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革新证券投资论文

摘要：近年来，深港金融合作日益从过去的以局部、微观的技术层面为主上升到整个金融运行机制的衔接、金融市场的对接以及资金流动的融合等深层次合作上，从而使得两地金融合作呈现出发展性、互补性、一体性，展示出两地金融合作的特殊性。把握这些特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开展深港金融合作，为打造深港国际金融中心提供有力支撑，为开展闽台金融合作提供借鉴。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金融监管革新证券投资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金融监管革新证券投资论文 篇1：

德国金融法制的保守与应变

在金融领域，德国人所展示出来的是一种优良传统与变革精神的融合。

在德国金融体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其始终以法律作为整个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石和保障。作为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的金融法律法规多以成文法的形式出现。无论是对宏观审慎监管原则的贯彻，还是对现有金融体制进行的革新，成文法一直都是金融政策调整的首要工具。

目前，德国的《联邦银行法》和《信贷法》是整个德国金融制度的法律基石。《联邦银行法》颁于1957年7月，它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联邦和州两极的中央银行体系，明确了联邦银行保证货币稳定的职责，进而使保证币值稳定成为德国金融的一大特色。这部法律规定“在执行本法授予的权力时，不受政府指示的干涉”，联邦银行自此开始拥有独立于政府的地位和权利，银行体系独立运行的法律地位得到保证。同时，《联邦银行法》还规定了联邦银行可以进行除保险业务之外的证券、存贷、外汇及信贷等业务，为银行的混业经营规定了法律规则。在这两部法律的基础上，《储蓄银行法》、《保险监管法》、《证券交易法》、《联邦金融服务监管局法》、《交易所法》等四十多部金融立法对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以及监管机构的监管权限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有效地保障了德国金融市场的良好秩序。

在2008年爆发的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中，德国金融法中的保守主义与严格监管规则是德国金融得以平稳过渡的重要保障。例如，在住房贷款方面，德国的法律要求所有的住房贷款人都要支付首付不低于20%～30%的比例，提供3个月的收入证明并对未来的中长期收入来源做具体说明，否则无法获得放贷。这与美国长期实施的零首付且无须中长期收入担保的房贷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其在金融危机来袭之际基本能够全身而退。另外，良好的制度设计也保证了德国金融监管体制能够在执法时发挥真正的作用。例如，联邦金融监管局虽然名义上隶属于德国联邦财政部，但其财务上是完全独立的，其经费来自于被它监管的2400余家银行、800余家证券投资机构和700余家保险公司，代表是公共利益。这样就能够保证金融监管局独立、公正地行使监管权而不会被利益集团所俘获。

虽然德国人以保守主义见长，但是在应对金融变局时却丝毫不会犹豫。2008年9月，美国银行收购美林银行，雷曼兄弟破产程序启动。在一个月之后，德国就颁布了《金融市场稳定法》，《金融市场稳定基金条例》等法律，为政府干预金融市场的措施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在2009年4月，德国又颁布了《金融市场稳定补充法》，并连续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法措施，对《存款担保和投资人补偿法》、《证券交易法》等法律进行了修改，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市场变数进行布局。这种通过立法形式快速处置危机的应急反应能力，的确异常罕见。这一方面反映出德国人根深蒂固的法治精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德国金融当局应对市场压力的魄力和勇气。

保守、严谨是我们对德国人固有的认识，这在德国的金融制度中可见一斑。然而，这永远都只是硬币的一面。在硬币的另一面，革新与创造，是德意志民族正留给我们的新的印象。

作者：李国庆

金融监管革新证券投资论文 篇2：

论深港金融合作的基本特征

摘要：近年来，深港金融合作日益从过去的以局部、微观的技术层面为主上升到整个金融运行机制的衔接、金融市场的对接以及资金流动的融合等深层次合作上，从而使得两地金融合作呈现出发展性、互补性、一体性，展示出两地金融合作的特殊性。把握这些特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开展深港金融合作，为打造深港国际金融中心提供有力支撑，为开展闽台金融合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金融；金融合作；深港合作

作者简介：王阅微(1974-)，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衣保中（1962-），男，黑龙江木兰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来，深港金融合作已由最初的以“引进来”、“单向开放”发展到“走出去”与“交流合作”齐头并进的局面。作为“一国两制”下的深港金融合作，既不同于国际性的跨境合作，也不同于一般的国内区域合作。分析其特征，对于推进跨区域金融合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深港金融合作的发展性

金融合作的发展性强调两地金融合作都着眼于未来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深港两地政府和银行机构都以发展的眼光致力于两地金融合作，使得两地金融合作取得了很大成就。

一是深港金融合作从“单向开放”走向“交流合作”。在改革开放初期，深圳金融业刚刚起步，计划经济痕迹在金融市场领域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些中资金融机构秉承内地过去的经验经营着深圳的金融业，这种管理方式不但制约深圳金融业的发展，也不利于深圳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深圳人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充分发挥毗邻香港的独特区位优势，大力引进香港金融机构入驻深圳。解决深圳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金短缺、资金融通不发达等诸多现实性问题。但是，深港两地早期的金融合作表现为“深圳热、香港冷”非正常状态，一些香港人士认为深港金融合作吃亏的只是香港，而获益的只会是深圳。在这种错误思想影响下，香港对于推动深港两地金融合作表现得不够积极。后来，随着深圳经济的崛起和金融实力的增强以及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香港逐步转变观念，2003年6月，祖国大陆与香港共同签署了CEPA，香港金融机构大举进入，港资金融机构成为深圳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港两地逐渐实现双向交流合作，使得两地金融领域联系更加紧密，成为深港金融合作的重要一步。

