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法律论文

[摘要]刑事和解制度从提出至现实操作,目前仍停留在探索实验的阶段,还未形成法律制度。本文尝试重塑刑事和解的价值、意义,从检察职能出发,以法律监督为维度视角,重新梳理该制度的运行。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刑事和解法律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刑事和解法律论文 篇1：

刑法谦抑理念下的刑事和解法律规制研究

摘 要：通常意义上，我国现阶段的刑法具有一定的变动性和复杂性，若想进一步研究它，必须从当前中国的实际环境出发并结合具体的案例，从而进行综合性的衡量。其中，所衡量的内容主要包括刑事和解法律规制所产生的环境、基础和前提、不同时期的不同变化、未来的发展趋势等等，以此来促进我国刑事和解法律规制更加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发展情况，为社会、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关键词：新时期；刑法谦抑理念；刑事和解法律规制；探究与分析

新时期，刑法作为一种约束性的法律规章制度，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和谐一致来说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因而，其存在的意义应该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的环境变化而改变，从而使其存在更加合理性，使其实施更具可行性。伴随着我国法律制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成熟，刑事和解法律规制虽然近些年来一直处于不断完善化的状态，然而，其整个的发展过程依然存在着进步的空间。因此，笔者在本文中主要从刑法谦抑理念的角度来切入，进而对于我国的刑事和解法律规制进行具体的研究与思考。

一、刑法谦抑理念的概述

现阶段，刑法对于其它法律来说具有一种保障性作用，只有在刑法制度的不断补充、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才可以进一步保障社会的安全发展和人民的安全生活，从而促进我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快速提升。所谓的谦抑，实质上是指适当地进行减少和压缩。而我国刑法的谦抑性理念在刑法制度中的具体运用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证社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兼顾，同时，对于社会上的犯罪行为有所控制和约束。刑法虽然具有较强的收效，但是，每次运用都需要犯罪者付出巨大的代价，因而不是主张不运用刑法，而是要运用谦抑的态度来运用，要使其运用过程适当、合理、成本最低，但是，也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

二、刑法谦抑理念下的刑事和解法律法规

（一）刑事和解的概述

刑事和解主要是指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和解。一般是指在刑事案件已经发生以后，经过受过专业训练的调停人调节之后，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进行协商，以对刑事案件的纠纷进行解决，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在于要试图恢复由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对被害人所承担的伤害进行一定的弥补，并对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关系进行一定的改善，促進二者之间形成和睦的关系，这样可以为加害人的改过自新创造一定的条件，有利于其重新回到社会之后不会再次对社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通过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当面协商，一方面可以使得加害人对自己的过错进行深刻地反省，并且意识到自己对还害人以及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通过让被害人当面对加害人表达自己的情感，可以在一定程度减少被害人的痛苦情绪，降低对其自身以及家庭的伤害。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也可以让当事人的家属和社会人员以及其他的相关人员参与其中，对其犯罪以及相关情况展开商谈和谈论。在这种非正式的司法程序之中，经过调停人对于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进行有效地调节，双方可以对自身的意愿以及想法进行充分地表达，以实现双方都能够大致满意的结果，进而通过和解的方式修复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

（二）刑事和解之中的刑法谦抑理念

首先，这对传统刑法理念提出了挑战。在传统的刑法理论之中，犯罪是违反国家法律规范的行为，并且，这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涉及到被害人，使得被害人处于一种与事件无关的境地之中。在刑事和解中，将犯罪界定为是对个人利益的侵犯，并且，在犯罪之中，涉及到的主体只有加害人与被害人双反，被害人具有对犯罪认定的权利。同时，犯罪行为本身是否已经构成了对社会的危害，被害人本身具有直接的话语权，这是对国家控制犯罪概念的一种冲击。

其次，不同于传统的刑事责任理论。在传统的抽象刑事责任理论之中，犯罪人虽然接受了国家的惩罚，但是，却没有接受具体的、现实的惩罚，没有对被害人承担一定的责任。这种抽象的刑事责任对于罪犯来讲往往是不必要的，而且，也并没有对被害人带来实际的利益。通过刑事和解的方式，不但实现了对抽象的责任的承担，而且也有利于被害人。

再次，有别于传统的刑事司法。在传统的刑事司法之中，将惩罚界定为是一种以恶治恶的行为，但是，仅仅是强调了对犯罪人的惩罚，而对于被害人的利益却有所忽视。并且，也并没有达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一方面，犯罪人可能并不接受惩罚；另一方面，容易引起被害人的不满，制造了新的矛盾发展的隐患。而刑事和解则是一直以善治善的行为，通过在国家法律之下，让当事人双方直接进行当面解决。

