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执行和解的法律后果

浅析执行和解的法律后果（共6篇）

篇1：浅析执行和解的法律后果

申请执行前达成的和解协议的效力及逾期申请执行是否受法律保护

申国锋

申请执行人张某。

被执行人王某。

【案情】

2001年5月，王某向张某借款50000元，约定3个月归还。之后，经张某多次催要，截止2002年6月，王某尚欠20000元。为此，张某于2002年7月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于同月作出判决：被告王某归还原告张某借款20000元，于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支付。判决书生效后，王某未履行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在法定申请执行期限内，张某也未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03年12月，双方针对法院判决书中确定的借款支付问题签订了还款协议：王某于2004年5月底前支付张某借款20000元。至到期之日，王某仍拒不履行付款义务。

据此，张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在法院驳回申请后又依据2003年12月就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达成的还款协议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争议】

对是否应当受理并支持张某的诉讼请求，或者应否立案执行存在不同的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张某有权据还款协议起诉。因为和解协议是张某、王某自愿达成的，且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对双方有约束力，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张某另行起诉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另一种观点认为，张某虽无权起诉，但有权据此还款协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理由是王某应当对超过执行时效的债务的确认行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法院不保护张某的债权将有违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

第三种观点认为，张某既无权起诉，也无权申请强制执行。理由是张某起诉将违反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张某申请强制执行于法无据且会使执行时效的规定流于形式。

【评析】

通过以上案情，给我们提出了这样2个问题，债权人因与债务人就履行生效判决自行达成的还款协议而超过申请执行期限申请执行，法院应否受理，以及债权人依据还款协议能否再次起诉问题。

笔者认为，一、超过法定申请执行期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法院不予立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明确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1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6个月。最高人民法院(1999)执他字第10号复函：申请执行人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执行，便丧失了请求法院强制执行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双方当事人于判决书生效后达成和解还款协议，并不能引起法定申请执行期限的更改，债权人超过法定期限申请执行无法律依据。同时，法律并未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允许中止或中断的情形，因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不变期间，又称除斥期间，法定的权利因该期间经过而发生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当权利人超过法定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后，就失去了通过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程序来实现权利的机会。因此，张某因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在1年内未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也失去了请求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法院不予立案是正确的。

二、仅就履行生效判决达成的协议提起诉讼，法院应裁定不予受理

尽管张某和王某就履行生效判决达成的和解协议，改变了还款期限，约定的内容也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但仅仅是对已经法院审判确权的债权债务关系履行的一种重新约定，属于程序权利的范畴。权利人丧失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后再次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的是人民法院对已经确权的债权债务的重新判决，请求的是对实体权利的重新审判，显然违反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的基本原则。

因此，本案中，依据法律规定，张某失去了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同样也不具有再次请求通过诉讼保护债权的权利。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张某失去了程序救济的权利，生效判决确定的实体权利并未消失，也不否定与王某达成的还款协议的效力。王某愿意按照生效判决或者还款协议偿还债务的，张某依然有权接受，不受法律禁止。

篇2：浅析执行和解的法律后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执行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阶段对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等生效法律文书的被执行人可以采取以下强制执行措施：

第一、可对被执行人罚款、拘留。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四条第一款和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拘留。对单位的罚款为一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

第二、可查询、冻结及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情况，有权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但查询、冻结、划拨存款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必须协助办理。

第三、可以扣留、提取被执行人的合法收入及债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

第四、可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

第五、可对被执行人强制搜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隐匿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发出搜查令，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或者财产隐匿地进行搜查。第六、可强制被执行人迁出房屋或土地。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强制迁出房屋或者强制退出土地，由院长签发公告，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期间履行。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法院将强制执行。

第七、可限制被执行人出境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或者通知有关单位协助采取限制出境，在征信系统记录、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八、可依法予以刑事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条、第六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可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除承担人民法院所采取的上述八种措施外，同时要被纳入最高院2007年启动的全国法院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中予以公告。该信息系统也称国家执行威慑机制，被执行人如果不履行法院判决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法院执行网络系统将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局联网、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综治委、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央行、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等19个部门（以下简称中央19个部门）联网公开披露被执行人的相关信息，通过这种联合披露，被执行人将被限制融资、限制投资、限制置业、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限制行业准入，其市场交易、行政许可与行业准入审批、社会交往活动等受到严格限制和影响。

一旦被执行人不自动履行债务，进入执行程序之后，被执行人这些信息将被国家机关其他的信息系统所链接，通过这种链接使其在生产、生活、工作和其他方面带来严重后果，同时被执行人在投资、融资、置业、出行、消费等方面和环节将受到限制。试想被执行人融资——银行不给贷款，投资——工商税务土地部门不颁发许可执照，置业——房地产不予登记，消费——被限制，甚至出行连飞机票都不能购买。在这种代价面前。权衡利与弊，最终还将回归到自动履行尊重法律这样的行为上面来。

二、被执行人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可能面临的法律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２００２年８月２９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了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 “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 的含义问题，解释如下：

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 “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为依法执行支付令、生效的调解书、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所作的裁定属于该条规定的裁定。

下列情形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的“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 的情形：

（一）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二）担保人或者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或者转让已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三）协助执行义务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四）被执行人、担保人、协助执行义务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谋，利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权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五）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上述第四项行为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或者滥用职权，有上述第四项行为的，同时又构成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

（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

（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的；

（四）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加人、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协助执行的人，进行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五）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

（六）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

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100．被执行人或其他人有下列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妨害执行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处理：

（１）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向人民法院提供执行担保的财产的；（２）案外人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转移被执行人财产的；（３）故意撕毁人民法院执行公告、封条的；

（４）伪造、隐藏、毁灭有关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的；

（５）指使、贿买、胁迫他人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和履行义务的能力问题作伪证的；

（６）妨碍人民法院依法搜查的；

（７）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方法妨碍或抗拒执行的；（８）哄闹、冲击执行现场的；

（９）对人民法院执行人员或协助执行人员进行侮辱、诽谤、诬陷、围攻、威胁、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

篇3：浅析执行和解的法律后果

关键词：执行和解,强制执行,执行调解,私力救济,行动逻辑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社会, 和解已经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一个重要方式。西方法谚有云“和解是最适当之强制执行” (1) 执行和解是指“在民事执行和解程序中, 当事人双方相互让步, 就执行名义所确认法律关系之实现达成合意 ( 协议) , 并提请执行法院审查认可, 以中止或终结民事执行程序的行为或制度。” (2) “在这一制度中, 债权人和债务人自身可以在强制执行中达到利益平衡。” (3) 目前, 学界对执行和解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基础理论 ( 性质、效力和制度等) 的分析和对策探讨, (4) 针对实务中出现的疑难问题、个案事例, 从历史沿革、理论梳理、制度探讨、立法建议等层面进行研究。例如执行和解到底是属于私法行为、诉讼行为抑或二者兼有; 执行和解的性质、效力; 执行和解协议与执行依据之间是何种关系; 执行和解协议能否另行起诉; 执行和解与执行调解辨析; 执行和解中的担保问题; 执行和解纠纷解决与违约救济; 域外立法的引介与评析等等。

总体来看, 关于执行和解的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是规范性研究, 缺少“实然”性的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研究。在考察具体法律制度时, 不仅要关注立法者的立法意图、条文规范还要关注法律运行的实然状态。执行和解的达成和履行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社会事实, 行为者的选择是人的主体性表现, 必须将之置于社会环境和法律规范中考察。在观察行动者主观认识的基础上, 通过对行为“情景”的观察, 深入理解行为者的动机及行动逻辑。笔者要回答的是, 和解是如何达成的? 和解的达成不是简单的公式推导、逻辑演绎的结果, 而是充满了不确定和多番博弈的动态过程。本文将把执行和解放在个案中考察, 展现主体间的博弈与合作过程, 揭示出和解主体的行动逻辑和策略选择。到底是哪些因素或变量会促使主体各方选择达成和解协议, 法院又扮演了何种角色。

二、执行和解: 嵌入公力救济中的私力救济

民事强制执行是“人民法院运用国家强制力, 依法定条件和程序对当事人业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予以公力救济而进行的司法活动。” (5) 公力救济即谓私权受侵害者, 对于公权力者有保护请求权。 (6) 在执行程序中, 当事人间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诉讼契约, 只要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 即意味着申请执行人对公力救济的放弃即被执行人对公力强制的妥协, 公力救济即告结束, 执行法院终结执行程序。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 人民法院可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 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民事强制执行呈现出三种救济模式, 即“公力救济”模式、“公力救济—私力救济”模式, “公力救济—私力救济—公力救济”模式。在“公力救济”模式中申请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程序后, 不再接受和解, 诉诸于国家强制力解决纠纷。而在“公力救济—私力救济”模式和“公力救济—私力救济—公力救济”模式中, 两种救济力量交替作用, 前者在执行过程中, 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 公力救济退出。后者虽然达成和解协议, 但最终未能履行, 依申请再次启动执行程序, 其权利最终以公力救济方式实现。之所以存在上述三种救济模式之间的转换, 其制度层面原因在于民事强制执行法上存在“执行和解”制度。民事执行和解就是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进行实体或者程序处分的制度。私权经司法程序得到确认, 实质上就是获得了公法的保护。私权获得公法的直接保护之后, 只是增强了“法力”, 并未改变其私权的本质, 因此仍得由当事人自由处分之。当事人自由处分经判决确认的权利, 属于当事人对权利实现方式及程序的选择权范围, 并未违背判决的既判力, 也无损于判决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在利益分析的视角下, 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于当事人均是一种利益, 因此, 在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之间可以有共通的评估标准, 或者说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之间是可以进行交换的 ( 交易) 的。 (7) 同时, 这种救济模式间转换也说明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并非决然对立, 而是相辅相成, 甚至是相互竞争, 共同“形成相互并存、衔接、配合和补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8) 作为理论前提预设的“理性人”、“信息人”和“真实人” (9) 的当事人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思维, 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最有利的纠纷解决方式。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各具比较优势。公力救济制度完善, 具有高度的权威、效力, 受到人们信任, 但成本大、周期长、技术要求高。私力救济具有高效、便利、参与感强等优势, 但缺乏安全感, 具有一定的法律风险。“哪种方式对其更有效用、成本更低、更便利、更快捷, 就会被选择。行动选择的关键在于, 是否行之有效。” (10)

