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的论文

摘要：“无产阶级”一词最初进入中国新文学是基于写作者的道德想象，而非原本意义上经济关系的考察。其在文学领域的出现，除了与新的思想潮流的涌现与译介相关联，处于背景位置的文学出版市场亦是一个关键的促成因素。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的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新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的论文 篇1：

文坛风云中的顾骧

一

我和顾骧先生相识于“新时期文学”发轫之初的1978年。当时他就职于文化部文藝研究院（文化部文艺理论政策研究室）任理论组长，我在《人民文学》编辑部评论组当编辑。“文革”中被解散了的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已经获准即将恢复，停刊十多年的《文艺报》也将于那一年的7月复刊。《人民文学》评论组的阎纲、吴泰昌两位同事，已经先我离开编辑部参加了《文艺报》复刊的筹备工作，评论组只剩下我一人在坚守发最后一期稿子。5月8日早上，主编张光年给我打来电话，要我也一并转到《文艺报》去。当天下午，冯牧就在“文革”时期的文化部长于会泳的办公室礼士胡同54号主持召开《文艺报》复刊和下半年的选题计划会。到会的有张光年、孔罗荪、胡青坡、谢永旺、阎纲、吴泰昌和我，还有顾骧。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繁缛的日程，上任不久的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常务书记张光年发表致辞后，《文艺报》两主编冯牧和孔罗荪相继发言，《文艺报》就在平静中宣告复刊了。冯牧是文化部文艺研究院的主任，在于会泳的小公馆礼士胡同54号办公，现在又兼任了《文艺报》的主编，《文艺报》编辑部没有办公的地方，只好沾冯牧的光，暂时借住在于会泳小公馆的北院（礼士胡同129号），从此，出身于旧时士大夫书香家庭、十四岁上参加了新四军的苏北文工团，读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有相当的马列主义理论造诣、表面儒雅而喜欢做哲理思考的顾骧，便和我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近邻，常来常往了。

紧接着，他就应邀参加了我们《文艺报》编辑部于1979年3月16日召开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并就人性论问题发表意见：“理论务虚会在思想战线上有很大的突破，……文艺上亟需澄清因强调阶级斗争而危害文艺的一些理论，如批人性论。‘十七年’也批过，到了‘四人帮’时代更发展了，认为人性论是文艺上修正主义的毒根，其他一些黑论点都是从人性论派生出来的。所以始终抓住人性论来批，如批无标题音乐，批《三上桃峰》，都抓住人性论来批，而且作为政治问题来批。批人性论出现的片面性对文艺的危害极大，使文艺作品不敢去描写人的感情。”（《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简报》第2期，文艺报编辑部编，1979年3月17日）

随着中国文联及（第一批）五个协会于1978年5月27日恢复工作，文化部文艺研究院也全建制地改属于中国文联，定名为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鉴于顾骧在文艺理论上的造诣和对人性论等理论问题的研究与见解，1980年，便被贺敬之看中将其从文联研究室调到中宣部文艺局，参与起草文艺方面的文件，协助周扬同志起草文稿。作为周扬提出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重要理论观点的信仰者和践行者，顾骧在《晚年周扬》中记述了他协助周扬起草在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全过程，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充分融入了他的独到见解和精辟论述。兼有中宣部文艺局工作人员和文艺理论批评家双重身份的顾骧，比起我们这些单纯当编辑的来说，在文艺政策和文艺全局上能得风气之先，自然也就成了我们刊物的常备作者之一，我们也在交往中逐渐建立起了私人间的信任和友谊。1981年，为了梳理和展示我国当代文学评论家的队伍和成就，冯牧、阎纲、刘锡诚三人决定主编一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评论丛书《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在选定第一辑十一位老一辈文学评论家（林默涵、张光年、胡采、萧殷、罗荪、王元化、黄秋耘、荒煤、冯牧、朱寨、洁泯）之后，把顾骧列入了十位中年文学评论家（李希凡、王春元、张炯、陈丹晨、顾骧、缪俊杰、潘旭澜、陈辽、王愚、谢冕）的约稿名单，并由我向他约稿，选录此前他所发表的有代表性的文学评论文章，集为《顾骧文学评论选》一书，交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林默涵和张光年两位老评论家和老领导的评论选始终没有动手，出版社副社长袁琦提出加上湖南青年评论作者李元洛，凑成十本，我们同意了。阎纲和我是主编，丛书是我们策划和具体组稿的，我们决定不参加这套书，出版社另外给我们各出了一本：阎纲的《小说论集》、刘锡诚的《小说创作漫评》。80年代青年评论家辈出，原定他们的选集将编为第三辑，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继续编下去。那个时代，文学界流行着一种“评论家是作家的木耳（寄生物）”的庸俗的论调，文学评论家是被排斥在文学史之外的。至于什么人够得上评论家，各家有各家的标准，顾骧以及进入《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的中老年评论家在文学评论界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至少是得到了我们“这一家”——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套评论丛书三位主编的认定。

1983年的秋天，我也奉周扬之命，从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编辑部调到了他任主席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去担任书记处常务书记，从此离开了我所喜爱的当代文学工作岗位。但我和包括顾骧在内的一些文友依然保持着昔日的友谊和交往。1984年12月，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期间，老领导陈荒煤就邀请王春元、洁泯、丹晨、顾骧、阎纲、刘锡诚、缪俊杰、陈骏涛、王愚、白烨、范咏戈十一个中年评论家到他的住处共襄盛举，听取大家的意见，大家欢聚一堂，而且留下了一帧珍贵的照片，这帧照片无意中成了一个以思想解放和文学自由为共识的中年评论家圈子的历史见证。我们成了好友，王春元于1994年秋不幸早逝的噩耗，就是顾骧在夜里打电话告诉我的。

我和顾骧同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里担任副会长，并参加了学会举办的历次研讨和交流的学术活动。我们也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评论选刊》和《中国热点文学》月刊的常务编委，每期都要聚在一起研究组稿意向和版面构成，讨论文坛创作动向，并就创作全局和优劣作品发表意见，分工撰写言论或评论文稿。（阎纲从《小说选刊》借调到河北省文联工作了一段时间，把《评论选刊》带到了石家庄，回京后，经批准挂靠在我所任职的中国民研会，后来改为《中国热点文学》，在阎纲之外，我也忝列主编之位。）1988年8月13日，顾骧应邀去西藏讲学，给我们一信向编辑部会议请假：“锡诚、阎纲、宗蕙诸公：我明日飞拉萨，西藏文学界邀我去讲几天学，时间两周，约29日由藏返京。本月编辑部会不能参加了，向你们请假。推荐篇目附上，请阅。顾骧8月13日。”1998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秘书处经会长副会长会议同意，策划并编选出版了一套《学者评论家近作文丛》（河北教育出版社），顾骧的《煮墨斋文钞》和笔者的《河边文谭》均纳入其中。

顾骧离休、我退休20年来，文学界老朋友们常常聚会，有了新作也互相交换。2011年8月26日为缪俊杰的散文报告集《西游漫记》出版在三里屯玫瑰餐厅举行的文学评论家朋友聚会，《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文艺部、《上海文汇报》文艺部、中国作协创研室（工作后期，顾骧是创研室的副主任，直到离休）等的朋友聚在一起助阵欢宴，我曾写过一篇《我们有个玫瑰之约》，记述我们一伙在京的评论家朋友们的中心话题和边缘趣事。我偶然发现责任编辑罗静文这个有心人在这家西餐厅的一角，设立了一个作家出版社的新书陈列橱窗，摆放在这个小小的“陈列角”里的顾骧的几本著作赫然入目，我为这个发现感到高兴，于是和顾骧、罗静文一起留影作为纪念。

2014年3月我的八秩寿辰，在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为我举办从事民间文艺研究60年庆祝活动之后，包括袁鹰夫妇、邵燕祥夫妇、杜高夫妇、谢永旺、陈丹晨、秦晋、冯立三、郭玲春等文艺评论界的老朋友们为我聚会贺寿，顾骧送来了一幅题写着“赋到沧桑文便工”的条幅，鼓励我珍惜有限的余年多多写东西贡献于社会。

……忆当年，他走得是那样突然，那样猝不及防，几天前，我们还在协和医院卫干门诊候診室碰过面，像平常一样交谈，并没有发现在他惯有的儒雅气质和谈笑风生的神态中有什么异样，更没有发现他有什么致命的病症，谁想到2015年元旦后的第二天，他就撒手人寰西去了呢？一个几十年来始终站在文坛风云前沿、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厚实的理论功底，长期与“左”倾思潮及庸俗社会学作斗争的文艺理论家，就这样悄然无声地辞别了读者和文坛。