二是深港金融合作领域大大拓宽。早期的深港金融合作基本上停留在金融机构互设这种单一形式上。随着两地金融合作的深入，深港金融合作逐渐发展成为多重业务齐头并进的局面。包括两地金融机构互设、香港人民币业务的展开、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立以及两地清算系统的建立与完善等。如今，深圳游客到香港购物可直接使用内地银行卡，香港朋友到深圳消费可以选择直接刷香港银行卡或者使用香港个人支票进行支付。尤其是2003年CEPA及其补充协议的签署，明确规定在“金融合作、会展合作和推动专业人员资格互认”等方面进行双向合作，内地同意将香港银行入股内地银行的资产要求“由100亿美元降至60亿美元”，为香港银行在内地指定地方开设分行“设立绿色通道”，“积极支持内地银行赴港开设分支机构经营业务等。”

2009年5月签署的“补充协议六”中不仅允许“符合条件且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内地证券公司根据相关要求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在内地引入港股组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同时规定“香港银行在广东省设立的分行可在广东省内设立异地支行”，符合条件的香港证券公司与内地具备设立子公司条件的证券公司，“可在广东省设立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香港证券公司持股比例最高为三分之一。”所有这一切大大拓展了深港两地金融合作领域，推动着两地金融合作向纵深方向发展。

二、深港金融合作的互补性

深港金融合作既是“强强联手”，也是相互“取长补短”，两地在机制、业务、资源上都可以形成互补，利用各自优势在共同打造深港金融圈基础上进一步夯实深港都市圈，巩固和加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深圳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

第一，深港两地金融人力资本支出费用的互补。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在国际竞争大环境中迫切需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香港经济发达，人均GDP比较高，相应地，人力资源成本也比较高，培养一个金融专业人才所需要的费用也会上升。而深圳金融服务人才的培养与使用成本相对比较低，通常只有香港的1/2到1/3左右，这些人才经过专业培训与再教育完全可以满足香港金融业发展的需求。因此，香港完全可以将金融业后台业务转移到深圳，而把金融产品的开发、金融市场的开拓放在香港，从而发挥深圳人力资本比较价格优势，发挥香港信息与市场优势，实现两者的互补。

第二，深港两地金融机构支持系统的互补。香港金融业在发展过程中将面临着劳动力报酬、管理成本费用相对较高这个瓶颈，使得香港金融业在发展过程中将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也就是说，香港在金融后台管理与服务方面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但是，香港在金融前台服务供给能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如金融市场开拓、金融产品创新、金融工具革新、金融信息处理等。然而，与香港毗邻的深圳却正好相反，他们的工资水平相对较低，金融后台服务能力、服务水平经过培训后能够满足香港乃至全球金融市场的需求。2009年，深圳龙岗平湖金融后台服务基地和深圳科技园金融服务基地的建成与投入使用，使得深圳有能力凭借自身完备的金融基础设施吸引港资银行和跨国银行把他们的后台业务外包给深圳，努力为香港乃至全球金融机构提供高效、安全、可靠和专业化的金融后台业务服务。但是，深圳金融业的前台服务能力尤其是金融产品创新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因此，深港两地金融服务在功能上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第三，深港两地金融压力分担的互补。深港两地还可以依靠各自的优势帮助对方分担全球金融危机或者地区通货膨胀等方面的压力，从而更好地实现双方合作共赢，促进各自金融业的发展。近年来，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直承受着很大的升值压力，一些国家要求人民币不断升值，以便迎合这些国家的利益集团需要。人民币的非理性升值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带给我国经济发展的危害将无以量计。面对这些国家的不合理要求，深港金融合作为我国在处理类似人民币升值问题上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我国人民币还不能自由兑换，但是香港市场的货币可以实现完全自由兑换，这就是说，借助于香港金融市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另外，世界各国经济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的发生对香港的影响更为直接，危害性更大，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都很好地说明这类金融危机对香港的影响更为具体、直接，相比较而言，对深圳金融业的影响稍微偏小。因此，在大的金融危机来临之际，深圳可以分担香港的部分危机，使香港尽快从危机中走出来。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深港两地金融合作可以很好地实现优势互补、劣势分担这个共赢局面。

三、深港金融合作的一体性

从两地金融合作发展方向上看，由于深港所具有的地缘优势、文化与习俗优势赋予了两地金融合作具有一体化、同城化的特点。

第一，深港金融合作减小时差风险，实现时间上的一致性。分属两个不同地域的金融证券市场总是有时差限制，如伦敦与纽约金融市场、伦敦与香港金融市场的时差相差8个小时左右，这不利于公平交易，极易产生各种道德风险。而深港金融合作则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管局根据CEPA的补充协议，决定内地与香港在恰当时间推出港股ETF(交易所买卖基金)。很多专业人士对这一决定深表担忧，觉得出台该政策的环境还没有形成。上海和香港股市，在开市及收市时间、股票交收及假期安排都有所不同。上海早上9时半开市下午3时收市，香港在10时开市下午4时收市；交收时间上海实行“T+1”，香港为“T+2”。这些时差，就有可能会衍生若干执行与风险管理，投机者可利用两地的交易和交收时差套利等。深圳证券交易所尽管和香港证券交易所的开市时间不一样，但是深港两地的时差非常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时差风险。

