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规执行

法律法规执行（精选十篇）

法律法规执行 篇1

有的法院依据《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二十四条[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 (二) ], 直接将被执行人配偶追加为被执行人, 客观上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 但是, 这种做法缺乏法律依据, 严重侵犯了被执行人配偶合法权益。

一、案例简介

A公司对B公司有生效判决确认的债权, 在强制执行阶段, A公司申请法院追加C个人为被执行人, 之后查明C个人名下无财产, A遂申请追加C的配偶D为被执行人并查封了D名下房产。D遂提出执行异议, 被驳回之后, 经复议上级法院撤销对D的追加裁定, 法院直接执行D名下的与C共有财产。

二、结合该案例进行法律分析

该执行法院认为, 依据婚姻法解释 (二) 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 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被执行人与其配偶对债权人负有共同债务, 因此, 可以追加追加C之妻D为被执行人。这一做法涉及的是:在民事强制执行阶段中, 能否直接将未被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承担义务的被执行人配偶追加为被执行人, 进而强制执行被执行人配偶的财产?

民事强制执行程序, 是债务人拒不履行民事生效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 债权人依法申请强制执行, 由法院执行部门运用公权力, 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实现债权人权利的法律活动。

在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裁判文书并未确定被执行人的配偶承担相关义务的情况下, 将被执行人的配偶追加为被执行人缺乏法律依据。

(一) 婚姻法司法解释的规定, 不是追加配偶为被执行人的法律依据。

《婚姻法》解释 (二) 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 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 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该条司法解释, 其实质是对诉讼中证明责任如何分配的规定。在诉讼阶段, 只是推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 该条后段明确规定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 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该条在法规性质上属于证明责任规范, 解决的是在诉讼程序中, 审查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时, 确认由谁承担举证不能的风险的问题。

执行生效裁判文书的民事执行程序, 必须依据生效裁判文书的内容, 禁止在执行程序中确定当事人的实体法律关系, 这也是审执分离原则的基本内涵, 不能仅依据证明责任规范直接追加被执行人。

(二) 直接对被执行人配偶的追加, 剥夺了其程序诉讼权利。

当事人在诉讼中依法享有答辩、质证、上诉等一系列程序性权利, 在执行程序中直接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被执行人则实际上剥夺了配偶的程序利益。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 这只是法律上的一种推定。

在执行程序中由执行机构直接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 从法律效果上看, 是不经过审判程序就直接确定被执行人配偶对债权人负有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给予被执行人配偶提出证据推翻法律推定的机会, 更没有给予被执行人配偶对此决定不服而寻求上级法院审查的途径, 严重侵害了被执行人配偶的合法权益。虽然有执行听证程序这一途径弥补不足, 但是执行听证程序无论是在严谨性和具体设置方面都无法与审判程序相提并论, 通过执行听证程序同样无法全面保护被执行人配偶应有的程序利益。

(三) 在不能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执行人的情况下, 如何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执行程序中虽然不应直接追加被执行人的配偶为被执行人以保护配偶的合法权益, 但是申请人仍然可以依法最大限度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1、在诉讼阶段直接列债务人配偶为被告

对被执行人的夫妻共同财产虽然可以采取执行措施, 但是程序繁琐, 最终只能就部分财产受偿, 不能全面的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笔者建议债权人在诉讼中应当主动将债务人配偶列为被告, 通过审判程序确定债务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 债务人配偶是否应承担债务。在债权人未将债务人配偶列为被告时, 法院应当行使阐明权, 告知债权人有权将债务人配偶列为被告, 如不列为被告在执行程序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但是基于私法自治原则, 法院不应主动追加债务人配偶为被告。

2、在执行阶段对夫妻共同财产直接执行

执行劳动法律法规情况自查报告 篇2

执行劳动法律法规情况自查报告

策勒县博斯坦乡小学

2013年4月7日策勒县博斯坦乡小学2012年度执行劳动法律法规情况自查报告

根据策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用人单位劳动用工备案和劳动用书面材料审查工作的通知”精神，我校对2012年度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进行了自查，现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学校落实职工劳动保障的情况

学校党支部，校务会高度重视并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具体采取了以下措施

1、制定内部劳动保障规章制度情况。我校根据县教育局的制定的“策勒县教育系统领导干部请销假制度”精神制定了“请销假制度”，“教职工月份综合工作打分考核标准”等制度，保护教职工的合法权益。