和解是嵌入公力救济中的私力救济。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在协商和解过程中, 强制执行程序是其无法回避的考量因素之一。在强制执行的“阴影”下, 申请人通过比较达成和解与强制执行的成本/收益, 继而选择是否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 从而放弃公力救济。同时, 被执行人也会权衡执行风险与和解收益, 选择是否与申请人达成和解协议。执行和解制度具有其制度上的合理性, 但并非必然的推导出被执行人就会选择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和解最终能否达成, 取决于两方的对成本/收益的考量、风险的评估和对信息的占有。

三、成本/收益、风险和信息不对称

笔者观察了一起小额民间借贷纠纷的解决过程。该案中李某、向某因急需周转资金, 向胡某借款5 万元, 约定一年后还款付息, 但李某、向某借款后不久, 两人离婚, 李某离家出走, 不知去向, 向某亦常年在外。法院在启动强制执行程序后, 无法联系上李某、向某, 且两人银行均无存款, 没有固定资产。法院多次去向某父母家调查二人下落, 在第三次调查中正好碰到在家的向某。向某告知法院, 借款是前妻李某拿去经营, 当时自己只是签了字, 并未拿到钱, 但是仍然承认借款事实, 并愿意偿还全部本金, 但经济拮据, 无法一次性还清, 愿意与申请人协商, 分期履行。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经过半小时协商后, 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约定在当年年底向某一次性还清本金, 胡某自愿放弃利息追索。

在此类小额借贷案中, 申请执行人一般要求尽快收回本息, 被执行人则希望尽量少承担, 双方当事人考虑到强制执行程序可能带来的巨大的成本压力和收益的不确定性, 申请执行人有意愿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 消除权利义务的不确定性。被执行人对执行和解也持欢迎态度, 因为只要法院判决没有实现, 被执行人被强制执行的风险就没有消除。被执行人若因暂无履行能力, 被执行人则希望申请人能放弃部分债权, 延长还款期限, 变更履行方式等。在民间借贷纠纷中, 双方当事人极大可能还是熟人或者朋友, 双方希望继续维持良好关系, 因而双方均有和解的需求。申请人的和解意愿是和解协议达成的前提条件, 申请人在执行和解中一般表现为对部分权利的放弃、让步或妥协。申请人处于执行和解的主导地位, 一方面, 申请人通过执行和解可以避免因无法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而致使执行不能的风险; 另一方面, 申请人通过执行和解不仅可以缩短执行周期, 减少执行成本, 还可以变更履行方式、期限甚至义务主体, 更大程度的实现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在婚姻家庭类纠纷中, 笔者发现申请人的预期收益不仅包括“显性的收益”还包括“隐性的收益”。和解须以双方当事人“相互让步”为条件。义务人虽然在特定法律关系中没有权利和法益, 但权利人在该社会关系中的非法律利益要想实现和满足, 必然有义务人的对等给付, 义务人以自动给付作为“对价”, 换取权利人在权利或法益方面做出相应的让步, 以满足和解关于“相互让步”的本质条件。这种非法律利益至少包括机会性利益、社会性利益、权利成本性利益、情感性利益、感受性利益等等。这种非法律利益与权利、法益之间的交换关系, 固然可以通过书面协议等正式的行使予以承载和表现, 但有诸多和解中的“相互让步”往往是“隐性”的, 表面似乎只是“单方让步”。究其原因, 或者是其交换的实质无法进行书面表述, 或者是在达成和解时一方的让步已“即时履行”而无需书面表述。譬如在上述民间借贷纠纷中, 一方对另一方的承诺、良好的和解姿态、及时的给付都是隐性收益的表现, 与显性收益一同, 构成了收益预期, 影响着和解主体的行动选择, 是和解主体选择和解, 达成和解背后的行动逻辑。

成本/收益考量是当事人愿意达成和解的前提条件, 而能否最终能否达成协议, 履行协议, 最终案结事了则还需经受风险与信息不平等的考验。如何在信息不平等状态下平衡收益和风险, 决定了案件的走向与和解的成败。孙某和龚某到张某家商谈买山事宜, 谈好买山的价格为31000. 00元, 并让沈某为其“挡风”, 即赚一万元给沈某分五千元。工人由龚某负责联系, 申请执行人王某在其中。王某等七人在林地砍柴。王某在山上将烧柴用板车转运至被执行人孙某、沈某指定地点过程中, 因路况陡劣, 板车失控, 王某摔倒在地, 板车从王某身上碾压过去, 压伤了王某的颈腰部和左腿, 经鉴定为伤残程度二级, 需一级护理。法院作出判决, 判令被执行人孙某、沈某连带赔偿申请执行人王某各项损失387963. 48 元。此案虽然案情简单, 但执行难度较大。王某主要经济来源是种植农作物, 收入低负担重, 暂无可供执行财产, 另一被执行人沈某经济实力较强, 但心理有抵触情绪, 不愿承担连带责任, 其在判决生效后隐匿财产。此案中, 王某、孙某及沈某均为同村村民, 相互熟识, 且从前关系良好。三人均有意愿和解, 但对和解的金额、各自应承担份额有不同意见。法院在启动执行程序后, 积极调查沈某的财产状况, 查明沈某所有的房产及大型机械设备, 初步掌握了沈某的资产情况, 并对比沈某向法院提交的财产报告, 认为沈某所述严重不实。法院在此期间, 多次组织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协商, 仍未达成和解协议。王某遂要求法院强制执行, 查封沈某资产, 同时对沈某采取司法拘留。法院向沈某告知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的法律后果, 并建议王某和沈某就连带责任进行划分。沈某考虑到法院若对其所有的大型装载机、挖掘机进行查封, 势必影响其承担的工程进度, 造成恶劣影响, 同时对其采取司法拘留措施, 更是沈某所不愿接受的。若能划分连带责任, 不仅明确了各自承担的份额, 相应的也减少其承担数额。本案中, 判决书并未明确连带责任人之间各自应承担的份额比例, 造成连带责任人均不愿承担法律责任, 导致执行僵局。要破解此难题, 首先是明确各连带责任人的份额、大小及先后顺序。这对权利人来说, 其权利并未受到影响; 对连带责任人来说, 明确了其各应承担的责任份额, 能够保证各连带责任人相对公平地承担责任,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连带责任人之间相互推诿, 使权利人权利得以尽快实现。本案中, 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 申请执行人王某自愿放弃迟延履行金, 被执行人孙某、沈某根据个人能力对责任份额进行划分并达成一致, 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处分权, 维护其合法权益。通过签订和解协议, 明确划分责任, 大大减少了债权人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 同时债务人对原执行名义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适当变更后, 更符合其实际履行能力, 使其更愿意主动履行。在协商过程中, 当事人直接对话, 减少彼此的误会和不满, 增进了沟通和理解。对法院来说, 极大的节省司法资源, 提高了执行效益, 实现了私法权益和执行效益的合理平衡, 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强制执行程序中当事人不会因为和解制度本身是“好”还是“不好”来选择达成和解, 而是不断的综合考虑多方因素, 包括成本/收益、风险和占有的信息来决定其行动。所谓信息不对称就是双方掌握的信息量不对等。往往在执行初期, 双方当事人互相并不了解, 某一方掌握的信息不充分, 对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或申请人的利益诉求也不清楚, 致使发生误判或者误解, 双方难以达成和解, 但是随着当事人在执行过程中逐渐熟悉对方, 法院经过调查获得越来越多的有效信息, 一方的态度会发生转变, 愿意平等协商, 寻求纠纷解决的最佳方案, 法院在这种情况下, 也会提出建议或意见, 供当事人参考。信息与风险是如影随形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了解的越来越清楚, 对被执行人抗拒执行的原因和手法掌握的越多, 被执行人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的事实依据就越充分, 法院依法可对被执行人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法院通过释法, 普法, 让被执行人清楚拒不执行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赋予的强制执行措施, 被执行人能够通过风险与收益的权衡, 确保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从而改变其抗拒行为, 选择以代价最小的方式解决纠纷, 与申请人达成和解。最后法院保持一定程度的威慑力也保证了执行和解协议得以切实履行。总之, 要将执行和解中双方的意思自治行为转化为各自的“承诺行动”是取决于申请人与被执行人对收益、风险与信息的综合考量。

