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家自然主义论文

[摘要]生态文学作家对题材的选择体现出他们各自不同的自然观念和生态思想。一个人的自我总是与一片特定的土地相关联的。约翰·巴勒斯非常重视一个人的生存所依赖的他与土地的密切关联，因为他的根扎在田园和农业之中，他对这一点的认识要比大多数人深刻得多。巴勒斯的写作与当地风景的这种密切关联甚至决定了他的文学风格，使他将自然史的精确与诗人的诗性感受有机结合起来。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文学作家自然主义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文学作家自然主义论文 篇1：

金东仁小说创作特点研究

摘要 金东仁为韩国近代著名文学作家，其小说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思想是唯美主义和自然主义。金东仁没有生硬地去照搬西欧传来的唯美主义和自然主义，而是让它们私有化，融入到自己的小说中，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文学。金东仁的文学观和文学创作精神直到韩国现代文学也有被学习的价值。

关键词：金东仁 小说 创作特点

引言

20世纪初，活跃在韩国文坛的众多文学家为了发展本国文学，都试图开辟新的文学研究道路。韩国著名近代文学作家金东仁（1900-1951）是开辟韩国现代文学的先驱文学家中的一位。金东仁创作长篇和短篇小说一共104篇，随笔比小说还要多147篇，文学评论也有68篇，但是小说才是金东仁确立文学地位的主要文学体裁。金东仁的小说创作中能够看到多样的文艺思潮特征，有唯美主义、现实主义、民族主义、人道主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思想就是唯美主义和自然主义。金东仁并非生硬地去照搬西欧传来的唯美主义和自然主义，而是将它们私有化，融入到小说中，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文学。

一 李光洙的批判继承者

再优秀的作家也难以脱离前辈作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影响金东仁最大的作家就是20世纪20年代韩国著名作家李光洙（1892-1950）。金东仁虽然对李光洙的文学进行强烈的批判，但他的文学却是从李光洙的文学开始的。

李光洙认为艺术是为了人生而存在的，文学是为了唤醒当时知识水平低下的同胞们民族意识的手段之一。金东仁则批判李光洙的这种思想，他指出，把文学看做社会改革的工具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利用文学去教化社会是不能被认可的。金东仁在批判李光洙文学思想的同时，还指出李光洙的作品中缺乏正常的人际关系、人物性格和思想不一致、过于口语化的文采等问题。

金东仁初登文坛就要挑战李光洙，声称要克服李光洙作品的局限性来创造自己的文学，试图创作新的文学。金东仁首先创办了朝鲜最早的纯文学同人志《创造》，通过《创造》的发行反对李光珠的启蒙主义文学。当时的文人大部分是以写长篇小说为生计手段，而金东仁为了展现他纯粹的艺术至上主义，大量创作短篇小说，同时来否定李光洙目的性的文学。金东仁认为，韩国文坛的短篇小说应放到“文学之最上乘”的位置，只有展现美意识的纯文学才称得上是文学，因此，李光洙的文学算不上是最上乘的文学。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金东仁是李光洙的批判继承者，也因此，金东仁开辟了自己的文学道路。

二 唯美主义

1913年，金东仁进入平壤崇实中学，后因考试作弊被勒令退学。然而，父亲却没有责备金东仁，遵从了金东仁的意愿。父母对金东仁的无条件顺从给金东仁自由奔放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他的作品中展现的唯美主义倾向不能说与这样的家庭氛围无关。

在创办同人志前一年，金东仁批判当时读者偏爱通俗小说，只喜欢读有意思的小说这一现象，同时明确艺术作品（纯文学小说）的价值，指出艺术并不是单纯的娱乐工具，在小说里真正能够获取的不是单纯的趣味性，而是小说的生命、内容的美妙和和谐、作者的思想和精神、人物形象的个性和描写、社会的批判等。从这一点上我们能够看出金东仁的小说具备多样的价值。金东仁初期的文学思想是反对启蒙主义文学，但是这并不能确立他对美的追求。这时金东仁的文学观还没有完全确立。

20世纪20年代末，金东仁在文学创作中开始追求美，他所说的美不是单纯的美，而是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社会伦理问题的解决相距甚远的“恶魔主义思想”的唯美主义。1929年初，金东仁开始反对春园启蒙主义和功利主义，提倡纯文学，标榜艺术至上主义。金东仁的唯美主义创作深受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创作的影响，在他留学日本时期，正好是日本唯美主义开始兴盛的时期。唯美主义是金东仁文学最重要的核心思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所有小说都是以唯美主义思想为基础创作的。金东仁的唯美主义代表小说有《狂炎奏鸣曲》《狂画师》等作品。

《狂炎奏鸣曲》通过主人公白胜洙的极端变态行为的刻画，展现出金东仁自身追求美的意识，即唯美主义。天才作曲家白胜洙通过杀人、放火等犯罪行为来获取艺术灵感，以达到自己对美的追求。对于主人公来说艺术的美比任何事物都有价值，这也如实地反应了作者金东仁的想法，白胜洙的行为对于追求唯美主义的金东仁来说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同时，从小说中还能看出金东仁的天才拥护论。金东仁认为的艺术家不是理性的正常人，而是接近于疯狂的、变态的人，白胜洙就是金东仁理想的、典型的艺术家形象。白胜洙杀人、放火等极端行为，都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对美的追求，这种唯美主义思想掺杂着“恶”的行为，可以说是恶魔主义思想的唯美。另外，《狂画师》的主人公率居为了追求自己认为的完美，为了寻找最漂亮的眼睛，甚至残暴地杀死盲女。这一点和《狂炎奏鸣曲》中白胜洙的变态行为如出一辙，这一点也恰恰说明金东仁通过主人公放火、杀人等不道德的犯罪行为，来寻求极端的艺术美。

金东仁的唯美主义文学思想是从登上文坛初期反李光洙文学开始的。但是，1926年事业失败和1927年第一任妻子离家出走的打击让金东仁走上了追求极端美的文学道路，他的小说中展现出难以区别的、独特的善与恶，极端地、非伦理性地追求美的唯美主义倾向。