2、遵守动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情况。我校实行每天工作8小时，一周5天上班。休息2天的工作制度。根据县教育局的安排每年按时放寒暑假。

3、遵守女教职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的情况。根据国家女教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规定，我校管理规章制度中明确表示女教职工拥有产假休假的权利，依法保护了女教职工的合法权益，使女教职工特殊劳动保护规定得到落实。

4、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根据上级部门的统一安排我校全部教职工参加社会保险并按时交纳社会保险费。

5、遵守“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情况。我校严格遵守“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从来不使用童工。

总之，我校制定的的关于职工在人事、工资待遇、工作时间、法定休假、职业技能培训、健康保障等制度均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并能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落实。经自查认为我校在教职工劳动保障方面符合国家的要求。

策勒县博斯坦乡小学

法律法规执行 篇3

关键词：法律条款 民法 被执行人 债权

在执行程序里，除法律所禁止的以外，被执行人的财产均可以当作执行标的。被执行人财产中包括不动产、动产与其他产权，在对这些产权实施执行过程中，一定会涉及到第三人（即被执行人财产债务人），此第三人应该被置于何种地位，应当如何处理对其变更或追加当事人的程序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加以明确。

一、被执行人债权处理法律基础

处理被执行人债权的法律理论基础主要有三个说法，分别叙述其弊端如下：

（一）代位权

指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产生的权力。这一定义让代位权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人民法院不容易在被执行人没有怠于行使权力的时候，解释清楚何以强制执行到期债权，更无法解释提前查封未到期债权的法律行为。

（二）转让债权

债权转让的优势在于对债务人只有接受通知之义务，而无同意之权利。可当以转让债权法理解释被执行债权时，执行人由于已经有了转让债权行为，若新债务人履行不利，此执行人无法继续履行原来债权。这就会造成转让债权非但无法保护原执行人利益，反而会处在法律适用条件下的两难境地。

（三）履行替代

第三人在得到法院的通知后，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其本应履行的义务。在这种履行替代的环境中，申请执行人同第三方不存在真正的债权与债务关系，所以债权人依旧只能要求债务人而非第三方履行偿债义务。用这种法理同样很难说清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力。

上面三种法律基础都存在弊端，笔者以为法院对被执行人债权的执行更近似于转让债权担保，即在债的关系不变前提下，债权人转移为第三人。一方面申请者以债权转让的办法得到债权执行权，另外一方面被执行人对债务承担起连带责任。这种解释样既避免以上几种解释的不足，是一种较为合理的法律基础诠释。

二、被执行人债权处理前提条件

通常被执行人债权指的是被执行人具备的所有可以要求相对人给付的请求权，其中有诸如金钱给付、物质给付及行为给付等内容，一般金钱给付以及物质给付均可以成为法院的执行标的，但并非全部债权均可隶属于民法执行范畴。可以变为能够执行的执行人债权，需符合下列五项基本条件：（1）被执行人是第三人的债权人；（2）双方债权行为符合法律规定；（3）偿债内容可以用物质量定而非行为；（4）债务人无债务异议；（5）若债务人拒不给付，可以被法院直接列为被执行人。

三、被执行人债权执行相关问题

（一）人民法院有无代位执行权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如：某配件厂向某公司执行10万元欠款，而被执行人无财产可资执行，却称其在某商城有15万元到期债权尚未收回，该配件厂向法院至函请求对某商城予以债权执行。经过调查，商城欠款一事属于，但商城提出其只向原债权人尽偿债义务。此时人民法院是否可以代为执行某公司债权？这里便出现了几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意见，一种意见是：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法院执行债权的前提条件是有权利人申请，义务人申请则不能引起法院的执行程序；一种意见是：义务人申请是出于维护自身权利的目的，从执行有利的角度出发，法院可以执行债权；另一种意见是，虽然义务人申请无法引起第三人执行，可是法院已经明确其财产所在，可以依照职权主动执行。实际上，这三种意见均有不尽合理之处，意见一没有保护合法权利、违背立法本意，意见二违背了民诉法规定，意见三违背了民诉法的处置原则，会使执行程序变得复杂。笔者以为，针对第三人的债权执行，还是需按照民诉法原则，由权利人正式提出申请。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虽然有权利人申请的规定，可是权利人却会因为多种原因而无法发现义务人的隐藏财产，而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可以发现义务人的隐藏财产，就有责任将隐藏财产情况及相关权利告知给权利人，以求得权利人意见。这样做一方面对维护权利人权益有利，一方面也符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如果权利人在获悉相关情况及处分权利后，仍然无意愿申请代位执行，则法院可以依法对案件进行程序处理。最终结论是：义务人没有引发代位执行的权利，法院也无法以职权来代位执行。

