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义务理论特征论文

我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发展学前教育”;“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宪法义务理论特征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宪法义务理论特征论文 篇1：

宪法中“公民赡养扶助义务”的内在价值析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在国家根本法的宪法观念下，“国家—公民”二元对立的研究立场、权利中心主义的话语模式使公民赡养扶助义务条款的立宪价值、规范性长期处于晦暗不明的状态。共同体基本规则观念的导入将家庭纳入宪法学的理论视阈中，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非文本主义的传统研究提供了视角。在这种观念下，人的社会性成为宪法秩序的基石，义务规范作为共同体成立的基础，与权利规范具有同等价值。家庭在共同体结构中具有基础性意义，是宪法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赡养扶助义务条款凸显我国宪法鲜明的传统文化底蕴，体现出家庭内部的自足性价值，具有巩固国家正当性的功能；是国家对次级共同体的必要调整，为实现人权保护在不同共同体之间架设起桥梁。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彰显了宪法的上述价值。

关键词：“公民赡养扶助义务”；宪法价值；共同体；人权；《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文献标志码：A

引言

2013年7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生效。新法在赋予老年人权益以更加完整的内涵、为实现老年战略提供制度支撑和法律保障的同时，部分条款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也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如认为“常回家看看”条款是国家以法律手段干预家庭伦理道德领域、不具有可操作性等。如何认识相关规范的价值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事实上，争议条款是对宪法第49条第三款“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的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化，是对宪法上公民家庭伦理义务的硬性要求，宪法义务规范为《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提供了价值源泉。因此，对宪法公民赡养扶助义务规范进行价值探讨对于解决当下争议具有重要作用。

长期以来，被纳入“人权—基本权利”范畴的权利规范在宪法的价值王国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而义务规范则相对处于外围——它们或是被置于工具性地位，或是被推向政治性、道德性或伦理性价值的边缘。这种晦暗不明的状况是由分析进路与学术立场的僵化导致的。本文将通过对“国家根本法”及“共同体基本规则”两种不同的宪法观进行梳理，比较不同场景下对宪法第49条第三款的不同认识，探寻分析宪法家庭伦理义务规范内在价值的可行进路。笔者认为，从“共同体”而非“国家”的角度认识宪法，从“人”而非“权利”的维度观察宪法义务条款，才能够更为客观和全面地认识问题。以此为基础，《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蕴含的价值也就不言自明了。

一、对宪法中“赡养扶助义务”的两种认识

“赡养”，指子女对父母经济上的供养，即提供必要的生活费用、给予物质上的帮助。“扶助”，指子女给予父母精神上的安慰和生活上的照料。在我国1982年以前的三个宪法文本中，并未规定公民“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在1982年宪法草拟过程中“正好报纸报道了很多关于家庭闹矛盾的事例。……对此，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委员们议论纷纷，认为宪法必须加以规范”。[2]基于宪法观念的不同，学界对该条款的规范价值、法律效力和立法功能长期存在不同理解。

1“国家根本法”观念下的公民赡养扶助义务。一般认为，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国家根本法”“母法”“最高法”。[2]在其中，“国家”是宪法毋庸置疑的存在基础，构成了宪法概念的核心要素。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观发端于西方自由主义哲学的社会契约理论，基于“缔约”之“国家—公民”二元对立的政治假说，强调宪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公民权利不受国家侵害，以确立政府权力界限为“首要职能”。[3]虽然为了维系国家的存在，公民的宪法义务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即非倚赖于公民部分权利和自由的牺牲国家无以为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公民“基本义务”的概念，典型的如依法纳税义务、服兵役义务和受教育义务等），但这种价值只有在为保障基本人权服务时，才能被正当化。换言之，宪法义务规范的存在是以权利的保障为前提和根本动因的，“基本义务并不具有构成宪法规范体系之核心内容的那种价值特征”。[4]

秉持这种宪法观的学者对我国宪法规范中公民的“维护国家完整和民族团结”“遵守社会公德”等义务持批判态度，在对公民赡养扶助义务的认知上尤为如此：价值方面，公民赡养扶助义务不但无法同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权利一样取得宪法的核心价值地位，甚至还低于宪法理论框架中“基本义务”这一概念；规范性方面，由于“赡养扶助”的概念很难界定，宪法文本上的婚姻家庭义务只具有示例性，无法对公民构成实质性的法律约束，并非法律义务，而是道义义务；[5]立宪旨趣方面，是一种普通法律与宪法功能未区分开的立法技术低下的表现；[6]必要性和功能方面，认为公民的赡养扶助义务隶属于家庭领域和道德范畴，不能构成“国家—公民”二元对立结构的组成部分，在宪法中可有可无。[7]

2“共同体基本规则”观念下的公民赡养扶助义务。与上述观点相对，近年来部分学者认为将宪法仅仅作为“国家根本法”具有时代局限性、逻辑局限性和文化局限性，主张对“国家”这一宪法学核心概念扩围，提出了“共同体基本规则”的宪法观念。[8]认为政治共同体在广义上跨越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界限，涵盖家庭、社区、国家、超国家等多个层次，是一个多元复合范畴，并非传统意义上与社会相对立的“国家”概念所能囊括。宪法是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有目的地建立和组织共同体的规则，它不仅谋划个人生活，也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观相同，该理论的出发点同样是人权的实现。但与前者不同，该理论认为共同体的创设并非是基于“缔约”这一理性假设，而是“人的社会性”这一普遍经验。[9]由此，“义务”作为“人的社会性”的内在反映也就与“权利”具有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义务是人结为共同体的基础和前提，权利是人结为共同体的目的和追求，两者是互为表里、一体两面的关系。这种理论指责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权利观忽略了“权利”的客观性基础，对其主观性进行了片面的强调，将“权利”绝对化了。权利的绝对化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道德困境的主要原因。[10]