三 自然主义

金东仁的文学观最具代表的两个倾向就是唯美主义和自然主义。这两个倾向是大家公认的金东仁文学的两个特点。自然主义（Naturalism）是19世纪末法国作家爱弥尔·左拉提出的文学艺术创作倾向。自然主义最简单的定义是“科学决定论的原理在小说中的运用”。自然主义者们眼中的人是自然界中的一种动物，受作用于环境并受内心欲望的驱使，而他本人对这一切及不理解又无法控制。他们认为，自然主义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去试验对象，并进行解刨、分析，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自然主义诞生的前提。文学作家也应该用自然科学的视角来分析和观察人物，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搜集到大量关于人的资料后，把人物放到各种环境中去，以便试验出他的情感在自然法则决定下的活动规律。

1918年，东京韩国留学生发动的“二八独立宣言”运动后，1919年金东仁出资，与朱耀翰、田荣泽、金焕、崔承万等人一起创办了文学同人志《创造》，《创造》的初期宗旨就是“人生，该按照本来的样子去描写”。1921年以后，金东仁和金玉叶、黄瑗玉、庐山红等妓女们厮混，过上了放荡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导致金东仁婚姻破裂、家产散尽，让养尊处优、目中无人的金东仁开始认真思考个人生活和人生问题。1925年，金东仁发表了自然主义倾向的代表作品《土豆》（1925）、《笞刑》（1922）、《金妍实传》（1939）等作品，得到了文坛的关注。

1925年1月，金东仁在《朝鲜文坛》发表短篇小说《土豆》。这篇小说蕴含了环境影响人的思想。主人公福女正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质的变化，受环境支配的典型人物形象。十五六岁的福女被卖给了一个年长20岁的男人，而这种凄惨命运的操纵者恰恰不是别人，而是福女的父亲。结婚之后，由于丈夫的懒惰，福女家里家外地忙碌，受尽了苦头，最后住到条件更加恶劣的贫民窟中，福女的生存环境受到了父亲和丈夫的影响。然而，贫民窟并不是福女不幸的终点，之后福女遇到了监工，使福女丧失了道德观，走向堕落的深渊，最后被王地主打死。福女完全被男性控制、压榨、蹂躏，她在和父亲、丈夫、监工、王地主之间的关系中就是被支配者、被压榨者。把女儿卖掉换钱的父亲、要求妻子卖淫的丈夫、蹂躏福女肉体的监工和王地主都使用无形的暴力欺压和榨取福女。李在铣评价福女的一生是“生存环境导致的毁灭和道德堕落招来的死亡”。《金妍实传》也是一部主人公受环境影响的小说。金妍实作为妓女的女儿，连她上的学校都被称为妓女学校，她的出身和她接受的教育暗示了以后的生活方向。小说主人公生活在一个非正常的家庭、禁止自由恋爱、留学生和知识分子之间传播的错误思想等各种不好因素聚集的环境下，刻画了一个受逆来顺受、顺应生活环境的女人的沦落史。

金东仁在这两篇小说中始终保持着旁观者的视角来叙述故事。作品中的人物和叙述故事的作者之间的距离跟其他作品相比要大的多。而且，金东仁没有试图让整个不合理的世界有所变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完全是在环境的支配下行动的。从这一点来看，这些小说都具有自然主义倾向。金东仁自然主义倾向小说的结尾大部分是不可挽回、灾难性的结局。他塑造的主人公形象无法克服恶劣的环境，他们的命运与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顺应环境任其发展，无力反击，导致最终的悲剧收场。金东仁嘲笑那些为了整体而牺牲个体的献身精神，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们几乎是毫无反抗精神，在所处的环境中完全妥协，且屈服于命运的安排。

结语

一个作家的人生经历会直接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金东仁的放荡不羁、跌宕起伏的一生，不仅给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还直接影响了他的价值观和文学观。金东仁吸收了西方和日本的文艺思潮和文学特点，独创出自己独特的文学特点，并为韩国文坛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金东仁的文学是从反李光洙文学也可以说是反当时整个文坛开始的。这一行为给当时的主流文坛敲响了警钟，金东仁反李光洙文学的行为不仅促使金东仁新文学的开创，还使韩国文坛向前迈出了一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金东仁是李光洙的批判继承者。金东仁的文学作品中能够看到唯美主义、自然主义、人道主义、民族主义等多种文艺思潮倾向，但是金东仁文学的核心文学倾向是唯美主义和自然主义。《狂炎奏鸣曲》和《狂画师》等作品中展现了金东仁接近恶魔主义的、极端的唯美主义倾向，即为了追求艺术和美，即使做杀人、放火等犯罪行为也是可以理解和宽容的。《土豆》和《金妍实传》等作品切实地描写了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逆来顺受，妥协的主人公质的变化，展现金东仁的自然主义倾向。金东仁的文学观和作品创作精神对于现代文学来说也有被学习的价值。

注：本文系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2013BWX003）的阶段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韩]李光洙：《李光洙全集》（第十六卷），三中堂，1962年版。

[2] [韩]姜仁淑：《金东仁》，建国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 [韩]金东仁：《韩国近代小说考——金东仁全集》（第八卷），朝鲜日报社，1988年版。

[4] [韩]姜仁淑：《金东仁》，建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 苏新连：《从决定论到自然主义：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创作》，《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6] [韩]丘仁焕：《金东仁的生涯和文学——金东仁研究》，新闻社，1986年版。