（三）刑事和解适用的条件以及范围分析

1.刑事和解得以实现的条件分析

首先，加害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如果只是一般的违法行为是不符合刑事和解的要求。其次，应该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自愿接受刑事和解，为了使得整个过程的公正，并且，符合法律的相关要求，政府部门以及司法机关可以适当地参与其中。

2.刑事和解的使用范围分析

一般而言，在刑事和解的过程之中，是对国家权力进行弱化的过程，因此，对其使用范围进行清晰、明确的界定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因此，从对案件的类型进行界定的角度来看，一般应该是以请罪案件为主，法定判处的有期徒刑不得超过三年。从犯罪的主体方面来看，一般都应该是以未成年人或者是在校的大学为主。只有对其适用的范围进行明确地界定，才能使得刑事和解不与我国现行的法律产生冲突，发挥其有效的作用。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通过本文针对刑法谦抑理念的概述、刑法谦抑理念下的刑事和解法律法规两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具体的阐述与分析，进一步凸显了对于我国刑法谦抑理念下的刑事和解法律规制问题进行研究所具有的关键性意义和重要作用，极具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张宇琛.略论刑法谦抑精神的文化困境——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视角[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11）

[2]张宇琛.刑法谦抑与中国刑事法治——1995-2009刑法谦抑问题研究综述[J].法制与社会，2010（21）

[3]郭泽强，刘静.窃取网络虚拟财产的入罪化思考——以刑法谦抑观为视角[J].云南社会科学，2017（02）

作者：曾秀秀

刑事和解法律论文 篇2：

浅谈法律监督维度下的刑事和解制度

[摘要]刑事和解制度从提出至现实操作,目前仍停留在探索实验的阶段,还未形成法律制度。本文尝试重塑刑事和解的价值、意义,从检察职能出发,以法律监督为维度视角,重新梳理该制度的运行。

[关键词]刑事和解;检察职能;法律监督

刑事和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得到被害人(有时可能是被害人的家属)的谅解,被害人要求或者同意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检察机关可以不批准逮捕或者不起诉,审判机关对被告人作出从轻、减轻判处,程序上包括加害人与被害人和解和刑事责任处置两个部分组成。近年来,我国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对刑事和解进行了有益探索,为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制度储备、经验积累上却还有所欠缺,与新形势下对检察工作提出的要求尚存在差距。笔者就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为视野,对刑事和解制度构建作初步的探讨。

一、刑事和解的价值、意义

(一)有利于化解矛盾、促进和谐

刑事和解把对被害人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同时教育挽救犯罪人以恢复社会关系。偶犯、过失犯、轻微犯的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 没有很深的矛盾, 大都是因小事引起的摩擦,犯罪嫌疑人大都愿意通过积极赔偿来减轻处罚,被害人也愿意得到经济补偿。如果能适时地进行调解, 司法机关通过对加害人进行非刑罚化或者轻刑化处理, 从而促使其主动悔改并真正承担责任, 同时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和社会的容忍, 就可以较好地恢复被犯罪所损害的社会关系。

(二)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刑事和解制度主要适用于轻伤害案件、过失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被害人、加害人就案件处理自愿达成共识后, 司法机关对加害人进行非刑罚化或者轻刑化处理, 使加害人能够通过主动的行为改过自新, 被害人的物质和精神损失得到及时、充分补偿, 进而恢复社会关系, 终止案件审理, 从而有效地节约司法资源。

(三)有利于树立司法文明的形象

当前,国际上的刑事政策趋向于轻刑化、非刑罚化,在刑事程序方面主要表现为辩诉交易、转向处分等。刑事和解是世界轻刑化政策潮流的一部分, 是司法文明的要求。刑事和解制度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体现了我国在刑事政策上顺应国际潮流,有利于树立我国司法文明的形象。

二、刑事和解的原则及其适用范围

(一)刑事和解中应当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1.自愿原则。刑事和解与最低的基础便是加害人与被害人双方自愿就赔偿等和解方式依照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因犯罪行为而产生的民事权利义务进行处分。

2.合法原则。即双方的和解形式和内容,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得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

3.公平公正原则。经济赔偿数额和其他补救办法应当与被害人受犯罪损害而造成的实际损失及犯罪嫌疑人应当承担的责任相适应,并且应当考虑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赔偿、补救能力。

(二)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有人主张刑事和解适用范围限于轻微刑事案件,有人则认为刑事和解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还有人认为刑事和解可以适用于除最严重的犯罪以外的其它所有刑事案件。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犯罪活动高发的治安形势下,对刑事和解适用的范围应当持谨慎态度,不宜将范围界定得太宽泛,以免出现较大的负面效果。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应以轻微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主。