二

1981年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对作者和作品进行公开点名批判，随后十多家报刊转载，文艺界风云突变，惊恐万状，人心惶惶，以为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又要开始了。在这样的一个紧急时刻，胡耀邦提前结束休养，于5月17日紧急召见了中宣部、文化部、广播局、全国文联的负责人，谈批判《苦恋》的问题。他说：“首先，文艺战线形势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正确与错误是相伴而行的。所以必须首先肯定成绩，也必须克服前进过程中出现的不成熟或有害的东西，接受过去的教训，就是吃了不肯定主流的亏。毛主席为什么犯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因为没有肯定主流。不要因为看到局部少量不好的东西，忘了大量好的东西。……第二，我们克服缺点错误，办法一定要稳妥。由于文艺界多年搞批判运动，大家特别敏感。文艺界是‘惊弓之鸟’，由于过去遇到了多次‘弓’与‘弹’，更应特别注意。前些日子对《苦恋》的批评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看来批评的方法如果更稳妥，效果会更好些。批评是有好处的，为了帮助他们。但回过头来看，方法如果好一点，效果则会更好些。……写《苦恋》的作家还是写了些好作品，但这篇（作品）是不健康的，有害的。军队对他的态度还是好的，但军报那种批评的措词，用的方法不稳妥。我过去提过，（批评）是否可叫评论？大家叫惯了也可以。但批评是卫生运动，是洗脸，这是一。其次，争取作者作自我批评，作者反批评也可以。第三，发表批评文章，一定要用个人名义。第四，要把批评作品与批评作者分开，不要混在一起。第五，要充分说理。说理不容易。（批评文章）不要全国报纸一起登。各报可转载，可不转载，不要强制人家转载。”胡耀邦的这个谈话迅速平息了一场风波。为了把耀邦谈话的精神传达给全国人民，周扬授意顾骧写了《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一文，并亲笔作了修改，用“顾言”的化名，在6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对于传播胡耀邦的讲话精神、平息风波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发表后，顾骧给我们送来一篇文章。他在8月？（2）日给我的信里写道：

锡诚同志：

我搞的文件，拉了一个初稿。但是目前周扬同志是这样一个处境，这样一个心情，我怀疑是否还搞得下去。

胡耀邦与杨振宁谈话，第二点谈“文艺政策与批评”、《太阳与人》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始终不渝贯彻双百方针，说老人家就没有很好贯彻，批了不少人。粉碎“四人帮”后恢复了这个方针。这几年是“建国三十二年来空前未有的大好形势”。胡的调子是一贯的，是温和的。

我的文章样子，今天早上贺（敬之）从一堆文件中找出，说是忘了退给你们。样子上一点改动，是我改的。他讲的两点修改意见，我不知闻（前几天我在家）。听说徐非光同志已直接给你们打了电话。请你们斟酌修改。这样，文章出来，如还有不满意见，我就说，这中间改动事我未参与。署名还用“顾言”吧。

祝好！

顾 骧

1981年8月？日中午

顾骧在信里对周扬当时的处境和心情表示关切和同情，不是没有缘由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后，在“十七年”文艺和“新时期”文艺问题上，文艺领导核心里出现了分歧，两种不同观点的对立逐渐导致了两派的分裂。1981年1月26日，周扬在他的家里召集文艺领导核心组会时，林默涵通报了他和刘白羽两人向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提出的对周扬、陈荒煤、冯牧的批评的内容。核心组会议研究决定春节后召开文艺界骨干学习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思想一致和团结。接着，1月30日，王任重在中宣部办公会上对《文艺报》提出了批评。2月30日，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召集《文艺报》的领导干部罗荪、唐因、唐达成、谢永旺到他家里开会，研究王任重批评后《文艺报》面临的形势和编辑部的学习与改进问题。作为文艺战线的领导人，周扬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这就是顾骧信里说的周扬当时的“处境”和“心情”。

文艺骨干会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名义于2月12日召开，正式名称是“文艺部门党员领导骨干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宣部、文化部、文联及各协会、《人民日报》、广播局、新华社、总政治部文化部、北京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负责人周扬、贺敬之、夏衍、周巍峙、林默涵、陈荒煤、司徒慧敏、刘白羽、张光年、陆石、吕骥、赵寻、华君武、蔡若虹、袁鹰、陈播、赵起扬、吴晓邦、徐肖冰、李连庆、赵鼎新、李英儒等一百二十多人。由周扬做主题讲话。会议的主题是认真学习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实际上，则是联系文艺界实际，总结经验，以证明文艺界是贯彻了三中全会精神、与中央保持了一致的。但会上出现了所谓“三四左右”之争。有的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侧重反右；有的强调三中全会精神，应反左。形势是严峻的。这次党员文艺领导骨干会议开的时间很长，断断续续开了三个多月，预定由周扬做总结报告，周扬要顾骧帮他起草这次会议的总结报告稿，并口授了提纲（顾骧：《此情可待成追忆》，载《南方文坛》1998年第4期）。但由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特别是4月份出现了批判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的事件，不久召开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起草好的总结报告稿胎死腹中，会议没有总结，无疾而终。

文艺界领导核心里的分歧，集中表现在对《文艺报》的问题上，有的人指责《文艺报》只热心于对“左”的倾向的批判，而对右的、自由化的倾向批判不力，作协和《文艺报》领导上表现了“软弱涣散”。周扬于5月14日上午召集文艺战线的几个领导人到他家里研究《文艺报》的问题，出席的有贺敬之、张光年、陈荒煤、冯牧和孔罗荪。会后，冯牧把周扬谈话的内容及时向我们做了传达。周扬说：“今天主要研究《文艺报》的事情。这一段《文艺报》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主要表现在解放思想，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上。现在要讨论如何进一步改进工作。《文艺报》应看作是党在文艺战线上的主要刊物，所以要在刊物上看到党对文艺的声音。《文艺报》和《人民文学》都是主要刊物，工作都要改进。尽管成绩不少，但也还有缺点。过去中宣部、作协党组抓得不够。大家要同心协力办好刊物。目前，文艺界思想相当混乱，思想不一致，有些分歧不要掩盖。军报、黄钢的文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矛盾的焦点在领导核心：林（默涵）、刘（白羽）、陈（荒煤）、冯（牧）。问题不在哪一个人身上。我不主张讲路线问题，但至少有两条战线，有极“左”和自由化。总而言之，还是有斗争。主要的，是要清理‘左’的倾向。两种对立觀点的形成，到第四次文代会起草报告时，明朗化了。那天（指5月7日——引者）在老作家的会上，点了《文艺报》的名，不要有情绪，要能听不同意见。如何加强《文艺报》的工作，使其成为党在文艺上的代表性刊物？要把《文艺报》和党的关系搞密切，特别是和中宣部、文艺局的关系搞密切，同地方上文艺界的关系搞好，和军队老中青作家的关系搞好。要代表作家的全部，而不是代表一部分人。要消除隔阂。《文艺报》必须是整个文艺界的刊物。过去《文艺报》在贯彻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解放思想、扶植中青年作家、平反冤假错案方面，旗帜是鲜明的，而在对一些错误倾向的批评上，则旗帜不够鲜明。要起来斗争，对‘左’、右两种倾向，都要进行批判。现在还没有写出有分析的批判文章来。只要坐得正，就不怕人家讲。攻击《文艺报》的，不外三种情况：一是有误会；二是有成见；三是观点不同。工作搞不好，对于贯彻正确路线就显不出力量。矛盾很多，不光是默涵和白羽，文化部也形成了三架马车。要把文化部搞好，也要把文联各协会搞好。现在，分歧表面化了。群众已感觉到了双方的对立很厉害。必要时要妥协。要全力维护中央的领导，要把关系搞密切，有意见就讲出来。有人说，我对人要求不严，我是有这方面的缺点。现在只能进，不能退。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敢于斗争。对领导也应采取这种态度。对下面也不要随便批评。各省的文章和报道要多发表。要斗争，但也要有策略。《文艺报》要写个改进工作的方案，报到中央书记处去。有人对《文艺报》有些反映，如臧克家说，《文艺报》有个小圈子。我们确也存在着僵化的倾向，脱离群众就是僵化嘛。”

7月6日我们到中宣部文艺局听胡耀邦《对宣传口几位同志的谈话》的传达，耀邦同志也谈到了周扬的在文艺骨干会议的总结报告一事，说：今年后半年做几件事？要学习（六中全会决议）。前段学习没有做总结，非做不行。前后两段要衔接起来。周扬的稿子要重新搞，讲大问题、新问题、主要问题。要抓（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学习，中宣部要组织宣讲。另据张光年日记载：7月6日在周扬家里开会，他提出，整风学习小结报告，组成周、贺、林、陈、张五人小组，周内谈出提纲。7月7日张光年在日里写道：赵寻传达了王任重在中宣部一个会上的讲话，对文艺工作、作协评价、周扬文章、《人民日报》、《文艺报》多所指责。7月9日的日记载，张光年给周扬提意见，整风小结报告不作了，集中精力搞“新八条”（《文艺八条》）。周扬接受了张光年的这个意见。就这样，总结报告不了了之。