[7] [韩]李在铣：《韩国现代小说史》，民音社，1992年版。

[8] 郭颖超：《妥协于绝望现实的自我意识破灭——解读金东仁〈土豆〉中的福女死亡结局》，《长城》，2009年第6期。

（徐珊珊，郑州轻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作者：徐珊珊

文学作家自然主义论文 篇2：

自然的家园化：约翰·巴勒斯的生态思想

[摘 要]生态文学作家对题材的选择体现出他们各自不同的自然观念和生态思想。一个人的自我总是与一片特定的土地相关联的。约翰·巴勒斯非常重视一个人的生存所依赖的他与土地的密切关联，因为他的根扎在田园和农业之中，他对这一点的认识要比大多数人深刻得多。巴勒斯的写作与当地风景的这种密切关联甚至决定了他的文学风格，使他将自然史的精确与诗人的诗性感受有机结合起来。

[关键词]生态文学；田园风景；重新地域化

[作者简介]马永波（1964—），黑龙江哈尔滨人，文学博士，南京理工大学艺文部副教授，主要从事生态批评、后现代文艺思潮和中西现当代诗学研究。（江苏南京 210094）

Title： Making Nature Homely： John Burroughs’s Ecological Thoughts

Author： Ma Yongbo

Key words： eco-literature； rural landscape； re-localization

20世纪美国生态文学中涌现的几位代表性作家，各自都有着他们擅长描写的领域，比如梭罗之于瓦尔登湖、约翰·缪尔之于冰川与荒野、玛丽·奥斯汀之于少雨的沙漠，他们的题材固然是其写作的特色和亮点，而对题材的选择，同样体现出他们对自然的各自不同的感受、认识与关怀，及其自成体系的生态思想。作为美国生态文学中的两位“约翰”之一，与“山约翰”约翰·缪尔并驾齐驱的“鸟约翰”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最感兴趣的则是田园和鸟类。他向我们证明了，一个人对某种文化或某个国度的爱，总是与一个具体地域紧密关联的。

尽管这两人都深深地关注自然，充满激情地描写自然，然而，在存在巨大差别的地理和生物地形学中培养、磨砺出的他们各自对地理位置的感觉，却时时显得不相容。与心中装着一种更大更壮丽的意象和地形的缪尔不同，巴勒斯发现哈得孙河谷的树林与农场对于他的生活与工作就是足够宽敞的了，他曾称缪尔不能像梭罗那样，坐在一片风景的一个角落里，他必须有一片大陆做他的游戏场。巴勒斯对缪尔所熟悉和热爱的风景的反应，其实更多地揭示了他自己的区域主义倾向。对地理位置的不同感觉，田园与荒野、驯服与崇高之间的悬殊差异，能帮助我们区分“两约翰”的作品。缪尔的作品多是被他的政治敏感、文学激进主义所点燃的，它演化成了现代环保运动。巴勒斯的环保伦理不像缪尔那么集中，当然也更为区域化和个人化。

约翰·巴勒斯的散文所涉及的题材从鸟类与自然研究到宗教和艺术。他一生著述颇丰，共创作了二十多部作品。主要的有《延龄草》（Wake-Robin，1871）、《蝗虫与野蜜》（Locusts and Wild Honey，1879）、《清新的原野》（Fresh Fields，1884）、《标志与季节》（Signs and Seasons，1886）、《鸟与树枝》（Bird and Bough，1906）、《时间与变化》（Time and Change，1912）、《生命的呼吸》（The Breath of Life，1915）及《接受宇宙》（Accepting the Universe，1922）等。从这些书名亦可见出作者的意识范围。

巴勒斯出生于纽约州卡茨基尔山区的一个农场，正是家乡山林中那些色彩斑斓、歌声婉转的鸟儿，使他从小就迷恋自然，但他所热爱的自然不是荒蛮的森林与沙漠，而是介于田园和莽林之间的东西。年轻的时候，他在农场里干活，对家乡的山脉充满了好奇心，时常静静地坐在石丛里研究环绕在四周的各种有趣的事物。尽管他一生从事过教师、新闻记者等职业，也做过华盛顿国家财政部门的职员以及银行监督员，但他的兴趣始终在奇妙的大自然中，这使他最终还是回到了他热恋的家乡卡茨基尔山。他尤其喜欢鸟类，第一次看到奥杜邦的《美洲鸟类图谱》，他就决心做一名自然主义者。

我们知道，巴勒斯最亲密的朋友当数惠特曼，这位诗人是他家的常客。后者在《典型的日子》（Specimen Days）中记载了他在巴勒斯乡村家中做客的情景。巴勒斯虽然一生中以自然史写作最为著名，他最早出版的著作却不是“户外主题”的文集，而是一本有关惠特曼的研究，那是有关诗人的第一部传记，那时诗人还没有得到自己国家的接纳与认可。也正是通过与惠特曼的友谊，巴勒斯认识到，他自己的写作必须将自然史的精确与诗人的诗性感受有机结合起来。他与惠特曼的友谊持续了一生，比他年长的诗人对他作品的影响意义重大。他的第一本生态文学著作《延龄草》的题目就是诗人提供的。惠特曼在激励这位年轻作家执著于他最熟悉的题材上也起了作用。他们经常在繁忙的首都街道上漫步，探访波托马克河边的战地医院，谈论爱默生或林肯。巴勒斯领惠特曼在华盛顿的“岩石溪”公园里捕鸟，他对隐士夜鸫歌声的描绘为诗人的林肯哀歌《当紫丁香最近在庭院中开放的时候》提供了核心意象。而在巴勒斯的散文中，每到激情处，也常可以听到惠特曼式热情洋溢的节奏。他还把斯莱伯塞德周边风景命名为“惠特曼之地”，因为在该地崎岖不平的荒蛮和壮丽中，结合着奇妙的温柔亲切与现代感，正和诗人的风格相仿佛。正如自然界让巴勒斯想起惠特曼的诗歌，诗歌和诗人本身，也让他想起“自然的清醒和安歇”。诗人不仅仅“涵纳了多样性”，他在精神和生理上还具有非常的易感性。诗人描写脚下的土壤或人行道，那些直接可以辨认的“材料”。在他对惠特曼的描绘中，始终存在着野性与文明的对比悬殊的意象，这表明巴勒斯非常重视自然界与人类世界的平衡。他赞美与土地保持密切关联的人。一个人的生存依赖于这种关联，对这点的认识他要比大多数人深刻得多，因为他的根扎在田园和农业之中。