在作为共同体规则的宪法观下，赡养扶助义务被赋予了新的内涵：[11]从价值上来看，它是国家共同体对家庭之次级共同体的调整，体现了家庭内部的自足性和家庭成员间的互助性，是共同体得以存续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规范效力上来讲，该义务条款在规范性方面与其他宪法义务条款没有本质区别，同样需要法律的细化、解释才能加以适用。人们所诟病的含糊性、抽象性、无法适用性只是对该规范的一种偏见；从立法旨趣上来讲，它既是宪法对于社会道德危机的必然回应，也是我国传统道德和法律价值的体现，能够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起到良好的抵御作用；从必要性和功能上来说，它在共同体范畴内体现出最高法秩序对婚姻家庭内部权利义务的安排，在国家、家庭两个共同体之间架构起桥梁。

二、不同宪法义务观的立场及其辨识

管窥上述两种宪法义务观的反差，恰恰体现了宪法学研究在我国改革开放不同历史时期的独特问题意识和研究思路。改革开放之前“国家—社会”处于高度一元化状态，权利意识乏匮，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思想自由化大潮引起了对“文革”期间“蔑视基本权利”的普遍反思。法学界从上世纪80年代绵延至今的“权利启蒙运动”在宪法学研究中体现为：话语中心向“基本权利”范畴转移、迫切要求强化宪法实施以及对我国宪法文本进行反思，影响之一即是对封建传统“义务本位观”的彻底绝断，对我国宪法上赡养扶助义务进行批判。

在这种背景下，对于宪法第49条第三款，学者或是认为它是我国传统义利观的体现，反映出我国宪法潜在的价值判断，即对古代法律“引礼入法”之传统定式的体现；[4]或是认为这是立宪技术不成熟的体现，未能完全区分宪法规范与法律规范，把本应由民事法律规定的内容上升到了宪法高度，混淆了宪法和法律的功能；[6]或是认为这是我国落后的经济现状导致，认为赡养义务是过渡性的，是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过渡期间的遗留。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以家庭为核心的“养儿防老”观念，已经被现代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观念和体制取代。换言之，赡养老人变为了国家义务。[12]

学界基于对本国宪法文本和实施前景的质疑，套用部分西方国家宪法文本和理论对赡养扶助义务条款加以评判，这种研究方式和态度抛却了文本主义的立场，反映出对我国制宪史与宪法实施现状的悲切。但是，“如果我们把承载特定价值的宪法视为一种绝对意义的宪法概念，则将犯一个以偏概全、盲人摸象的错误。”[8]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成果显现，文化、理论和道路自信在政治、思想和学术层面普遍得以确立，加之市场经济发展和法治化进程中伴随的道德隐忧，学界开始对既有研究立场重新认识，对以权利为中心的话语模式展开反思：一是平衡论的观点，认为宪法义务能够起到与权利相平衡的作用，能够从更加根本的意义上保护基本权利，防止权利被滥用（作为权利的内在限制和平衡的义务观）；二是非规范性的观点，即不再单纯强调宪法的规范价值而是对其政治意义和伦理价值加以衡量，认为宪法能够起到公民教育作用，具有某种“公民宗教”的功能。[13]

但是，这些认识都没有从宪法义务自身出发探讨其固有价值——义务规范始终是被作为实现权利的工具而存在和认识的。如果说宪法权利规范体系是从个体维度对公民生存和发展权利的认可，那么宪法义务规范体系则是从“共同体”角度出发，确立维系共同体存续的基本规则——它们同样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前提。[11]从共同体存续和人权追求的逻辑出发，公民的赡养扶助义务也被赋予了崭新的内在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价值的探寻不再像“依附于权利的义务”那样可以从公民个体的视角加以论证，而必须置于国家、家庭这两个共同体范畴之中——唯有共同体才是义务的载体，才是人权保障的载体。“人权”超越“权利”成为了共同体的新内核。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第33条，有学者主张以该款为基点搭建我国基本权利保障体系。[14]“共同体”观念正是这种超越的组成部分，它是以“人”为核心的对社会组织的不同理解。

自由主义的人权观念是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市场经济关系建立后的“人的独立性”的反映，其时代背景是由“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转变。[11]权利概念的凸显来源于承认每一个人都是具有“自由意志”的自主人格，这种对封建社会基于身份关系的“依附人格”的否定体现了“人”的历史进步，实现了法律从身份向契约关系的转化。在这种自由意志的支配下，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要求自己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并得到尊重。但是，在这种人权观念打破旧秩序、建立权利秩序的同时，也将“人格”置于“物的依赖关系”之上。然而，这种观念却在法律逻辑和伦理上存在无可避免的内在矛盾——它一方面强调权利是终极价值，人永远不能作为手段存在，另一方面却将各种利益算计充斥于权利的实现过程中，追逐权利而将他人视为实现权利的“手段”。[11]权利的实现无一例外在“工具理性”算计下，构成了“承认他人为人”而非“尊重他人为人”的逻辑悖论。虽然“以人作为权利主体”的“工具理性”替代了“以人作为权利客体”的“工具性”，却同样都构成对他人人格的贬损。“国家—社会”二元对立下的义利观片面强调权利，导致义务缺位。

启蒙思想家认为人性是“一元”的，将人视为先于共同体、孤立的先验性存在。然而人天生是社会性动物，只因处于社会当中才有了其真实内涵。就在这种“相互建构性”中，人的含义得以清晰表达——对于人权的追求仍然是组成共同体的价值原点和终极追求，但是这时的“人”的概念已是基于其社会性而存在。作为人之自由意志载体的“人格”只能基于一种共同体伦理而存在。这种伦理并非建立在商品社会单纯的“对物的依赖性”之上，也不仅限于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基本生存条件的需求，而是对生命、安全、自由、秩序、尊严、平等的全面追求。这也就完成了对宪法义务逻辑命题的转化，这看似与国家根本法观念下的“基本义务”无异，却存在两点根本区别：其一，在“基本义务”观念下，国家作为权利实现的中介物，与公民、社会边界清晰，它以国家的维系和自由权的保障为核心，却与现代寻求社会权利保障福利型国家的观念不符。唯有以义务为共同体构建前提的宪法义务观，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不可分离”的制宪、修宪初衷，符合马克思主义“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基本观点。其二，“基本义务”仅仅被赋予规范价值，除此并不具有道德基础和正当性基础，作为共同体构建前提的宪法义务观则赋予各类宪法义务以伦理性价值，这不仅为规范的正当性筑牢了基础，也为其文化和教育意义找寻到了依据。