四、在场与不在场: 作为介入力量的法院

从上述案例中,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法院在双方谈判和解中, 作为介入因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实践中, 大部分和解协议的达成是在法院的“调解”下促成的。通说认为“和解”是当事人双方“自行”协商达成合意以解决纠纷, 无需甚至不允许第三方介入。然而和解作为嵌入公力救济中的私力救济, 决定了其必然是在强制执行力射程范围内的私立救济。在执行过程中, 法院的职责是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 行使的是执行权。而不是行使以确认或变更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审判权, 非依法定程序不得对生效法律文书进行撤销或变更。因此, 在执行程序中, 法院不得变更执行依据所确认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 也不得进行依职权进行调解, 也就是说, 执行和解是当事人双方自愿主动行为, 而不是法院依职权调解的结果。然而在实践中确实存在“民事执行调解”, 但在最终的法律文书, 执行法官隐去身份, 造成当事人自动和解的表象。这是与民事执行和解制度设计意义所不符的, 进而严重影响了民事执行和解制度作用的发挥和价值的实现。事实上, 和解与调解是不同层次的概念, 和解是目的, 调解是手段。二者并非对立关系, 而是相互统一的。我国法律上规定的“执行和解”应包括两种情形, 一是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的执行和解; 二是当事人经第三方调解达成的执行和解。在执行程序中明确调解的地位, 执行法院才能从被隐去的“不在场”走向“在场”。

作为介入力量的法院在执行和解中具有推动和解进程、促进和解达成的功能。针对影响当事人行动的三个重要影响因素, 采取针对性的建议和措施, 增加信息供给, 让当事人建立合理预期, 正确认识风险, 在信息对称条件下做出最优选择。执行法官作为居间调解者, 帮助申请人明晰诉求, 建立合理预期, 心平气和的与被执行人协商沟通, 最大限度的提升信息获取能力。同时, 法院向被执行人详细告知其权利义务, 让被执行人清楚法律风险和可能采取的强制措施, 促使让双方理性行动, 达成和解, 真正走出“囚徒困境”。如此, 则节约了司法资源, 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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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浅析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

摘 要：刑事和解作为刑事诉讼中一项新的程序，关系到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以及国家对犯罪行为的追究、社会秩序的稳定等诸方利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应当在刑事和解中发挥好监督职能和作用，从而保证该程序的正确实施。下面，笔者就检察机关如何对刑事和解进行监督进行浅略探讨。

关键词：监督；刑事诉讼；和解

一、对刑事和解的监督是检察监督的重要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國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明确了人民检察院的法律地位，赋予了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的权力。

二、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和解程序监督的内容

1.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和解程序不能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

检察机关应该监督刑事诉讼和解程序是否对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予以了均等保护。首先，必须保证双方自愿。保证双方自愿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害人和被害人双方都有和解的意愿。这是刑事诉讼当事人和解程序得以开展的前提条件。二是对和解方式选择的自愿。《刑事诉讼法》当事人双方可能通过“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达成和解。其次，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内容必须落实。双方当事人和解后应签订和解协议，将双方商定的和解内容予以明确。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是真诚悔罪，被害人必须是真心谅解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被害人真心谅解既是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和解程序所要求的和解条件，也是双方当事人自愿和解的一种表现。

3.案件必须属于可以刑事和解的范围

（1）一是犯罪种类方面的限制。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案件只能是《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故意犯罪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过失犯罪。需要注意的是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必须是对社会关系损害相对较小，而对被害人影响相对较大的案件。

（2）二是犯罪起因方面的限制。故意类犯罪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应该是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这种纠纷既包括婚姻家庭、邻里之间的纠纷，也包括当事人之间因偶发事件引起的纠纷。除渎职罪外的过失类犯罪涉及到被害人的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之前没有矛盾，双方存在达成和解的前提基础。

（3）三是犯罪严重程度方面的限制。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故意犯罪案件只能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过失犯罪案件只能是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

（4）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刑事和解。这条禁止性规定是为了防止那些人身危害性和主观恶性较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妄图通过刑事和解逃避刑罚惩罚的可能。

4.刑事和解不能侵犯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不能违背社会公共利益

刑事和解中当事人只能就双方的民事部分进行协商和作出决定。一是双方不能对刑事部分进行协商和约定。刑事责任是公诉机关代表国家进行追诉的，当事人无权处分。虽然刑事和解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处罚产生影响，但是刑事和解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处罚产生的影响的程序应由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进行审查和判断，当事人无权处分。二是不得处分国家、集体和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利益。刑事和解中作出赔偿的主体必须是加害人，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5.对刑事和解案件的执行进行监督

刑事和解案件都是一些情节较轻的犯罪，这就决定了刑事和解后对被告人判处的刑罚将更多的适用非监刑。相对于监禁刑，对非监禁刑的执行监督要困难和复杂一些。所以，对适用刑事和解的刑事案件执行情况更应加强监督。

三、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和解程序监督的方法

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的法律监督贯穿刑事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的监督是包涵于立案、侦查、审判和执行监督中的一项新内容。因此，立案、侦查、审判和执行的一些监督方式也完全适用于对刑事和解程序的监督。

1.通过书面审查的方式监督

书面审查就是对和解协议、案卷材料等书面内容进行查阅、分析后作出判断。不管是在刑事诉讼哪个阶段，只要发生了当事人和解的事实，检察机关就有权进行监督。书面审查的主要内容是案件是否属于可以刑事和解的范围、是否符合条件、协议的内容是否合法、是否已经落实等。

2.通过自动调查的方式监督

对于刑事和解案件的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办案人员应该接触双方当事人，并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询问被害人。通过讯问、询问，当面向当事人核实和解协议内容的真实性，询问协议是否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落实等情况，并考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真诚悔罪，为办案人员作出准确判断提供可靠的依据。

3.通过参与主持刑事和解的方式监督

在案件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对于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建议和主持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检察机关在主持制作刑事和解协议时应对内容进行审查，保证和解协议内容合法。在双方当事人签署和解协议后，检察机关还应监督、督促协议内容的落实。

4.通过案件回访的方式监督

检察机关应重视适用刑事和解的刑事案件的执行情况的回访，特别是对适用社区矫正的加害人，检察机关应联合派出所、居委会、学校等单位、组织，及时了解其思想动态和工作、学习情况，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帮助其回归社会。对于被害人也可加以关心帮助，抚慰被害人心理。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新的刑事诉讼制度，需要司法人员和社会相关单位密切配合，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从而充分发挥出刑事和解制度的真正价值。

参考文献：

[1]石磊.《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刑事实体法根据》.载《法商研究》，2006年23卷第5期.

[2]李奋飞.《刑事和解制度的“中国式”建构》.载《中国检察官》，2006年第5期.

[3]李翔.《议论刑事和解的实体法冲突》.载《“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学术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市检察官协会编，北京，2006.

[4]马静华.《刑事和解制度论纲》.载《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4期，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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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执行前和解协议的效力探析

对当事人就裁判生效后申请执行前达成的执行前和解协议引起的纠纷，因立法及司法政策的缺失，当前在审判实践中尚存诸多困惑，如执行前和解协议能否遮断原裁判的法律效力？其有无强制执行力？能否对其提起诉讼？诸如此类问题的解决有待于对执行前和解协议效力的探究。

一、对执行前和解协议的效力分析

（一）不具有执行力，不能遮断原裁判的法律效力

法院裁判一经作出，即产生拘束力、确定力、形成力、执行力，该裁判即便错误，不经法定程序也不得变更或取消。执行前和解协议不能遮断原裁判的法律效力。其因未得到司法裁判确认，也不具执行力。

（二）不具有程序法上的效果，有些具有实体法上的合同效力

执行前和解协议形成于审理程序终结后执行程序启动前，属于诉讼程序外协议，未经司法确认，不具有程序法上的效果。在债权人因案外人承诺对债务人的债务提供担保或共同清偿而放弃部分债权或同意延期履行的情形下，在案外人与债权人之间形成了担保法律关系或并存债务承担法律关系。在申请执行期限经过后当事人达成执行前和解协议的情形下，应视为债务人放弃执行期限的抗辩，就该只具有自然债权性质的债权与债权人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该两种情形下的执行前和解协议具有合同效力，受民事实体法规范和调整。

（三）对申请执行期限起中断作用

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申请执行时效因申请执行、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提出履行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申请执行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之规定，申请执行期限为可变期间，执行前和解协议-1-

对申请执行期限起中断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被中断的申请执行期限应自和解协议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而非和解协议达成之日起算。其理由是，只有其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债务人未履行义务时，权利人才得知或应当得知其约定的权利实现方案可能得不到自觉履行。

二、对审判实践中因执行前和解协议引起的纠纷的处理建议

（一）因债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引起的纠纷

1、对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该和解协议的，不予受理。因为执行前和解协议未得到司法裁判确认，不具执行力。