（二）义务人可否行使未到期债权代位执行

如果单纯就民诉法的规定看，义务人无法处置未经期债权，比如机械公司甲向建筑公司乙申请执行3万元欠款的案例，该建筑公司无力偿还，机械公司则证明建筑公司在外有6万元的债权，并向法院申请代位执行。经调查，此6万元债款尚未到合同期限，法院无法代位执行，为避免义务人同第三方的串通避債，法院完全可以按照权利人的书面申请要求，给第三方提出支付要求，支付要求里面除了应当具备普通要件以外，还应当注明支付期限同履行期限的一致性，并增加不允许擅自处分债权的条款。这一措施可以称之为提前介入代位执行。

（三）支付通知受阻能否表示代位执行终止

民诉法中规定，若第三方无债务异议却拒绝执行的，法院可以强制执行，意即第三方在收到支付通知后，未在法院指定期限内提出异议，代位执行自然终止。法院审查第三方的异议，若认为异议成立，则进行终止执行裁定，若认为异议不成立，则依法驳回，也就是说并非全部的异议都能够造成代位执行终止。审查第三方异议的方法是什么，这非常值得探讨，不妨可以采取审查支付令异议的办法来加以对待，原因是支付通知同支付令的法律特征相似，唯一不同的是：支付通知具有更多限制条件。如果说支付通知属于知付令的一种，当无问题。进行异议审查时需要把握下列几方面内容。其一是第三方异议应有书面申请；其二是第三方异议应当符合法院规定期限；其三是支付通知可以无需理由，只要做出相应的异议陈述便宣告成立，但是没有偿债能力不能当作异议成立理由；其四是若异议成立，支付通知即宣告无效。

四、结语

执行被执行人债权，给予该程序中的第三人以足够的异议权，这让程序的确定性与强制性受到一定程度影响，通常被看做程序中可有可无的环节，相关的司法解释对本环节的规定多属原则框架，本文在法律基础与实施条件得到证实的前提下，探讨了几点执行方案问题，目的仍在于抛砖引玉，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冷静宜.关于法律执行过程中的误区解释[J].青年与社会，2012（8）.

登记机构执行法律文书应注意的问题 篇4

因执行法律文书发生的房屋登记行为, 是行政行为、司法行为还是事实行为?要弄清楚这个问题, 必须先明白法院和行政机关的关系。根据宪法和有关组织法, 行政机关和法院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权力系统, 一个行使行政权, 一个行使司法权。二者的相互独立性具体表现在:行使职权的范围和方式不同;一人不得同时担任法官和行政机关组成人员;二者的介入时机不同。宪法规定, 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但是, 审判权可以有条件地作用于行政权, 主要是通过行政诉讼的形式作用于行政权。但是人民法院行使司法权也不是毫无限制的, 它要受职权法定原则的约束, 对于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事务, 其无权干涉。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7条规定来看, 协助执行是因人民法院的需要, 在房屋登记部门收到协助执行通知书后, 房屋登记部门按照通知书的要求办理查封或物权转移登记。启动时间、执行事项和具体内容都是由人民法院明确的, 登记部门不得随意扩大或者缩小, 否则要承担行政权力不当行使的责任。登记机构仅仅是协助法院实现法律文书确定的法律关系, 并不对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作实质性的审查,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批复》 (法释[2004]6号) 明确规定, 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为, 是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法定协助义务, 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这是司法统一原则的具体体现。从物权变动的过程来看, 房屋登记部门协助执行法律文书仅仅是对物权公示产生影响, 其不是产生物权变动的根本原因。完整的物权变动包含物权变动的原因和物权变动公示, 在发生协助执行的案件中, 法院的具有执行力的生效判决和裁定确定了不动产物权的变更、转移、消灭和查封等变动, 这是物权变动的原因, 而登记机构办理变更登记、转移登记、注销登记等手续, 是属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 是因司法权产生变动而相应产生的行政权力的运行。有人认为, 登记机构执行法律文书是一种事实行为。这个认识不够全面。判断一个行为是行政行为还是事实行为的依据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是因行政权力行使的结果还是基于法律事实的发生。在登记机构执行法律文书的过程中有两种情况, 一是法院直接判决登记机构应该履行判决确定的义务;一是法院请求登记机构履行协助执行法律文书的义务。前一种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是基于法院判决这一事实的发生而发生的, 是典型的事实行为;而后一种, 是司法权优先性的体现, 是行政部门配合司法权的完整行使, 因而从本质上, 它是司法权的延伸。