第二，深港金融合作同城化趋势日益明显，体现了空间上的同一性。深圳与香港紧密相连，深港金融合作加快了深港都市圈同城化步伐。“1小时优质生活圈”成为两地民间热议的话题，这个生活圈涉及到港人在深圳居住、深圳人在港上班、子女在港上学、老人返港医病等诸多日常生活问题。2010年4月1日，深圳正式开放深圳居民一次签注多次往返香港，这就大大方便两地居民的旅游、购物，带动了深港金融合作，使深港“1小时生活圈”走向现实，深港同城化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第三，深港金融合作具有文化一体化优势，体现着社会心理的无差异性。1997年以前，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属于英国管辖，香港与深圳虽然近在咫尺，但是在政治上、归属上与祖国大陆处于分离状态。1997年香港成为祖国大家庭的一部分，将原本紧密相联、但相互分割的香港与深圳联系在一起。1980年深圳被批准为经济特区，在中央政府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支持下，深圳经济开始腾飞，深圳金融业得到迅猛发展，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随着深港两地人民之间交流的增多，两地人民的了解和感情也逐渐加深。香港回归祖国后，香港人民和深圳人民都怀着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关注中国经济，开展各项合作，在两地政府的引导下积极展开金融合作。

四、深港两地金融合作具有特殊性

深港金融合作主要是深圳和香港的合作，是在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制度安排及不同经济体制下进行的金融合作，因而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展示出中国特色。

第一，深港金融合作不是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国际上的金融合作通常是两个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如伦敦金融市场与纽约、法兰克福乃至东京等地的金融合作。这些国际金融合作具有双重性，既具有合作性又具有明显的竞争性，既具有主权性又具有经济性。两个国家之间可能会因为暂时的经济利益相关性而联接到一起，两个国家会因为某个项目或者某项技术的开发而产生暂时的金融合作。也就是说，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具有极强的不稳定性，一旦国家之间的连接项目完成了，或者两个国家政治上处于对立状态，他们的金融合作也会随之中断。或者当两个国家的经济地位尤其是金融地位处于不平等、不均衡状态也会导致他们之间的金融合作呈现出不可持续性。而深港金融合作不是两个不同主权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双方不是纯粹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诱致性合作，也不是两个超越空间距离的金融实体之间的合作，它是一个国家内部两个独特地区之间、为了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而展开的金融合作。

第二，深港金融合作不是一个国家内部两个城市之间的一般金融合作。与国内其他城市之间的金融合作，如重庆与南宁、北京与上海等城市之间的金融合作不同，深港金融合作是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政治经济制度下的两个城市之间的金融合作，也是同一个国家中地理位置紧密相邻、金融发展具有互补性的两个城市金融合作。因而，这样的金融合作就不是一般性的金融合作。从这个角度看，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2009年被评为中国金融创新型城市。深圳的经济总量仅次于上海、北京，位居第3；深圳的金融业规模仅次于全国第一大金融中心的上海，金融业是深圳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根据深圳市统计局的数据，2009年深圳金融业总资产达到3.3万亿元，同比增长36.9%，占GDP比重达到13.9%。而对岸的香港经过近百年的建设，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国际第3大金融中心，全球第5大外汇及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中心，第7大股票交易中心，第4大黄金交易市场，也是亚太地区最大的保险市场和亚洲第2大基金管理中心。深港两地的互补性优势非常明显，通过发挥各自优势可以将两地的金融业整合起来，联手打造成深港金融都市圈，进一步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带动深圳金融业跨越式发展。因此，国内其他城市之间一般性的金融合作无论在规模、领域、重视程度以及互补性等诸多方面都无法与深港两地金融合作相比。

第三，深港金融合作也不同于闽台金融合作。闽台金融合作是指福建省和台湾地区的金融合作，它们是在两岸还没有完全统一的情况下进行的金融合作，其目的是为了密切闽台两地的经贸联系，积累两地的互信，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因此，闽台金融合作除了经济功能之外还具有政治与文化功能。2009年4月26日，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签署了两岸金融合作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大大促进了两岸金融合作，改善了两岸的金融环境。

《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协议》规定，双方同意“相互协助履行金融监督管理与货币管理职责，加强金融领域广泛合作，共同维护金融稳定”，双方同意“由两岸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就两岸银行业、证券及期货业、保险业分别建立监督管理合作机制，确保对互设机构实施有效监管。”在“资讯交换”、“金融保密”、“互设机构”、“检查方式”、金融“业务交流”以及金融“文书格式”等方面也做了原则性规定。2009年的11月16日，大陆与台湾方面又签署《两岸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双方在“信息交换、机构设立、危机处理、人员培训以及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确保对互设机构实施有效监管，维护两岸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①。在这里，两岸金融合作主要从闽台尤其是厦台之间的金融合作开始。因此，台湾和福建省的金融合作有别于深港金融合作。香港是我国的特别行政区，虽然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方面与祖国大陆有区别，但是香港已经回归祖国，香港的行政首长要对中央政府负责。深港金融合作的展开相较于闽台之间的金融合作要便利得多，进展也要顺利得多。

（责任编辑：云馨）

注释：

① 两岸签署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EB/OL] .新华网，2009-11-16.

参考文献：

［１］ 内地与香港签署CEPA补充协议四[N] .中华工商时报，2007-07-02.