顾骧信中所说的“我搞的文件”，就是指的周扬委托他帮助起草的将在“文艺部门党员领导骨干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他信里所说的贺敬之退给他的该总结报告的校样，请我们安排发表，至于作者的署名，亦如6月8日《人民日报》上发的那篇《开展健全的文艺评论》，署名“顾言”。他给我的文稿《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热烈祝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胜利闭幕》，作为这期刊物的头条文章，发表在7月22日出版的《文艺报》第13期上，给他用了“吴言”的署名。所以用“吴言”而没有用“顾言”，在我的记忆中，是因为这是他在《文艺报》第5期（3月7日）上为宣传和阐释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些思想新见而写的《时代呼唤新的精神战士》的署名。

为了加强对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精神，对邓小平、胡耀邦讲话精神的宣传，改进《文艺报》在反对“左”、右两种倾向上“旗帜不够鲜明”的面貌，决定每期都要组织或自己动手写一篇个人署名的头条文章。此前，6月7日出版的第11期上，曾以“社论”的规格发表了一篇《文学艺术的新局面》，现在，听了胡耀邦的5月7日讲话后，响应他的号召，开始在头条的位置发表个人署名的专论。“吴言”《继往开来，奋勇前进》便是其一。作者指出：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中央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并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文艺政策上，也作了重大调整。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和方针，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他们在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和指引下，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摆脱出来，以极大的革命义愤，批判和冲破了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种种谬论和禁区，彻底推倒了他们强加在广大文艺工作者身上的各种污蔑不实之词，从而大大地解放了文艺生产力。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文艺战线出现了百花盛开的初步繁荣的新局面，一大批受到读者热烈赞扬的作品，以直面人生，纵观历史的深沉思考和敏锐观察而启人深思；同时，随着三中全会所制定的一系列适合我国发展情况的政策、方针对于社会生活的推动，许多作家也日益深入地以自己敏锐的观察、深刻的感受，反映了当前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变化和发展，各个领域中僵化与变革、前进与倒退、新与旧的尖锐斗争，各条战线通过各种艰难险阻奋发前进的新面貌，一批为现代化贡献一切，具有艰苦创业精神和爱国主义激情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都开始在作家笔下得到不同程度的生动反映。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正是由于摆脱了左倾错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正确贯彻和执行三中全会的方针，我们才取得了这样令人鼓舞的成就。我们应该满腔热情地珍视、爱护和发展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当然不容讳言，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少数违背了文艺的党性原则，脱离生活、散播虚无主义思想，甚至悲观绝望情绪的作品和言论，对此必须开展健全的、有说服力的文艺批评和讨论，认真地加以抵制和克服，使文艺工作更健康地发展。

顾骧（吴言）这篇专稿，历史地、全面地评价了近年来文艺战线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繁荣局面，同时指出了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中出现的一些原本可以克服的偏向和问题，强调开展健全的文艺批评，阐述和宣传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和意见，弥补了前一段在批评《苦恋》的文章和浪潮中出现的某些批评方法简单化、用词不当等缺憾，全面地体现了5月17日胡耀邦谈话的精神。

在顾骧（吴言）文章发表之后，笔者以“易言”的笔名，在第16期上发表了《向作家进一言》；陈丹晨以“胡余”的笔名，在第22期上发表了《请把目光注视着今天》。这些专论短文，所以在刊物头条的位置发表，都是旨在宣传和阐释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精神。这里不妨把笔者那篇短文的写作背景简述如下：党内有些负责同志对文艺工作现状的意见很尖锐，在6月27—29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有人提出了文艺问题。整个文艺形势，真有点儿山雨欲来的味道。六中全会结束后，胡耀邦找宣传口的几位领导同志谈下半年的工作。7月6日，我们（《人民日报》的李希凡和缪俊杰，《文艺报》是我去的）被召到文艺局去听传达。胡耀邦在这次谈话中提出要“向作家进一言”。

下半年做几件事？要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艺界前一段的学习还没有做总结，非做不行。前后两段，要衔接起来。周扬同志的总结稿子，要重新搞，要讲大问题、新问题、主要问题。抓《决议》的学习，中宣部要组织宣讲。文艺界要组织作家艺术家拥护决议，当然不是空洞表态。另外，还有些问题，如毛泽东文艺思想怎么理解？老同志要写文章。要根据《决议》的精神，回顾文艺工作的历史。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建国以来重要的历史经验，有摆一摆的必要，“左”的要澄清。有的说法不大妥当，如十七年的文学，是否全部是反现实主义的，假大空的？文艺批评是否应一概否定？评论的问题很敏感。《苦恋》事件已经平息下来了。这件事不能不了了之。一位负责同志对我讲，《苦恋》还是应该批评。《文艺报》先发表批《苦恋》的文章，完了再同黄钢争鸣。《人民日报》是既批“左”又批右。怎么批右？有些很不好的作品，是不是也可以在《人民日报》上批评？作家要倾听群众的意见，要深入广大人民群众，多想到群众，多听群众意见。要就此向作家进一言。不一定是只写一篇文章。真正走群众路线，对作家会有所促进。讲一讲这个意见，有好处。戏剧、电影听群众的意见比较多，文学就少些。可开个座谈会，约一些群众来讲一讲。

传达之后，各与会单位的同志即席发言议论了一番。贺敬之又对耀邦的谈话做了一些解释和引申。他说，所谓“进一言”，实际上是“进两言”：深入生活，倾听意见。《人民日报》与《文艺报》要联合作战。《文艺报》副主编唐因和唐达成被指定写作《论〈苦恋〉的错误倾向》，住进了中直招待所，编辑部由我当班，所以回编辑部后，便连忙写了一篇千字短文《向作家进一言》，主要讲作家要深入生活、联系群众的问题，也讲到创作中有生编硬造的倾向，作为对总书记号召的响应，放在第16期的头条位置发表。

三

顾骧（吴言）的《继往开来，奋勇前进》见刊之后，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由唐因和唐达成两位副主编合写的《论〈苦恋〉的错误倾向》在第19期（10月7日出版）上发表，接着，唐因又以魏易的笔名，在第20期上发表一篇《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头条专论。从全国来说，《苦恋》事件就算结束了，翻篇了。《文艺报》作为“党在文艺战线上的主要刊物”，自然要适时地提出新的问题和观点，以起到引导全国文艺界的作用。前文说到，顾骧其人比我们这些坐在办公室里处理稿件的编辑更能得风气之先，能及时传达中央的精神，提出新的问题和观点。于是我又约他给我们再写一篇传达上级新精神和阐述中央新意图的短论。他也很积极配合，又于11月15日给我寄来一篇题为《为提高文艺作品的质量而努力》的稿子。附信说：

锡诚同志：

向你交卷。

这是一个急就章，也是一篇遵命文学。遵你之命，内容上是遵上峰之命。赵最近讲文艺上三个问题：一、思想战线座谈会后形势如何？有了起色。二、文艺进一步发展抓什么？抓质量。抓质量带动整个文艺工作前进。三、抓质量要解决什么问题？深入生活、学习马列，等等。我大体是按这个意思写的。写这样的东西当然无趣，是“逼”、“整”出来的。文章写的实在不像样子，还有些不大通顺的地方，任你“宰割”了。

如用，请你多加修改；如不用，则阿弥陀佛。

请你随便署一个什么名字吧。就是不要用我的贱名则成。

标题，我想了三个，供你选择：

一、努力创作 提高质量

二、为提高文艺作品的质量而努力创作

三、鼓起劲来，提高文艺创作的质量

文中引用的材料我都查对了，唯有一条，说乾隆写诗万首，是我印象。我家里没有书，是否请你着人查一下《清史稿》。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指导性的意见。因此，如时间来得及，请打份样子，我送贺敬之审查。

顾 骧

星期天（1981年11月15日）晚

唐因眉批：

顾文我已修改发出。排出后请送贺敬之同志审阅。

唐因 23/11

收到他的这篇稿子后，我就立即进入了编辑发稿程序，我在他提出的三个可选择的题目中选择了第二个方案，即《为提高文艺作品的质量而努力》，并以“谷言”（与他在《人民日报》的文章署名“顾言”谐音）的署名，将其发在最近一期即12月7日出版的第23期上。在这篇文章中，他以胡耀邦谈话中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提高文艺作品的质量——为立论角度和话题，作了更细致的论述和强调。他在论述了“左”右两条战线斗争这个以前已经论述过的话题之后，着重强调地提出和论述了提高作品的质量问题：“文艺是精神产品。物质产品固然要注重质量，而精神产品尤其要讲究质量。文艺作品是人民生活的教科书。优秀的文艺作品，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可以培养人们美好的道德情操，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有助于树一代新风，育一代新人。……当前，之所以特别要抓一抓文艺创作的质量，还因为，从作品数量上说，以我们十亿人口的大国来要求，当前的作品当然并不能算多，但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然而思想艺术俱佳的、感人肺腑和催人猛进的优秀之作，毕竟还是占很少数。因此，提高艺术质量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了。须知，衡量一个时代文艺创作水平，绝非是单看作品的数量，而主要是看创造了多少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成功的艺术形象。”“提高文艺创作的质量，我们追求的是革命的思想内容、典型化的生活反映与完美的艺术表现的统一。就思想、生活的内容而言，当前需要着重探讨的，是如何正确地表现我们这个伟大转折的历史新时代，如何更好地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如何使我们的作品给人民以信心、勇气和力量，促使人们热爱生活，鼓舞人们的斗志，激发人们建设‘四化’的热情。”

