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审计的证券监管研究论文

本文系方丽娟副教授主持的宁夏理工学院人文社会青年项目“我国西部工业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调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摘要】环境信息披露研究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很不平衡。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财务审计的证券监管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财务审计的证券监管研究论文 篇1：

IPO公司盈余管理与地区差异分析

一、引言

盈余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是实证会计研究领域中极为重要的一块。其主要是指经营者很自然地在一系列的会计政策中自行选择那些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会计政策的行为（W.Scott，2003）。而作为公司的利益相关方，主要通过财务信息来考量与目标公司契约的行为。因此，通过盈余管理可以研究会计行为的经济后果，进而不仅对公司大小股东，而且对公司其他利益方研究和决策有重要意义。在众多对盈余管理的研究中，关于企业首次公开发行新股，即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的动机的研究是国内外学者较为重视的领域。原因是IPO的行为是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的第一步，也是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们选择新投资渠道的机会和对象。目前，国内外的各种文献都开始对我国资本市场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各种研究，包括A股、B股和H股。本文试图从公司地区差异的因素入手，对我国A股市场IPO过程中盈余管理的现象作初步的探索。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 近年来，国外关于资本市场驱动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票市场驱动盈余管理的高发时期中未预期的应计行为。研究主要包括4个方面：（1）管理层收购（MBO）前的盈余管理。Perry和Williams（1994）研究结果表明，在买入全部股票之前，未预期应计项目的确认主要是减少公司收益。（2）股票发行前的盈余管理。研究表明：在出售权益（Teoh，welch和wong，1998a）向公众发售股票（Teoh，welch，和wong，1998b ；Teoh，welch和 Rao，1998）和换股收购之前（Erickson和Wang，1998），公司往往利用未预期应计项目来增加报告收益。（3）迎合预测的盈余管理。

Burgstahle和Eames（1998）发现管理当局为了避免报告盈余低于分析师的预测而采取一些行动调高盈余。（4）机构投资者与盈余管理。Bushee（1998）指出，当公司股权大部分被短期炒作型机构持有，且有价证券周转率高时，公司会通过削减研发费用来虚增利润，即存在盈余管理。

（二）国内研究 陈信元（2008）研究后，得出一个结论：从我国的A股市场里对于公司的地区差异的统计结果来看，东西部在分布上是有区别的。刘云（2010）指出，长期以来因为西部地区公司自身的健康情况不太好，甚至还存在着和其他地域企业相类似的情况，也就是说在中国特殊的制度下，要进行IPO，大部分的国有企业之前大多背负着巨大的社会服务体系，依靠股份制的改革而整体上市，其结果必然是资产利润率过低，加之新股发行额度的限制。刘星（2009）的研究表明：使得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选择“主体上市，原企业改为母公司模式”，也就是集团公司作为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集团公司将资产的一部分抽出来，建立一个虚拟的股份公司，并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会计主体。吴云（2011）则认为，源于上市公司的多元复合架构，致使其向公众披露的合并会计报表包含了母公司、子公司、以及其他合营公司及共同控制等种种企业的经济情况。因此，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诸如商品交易、资产的转让、提供劳务等方式，在相关联的企业间采取非实质性的转移交易，目的是对IPO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粉饰。然而，因为西部公司较之于其他地区公司还残存着其他诸多问题，所以如果要上市发行股票融资，就需要比其他地区的企业有更加强烈的动机，包装和管理对它的盈余信息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基于我国制度背景中新股发行政策、西部公司现状，提出以下假设：

Hl：IPO过程中，中国A股上市公司存在盈余管理行为

H2：中国A股上市公司在IPO过程中，主要通过对应收账款的调整来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H3：中国A股上市公司在IPO过程中，西部公司相对于非西部公司的盈余管理现象更为严重

提出这一假设的原因是，从西部公司历史与现状中看出，存在储蓄总量不足，自身资金积累能力差，证券市场融资能力弱，资金大量外流，导入民间资本阻碍多等问题，而与此对应的东部公司则相对不突出。进而，2001年开始我国股票发行核准制改变了过去由政府部门预先制定计划，推荐和选择企业的行政本位。这种变化使得本来就相对弱小的西部公司可能失去了原来制度下所理所当然获得的上市名额。所以，假设面对存在和面对这些问题的西部准上市公司在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现象更为严重。

（二）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中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CSMAR（中国资本市场会计研究）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的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以及上市后各年度的年度报告数据。上市公司2005年的年报数据是本文研究所取得的最近数据。本文中选取2009年起作为研究起点。且假设首次公开募股年份（2009年和2010年）为第0年，并以此为基点倒计（-1、-2、-3年）和顺计（1、2、3年）IPO前后年份。这样选取的原因主要是为使实行分析研究可靠，需要有一定长度期间的数据观察样本IPO后的情况。本文选取的样本IPO前后的观察期间长度为3年。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需要大量使用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的数据，故其数据的质量关系到研究的准确性。我国于1998年1月1日起要求企业编制现金流量表，故以1998年开始的研究期间各上市公司的现金流量数据可直接获得，较为准确，利于研究。