轻微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时,还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刑事案件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明确。我国刑事法对于不起诉的具体要求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有别于存疑不诉的情况。因此我国的刑事和解也必须满足这一证明条件,即刑事和解应当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已触犯刑法为前提。

2.犯罪嫌疑人作有罪答辩,对基本事实没有异议,确有悔改表现。刑事和解不诉的初衷之一是为被害人提供疏通情感阻滞的渠道,同时对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犯罪嫌疑人以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如果没有加害人有罪答辩的先决条件,根本无法达到刑事和解的预期效果。如果在犯罪后抗拒侦查、拒不交代,没有悔罪表现的或屡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而不改悔的,则坚决不能适用刑事和解。

3.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具备较好的监护条件或社会帮教条件,在检察机关作出不诉决定后,能够对未成年人进行良好的监护或帮教,不致再发生社会危害。

三、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的地位与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时代主题,刑诉法修改后,相信刑事和解将作为一项与刑事自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相并列的诉讼制度写入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应该是扮演何种角色呢?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当然在刑事和解中也用当定位于法律监督,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应当分以下两个阶段发挥作用:

第一阶段,即加害人与被害人和解阶段,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站在中立的立场,对于符合刑事和解、具有和解可能性的案件,主要通过告知双方权利义务和适用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促成和解程序的启动,但不介入具体和解过程。由于被害人和加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后,检察机关将根据具体情况做出有利于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处置。因此,如果检察机关直接介入和解具体谈判过程中去,不但会涉入具体和解条件的谈判,而且容易成为一方向另一方施加压力的工具,影响作为司法机关的中立性色彩,也容易使当事人对检察机关的立场产生怀疑,不利于和解后对刑事案件加害人的处理和化解矛盾。对于双方和解意向明确,分歧不大的,当事人双方可以自行达成和解,也可以通过双方近亲属、代理人促成当事人达成的和解,还可以由其他机关和单位在职权内进行调解达成和解。

第二阶段,和解后的刑事责任处置阶段,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起主导性作用。首先,提起公诉前的刑事和解不宜在侦查机关进行。 在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模式下, 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侦查监督很大程度上限于事后监督、静态监督状态,同时监督的方式、手段又较为有限,无法对侦查机关予以有效地监督。同时,在侦查阶段就能够通过刑事和解结案,则容易强化犯罪嫌疑人的侥幸心理, 不利于犯罪预防。其次,检察机关适宜主导刑事和解。检察机关为法律监督机关, 负责各项法律监督工作,刑事和解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改革, 无疑应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视野中来。检察机关具有决定起诉、相对不起诉、量刑建议、审判监督等法定权力,适合在审查起诉阶段,在查清全案具体案情的基础上,进行刑事和解工作。

四、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工作

(一)检察机关应当着重对已经达成的刑事和解是否合法、真实、有效进行审查,同时具备以下情形,可认定双方已达成刑事和解

1.犯罪嫌疑人真诚悔过,并向被害人赔礼道歉;

2.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就赔偿、补偿等事项协商一致,并且已经按照刑事和解协议书、刑事和解调解书实际履行,或者提供有效的履行担保。

3.被害人明确表示对犯罪嫌疑人给予谅解,要求或者同意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从宽处理或者不追究刑事责任,并提供书面材料。

(二)人民检察院经过审查,认为已达成的刑事和解合法、真实、有效,可以分别对案件不同情况依法处理

1.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严重危害社会的不良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作出不起诉决定,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或者交由所在社区和有关单位进行矫治;

2.对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作出不起诉决定;

3.对犯罪情节较重,需要提起公诉的,将刑事和解的有关材料移送人民法院,并提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

因达成刑事和解拟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应当严格遵守刑诉法的程序性规定,必须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并且应当在检察机关办案期限内完成。同时,在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中,还应完善不诉案件的备案制度。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是领导关系,下级检察机关必须接受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这是保证检察权正确行使的基本前提。刑事和解制度在尝试过程中势必出现许多问题,所以应由上级检察机关把关。因此,下级检察机关在作出刑事和解的不诉决定或者建议侦查机关(部门)撤案后,应当及时将决定报上级检察院备案,接受上级检察机关审查。