2、当事人就该和解协议申请支付令或起诉的，按以下思路处理：

（1）一般情形下，对当事人就该和解协议提起的支付令申请或起诉不予受理，告知其在达成和解协议后二年内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裁判。理由如下：该和解协议虽系平等主体之间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但因其发生在裁判文书生效后申请执行前，涉及的争议已通过公力救济已获得裁决，它只是基于权利人的自由处分权，将判决确定的权利实现方式进行变通，属于权利人对其部分权利的放弃，并未超出原裁判所确认的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范围，尚未形成新的法律关系。根据既判力效力，“一旦终局判决使之在诉讼程序中失去以不服声明方法被撤销的可能性而被确定,就成为最终解决纠纷的判断。它不但拘束双方当事人服从该判断的内容,使之不得重复提出同一争执,同时法院当然也必须尊重国家自己所作出的判断,即使是把同一事项再次作为问题在诉讼中提出时,也应以该判断为基础衡量当事人之间的关系。”1根据现代民事诉讼法“一事不再理”原则，对当事人而言，“一诉已经提起或正在诉讼中,该诉就不得再次提起。同一诉讼案件禁止重复起诉,不限于同一法院起诉的情形,向其他法院重复起诉亦受禁止。”对法院而言，“对一诉已经作出了终局判决,不得再次提起或重新审判。”2概言之，一般情形下，受既判力和“一事不再理”原则限制，不能就该和解协议再次起诉或申请支付令。然而，执行前和解协议具有中断申请执行期限的效果，且原裁判的法律效力并未因此而遮断，因而，此后二年内债权人有权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原生效裁判。

（2）在债权人因案外人承诺对债务人的债务提供担保或共同清偿而放弃部分债权或同意延期履行的情形下，对当事人就该和解协议提起的支付令申请或起诉，应予以受理，且对债权人关于强制执行原生效裁判的申请，也应予以受理。

该情形下，在案外人与债权人之间形成了担保法律关系或并存债务承担法律关系，该新法律关系与原裁判确认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属同“一事”，不受“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限制。就既判力而言，从主观上看，既判力原则上作用于前诉中得到程序保障的当事人以及具有当事人地位的人，后加入进来的债务担保人或债务承担人应不受前裁判既判力的作用；从客观上看，既判力原则上只限于已经裁判的实体法律关系，后形成的债务担保或债务承担法律关系应不受前裁判既判力的约束；从时间上看，我国一般以法庭审理终结 作为判决既判力的基准时间，作为后形成的债务担保或债务承担法律关系形成于前审理程序终结后，应不受其裁判既判力的约束。该情形下，债务担保人或债务承担人承担连带责任，其与原债务人任何一人的完全清偿将使债消灭，也不存在双重赔偿的困惑。因而，该情形下对和解协议的审理不存在障碍。但基于原裁判既判力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限制，法院的审理应以生效裁判文

3原生效裁判的书作为事实基础，不再对当事人间原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审理。

法律效力并未因和解协议而被遮断，因而，对债权人关于强制执行原生效裁判的申请，理应受理。

（3）在申请执行期限经过后当事人达成执行前和解协议的情形下，对当事人就该和解协议提起的支付令申请或起诉，应予以受理。

经裁判确认的债权已无执行力，得不到强制执行的保障，等同自然债权。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应视为债务人放弃执行期限的抗辩，就该只具有自然债权性质的债权与债权人形成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该新债权享有完全债权的全部效力：请求力、受领力、执行力。该债权债务关系与原裁判确认的权利义务关系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不属于同“一事”。允许债权人起诉或申请支付令，既无原裁判既判力和“一事不再理”原则限制的障碍，也不存在双重赔偿的困惑，还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生效法律文书所

确定的给付事项超过申请执行期限后又重新就其中的部分给付内容达成新的协议的应否立案的批复》的精神。

（二）对于执行前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债权人反悔引起的纠纷

对于执行前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后债权人反悔再申请强制执行原裁判的，只要申请执行期限未届满，人民法院应予以受理，因为执行前和解协议不具有程序法上的效果，对原裁判无遮断作用。但是，受理后，经司法审查发现，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基于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人民法院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第８７条之规定，作执行结案处理。

结语

对执行前和解协议的效力应具体情形具体分析。一般情形下，执行前和解协议仅是履行生效裁判文书，不具有独立性，不构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就和解协议另行提起诉讼，只有在生效的裁判确定的债权成为自然债权或在债权人因案外人承诺对债务人的债务提供担保或共同清偿而放弃部分债权或同意延期履行的情形下，和解协议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事人才可以就和解协议另行起诉。

注释： 1 [日]兼子

篇6：关于法院如何促成执行和解的问题

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是法院在执行和解中的一项重要工作。然而，从实践来看，这一工作定位往往出现偏差，明显的是“带有浓厚行政命令色彩的将未履行完毕的执行和解作为结案方式的做法，使执行员对执行和解协议真实性和有效性的关注转移到了执行和解协议达成的本身。易言之，执行和解成了结案目的，而能否真正实现债权不再是执行员关心的问题”,了完成结案考核的目标，法院执行公权力的指向对象不再是债务人，反倒是债权人，想法设法要求债权人做出让步，与对方达成和解协议。债权人不愿意让步的，便以将不积极执行或者今后难以执行到位为借口，强制债权人接受某一和解方案。

这样的做法一方面使当事人产生了合理怀疑，严重影响了法院的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另一方面也是以公权压制私权，侵害了执行和解的私法基础。作者认为，法院在促成和解时，从保障当事人私权出发，应当严格遵照以下两点要求：一是要向当事人进行释明并记入笔录。释明的内容主要包括执行和解的性质、和解协议的内容、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法律后果以及恢复执行的申请期限。特别是应向当事人明确一旦债务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债权人只能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并且，申请恢复执行原法律文书，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申请执行期限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止，其期限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避免当事人因为不了解法律规定而丧失权利救济的可能。

二是要严格限定法院介入当事人和解的方式。法院在执行中主动提出和解方案是不合适的。哪怕这一方案确实符合客观实际且有利于最大可能地实现债权人利益，但鉴于执行权的强制性和法院对执行工作的垄断性，难免会对当事人产生一定的心理压迫，继而影响当事人的独立判断。因此，法院在执行和解中仅可以为以下三类介入行为：一是征询当事人有无进行和解的意向。一旦有一方当事人不愿和解的，就应当避开和解程序;二是传递和解信息。在实践中，有些当事人出于种种考虑不愿和对方发生直接联系或者无法有效联系对方的，法院可以充当“二传手”，为双方传递和解信息。这样的传递活动未添加法院的意见，不会影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是在具体传递活动中，法院应明确告知当事人此类和解信息仅是对方意见，与法院无关，避免当事人产生误解;三是债权人要求法院提出和解方案的。有时，债权人会主动要求法院向其或者债务人提供一定的和解方案以供参考。考虑到债权人有权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此时，法院可以提供切实可行的和解方案供当事人参考。但这种方案必须经债权人最终认可，以符合意思自治原则和处分原则。同时，考虑到双方在执行中的地位不平等，为避免合理怀疑，仅有债务人一方要求法院提供和解方案时，应不予准许

执行和解如何在执行工作中体现

2011年03月29日19:35 东方法眼葛兴忠235人次浏览 评论0条字号:T|T 核心提示：在执行案件中，执行和解的结案方式常常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已越来越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和作用，被人们所认可和推崇。在当今法制中国，和谐司法，以

在执行案件中，执行和解的结案方式常常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已越来越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和作用，被人们所认可和推崇。在当今法制中国，和谐司法，以人为本，公正司法的理念下，执行和解对提高案件执结率，降低执行成本，节约司法资源，保护合法权益，调节人际关系，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真正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具有其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现就结合自己从事执行工作方面的经验和体会，现就如何把执行和解的理念贯穿到执行过程中去，谈谈个人的初浅观点和看法。

一、把牢固树立执行和解的理念贯穿到执行过程中去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执行和解理念就是执行员搞好执行工作行动的指南，并贯穿于案件执行始终。一般申请执行的案件，执行起来大都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启动执行程序和执行措施，督促被执行人履行法律义务。作为执行员首先就要牢固树立执行和解的理念来促成双方当事人朝执行和解方向努力，不要有被执行人 在诉讼阶段未达成调解，未履行义务，到了执行阶段更难达成执行和解的模糊认识，而左右案件的执行思路。在实际执行工作中，有相当一大部分执行起来有难度的案件就是在执行和解的理念下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而结案的，靠这种结案方式每年约占百分之五十左右。

二、把执行和解离不开宣传教育的理念贯穿执行过程中去

在执行案件中，执行员要把执行和解离不开宣传教育的理念贯穿执行始终。执行员在执行有难度的案子时，一方面要向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宣讲执行和解的好处和弊端，让双方当事人接受执行和解这一理念，并取得双方当事人的理解支持配合，使对立的双方回归到执行和解轨道上来；另一 方面也要向双方当事人宣讲执行和解是在有理有度的基础上的和解，并不是申请执行人无原则性地让步，更不是一味地迁就被执行人。法院既要维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也要考虑被执行人的客观实际情况和履行能力，统筹兼顾，寻求双方当事人都能接受的“临界点”来促成执行和解达成结案目的。

三、把执行员在执行和解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理念贯穿到执行过程中去

执行员在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执行和解过程中，既是组织者、参与者，协调者，更是谋划者，指挥者。执行员对需执行的案件能否顺利执结，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什么同样是一件案子，不 同的执行员会有不同的执行效果。有的老是执行不动，结不了案，有的却快速执结，案结事了。可见执行员在执行和解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不仅要求执行员有过硬的业务技能素质，职业道德素养，丰富的执行工作经验，娴熟的执行艺术和方法，而且最主要的是会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诚待人，掌握当事人的心里动态，抓住执行和解过程中的火候和时机，执行员要果断决策，求同存异，驾驭执行和解全局，充分发挥总指挥作用，力促双方达成执行和解。