（三）研究模型 从文献来看，可以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指标有两个：应计利润总额和可操纵利性应计利润总额。由此，本文使用以下模型：Jenes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等。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范围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故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将上述地区的上市公司为“西部公司”，而将非上述地区的上市公司为“非西部公司”。表1列示了2009～2010年在我国A股市场上市的150家公司根据地区分布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这150家新上市公司中，非西部公司数量是西部公司数量的4倍。因此表明了西部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在公司数量上出于弱势，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没直接地能被准上市公司利用。

来作为样本收益表现的指标。这是参照Aharony，Lee and Wong（1997）对于包括1992至1995年共83家发行B股和H股的国有企业的样本的盈余管理的研究所使用的ROA计算方法，即在计算总资产时扣除现金资产。其理由是在Aharony，Lee and Wong（1997）的研究中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第n年的现金资产与IPO收入现金的比率中位数始终在较高的水平，若直接使用包括未使用的IPO现金收入，不能准确地反映资产回报率。最理想的做法是扣除未使用的IPO现金收入，但是这类数据无法取得，于是就使用扣除所有现金资产后的总资产作为经营性资产的指标。

从整体样本来看，上市公司IPO前后年度呈现以IPO前一年为峰顶的倒V字形。这点不符合Aharony，Lee and Wong（1997）的研究结论，即上市公司IPO前后年度呈现以IPO当年为峰顶的倒V字形，但基本符合林舒，魏明海（2000）的对于中国A股IPO公司的研究结论，即IPO公司的收益表现在IPO当年前达到最高，然后从IPO当年开始持续下降。

（三）西部公司与非西部公司IPO前后的收益表现 在本文中，使用与上述相同的方法计算和比较西部公司和非西部公司IPO前后年度的收益表现。观察发现西部与非西部公司呈现与整体样本相似的收益表现形态，即无论是西部公司还是非西部公司的收益表现都在IPO前后年度呈现以IPO前一年为峰顶的倒v字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IPO前年度和包括IPO年度——连续4年的时间里，西部公司的收益表现绝对数高于非西部公司。另外，在IPO后年度的时期内，西部公司的资产收益率的下滑幅度也明显大于非西部公司的资产收益率，且逐渐绝对数低于非西部公司。

（四）在修正的Jones模型下对样本整体公司分析与检验 在此部分中，本文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来检验我国A股上市公司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但是，在中国资本市场中A股的上市公司IPO前后年份长度过于短——其上市前的财务数据只被披露三年，因此，无法直接使用Jones模型或者是修正的Jones模型来进行较准确地预测IPO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作为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中得到的残差作为操纵应计利润的替代指标。其中的原理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修正的Jones模型回归后的残差是回归方程的随机变量，平均值为0。若其中位数不等于0，则表明存在所谓的操纵性应计利润，也就是说样本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的行为，见表3。

根据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的西部样本公司历年操纵应计利润总值的描述性统计。表6表明，整体样本IPO公司在第-2、-1和基点0年操纵应计利润的平均值为0；中位数分别为0.024、0.020和0.024，都大于0。根据前文的指标替代前提，表明西部样本IPO公司存在所谓的操纵性应计利润，即西部样本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的行为。

五、结论

从我国的《公司法》和《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来看，IPO公司与证券监管部门之间的关系符合契约理论中契约关系的甲乙双方，即作为IPO公司一方中的管理人员是代理人，而证券监管部门是委托人；前者掌握上市公司的盈利等真实情况，而后者不掌握这些真实信息，形成信息不对称的现状。因此，IPO公司的管理人员具有强烈的动机，利用这契约的不完备和信息的不对称，以盈余管理和财务包装的方式达到上市融资金额的最大化。上述研究检验和实证结果表明：

（1）在IPO样本期间（2001、2002年作为IPO第0年的前后3年）中，把调整的总资产回报率，即作为收益表现的指标。结果显示，样本整体的IPO公司在上市（0年）前3年（-3、-2、-1年）的ROAt均大于上市（0年）后的每年，并于上市前第1年（-1年）达到最大值，随后逐年下降；在对样本整体的分类研究中，非西部公司和西部公司均和样本整体类相似的形态。其中，西部公司0年前的收益表现均高于非西部公司，且在0年后，前者逐年下降的幅度均大于后者。

（2）在对样本公司总体应计利润、应收账款和经营活动现金流变化的研究中，结果显示，在上市后第1年样本公司的应收账款会具显著性的下降；总体应计利润变化（DTACt）均为负值，而且在-1年和+2、+3年相对于上市当年的差异存在显著性；经营活动现金流变化（DOCFt）在上市前第1年显著为正。上述结果说明，上市公司在IPO当年通过增加应计项目来调整盈余数字，达到增加收益的目的，而调节应收账款是主要手段。在对样本整体的分类研究中，非西部公司和西部公司均和样本整体类相似的形态。其中，西部公司与非西部公司相比，前者在各项目中变化的程度比后者大。