二、房屋登记机构在执行法律文书中应履行的义务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但这并不是登记机构登记行为的“免死金牌”, 因为如果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在协助执行时扩大了范围或违法采取措施造成其损害, 提起行政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如何评判登记机构是否扩大或违法采取措施造成了损害?这就要清楚登记机构在执行法律文书中需要履行哪些具体法定义务。具体来讲有四种义务。

1. 法定的程序义务

在登记机构执行法律文书时, 登记机构仍应坚持申请办理登记时所需的相关材料。作为登记机构, 一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包括实体上的合法性与程序上的合法性, 法院在要求登记机构执行法律文书时可能会关注最终的实体结果, 而忽视了登记程序的必备要件。《房屋登记办法》根据不同房屋登记种类, 规定相应提供资料的内容, 这是一种程序性的义务要求, 也是登记评判协助执行是否合理、合法的基础, 没有材料, 登记机构无异于“盲人摸象”, 更谈不上对司法权正当行使的监督。例如笔者在工作中办理法院拍卖转移登记中, 经常会发现被执行人不肯交出被执行房产的房产证。根据《房屋登记办法》第33条转移登记的规定, 办理转移登记需提供房屋的所有权证书。由于被执行人的不配合, 这一规定给登记机构带来了两难, 一方面, 如果不按照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办理房屋登记手续, 可能会面临人民法院严厉的司法问责;另一方面, 如果没有提供被执行房产证的情况下办理房屋转移登记, 登记机构有违法履行职责的嫌疑, 登记人员对这样的风险是避而远之的。且在没有收回原房产证的情况下, 办理登记后会出现一房两证的情况。因此, 笔者认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或裁定房屋所有权转移, 需办理转移登记手续的应尽可能由司法机关收回原房产证, 并在办理转移登记时移交给登记机构;对原房屋所有权证确实不能收回的, 法院应当在协助执行通知书上载明原产权证的证号、产权人姓名、坐落, 并注明房屋所有权证 (字号) 作废, 或者是参照《房屋登记办法》第41条办理注销登记的做法由登记机构公告作废。司法裁判可以是引起物权变动的原因, 但具体的物权变动方式却要依据行政权力自行的运行过程行使, 不得因司法权的介入, 致使该收的资料不收、该履行的程序不履行, 出现有违法律的情况。

2. 登记机构的协助查询义务

法律文书得以准确执行的前提是被执行标的物固定和明确。人民法院在查封之前应当对被查封房产情况进行调查, 调查的内容包括被查封房产的位置、权利人、面积、价值、适用情况及是否存在权利负担等情况。由于当前我国个人房屋信息并没有全面公开, 司法机关不能掌握被执行房产的准确信息, 只能根据申请人提供的信息向登记部门申请查封或变更。申请人提供的信息不准确、不全面, 可能会给执行工作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 (法发[2004]5号) 第4条规定, 对人民法院查询并复制或者抄录的书面材料, 土地、房屋权属的登记机构或者其所属的档案室 (馆) 加盖印盖。无法查询或者查询无结果的, 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书面告知人民法院。登记部门应将房屋登记的查询结果全面告知司法机关, 对信息不齐全或不准确的, 由司法机关重新更正后提出协助执行;对经查明, 被执行财产为他人占有、或登记在他人名下的, 根据情况可以分别处理。第一种情况是:被执行房产登记在案外第三人名下, 如果申请执行人认为登记虚假, 有三种渠道救济, 一是向登记机构请求撤销该登记;二是依据合同法提起撤销权诉讼, 通过民事审判撤销案外第三人的虚假登记行为;三是通过行政诉讼, 撤销登记机构的登记行为。第二种情况是: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 并非属于被执行人所有。在执行实践中出现这种情形, 根据相关规定, 应由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 人民法院受理后认真审查, 及时依法纠正执行错误。