三、宪法中“赡养扶助义务”的价值探寻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家庭关系作为宪法文本中的重要内容，如爱尔兰宪法第41条“国家承认家庭作为社会自然的主要和基本的单位，作为拥有先于并优于所有成文法的不可剥夺、不可侵犯权利的伦理组织”，立陶宛宪法第38条“家庭是社会和国家的基础”，希腊宪法第21条“家庭，以及婚姻、母亲和儿童，作为民族存续和进步的基石，应受国家保护”等。从世界各国宪法规定的情况看，家庭具有以下内涵：其一，具有先国家的性质，这是“国家—家庭”两个共同体的逻辑前提，同“人权”一样，不论宪法是否予以规定或者国家性质如何，家庭都具有超国家的属性；其二，它是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在各国宪法文本中家庭通常被描述为“基础”“基本单位”“细胞”“基石”等，在国家发展、社会构建和民族存续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其三，具有伦理性，虽然在不同文化、宗教和社会背景下家庭观念千差万别，但家庭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同于契约、行政等其他法律关系，而是具有很强的社会价值和伦理价值。我国宪法也对家庭进行了专门规范，这体现了婚姻家庭制度在我国法律秩序中的重要地位，而对公民赡养扶助义务价值的研究同样不能脱离家庭的范畴。

1对国家法秩序进行正当化。“人类社会是彼此具有相互关系的人类联合体的总和”，在诸多古老的联合体中“只有由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至亲血缘所组成的住户共同体——最为狭义的家庭——还以顽强的生命力持续到今天”。[16]宪法作为法秩序的基础，其正当性部分来源于以根本性、最高性政治文件的形式对一切先国家共同体予以承认，来源于对既存权利义务秩序加以确认和改造。对国家法秩序进行正当化的价值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对家庭的承认和保护。这是国家法秩序正当化的第一步。就我国情况而言，家庭在历史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首先，家的概念在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家天下”“亲亲相隐”到“存留养亲”“株连九族”等，无一不体现它在法律传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其次，封建等级观念和礼教观念通常基于家庭关系加以构建，如三纲五常、尊卑长幼等。新中国成立后，家庭观念仍然在道德领域、社会范围乃至国家共识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虽然我国宪法经历了多次修改，但1954、1975、1978、1982“四部宪法”中均包涵承认家庭、保护家庭的内容。宪法中的公民赡养扶助条款体现出家庭内部的自足性价值，发挥了巩固国家正当性的功能。

二是对家庭内部权利义务关系的确认和改造。“社会主义宪法是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共产党）的价值观念和政治要求的法典化”，[17]相较于资本主义宪法，社会主义宪法具有更多的革命性、理想性色彩，前者体现为对社会进行整体性重构（在家庭制度方面体现为对封建家庭秩序的改造，如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后者表现为对“好的生活”之理想进行刻画——反映在家庭制度中，即为重视儒家传统义利观中善（德性）的价值。儒家的个体不是权利主体，而是德性主体——权利是个体在所属社群中所拥有的一种资格，它与义务不可分割。个体通过与社群、成员之间的互动，履行社群所要求的义务，也拥有了相应的权利和资格。[18]在儒家文化中，权利来源于善，人的尊严来源于通过互动式的义务而获得的尊重。对赡养扶助义务的规定，恰恰使公民在家庭中的德性地位得以确立——宪法通过对德性的承认完成了对人的尊严的全面保护，从而实现了自身的正当化，呈现出“亚洲立宪主义”中儒家传统文化的底色。

2体现家庭内部的自足性、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性。共同体的自足性，包括系统调整功能的自足性、纠纷解决功能的自足性两个层面：前者指共同体成员通过社会合作，得以突破个体能力与手段限制的不足，达到自足自主；后者指在同一公共权威的治理下，成员之间、共同体间的纠纷得以自足解决。[8]家庭对其成员来说是包罗万象，提供各种便利的共同体。其功能包括本原功能、经济功能和衍生功能：前者指人类自身的生产繁殖功能；次者指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是人们消费生产和生活资料的重要场所；衍生功能指组织人类社会活动的功能，包括管理功能、权利功能、情感功能等。[19]赡养和抚养义务正是其本原功能的体现，它强调具有物质资料生产能力的个体对家庭中无法独立存续的个体进行给养和照顾，以实现对原有人口的保全和存续。扶助义务则是家庭衍生功能的体现，家庭作为人类情感最密集、最深厚的场所，能够使人们产生强烈的皈依感，为现代社会重压下的人群提供情感支撑。虽然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家庭的功能也在不断变迁，如经济功能、教育功能的外化，娱乐功能、情感功能的提升等，但是共同体内部的互助性价值始终没有减弱，人类的生活不可能离开家庭这一基体。