1921年3月29日，83岁的巴勒斯在从加利福尼亚返程的火车上逝世。他最后的话是说给他的终身伴侣、秘书和他最初的传记作者克拉拉的，那是一个简单的问句：“我们离家有多远？”巴勒斯最后的话为估价他的生活和作品提供了一个和墓志铭一样有用的铭文。“家”，在其众多的含义中，成了他首要的艺术与观念指令。家是他最常涉及的主题，是在他描写更远领域事物时不变的阐释视角。家是他在哈得孙河畔亲手搭建的小屋，有着石头围墙，他亲手种植的葡萄和苹果树。对家园的追寻，在更大的意义上，也是指人类永恒的精神家园，是对自然母亲近乎乡愁般的怀念：人就像一个前行的孩子，注视着每件东西，带着同情、爱或畏惧，人本身变成了他所注视过的东西，那些东西也成了人的自我的一部分。巴勒斯曾说：“一个人所置身的风景会随着时间成为他自我的边疆，他把自我广泛地播种在风景上面，风景反射出他的情绪和感觉。”①家的感觉，对自然的驯化（亦即自然的人化），对于自然的观察者特别重要，吉尔伯特·怀特和梭罗的美丽都来源于此。

因此，巴勒斯的写作与当地风景的关联可谓密切，甚至决定了他的文学风格。他所置身的环境像一件斗篷穿在他身上，他的句子的流动和他家乡风景的线条一样单纯，和泉水涌流一样自发，从树林的宁静与隐秘中发源，又像山间溪流一样清澈、富有乐感而多变。这种地方性非但不是巴勒斯的局限，反倒是通向普遍性的一条道路。

他的兴趣在于将地域性的特定细节与普遍语境联系起来。在《在美面前》一文中，他把自己当做传递者和斡旋者，放在了自然界的美与那种美能够揭示的普遍的神圣感之间。他写道：“当我走进森林或田野，或者爬上小山，我似乎根本没有望见美，但是却像呼吸到空气一样呼吸到它。……我是怎样地跟大地和天空享有一样多的快乐！美依附在岩石和树木上，与粗糙和野性为伍；它从纠结在一起的蔓草和沟壑里升起来，它跟鹰和秃鹰一起栖落在干枯的橡树桩上；乌鸦从它们的翅膀上将它散落下来，又编织进它们那小木棍搭成的鸟巢；狐狸朝它吠叫，牛朝它低哞，每一条山路都通向它神秘的所在。我不是美的旁观者，而是它的一个合作者。美不是一种装饰，它的根须穿入地球的心脏。”②了解与亲近身边的事物是自然主义者的一个伟大的力量之源。他的主题并不仅仅是风景中的动物和植物，而且还有他带给风景的情绪和感觉。观察自然的位置就是你现在所在之处，你今天所走的路就是你明天所走的路。你不会发现同样的事物，因为被观察的对象和观察者都已改变。因此，巴勒斯认为，要想做一名自然的观察者，一个人所需要的仅仅是养成集中注意力的习惯：“在你能够从灌木丛中发现鸟的时候，你自己心里必须先有鸟的存在。”巴勒斯通过他的散文带领我们走上穿越树林的旅程，进行寻找野蜜和鳟鱼的远足。他最喜欢的旅伴是“一条狗或一个男孩，或者是一个拥有狗和男孩的美德的人——透明、好脾气、好奇、感官开放”。

和所有的生态作家，如梭罗、惠特曼、缪尔一样，巴勒斯也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许多著作都是根据日记整理加工而成的，正如他在《鸟与诗人》（Birds and Poets）的序言中所写的，他的写作是“把户外自然草稿与纯粹来自书本上的经验结合起来”。日记的灵活简便随意性，适合及时记录大自然瞬息万变的现象，季节轮转，花开花谢，草长鸢飞，以及点滴心情与体悟，都被纳入他的笔端。而在日记的写作过程中，许多被日常生活所忽略的细节便清晰具体起来，在文字中获得了更为深广的意义。作家走向书本和自然就像一只蜜蜂走向鲜花，为了酿造自己的蜜而采集花粉。

爱默生的思想对他的影响也极其深远。巴勒斯最初发表在1860年《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就曾被误认为出自爱默生的手笔。1856年春天，巴勒斯“在一种狂喜中”阅读爱默生的著作。同样受益于爱默生思想浸润的惠特曼，在几年前亦曾写到，自己长期以来就一直处在“冒泡”状态，是爱默生让他“沸腾”了。巴勒斯的反应也与此相类似，他在1882年4月30日的日记中回忆到：“我将爱默生吸收到血液里，他为我整个的智力前景涂上了色彩。他的话像阳光一样照在我苍白而纤弱的才智上。他的大胆和不合常规深深地抓住了我。”自然作为整体依赖于观察者的文化视野，胜过作为一个客观事实，这种思想中便回荡着爱默生《论自然》一文的声调和风格。朋友们和编辑向他指出，世界不是为第二个爱默生准备的，尤其是一个二流的。于是，不久以后，巴勒斯就开始写他最为熟悉的田园生活。他描写做奶油、酿槭树糖、修石墙及其他田园和农场题材。尽管他的作品中始终留有沉思冥想的意味，他还是有意识地决定抛开哲学化的写作方式，目的是打破爱默生影响的咒语，踏上他自己的土地，写户外主题，写树林、泥土、水，有助于他排除爱默生式的辛辣风趣，让他恢复到合适的氛围中。为了找到自己的声音和主题，他回到了他熟悉的哈得孙河中游峡谷的群山和农场之中。他不再在“石头中寻找布道”，而是集中在熟悉世界的岩石般坚实的事实上，那“伟大、粗糙、野蛮的大地”。在19世纪最杰出的两个生态作家梭罗和巴勒斯身上，关于对爱默生作品的反应方面，存在着非常不同的悖论。在梭罗，爱默生的哲学驱使他进入自然世界。在巴勒斯，自然同时作为位置和主题，却给他提供了一个逃避舍此之外似乎无以逃避的风格上的影响。他有能力调和文学上的浪漫主义和科学上的（或达尔文式的）决定论这两种互相排斥的元素。爱默生有关自然以及自然界中人类居民的位置的观点，给巴勒斯指明了一条需要坚持的路径，迫使他挑战和强化他的文学努力。