四、把执行和解离不开执行联动机制的理念贯穿到执行过程中去

在执行过程中，对无执行能力，对抗情绪大，有影响的督办案件，应采取执行联动机制。如通过新闻媒体曝光、限制高消费、启动征信系统，取得政府、人大、政协支持，并与乡、社区、村等基层组织协调配合，发动当事人亲戚朋友做好被执行人的思想转化工作，依靠社会舆论压力，上级部门干预督办，亲朋好友规劝解难支助，多方联动形成合力，促成执行和解。有当事人自己履行义务的，也有靠当事人的亲戚朋友出面支助履行义务而结案的。

五、把执行和解离不开强制执行的理念贯穿执行过程中去

强制执行是执行过程中 被执行人拒不履行义务而采取的一种强制性手段，通过查封、扣押、冻结、拍卖、拘留、限制出境等方式来迫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使执行工作由被动变主动，使被执行人由躲避到自觉来履行义务，在执行和解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从大量的执行案件来看，强制执行的确能起到震慑被执行人的作用，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立竿见影的效果，为案件的快速和解执结功不可没。从这几年案件的执结方式来看，靠强制执行结案的每年约占百分三十左右。

六、把执行和解离不开司法救助机制的理念贯穿到执行中去

在执行案件中，交通事故等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执行过程中往往会碰到个别双方当事人都是特困群体，弱势群体，由于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维护，案子陷入僵局。矛盾纠纷化解不了，申请执行人就会上访、缠访、闹访，甚至做出过激的行为或事端，往往极易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怎么办？法院这就要靠争取的司法救助基金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当事人在经济上予以一定范围内的救助，缓解当事人的燃眉之急，安抚当事人，平息矛盾纠纷激化，甚至有的案子靠司法救助基金达成执行和解而结案，每年这类案件约占百分之五左右。

执行中的调解在促进司法和谐中的作用

司法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和谐执行则是搞好和谐司法的重头戏,因为法院审判工作的归宿是执行,执行工作的成败,直接关系着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否能够最终得到保护,直接关系着法律尊严和法院形象。因此，和谐执行的关键是在执行的方式、方法上，执行过程中的调解就是和谐执行的重要方法。笔者在执行工作岗位八年，时刻坚持司法为民的理念，为解决执行难的问题，努力研究执行中的方式、方法。八年来用调解的方法执结案件700余件，双方当事人的满意率100%，真正实现“案结事了”。现就执行中的调解在促进司法和谐中的作用谈点粗浅认识。

一、调解的重要性

自古以来就有“以和为贵”的传统思想，矛盾发生后请出一位中间人从中斡旋，调解解决问题，这一民族传统延续至今。在执行方式中最具体的体现就是尽力促成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与民间调解方式不同的是，此时中间人的角色是由法院执行人员来担任的。这一方式在执行工作中经常用应，它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互谅互让，共同达成和解，既节约了司法资源，又有利于迅速结案。我们从一下几点加深对调解的认识。

（一）、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或者其他社会组织的主持下，争议各方就民事权益进行平等协商，达成协议，从而解决纠纷。它符合中国主流哲学“天人合人”的思想，以“和谐”为其基础和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中国民间司法程序主导性的纠纷解决手段，具有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和纠纷处理策略的正当性，是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宝贵经验和优良历史传统。

（二）、诉讼调解。诉讼调解是我国重要的诉讼制度，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根据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以及刑事自诉案件，都可以适用调解的方式解决，对有些案件而言，调解是必经程序。调解具有解决纠纷的独特优势：首先，调解让诉讼更加“人性化”。调解强调当事人的积极参与，通过当事人自愿协商使整个诉讼过程当事人都非常清楚，容易理解和接受。其次，调解可以有效降低诉讼的对抗性。调解强调当事人之间的友好协商和妥协，促进当事人之间互谅互让和友好合作。大大降低和弱化了当事人之间的对抗性。再有，调解更符合诉讼效益的要求。调解具有简便、高效、经济的特点，调解方式灵活，能减轻当事人的诉讼负担，也能节约司法资源。2004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一重要的司法解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诉讼调解制度，加大了诉讼调解的力度，符合司法为民要求，也适应了我国经济与全面协商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三）、执行过程中调解的重要性。执行中的调解应引起各级法院领导和法律专家的高度重视，因为民事案的件执行是《民事诉讼法》中的重要程序，调解既然适应审理阶段，同祥也应适用执行阶段，案件是否真正意义上的“案结事了”，直接关糸到审判的效果，同时也是体现司法是否和谐重要标志。因此，执行中的调解意义非常重要，既可节省司法资源，又可减少暴力抗法事件的发生；既可化解矛盾，又可预防矛盾的升级；既可达到法律效果，又可实现社会效果，是促进司法和谐的重要途征。

笔者列举执行中的一个小案例：孙某是山东省诸城市某村一83岁的老人，膝下有两子两女。因两个儿子不赡养，老人于2003年将其两个儿子告上法庭。法院判决两个儿子每人每年给付孙某小麦200斤，玉米100斤，大豆、花生各20斤，日常生活费用60元，于每年3月30日前履行完毕；住所由两个儿子轮流提供，每人一年。在前三年执行工作中，执行人员虽然做了很多工作，并且动用了强制措施，部分钱物也都执行到位，但孙某住所仍然无法解决。由于采取了强制措施，更加激化了母子间的矛盾。二儿子为逃避执行，同妻子办了离婚手续。大儿子也扬言，他丢不起人，如果法院再强制，他就不活了，要同其母亲一起死。

该案在本村及周边村影响很大。执行人员在对案件分析后，认识到这种家庭纠纷仅靠强制执行只能治表，不能治本，如果不改进执行中的方式、方法，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同时，给社会带来了不和谐因素，当事人及知情者对法院的抵触情绪会更大。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赡养案，必须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尽全力化解其母子之间、婆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

在此基础上，执行人员先后到孙某子女所在的三个村、四个家庭进行调解十几次，并请村委会、家族有威望的老人、被执行人的朋友等社会力量协助做工作。最终，两个儿子、儿媳终于叫了妈，四个家庭又传出了幸福的笑声。

笔者认为，很多案件，在执行中虽然穷尽各种强制措施，但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而通过调解，有利于案件执结。既达到了法律效果，又实现了社会效果，从而促进了司法和谐。

二、执行中调解的误区

执行中的调解,是执行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而不是一种结案方式。基层法院执结的案件中，自动履行的占60%以上，这些自动履行的案件，都是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的结果。所以执行中的调解现已被执行人员所采用，并取得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仍有少部分人员产生已下误区：

（一）执行概念上的误区。执行是强制执行的简称，是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制义务人履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以及其他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的执法活动。从这一概念中，有些人产生的误区是进入执行程序就应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如果采用调解、和解的方法就不能使用强制执行这一概念。另外，即将出台的《强制执行法》，也没有关于调解的条文。

（二）理解上的误区。有些人认为，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就应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直接强制被执行人履行义务，调解是审理的事，与执行没有关系，很多调解书被告都不履行，执行再调解没有意义，况且执行程序没有调解的条款，执行中调解没有法律依据。但很多判决书、调解书是双方当事人想互的履行义务，如果申请执行人未履行自己的义务，强制执行被执行人，既不合法，又不合理。只有通过调解让其双方各自履行义务才是公平的。

还有的认为和谐与执行是对立的，既然和谐执行就不能使用强制措施。确忽视了强制执行与司法和谐是辩证统一的，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强制执行是促进司法和谐的一种手段，根据案件不同情况采取平和或强制的执行方法，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司法和谐。

三、执行中调解要有规范性

执行中的调解不同于审判调解，执行依照的是生效的法律文书，如何规范执行中调解，防止不安法律文书的违法调解，乱调解，强制调解等行为的发生是执行人员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促进司法和谐，笔者认为执行中的调解要从以下方面规范。

（一）执行中的调解应贯穿整个执行程序的全过程。即从送达、开庭、采取强制措施前、中、后，到结案的每个环节。

1、开庭前的调解，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试探性调解，了解其双方当事人的关系和经济状况，有针对性的做好说服工作，2、开庭调解，要根据案件的不同类型，纠纷的性质，当事人的心理状态，执行标的额的大小等，以灵活的调解方法进行调解，可以进行一次，也可以进行多次调解。

3、上门调解，很多被执行人因到外地打工，无法安时到庭，对这类当事人不能统归“老赖”。如果执行人员上门找其家人说明利害，其家人也能履行被执行人的义务。

4、强制中的调解，很多被执行人心存侥幸，对执行人员苦口婆心的调解不予理解或对执行调解达成和解协议持怀疑态度。执行人员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有的执行人员存在一拘了之的现象，确忽视趁热打铁的时机，这时的调解效果会更明显。