(三)检察机关还应对和解协议的执行以及加害人的矫正、改造情况进行法律监督

在以刑事和解的方式作出不诉决定后,检察机关对和解协议的执行负监督责任,可以指派主办案件的检察官作为“和解协议监督人”,对加害人履行赔偿协议的情况进行适时地检查、督促。对于加害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并非真实悔罪,或者加害人以金钱收买受害人或受害人慑于加害人的威胁以致于并非自愿地达成协议的情况,检察机关可以重新启动诉讼程序,追究加害人的法律责任。

检察机关还可以委托社区中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工作人员作为代表社区利益参与刑事和解的代表人,并由其监督加害人按照刑事和解协议中的约定,进行社区公益活动,在加害人违反刑事和解协议的情况下,代表社区向检察机关提议,要求撤销原刑事和解协议。

结语

刑事和解在维护社会稳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高诉讼效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检察机关主导审前刑事和解, 不仅是司法实践中归纳出最科学的司法资源配置, 更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神圣的使命。

[作者简介]王其武,永嘉县人民检察院。

作者：王其武

刑事和解法律论文 篇3：

浅析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

[摘 要]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进行法律监督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增强对刑事和解进行法律监督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检察机关有必要完善对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及自身监督的手段和方式。

[关键词]刑事和解；法律监督；检察权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含义

新的刑事诉讼法设专章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对当事人和解的适用范围、和解协议的审查与制作、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等作出了明确的界定，自此，刑事和解制度正式纳入到了刑事诉讼程序中。

从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看，刑事和解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某些特定性质公诉案件的当事人在司法人员居中主持下，依照法定程序通过直接协商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经司法机关审查确认并据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某种宽缓处理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是对当事人刑事诉讼主体地位的充分体现和尊重①，落实好这一制度，有利于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有利于恢复因犯罪而受损害的社会关系，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重新回归社会，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进行法律监督的必要性

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负有依法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在此意义上说，刑事和解程序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具有天然的相关性。就当前司法实践而言，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进行法律监督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保证刑事和解公正性的客观要求

公检法三机关为实施刑事诉讼法所颁布的规章或者司法解释虽然对刑事和解制度作出了相关规定，但其公开性透明性仍显不足，尤其是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进行的和解，往往被公众误解为是当事人动用人际关系非法操作的结果；在和解赔偿数额方面，由于没有具体的标准，部分被害人可能“得理不饶人”，自认为是刑事案件就可以任意主张赔偿金额，漫天要价的结果往往致使那些虽然罪行较轻但赔偿能力不足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丧失了本来可以获得从轻处理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一些富有的犯罪嫌疑人又以开出高价赔偿为引诱换取某些较为贫穷的被害人的谅解，从而在形式上得到了从轻处罚的条件。这些现象会让公众误以为花钱就可以“搞定”刑事案件。②凡此种种，对于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公平性和司法机关的公信力都是一种损害，不利于法治社会的建设。

（二）预防可能出现的司法腐败的客观要求

从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分析，应当说刑事和解制度还是赋予了司法人员相对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尤其是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达成并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以及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显得更加突出。这种权力如果不被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一方面极易造成权力滥用，以压促和从而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办案人员不作为、乱作为，惰于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的职责，只要遇到当事人和解就草草结案。③这些都有可能是权力寻租的空间，因此应当成为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重点。

三、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进行法律监督的可能性

（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是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进行法律监督的根本动力

“法治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立法上每授出一项权力，就必须同时设立相应的控制权力的制约机制，使权力与权力或者权力与权利之间得到充分制衡，以防止该项权力被滥用。”④国家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目的就是为了监督和控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随着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公民对个人权利与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愿望更加强烈和广泛，所以，党中央及时地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和要求，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也被写入了《宪法》。可见，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进行法律监督，顺应人民群众的权利诉求，合乎执政党对治国路径的理性选择，因此，这种监督具有强大的动力之源和不竭的生命力。

（二）不断健全的法律制度是对刑事和解进行法律监督的根本保障

依据《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为了保证法律监督任务的顺利完成，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特定的职权：一是立案侦查权；二是审查批准逮捕权；三是审查决定起诉和不诉权；四是抗诉权；五是纠正违法和检察建议权。检察机关通过行使上述职权来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全面实现，有效地起到了打击犯罪保护人权的作用。

四、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进行法律监督的内容

（一）对公安机关进行监督

公安部新修订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在第322至327条共六个条款细化了刑事和解程序。依据上述规定，公安机关只要已经依法立案，在侦查阶段无论当事人之间是否达成刑事和解，案件都要一律移送检察机关公诉部门重新审查是否符合刑事和解条件，但是没有明确规定在提请审查批准逮捕时是否应当将和解材料移送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科部门审查。针对这一情况，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应当强化对刑事和解的监督意识，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证据核实工作，可以通过询问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亲属以及讯问犯罪嫌疑人查明是否有和解，必要时还应当询问公安机关办案人员进行核实，发现公安机关没有提交和解材料的应当要求提供；对于公安机关办理的治安案件，应当进行抽查，发现以和解之名搞变相“以罚代刑”的，检察机关应当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责令其立案侦查，发现有渎职等犯罪情况的，应当将犯罪线索依法移送本院侦查部门处理。