而达尔文和奥杜邦这样的作家提供给巴勒斯的营养，则不仅仅在于他们为他树立了一个追求精确的科学观察的实践模型。他们作为科学家的优点被他在他们作品中发现的文学力量放大了。巴勒斯是带着对鸟类学家的文学成就的欣赏之情开始写作《鸟与诗人》的。他认为奥杜邦具备诗人的语言或神来之笔，还有诗人的眼睛、耳朵和心灵——专一，狂热，非尘世，爱，诸般特征，这些都是一位真正的吟游诗人的崇高品质。关于奥杜邦的继承者威尔逊，他的评价是，尽管威尔逊可能没到这个程度，但是他心怀诗人的热情。对同道的这种认识，预示了巴勒斯企图将自然史的写作和文学追求完美结合起来。他最终实现了这一目标，定位并探索了科学与诗歌在本质上的交叉关系，这种奇妙嫁接的结果，显示了他从忠诚持久的科学中产生忠诚持久的艺术的能力。在他身上，与科学能力并行不悖的是信念、洞察力、想象、预言和灵感。

吉尔伯特·怀特、奥杜邦和达尔文的科学有助于加强巴勒斯为物理与生物环境提供精确信息的决心。这样的信息成了他的散文的基础。命名一片土地及其有机体就是去了解它，而当那些有机体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清晰和熟悉时，对土地的密切了解便导向一种生态整体观。然而，无论巴勒斯是如何贪婪的科学学者——他熟悉生物学、地理学、鸟类学——他最后还是认同了爱默生的自然观：自然史的事实只有在与人类天性相关联时，其意义才真正变得清晰。这也符合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即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就会失去确定性。因此，巴勒斯将自己称为文学自然主义者，而从不自认为是合适的自然科学家，这绝不是毫无意义的。无论科学冲动有多么本质，它最终扮演了文学的配角。自然的黄金最初看上去不像是黄金，它必须在观察者的思想中得到熔化和冶炼。一个人走向自然仅仅是为了暗示和半个真理。在你吸收或转化它们之前，自然的事实是简陋的。只有理想悄悄地加入之后，它们才被赋予魅力。作为生态文学作家，巴勒斯需要的是抒情诗，同时也是对自然界的科学的忠诚，只有当科学“事实”清晰地确立为一个基础时，诗人更具阐释性的戏剧才能够开始。

巴勒斯对早期博物学家的阅读、他的农场背景、他与惠特曼的友谊，都使他清晰地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自然的笔致》一文中，他坚持不把“人”放在进化阶梯的顶端，而是毫不犹豫地放在一个互相交织的生态网络之中。他说，“什么是自然的尽头？哪里是苍穹的尽头？地球在任何一个点和所有的点上获得平衡。所以，实际上每一个事物都在顶点上，而又没有一个事物位于顶点。”①人不是自然界的调节者，而是和所有生灵一样，被自然所调节。人是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宇宙是一个模具，人是流入模具里的熔化的金属。

他偶尔会将自然浪漫化或情感化——鸟儿是“歌手”和“有羽毛的族类”，狐狸因它们在童话里的“列那狐”名字而为人所知——但是他努力对抗这种冲动，承认这是一种自负，很容易蒙蔽自然事实的本质力量。根据巴勒斯的观点，自然选择和适应不是自然智慧的一个标志，而毋宁是她的公正的标志。她对一种动物比对另一种动物更不放在心上，但是她公平地站在一边，或者更准确一点说，她把两者都完全不放在心上。每一种动物都得自己碰碰运气，人也不例外。……无论猎人杀死了野兽，还是野兽杀死了猎人，大自然都不关心；她会将他们都制成优质肥料，而且无论哪一方成功，结果都是她的成功。这种确信赋予他的散文以一种惠特曼式的抒情风格，一种充斥着远景和全局式的观照：“地质学时代，地球的震动和疼痛将人类分娩出来以前，世界上不过只有甲虫。四季的财富，这些太阳与恒星的影响力，深深地埋在地下的火，这些海洋和江河湖泊，大气流，作为生命的必需品，所有这一切，不都像属于我们一样地属于被我们践踏的蚂蚁和蠕虫吗？”②

与大化合一，重归自然的大道周行，是所有伟大灵魂的终极渴望，巴勒斯也不例外，他自认不会被囚禁在将要埋葬自己尸体于其中的坟墓，而是分散在伟大的自然中，他的元素和力量将返回它们所来自的最初的源头，这些源头在这广大、美妙、神圣的宇宙中是永恒的。作为家园，自然就是人的教堂，“岩石和小山是祭坛，教义被写在树叶上、大地的花朵以及海岸的沙滩上。每天都有新教义和新传道者，整星期都过着神圣的日子。每一次林中散步都是一次虔诚的仪式，每一次在河水中沐浴都是一次涤罪的圣典礼”。③

巴勒斯曾在西部做过几次旅行——1899年作为探险队成员去了阿拉斯加，1903年与罗斯福一起去了黄石，1909年与缪尔去了加利福尼亚——在这些旅行期间，他不断地写到那些能令他想起他家乡卡茨基尔的事物。在我们期望看到山的壮丽与宏伟的地方，他描写的却是知更鸟和苹果树。他描写优胜美地的简短日记，依赖的不仅仅是来自农业化纽约州的描述性词汇，而且是基于将荒野驯服的需要，否则他似乎就不能欣赏它们：“它像一座巨大的房子，在里面你能找到一个角落当作窝巢，被古老的花岗岩众神俯视着。山谷谷底具有真正的家园的、适于居住的面貌，它的果园、耕地、出色的树木、它清澈沉静的河流……瀑布的灵妙之美，纯净溪流的和蔼表情，几乎使任何地方都变得可以居住了。”（1909年5月1日的日记）