顾骧（谷言）的专论意在把文艺界的注意力，从专注于对“左”和右（主要是自由化）两种倾向的批判，引导到邓小平所说的“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創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创作出高质量的反映大转折时代人民生活的优秀作品来。

为了和顾骧（谷言）的专论《为提高文艺作品的质量而努力》相配合，我们的副主编唐因再次以魏易的笔名写了一篇急就章《一个严肃的问题——有感于文艺作品中的爱情描写》，同期发表，作为顾骧专论的补充。魏易文章说：“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关于爱情婚姻生活的描写，也不乏成功之作，读者对此也有肯定的评价。但是，人们也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从总体上看，关于爱情婚姻的题材，在整个文学创作中似乎占有过多的比重。……这就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仿佛爱情和婚姻，已经成为今天社会生活的中心课题，而且也是今天文学创作的中心主题了。今天，全国人民都在为实现四化而辛勤劳动、英勇奋斗，我们的生活无限广阔，我们文学的题材也无限丰富。在新与旧、善于恶的斗争中，我们的人民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业绩，人民的精神面貌处处闪耀着动人的光彩。对于人民大众振兴中华的伟大斗争，我们的文艺创作反映得还很不够，文艺作品所表现的时代声音，还远远不够高昂和强烈。过多地津津乐道于爱情的描写，就使人感到，我们的眼界还相当狭窄，我们和沸腾的现实斗争，和时代的脉搏还有着隔膜，这和我们的时代，和社会主义文艺的社会职责是很不相称的。”唐因的这篇短文，指出了当前文艺创作中存在的一种倾向，作为《文艺报》编辑部发出的声音，观点鲜明，掷地有声，没有躲躲闪闪的虚词，与顾骧的专论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2016年10月10日

作者：刘锡诚

新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的论文 篇2：

新文学中“无产阶级”一词的最初语义及功能考

摘要：“无产阶级”一词最初进入中国新文学是基于写作者的道德想象，而非原本意义上经济关系的考察。其在文学领域的出现，除了与新的思想潮流的涌现与译介相关联，处于背景位置的文学出版市场亦是一个关键的促成因素。上海相对宽松的出版环境，以及经营无方的泰东图书局所秉持的投机理念，使得留学日本的创造社一众成员有可能在文学创作与批评中，大胆而又毫无顾忌地遣用政治思想领域的新的术语。

关键词：无产阶级；创造社；郭沫若

作者简介：曹清华，男，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9年度项目,项目编号：09J-06

一、《女神》与“无产阶级”一词

“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一个关键词。这个政治思想领域的重要词语，一面经由重译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日文译本进入中国①，一面也通过留日的创造社成员的文学写作介绍到了中国新文学里面。据我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最早在文学领域使用这个词语的是创造社的郭沫若。

1919年6月，还是日本九州岛帝国大学医学部二年级学生的郭沫若，与同在福冈的数位中国留学生组成了一个叫“夏社”的小团体。这个团体专门搜集日本各报章杂志上侵略中国的言论和资料，并译成中文向国内各学校、报馆投寄。他们同时订阅了一份上海出版的《时事新报》以了解国内的情况。是年9月，郭沫若在第一次寄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看到“康白情一首不成其为诗的诗”，于是把自己一年前写好尚未发表的三首诗寄给了这个副刊。这三首诗均被刊用，之后他的诗创作也接连不断地在这家副刊发表。到1921年回上海时，郭沫若已经是一个颇有名气的诗人。泰东书局老板赵南公聘请他到书局任职，其中一件重要工作就是整理这些已经发表的旧作结集出版。诗集《女神》由此而诞生。［2］［3］1921年5月，郭沫若为《女神》写《序诗》，其中就出现了“无产阶级”一词——

我是个无产阶级者：

因为我除个赤条条的我外，

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

《女神》是我自己产生出来的，

或许可以说是我的私有，

但是，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

所以我把她公开了。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4］

有研究者征引《共产党宣言》，以论证写作这首序诗时的郭沫若并不理解“无产阶级”一词的确切含义：

如果他曾细看过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就该知道，无产阶级专指“产业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等都是“不革命的”，而“赤条条”的无业无产者，只能算是“流氓无产阶级”（旧译“危险无产阶级”）——它是“旧社会最下层阶层腐化过程的消极产物，它虽间或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入到运动中来，但它的全部生活状况都更使它甘愿受人收买去干反动勾当”。［5］

在《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一词的意义来自“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根本原因在于“无产阶级”不拥有“生产资料”，而不得不依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无产阶级”一词与诗句“除个赤条条的我外，/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没有意义上的联系［6］。倘若以《共产党宣言》这一知识体系为参照，郭沫若《序诗》中的“无产阶级”一词很明显用错了。或者说，他拥有的“无产阶级”的“知识”是“错误的”。

1932年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也承认，《女神·序诗》中“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和“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的句子，只是文字上的游戏，当时“实际上连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概念都还没有认识明白”［3］（P147）。

然而，如果回到这首序诗本身，“无产阶级”一词除了以字面意表达了“赤条条”“没有私有财产”的意思，还肩负着“无私”这一意义指向。在诗人的知识/想象空间中，“无产阶级”一词是一个道德意象(moral image)的物质载体(physical form)。在这首序诗里面，这一道德意象不仅表现为言说者（speaker）“我”所声张的从“财产”到“知识”的全面“无私”；而且暗示和召唤着“振动数相同”、“燃烧点相等”的“他们”——一个想象中向“言说者”归附和认同的群体。

事实上，在诗集《女神》中，类似指向、连接一个道德意象的词语还有“再生之凤凰”、“炉中煤”、“春蚕”种种。这些词语所支撑的无私无欲、通体透明、高尚宏大的“道德形象”可谓《女神》诗集所述说的一个时代“神话”（myth）。

1920年1月18日郭沫若在给宗白华的一封信中写道：

归要到底我还是佩服你教我的两句话。你教我：一方面与自然和哲理接近，以养成完满高尚的“诗人人格”；一方面多研究古昔天才诗中的自然音节，自然形式，以完满“诗的构造”。

可是我自己底人格，确是太坏透了。我觉得比Goldsmith还堕落，比 Heine还懊恼，比Baudelaire还颓废。我读你那“诗人人格”一句话的时候，我早已潸潸地流了眼泪。

我不是个“人”，我是坏了的人，我是不配你?“敬服”的人，我现在很想能如Phoenix 一般，采集些香木来，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把他烧毁了去，从那冷净了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7］

两天后郭沫若便草成了代表作《凤凰涅槃》。诗中再生之“凤凰”，承载的正是郭沫若信中所声称的一个拥有“高尚人格”的道德意象。另外《春蚕》一首也堪称典型。诗作一面以直白的语言、朴素的修辞勾勒出一个“大公无私”的意象：

蚕儿呀！

你想你自己，

却可是大公无私，

你不辞自作牺牲，

你不辞他人来取。

一面呼吁“他们”——读者——向这一意象的皈依：

圣母玛丽，

征羽宫商，

都可出自你的诗，

可总要他们自家在取。

是不是呀？

你怎么全不应我一声儿呀？［4］（P145-146）

1920年所写《巨炮的教训》出现“一切的人能如农民一样最好”、“至高的理想只在劳农”［4］（P112，114）的诗句，里面的“农民”、“劳农”等词语同样连接着一个完美的道德意象。一年后郭沫若为《女神》撰写序诗，“无产阶级”只不过这一意象又一个新的物质载体。

《女神》神话为一个时代所共享——《女神》一面世便“即速再版”［8］；1925年蒋光慈评价《女神》，称赞作者雄浑的人格、伟大的反抗精神，也是着眼于这一道德神话［9］；就是郭沫若自己也承认有关道德的想象和思考在他的“知识视野”中的重要位置。他在回忆文章《反正前后》中坦言，当时他只是“在个人的良心或者社会道德上去寻求”种种社会现象发生的原因。［10］

二、“革命文学”运动的前奏中的“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一词再一次出现在创造社成员的笔下，是在《创造周报》创刊以后。