（3）在对样本整体公司作修正的Jones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时，作为操纵应计利润项目代替的指标显示，残差的中位数不为0，说明样本整体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的行为；在对样本整体的分类研究中，西部公司和样本整体类相似的结果。综上所述，本文的3个假设成立。本文研究表明，企业综合实力较弱的西部地区比综合实力较强的非西部公司存在较强的盈余管理的动机。这一发现对我国资本市场中利益相关方具有一定启示。

从证券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说，首先，应该扩充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指标要求，不仅考察是否连续3年达到正净利润，还应加入现金流的要求地综合考量。其次，应加大上市公司提供虚假信息的处罚力度，以增加IPO公司的违规成本。最后，要对西部公司IPO谨慎，不能受到行政和财政方面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下急功近利的“推一把”行为。

从上市公司财务审计的角度来说，应当明确作为注册会计师的任务和职责，即在独立审计制度下，为降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上市公司管理层提供的盈余信息作约束性地考量。因此，首先，建立独立性的机制和思维并有效实施。我国外部审计业务开展以来往往不能杜绝与被审计企业的非独立关系。其次，学习并利用在刚性财务规则下软性的审计策略以达到向外部使用者明确盈余信息意义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孟焰、张秀梅：《上市公司关联方加以盈余管理与关联方利益转移关系研究》，《会计研究》2006年第4期。

[2]魏明海：《盈余管理基本理论及其研究评述》，《会计研究》2010年第9期。

[3]石晓军、王豪：《国内盈余管理的研究综述》，《金融经济》2008年第7期。

[4]高峰：《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研究.中美比较的视角》，《审计研究》2012年第9期。

（编辑 杜 昌）

作者：李煜

财务审计的证券监管研究论文 篇2：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国外研究综述

本文系方丽娟副教授主持的宁夏理工学院人文社会青年项目“我国西部工业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调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环境信息披露研究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很不平衡。本文通过对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美国、欧盟和日本环境信息披露情况的研究，以及国际上关于环境绩效和环境审计研究情况的回顾和比较，从主导思想、披露内容、发展层次和研究薄弱点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评述，得出了相应的结论和启示。

回顾人们对环境信息披露做出的努力及其成果是必要的，因为这既是对探索者的尊重，又是继续进行研究的基础，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

一、国外研究综述

由内容看，企业面向社会公开的环境信息至少应包括环境财务信息和环境绩效信息两个方面，环境审计信息的提供又可进一步保证企业对外披露环境信息的质量。早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部分会计学者就提出了“环境污染会计”这一概念，认为企业会计应当计量由于其生产经营活动所造成环境污染的外在成本，并应当将这些外在成本内在化。以英国《会计学月刊》1971年比姆斯（ F. A. Beams）发表的《控制污染的社会成本转换研究》和1973年马林（J. T. Marlin）发表的《污染的会计问题》两篇文章为代表，揭开了环境会计研究的序幕。环境会计虽源于社会会计，但最终独立于社会会计并产生了环境财务会计、环境管理会计和环境审计等诸多分支。

不可否认，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地区的环境信息披露研究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在这些国家有关企业的会计核算与报告中，对环境负债、环境费用与成本、环境收入收益等会计要素有着较为全面的研究，并在会计实务中加以应用，为其他国家的环境会计核算和环境信息披露提供了很多可供借鉴的经验。

（一）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ISAR）

近年来在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和实践方面，联合国各有关组织尤其是ISAR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全球性的影响力和带动力。

早在1989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下设的ISAR在该工作组第七次会议上就开设了企业环境会计这一课题，首次对环境会计和环境信息披露的全球进展情况进行了讨论；在1991年召开的第9次工作组会议上发表了《出于对政府及信息利用者考虑的结论》；在1994年就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范围提出了较为详细的建议；在1995的第13次会议上，更是把环境会计问题作为会议的中心问题，最终在1997年12月发表了《企业层次的环境财务会计和报告》作为环境会计和报告的实务指南；在1998年第15次会议上，环境会计和报告成为会议的主题，会议讨论、修改了《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有关工作文件包括两部分重要内容：

１.《环境成本和负债的会计与财务报告》（1998年通过）。这是国际上第一份关于环境会计和报告系统的、完整的国际指南，文件中建议的披露项目明显超出了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通常要求披露的内容，指出披露环境成本和负债信息对于清晰反映或进一步解释报表项目是很重要的。有关披露内容可以包括在财务报表内，也可以列入财务报表的附注中，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作为其他报告的组成部分。

２.《企业环境业绩与财务业绩指标的结合——生态效率指标标准化的方法》（2000年发布）。它主要分析了传统财务会计模式相对于环境会计的局限性、目前一些企业在反映环境业绩方面采取的做法、在企业年报中披露环境业绩的建议以及环境业绩指标的分类。