房子、窝巢、果园和耕地——这些离缪尔的优胜美地，离他所描述的风暴、雪暴、他在瀑布后的攀登，都太远了。荒凉、可怕、陌生的美无法长久地将巴勒斯控制在它的魔力之下。陌生地带往往会窒息而不是激发巴勒斯的想象。在这样的地方他无法长久保持他的认识论立场。他通常的倾向是关注风景如画的局部区域。在《远与近》（1904）中他写道：“太美太壮丽的风景可能会干扰人的日常观点。过一会儿它就厌倦了。你仅仅需要一种不时出现的情绪。因此，把房子建在风景中最有雄心的地点从来都不明智。相反，寻找一个更谦卑、更隐秘的角落，你能用你的家园与家庭的本能将之温暖和填满……在某些事情上，一半往往比全部更让人满意。”

巴勒斯对局部风景或者说处所（place）的重视，与生态文学中对栖居的重新倡导有着一致之处。诗人加里·斯奈德曾指明，我们是谁与我们生存所依托的处所是紧密相连的。重新栖居是对土地的回归，栖居者对万物的相互关联性以及地球的极限有着理性和科学的认识，依托特定处所生活的实际需求，同时也是一种道德和精神上的选择，是对夷平一切的现代性进程的抵抗。这种在本地生态系统内栖居的生存方式使人们逐渐发展出与土地有关的直接认识，懂得了那片特定土地上特定种类的动植物的“语言”，并进而引发对生死奥秘、用心生活以及生命回归的认知。

巴勒斯的写作中交织了个人叙述、形而上反思、诗歌和精确的科学观察。在他的手中，这一切都成了互相依存并具有同等力量的认识世界的方式。正如他在《延龄草》序言中所写的，他希望他的文章为读者“尽力呈现出一只生动的鸟，一只来自林中或田野中的鸟，它带着那片土地的气息及其所有相关的事物，而不仅仅是一只被填充后贴上标签的标本”。①1913年，当他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为孩子们做演讲的时候，他告诉孩子们，博物馆和自然书籍不是寻找自然的地方。一只被打死并做成标本的鸟已经不是鸟了。他希望他的书能激发人们在林中远足的好奇心。他做到了。他教会了无数美国人认识到自己最熟悉的自然的重要性——学会欣赏从自家门前延伸开去的风景。

责任编辑：王俊

①约翰·巴勒斯：《标志与季节》，马永波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②约翰·巴勒斯：《鸟与诗人》，川美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142页。

①约翰·巴勒斯：《鸟与诗人》，第52页。

②约翰·巴勒斯：《鸟与诗人》，第53页。

③约翰·巴勒斯：《接受宇宙》，川美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

①约翰·巴勒斯：《延龄草》，马永波、邢崇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作者：马永波

文学作家自然主义论文 篇3：

1949年以来澳大利亚重要作家作品的汉译与出版回顾

【摘 要】 澳大利亚文学在其四个发展阶段分别出现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代表性作家和经典作品。1949年后，我国的翻译界、出版界对澳大利亚文学的译介经历了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我国出版了澳大利亚文学史上不同类型作家的代表性著作，每个时期的译介作品依据时代发展主题、文学发展需要、读者审美取向等，有不同的侧重。

【关 键 词】澳大利亚；英语文学；重要作家；汉译；出版

【作者单位】程珊珊，南阳理工学院。

20世纪以来，澳大利亚作家多次获得世界性文学大奖，澳大利亚文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澳大利亚文学欣欣向荣的背景下，澳大利亚的国家形象、文化形象、社会形象通过文学作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我国文化界在20世纪尤其是1949年以来，开始翻译和出版澳大利亚文学，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单一到多元、由表象到深层的译介过程，使澳大利亚文学成为我国翻译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澳大利亚文学分期及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家

从1788年英国移民和流放犯登上澳大利亚大陆开始，澳大利亚正式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阶段，澳大利亚文学也开始起步。在1788年到1888年这百年期间，澳大利亚处于殖民时期。这100年的前50年里，澳大利亚文学多为游记和故事，主要表达思乡之情和介绍风土人情，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还不算文学，也没涌现出可以载入文学史册的作家。后50年期间，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发展，澳大利亚移民文学随之诞生，作品主要由移民创作，反映移民在新大陆艰难的谋生与定居经历。小说主要师法英国作家司各特，诗歌则效仿拜伦、雪莱、华兹华斯等诗人。殖民文学的代表作家有小说作家亨利·金斯利、罗尔夫·博尔特沃德和马库斯·克拉克，代表诗人有亚当·戈登、亨利·肯德尔和查尔斯·哈珀等。

从1889年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澳大利亚进入民族主义运动时期，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要求文学服务于这一主题，于是澳大利亚民族文学应运而生。由于整个民族的使命在于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建立独立国家，因此文学上特别强调民族特色，弱化英国文学的传统特色。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民族文学作品注重刻画澳大利亚开拓者们的顽强性格，描写澳大利亚生气勃勃的景象，塑造各种具有澳大利亚气质的人物形象，同时还注重表现民族独立时代特别需要的“伙伴情谊”。在文学艺术形式上，民族作家们开创了具有澳大利亚特色的现实主义文学，开始走出模仿英国文学的套路，吸收澳大利亚民间丛林故事的各种艺术手法和形式。因此，澳大利亚文学正式诞生。短篇小说巨匠亨利·劳森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另外，约瑟夫·弗尔菲、迈尔斯·弗兰克林、斯蒂尔·拉德、路易斯·斯通、亨利·理查逊也是同时期的著名小说作家。