［2］ 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设立合资证券投资咨询公司审批[R].2009-06-102.

［3］ 内地拟推港股ETF，两地交收时差恐引套利[EB/OL] .http://www.hongzhoukan.com/newsview.php?id=203040，

2010-05-28.

［4］ 曹龙骐.深港金融合作：理念、定位和路径[J].中国经济特区研究，2008，(01) .

作者：王阅微 衣保中

金融监管革新证券投资论文 篇3：

金融科技对金融领域的影响及监管范式转变

摘 要：监管范式是决定金融科技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金融科技健康有序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在证券领域的应用使得监管出现真空地带，产生监管风险;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却给证券市场带来巨大发展活力，满足市场发展需求。为此，金融领域需要一个全新的监管理念来解决发展与监管之间的矛盾关系，健康有序发展理念的存在可以弥合发展和监管之间的矛盾。健康有序发展理念是金融科技发展的必然性选择，国外相关经验理论支撑和国内适宜的监管土壤为其提供可行性。在新监管理念的指引下，我国金融监管可适用原则型监管范式、良性互动型监管范式和实验型监管范式。

关键词：金融科技：监管科技：金融监管：监管范式

文献标识码：A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on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the Shift in Regulatory Patter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ZHU Hui， LIU Sihao

（1. School of Law  Jin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China， 130015;

2. School of Marine Laws and Humanities， Dalian Ocean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China，116023  ）

The regulatory patter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direction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t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Its important role is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the application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securities field has created a vacuum in the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resulting in regulatory risks; on the other h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brought tremendous development vitality to the securities market to meet market development needs. Therefore， the financial sector needs a new regulatory concept to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  so the concept of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can bridg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 and it is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with the support of relevant foreign experience and theory and the suitable domestic regulatory environment， this concept is feasibl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ew regulatory concept， regulatory pattern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experience can be applied to China’s financial regulation.

Key words：

financial technology; regulatory technology; financial regulation; regulatory pattern

隨着科技水平的提升，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技术的出现，在金融和科技交叉领域出现一个新的名词——金融科技。但金融科技在我国还没有普遍应用，只有部分金融企业、证券公司在相关领域运用金融科技，政府在相关监管领域还没有使用迹象。纵观各国金融科技发展的轨迹，金融科技使用是大势所趋，我国在不久的将来迎来金融科技广泛应用时代。单一目的的金融立法和金融强制监管规则建立在传统金融生态之上，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再适应或者无法应对金融科技创新活动。同时，世界各国都在抢先发展金融科技，占领发展先手优势，其代表国家有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韩国也在抓紧尝试对金融科技的“监管沙盒”立法。可以看出金融科技是未来金融业发展必经的一个阶段，其发展潜力巨大，必将对世界金融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有必要以审慎监管和有序发展理念为指导，促进金融科技规范发展。

在国外，英国、新加坡、加拿大、美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对金融科技应用研究较多，涉及银行、保险、结算支付和证券等相关领域。2016年5月9日，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CA）正式启动了 “监管沙盒”，将金融科技和监管相结合，随后阿布扎比、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部门也相继开始 “监管沙盒”计划或提出相近监管措施。目前，我国已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简称金融委），金融委的成立起到了监管统筹与监管协调的作用，为中国版的“监管沙盒”提供了基本保障。2018年3月，随着中央机构改革号角的吹响，金融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银保监会成立。至此，“一委一行两会”的新格局就此形成。在实践探索方面，金融委成立之初，我国在部分地区试点“监管沙盒”，赣州区块链金融产业沙盒园的运营标志着我国第一个“监管沙盒”试点正式投入实践。此后，我国陆续推出了深圳试点（深圳市监管沙盒产业园）、杭州试点（杭州湾产业园）。通过这些试点地区的探索，“监管沙盒”计划有效地解决监管和发展的平衡问题，基本实现金融创新和有效监管风险的双赢局面，为后续深化改革奠定基础。人工智能作为金融科技的主要技术之一，正在逐渐改变传统的证券模式，由此给证券领域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和监管压力。对于金融科技类案件的风险预估和经济纠纷的预防，有必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建立评估机制，加强经济运行监管，为经济全面振兴和进一步发展提供金融支撑。

一、问题的提出

智能投顾（robot-advisor）正在发展为金融机构争相追捧的新技术。它是人工智能依托大数据的计算系统，通过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等投资分析方法和机器学习，自动计算并提供组合配置建议[1]。智能投顾实质是科技和金融的融合，即金融科技的一个代表，在国内较为接近的表述是荐股软件[2]。智能投顾主要提供两种服务：一种是根据服务客户的个性化特质给出各不相同的投资建议;另一种则是在此基础之上帮助服务对象完成交易，二者的本质差别集中于是否提供交易服务。在我国智能投顾的产生和发展面临诸多法律困境，业务范围争议和监管原则的确立都是亟需研究的问题。

（一）金融科技帶来的影响

以人工智能为主要技术的金融科技正在逐步走进人们的生活，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本质的变化。尽管理论界对金融科技的内涵和界定争论不休，但不论是以金融为中心的金融科技（FinTech），还是以科技为中心的科技金融（TechFin），都对金融业的变革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市场需求扩大化

受到投资顾问的精力和时间的限制，每年有大量的投资者处于无人提供证券投资咨询服务的状态，智能投顾的适当介入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缺。相较于传统的投顾服务收费高，服务对象单一的弊端，智能投顾以其技术优势，大大降低了投资顾问的服务成本，这就促使费用较为低廉的智能投顾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大众化的发展模式也是对普惠金融理念的诠释。