1923年5月27日，在《创造周报》第3期上，郁、郭两人分别刊出《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和《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两篇文章。不少文学史论著把这两篇文章视为革命文学的先声。其中文学史家刘绶松认为，郭沫若、郁达夫两人的文章“是后来‘革命文学’运动倡导的前奏”［11］。李何林先生在1939年出版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一书中则指出，郭沫若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已经是“革命文学”的呼声。他亦认为，因为客观条件未成熟，郁达夫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一文所倡导的文学运动未能实现。［12］

然而，“革命文学”一词并没有出现在这两篇文章里面，其共同的一个关键词是“无产阶级”。这两篇文章被视为“革命文学”的先声正与“无产阶级”一词相关联。

先看《我们的文学新运动》。文中大多句子表应然判断，使用祈使语气。文章分三个部分。三部分之间，并无因果上的逻辑联系，只是通过语气的不断加重，形成修辞上的连接与递进。文章直接引用了诗作《凤凰涅槃》中的词语和比喻——

光明之前有浑沌，创造之前有破坏。新的酒不能盛容于旧的革囊。凤凰要再生，要先把尸骸火葬。我们的事业，在目下浑沌之中，要先从破坏做起。我们的精神为“反抗”的烈火燃得透明。［13］

而且，文章的三个部分均隐含着一个“由‘破坏’到‘创造’”亦即“凤凰涅槃”的语义结构——

第一部分：

四五年前的白话文革命，在破了的絮袄上虽打上了几个补绽，在污了的粉壁上虽然涂上了一层白垩，但是里面的内容依然还是败棉，依然还是粪土。Bourgeois的根性，在那些提倡者与附和者之中是植根太深了，我们要把这根性和盘推翻，要把那败棉烧成灰烬，把那粪土消灭于无形。

我们要自己种棉，自己开花，自己结絮。

我们要自己做太阳，自己发光，自己爆出些新鲜的星球。［13］（P14）

第二部分：

我们要如暴风一样怒号，我们要如火山一样爆发，要把一切的腐败的存在扫荡尽，烧葬尽，迸射出全部的灵魂，提呈出全部的生命。

……

有岩石的抵抗则破坏！有不合理的堤防则破坏！提起全部的血力，提起全部的精神，向永恒的平和之海滔滔流进！

——黄河扬子江一样的文学！［13］（P14-15）

第三部分：

我们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

我们反抗不以个性为根底的既成道德。

我们反抗否定人生的一切既成宗教。

我们反抗藩篱人世的一切不合理的畛域。

我们反抗由上种种所派生的文学上的情趣。

我们反抗盛容那种情趣的奴隶根性的文学。

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

我们的目的要以生命的炸弹来打破这毒龙的魔宫。［13］（P15）

这篇文章延续了《凤凰涅槃》的基本思路。文中“精赤裸裸的人性”成了“无产阶级的精神”在修辞上的语义重复，“无产阶级”被赋予的“精赤裸裸”这一喻义，仍旧指向一个完美的道德意象，一个“再生的凤凰”，构成对《女神·序诗》中“无产阶级”一词的复述。同样引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资本主义”一词被喻为“毒龙”；“资本家”则是“贪婪”且“外来的”，一个十足的道德败坏者的代名词。文中“无产阶级”与“资本家”的对立，也不是源自经济关系，而是建立在道德对比之上。后来郭沫若写回忆录，便把这篇文章说成是“似是而非的普罗列塔利特的文艺论”。［3］（P170）

郁达夫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被郭沫若誉为“勇猛”之作，而且郭沫若认为这篇文章最初在中国文艺界提出了“阶级斗争”一词。与郭沫若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比较，郁文有着不同的切入点，“无产阶级”一词被植入一个历史进化的链条之中。文章声称，艺术史也同社会运动史一样，不仅“随时势而进行”，而且还要分出阶级，互相斗争；文艺复兴以后文学上阶级斗争的进化之链，已经从拟古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发展到了新理想主义及新英雄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出现在文学进化的最前沿的“新理想主义及新英雄主义”阶段，而且这一二十世纪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几乎与社会实际的阶级斗争取一致的行动［14］。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郁达夫的笔下，所有“被压迫者”、“反抗者”都被贴上“无产阶级”的标签。诸如法国的阿娜督儿·弗兰斯（Anatole France）“发表了许多为无产阶级申诉的文字”；德国的伐尔泰·哈才克来弗尔（Walter Hasenclever）的杰作《儿子》（Der sohn ），也是热烈的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文学；俄国的奥勃洛莫夫（Oblomov）的无为，(Sanin)的冷酷，是对社会上的有产阶级，有权阶级的最大的攻击；等等［14］(P4-5)。尽管文章的结尾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句子，呼吁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但是“无产阶级”一词的对等物只不过是“文学上社会上被压迫的同志”。而“阶级斗争”则是对有权有产阶级的“反抗”的代名词。

正因为如此，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指出，《文艺上的阶级斗争》文不对题——文中只有斗争，并没有说到阶级。［2］（P93-94）［3］（P170）这也昭示一个事实，“无产阶级”一词出现在郁达夫的笔下，同样是基于写作者的道德想象，而非原本意义上经济关系的考察。在创造社作家的写作中，“无产阶级”一词实现了从原来的经济关系到道德立场的语义转换，从而承担了作为一个道德意象的物质载体的语言功能。

三、出版市场与创造社的写作空间

“无产阶级”一词在文学领域的出现，一面出于创造社作家对新的词语的选择，另一面，处于背景位置的文学出版市场亦是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在事实上，创造社作家先后两次遣用“无产阶级”一词正好对应了创造社历史发展中的两个重要时期。

其一，郭沫若《女神》集1921年8月以《创造社丛书》之第一种的名义在上海泰东书局的出版，标志着创造社出版活动的开端，“创造社”这一名称因此而公诸于世。

郭沫若《创造十年》把创造社的历史追溯到1918年夏天他与张资平在日本福冈博多湾的一次谈话，并声称这次谈话就是创造社的受胎期。在这次谈话中，张资平对国内文化界进行了大肆抨击。他认为中国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就是《新青年》也只是“差强人意”，特别是无法找到日本所有的纯粹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艺杂志。因此他们计划出一种同人刊物，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并打算从每个人每月的官费里面抽出四五块钱做印费，以填补国内空白［3］（P46-48）。

但是这一理想当时并未付诸实施。一直到1920年夏天，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以及田汉，在东京好几次聚会，讨论这一出版纯文学杂志的话题，还一度确定由田汉负责到国内寻找出版处［3］（P84）［15］。但最终没有结果，田汉所托的朋友在上海找不到愿意承印的书店——“中华书局不肯印，亚东也不肯印，大约商务也怕是不肯印的。”［3］（P104）这几家以经营教科书为支柱的大牌书店对创造社年青人的文学理想显然不感兴趣。

创造社创办杂志的计划获得转机，是上海泰东图书局为他们提供的一个赖以谋生的工作机会。1921年初，成仿吾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信中允诺他一个月薪百元的职位——泰东图书局编辑部文学部主任［3］（P94）。这一职位的诱惑，让成仿吾下决心放弃学业中道回国，而郭沫若也与其一同返沪。不过，当时他们回国的动机并非“创办纯文学刊物”，而是企图找到一份职业。所以当成仿吾到达泰东图书局，发现那所谓的“百元月薪”只是一个“骗局”之后，他在泰东呆了不到三个星期，就放弃了“文学理想”而前往长沙投靠一家兵工厂［3］（P94）。

而郭沫若临行前，他的日本籍妻子对他的嘱托也是尽快找到一份职业［3］（P87），当时一份稳定的收入在他们一家人眼中显然比什么都重要。到达泰东后，郭沫若因为刚刚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度过一个诗创作的“高潮期”，凭借其诗作方面的声望被书局老板留下［3］（P94）。但是，郭沫若此时并不能实践他编辑纯文学杂志的理想，因为泰东已经印行一本名为《新的小说》杂志，编辑职位已无空缺。而书店方也无意再办一份新的文学刊物，相反他们感兴趣的是出版郭沫若的旧诗作以及请他标点古籍以跟进当时的出版潮流。［3］（P96-97）

尽管如此，泰东书局偶然之间为郭沫若提供的这一工作机会却成了创造社日后浮出历史的契机。而创造社也凭借泰东图书局不无投机色彩的经营理念迅速在文坛崛起。在当时的上海出版界，泰东图书局规模小，经营无方，经济上十分困难。创造社成员与泰东之间只保持着一种十分松散的雇佣关系——他们一直没有拿到书店的正式聘书［3］（P167），也没有从书店按月领取薪水，所得报酬只是平时需要时从书店“随便拿三元五元”。［16］就是在《创造社丛书》十分畅销，纯文学刊物《创造季刊》1922年5月1日创刊之后，创造社同人在泰东打零工的性质也没有变。