从“一战”开始到“二战”结束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基本获得了独立，成为英联邦的一个独立国家。这一时期，澳大利亚文学走向成熟，其在风格上继续沿袭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开始繁荣，作品的视野更为广阔，开始关注社会不平等和土著人受压迫的现象。同时，一部分作家借鉴欧洲的自然主义和欧美的现代主义，为澳大利亚文学在现实主义之外开辟了新的文学道路。这一阶段，主要作家有克里斯蒂娜·斯特德、亨利·理查逊、苏姗娜·普里查德、万斯·帕尔默、泽维尔·赫伯特等。

从“二战”后至今，澳大利亚进入和平发展历史新时期。这一时期，澳大利亚文学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各种派别争奇斗艳，向澳大利亚甚至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不同类型的文學作品，而且佳作频出。现实主义流派和“新派创作”是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文学派别。尤其是“新派创作”，这一派别力求叙事方式、叙事角度和叙事语气的革新，积极采用拉美的超现实主义文学表现手法，把梦幻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大胆地描写性、毒品等传统文学严禁的题材。随着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澳大利亚文学开始走进全球视野。怀特引进并发展了欧美的现代主义，在澳大利亚文艺界掀起了一场艺术革命，改变了现实主义文学在澳大利亚独霸天下的格局。在怀特的影响下，产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家，比如伦道夫·斯托、托马斯·基尼利和哈尔·波特等，他们的风格接近怀特，被称为怀特派。新派小说家主要有弗兰克·穆尔豪斯、迈克尔·怀尔丁、彼得·凯里和默里·贝尔等。澳大利亚当代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有马丁·博伊德、艾伦·马歇尔、佛朗克·哈代等。另外，20世纪七八十年代涌现出一批年轻作家，比如考琳·麦卡洛、戴维·马洛夫、伊丽莎白·乔利、海伦·加纳、蒂姆·温顿和布兰奇·达尔普盖特等。

二、1949年后不同时期，我国对澳大利亚重要作家的译介和出版

由于澳大利亚民族文学起步较晚，加之清末以来中国翻译外国文学的重点在欧、美、日等国的作品，所以直到1949年后，中国才真正开始译介和出版澳大利亚文学。国内知名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专家彭青龙研究发现，我国的澳大利亚文学译介与研究可分为解冻（1949—1978）、起步 （1979—1988）、发展（1989—1998）和繁荣（1999至今）四个阶段[1]。本文结合彭青龙的分期，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文革’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20世纪90年代到目前”三个阶段回顾我国对澳大利亚重要作家及其作品的译介和出版历程。

1.1949年到“文革”结束：澳大利亚左翼作家及作品率先走进中国

1949年以前，我国学界和翻译界几乎没有对澳大利亚文学的译介，清末以来我国译介的对象主要是欧美日文学，加上当时澳大利亚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地位不高，即使在西方国家，澳大利亚文学的译介也很少。1949年到“文革”结束的近30年时间里，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我国对国外文学的译介侧重于揭露资本主义罪恶、反映工人生活和民族运动等内容，因此澳大利亚的一批左翼作家率先进入中国学界和翻译界的视野。1953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由刘芃如等翻译的詹姆斯·阿尔德里奇的长篇小说《外交家》。阿尔德里奇曾获列宁和平奖，因此进入中国学者的视线，这也是我国翻译出版的首部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之后几年，作为澳大利亚左翼作家的代表性人物，阿尔德里奇的另4部作品也被翻译出版，分别是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海鹰》、1958 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猎人》、1959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光荣的战斗》和《荒漠英雄》。

同时期中国重点译介的另一位澳大利亚知名作家是弗兰克·哈代。哈代曾加入澳大利亚共产党，是一位在政治上较激进的左翼作家。1954年，哈代访问苏联后写的游记《幸福的明天：苏游纪行》经于树生翻译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同年，他描写澳大利亚政界权金交易黑幕的长篇小说《不光荣的权力》则由叶封、朱惠合译，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59年，由李名玉翻译的哈代中篇小说集《我们的道路》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该社在1962年还出版了由朱惠等翻译的哈代长篇小说《赛马彩票：外六篇》。

这一时期，除阿尔德里奇和哈代之外，我国翻译界翻译较多的澳大利亚作家还有维尔福雷德·贝却敌。1956年，贝却敌的戏剧作品《变动中的潮流》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年，世界知识出版社还出版了贝却敌反映越南抗法战争的纪实报告文学作品《十七度线以北》；两年后，该社又出版了贝却敌采访柬埔寨和老挝的纪实游记作品《沿湄公河而上》。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作家是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澳大利亚女作家凯瑟琳·普里查德，她是澳大利亚共产党创始人，同时也是和平主义者，是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澳大利亚文学的中心人物。她创作的描写金矿工人生活的《沸腾的九十年代》1959 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 年，澳大利亚短篇小说巨匠亨利·劳森的《把帽子传一传》经著名翻译家袁可嘉翻译并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是这位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首次走进中国。1949年到“文革”结束这一时期我国译介和出版的澳大利亚重要作家除去亨利·劳森属于民族运动时期的已故作家外，其他都是在世老作家或中青年作家。

2.“文革”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各时期经典作家与流行作家作品的同步译介

从1966年开始，由于“文革”的爆发，我国的国外文学翻译基本停止。“文革”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和出版迎来了春天，澳大利亚文学的译介也进入繁荣时期。1978年，由刘寿康等翻译的《劳森短篇小说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一时期的澳大利亚文学译介不再受意识形态影响，既译介现代的实验文学和通俗的畅销作品，也译介如劳森这样的传统经典作家的作品。