（二）美国

北美的环境会计有两大特征：一是在财务会计领域的环境成本、环境负债的会计处理和披露问题已经纳入环境会计领域；二是作为环境管理会计的环境会计有长足的发展。其中以美国为代表。

美国是最早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西方国家之一。在美国，环境会计问题理论研究主要是有关环境成本和环境负债的确认、计量与报告。

关于环境负债。美国联邦环保署（EPA）从其性质角度将环境负债划分为六大类：服从性责任；补救性责任；罚款与处罚性责任；赔偿性责任；惩戒性责任以及自然资源损失责任。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第5号准则公告《或有事项会计》同样可以适用于环境问题所引起的或有负债，第14号解释公告《损失金的合理估计》则是用于计量的指南。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也在制定关于环境会计、报告与审计方面的指南。

关于环境成本。对于如何记录环境支出， FASB至今已发布了《石棉清理成本的会计处理》、《处理环境污染成本的资本化》和《环境负债会计》三个有关环境成本处理的公告。社会成本（外部成本）也进入了EPA的研究视野。1995年，EPA发布的环境成本表，不仅将潜在的隐藏成本、或有成本、形象与关系成本归入环境成本，而且将传统成本和一部分社会环境成本也包含在内。EPA同年还出版了《作为企业管理工具的环境会计入门：基本概念及术语》，为企业管理实务提供了技术指南。

关于环境信息报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以解释公告和信件的形式要求上市公司披露遵守环境法律为公司业务带来的影响、未决公诉以及环境风险和或有事项。SEC涉及证券上市公司有关环境信息披露的其他内容包括公司对有关环境法律的遵守情况以及由此引起的未决诉讼和指控及对资本支出、盈利和竞争地位的影响、对今后环保设备投资的说明等。美国会计学会（AAA）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企业应编制反映环境影响的内部报表和外部报表两张报表。

关于环境绩效。美国管理会计学会（IMA）发表了第42号管理会计公告《企业经营决策中的环境会计技术与工具》，主要用于指导管理会计师处理环境问题。2001年，EPA也发表了《贫乏的绿色供应链：一个为用具管理者和供应链管理者削减成本改进环境绩效的实务指南》。该指南对成本和废弃物两方面的削减、提高财务上和环境上的作业效率都作了重要阐述。

（三）欧洲

欧洲诸国之间在环境会计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研究和实践内部环境会计方面德国处于明显的优势。

欧盟（EU）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制订了1992~2000年行动计划。1992年发表了《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报告，掀开了欧盟进行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研究和实践的序幕。欧盟下属的欧洲委员会（EC）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环境会计规划项目具体包括，环境管理会计（ECOMAC，代表着环境管理和管理会计的统一体系）、企业环境报告以及财务会计的环境问题指导项目等。

欧盟还颁布了第1836条欧盟委员会条例《欧盟的环境政策和原则》，号召企业自觉建立和实施环境保护政策、目标和计划，建立有效的环境管理系统，编制环境报表。此外，欧洲委员会和荷兰环境部还着手进行宏观统计目的和政策评价目的的环境成本定义的统一化。荷兰环境部将生命周期的效果评价作为研究课题。欧洲会计师联盟（FEE）也进行了大量的环境会计和环境报告书保证业务的调查研究。以民间为主导的研究机构全球报告促进计划（GRI）则将环境会计报告书的编制和披露的准则制定作为研究目标，几乎包揽了环境会计的所有研究项目。由此看来，欧洲的环境信息披露研究已经扩展到相当宽广的领域。

（四）日本

自1999年以来，由于政府的大力倡导以及企业和民众的关心，日本环境会计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目前在亚洲已处于领先地位。

环境成本方面。日本环境省（原环境厅）于1999年3月公布的《关于环境保全成本公示指南》中，将环境保全成本分“环境保全投资额和当期费用”两类，具体划分为六种：直接降低环境负荷的成本；间接降低环境负荷的成本；为降低产品的使用、废弃过程中环境负荷的成本；降低环境负荷的研究开发成本；为降低环境负荷的社会关联成本以及其他环境保全成本。该指导方案另外还提供了企业填报报告的基本格式：环境保全成本主体型企业公布用A表、环境保全效果对比型企业公布用B表、综合效果对比型企业公布用C表。总之，该指南不仅初步建立了环境会计框架，也带来了企业环境会计核算的普及，意味着日本企业在环境会计的实践方面迈出了规范性的一步。后来，按照日本环境省《2002年环境会计指南》要求，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步将环境成本分为七大类：业务领域成本；上游/下游成本；管理活动成本；研发成本；社会活动成本；环境损伤成本以及其他成本。