2.投资建议合理化

根据智能投顾的工作流程和基本原理，在收集重要的客户数据和经济指标以及其他影响因素后，人工智能技术会自主进行科学的算法处理，产生客户资产配置建议，较以往的投资顾问给出的投资建议更客观、更理性、更公正，极大限度地避免了人为因素对于客户的负面影响。另外，智能投顾有盈利和亏损的阈值设置，可以在投资时设定固定的数值，达到一定数字后自动操作，避免人为的非理性损失。

3.投资理念理性化

我国的投资者中散户占据大多数，散户有较强的投机意识，与稳健的机构投资者相比，散户更倾向于“短平快”“快进快出”，辨别信息的能力较弱，跟风意识较强。对于市场上的非官方消息容易受到欺骗，满足于眼前的利益，缺少长期投资、稳定投资的长远安排。智能投顾面向的散户投资者可以根据个性化的投资方案，理性选择资产组合，合理配置资金，并借助智能投顾全程追踪平衡资产，逐步培养广大投资者养成理性投资的习惯和全面的风险管理意识。

（二）金融科技引发的争议

1.业务范围争议

智能投顾从其字面理解是通过智能技术提供的咨询服务，其内涵仅包括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功能类似于投资顾问。实践中我国的智能投顾技术不仅应用于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同样应用于资产管理业务，这就和智能投顾字面的含义难以匹配。 根据法律规定，我国投资顾问的业务范围是提供证券的投资建议服务，不涉及资产管理的业务范畴。这就导致很难用原有投资顾问的规制体系来规范智能投顾，两者在业务范围上存在实质性差别，由此引发的智能投顾在立法上和监管上的缺位。

我国投资顾问一词来源于英美国家，深受美国《1940 年投资顾问法（ Investment Advisers Act of 1940）》（以下简称《投资顾问法》）的法案影响，根据词义理解，“investment advisers”可以狭义理解为投资建议，而法案中对于“investment advisers”的理解是包含投资建议和资产管理的广义概念。 概念引入的不同导致我国和美国在投资顾问的业务范围上产生不同，美国对投资顾问选择的是广义的解释，既包括投资建议也包括资产管理，而中国选择的是狭义的概念，只包含投资建议。

2.监管规制争议

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的投资需求不断增大，金融领域对于智能投顾的需求和应用也不断提升。随之而来的是金融领域智能投顾的井喷式发展，与发展相对应的是智能投顾监管的缺失，缺乏相应监管经验，缺乏相关监管依据，缺乏合理有效的监管原则。一方面，在我国没有专门智能投顾领域的立法或是部门规章抑或是条例法规等，这与智能投顾进入我国时间较短有一定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这种颠覆性的技术，立法水平和立法能力能否与之匹配，能否既解决监管依据的缺失又促进新技术的有序发展，不把技术创新扼杀在摇篮之中，激发新技术对于金融领域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现有法律法规不能准确规制智能投顾，与之最为接近的就是“荐股软件”，相关部门规定和办法也仅仅是对于智能投顾的初级规定，涵盖的业务范围不够全面，没有对实践中更为重要的资产管理提出明确而详细的监管规则。

二、金融科技影響下的监管理念

金融科技的兴起，给整个行业乃至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影响。然而，监管的缺位导致金融科技野蛮生长，无序发展，在某些领域对行业起到负面作用。监管和发展之间的矛盾凸显，平衡监管与发展的关系是引导金融科技和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一）监管与发展的对立统一关系

监管与发展存在着对金融科技的强监管和金融行业发展抑制的矛盾，同样也存在着对金融科技的弱监管和金融行业肆意发展的矛盾。具体而言，就是金融科技受到监管的影响程度不同，对金融行业发展产生的作用不同。从表面上看，强有力的、严格的监管势必会抑制金融科技的发展，行业发展势必滞缓;反之软弱的、宽松的监管势必促进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势必会导致金融科技野蛮生长，同样对金融行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后果。处理好金融科技本身发展的问题，关键在监管。适度监管一方面可以使处在发展初期的金融科技有足够的土壤发展壮大，不会出现由强监管把新技术扼杀在摇篮中的现象出现;另一方面适度监管可以激发金融市场的活力，在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壮大的前提下，为行业发展提供源动力。

综上可知，监管和发展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监管部门对于金融科技的监管原则尤为关键。无论是选择强监管，还是选择弱监管，两者都不是最优选择，监管部门应该在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对金融行业和社会生活的正面作用的前提下，保证行业稳步发展，技术稳步创新。这就要求建立起对于金融科技这类新技术的全新的监管理念，归根结底，技术的发展是服务于行业发展和社会发展。因此，建立有利于金融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监管理念势在必行。

（二）树立审慎监管有序发展理念

健康有序发展是金融科技发展的必然选择。自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世界各个国家都加强金融方面的监管力度。我国也没有例外，在立法和监督方面，采取强监管措施，以遏制金融风险的发生。在金融科技兴起之前，我国的立法部门和监管部门将其自身的立法目的和监管要求体现在金融立法和监管规则上。这种只带有遏制金融风险发生目的的规则具有“命令性和控制性”的特点。“一刀切”的规则适用方法使监管具有刚性，目的是使金融规则的适用具有统一性。此种监管方式不过多考虑被监管机构和相关金融机构业务种类的特殊性而差别对待，最终导致被监管机构合规边际成本增加。

