚朴易用，稳重少私，产厚重徙等符合传统道德伦理规范的群体性格。战国时代从农业生产中引发出的勤劳致富、强本节用等观念也影响了中华民族勤俭节约品德的形成。

（四）文化母体，文明孕育——农业的文化功能

中国传统农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核心。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发生发展于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同时，传统文化的发展又建立于农业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上。中国传统农业文化是孕育战国诸子学说之母体，诸子学说又反过来丰富、完善了中国传统农业与农学理论。战国秦汉时期，是我国传统农业的奠基时期，这一时期所形成的重农思想和农学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国时期是我国重农思想的形成期。李悝、商鞅、许行、韩非子等战国思想家都有着极为丰富的重农思想。李悝和商鞅通过政治改革实践，将重农思想逐步政策化和制度化，对战国局势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重农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有学者认为，“重农思想贯串着二十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思想史，无论任何学派或任何历史阶段均系如此。”[16]483重农思想的政治和伦理意义也不容忽视，农业还关系着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建立以及民风的淳化。重农思想的形成正是农业在传统社会作为主导性生产部门的现实反映，它为农业功能获得国家承认，融入封建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撑。

中国传统农业哲学中的“天、地、人”三才理论发源于先民长期的农业实践。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吕氏春秋》将农业生产总结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15]696，并将“三才”理论升华，使之成为中国传统农学思想体系的核心。“三才”理论从农业实践中产生后，作为一种分析框架，被后世推广运用到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17]。“三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以及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

战国时期，农业生产中已经形成了循时而作，顺应自然的思想。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14]5荀子主张“无夺农时”，“以时顺修”、“以时禁发”，“不失其时”。[13]169这种依据四时变化来安排农业生产活动的思想，在《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得到提炼，形成了“月令图式”。它将自然、农事、政事纳入一个循环的系统中，帝王依据自然时令，以农业生产为中心来安排政事。这种集物候、天象、农事、政事于一体的循环理念，凝聚了农业民族特色的思维与文化模式，对中国古代自然观、历史观和科技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8]。

（五）言传身教，农书传世——农业技术传承功能

在我国古代，农民通过农业生产实践活动来亲近自然、认识自然规律，总结农业生产的基本原理，进而形成农业生产技术。因此，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发展依赖农业生产经验的积累。在农业技术的传承上，则以言传身教为基本模式。商鞅所谓“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12]7正是这一传承模式的写照。周朝覆亡之后，原属周王朝的各级农官散于民间，官方垄断的农业科技知识随之得以广泛传播。原有技术与农业实践结合更为密切，有利于农业技术的革新和农业理论的完善。战国秦汉时期，农家成为独立的学派，农业技术出现著作化和理论化趋向[1]1。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右农九家，百一十四篇”。现存最早的农书是《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吕氏春秋》集诸家之言而成，然《上农》等四篇较为系统的总结了战国之前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提炼出“三才”理论等传统农业哲学，因而被认为是农家之说。作为战国时代的重要学派之一，农家学派在我国传统农业技术总结、推广和传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战国改革家对农业功能的国家

定位与制度化尝试战国初期，自魏文侯任李悝为相变法开始，楚国、韩国、齐国、秦国相继变法图强。各国在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以建立巩固地主阶层统治的封建制度为目的开展变法。虽有诸多共通之处，然魏、秦两国从治国方略、制度规定和民风淳化等方面变革农政，试图将农业多功能凝入新的国家制度，确立农业的国家战略地位。

（一）将重农思想上升为治国方略

周末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首次较为系统的论述了农业的重要性，可视为重农先声。战国早期墨家也指出只有依据时节变化开展农业生产，“以时生财，固本节用”，才能财货充足。墨家开始将农业视为“本”，农本观念由此萌发。战国诸子对农业重要性及其功能也有颇多论述，尚限于观念层面。李悝和商鞅的变法则开始将重农思想上升为治国方略，并在魏、秦两国实践。

李悝首先提出重农思想[16]269，并行于魏国。魏文候与李悝探讨刑罚之源的问题，他认为刑罚生于奸邪淫泆之行，究其根源则在于农业生产受到破坏所导致的饥寒。国君应重视农业，才能塞刑罚之本，符合治国之道。李悝指出雕文刻镂等奢侈品生产，有害于农业。“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他建议魏文候“禁技巧”，限制以商品生产为目的手工业发展，打破了春秋以来农、工、商并重的思想，初现重农抑商的政策雏形[19]519520。李悝根据魏国“土地小狭，民人众”的国情，要求农民“力耕数耘”以“尽地力之教”，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以及疆场，种瓜树桑，开展多种经营，增加农业收成[20]1 124。李悝通过说服国君来推行重农思想，颁布重农政策来鼓励和推动农民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使魏国农业获得极大发展。