日本学者国部克彦还对环境成本的范畴作了一个分类，认为环境成本可划分为三阶段：企业成本，消费者消费企业产品时所支付的成本，以及由社会负担的成本（也称为外部不经济的社会成本）。三者从完整的成本意义上讲就是“绿色成本”（完全成本）。另外，在边界上环境成本又可基本划分为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

环境信息披露方面。日本是从1997年开始实行环境报告书的。按照环境省《2000年环境报告书指南》的规定，环境报告书的基本内容包括四方面：基本项目、环保方针、目标及业绩概况，环境管理状况以及降低环境负荷。日本环境省在2000年3月公布的《面向环境会计（2000年报告）》的基础上，于2000年7月委托日本公认会计师协会编写了《环境会计指南手册》，首次明确提出了环境会计的框架，即环境会计的要素有“环境保护费用”、“环境保护效果”和“环境保护对策的经济效果”；并认为环境会计信息的公布形式有三种：以环境保护费用为主的“环境保护费用主体型”，主要比较环境保护效果的“环境保护效果对比型”，比较环境保护效果和环境对策经济效果的“综合效果对比型”，从而提出了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基本模式以及环保对策相关效果界定的基本思路。

（五）关于环境绩效

英国著名会计学家格瑞（R. H. Gray，1993）教授认为，环境绩效报告需要披露的内容主要应该包括五部分：企业所采取的环境政策，相应的环境计划和结构框架，涉及的财务事项，发生的环境活动，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管理。CICA（1994）在《环境绩效报告》中，建议环境绩效报告内容框架包括：企业的基本情况，环境政策、目的与目标，环境管理分析，环境绩效分析，术语解释（可选择性的）以及第三方意见（可选择性的）。

（六）关于环境审计

环境审计，也称为环境、健康和安全审计。20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一些企业自发制定了一些相关审计计划，环境审计从此开始作为一种新的审计门类迅速发展起来。

有关机构的研究活动有：国际商会于1989年公布了环境审计管理意见书，对环境审计的概念、目的、作用、组织和方法做了简述；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在美国奥兰多举办的全球论坛会议上，将环境审计列为重要议题，并发表了《内部审计师在环境审计中的作用》一文；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于1992年将环境审计列入第15届大会的主题，提出环境审计的主要内容包括财务审计、合规性审计和绩效审计。1998年6月，该国际组织还在厦门组织召开了环境审计学术研讨会，就环境审计的概念、目的、范围、依据、主要内容及重点、理论与方法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交流，促进了环境审计的更快发展。

二、简要评述

对前述归纳对比分析，国外的环境信息披露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各国、地区和组织对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大都是通过“环境会计”字眼进行的，虽有着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并各具特色，但也存在不少相似相通之处。各国会计职业界和证券监管机构的主导思想还是倾向于在现有会计体系中解决环境问题引发的环境财务事项，在现有会计报告框架之外再以其他方式解决非环境会计的环境信息披露问题。

从世界各国研究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情况看，所要求披露的环境信息绝不仅仅是，甚至可以说主要的并不是环境会计信息，因环境信息包括了环境状态信息、环境管理信息、环境统计信息和环境技术信息等内容，环境信息披露远远超越了环境会计所能提供的信息范围。

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多彩纷呈：有的主要是围绕环境问题导致的财务影响进行披露，有的是针对环境绩效进行披露。除了日本，各国要求披露的环境财务信息内容有限，主要集中在环境成本和环境负债信息上，这说明环境成本和环境负债信息为大家普遍重视，也具有较好的披露基础。环境绩效信息虽然具体内容不完全一样，但基本上都包含了环境方针政策、环境管理系统、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和循环使用、有毒物质和废弃物排放量等信息。

各国、地区和组织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态势各异，其中美、欧的相关法律法规比较健全；日本的环境会计已经发展到了较高的准则层次，而且从2000年以来，日本又不断修订环境会计指南，从而使其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先进性。

虽然各国和各国际组织在环境成本、环境负债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但环境收入收益、环境审计内容研究方面却相对过于薄弱，有待加强。

纵观国外学者的研究可知，环境负债、环境成本支出、环境收入收益、环境绩效乃至环境审计都应是企业所披露的环境信息的题中之意；国外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目前环境信息披露主要是自愿性的；从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角度来看，这决非长久之计，制定一定的环境信息披露规则将是未来必然的选择。

作者：方丽娟　耿闪清　杨文林

财务审计的证券监管研究论文 篇3：

我国独立董事制度运行问题分析

摘要：本文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进行研究后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很多问题，包括未严格遵守制度、引入动机不当、自身定位有误、实质不独立等。

关键词：独立董事制度　上市公司　公司治理　运行问题　实证研究

自中国证监会2001年发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来，我国在上市公司中正式引入独立董事制度近十年时间。理论界围绕该制度进行了大量研究，大多数结论都认为该制度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并未充分发挥作用，未达到引入该制度的预期效果。关于该制度低效的成因，则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也对这一制度低效成因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独立董事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并认为这是造成该制度在我国上市公司低效结果的直接原因。本文即是对该制度在我国上市公司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所做的研究和总结。