由金融科技引起的新型金融发展模式正在蓬勃发展，由此应运而生的金融风险也随之到来。在金融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给行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监管上的真空和缺位。从人工智能技术到金融科技，从证券领域到金融领域，二者在融合过程中产生了新的金融风险。这种新型金融风险既有微观上法律属性不明确的风险，又有宏观监管角度的风险。因此，建构健康有序发展理念，科学防范和化解新型金融风险需要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明确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法律地位，为监管机构提供明确的监管依据;另一方面，改变监管理念，转变原有的监管范式，形成一套既适合金融科技发展又能够落实监管政策的监管方式。在目标监管理论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和整个金融系统风险进行有效监控，确保监管目标的顺利实现，避免不同机构监管中可能存在的交叉监管或监管真空，降低监管机构之间配合协助的摩擦成本与协调难度。

三、域外国家经验借鉴

在鼓励金融创新和对金融科技风险防范方面，英国最先认识到二者的重要性。同时作为世界上金融科技发展最快的国家，英国也是第一个公开倡议金融监管的国家。同样作为世界上金融科技发展领先国家的美国，一方面要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要保证金融科技的可控性。因此，美国也特别鼓励监管部门对金融科技进行监管。虽然两国在监管目的上既注重金融技术的发展，也兼顾金融风险的防范。但在具体的操作中，两国的监管部门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英国政府在金融监管方面可以源源不断地出台相关监管政策，来保证英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创新性和竞争性，以此来规范金融科技产业的发展，其采用的是适度性监管模式;美国由于国家体制限制，联邦政府层面无法出台统一的监管法规制度，监管只能转向各州的金融监管部门，依靠各地的监管实践和监管创新，故采用的是功能性监管模式。

（一）英国的金融监管制度

1.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有机统一。英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在改革过程中设立的金融政策委员会专门履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责，跨部门的人员调动可以使金融政策委员会有足够的权力和资源完成系统性风险评估工作和促进金融稳定工作。与此同时，金融发展委员会也会在其权力范围内发出关于微观审慎监管的建议和命令，实现了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统一，确保金融政策稳定实现[3]。

2.明确职责畅通机制。英国的金融机构改革明确各个监管机构的法定协调职责：一方面，建立正式的监管备忘录制度，备忘录也成为政府和议会对监管机构问责的主要依据;另一方面，英国的金融机构改革也赋予监管机构较大的自主决定权，在部分事项有自由裁量的权力。这样的赋权行为，有利于在变革中找到一条最佳的履职尽责的方式，在优化监管资源和实现监管目标之间寻求平衡点。在解决部门信息沟通不畅的问题方面，英国金融机构改革建立了一套职责明确的信息沟通机制，以此来满足金融监管发展稳定的内在要求。

3.强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英国在金融监管改革中，更加重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减少消费者的风险和损失。监管改革新设的金融行为监管局，主要履行金融服务局和公平交易办公室两个部门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职责，一改以前多头监管的弊端，使监管的指向性更加明确，着重关注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防止损害消费者权益[4]。

（二）美国的金融监管制度

在美国智能投顾的发展比较完善，美国将其定义为“利用在线的算法程序、通过创新的技术为客户提供全权委托财富管理服务的典型的注册投资顾问。”[5]根据上述定义的阐释，美国的智能投顾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智能投顾受到《投资顾问法》的约束;二是有明确的注册要求，根据《投资顾问法》的规定，投资顾问需要向SEC提交ADV表格完成注册，同时考虑到智能投顾的业务是通过互联网开展，业务的范围和受众具有不确定性[6]，故监管机构将其排除在豁免注册之外，明确其注册要求;三是服务方法的特殊性。根据《关于智能投顾的投资者公告》，依据算法和计算机处理，在参考客户的财务目标、投资期限、收入和其他资产承受能力等信息后，为客户创建独一无二的资产管理组合[7]。针对金融科技的兴起，美国主要采取以下措施加强监管：

1.消除監管套利，统一监管制度。之前美国联邦政府未能提供金融科技企业金融牌照，金融科技企业若想获得金融牌照只能经过州政府批准。但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金融企业倘若想在全美范围内开展业务，就必须同时获得50个州的批准，同时接受50个州的监管和检查。但是美国各个州的监管政策和监管细则不尽相同，这样就给企业的合规成本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鉴于此，在2018年7月，联邦政府颁布了全国性的金融牌照，解决了困扰企业的难题[8]。

2.发展金融科技态度谨慎，着重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SOC），组成人员都是美国权威的金融监管机构的一把手，金融稳定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就是监测并且预测可能威胁美国的金融安全风险因素。金融稳定委员会在2017年的年度报告中专门针对金融科技对美国的金融系统的影响做出阐述

通过这些网贷平台发放贷款的还款历史还很有限，所以难以确定这些网贷平台是否妥当地评估了风险。另外，商业周期对于这些网贷平台供给信贷的影响还尚未可知，所以可能出现信用可获得性的大幅动荡。这个行业的增长与传统银行的持续竞争，可能导致网贷平台授信标准的降低。。主旨思想是对其风险评估尚需完善、可能受商业周期影响、出现信用风险几率不确定。可以看出美国金融稳定委员会对金融科技的态度是十分谨慎的[9]。