3国家对次级共同体的必要调整。“宪法基本上是一系列的调和，而不是一系列的反对；更进一步的调和渗透到政制结构之中，使得不同的部门不至于陷入事实上的反对状态，并使他们彼此作出某种妥协，甚至互相传递信息和主张。”[20]宪法为人们的社会合作搭建了基本平台，从共同体关系的维度，公民赡养扶助义务不仅体现了家庭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还在国家和家庭两者间搭建起了义务分配和纠纷解决的平台，这主要是通过对承担义务的主体和顺序加以明确实现的。部分国家宪法明文规定了这种次序，如巴西宪法第230条“对年老者提供的救济项目应优先考虑在其家中进行”，部分国家宪法条文则隐含了这种安排，如白俄罗斯宪法第47条“保障白俄罗斯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残疾、丧失劳动能力、失去赡（扶）养人以及在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况下，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俄罗斯宪法第39条“保证每个人在患病、残疾、失去供养人的情况下，以及为培养儿童和在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况下，按照年龄享受社会保障”等等。这些都体现出“国家—家庭”二者在对老年人的赡养扶助方面的义务关系，即以家庭为主，以国家和社会为辅的保障观念。我国宪法虽然对此没有明确，但在长期的实践中已形成了社会共识，如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5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结语：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蕴含的宪法价值

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实施以来，其部分条款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受到质疑，基于本文对宪法上公民赡养扶助义务固有价值的探讨，恰可对此种质疑作一回应。

首先，新法体现了功能变迁背景下家庭内部的自足性价值、家庭成员的互助性价值。基于家庭在老年人精神供养方面的无可替代性，新法第18条首次对扶助义务内容进行了硬性要求，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其次，它体现了国家建立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制度性安排，搭建了“国家—家庭”二者间的义务分配平台。如第26条对老年人监护制度、第18条对探亲休假制度的具体构建等，体现了该义务对国家法秩序的反作用。在“居家养老”的基础上，体现了老龄事业发展中国家和社会齐头并进，健全各项制度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总思路，使国家和社会承担起包括进行老龄化国情教育、开展社区养老服务、强化老龄科学研究、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开展长期护理保障工作、建立老年人福利制度等广泛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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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亚茹】

作者：胡大路

宪法义务理论特征论文 篇2：

“义务教育”法理解读

我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发展学前教育”;“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我国义务教育法第二条也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第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各项职责,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依法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应当按照规定标准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当为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由上可见,“义务教育”作为一个专门的法律概念早已载入了我国的法律规范性文献。然而,我国义务教育法实施20多年来,6-15岁的适龄儿童、少年理应全部就学接受义务教育,但街头乞讨儿童、少年大量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接受义务教育期间的儿童、少年中途辍学也是一个普遍现象。何谓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谁的义务?义务教育是否是就(入)学教育?再有已经超过学龄未接受义务教育者,国家是否有为其继续免费教育的义务?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义务教育法在实施过程中演生出来的而必须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急需从教育法理论上加以厘清,以保障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和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权的实现。限于篇幅,本文仅仅就法律上的义务教育概念作一分析与探讨。

“义务教育”可谓是人们熟知的概念。在国外,义务教育的称谓也各不相同,被称为基本(基础)教育、强制教育、免费教育等;在我国大多通常理解为初等教育、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基础)教育、初等教育的提法是从教育自身的规律出发的,是教育学上的术语;九年制义务教育、强制教育、免费教育的提法反映了教育的某些重要特征,而不能揭示义务教育的法律内涵。我国法学界也从理论上对“义务教育”的概念作了有益尝试。主要的观点认为:义务教育是指依照法律明确规定,适龄儿童应当接受的,国家、社会和家庭应当予以保障的基础教育。义务教育是指依法律规定,国家对一定年龄的儿童所实施的一定年限或者范围的普通学校教育。第一种观点把义务教育归结为基础教育不妥。基础教育是教育学上的一个概念;高级中等教育也属于基础教育,但不属于义务教育;人们对基础教育年限、范围认识本来就不清楚,且基础教育概念各国有不同的界定;第二种观点把义务教育界定为普通学校教育以偏盖全。初级中等职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等也实施义务教育;义务教育不仅仅是入学教育或者是就学教育,义务教育并不排斥家庭教育,它们且属于教育学的概念;以上两种具有代表性的主流观点都不能真正揭示义务教育概念的法律内涵,都不是法律意义上义务教育的概念。

“义务”一词在语义上是对他人或者社会应当作为或不作为,含有强制、免费意思;“教育”是一种向他人传授知识、信息的活动或行为。“义务”和“教育”两者都表明与他人或者社会产生一定的关系。义务与教育联合在一起组成“义务教育”一词,有其特定的含义。世界各国为保障适龄儿童、少年的受教育权都纷纷制定义务教育法,都不证自明地将义务教育一词当着一个专门的法律术语写入了法律规范性文件中,义务教育不仅是一个教育学概念,更是一个法律概念。法律是国家规定的一种最严密、明确的行为规范,对于义务教育的概念人们可以从各个学科的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作出必要的不同的界定和理解,但是义务教育作为一个法律概念人们对它的界定或解释就不应当是随意的,否则,人们就会对义务教育法的理解引起歧义,损害义务教育法的统一性、严肃性、权威性,进而影响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和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权的实现。

我们认为,法律上的“义务教育”是指一国宪法、法律规定的,国家或者社会组织为保障一定的适龄公民接受一定年限的教育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教育法律关系。一般来说,对义务教育法的义务不履行或者违反,实际上就是对一国宪法、法律确认的教育制度及其教育法律关系、秩序的干扰、侵犯。从法律理论上讲,义务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法律关系。法律上义务教育的这一概念可以反映出作为法律上概念与其他学科义务教育定义之间的差异,表明了其特有的法律视角和基础。对此,我们作如下解析。

一、 义务教育的法律认可性。法律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其执行后盾的。任何意志、原则、规则只有通过国家这个桥梁才具有统一性、权威性和普遍约束力。义务教育法作为整个教育法律体系的一个子部门,也必然是国家意志在义务教育的维护和保障等方面的集中体现。而法律概念既是法律的要素之一,又是法律的思想表达、法律的运作与法学研究的前提。义务教育是义务教育法律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义务教育法律规定追求的目的,所以作为义务教育法的基本概念之一的义务教育必然要由国家立法机关予以确认。