（二）引进社会主体协助的执行调解。执行中的调解不能仅限于执行人员进行的调解，在某此案件上，双方当事人对协助主体的信任程度高，取得的效果明显。1基层村民组织参与调解。对于涉及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案件，基层村民组织对于纠纷的原因状况最为熟悉，执行人员邀请村委会组织人员一同进行调解，说理性强，当事人信服，案件能够很快执结；2司法所参与调解。一部分案件在审理前后，已经由乡镇司法所进行过调解，司法所工作人员对发生纠纷的根源了解的更透彻，能够协助执行人员迅速找准调解的切入点，增大了执行案件调解的成功率；3专业人员参与调解。对于涉及专业性较强的案件，邀请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的专业人员协助调解工作。如建设工程承包类合同案件中，因涉及招投标、施工设计、地质勘察、地基处理、工程验收等专业性问题。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中，因涉及国土资源部出台的多个政策适用，执行人员邀请专业人员到庭对当事人进行调解，使双方当事人心中有数，能促进双方进快达成协议。

四、执行中的调解要有艺术

要做好民事案件执行中的调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执行人员在执行案件中如何调解，调解的方法是否有艺术，所起到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是否统一，是执行中调解结案的关建。笔者结合执行工作实践，就执行中如何调解谈一下几点，仅供参考。

（一）“五结合”调解法。即面对面与背靠背调解相结合，集中与个别调解相结合，公开与保密调解相结合，部分与全部调解相结合，执行人员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尽管面对面地调解，能够更加有效的观察和了解当事人的纷争，有针对性的进行调解。但有些当事人面对面地调解只会增加对立情绪。此时，适当的分头做当事人的工作，有利于执行调解的开展。有些案件的当事人基于工作或者个人隐私等原因，可能不方便坐下来调解，执行人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个别调解的方式。还有些案件当事人信服社会上的力量，执行人员可以根据案件的情况邀请社会上的力量，参与执行中的调解。总之，只要有利于执行过程中的调解，在合法的前提下，执行人员可以灵活的掌握调解的方式。

（二）引导调解法。实践中，许多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是因为对事实判断和法律适用存在模糊认识，很多申请执行人只注重法律文书的结果，不了解或不管被执行人是否有偿还能力，总认为官司是在法院打的，法院就应当执行完相应的结果。对这类纠纷，执行人员可通过行使释明权引导当事人进行调解。客观、公正地讲清各方各自在案件处理上所处的地位和处境，使各方对对方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基本的把握，特别是在一些企业改制过程中的纠纷，当事人往往因为对法律产生不同的认识而闹的很僵，这就需要执行人员进行释明并说明调解的意义和益处。征询各方对案件调解的具体意见，从而了解和掌握其差距何在、分歧何在和症结何在，有针对性地对各方进行案件事实认识上的阐述工作和法律角度的释法工作，从而反复征询各方调解意见。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拿出比较可行而又具体的执行方案。需要注意的是，执行人员要注意正确处理保持中立执行引导的关系，防止当事人对执行人员的行为产生“合理的怀疑”，影响执行中的调解效果。

（三）把握时机调解法。调解工作可依法贯穿于执行的全过程，因此，调解艺术也就贯穿于调解过程的始终，掌握调解时机，把握好调解脉搏是提高和解率的关键。在执行调解时往往是这样，一是申请人以法律文书为依据，态度强硬，不依不饶；二是被执行人沉默寡言，竭力掩饰自己，对执行中调解的反映不强烈，“以静制动”企图尽量少受损失。因此，这就要求执行人员从案件接收开始就要全面搜寻与双方当事人有关的“信息”，掌握双方的实底，做到心中有数，还要对调解中由于当事人言辞过激等原因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及时作出客观评断，化解冲突，适时调解，以达到和解目的。

（四）“情感理解”调解法。执行中调解工作是使双方当事人接受执行人员的观点，是一个潜移默化、逐渐渗透的过程。执行民事纠纷案件的调解，既要依生效的法律文书为依据，又要充分考虑当事人的情感，特别是婚姻家庭、相邻关系、交通事故等案件，由于当事人主观上的认识常常与案件客观真实之间存在着差异，当事人在最初接受执行中调解时往往心理不平衡，特别是受到损害一方，心理更不平衡。因此，执行人员在做调解工作时首先要对当事人的冤诉耐心倾听，让其将愤懑彻底宣泄，再给予充分理解，使其在心理上得到安慰和解脱。然后引导当事人站在法律与现实的角度去认识问题，并形成对案件客观合法合理的处理意见，促使双方冰释纠纷，想互理解、想互量解，最终促成和解。

（五）“心理学”调解法。执行人员除了要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外，还应掌握社会“心理学”，要善于掌握当事人心理活动的一般规律，根据执行案件纠纷的不同性质和内容，以及不同当事人的个性特点和心理状态，选择适当的方法、技巧和策略，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执行中的调解，当事人往往各说各的理，各强调对自己有利一面，而回避对自己不利的一面，这是共性心理。但当事人自身由于文化水平、个人性格、生活环境的不同，又有各自的特点，有的比较讲道理，不作过分要求；有的强词夺理，得寸进尺；有的重体面、声誉，不重物质的得失，打官司只为争口气等等，由此其对是非的认识、对应承担责任的态度等各不相同。因此，执行人员在进行调解工作前，要尽可能对当事人的脾气、性格、心理等进行了解，做到心中有数，结合案情，摸准当事人的心理状态，针对其心理特点，区分不同对象，有的放矢开展思想工作，切忌不分对象，方法单一，否则会事倍功半。

五、在促进司法和谐中的作用

胡锦涛总书记对和谐社会的内涵进行了阐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胡总书记高度概括了社会和谐的涵义，并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提高到历史性的地位。据此，司法作为保障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重要社会活动，其中的和谐可包括狭义和广义上的两重含义。狭义上的司法和谐，指的是司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或解决矛盾冲突时，应当遵循的一种原则，以及所要达到的法律、社会和政治效果。它要求在保证司法程序的正当公开的同时，还要考虑司法结果的合法合理，而防止矛盾冲突进一步升级或演变，做到司法权力的个体和谐。笔者认为执行中的调解在促进司法和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执行中的调解在实现法律效果上所起到的作用。法律效果是通过法院的执法活动对社会生活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衡量法律效果如何，主要看法律作用的结果能否达到法律的预期目标。执行中通过调解的方法，使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化干戈为玉帛，化解矛盾，自动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实现“案结事了”，只要“案结事了”也就达到了法律效果。

（二）执行中的调解在实现社会效果上所起到的作用。社会效果是通过法院的审判和执行活动，使法的本质特征得以体现，法的秩序、自由、正义、效益等基本价值得以实现，从而使执法的结果得到社会的公认。生效的法律文书多数是通过执行工作达到社会效果，有些案件，因未先作好调解和思想工作，直接采取强制措施,导致爆力抗法的事件时有发生，同时也激化了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因执行而成为冤家，不但未达社会效果，人为地造成执行难的问题。

（三）执行中的调解是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都依赖于法院的执法活动得以现实，法院的执法活动是展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平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是统一的，互为因果关系和互相包含的。因为社会效果即法的价值的实现，是立法的依据和驱动力，法律效果的实现，导致法的价值即社会效果的实现。因此，一个好的执行结果既要有良好的社会效果，同时也应该有良好的法律效果。正如肖扬院长所说的，损害法律效果的社会效果，实际上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也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真正拥护和支持。

执行中的调解就是人民群众真正拥护和支持的，因调解把强制执行上升到“人性化执行”，既能体现执行人员的素质，又能体现执行队伍的作风，还能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的基本要求，也有利促进司法和谐。

笔者以上与大家共同探讨是，在执行过程中应注重调解。用调解的方法提高案件的执结率，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解决人为造成执行难的问题，从而促进司法和谐。作者单位：山东省诸城市人民法院

几年来，人民法院在进行执行工作的过程中，运用调解的方式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并履行兑现，从而执结了相当大部分的执行案件，这就是平常所说的执行和解。执行和解一般均能做到案结事了、争纷平息，并能促成当事人和好、促进社会和谐，达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有机统一的良好效果，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有些同志提出：执行和解改变了原生效裁判文书所确定权利义务的内容，损害了人民法院审判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笔者不赞同此观点，并且认为：执行和解是对审判的进一步完善，对审判具有完美的弥补功能，执行和解更利于维护审判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一、执行和解的概述

执行和解是人民法院在进行执行工作的过程中，执行申请人与被执行人自发或者由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就变更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权利义务进行充分的协商并自愿达成一致的和解协议，义务人并完全如约履行义务，从而终结该案的执行程序；否则恢复据以执行法律文书的执行的民事活动。

执行和解是实践性合同，这就是执行和解的性质。执行和解是以义务人【被执行人】完全如约履行义务为构成要件，若义务人不能如约完全履行义务或在义务人完全履行约定义务之前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反悔，则执行和解不成就，此时恢复据以执行法律文书的执行。反之，义务人完全如约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所确定的义务后【如：有金钱给付义务的被执行人到人民法院兑现清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义务后】，执行和解成就，此时任何一方反悔均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这里主要是限定执行申请人在义务人完全履行约定义务之后，如无特殊情况及正当理由不得反悔，这就是执行和解的特殊性。因为执行和解协议，通常是由于被执行人欠缺履行能力或无履行能力，执行申请人作出让步即放弃了部分权利从而使双方达成的协商一致。被执行人据此而通过借债等途径努力履行兑现，当被执行人好不容易履行了约定义务，若此时执行申请人反悔，则一是造成被执行人心理压力及极大的反感；二是造成已达成的和解协议无其基本的严肃性；三是有可能造成放任执行申请人为达到其目的而无限地反悔，使和解毫无意义。