以《创造季刊》为阵地，创造社的年青人向整个新文学群体发起了攻击。自1922年5月出版创刊号，到1924年2月最后一期面世，《创造季刊》断断续续共刊行6期。其挑战的对象，是当时几乎网罗了所有重要作家并掌握大多数新文学出版物的文学研究会，并且与文化界大名人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发生了论争。这些论争并没有围绕一定的文学主张展开。挑战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着眼于它在出版界的垄断地位［8］(P861)［3］(P113)。与胡适的争论则纠缠于重译与误译。郭沫若一度借《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的编辑余谈，爽性声明创造社没有划一的主义，所相同的只是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而在这一时期，与“无产阶级”这一概念相关的马克思主义或其它社会主义学说及其文学文化主张，并未引起创造社的注意。

其二，《创造周报》的创办。

编辑《创造季刊》期间，郭沫若尚未完成在日本的学业，成、郁两人亦先后在内地城市获得职位，因而他们三人一时间在日本、上海与内地城市之间周旋，《创造季刊》的编辑事务也在郁、郭、成手中轮换。1923年3、4月间情况发生了变化。郭医科毕业回国，因耳病无法行医，郁在安庆“失了业”，郭、郁、成三人齐聚上海民厚南里，泰东成了生计上的依靠。于是决定编辑出版《创造周报》。

按郑伯奇的说法，《创造周报》的创刊是应文化论争的需要——《创造季刊》周期太长，不能及时响应各方的挑战，于是“大家主张另出一个机动刊物来应付斗争的需要”［8］（P863、862）。而事实上创造社并不如此被动。在《创造周报》的前期，几乎每一期上都有旗帜鲜明的言论文章，但并不是论争中的回应或反击，而纯粹属于摇旗呐喊城门挑战的性质。

创刊号上成仿吾的《诗之防御战》，便被郭沫若称作“爆击弹”，“得罪了胡适大博士，周作人大导师，以及文学研究会里面的一些大贤小贤。”［3］（P169）第2、4、5、6号相继发表了成仿吾的《新文学的使命》、《士气的提倡》、《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新的修养》等文章。与《创造季刊》相比，周报周期短，能如期刊行。容量减少，一本小册子，每期刊出四五篇文章。内容也发生了大的变化，创作不再是杂志的主要内容，文学评论或文化、社会批评的文章多以头题刊出，成为刊物的重头戏。在这一编辑思路和写作空间里面，才有了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和郁达夫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两篇文章在《创造周报》第3号的刊载。

这些文章或以较为极端的方式对文化界展开批评，或提出独特而新颖的文学文化主张，不免引起各方的响应。《创造周报》亦因此为读者所注意，以致销量剧增。《创造周报》开始出版时每次印行三千，后来增至六千，还屡次再版。［8］(P862)［3］(P173)郑伯奇描述了当年《创造周报》畅销盛况，说每到星期六，总有不少读者在泰东书局的店头等候新出版的《周报》，结果案头上堆积厚厚的新刊物很快就卖光了。［8］（P865）

评论文章既在《创造周报》上唱起主角，有关文学的讨论比之前的《创造季刊》数量增加，论述也见丰厚。概括起来他们的文学意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自我创造”、“内心的要求”的确信和尊崇，并以其为文学与艺术的源泉和动力。其二，认为文学艺术服从“内心的要求”、表现“自我”与承担起社会使命与时代使命是一致的。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从道德的角度看取文学的功用和社会改造。创造社正是通过这一途径把自我创造与社会改造联结了起来。

譬如，成仿吾发表于《创造周报》第4号的《士气的提倡》与第6号《新的修养》两篇文章便是专门讨论道德与社会的话题。前者批评“中华民国”“大地开遍了恶之花，天空充满了撒担之歌颂”。后者呼吁改善道德生活以图民族的振兴。这一思路表现在文学思考上，有从小处着眼谈批评与道德的关系，所谓进行批评的时候，总要凭着良知，不违背道德的本质［17］；大到艺术本身，则往往视艺术为真、善、美的统一体。所谓真的艺术家是低头于美，信条是美即真即善［18］；艺术的理想，是“赤裸裸的天真，是中外一家的和平，是如火焰一般的正义心，是美的陶醉，是博大的同情，是忘我的爱”［19］，等等。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一文中所谓“无产阶级的精神，精亦裸裸的人性”正是这一道德视野下的产物。

尽管《我们的文学新运动》、《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两篇文章出现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词句，郭沫若还在1924年1月13日出版的《创造周报》上，发表《太阳没了》一诗悼念列宁的逝世，但是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学说这一时期仍旧处于创造社意识的边缘。《创造周报》上既无对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专门介绍，论文里面的零星的论述也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①创造社对马克思、列宁学说和相关的文艺思想只有只言片语的了解和兴趣。

结 语

1920年代前期，以创造社的编辑出版事业为依托，“无产阶级”一词最初进入中国新文学。“无产阶级”一词出现在创造社作家郭沫若、郁达夫的笔下，并非基于对其原本意义上的经济关系的考察，而是出于写作者的道德想象。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词语在文学领域的出现，除了与新的思想潮流的涌现与译介相关联，处于背景位置的文学出版市场亦是一个关键的促成因素。如上所述，在写作者一面，生活窘迫而志气高涨的创造社年青人需要新的口号及奇拔的主张，以在新的文学出版领域撑出一片自己的天地；而上海相对宽松的出版环境，以及经营无方的泰东图书局所秉持的投机理念正好为他们搭起了一个表演的平台。正因此，留学日本的创造社一众成员才可能在文学创作与批评中毫无顾忌地遣用政治思想领域的新的术语。

“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道德意象的物质载体的功能，事实上也成为后期创造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张的基石。正是“无产阶级”一词这一从经济关系到道德立场的语义转换，使得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声称的“从破坏到创造”、“奥伏赫变”、“自我否定”成为可能。也因此，他们才有鲁迅所描述的“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20］

“无产阶级”一词对于1920年代的新文学的读者，不啻为一个十分“摩登”而晦涩难懂的外来词。其语义的变化与功能的隐蔽甚至不为现今的读者和研究者所重视。而事实上，在中国新文学的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类似的词语和个案并不在少数。这一方面意味着我们不能忽略这一类的考辩工作，同时，也昭示给了文学翻译者一个要谨慎对待的难题。

参考文献

［1］陈力卫.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问题——由版本的变迁看译词的尖锐化［J］ . 二十一世纪，2006，（2）.

［2］杨殷夫. 郭沫若传［M］. 上海：民众出版社，1938.

［3］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4］郭沫若. 《女神》汇校本［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5］周行之. 鲁迅与“左联”［M］.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8］郑伯奇. 忆创造社［A］. 创造社资料（下）［C］.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9］光赤. 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A］.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C］.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10］ 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1］ 刘绶松. 中国新文学史初稿［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２］ 李何林. 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M］. 上海：生活书店，1939.

［1３］ 郭沫若. 我们的文学新运动［J］. 创造周报,1923，（3）.

［1４］ 郁达夫. 文学上的阶级斗争［J］. 创造周报,1923，（3）.

［1５］ 郁达夫. 创造社出版部的第一周年［A］. 创造社资料（下）［C］.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1６］ 张静庐. 在出版界二十年［M］. 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38.

［17］ 郁达夫. 批评与道德［J］. 创造周报, 1923，（10）.

［18］ 成仿吾. 真的艺术家［J］. 创造周报, 1923，（27）.

［19］ 郁达夫. 艺术与国家［J］. 创造周报, 1923，（7）.

［２0］ 鲁迅.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A］. 鲁迅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杜桂萍］

A Study on the Original Meaning and Function of the Term “Proletariat” in Chinese New Literature

CAO Qing-hua

（College of Art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China）

Key words: proletariat; Chuangzaoshe; GUO Mo-ruo

作者：曹清华

新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的论文 篇3：

来自拉美当代小说的启示

从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我国新文学正处在高潮的前夜。在这躁动不安、跃跃欲试的酝酿时期，借鉴的历史课题又一次被推到了前台。在文学借鉴的领域里，拉美当代小说(以下称新小说以区别于传统小说)日益引起我国文坛的注意。百年孤独》式的神韵正在向《小鲍庄》(王安忆之作)、《红高粱》(莫言之作)、《商州世事》(贾平凹之作)之类的作品中渗透，魔幻现实主义、结构主义等新名词也正以更快的频率出现在评论家的字里行间。我认为，这种关注与其说是由于拉美新小说是当今世界上公认的一流文学，还不如说是因为较之西方文学，它更使我们产生贴近感。