3. 登记机构的告知义务

登记机构执行法律文书中的告知义务主要有两个对象, 一是在房屋被查封后, 对房屋物权发生变动情况向查封机关告知;一是被执行房产的利害关系人。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 (法释[2004]15号) 第28条规定, 对已被人民法院查封的财产, 其他人民法院可以进行轮候查封。查封解除的, 登记在先的轮候查封即自动生效。在查封解除之前, 轮候查封的法院要求协助处置查封标的物的, 房地产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告知查封法院, 以便人民法院之间进行协调。在协调期间, 协助执行的义务机关暂停协助执行事项, 轮候查封尚不发生查封的法律效力, 不具有执行效力。明确在轮候查封的法院要求协助处置标的物时, 登记机构负有告知查封法院的义务, 这既是登记机构应当履行的义务也是其对抗轮候查封法院的合法手段, 避免因不履行轮候查封法院不合理协助执行请求而可能面临的司法问责。《房屋登记办法》明确规定登记机构在执行法律文书时有义务通知房地产权利人和利害关系人, 但没有明确这里的利害关系包含哪些人。依据《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 作为抵押权人的银行可依善意取得制度拥有该房屋上设定的他项权 (抵押权) 。在抵押登记行为本身并无不当的情况下, 不能因转移登记行为被更正而轻易撤销抵押登记, 以避免作为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虽然理论上抵押权人的权利不因抵押物所有人的变化而丧失, 但客观上一旦登记执行了法院的查封、变更登记等法律文书后, 其抵押权即难以实现, 抵押权人此时的权利在实质上还是受到一定影响的, 故登记机构以通知抵押权人为宜。在实践中也出现过因没有通知抵押权人, 抵押权人以此为由诉请法院撤销更正登记行为的案例。

4. 不履行协助执行义务的法律后果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3条规定, 有义务协助执行的单位拒绝协助执行的, 人民法院除责令其履行协助义务外, 并可予以罚款。除了司法机关的处罚外, 对申请执行人, 登记机构不履行协助义务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批复》 (法释[2004]6号) 规定, 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为, 是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法定协助义务, 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显然, 协助执行属于司法行为的延伸。但如果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在协助执行时拒绝协助、缩小或扩大范围或违法采取措施造成其损害, 提起行政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人民法院虽然不能直接通过裁定确定其登记机构的赔偿责任, 但申请人可以以登记机构没有履行法定职责为由提起行政诉讼, 并请求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对执行法律文书中几个实务问题的思考

1. 超期继续查封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4条第四款规定:“财产已被查封、冻结的, 不得重复查封、冻结。”但在实践中, 一处房产可能会被两个以上的人民法院查封, 由于登记机构为首先送达有关查封法律文书的人民法院办理查封登记手续, 对后来办理查封登记的人民法院只能作轮候查封登记, 轮候查封只有前一查封失效后才能生效。因此, 如果查封法院不能在查封期限届满前办理续封手续, 其查封失效, 而轮候查封自动转为查封, 未延期未续封的法院无权处理查封房产, 影响申请人权利的实现。因此, 登记机构在执行法律文书时应注意把握法律文书送达的时点, 续封的法律文书必须在原查封期限届满前送达, 否则就是新的查封而不是续封, 需按轮候查封的规则排定查封顺序。

2. 二手房预查封

目前还没有法律明确对于办理了预告登记的二手房能否进行预查封, 但随着二手房预告登记的日益增多, 这一问题已成为法院及房屋登记机构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二手房预告登记与商品房预告登记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实践中, 二手房买卖双方办理了存量房预告登记, 接受方的房款会全部交付或大部分交付, 且会在备案合同中约定会由买方单方办理预告登记转正式登记的手续, 因此预售合同登记备案制度和预告登记制度均具有保全债权的实现和将来发生的不动产物权的功能。虽不导致不动产物权的设立或者变动, 但是可以使登记申请人取得一种请求将来发生物权变动的排他性权利, 可视为其财产而预查封。

3. 未登记房屋的确权变更

在工作实践中, 曾遇到这样的案件, 某公司将张某的房屋拆迁, 通过法院判决, 将某公司的房屋置换给王某, 可是虽然这套房屋归某公司所有, 但是某公司从未申请办理房产登记, 故登记簿中并没有某公司为所有人的房产资料, 而法院的判决明确指出该房屋的所有权人为某公司, 现拆迁置换给张某。登记机构怎么办?根据《关于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 房地产管理部门在协助人民法院执行时, 不对生效法律文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进行实体审查。登记机构可以依据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的内容作为登记簿记载来源, 不需要对判决内容进行审核, 在这种情况下登记机构没有必要先办理某公司的房产证, 而可以直接给王某办理房产证。在实践中, 大部分被执行人对法院的执行行为具有抵触情绪, 不愿意配合, 假如对未登记房屋先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 再转移给申请执行人就显得多此一举。