执行和解的特征：一是申请人与被执行人自发协商或者由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二是双方当事人就变更执行依据所确定的权利义务自愿达成和解协议，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对自已的权利义务的自由处分，该处分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是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不必然构成执行和解，只有义务人完全如约履行和解协议确定的义务时，执行和解才能成就。四是执行和解成就则视为据以执行法律文书已执行完毕，该案的执行程序终结。对权利人已放弃的部分权利，其不得再行使主张权。

二、执行和解有利于申请执行人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权利

所谓执行和解，其实就是在案件执行不能或难以执行的情形之下，申请执行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权利，从而自愿放弃部分权利，因此与被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被执行人由此自觉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的义务的活动。在有给付义务的执行案件【尤其是多年执行不能的案件】中，通常是被执行人欠缺履行能力或者无履行能力，申请执行人在据以执行法律文书确定其权利的基础上自愿放弃部分权利【如债务利息】，从而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由此，被执行人更愿意履行赔偿义务，乃是举新债还旧债也是情愿之中。例如：在笔者参与执行的韦某某与韦某交通肇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中，该案发生于十年前，案发中造成执行申请人韦某某的丈夫死亡、乘客中多人受伤及被执行人车辆报废等重大损失，被执行人韦某因此被判刑。被执行人韦某刑满释放后外出打工以维持生活，十年来其经济状况是一贫如洗，因此无力履行该案75000元的赔偿义务。笔者等人在对该案进行执行的过程中，经过多方的思想动员工作后，被执行人韦某的胞弟及母亲表示愿意在可接受的限度内代被执行人韦某履行赔偿义务，因而申请执行人自愿作出极大的让步。最终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即被执行人韦某一次性兑现清赔偿款45000元，申请执行人韦某某放弃30000元赔偿款及十年间的债务利息。然后被执行人韦某的胞弟及母亲遂代其履行该项赔偿义务，执行和解成就，双方握手言和，对此，双方当事人均十分满意。在具有行为履行的执行案件中，如违章建房案需拆房还地。若能促成申请执行人以给付被执行人一定的拆迁费等方式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则有可能促成被执行人自行拆房，至少将会在拆除违章建房的执行工作过程中更为顺利。因此，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促成执行和解，更有利于申请执行人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权利。

三、执行和解不涉及审判

执行和解对审判具有进一步完善和弥补的作用，但执行和解不是审判的延伸，其与审执分离的要求没有矛盾。首先，在进行执行和解的全过程中，没有启动任何的审判程序。执行和解协议是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自发协商或者由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而达成的。在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的过程中，作为组织者的执行法官可为当事人对案情作适当的分析、指出案情与各当事人的利害关系并作适宜的调解工作，但不作质证、认证等工作，当事人协商不成则执行法官亦不作进一步的处理。其次，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双方当事人对其权利义务的自由处分。在不损害国家、集体及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当事人有权对其享有的权益进行自由的处分，包括对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已有民事权利的处分。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当然包括执行阶段】都可以通过和解的形式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或诉讼权利。执行和解协议自然改变了据以执行法律文书所确定权利义务的内容，但这是当事人的有权处分行为。再次，执行和解协议不代替据以执行法律文书，执行和解协议永远不成为执行依据。执行和解协议与审判阶段的调解协议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概念。

综上所述，执行和解不涉及审判。

四、执行和解对审判的进一步完善及弥补功能

人民法院在进行审判活动的过程当中，难免时有存在程序上不完善之处、偶有违法调解、也有裁判不公、还有漏判错判等。对此，当事人有的不知情，有的明知仍不愿通过上诉、申诉等途径解决，最终案件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并进入执行程序。因而在执行过程中，很有可能发生被执行人以此为由规避执行，拒不履行，甚至武力抗法的现象。执行法官在对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进行审查的过程中，当发现案件在审判中存在程序违法、裁判不公等现象时，一般有三种解决的途径和办法。一是动员当事人申诉申请再审，但大部分当事人不愿申诉。对于申请执行人而言，如果已生效法律文书对其有利，则其当然不会申诉；或者生效法律文书的结果与其理想中的公正值相接近时，其也不愿意申诉；甚至其虽觉得裁判不公，但其权益已得到部分保护，其也不愿再花时间、花精力、甚至花费用去争取另一部分权益。对于被执行人而言，如果生效法律文书对其有利，则其当然也不会申诉；如果生效法律文书存在瑕疵而又对其不利，则其就势以此为由规避执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因此其也不会申诉。而不管是申请执行人还是被执行人，除了裁判结果对其十分不利之外，很少有人因为审判过程中出现程序不合法而提出申诉。二是建议院长提起再审。但是，案件一进入再审程序则很有可能给当事人造成诉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浪费审判资源。三是引导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并促成执行和解，以达到平息纷争、案结事了。笔者认为，执行和解才是上策。例如：某法院在申请执行人为某镇116农户与被执行人为某乡农业技术推广站销售伪劣化肥纠纷案。该案发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当时某乡农业技术推广站无法人资格，其经营化肥活动的方式为承包经营、自负盈亏。因该推广站出售给某镇116农户的一批化肥是伪劣产品，116农户遂以该推广站为被告诉至某法院。某法院经审理，认定因推广站销售给116农户伪劣化肥从而造成116农户当年所种的玉米减产，由此判决该推广站赔偿116农户玉米减产损失及购买化肥的损失共计近120000元。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无上诉及申诉，该案于当年进入执行程序。某法院在对该案进行执行时，被执行人某乡农业技术推广站已调配新站长及新站员，该推广站存有的化肥、农药、种子均属新站员自负盈亏、承包经营的产品，该推广站仅有的一栋房子属国有资产，由此，该案的执行工作进入僵局。针对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出现程序和实体上的问题，执行法官曾引导当事人申请再审，但因申请执行人胜诉、判决对其有利，其不申诉。而对于被执行人而言，原站员已调走，该案的履行兑现与新站员无关，其推广站无可供执行财产，因此其不会申诉。该案因此被拖延下来，不料这一拖就是十七年。这十七年间，申请执行人也曾经信访等途径寻求解决的办法，但均因找不到执行突破口而无从执行。直到今年初开展反规避执行活动中，执行法官多次找到涉案推广站的上级主管部门即县农业局的领导及案发时该推广站承包经营的站员进行说法动员工作，商讨执行方案，落实履行兑现工作。最终农业局领导承认该局对该案负有责任，该推广站原站长韦某某【案发时在该站承包经营】愿意在其可承受的能力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执行法官在做申请执行人116农户代表的思想动员工作中，116农户代表承认该案件在审理过程中，评估部门对农户的玉米减产损失的确是估价过高；人民法院在判决被执行人赔偿116农户玉米减产损失的同时判决被执行人赔偿116农户因购买伪劣化肥的损失，属重复赔偿。在此基础上，该案执行法院追加原推广站站长韦某某为被执行人，并组织韦某某与116农户代表进行协商，最终达成韦某某赔偿116农户63000元的执行和解协议，韦某某及时履行赔偿义务，执行和解成就。对此，该案各方当事人都十分满意，特别是116农户对人民法院更是感激不尽，他们给该案的执行法院赠送锦旗及感谢信以表感激之情。该案的圆满执结及时化解了一群体事件的发生，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当地党委政府对人民法院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及高度的评价。

由此可见，执行和解与起动再审程序相比，更能减少和避免当事人产生诉累；更能减少人民法院诉讼成本的投资；更能平息纠纷、促进和谐。

五、执行和解更有利于案结事了、平息纷争、促进和谐

例如：笔者在参与农某某与兰某健康权纠纷一案的执行工作中，被执行人兰某因宅基地及责任地的分配问题与胞弟纠结多年，在一次争吵中，被执行人失手打伤其弟媳即申请执行人农某某，农某某因此花费医疗费用5000多元。由于双方积怨太深，案发后兄弟间未能达成谅解，该案经人民法院审理，兰某被判赔5000多元。在该案申请执行期限届满前，农某某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兰某拒不履行，人民法院通过对被执行人兰某采取拘留措施后，兰某仍表示不履行赔偿义务。后经执行法官做当事人的思想教育工作后，申请执行人农某某表示： 兰某是大哥，长兄为父，利刀割不断流水，只要兰某象征性地给予赔偿，则兄弟情还在。鉴于农某某如此宽宏大量的态度，被执行人兰某亦承认错误，其子女也表示愿意代父履行赔偿义务，最后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兰某的子女并代父履行赔偿500元的义务。该案因此和解执结，双方当事人也言归于好，偕大欢喜。

执行和解还有利于破解执行难问题。从本文所举案例中不难看出：如果人民法院一味地强制执行，则很难执行到位，而执行期间过长则当事人将会产生厌烦心理，最终造成执行难的恶性循环。执行和解将会使得更多的执行难案迎刃而解，以笔者所在法院2011年上半年执结的执行案为例，该院2011年上半年受理执行案103件，已执结99件，已结案件中执行和解占百分之九十六以上。正所谓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有所舍弃才能有所收获，执行和解为当事人带来实惠的同时，也能给人民法院破解执行难问题带来一线光明。