（二）对人民法院进行监督

最高人民法院新刑诉法司法解释第501至506条，共六个条款细化了刑事和解程序。由于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庭前会议制度，因此，对于由法官主持下的和解案件可以采取以下方式进行监督：一、对于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公诉人在会议中当面向当事人核实；二、对于不需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应商请法官提前向公诉人告知当事人和解的情况，并将相关证据材料复制送达检察机关，公诉人可以在庭审前或者庭审中审查和解的效力，再据此提请法院是否从轻处罚的量刑建议；三、对于已经做出判决的案件，检察机关通过审查判决书，发现和解违反法定程序或当事人意愿，已经影响到公正量刑的，应当视情况以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抗诉等手段进行监督。

（三）检察机关的自我监督

新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规则（试行）》第510至522条共12个条款细化了刑事和解程序的内容。俗话说，“打铁还要自身硬”，检察机关要监督好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工作，首先要做好自我监督，这样监督才能够具备应有的严肃性并产生更好的效果。从监督的重点来看，主要应当放在那些不批准逮捕的案件和拟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

从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特点和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制约”的刑事诉讼原则看，不批准逮捕的案件和拟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相对缺乏外部监督，因此，强化内部监督至关重要。从目前的实践出发，检察机关自我监督要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和诉讼规则办案，尤其是要严格执行刑事诉讼的回避制度，防止出现应当回避的办案人员办“人情案”的情况；其二，强化内部不同部门的监督力度，如案件管理部门要充分利用技术管理手段严格执行好收案、分案制度，防止人为因素导致的特定案件由特定人员办理的情况发生；发挥本院纪检部门的监督作用，逐步确立刑事和解案件上报纪检部门备案制度；其三，继续落实好案件集体讨论制度和案件的三级审批制，对因刑事和解拟不批准逮捕的案件应当提交侦查监督部门集体讨论，对于因刑事和解拟不起诉的案件应当交由检察委员会讨论，承办人、部门负责人、检察长分级审批把关；其四，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作用。在外部监督缺乏的情况下，发挥好人民监督员的作用是引入外部监督的有效方式；其五，大胆探索检察机关主持下的刑事和解案件处理新方式。这些方式可以是召开和解会议、进行和解听证等等，在具体方式设计上应当引入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确保刑事和解案件处理公开透明，允许与案件有关的人或者其亲属旁听，保证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都能够平等参与其中，并自由、充分地发表意见，以刑事和解程序的公开性、平等性促进刑事和解内容的公正性；⑤其六，检察机关在实施此项监督方面要敢为天下先，应主动牵头与公安机关等进行会商，通过司法解释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确定刑事和解案件的赔偿标准，做到监督的时候有据可依，切实提高监督实效；同时，促使公安机关对于因和解而没有移送审查批准逮捕的治安案件报检察机关备案的制度。

五、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进行法律监督的法律后果

（一）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以当事人和解为由而将刑事案件降格为治安案件办理的，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的相关规定，经检察长批准，向公安机关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依照立案监督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处理。

（二）检察机关认为公安机关主持的不符合刑事和解的案件，应向公安机关提出书面的纠正意见，阐明依据和理由。如果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检察机关将不以此作为考虑是否批准逮捕的因素；如果在审查起诉阶段，此种情况只能是刑事附带民事调解，检察机关向审判机关量刑建议时只能作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不能作不起诉处理。

（三）检察机关经过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认为和解协议自愿、合法且当事人已经履行完毕，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可以尝试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3条第2款作不起诉处理，同时加强刑事和解效果的跟踪监测工作，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监督的实效，增强公众对刑事和解制度价值的认同。

注释

①陈光中、葛琳：《刑事和解初探》，载《中国法学》2006（5），P8-9。

②秦玉红：《刑事和解的困境与超越——以“花钱买刑”为视角》，载《社会科学家》2010（8），P74-75。

③黄娜、刘东根：《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中刑事和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P73-74。

④邓思清：《完善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制约机制之构想》，载《法商研究》2003，（5），P86—92。

⑤宋英辉等：《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实证研究》，载《法学研究》2009（3），P3-9。

田晓康，花都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副科长，检察员。

作者：田晓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