一、独立董事制度运行的现状分析

(一)制度遵守不力　实践中我国独立董事制度有关规定未被上市公司严格遵守的问题。《上海证券报》在2004年所作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有15％的独立董事表示，所在的上市公司并没有履行证监会关于重大关联交易应由独立董事认可后，方可提交董事会讨论的相关规定；有11.1％的表示，自己所在的上市公司设立的薪酬、审计、提名等委员会内，独立董事没有达到1／2以上的比例；15％的表示，自己的意见需要披露时，上市公司没有能按照规定予以披露；15％的独立董事表示，所在上市公司存在拒绝、阻碍、隐瞒或者干预自己行权行为的情况；35％的独立董事表示，并没能享有与其他董事同等的知情权，不能获取足够支持自己发表独立意见、做出独立判断的信息。除上述之外，还存在其他诸多事项不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的情况。在独立董事提名上，按照《指导意见》，上市公司管理层并不具有提名权；但《上海证券报》调查显示，现实中有13.3％的独立董事是由管理层提名担任的(陈晨，2006)。在独立董事罢免上，也存在不按规定办事的问题。其中有的是违规罢免，2002年北大科胡学军受聘为北大科技公司独立董事。2003年，新大股东入主北大科技公司后，召开了200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经全票同意，更换了6名董事，形成了新的公司董事会。2003年，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提议免去胡学军、姚彬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理由是他们未能切实履行职责，充分维护公司整体及股东利益。2003年胡学军就免职一事发表声明，对董事会免去其独立董事职务议案持反对意见。2003年，公司200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全票通过罢免了胡学军、姚彬的独立董事职务。将该公司公告的罢免理由与《指导意见》和《公司法》有关规定相对照，可以发现，这些理由是不符合有关提前罢免规定。还有的是应该罢免的却不予罢免。如西北化工公司公告显示，自2003年以来，独立董事吴昌侠至少已经连续6次未参加公司董事会会议，但公司董事会却仍没有提请股东大会将其撤换(张德彬，2005；何军，2005)。在独立董事比例上也存在不合乎有关规定的问题。按照《指导意见》规定，“在2003年6月30日前，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独立董事”。但据统计，截至2003年6月底，在深沪两市1250家上市公司中，共有1244家配备了独立董事，还有6家未配备独立董事；在这1244家公司中，独立董事比例达1／3以上的有800家，占总数的64％，还有36％未达到1／3的比例要求(王世权，2005)。

(二)引入动机不当　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制度的动机也存在问题，表现在其设立行为既不是出于自愿的，也不是为了加强公司治理、规范公司运行的内在需要，而是为了应付证券监管部门，完成其布置的有关“作业”(丁刚等，2005；陈晨，2006)。中国证券报与四川上市公司协会2005年联合开展了一项独立董事问卷调查，当问到“担任独董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其中有的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是出于无奈才聘任独董的”。

(三)自身定位有误　在实践中一些独立董事在自身定位上存在误区，有的认为自己是公司的咨询顾问，这显然与独立董事主要承担的是监督和决策这两个角色不符。还有的认为自己是中小股东利益代表。这一认可能来源于对《指导意见》有关内容的误解。在《指导意见》中有这样一段话，“独立董事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本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要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这里对独立董事的定位实际是“维护公司整体利益”；之所以强调“尤其要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是针对中国目前证券市场中小股东合法权益屡受侵犯而言的，并非意指独立董事只应该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而不管其它股东和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实际上独立董事也是承担不了仅做“中小股东保护神”这一角色的。成发科技独立董事、著名的《公司法》研究专家、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周友苏指出，股份公司中股份民主这种基本制度决定了重大问题应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就意味着大股东对中小股东权利的剥夺；著名学者、四川大学副校长杨继瑞说：“目前独立董事的制度安排是绝对不能维护中小股东利益的。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中没有一条权利、义务与中小股东利益挂钩。独立董事只能代表公司利益、社会公众利益，保证公司合规运行。中小股东利益的维护，是通过公司合规运行、保证整个公司利益、全体股东利益的实现来实现的。”