4. 对违章建筑的协助执行

10执行教育法律法规工作情况汇报 篇5

几年以来，我校在教育局、中心校的具体指导下，认真贯彻中央、省、市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文件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大力加强教育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探索依法行政、依法治教的方法，努力促进我校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现将我校三以来执行教育法律法规的情况汇报如下：

一、加强领导，健全教育执法机构

1、加强领导。根据工作需要，我们成立了教育执法领导小组。组 长：校长 副组长：法律副校长 组 员：各班班主任

2、为健全完善教育法律法规执法机构，我校成立墙报宣传小组。

二、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师生法律意识

(1)是加强教师普法教育，提高全校教师依法行教的水平。几年来，学校利用星期一、四进行政治、业务学习时间，采取看录像、学文件、自学等形式不断加大对教师教育法律法规的培训、宣传工作。一方面加强《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等教育专业法律法规的学习，另一方面，组织学习《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等行政法规，用行政法规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努力培养高素质的依法行教的教师队伍。

(2)是加强学生普法教育，全面推进校园综合治理。认真落实普法规划，把法制教育纳入到学校工作的重要日程，教师认真辅导学生学习《法制教育》读本和《专题教育》读本等课程，法制讲座重实效。以主题班会、队会等多种形式，开展法制教育宣传活动。学校师生知法、守法意识得到提高，学法、用法、依法办事形成良好风气。

(3)是打好宣传持久战。多年来，我校结合实际工作把《教育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融入学校日常生活中，充分利用会议、文化长廊等形式和渠道，广泛、深入持久地在学校及辖区内进行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依法治校，规范办学行为

(1)、学校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标准，音体美课程开齐开足。

(2)、学校严格执行学籍管理制度，转学、休学、等按教育局的要求办理。(3)、学校严格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使用正版教辅材料，以新华书店为进书渠道,学校不给学生另添其他辅导资料,老师也不私自给学生摊派资料.(4)、老师敬岗爱业、依法从教,严格要求自己不开展有偿补课活动

我校教育教学管理正常开展，秩序良好，全校师生精神振奋，积极进取，为争取更好的教育教学成绩团结一致努力拼搏。

四、依法治校，创建和谐校园

我校重视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把它纳入学校常规教育工作来抓。（1）、我校制定安全管理制度、成立安全定期检查通报制度、安全稳定工作责任制等，由学校具体落实。

（2）、学校进行对校园、校舍、教学设施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3）、学校认真抓学生食品安全工作。一方面利用晨会班会课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另方面积极配合工商管理部门抓好学校的小店和方边摊位的食品卫生。（4）、校园施展德育教育采取课堂与活动相结合，活动教育着重以开展文明班级的评选活动为突破口，通过这种活动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促进学生各种良好的习惯逐步形成。（5）、学校全面开展养成教育，从学生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品行习惯着手，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的形成。孩子成功的教育是从良好习惯开始的，习惯不是最坏主人就是最好仆人，好的习惯能使孩子学业优秀，坏的习惯可以削弱孩子的竞争力。抓好养成教育实在是从源头上下功夫，是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要途径。

五、依法治校，合理使用教育经费

（1）、我校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费用支出，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尽量提高公用经费的使用效益。公用经费从未用于个人工资福利支出，合理使用。（2）、民主理财工作得到进一步巩固。我校定期公布财务收支情况，接受教师和社会的监督。

六、依法治校，提升教师整体素质

（1）、建章立制树正气。几年以来，我校认真贯彻执行上级部门下发的《关于严禁在职教师违规补课和乱推销教辅资料的规定》等文件精神，并对老师提出严格的要求，严禁在职教师违规补课、借机敛财。

（2）、自觉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决不姑息。

（3）、把师德师风建设工作纳入考核内容。每学年末，由学校教育执法领导小组成员对本校教师进行全面评估，实行量化考核，作为绩效工资考刻的一项内容。

（4）、开展活动正风气。我校定期对师德建设工作进行检查，对已经查实有体罚、变相体罚学生，违规补课，收受、索要学生及家长钱财等现象的教师，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5）、鼓励老师积极参与学力层次提高学习，让教师参加本科、专科函授学习。（6）、加强年轻教师培训工作，制定年轻教师培训方案，指定专人负责，保证经费落实到位。