二、 义务教育的法律调整性。法律调整的对象是社会关系,义务教育就是法律调节下的一种社会关系,一定的社会关系在没有受到法律调整前,不可能形成法律关系,只有当这种社会关系受到国家法律确认或者认可时才成为法律关系。教育发展史表明,教育起初是个人的事情,并不为国家法律调整。作为教育的一种形态,义务教育起初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产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繁荣,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迫切需要素质的工人,教育培训是提高工人素质的重要途径。为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合格劳动者的源流不断,资本主义才通过专门立法将这种教育制度化、规范化、强制化,从而在国家或社会组织与劳动者(适龄公民)之间形成了一定的教育法律关系即义务教育。但是义务教育是表达法律调整具体结果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调整具体结果的法律关系是具体的、微观的、形式的。在我国,义务教育这种特殊的法律关系,直接以我国的义务教育法、宪法、教育法、未成年保护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作为调整依据。

三、 义务教育的主体。义务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法律关系,其主体即该教育关系的参与者,也就是这种教育法律关系中权利的享有者和义务的承担者。根据各国的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的主体主要有:国家(包括各级政府及有关行政部门)。国家有义务保障适龄公民接受必要的教育,保障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家庭是社会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适龄公民成长的摇篮。家庭中的代表人家长或者法定监护人因血缘或法律与适龄儿童、少年形成一种亲属关系或者抚育关系,他们对适龄儿童、少年的健康成长负有抚养教育的义务,这种义务显现在义务教育上即“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学校是国家、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依法举办的,具有固定的场所、教育设施并有目的、有计划的对固定人员实施教育活动的机构。学校是实施义务教育的主要机构。根据我国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依法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应当按照规定标准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其他社会组织或者个人。社会组织包括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根据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应当为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依照义务教育法的这一规定,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当然成为义务教育的义务主体。适龄公民,他们是义务教育法律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主体,主要是指依照法律应当入学至受完规定年限义务教育的年龄阶段的儿童、少年。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6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7周岁。

四、 义务教育的内容。即作为一种教育法律关系的义务教育的主体所享有的权利或承担的义务。如国家的干预权、管理权;国家筹措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基本建设投资、培训师资等义务;学校按照规定标准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的义务;家长或者法定监护人使适龄儿童、少年按时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的义务以及自由选择义务学校的权利;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保障义务教育贯彻实施的义务,包括维护教育设施、不得招收童工等;适龄儿童、少年享有免费接受教育权、择校权、学习自主权等。

五、 义务教育的客体。指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关系。义务教育作为一种法律关系,其客体就是适龄公民主要是适龄儿童、少年的受教育权。适龄儿童、少年并不是义务教育的客体。作为义务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一方即国家、家庭、学校、社会组织或者个人所行使的权利(权力)或者履行的义务都是为了保障或者实现适龄儿童、少年的受教育权;而义务教育法律关系主体的另一方即适龄公民接受义务教育的也是为了实现其受教育权。

六、 义务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法律关系。教育法律关系说到底就是基于教育事件或者教育行为而在参与法律关系的主体之间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一方的权利即是相对一方的义务,反之亦然。义务教育关系之所以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法律关系,是因为此种教育关系主体间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性和单向性。义务教育中的义务主体强调的并不是受教育者这一主体,而是受教育者之外的主体;义务教育中的义务是保障实施义务教育、为义务教育提供设施、条件等一方主体的义务,而不是接受义务教育一方即适龄儿童、少年的义务;义务教育是一种“强制教育”,这种强制是对法律既定义务主体的强制,对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主体即适龄儿童、少年却是一种权利;此外,义务教育不同于其他教育,它还是一种免费教育,并有一定教育年限的限制。

义务教育概念是教育法学的最基本的概念,也是研究义务教育法学的逻辑起点,法律上义务教育的定位最终决定着义务教育法学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义务教育法的蓬勃发展给传统的法学理论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各种不同的新的教育法学概念和法律术语正在不断形成。由于义务教育法与作为媒介的义务教育密切相关,所以义务教育法上各种新概念的出现必然以义务教育为基础,如义务教育法律关系、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法律责任等都与“义务教育”一词密不可分。在教育法学理论研究中,概念的创造和准确运用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理论上的突破往往伴随着概念上的创新。而理论上的错误也与其概念上的混乱有关。因此,对法律上义务教育定义科学与否关系到整个义务教育法及教育法学理论的总体构建。

总之,义务教育是国家或者社会组织与适龄公民主要是适龄儿童、少年之间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教育法律关系。我们认为,这样理解既符合法理内在逻辑,也符合我国义务教育立法的本意。

参考文献

[1] 高家伟主编.教育行政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225).

[2] 温辉.义务教育性质刍议.法律与社会发展,2001.2.

[3] 参见:我国《义务教育法》第二条、第五条第1款、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等.

(责任编辑刘永庆)

作者：吴庆荣

宪法义务理论特征论文 篇3：

人权视野中的罪犯权利保护

[摘要]从人权角度来看，罪犯的权利本质上是一种少数人的权利、一种弱势群体的权利和一种宪法性的基本权利。罪犯权利保护要遵循权利推定原则、义务法定原则、克减明示原则和特别保护原则。在宪政意义上，罪犯权利的保护程度不仅是一个国家人权保护状况的衡量标尺，而且还是一个国家是否达至法治状态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罪犯；权利；人权

一、罪犯权利保护的人权价值

罪犯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上的罪犯是指“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的规定，经过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与裁判，认为其行为已经构成犯罪并给予一定刑罚处罚或免于刑罚处罚之人”；而狭义上的罪犯是指“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经过人民法院依法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被剥夺自由的刑罚，并交付监狱执行刑罚之人”。如无特别说明，本文采用的是狭义上的罪犯概念。所谓罪犯权利，是指“罪犯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以及司法行政机关包括监狱部门根据矫正罪犯需要而授予的实现某种愿望或利益的可能性”。