(四)实质不独立　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2004年在深沪两市随机抽取了500家上市公司，对其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回答“对于独立董事的选择，最重视的是什么”时，回答社会知名度的占42.54％，回答独立董事素质和能力的占25.75％，回答独立性的占14.18％，回答是否对公司经营层有影响力占的10.82％，其他占6.72％(王世权等，2005)。这一结果表明，大部分上市公司在选择独立董事时最注重的并不是其是否真的独立，而是社会知名度和素质、能力等因素。中国证券报与四川上市公司协会2005年联合开展了一项问卷调查。当独立董事在回答“你在公司董事会上是否投过反对票”时，65％的表示没有过；回答“你在公司董事会上是否投过弃权票”时，77.5％的表示没有过；而回答“你是否有过应该投反对票或弃权票但却投了赞成票的时候有多少次时”，居然100％的独立董事选择了“偶尔一次”。至于这样做的原因，27％的人表示“对自己的判断无信心”；18％的人表示“碍于大股东或其他高管的面子”；其余的人选择了“其他”。这一结果表明，至少18％的独立董事在现实中是不独立的。来自监管一线反映的情况也可以表明我国存在独立董事不独立的问题。彭文革(2007)某上市公司大股东提名某人担任独立董事，在备案审核过程中他们发现，同次董事会还审议了解聘原会计师事务所、改聘一新会计师事务所为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而根据该候选人履历表中的信息，此人正是新会计师事务所某省分所的一名高级管理人员。吴昌侠自2000年9月当选为西北化工独立董事以来，西北化工及其子公司与吴实际控制的公司之间发生了多起关联

交易，包括委托理财、委托贷款和提供担保。就已披露的信息看，这些交易涉及金额高达1.2亿元。其中西北化工为吴昌侠担任法人代表的德昌投资公司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致使原来预计2004年业绩将大幅提升的西北化工将面临可能高达9000万元的巨额亏损(何军，2005：周鲜华，2006)。

(五)大股东提名问题　上海证券报2004年所做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独立董事中，有63％的独董为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名产生，而超过36％的独立董事为第一大股东提名产生的。2003年，北京证监局就辖区内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运行状况及效果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有62.5％的独立董事是由大股东推荐的，由其他股东推荐的仅为10.87％(杨辉等，2006)。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2004年所做的问卷调查结果则表明，由控股股东或其派遣的董事提名独立董事的占到92.16％(王世权等，2005)。由这些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即使不考虑控股股东控制董事会的情况，由第一大股东提名独立董事的情况也占到相当大的比例；如果考虑到控股股东通常是控制董事会的情况，那么实际是由第一大股东提名独立董事的情况则将占到绝大多数。因此可以判断，在现有提名规定下产生的独立董事相当大一部分实际上是不独立于控股东的。

二、独立董事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比例失衡　通过案例研究可以发现，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例不足半数的情况，在实际中也确实造成了独立董事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的问题。如据华冠科技公司公告，2004年，公司召开了三届董事会二十次会议，审议了“公司首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等三项议案。在当天的会议中，11位董事中共有10位到场，钱克明独立董事缺席。其中，王卫中董事、高雅青独立董事对会议的三项议案都投了反对票，江廷科董事对其中的两项议案投了反对票。可以计算出在华冠科技公司，独立董事共两人，占董事会总人数的18％；而对三项议案都投赞成票的董事所占比例不低于63％。这样，按照《公司法》“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的规定要求，最后的表决结果是三项议案全部获得董事会通过就是必然的。独立董事缺席、独立董事反对、再加上另外两名董事反对，却仍然未能阻止有关议案被表决通过，不能说不和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太低有关。

(二)信息不充分、不及时　我国独立董事面临的信息问题比较严重。据中国证券报与四川上市公司协会2005年的联合调查，有60％的独立董事对“你是否获得了充分的知情权”这一问题，选择的是“不完全”；有57.5％的独立董事对“如果想了解除董事会议案以外的公司更多情况，需要的数据和资料能否得到”这一问题，回答是“可以得到，但有限制”。据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2004年的问卷调查，独立董事的信息来源渠道是，经理层的汇报占80.60％；董事长或内部董事转达占60.82％；自行搜集相关资料占26.87％；公司定期或不定期提供的书面材料占17.16％；其他占10.45％(王世权等，2005)。这表明我国独立董事在信息来源上主要依赖于上市公司和内部人，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难以保证。同样在南开大学的调查中，在回答“一般情况下，公司在召开董事会的几天前将会议的议案和有关资料交到独立董事手中里”时，回答“大约一星期左右”的占53.36％；“前三天”的占19.78％；“几个星期前”的占15.67％；“当天”的占8.58％；“提前一个月以上”的占2.61％。由此可见，绝大多数独立董事收到有关信息是在董事会召开之前的一星期之内，信息获取的及时性也存在问题；这样，在董事会召开之前，独立董事要想消化有关资料、并补充新的资料常常是很困难的。由于信息是发挥监督、决策作用的前提条件，因此，获取信息不充分、不及时、及存在扭曲、虚假的可能性，将极大地制约我国独立董事作用的发挥。

(三)企业管理经验和证券市场经验匮乏　我国独立董事具有实际企业管理经验和证券市场经验的较少，其知识可能不足以保证其有效地履行监督和决策职能。如上海证券报2004年调查发现，有43.5％的独立董事来自于高校或科研院所；有26.1％的独立董事来自于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机构；只有26.1％的独立董事来自于企业经营管理人士。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2004年的调查结果为，独立董事的知识背景为会计师、律师等独立中介机构人员的占92.16％；为高校及研究机构专家的占61.94％；行业内专家占41.79％；其他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占24.25％；政府机构及其他占15.67％(王世权等，2005)。