（7）、狠抓校本培训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每周星期一下午是政治学习，加强教师的思想道德水平；每周星期四下午是业务学习，加强教师理论学习或者是研讨实践中遇到一些困惑，提高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在几年来教育法律法规的执法过程中，我校能按照上级的要求，认真部署学校的各项工作、研究情况、处理问题，为化解矛盾、保证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和安定团结的局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一）师生精神面貌方面，1、老师思想道德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依法从教，敬岗乐业，团结奋进。

2、讲文明、讲礼貌、勤奋好学成为我们学生的主流。

3、爱劳动、讲卫生、拒绝不卫生的食品这种好的习惯学生也在逐步形成（二）、教师的业务方面，在近几年来，借着教育法律法规执法的春风，我们学校涌现一批思想境界高业务能力的优秀教师，老师们撰写的教学论文也获得国家、省、市级的奖励。

成绩是喜人的，令人振奋的！但是在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依法治校工作仍需待一步加强。二是教育执法还是薄弱环节，违反教育法规，侵犯师生权益的事件仍有发生。三是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法律视角下惠农政策的执行研究 篇6

关键词：惠农政策;问题;对策

一、我国惠农政策执行中的问题

美国学者艾利森指出“在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政策的制定并不等于政策目的的实现，问题的解决。我国现实的惠农政策执行过程中就会出现政策执行走样，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着诸如“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具体表现为这些形式，如政策的敷衍，只是大力喊口号，进行政策的宣传，却从来不去落实；政策的残缺，当国家的一项政策出台，政策往往有很多个分政策组成，各个政府部门只执行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而其他部分的政策视而不见，将其弃之，形成了“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的结果，使得不能完全实现国家利益，即窃取国家利益而满足地方利益，造成了对国家政策制定机关权威的否定，给社会和人民带来危害；政策的附加，有些基层政府通过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实现地方政绩，对上面的政策的执行范围、对象、标准、内容的扩大化，使本身的政策走样，变形，甚至走向相反的方向；政策的替代，基于有些政策规定的抽象，基层政府在将其具体化的过程中，偷梁换柱，使得政策名存实亡，政策目标落空，形成一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政策的照搬，基层政府对于一些政策，不能很好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机械照搬政策，从而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还把责任推到政策本身，造成人们对政策的质疑。

二、我国惠农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分析

对于以上罗列的各种惠农政策执行中的问题，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一）执行主体

惠农政策本身就是个复杂的问题，与执行主体的认知水平，执行能力，价值取向有着及其密切的关系。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说过：“一项普通政策得以贯彻到什么程度，通常取决于官僚对它的解释，以及取决于他们实施该项政策的兴致和效率”个别执行者素质不高，对政策的认知能力有限，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二）执行过程

惠农政策的执行伴随着程序的运行，基层政府执行过程中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体现现代法治理念的精神，而依法行政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要做到公开透明，而当前的现状是农民不知道惠农政策的具体内容，农民在政策中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样作为执行机关的基层政府就有很大的自由度，执行中产生的问题导致惠农政策的不良效应接踵而至。因此，执行过程中的公开是非常必要的。基层政府首先要作的是将这项政策公开，告之与民，让民众有所了解，这使得政策有个好的开始，其次在执行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应该严格按照法律程序，防止越权行政和滥用权利的行为，乡镇政府作为政策的执行主体，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因为在具体工作中，经常会出现越权行政和滥用职权的状况。越权行政就是执法人员经常会做出超越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行使权力实施其无权实施的行为。诸如基层政府对于一些惠农政策没有执行的权力，却以自己的名义去执行。而这种执行必然是基于对政策中利益的考虑，结果是苦了农民，乡镇政府却成了受益者，这明显是不符合惠农政策的初衷。

滥用职权就是指行政机关或其公务员行使职权背离法律目的，背离基本法理。具体到基层政府，由于中央政府与基层政府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不同、可利用资源不同、效用目标也不尽一致，因此基层政府以自身利益为目标取向，通过滥用权力替代式的执行政策。替代式执行是指当执行机关和部门所执行的政策对自己不利时，执行者就制定与上级政策表面上一致，实际上却违背上级政策的实施方案，使上级的政策难以得到贯彻和落实。以粮食流通的三项政策为例，其初衷是保护农民的利益，由粮食经营部门负责完成国家对农民的粮食补贴。可是粮食经营部门却趁此机会从中捞取油水，与农民争利，出现一开始拒收粮食，然后按压低的价格私下收购后以保护价卖进粮库的违法现象；二是基层政府敷衍甚至对抗执行惠农政策。