商鞅将重农思想纳入“农战”的治国方略中，以农富国，以战强兵，从而达到使秦国富强的目的。商鞅在变法初期，从国君、官吏和百姓三个层面来宣扬重农思想，为推行重农政策作铺垫。他认为国君只有重视农业生产，使人民勤于农业，国家才能富裕。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教导平民通过发展农业和立战功而获得官爵。国家即使仓廪充盈，国君也不应懈怠农业生产。明智的国君以农战治国“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重农不移“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商鞅还倡导国家的大臣，诸大夫，应以身作则，导民务农，“不得游居”。官吏则应厉行法治，做到“无宿治”，贪官污吏难以谋私利于民，使得“农不败而有余日”。商鞅劝导百姓“戮力本业”，奖励努力耕织的农民，惩罚追逐末利和怠农而贫者[12]67。商鞅通过对重农思想的宣扬，使秦国上下形成重农共识，为推行重农政策和法令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颁行保障农业的国家政策与法令

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已认识到农业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功能，并提出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的主张。以李悝和商鞅为代表的改革家，则通过颁行国家政策与法令，试图构建封建国家农业制度体系，以充分发挥农业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多重功能。

李悝为“使民毋伤而农益劝”行“平籴之法”，推行平抑市场粮食价格的国家调控政策。他依据当时五口之家在不同年份的收支情况，规定“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遇到饥荒年份“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20]1 125这样使得魏国粮价在饥馑、水旱之年也能保持稳定。李悝所行“平籴之法”既保障了农民利益，又防止了非农人口的流失，有利于魏国农业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行之魏国，国以富强”。李悝制定《法经》六篇，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以保护私人财产的律法《盗》《贼》为首要内容。此外，《法经》还对轻狡、博戏、淫侈、不廉等败坏社会风气、危害社会稳定的违法活动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21]366367。《法经》在保护私有财产和维护魏国社会秩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商鞅在秦国变革农政，亦是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法令来得以推进。从栎阳变法到咸阳变法，贯穿着维护和发展农业的政策和法令。商鞅栎阳变法具有明显的战时实用特征，以发展农业来供给战争所需。商鞅率先颁布《垦草令》，推行重农政策。《垦草令》中对国君、大夫、官吏、商人等各阶层在推行重农政策中作出要求，以形成举国重农之势。因“秦民不足以实其地”，商鞅遂行徕民之策，增加农业人口，地尽其利，弱敌而强秦。基于“民之性”求名逐利，商鞅主张“利出于地，名出于战”，行“粟爵粟任”和“武爵武任”的奖励政策，以名利导民勤农勇战。迁都咸阳后，商鞅推进变革，旨在建立以农业为基础的封建国家制度。“集小乡邑聚为县”，全面推行县制。全国设三十一县，县令直属国君，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有助于集中国家力量来进行农业开发。“为田开阡陌分疆”，承认土地私有，从而调动了地主和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使秦国农业获得发展。

（三）倡导利于农业生产的家庭制度与乡风民俗

家庭制度与乡风民俗对农村社会的稳定与正常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有着重要影响。李悝与商鞅变法，通过律法规范家庭制度，确立一夫一妻的个体小农家庭的独立地位；严惩罪犯，维护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移风易俗，积极引导农村形成有助于农业生产的乡风民俗。

李悝在魏国倡导“食有劳而禄有功”的治国之道，建议国君对“无功而食”、“乱乡曲之教”的淫民应“夺其禄以来四方之士” [19]164165。李悝制定《法经》以惩罚罪犯，规范言行，净化农村社会风气。《法经》规定犯盗窃者“戍为守卒”，罪行严重者则诛杀，就连拾遗者也要处以断足的酷刑。《杂律》篇中明确规定“夫有两妻则诛杀，妻有外夫则宫”确立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有助于维护农村婚姻关系的稳定和农民生产活动的有序开展。农民沉迷博戏，不仅影响正常的农业生产，而且还影响社会稳定。《法经》便对博戏处以重罚，平民罚金三市，太子不止可以更立。商鞅沿袭《法经》制秦律，通过律法来改变秦戎狄之俗，淳化民风，建立起有助于农业发展的家庭制度。秦在商鞅变法前，宗法大家庭占主导，个体小农家庭尚未独立。商鞅变法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以拆分宗法制残余下的大家庭，鼓励小农家庭的独立发展，迫使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农业生产。商鞅二次变法，“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移秦戎翟之俗，使秦人知父子有别，男女之别，进一步巩固个体小农家庭制度。商鞅在家庭制度上的变革，清除了宗法大家庭残余，确立了以个体小农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推动了个体小农经济的发展。商鞅治秦前，秦民间私斗复仇成风，造成农村劳动力的损伤，破坏农业生产。商鞅以严刑峻法治理，“行之十年”使得“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12]2 2312 232，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秦汉时期国家对农业功能的

制度强化战国思想家对农业多功能的认识，是变革时代对农业功能和地位的反思。魏、秦两国变革农政，正是战国改革家为确立农业国家地位，推动农业功能制度化所进行的探索与实践。秦以农战并天下，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汉承秦制，以重农而富强。秦汉所形成的国家重农体制，成为农业经济功能上升为国家基本经济职能的突出表现。这一时期农业管理体系的完善，也标志着农业政治和教化功能在国家制度层面的强化。战国秦汉时期，传统农业的多重功能逐渐凝入封建国家制度层面，并影响后世王朝对农业国家战略地位的推崇。