从人权保护角度来看，罪犯的权利保护与一个国家的人权保护状况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人权理念间接反映着这个国家的人权保护状况，而一个国家的罪犯人权保护状况又从侧面体现了这个国家的人权保护水平。在这个意义上，罪犯权利的保护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真正保障和维护人权的衡量标尺。事实上，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不是由社会上层人士的发展水平决定的，而是由最底层的人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同样，一个国家的权利保障程度也不是由那些社会强势集团的保障水平所决定的，而是由处于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水平所决定的。在一个国家中，对社会强势集团的权利保障水平并不意味着对社会所有主体的保障水平都是如此，但是，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水平却能反映整个社会的权利保护状况。而在所有的社会弱势群体中，罪犯因为其权利的被剥夺和受限制，更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因此，罪犯可以作为弱势群体的典型而成为国家权利保障状况的重要体现。在这个意义上，“罪犯的人权是一个国家人权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民主程度和法制是否健全的重要标志。”在监管工作中，监管人员必须树立这样一个价值理念，即把罪犯权利看成是监狱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监狱的一切工作，就是围绕罪犯权利的复归而展开的，这与监狱以改造人为宗旨，最终使罪犯回归社会的目的是一致的。因为，保护罪犯权利，最终是为了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对罪犯权利的保护，是人权保障的最后一道屏障。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监狱是一个国家人权状况最敏感的部分之一。”

二、罪犯权利保护的人权本质

罪犯之所以享有权利是源于宪法的规定，因为宪法规定的权利主体是公民，而罪犯虽然被剥夺和限制了一部分权利，但是从法律地位上讲，罪犯仍然是公民，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公民而已。由于罪犯的法律地位是一种特殊的公民，因而从人权理念上看，罪犯的权利也具有另外一些不同于普通公民的特性，这些特性构成了罪犯权利保护的本质特征。具体而言，人权视野中的罪犯权利在本质上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一种少数人的权利

在人权理念上，少数人的概念具有特定的含义。少数人的范围主要包括“少数民族、异教徒、儿童、老人、残疾者、智力迟钝者、精神病患者、罪犯、难民、外国人、无国籍人等等。”对于少数人的法律地位，必须予以明确的是，少数人和多数人一样，也是权利的主体。在现代人权理念中，人权的主体是由作为主体的人，而不由作为主体的人的身份、地位、肤色、宗教信仰等其他外在特征来决定。因此，不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都平等地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和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而不能有所差别。所以，少数人与多数人共同作为人类社会成员，其理论根据是属人的本性，而不是主体的数量。少数人与多数人一样应平等地享有权利，平等地受到保护，其理论根源于人权的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少数人权利的保护是人权保障(隐存着每个人的全面发展的普遍诉求)的应有之义，亦是民主宪制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

在少数人的范围之中，罪犯的法律地位尤为特殊：

首先，罪犯的少数人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因而，对于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来说，每个人都有成为罪犯的可能性，每个人也都有成为少数人的可能性。因此，对罪犯的权利保护就是对现实中的每个人的权利的一种潜在保护。而且，在刑法规定中的诸多罪名中，有很多罪名的规定是“法定罪”，而不是“自然犯”。像杀人、强奸这样的所谓自然犯，给予刑事惩罚是必要的，也是正常的。但是对于法定罪的界定，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对于法定罪的界定也是不同的。例如，世界各国对经济犯罪的量刑是不一样的，在有的国家是经济犯罪的一些行为，而在另一些国家却有可能是正常的经济行为，政治犯罪的情况也是如此。因而，犯罪的这种法定性决定了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成为罪犯的危险，这样对罪犯权利予以保护也就同时意味着对社会所有主体的权利予以间接的保护。

其次，作为一种少数人的权利，与其他少数人群体相比，罪犯的权利更容易受到侵犯。从监狱发展的历史来看，最初罪犯是不享有权利的，他们只是权利的客体，到了近现代社会，随着法治和人权口号的提出，罪犯被逐渐赋予了主体的资格，享有了一部分权利。因而，作为一种少数人权利的罪犯的权利，至今仍处在变动之中，罪犯享有权利的多少一方面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法治与人权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作为多数人的普通民众对罪犯的态度。只有将罪犯的权利上升到人权的高度，作为少数人的人权的罪犯权利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

(二)一种弱势群体的权利

从性质上看，罪犯权利实质上是一种弱势群体的权利。所谓弱势群体是指在生活物质条件方面、权力和权利方面、社会声望方面、竞争能力方面以及发展机会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弱势群体可分为社会性弱势群体和生理性弱势群体两大类，其中罪犯群体属于社会性弱势群体。罪犯的权利之所以被称为一种弱势群体的权利，是由罪犯的现实地位和权利状况决定的：第一，罪犯群体本身就包含有一般意义上的弱势群体的含义，不论在哪个社会，罪犯总是不为社会主流思想所认同，总是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第二，由于罪犯始终处于监狱管理机关的控制之下，监狱管理机关对其权利具有绝对的处置权，罪犯的合法权益随时可能遭受到监狱管理者有意无意的限制和侵害；第三，罪犯缺乏救济自我权利的必要力量，罪犯的权利如果受到了侵害，在监狱这个特定

的环境中，罪犯很难对自己的合法权利进行救济，尤其是当侵犯其权利的主体是监狱管理人员的时候；第四，罪犯权利缺乏诉讼保障，虽然在理论上，罪犯的权利在受到侵害之后，可以诉诸申诉权、控告权予以救济，但是在实践中，罪犯这些权利的行使受到重重阻碍，法律上的应有权利很难切实转化为现实中的实有权利；第五，罪犯的未来发展陷于从弱势到弱势的定势。即使罪犯在刑满释放之后，罪犯在社会中仍然处于弱者的地位，不论是在政治生活方面还是在经济生活方面，刑满释放人员总是受到社会的种种歧视，使其仍然处于一种事实上的弱势群体地位。因此，在本质上罪犯的权利是一种弱势群体的权利，只有正视罪犯权利的弱势地位，我们才能对罪犯的权利予以更好地保护。从宪政的角度讲，治理与消除弱势群体的根本之道是强化社会权利的平等和保障社会权利的公正。弱势群体之所以处于弱者地位是由于某些特定人群权利的平等性失衡，从而使其处于不利的地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必须强调对其权利的保护，弱势群体的保护问题实质上是对弱势群体的权利如何充分保护的问题，这也是人权保障、宪政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具体到罪犯权利问题上，就是如何保护罪犯在服刑期间的权利以及刑满释放之后的权利。