文学与社会是不可分的，文学具有时代感。中国和拉美当代文学的相通也许主要来自两个大陆相似的历史命运和历史使命。当某些中国读者读萨特的《恶心》或乔伊斯的《尤里西斯》时，会为其新颖、宏伟的艺术构思深深折服，但对其中的内容却多少有一种若明若暗的隔世之感；然而在读到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或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对那种落后、愚昧造成的荒谬，对那种个人在专制重压下所产生的梦魇，我们深有同感。这就是时代差在起作用。简而言之，中国和拉美都是处在第二次浪潮中的发展中国家、“边缘国家”，都是“欧洲文明宴席上的迟到者，匆匆跨越了好几个阶段，来不及让每个阶段得到成熟的发展”(墨西哥学者阿方索·雷耶斯之语)。拉美资本主义是一个畸型儿。在短短的五个世纪中，拉美从氏族社会末期跨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但新殖民主义的幽灵和旧生产方式残余的阴魂不散。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巨大矛盾使伪进步、伪革命、伪民主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中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几场革命，但仍没有彻底甩掉封建主义尾巴。那些跑马灯式的历史演进、跃而不进的“跃进”、革了自己命的“革命”，都显示出这一重负的阴影。然而，拉美和中国又都先后接近了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城市经济的急速发展给拉美人带来了现代人的苦恼，中国的迅猛开放也在顷刻间使我们面临一个把握不住的主、客观世界。这使两者都产生了接受现代意识的基础。两个地域的新文学就在这新与旧的巨大矛盾中诞生、在这巨大矛盾中抗争的社会也随即成为两种文学中的主角，而西欧现代文学的主角则是在貌似公允、稳定的社会中抗争的个人。

相似的历史命运为两者带来了相似的历史使命。当代科技发展的中心仍在被称作“北方”的欧洲、北美，社会革命的中心则已移至被称为“南方”的发展中国家，而文学的大发展往往与社会危机、时代变迁相联。基于现代科学的现代文学“技术”与古老、神秘、动荡的土地相结合，必将产生生机勃勃的文学，而技术在今天正以比以往更快的速度成为人类共有的财富。另一方面，“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危机为后来者摆脱追随、实现超越创造了条件。一切取决于“后来者”的觉醒。在这场历史挑战面前，拉美作家是自觉的。他们意识到：“落伍的黑衣天使在拉美文化的上空盘旋，阴影之下，是令人兴奋而又扭曲变形的发展进程，是试图超越欧美缓缓走过的阶段的急切步伐，是忧伤与希望间紧张的联姻”(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拉美新小说》)。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有成效的。拉美文学过去一直默默无闻，但自五十年代以来，已有五位拉美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这不是绝对的标志)。尤其是在六十年代形成高潮的所谓“爆炸文学”确使世界文坛刮目相看。所以一位中国青年作家意味深长地说要“向加西亚·马尔克斯致敬”。

从根本上说，人类的命运、使命应该是一致的，因而人类的文学也是能够相通的。然而，拉美作家是如何将本民族、本地区的感受转化为全人类相通的感受，如何将时代主题上升为永恒主题，如何将民族文学语言汇入世界文学语言之洪流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位同村的张老三是怎样成为万元户的呢？启示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深入细致地研究拉美新小说艺术手段之前，首先似乎应该注意的是拉美当代作家政治意识的深化、知识构成的更新以及对民族文化的发掘。

拉美新小说的主体不是象牙塔中的唯美主义文学，不是悲观厌世的遁世小说，而是一种以强大的政治意识为推动力的“介入”文学。在拉美，作家的命运与整个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因而作家也都程度不同地通过作品和行为“介入”社会斗争。马尔克斯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大会上的慷慨陈述曾说出了一代拉美作家在这方面的倾向^①。作家政治意识的深化是新小说诞生的重要因素。以本世纪初的墨西哥革命为重要代表的拉美民族民主运动潮流、六十年代的古巴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来自欧洲先锋派文学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促使作家从更广阔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出发考虑拉美的命运，并将之与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作家们对历史的审视更加严厉，认为“不能满足于接受官方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富恩特斯：《拉美新小说》)。新小说试图从各个角度深刻地揭示真实的历史，开辟了传统小说无法比拟的广阔的题材领域。于是，《百年孤独》中出现了官方宣传从未触及过的杀害罢工工人事件以及官方舆论工具企图抹煞这类史实的情况；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鲁斯》通过一个农村青年变成一个新资产阶级分子的经历揭示了墨西哥革命的蜕变过程。作家们对民族认同感的思考更加深刻。拉美民族的文化构成极其复杂，对国民性的思考从来就是一道“流着血的伤口”。新小说超越了历史上把欧洲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冲突看成简单的“文明与野蛮”对抗的认识，也超越了印第安主义文学^②的狭隘民族主义意识，走向更加广阔的辩证思维。在《消逝的足迹》中，来自加勒比这一文化杂居典型地区的古巴作家卡彭铁尔通过一个欧洲音乐家到拉美国家寻找原始乐器的经历，解析了欧洲、美国、土著等三种文化，表现了现代人难以决定三者间取舍的矛盾存在方式和心理状态。作家对文学传统中惰性因素的批判更加尖锐。他们认为殖民地时期的宗主国——西班牙以其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封建保守倾向扼杀了拉美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机遇，因此反对西班牙贵族的遗风——庄重、堂皇的语言传统就意味着反对封建保守的惰性传统。他们认为资产阶级需要貌似高雅的文学来掩盖自己的庸俗，传统小说的直线发展形式反映了资产阶级关于“进步”和“理性”的虚伪观点；因此，他们制造了语言的危机，用平民的、幽默的、开放性的语言予以反抗。

中国当代小说以“文革”的政治危机为转机，以现代化进程为背景，它的进一步提高也有待于我国作家政治意识的深化。“伤痕文学”初步揭露了现实，后来的作品将这种揭露引向纵深。贾平凹在《话说周武寨》中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绝对化放到人类社会的自然进程中来揭示它的悖谬；在《一个死了才走运的老头》(两篇均是《商州世事》的组成部分)中，通过对闭塞、短浅的小农意识的批评冲破了“群众”永远是英雄的形而上学观点的藩篱，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文化革命的成因。但是有待发掘的领域还广阔得很。如，象拉美作家那样将批评引向文学传统本身，进一步打破保守、僵化的语言模式，如陈旧的套语等缺少信息的表达方式、平庸的伤感情调或廉价的激情、虚伪的完整结构、单向的人物形象以及其他更加隐蔽的模式。

作家政治意识的深化只是新小说运动的一种动力，远不是它的全部内容。新小说不是传统的政治小说，而是一种新型的介入文学。当代拉美作家认为传统的承诺小说、社会小说“对世界和生活的看法十分狭窄……它不但不能加快提高觉悟的进程，反而会延迟这一进程”。(加·马尔克斯之语)新小说表现为一场形式革命，即“介入”方式的革命，导致这一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作家们知识构成的更新。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哲学、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对作家们开阔视野、更新视角起了重大作用。由于依附性经济文化与整个西方世界的联系，拉美知识分子处在与欧美文化的经常接触中，当代作家几乎都有欧美生活的经历。新大陆缺少传统，这一独特的历史、文化构成又使他们在精神上始终处于“对外开放”状态。这种外来的刺激常常是内部变革的重要因素。拉美两次文学革新高潮^③都起始于与欧洲来往最密切的拉普拉塔河流域的重要口岸——阿根廷与乌拉圭。这一现象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当代作家如果没有首先取得知识构成的更新，用现代眼光重新审视民族文化，特别是如果没有受到先锋派文艺潮流的影响，绝对不可能超越印第安主义文学、“地区主义”文学^④的局限性，创造出今天的成就。作家们自己充分肯定了这一点。对于卡彭铁尔来说，“超现实主义确实意义重大，它教会我观察我以前未加注意的拉丁美洲的网络结构，即拉丁美洲的全貌。”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说：“巴黎之行曾是我的大马士革之路。只有盲目的沙文主义者才无视欧洲的经验对我产生的重要影响。”加·马尔克斯同样也承认这一点。拉美小说家是在新的理论认识指导下实践的，所以许多作家同时也是文艺理论家，也是许多优秀文学评论专著和文章的作者。

我们可以从新小说的几个特征出发审视它在认识论方面的源头。

作为新小说主要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是基于现实的超现实主义文学，突出了虚构在小说创作中的地位。有些评论认为这种虚构的特点是出于政治环境所迫，这是不确切的。政治因素起了一点作用，但主要原因还是文学观念本身的变化，否则怎样解释许多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作家在干预社会生活时又是那样态度鲜明呢？“虚构”在文学中地位的上升主要有两个源头。一是现代文艺理论、尤其是形式主义关于纯文学的观点。作家们认为，随着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充分发展、分工明确，文学的使命升华为通过特定的艺术语言满足人们在想象、在自我超越等更高层次上的精神活动的需要，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同时他们认为托马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分别把传统现实主义和心理小说推到了难以超越的高峰。拉美作家称新小说为“创造性小说”，实际上是突出了作品的美学因素。在写什么和如何写的问题上，他们更重视后者。在这些作品中，内容已融化在结构、语言和其他文学手段中。另一个源头是现代心理学。梦和其他心理活动价值的扩充扩大了现实主义的范畴，虚构也就有了新的现实基础。