（一）秦汉时期国家重农体制的形成

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后，五次巡行，将重农作为基本国策推行天下。琅琊石刻中有“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忧恤黔首，朝夕不懈——节事以时，诸产繁殖”。行至碣石，知其堤防阻塞交通，造成水患，于是“坏城郭，决通堤防”。碣石石刻中有“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 [10]251252在土地制度方面，“使黔首自实田”让农民将所占田亩数目向政府申报，以确立其所有权，促使土地私有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奖励农业生产“赐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在农业地域拓展上，秦始皇通过大规模移民实边，促进了边远地区农业的开发。

汉承秦制，汉高祖立国之初便颁行“复故爵田宅令”[20]54，推行重农政策。汉惠帝即位“减田租，复十五税一”[20]85，以减轻负担，调动农民积极性。汉文帝“亲率耕”行籍田礼，以示重农。文帝还多次颁布劝农诏书，强调农业为天下之本。文景时期，政府通过减少租税、缓收或免收“贷种食”、赐爵等手段，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发展，为“文景之治”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20]117140。汉武帝认为“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20]1 685因此，武帝“通沟渎，畜陂泽”，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动农业发展。汉昭帝虽年幼即位，在霍光的辅佐下，延续了国家重农传统。即位当年“耕于钩盾弄田”，次年又根据往年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下诏“所振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令年田租”。元平元年，下诏强调“天下以农桑为本”，要求“日者省用，罢不急官，减外徭”以减少农民负担，使得“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20]219232。汉宣帝幼年曾流落民间，知民事艰难。因此多次下诏减免田租，并为归还的流民“假公田，贷种、食”，帮助其恢复农业生产。在农业歉收的年份，宣帝不仅“遣使者振贷困乏”，而且下令“太官损膳省宰，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在宣帝的倡导下，各级官吏也注重劝课农桑，循吏辈出。宣帝时“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农业得到很好的发展[20]245。东汉光武帝长于民间，性勤于稼穑，深知农耕艰难。天下安定后，光武帝“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先后恢复西汉什一之税，三十税一，以鼓励恢复农业[22]50。明帝曾两次行藉田礼，明帝与和帝曾多次行“假民公田”诏令，并采取减免租赋和免收贷粮等措施，帮助农民渡过歉收年份[22]107。东汉后期，由于宦官专权，皇帝弱小，国家虽有重农诏令，但难以实行。从总体上来看，汉代延续和完善了秦王朝所确立的国家重农之制。秦汉两朝皇帝重视农业，并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法律措施以确保农业的发展，督促各级官吏以农政为首务，国家重农体制逐渐形成。国家重农体制始于商鞅，确立于秦王朝，至汉代趋于成熟。国家重农体制的形成过程，也正是农业经济功能逐步上升为国家基本经济职能的过程。

（二）秦汉时期国家农业管理体系的完善

秦汉时期，以农官为主体的国家农业管理体系趋于完善。秦汉王朝不仅在中央官制中设立了专司农业的管理机构和官职，而且在地方上建立起了多层次和多系统的农官体系。秦朝中央部门中设有“掌谷货”的治粟内史，其属官有主管谷物贮藏的太仓令、丞，掌管物价和染色的平准令、丞。汉代因袭，汉景帝后元年，更名为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为大司农。大司农掌管全国谷货财政，亦有劝课农桑，发展农业之职能。此外，秦汉中央部门中少府、太仆等官职中皆有涉农职能。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时水衡、少府、太仆、大农各置农官，专司耕种官田。秦汉地方农官颇多，且分属于不同的行政系统，形成了多层次的农官体系。据学者的研究，秦汉地方农官分别属于负责处理郡国公田的都官系统，负责劝课农桑、指导农耕的地方行政系统和负责边郡屯田事务的屯田系统[23]1623。

秦汉各级农官通过对农业生产的监督和管理，使农民不失农时，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开展；通过执行国家农业政策，使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减少游食者，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此外，农官还注重结合当地实际总结和推广农业技术。汉武帝时，赵过推广代田法、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农民“用力少而得谷多”。[20]1 1381 139汉成帝时，氾胜之在关中地区推行“区田法”，使“关中遂穰”[24]791。他还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总结成“《氾胜之》十八篇”，把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作为发展农业的重要途径。秦汉以农官为主体的农业管理体系的完善，使农业的政治与教化功能融入于农官职能之中，农业政治与教化功能获得秦汉王朝制度承认与强化。

四、结语

战国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大变革时代，也是传统农业的奠基时期。传统农业的多功能历经战国思想家的发掘，以及李悝和商鞅的改革实践，逐渐为秦汉统治阶层所接纳认可，逐步凝入新建立的国家制度，从而奠定了传统农业在封建时代的国家战略地位。

当代中国正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虽然逐渐下降，但农业维护社会稳定、传承农业文化等非经济功能日益凸显。当代“农业不仅具有食品保障功能，而且具有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25]。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关注“三农”，表明国家对农业的高度重视，农业基础地位不可动摇。战国秦汉农业功能的制度强化进程，启示我们在转型时期坚持农业的国家战略地位，注重开发农业的多功能，优化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是现阶段必须高度重视的一项重要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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