3.构建新型监管关系。为了更好地完成监管责任和促进金融企业发展，监管方采用构建伙伴关系的方式。具体措施是由美国联邦政府的金融监管部门成立创新工作办公室，作为与金融科技企业对接的窗口部门，为企业答疑解惑。创新办公室的设立，能够帮助金融监管部门了解最新的金融行业动态，了解行业最真实的呼声，推动监管部门的自我革新和能力提升，更好地服务金融科技发展和履行监管职能。

四、金融监管新范式

由金融科技引起的新型金融发展模式正在走进人们的生活，由此应运而生的金融风险也随之到来。在证券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给证券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监管上的真空和缺位。这是人工智能技术给证券领域带来的微观影响。人工智能技术推而广之成为金融科技，将证券领域扩展到金融领域，就会产生金融科技对金融领域监管的宏观影响。这种新型金融风险既有微观上法律属性不明确的风险，又有宏观监管角度的风险。防范化解新型金融风险：一方面，要明确人工智能技术在证券领域的法律地位，为监管机构提供明确的监管依据;另一方面，要改变监管理念，转变原有的监管范式，形成一套既适合金融科技发展又能够落实监管政策的监管方式。

（一）微观上明确智能投顾的法律属性和准入制度

我国尚未对智能投顾的概念予以明确，在现行的法规中其与“荐股软件”最为相似。2018年4月，作为资管领域的重要规定，《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下称“资管新规”）正式颁布。资管新规也只是对智能投顾的法律属性和准入规定做出概括性的规定，未做出具体规定。笔者认为，明确智能投顾的法律属性：一方面可以明确智能投顾的业务范围;另一方面也可以为监管机构提供明确的监管依据。

一是明确智能投顾具有投资咨询和资产管理的业务属性。根据上文介绍，美国的智能投顾具有投资顾问的属性，且受《投资顾问法》的约束。因此，其内涵自然包括投资咨询和资产管理，这是一种广义上的智能投顾概念。我国的智能投顾的发展同样需要适用这种广义的智能投顾概念。因为从智能投顾技术发展的角度，投资咨询是初级阶段的业务属性，但随着技术的发展，业务发展到高级阶段，资产管理业务必然是必备的业务属性。倘若仅局限于投资咨询属性，不赋予智能投顾全权委托处理资产的能力，智能投顾仅仅是初级阶段，维持在“荐股”的形态，也谈不上“智能”。

二是分步骤完善准入监管。考虑到智能投顾业务发展的紧迫性和监管任务的严重性，建议对智能投入的准入监管采用两步骤的方式。第一步按照业务需求，申请业务准入许可。短期来看，我国“一委一行两会”的监管框架和功能监管的监管模式不会改变;《证券法》修改周期也比较长，智能投顾的服务提供商可以按照业务属性，取得相关业务许可（投资咨询和资产管理）。在许可的设定上，选着沿用现有许可更符合实际。

三是实施广义的投资顾问准入制度。证券经纪业务可以分为投资顾问和资产管理等业务，本质上这两种业务都是证券经纪业务的细化，二者有业务交叉重叠之处，要想明确区分彼此不甚容易。在实际业务中也会出现投资者先需要投资咨询后需要资产管理的情况，因此可以建议监管部门将投资咨询和资产管理两个准入许可合二为一，放宽市场准入、弱化事前监管、激发智能投顾市场活力。

（二）宏观监管范式的转变

借用托马斯·库恩的 “范式”理论，金融监管范式是指一系列共同的监管模式、实践、规则和标准，包括监管体制、理念、目标、规则、领域、方法等。为了落实健康有序发展理念，在宏观上，金融监管的范式需要主动做出改变，从而适用现实的发展需求和监管需要。从规则性监管到原则性监管范式的转变，克服规则滞后性和僵化性带来的监管障碍，转而采用灵活性和适应性更高的原则性监管。从规制型监管到良性互动型监管范式的转变，避免监管政出多门、监管套利、滋生腐败，采用新型监管关系，形成监管机构和金融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从事后救济型监管到事前实验型监管的范式转变，旨在解决新技术出现时监管介入初期的难题。

1.原则性监管范式的选择

从规则性监管到原则性监管范式的转变，体现出监管理念方面适用性的提高，选择更为适合、灵活性、适用性更强的监管模式[10]。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发现，英国很早就意识到原则性监管的重要性，其监管文件也阐述了原则监管模式的理论基础、详细内涵、可能影响、应对挑战和制约因素。结合英国在原则监管方面的经验，建议原则性监管其内涵包括概括性的授权、监管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和强有力的问责机制。这三部分构成原则性监管的基本制度框架，相互补充，力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原则监管体系。

2.良性互动型监管范式的选择

在监管理念上从规制型监管转向良性互动型监管，体现的是从监管者和被监管者的隶属关系到监管者和被监管者平等关系的转换，从一个有隶属关系的管理者到一个关系平等的“朋友”的角色转换。这种角色的转化更是一种监管主体服务意识的体现，是构建新型互动式监管关系的必要因素。根据美国在监管关系上的定位，“伙伴关系”是其最新的监管职责定位，其目的也是要构建一个监管部门和金融企业良性互动的关系，形成互相促进的工作机制。这种良性互动型监管范式的选择：一方面，作为监管部门可以向企业更为清晰的阐释监管规则，监管部门也可以听取业界的呼声和对监管政策的反馈;另一方面，更为深层次的意义在于，监管主体服务意识的转变，将会为金融科技提供蓬勃发展的沃土，为发展提供政策空间。