其实，执行和解并不难，只要我们能够拓开思路，找准案件的平衡点即双方当事人可接受的利益均衡点，把准和解的突破口，只要我们能够多做一些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就有希望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而当事人也是通情达理的，当事人对案经诉讼再经执行，也觉诉讼缠身是一件烦劳事，当事人也情愿达成和解、了结心事、和谐相处，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创造更多的财富。我们在审理和执行每一案件当中，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为了维护公平正义、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了平争息诉、案结事了、构建和谐。但愿我们能以执行和解的方式执结更多的执行案件，但愿执行和解能为维护审判的权威性和法律的严肃性发挥更大的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当前，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必须立足于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着眼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去思考和做好执行工作，在执行工作中加强执行和解，发挥执行和解的积极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近年来，法院执行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但“执行难”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难题。“执行难”如何解决，首先要靠法院自己，其次要靠全社会的力量。我们一定要更新执法理念，调整执行工作的指导思想，执行工作当然需要强制力，离开强制执行是不行的，但完全依靠强制执行也是万万不行的，必须充分发挥当事人的主体作用，落实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充分调动执行当事人的积极性，让执行当事人走到前台，加强执行和解，通过执行和解，推进执行工作全面发展。

全省各级法院执行法官要切实贯彻和把握执行和解原则，本着能和解则和解，多和解少强制执行的原则，在穷尽所有执行和解方法的情况下，再进行强制执行。要在做好自身工作的同时，善于依靠政治优势化解社会矛盾，执行工作要逐步社会化，要面向社会、依靠社会，发挥全社会的力量，依靠党的领导、人大监督和政府的支持，积极预防和及时化解纠纷。把执行和解工作作为落实司法为民宗旨的重要措施，把追求执行和解率的提高作为执行工作的重要价值取向，积极运用和解的方式开展执行工作，最大限度地消除和减少社会震荡，为吉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总之，各级法院执行局和广大执行法官不仅要着眼于社会稳定，更要着眼于社会和谐，转变思想观念，调整工作思路，改变工作方式，把工作目标从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到维护社会和谐，开创法院执行工作新局面。

■“和为贵”是执行工作中应大力提倡的新思路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蔡彰是全省法院执行和解工作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进者，谈到执行和解，他说：“法院执行工作要树立新的政绩观，不仅要看执行了多少案件，更要看是否化解了矛盾纠纷，是否理顺了当事人的情绪，是否继续了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否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是做好执行和解工作，通过执行和解，当事人相互协商，自动履行来执行案件。”

蔡彰说：“在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过程中，我们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大力加强诉讼调解和执行和解的工作部署进行了认真学习领会。做好执行和解工作既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要工作部署，又是实际工作中全面推进执行工作所必需。我们提出，‘和为贵’是民商事案件执行工作中应大力提倡的新思路，在执行工作中必须大力推进执行和解工作，达到案件执行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在这样一种思路的引领下，吉林高院从2003年起大力推进执行和解工作，增强执行和解能力，提高执行和解率。吉林高院党组成员、执行局长卢炳建在全省执行工作会议上强调，执行和解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是当事人自己处分自己的权利，自由协商解决执行问题，有利于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继续进行经济合作，有利于减少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对立情绪，有利于避免当事人的上访，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执行和解是落实司法为民宗旨的重要措施，特别是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执行和解工作更加重要。追求执行和解率的提高是执行工作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进程中，运用和解的方式开展执行工作，最大限度地消除和减少社会震荡，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各级法院执行局要切实把握和解原则，本着能和解则和解，多和解少强制执行的原则，在穷尽各种执行和解方法的情况下，再进行强制执行。

就此，吉林省各级法院执行和解工作蓬勃开展起来，并作为检验执行工作的重要指标进行考核。深圳特区发展财务公司申请执行吉林国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案，由于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权利上存在瑕疵，历经5年多时间，始终未能执结，成为吉林省执行案件中的“老大难”案件。对此，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蔡彰亲自过问案件的执行情况，执行局长卢炳建亲自参与研究案件执行方案，最后确定了加大执行和解力度，争取执行和解的工作思路。吉林高院执行局在监督此案时先后4次召开听证会，把双方当事人召集到一起，公开、透明地分析案件执行中的各种问题，经多次交换意见，2007年2月13日，终于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达成执行和解协议。2月25日，吉林省国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多方筹资，如约向深圳特区发展财务公司汇出第一笔执行款800万元，第二笔执行款1400万元也将于3月底前汇出，一起“执行难”案件执行和解。目前，执行和解在吉林省法院已是一种作风、一个方向，一种衡量考核工作的标准。

■能和解则和解，多和解少强制，在穷尽和解方法的情况下，再进行强制执行

能和解则和解，多和解少强制，在穷尽和解方法的情况下，再进行强制执行——这样的理念促使吉林全省法院执行系统千方百计加大执行和解工作力度，将执行和解贯穿于执行工作全过程。

从立案到结案始终立足执行和解来执行案件。申请执行人吉林省乾安县农业银行与被执行人高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标的额21万元，于2005年10月10日在乾安县法院执行局申请执行。借款人高某有工作，有工资收入，本人还有房屋等财物可供执行，如果在向其送达限期执行通知书后，其不自动履行，就采取扣工资、查封房屋、拍卖等强制措施，案件也会得到执行的，但那样做会给被执行人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损失，而且也会造成被执行人有抵触情绪，执行法官没有这样做。执行法官多次找其本人谈话，又通过电话沟通，以案释法，促使被执行人主动交出执行款2万元。之后，在其对剩余的款项仍拒不履行的情况下，还是立足于执行和解执行案件，动员被执行人单位的领导及其亲属做他的思想工作，被执行人深受感动，终于将21万元执行款全部交到法院，案件执行和解。

采取强制措施后仍然积极促成执行和解。申请执行人杨香玲与被执行人李某、张某（夫妻）人身伤害赔偿案件，执行过程中遇到重重阻力，4年内没有得到执行。白河林区基层法院执行局，于2006年5月13日对被执行人居住的房屋进行了公开搜查，限期搬迁；另一方面，仍然没有放弃执行和解，坚持不懈地做说服教育工作。最后，被执行人主动到法院履行法律义务，执行法官鉴于被执行人的实际困难，免收了被执行人的迟延履行金9000元。至此，这起长达4年的执行积案得到圆满执行。

执行监督环节也坚持做好执行和解工作。2006年7月18日，吉林高院执行局受理了案外人长春市融光物业有限公司提起的执行异议监督案件。这起案件的申请执行人是吉林中吉建筑装潢工程公司，被执行人是吉林宇田天王药业有限公司，执行标的额1000余万元。吉林高院执行局为又好又快地解决处理纠纷，经当事人同意主持执行和解，执行法官深入到案发地，到厂房实地查看并核实资产转让和资产添附情况，最后于2006年12月6日主持当事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被执行人吉林宇田天王药业有限公司30日内给付申请执行人人民币1000万元，并另行给付案外人长春市融光物业有限公司人民币750万元作为补偿。同时，长春市融光物业有限公司就此案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确认添附财产的诉讼，也以撤诉形式结案，各方皆大欢喜。■全省法院积极借助社会各种力量，形成合力，促进执行和解

在吉林省委和全省各地党委的重视支持下，吉林省委政法委及各市、州、县（市）、区委政法委牵头成立了“执行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协调有关部门，共同研究解决法院在执行工作中遇到的重大案件执行问题，促进执行和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10年前，原吉林省联合置业公司留下一座烂尾楼——金融大厦，流拍价5000余万元，却背有1.6亿多元债务，积重难返。案件执行中，吉林高院执行局依靠党委领导和政府支持，积极与吉林省政府沟通，在吉林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省建设厅用房产置换的方式接受金融大厦在建工程，最终案件执行和解，现已建设成吉林省政务中心，该政务中心已于2007年1月1日对群众实行窗口一站式服务。

全省法院积极借助社会各种力量，形成合力，促进执行和解。尹某姐妹3人被人称为“上访三姐妹”，她们自6年前就因为土地赔偿问题经常到省市和北京上访告状，2005年5月15日，三姐妹向磐石市法院执行局申请立案执行某村民委员会，要求村委会赔偿19800元。法院执行法官20多次去该地镇政府及村委会协调无果。2006年10月26日，磐石市法院执行局请市信访办、政法委、当地镇政府领导一起召开协调会，协商案件执行办法。最后，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由该镇政府自愿为被执行人村委会承担偿还赔偿款的义务。至此，这一纠缠6年的信访案件得以了结。

发挥统一领导、统一管理执行工作新体制的作用，合理配置执行资源，充分发挥系统合力，采取交叉执行、提级执行、合并执行等多种方式，做好执行和解工作。申请执行人马得山与被执行人某县15个乡镇工程款纠纷执行案，涉及到几百名农民工工资问题，但在当地难以执行。经吉林高院执行局指定，2006年1月6日由东丰县法院执行局执行此案。东丰法院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款项760万元，立即依法采取查封强制措施。之后，由院领导带队，奔波几百公里，与该县政府领导协调，当事人双方于2006年1月21日达成执行和解协议，2006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六），东丰县法院执行法官将与这15起案件相关联的几百名农民工的工资款609万元交付给了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马得山眼含着热泪说：“我代表几百名农民工兄弟，谢谢你们了，我们这下可以过个安稳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