(三)一种宪法性的基本权利

在宪政意义上，法律所保护的罪犯权利并不是泛指罪犯的所有权利，而是特指罪犯的宪法性的基本权利。根据权利在宪法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可以将权利分为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两大类。所谓基本权利是指那些“对于人和公民不可缺乏的、不可取代的、不可转让的、稳定的、具有母体性的共同权利。法律意义上的人权指的就是宪法制度保障的基本权利。”而非基本权利则是基本权利以外的其他所有权利。在法律地位上，基本权利是由宪法所规定，而非基本性权利则是其他部门法，如民法、刑法、行政法和诉讼法等所规定的权利。对于罪犯权利而言，人权理念下的罪犯权利主要关注的是罪犯的最基本的宪法性权利，这些权利对于罪犯的公民主体地位的实现以及合法利益的保障具有前提性和根本性的作用。因而，人权视野中的罪犯权利保护并不关注罪犯的具体的民事权利及其救济问题，而是侧重于最根本的宪法性的基本权利，如罪犯的平等权、罪犯的政治权利等问题。从二者的关系上看，只有罪犯的宪法性基本权利得到了真正切实的保障，民事权利和救济权利才有逻辑上的可能性，因为所谓罪犯的民事权利和救济权利只不过是宪法基本权利的落实和具体化而已，如果没有宪法基本权利的支持，罪犯的所有民事权利都将是空谈。所以，人权意义上的罪犯权利保护实质上是保护罪犯的宪法性的基本权利。

三、罪犯权利保护的人权原则

由于人权主义的基本理念是国家权力的合法行使与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那么人权理念中的罪犯权利保护原则也必须围绕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以及保障和维护罪犯权利的目的来进行，根据这个目标，罪犯权利保护应该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权利推定原则

人权主义中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问题在罪犯权利保护问题上就是具体地转化为监管权力与罪犯权利的关系问题。在罪犯权利保护上，监管权力首先要遵循的原则是权利推定原则：只要是国家法律没有明文对罪犯的权利作出限制和剥夺，那么罪犯就应当享有这些权利，至于由于罪犯的特殊法律地位和监禁状态而无法行使这些权利则是另一个问题，并不妨碍罪犯的权利主体资格。

在这里我们必须对罪犯权利的资格和罪犯权利的实现能力加以明确地区分。罪犯权利的资格是罪犯法律享有这些权利的一个主体资格，这种资格不因为主体的法律地位和身体状态而有所改变，泛而言之，权利资格是所有公民都应该享有的一种法律资格，是公民法律地位的一种最基本体现。但是，具有权利资格的人并不一定就能实现其权利，因为，权利资格仅仅是公民实现权利的一种前提条件，至于最终权利能否真正实现则要根据社会发展的状况、公民个人的现实条件等因素具体判定。对于罪犯来说，虽然其在资格上享有宪法上规定的大部分权利，但是，由于其身处于监狱之中，行为自由受到了极大地限制，因而，在实现其权利能力方面显然要受到极大地限制。所以，对于罪犯来说，很多宪法性的权利，他们仅仅是享有权利资格，而没有实现其权利的行为能力。

所以，对于罪犯的权利保护来说，应当遵守“法无明文即自由”原则，即只要法律没有明文予以限制的权利，罪犯都应当有行使这些权利的资格，至于罪犯是否充分享有并实现这些权利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例如，根据中国宪法、监狱法等法律规定，罪犯依法享有的权利主要包括：(1)政治权利；(2)辩护、申诉、控告、检举权；(3)人格权和人身安全权；(4)私人合法财产所有权；(5)维持正常生活的权利；(6)宗教信仰自由权；(7)批评建议权；(8)受教育权；(9)通信、会见权；(10)获得行政、刑事奖励的权利；(11)婚姻家庭方面的权利；(12)依法如期获得释放的权利。其中，有些罪犯的政治权利还处于被剥夺状态。这是否意味着罪犯享有的权利仅仅限于以上几条呢?从宪政理念上看，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监狱法之所以对以上权利加以重点保护，是因为上述权利对于罪犯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基本性权利，因而有必要加以强调。除此之外，罪犯还享有众多的没有被法律剥夺的其他权利，如最近已经予以实行的罪犯的自治权利，这在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明确禁止，因而可以推定罪犯享有自治的权利。

(二)义务法定原则

所谓罪犯义务是指“罪犯作为法律关系主体应当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约束，即法律要求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必须作出一定的行为或者抑制一定的行为。”中国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中国监狱法第7条第2款也规定：“罪犯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监规纪律，服从管理，接受教育，参加劳动。”因而罪犯的义务是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罪犯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罪犯义务的特点如下：

第一，罪犯义务的法定性。罪犯除了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以外，还必须履行监狱法所规定的义务。罪犯义务的法定性具有两种含义：其一，这种义务是国家法律对罪犯的一种明确性的要求，罪犯必须遵守和履行；其二，罪犯的义务只能由国家法律和法律性文件予以确定，其他的非法律性规定和监管机关的个人意志不能成为罪犯义务的根据。对于监管部门于法律外强加给罪犯的“义务”，罪犯有权予以拒绝，如果监管机关予以强制履行的话，则是对罪犯合法权利的一种侵犯，应该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义务行使的局限性。罪犯由于处于被监禁改造的状态，对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某些公民义务，在履行上受到限制甚至无法履行，如依法服兵役的义务、赡养老人的义务、抚养孩子的义务等。对普