首先，我国金融科技企业的监管部门应主动成立专门内设机构，作为沟通企业的窗口单位，负责阐释最新监管政策和法规，说明监管规则的立法本意，起到答疑解惑的作用，作好监管机构政策的“宣传员”。与此同时，通过监管部门的主动改变，构建互动式的监管关系，企业在法律合规、内部控制等等涉及监管方面的建议也可以通过这个窗口单位反馈。企业往往是最先捕获到最新技术的发展动态、最新的产业发展动态，互动式的监管关系可以最大限度弥补监管部门在信息获取上的不足，听取金融企业最真实的声音，进而推动监管部门的自我革命，更好的落实监管政策，服务金融企业发展。

其次，金融监管部门应该体现服务意识，为金融企业发展扫清障碍。可以调整现有监管框架模式，使其适用消费者金融数据的汇总、共享和使用，更大程度地支持关键金融科技的发展;可以优化监管机构设置，从分业监管到功能性监管，删减不必要的监管部门，尽量整合监管资源，避免政出多门，权力分散，充分认识到金融科技可以带来的全新商业机遇，为其发展铺平道路;及时修改或废止过时的、与最新监管政策相冲突的法律法规，为金融科技企业发展消除政策阻碍。

3.实验型监管范式的选择

实验型监管的理论来源是约翰·杜威的政治学中“实验主义”理论。实验型监管的内涵是对于监管产生的效果不断地进行观察和分析，并根据监管结果对监管做出灵活的修订[11]。实验型监管尤为适用“不确定性”的情形。例如，对金融科技的监管。监管部门的有效干预需要做出改变和调整，根据监管结果做出适当的变更，监管不可能在实施之前就被确定，这是一个不断修订，不断完善的过程。

实验型监管的实施前提是风险可控。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倘若金融科技的监管环境不能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金融权益，监管机构就是失职，这个监管规则就是不完善的。因此，建议明确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法定职责，将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纳入其中，进而督促监管部门认真履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定责任。构建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形成一整套消费者权益保护措施，各监管机构专设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在实验型监管规则方面，设立“隔离墙”或是“熔断机制”，让金融风险在监管设定的区域内存在，做到风险可控。

实验型监管的重点就是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试点。现阶段，我国已经在部门地区开展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试点工作，取得了第一手的监管经验，但也存在监管机构参与度不高，金融科技创新水平不足等问题。实施“监管沙盒”试点，主要目的就是让金融监管规则在过程中得到完善，同时让金融科技企业在监管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发展金融科技业务，促进技术发展。因此，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应该积极投入到“监管沙盒”试点中去，在实验中观察现有规则，完善规则不足之处，修改制约金融科技业务发展的规则，积极总结经验，在不断地试错过程中，实现有效监管。此外，金融科技企业要主动参与到实验型监管中来，特别是某些新型金融科技业务，在监管实验中可以测试业务是否符合服务实体经济、促进消费者福祉、危机金融系统安全的标准。

五、结语

在全球范围内金融科技正处于飞速发展阶段，对金融业及相关产业的促进作用还尚未完全显现。在不远的将来，金融科技发展红利将不断涌现，推动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不久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为我国金融科技的短期发展制定了主要目标和任务。其中指出要加大审慎监管力度，加强金融科技创新产品规范管理，夯实金融科技

基础支撑，强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监管范式转变的当下，金融科技在符合监管的规制要求下健康有序发展，必将促进金融及相关行业和领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徐凤.人工智能算法黑箱的法律规制——以智能投顧为例展开[J].东方法学，2019（6）：78-80.

[2]姜海燕，吴长凤.智能投顾的发展现状及监管建议[J].证券市场导报，2016（19）：104.

[3]蓝虹，穆争社.英国金融监管改革：新理念、新方法、新趋势[J].南方金融，2016（9）：74.

[4] 李沛.金融危机后英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的演变及对我国的启示[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53.

[5]SEC， IM Guidance Update[EB/OL].[2018-03-15].https：//www.sec.gov/investment/im￣guidance.

[6]李文莉，杨玥捷.智能投顾的法律风险及监管建议[J]. 法学，2017 （8）：20.

[7]SEC， Investor Bulletin： Robo￣advisers， available [EB/OL]. [2018-03-14].https：//www.investor.gov/additional￣resources/news￣alerts/alerts￣bulletins/investor￣bulletin￣robo￣advisers.

[8]刘北骁，黄小军.由美国金融科技“负责任的创新”监管理念带来的思考[J].中国银行业，2019（1）：41.

[9]柴瑞娟.监管沙箱的域外经验及其启示[J].法学，2017（8）：35.

[10]杨松，张永亮.金融科技监管的路径转换与中国选择[J]. 法学，2017（8）：10.

[11]周仲飞，李敬伟.金融科技背景下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J].法学研究，2018（5）：12.

（责任编辑：蒲应秋）

收稿日期：2020-02-22

基金项目：

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基于半闭海制度东北亚合作研究 ”（L19BFX012）;辽宁省教育厅项目“基于半闭海制度日本海区域合作研究”（JW201901 ）; 大连市法学会项目“金融科技对证券领域的影响及监管思路构建”（DLFXH2019C006） 。

作者简介：

朱 晖，女，辽宁岫岩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吉林大学法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经济法、海洋法。

刘思昊，男，辽宁阜新人，大连海洋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法、金融法。

作者：朱晖 刘思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