诗是文学中文学性最强的形式，而隐喻又是诗最主要的因素。新小说强调小说的文学性，必然要突出隐喻的作用。阿根廷已故作家博尔赫斯旅欧回国后，做了大量关于诗学的宣传，并以自己的文学实践影响了一代拉美作家的艺术风格。马尔克斯就认为“小说是用密码写成的现实”。神话与诗同源。人类学解剖了神话的功能。许多拉美作家深受影响，其中阿斯图里亚斯就在巴黎进修过人类学。拉美作家通过古代神话与印第安神话的结合，建立了一种现代神话的开放体系。神话作为隐喻，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思维，扩大了作品的时空范围；神话作为文化积淀，使一定文化范围的读者产生文化认同感；神话的神秘感本身又与现代意识中的反理性成分、开放性思维接通。《百年孤独》这部作品的深刻内容是以一个故事的形式来实现的。一对堂兄妹通婚，违背了族规，被迫出走，在一片处女地上，为万物命名，建立了新村落，历尽磨难，终于从地球上神秘地消失。这就是一个基督教神话模式：创世纪——人类因原罪所遭受的惩罚——启示录；与之相应的或是拉美历史：氏族社会末期及新大陆的发现——共和国年代——新殖民主义时期；或是拉美文化史：乌托邦时代——英雄史诗时代——神秘论时代；或是整个西方文化史：猜测(无文字)时代——科学(有文字)时代——神秘(反文字)时代。整个故事又用一个奇妙的猪尾巴形象贯穿。猪尾巴在故事中象征原始文化中的禁忌(血亲通婚的后代会生此物)，放在宗教神话中象征原罪，放在拉美历史中可以解释为殖民史这一使拉美陷入恶性循环的祸根，放在西方文化史中，就是“人类是世界的主宰”这一西方近代哲学思想的源头。诗和神话的运用使作品中的美学因素、文化因素超过了政治、历史因素。因此，拉美作家自我评论说：“新小说日益接近诗和人类学。”

现代哲学中的新时空观，这些观念在西方现代文学作品(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威夫人》、布鲁斯特的《追忆流水年华》、立体派绘画艺术等)中的表现也都影响了拉美当代作家的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为了表现时间地点、局部空间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内容和共时现象，《百年孤独》中出现了夸张性的长寿老人乌尔苏拉、出现了躺卧在密林深处的西班牙古老帆船的形象；墨西哥作家艾米利奥·帕切科在《你将死在远方》中，通过特定的语言手段将罗马军团摧毁耶路撒冷城、纳粹杀害犹太人的当代暴行与某人某日在墨西哥某地的活动同时表现出来。秘鲁作家略萨娴熟地运用这些手法创造了许多被称作结构现实主义的佳作。

这类现代意识的影响也反映在人物塑造上。许多作品中出现了原型人物、类型人物。类型人物的源头之一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论。这类人物是建立在对人的深刻理解基础上的对人物的抽象，淡化了人物的具象，突出了人物的象征性、代表性。《百年孤独》中的人物既是当时当地的人物，又是些别的什么。族长布恩迪亚是生活中的唐·吉诃德，他的妻子乌尔苏拉则是桑丘；他的大儿子阿卡迪奥是冲动型的强者，二儿子奥雷利亚诺则是理智型的失败者。他们各自的特点反映了拉美国民性的构成，也具有人类不同典型的特征。此外，现代语言学对拉美新小说影响之大则是无法在此赘述的了。

总的来看，知识构成的更新使拉美作家获得了一种新的开放型的宏观哲学意识，他们力图通过形象思维这一开放型的文学语言去把握这种意识。宏观、开放正是现代意识的特点，也即拉美作家所言：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提问多于回答的时代。

比起拉美作家的创作来我国当代文学中的大部分作品不能不说仍不能超越时空的局限而基本停留在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阶段。我们如要加强作品的哲学意识和美学意识，就更要作家在更新知识构成方面有紧迫感，其中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认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作品已获得了可喜的进展。在贾平凹的《话说周武寨》中，路是一个贯穿周武寨兴衰的符号。在人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中产生了路，路带来了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社会斗争使生受到死的威胁，但路依旧存在。又是这条路带来了新生，生的需要和愿望战胜了偏见和死亡。故事意味着人类生存的自然法则必将为自己开辟“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发展道路。

知识构成的更新是可以从外部获得的，但拉美新小说及其典型代表魔幻现实主义却是拉美的独创，是作家们用现代眼光重新认识民族现实、发掘民族文化传统的产物。卡彭铁尔说：“神奇现实的发现都是在一种精神状态到达‘极点’和激奋的情况下被强烈地感觉到的。”这种精神状态就是我们所说的强大的政治热情和现代眼光，但关键在于这一现实不是生造的，而是在本土上被“发现”和“感觉”到的。为什么被发现的是这样一种带有魔幻色彩的神奇现实呢？回答就在这块浑浑沌沌、光怪陆离的土地上。

卡彭铁尔说：“由于下述种种原因，美洲还远远未开发尽它的神话资源：鲜为人知的自然风貌、大陆成因之谜、这个实体的实质所在、印第安人和黑人丰富多彩的生活，并不久远的新大陆发现史所揭示的一切，以及这一历史带来的蓬勃旺盛的人种混杂等等。”美洲土地上这种与宇宙起源说接近的原始状态正是为现代意识提供神秘色彩的一个源泉，这是其一。古巴作家何塞·莱萨马·利马说：“新大陆自从进入了西方历史，就把古代神话与新乌托邦紧密地联系起来。”客观上，美洲的发现是社会、经济、科学发展的产物，主观上却是西方人寻求潜意识中“昔日欧洲”美好时光的产物。美洲被发现多年后，还一直被西方人当作神话或宗教教义中的“黄金时代”、“理想之疆”，并促成了文艺复兴时期乌托邦学说的诞生。许多年中，人们一直没有放弃在美洲大陆建立形形色色理想国的尝试。但是当年西班牙帝国的集权主义、专制主义断送了这种前途。现代人在思考拉美命运时经常追溯到这一带有神秘色彩的拉美现代史的起源，这是其二。拉美土著文化并没有因为西班牙人的殖民统治而消失殆尽。尤其是在印第安文明发达的地区，原始宗教中的二元论世界观仍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起作用，认为主观和客观、生与死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这种意识倾向无疑是魔幻色彩的群众基础，这是其三。拉美资本主义在城市的急速膨胀更加突出了农村的落后、愚昧。带有迷信心理的农民意识具有神秘色彩。正如拉美文学评论家本维努托所指出：“对非人生活的神话解释正是农民、村民意识中最现实主义的看法。”这是其四。最后，前文所说的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的存在也为作家提供了大量神奇现实的素材。

由此可见，魔幻现实主义是拉美文化背景的产物。实际上，一切有生命力的文学都只能是一定文化体系自身矛盾运动的产物。生命本身是有机运动，而不是杂乱拼凑。器官移植的关键在于解决自体对异物的排他性。我们的前途是在自己丰腴的文化土壤中培育我们自己的新品种，象马尔克斯苦苦“寻找一种适合表现拉美人的语言”那样寻找我们自己的文学语言。我们的作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在创造我们自己的文学模式方面，阿城的文学实践引人注目。作为一种绝妙的隐喻，《棋王》中的棋局高可以上升到结构主义现代哲学意识(棋局恰好也是结构主义常用的形象比喻之一)，广可以涉及各民族均能理解的人生价值论，近又可以收缩到东方人、中国人静思、凝练的生活形态、审美意识，乃至人们在特定的极左专制高压下所采取的独特的生存方式。《棋王》中东方式的平静的叙述方式、含而不露的情绪、文白相间的语言表现了历史的厚度、文化的稳定因素。这是一种与魔幻现实主义差异很大但同样卓有成效的文学模式。

我们发现，拉美当代小说最值得我们借鉴的恰是作家们处理借鉴问题的经验。借鉴从纵向来说是弥补历时线上的差距，从横向来说是借比较的眼光发现深藏的永恒。西方人曾借我们的古代发明、推动了整整一个文艺复兴时代(今天我们的中医学、古典文艺理论又面临着类似的命运)。这是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借鉴。它说明先进的思维方法是善于博采众长、触类旁通的。拉美人借了西方的现代意识，刷新了世界文学纪录，这是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借鉴。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文化传统浅薄的弱小民族一旦建立起民族自尊心，就会发扬它善于反思的特点，出奇制胜；而文明古国如果一味夜郎自大，却会使传统成为负担。

①参阅南开大学张国培编辑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

②指四、五十年代兴起的揭露印第安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社会，小说以及描写土著文化的风俗小说。

③第一次指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在拉美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这一运动在欧洲高蹈派和象征派文学的影响下，对西班牙语文学语言进行了重大改革，具有唯美主义、崇尚异国情调的倾向。第二次即本文介绍的新小说。

④指二、三十年代形成高潮的描写本土自然风貌和社会状况的“寻根”小说流派。

作者：文　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