(四)薪酬与考核机制不健全　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有一部分独立董事认为其待遇过低而不太满意。如上海证券报2004年的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独立董事中有20％表示对于目前独立董事的整体生存及行权状况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之一就在独立董事待遇过低、权责利不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株冶火炬独立董事刘俊海也说：“我都不想再干了。激励机制不合理。要做一个尽职的独立董事，付出和得到的报酬太不成比例了(张德彬，2005)。”另外，不同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报酬相差悬殊。根据上海荣正投资咨询公司发布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白皮书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薪酬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科龙电器2002和2003年独立董事津贴高达48万元，中化国际2004~公司独立董事报酬高达22万元，而历史上最低的独立董事津贴仅为5 000元(周鲜华，2006)。高明华(2006)从2004年上市公司年报中随机选取了270家已经聘请了独立董事的公司进行统计，结果发现，给独立董事支付报酬的有269家，其中报酬在1万元以下的有3家，1万—3万元的有117家，3万—5万元的有110家，5万—10万元的有31家，10万元以上的有8家。独立董事报酬相差悬殊可能会造成的一个后果是，薪酬少的独立董事会感觉不公平，进而影响到履职的积极性，甚至不愿担当独立董事职务；而对于那些领取高额报酬的独立董事来说，高报酬又可能影响到其履职时的独立性。中国证券报与四川上市公司协会2005年联合举行的调查显示，独董们在回答“公司对您的工作能力和尽职情况做评价的频率是多少”时，有74％的独董回答是“一年一次”，有17％的回答是“从来没有”，而选择“二年一次”、“半年一次”、“一个季度一次”的独董各占3％；在回答“独董尽职标准是什么”时，大多数独董认为是“诚信勤勉、尽职尽责；使公司利益最大化及公司价值提升；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不受侵害”；也有个别独董认为是：“满足大股东和高管层的要求”。由此可见，实际上目前我国尚没有统一的对独立董事的考核办法，甚至根本就没有严格的考核，因为由上述对考核标准的回答中可以看出，这些标准实际上是很“虚”的，难以在实际中得到执行。另一方面，即使存在考核，由上市公司来实际操作也存在不妥当之处，因为，独立董事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监督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由被监督者来考核监督者，监督者势必将难以有效地进行监督。

(五)缺乏约束，风险过大　彭文革(2007)指出，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已有70N名独立董事受到交易所的公开谴责。但所有这

些失职独立董事中，除了郑百文的陆家豪被证监会处以10万元罚款外，其他人都没有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或者被追究民事、刑事法律责任。笔者对此也进行了研究，但研究结果与彭文革(2007)有所不同。查询中国证监会网站，2006年证监会共发出37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涉及上市公司的有22份；在这22份处罚决定书中，同时对独立董事进行处罚的仅有6份；而在这6份处罚书中，有3份只对独立董事进行了警告，另外3份在警告同时处以了罚款；而对独立董事的罚款金额，其中1份为3万元，另外2份均为5万元。由此可见，当上市公司严重违规时，独立董事很少受到处罚；即使处罚也多是警告，受到罚款的很少；如果受到了罚款，则一般不超过5万元。由此可见，独立董事主要靠自己的道德、良心来进行约束的状况，目前并无太大改变。一方面独立董事缺少较“硬”的约束，另一方面，独立董事却又普遍反映承担的风险太大。中国证券报与四川上市公司协会2005年联合举行的问卷调查中设计了一个问题：“担任独董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大多数独董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压力大、责任大、精力有限、难以深入”。其中就反映了独立董事履职风险大的问题。在此次接受调查的独董中，100％的人都认为上市公司应当为独董购买责任保险；但同时问卷反映的情况却是，所任职的公司中仅有4％为独董购买了责任保险。上海证券报2004年的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接受调查的独董事中有20％的人对于目前的整体的生存及行权状况表示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除去待遇过低、权责利不对称之外，就是公司出现问题时，独立董事承担的风险过大。风险过大、风险与所获报酬不匹配、且没有采取有效分散风险的手段，结果就可能导致有知识、有才能的人不愿担当这一职位的问题。

(六)独立董事工作时间短　据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2004年对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问卷调查结果，独立董事在上一年度在本公司中的实际工作时间平均为1—10天的占38.08％，11—20天的占25.39％，21—30天的占14.86％，31—50天的占1.86％，51—80天的占2.79％(王世权等，2005)。因此，绝大多数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的实际工作时间来超过一个月，不及全年时间的10％。上市公司作为单纯的经济单位，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瞬息万变的证券市场形势；这么短的亲临现场的工作时间投入，即使不考虑上市公司隐瞒、歪曲信息的情况，也不能够充分、准确地了解上市公司的情况，能够及时有效地行使决策和监督作用。

由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从逻辑上说，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我国独立董事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导致制度的低效问题。

作者：杜 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