在澳大利亚传统经典作家的译介方面，澳大利亚殖民主义后50年的重要作家马库斯·克拉克最著名的作品《无期徒刑》由陈正发和马祖毅合译，1985 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小说通过讲述无辜青年被流放到澳大利亚后所受的虐待，抨击了澳大利亚早期流放制度的残酷。这部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的经典小说受到了中国读者的欢迎，21世纪以来有4篇学术论文和1篇硕士论文对其进行解读，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它的经典性。另一部被译介的经典作品是迈尔斯·弗兰克林的《我的光辉生涯》，这部被誉为“第一部澳大利亚小说”的作品由黄源深等人翻译，1989年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其经典性和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出名、197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澳大利亚知名作家帕特里克·怀特及其作品由于“文革”等历史因素，直到1986年才为中国读者所知，其作品《风暴眼》由朱炯强等翻译、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此后多次再版并被不同译者翻译出版。从此，怀特的作品陆续被译介到中国，其也成为在中国文学界知名度和《荆棘鸟》作者考琳·麦卡洛差不多的澳大利亚作家。1987年，“澳大利亚的第一部经典剧作”、杰克·希伯德的《想入非非》经胡文仲翻译，在《外国文学》第8期发表。

1983年，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畅销世界的长篇小说《荆棘鸟》被晓明等翻译，由漓江出版社出版。《荆棘鸟》被誉为“澳大利亚的《飘》”，该书此后在中国出现多个译本，小说“有关梦想、挣扎、郁积于胸的热望和禁爱的家世传奇故事”吸引了一代代中国读者。其作者考琳·麦卡洛因为这部作品为中国文学爱好者熟悉。至此，澳大利亚的年轻作家及其作品也开始走进中国。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文学在中国译介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事件是《澳大利亚文学作品选读》的出版，该书由我国澳大利亚文学研究专家黄源深编选，1986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澳大利亚文学权威里奥尼·克拉默教授认为作者“是一位非常可靠的澳大利亚文学向导，他把主要作家都选入了书内”[2]。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各个流派的主要作家及其作品被我国翻译界通过代表性著作、摘译、作品选读等形式译介过来。

3.20世纪90年代到目前：当代知名作家的全面译介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已经从意识形态和现代主义的框架中走出，开始全面译介各国优秀作品。澳大利亚文学在新时期的译介既考虑文学传统因素，又考虑最新文学流派因素，还考虑市场和读者因素，因此，新时期的澳大利亚文学翻译和出版就更为开放和多元。

怀特作為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的“高峰”，其关注现代人精神危机的文学主题契合了转型期中国人的精神和信仰现状，因此其作品在中国的市场很大。20多年来，怀特的作品陆续被翻译出版。1992年，怀特的中篇小说《死去的玫瑰》被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二十世纪外国中篇小说精选”丛书收入“亚·非·澳卷”中出版。1998年，怀特的回忆录《镜中瑕疵： 我的自画像》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同时期，《探险家沃斯》《人树》《艾伦》《树叶裙》《乘战车的人》《欢乐谷》等作品也被翻译出版，其中《风暴眼》《探险家沃斯》《人树》《镜中瑕疵： 我的自画像》有两次及以上再版的经历。

随着后现代主义被中国学界和翻译界接受，澳大利亚的后现代文学成为新时期中国翻译出版界的重点。70年代的“新写作”、80年代的“新小说”以及90年代 的 “后现代文学小说”形成了澳大利亚独有的后现代小说风貌，我国新时期译介的重要作家也基本属于这个范畴[3]。出生于1943年的当代作家彼得·凯里是澳大利亚“新派小说家”中最富有独创性、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也是新时期我国译介的重要澳大利亚作家。1998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由曲卫国翻译的凯里最知名的小说《奥斯卡和露辛达》，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于2004年和2008年出版了凯里的《凯利帮真史》和《偷窃》。2010年后，凯里的《亡命天涯》《杰克·迈格斯》《主仆美国历险记》《赫伯特的奇幻人生》分别出版。201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策划了“彼得·凯里作品”丛书，于2017年2月出版了凯里的《眼泪的化学》和《偷香窃爱：一个爱情故事》，这是凯里的文学作品在中国传播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出版事件，也是我国出版界首次为澳大利亚作家策划个人丛书。

在出版作家个人丛书前，我国出版界已为澳大利亚文学翻译作品策划了两套丛书，囊括了澳大利亚当代文学界的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第一套是由重庆出版社策划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选”，这套丛书从1995年开始，先后出版了7部作品，其中包括彼得·凯里的《奥斯卡和露辛达》、尼古拉斯·周思的《守望者》、罗斯·兹维的《纳瑞斯金公园最后的散步》、吉姆·斯科特的《心中的明天》等，这些作者都是活跃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坛的知名作家。第二套是2010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策划的“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丛书共10册，其中就包括彼得·凯里的《杰克·迈格斯》，其他作家有弗兰克·穆尔豪斯、伊丽莎白·乔利、布赖恩·卡斯特罗、托马斯·基尼利等，这些作家大多数获得过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彼得·凯里和托马斯·基尼利还获得过布克奖，后者的成名作是《辛德勒名单》。可以说，后一套丛书囊括的作家都是澳大利亚当代文坛的顶尖作家，代表了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最高水平。进入21世纪，我国翻译和出版界开始系统地译介澳大利亚文学史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和当代文坛代表性人物的知名著作，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优质的澳大利亚文学文本。

三、结语

60多年来，不同时期我国翻译界依据时代发展主题、我国文学发展需要、读者审美取向、市场需求等，译介了一批澳大利亚作家作品，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今后，我国一方面应该加强对澳大利亚诗歌和散文的译介，使澳大利亚代表性诗人、散文家的作品能及时与我国读者见面；另一方面，应在目前的基础上以全集、文集、作品集等形式系统地译介和出版澳大利亚文学史上经典作家、代表性作家的作品，使澳大利亚文学能为我国的文学发展提供更为全面和系统的参考。

|参考文献|

[1]彭青龙. 学术史视阈下澳大利亚文学翻译述评（1949—1978）[J]. 中国翻译，2014（6）.

[2]黄源深. 澳大利亚文学作品选读[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3]王腊宝. 澳大利亚后现代小说述略[J]. 外国文学，2014（1）.

作者：程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