通公民而言，义务不履行会导致法律责任的产生，但是，对于罪犯来说，义务的不履行并不必然导致法律责任的产生。因为，罪犯的不履行义务不是因为其不愿意履行义务，而是因为国家对其行为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使其无法正常地履行义务。而且从原因上看，罪犯的无法履行义务是因为罪犯正在履行国家强制赋予的更严格的法律义务——劳动改造的义务。对于罪犯来说，劳动改造的义务优先于其他的法律义务，所以罪犯即使具有法律上其他的义务要求，也要首先履行和完成国家要求的劳动改造义务。

第三，义务的刑事强制性。罪犯的义务是刑法执行的内容和要求，是监狱对罪犯实施惩罚和改造的具体体现。以强制手段迫使罪犯履行法定的义务，规范罪犯的行为，是法律赋予监狱的基本职责，罪犯作为惩罚和改造的对象必须无条件地履行法定义务，接受刑罚的惩罚和改造。对于罪犯来说，不存在是否愿意接受劳动改造义务和对劳动改造义务的内容进行讨价还价的情况，因为，不论罪犯对于劳动改造和其他法律义务是愿意接受还是心存抵触，最终都必须接受这些义务，否则就会受到国家法律的强制性制裁。从内容上看，罪犯的义务实际上是对罪犯的一种惩罚，是对罪犯权利的一种限制和剥夺。因而，为了更好地保护罪犯的权利，在罪犯的义务问题上，必须遵循义务法定原则，不能在法律之外强加于罪犯其他义务。对于罪犯来说，履行义务的依据就是法律的明确规定，除了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义务之外，其他的义务都是非法的，相对来说都是对罪犯权利的一种侵袭和剥夺，必须予以禁止。正是基于罪犯义务的法定性，罪犯权利保护中的义务法定原则又被称为是法制原则。

(三)克减明示原则

罪犯虽然是法律上的权利主体，但是，从内容上看，罪犯享有的权利是不完整的。根据罪犯权利的内容，可以将其分为以下几种：(1)完全被剥夺的权利，包括人身自由权和被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罪犯的政治权利；(2)限制行使的权利，主要包括那些罪犯虽然享有，但在实践中由于受到法律、法规及所处的监禁状态的限制而在行使过程中存在一定障碍的权利，如通信、会见权，婚姻家庭方面的权利等；(3)停止行使的权利，主要指未被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罪犯的政治权利。根据中国相关的法律规定，未被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行使选举权，他们可以参加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其他政治权利则由于罪犯被监禁的实际情况而应停止行使；(4)完全不受限制的权利，主要指既没有被剥夺或受到限制，罪犯自身又可以实现的权利，如人格权，健康权，申诉、控告、检举权，辩护权等。在这几种权利中，监管机关可以限制和剥夺的主要是第一类和第二类权利，对于第三类权利则要辨证地予以分析，而对于第四类权利则完全不能予以限制和剥夺。在完全被予以剥夺的第一类罪犯权利中，剥夺罪犯权利的依据只能是国家法律(狭义上的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不能是其他的法律位阶以下的法规规章。在限制行使的第二类权利中，对罪犯权利的限制行使必须要有法律上(广义上的法律)的依据，如果有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对罪犯权利的行使没有加以限制，那么，监管权力机关就不能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限制罪犯权利的行使。对于第三类停止行使的权利，则监狱管理机关不能予以限制和剥夺，因为停止行使只是对罪犯权利能力的一种限定，对于罪犯权利资格则没有予以限制，因而，罪犯享有这一类权利的资格。对于第四类完全不受限制的权利，则监管机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限制和剥夺罪犯的这些权利，否则就是对罪犯权利的一种极其严重的侵犯。对罪犯权利的限制和剥夺，即是对罪犯权利的克减。监管权力机关对罪犯权利的克减不能任意和随便为之，而必须具有正当理由和法律依据。即使是在监管实践中，出于正当的考虑来剥夺或限制罪犯的权利，也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并且对法律明确规定罪犯享有的权利不能任意剥夺或限制。比如，对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所享有的选举权，就必须允许其行使，而不能以种种理由加以限制。因此，对于罪犯权利的限制和剥夺必须遵循克减明示原则，以法律明确规定的形式作出，而不能由监管人员任意决定。

(四)特别保护原则

在性质上，罪犯权利是一种弱势群体的人权，更容易遭受侵犯，因而对罪犯权利予以保护必须遵循特别保护原则。在人权保护上，由于人权主体所处的社会关系和自身条件的不同，对一些特殊地位的主体有必要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给予特殊保护。罪犯是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权利易受侵犯。因此，对罪犯的权利保护应采取特别保护的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禁止歧视原则。主要是在消极意义上对罪犯权利所采取的保护，如对罪犯的公民主体地位的承认，禁止用污辱性的名称来称呼罪犯等；第二，重点保护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国家于情况需要时在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采取积极措施确保弱势群体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与保护，加速实现社会的整体平等。对于罪犯群体来说，国家要保障罪犯的权利在监狱中能够切实得到享有，并且能够及时地跟随社会发展的水平，使自己的生活水平也随之得到提高。第三，区别对待原则。这一原则是指根据罪犯不同的个体情况，赋予罪犯不同的权利。罪犯虽然都是因不履行法律义务而受刑罚处罚的人，但在现实中，他们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因此，除了一些共同的基本权利外，对罪犯的其他权利，要按照监管和改造的需要，针对罪犯的具体情况，在权利范围和内容上有所区别。按照中国有关法律，女犯、未成年犯在劳动方面，少数民族犯和外籍犯在生活方面，均应得到适当照顾等，这都是区别对待原则的具体体现。

[责任编辑：张岩林]

作者：秦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