（三）执行结果

一项好的政策制定上严格把关，结合实际，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后续工作仍是十分重要的，当前，上级政府将各项任务下放到基层政府，就认为自己的本职工作完成了，实际上这只是对任务的传达，对下一级的执行是一种放任，极容易导致政策的半途而废。

三、解决我国惠农政策执行难的对策

（一）执行者

对于执行者素质不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提高：

提高理论文化素质，在地方应加强理论政策、文化知识的学习，充分利用党校、干部学校等学习场所，每年选取一定的时间进行专题学习，帮助政策执行者更好地理解政策，不断提高其政策理论水平。另一方面要提高依法行政意识，政策执行者要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带头学习和掌握宪法、法律和法规、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养，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把依法行政贯穿于执行公共政策的始终，贯穿于行政管理的各个环节，靠律来规范行为。要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二）执行过程

执行过程要做到的是信息畅通，避免重实体轻程序，各项惠农政策要及时公开，要建立双向沟通的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和横向沟通畅通无阻。要严格遵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政务公开相关规定，通过多种途径公开应主动公开的各项惠农政策。

（三）执行结果

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如何，加强对政策执行情况的后续监督检查是十分必要的。要强化政策执行的监督，就要上级政府加强对基层政府的“上对下”的监督，基层政府之间的“平行监督”，社会对基层政府的“下对上”监督。所以对于国家制定的各项政策进行事后的监督和评估是必要的，只有法律制定与政策的实施同步进行，随时进行监测与评估才能督促整个政策的执行，这种相互制约一方面促进了政策的正确实施，更重要的是减少了执行者滥用权力和越权行使的机会。从而使惠农政策走上法制化轨道。

参考文献：

[1]（美）阿尔蒙德，小鲍威尔，曹沛霖.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79）.

[2]彭明春.论公共政策执行变异的成因和对策[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2004,(9).

法律法规执行 篇7

1 法规与标准的区别

法规是行政管理文件,重在管理与监督,技术标准是技术要求,重在实施与操作。

主要区别如下:(1)属性不同:按WTO/TBT规定,法规是强制性文件,标准是自愿性文件。(2)目的不同:法规是为了安全、健康、环保和防止欺诈行为而制定的,标准是为了达到通用和反复使用的目的而制定的。(3)制定者不同:法规制定者一定是政府或政府委托机构。标准制定者可为国家、团体、企业甚至个人,批准一般为标准化管理机构,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非政府组织。(4)批准程序不同:法规制定必须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一旦通过,即成为法律文件,应无条件执行;标准的制定无须立法,协商通过后,仍可不执行。(5)侧重点不同:法规着重制定与实现目标的原则,没有标准仅靠法规一般是不能生产的,标准是组织生产的依据。

2 标准的种类

(1)国家标准是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产品基本技术要求,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各类标准必须遵守的共同总则和最低要求。

(2)行业标准分两种情况,一是在没有国家标准而又需在全国某一行业范围内对其产品进行统一规定的技术要求,此种国家标准出台后废止;另一类有国家标准,有些行业针对本身的特点也编制相应标准,一是提出不低于国家标准的技术要求,二是对国标的细化,使其更具操作性。

(3)地方标准是对于没有国家或行业标准而又需要在省、市、自治区范围内统一的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的标准,国家或行业标准出台后废止。

(4)企业标准是以更高层次的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为依据,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水平和工程实践,为适应市场需求、增强竞争实力,由企业制定的适用于企业内部的标准,其质量指标和技术参数均高于国家和行业标准的要求。

3 法规、标准、技术规范之间的关系

(1)法规、标准、技术规范。①国家、地方法规;②国家标准;③行业标准;④地方标准(无国家、行业标准时才有);⑤企业标准及技术规范

(2)法规、标准、技术规范在法律地位、质量指标、技术要求、实施细节等方面的关系。从法律地位上来讲:⑤→①的次序法律地位越来越高;从质量指标、技术要求、实施细节等方面来讲:①→⑤的次序质量指标要求越高,技术要求越严格,细节规定越具体。

(3)如何进一步法律次序问题。⑤→①越来越高法律次序是指从工程建设选用的必然性角度出发的,国家、地方法规是法律性文件,必须执行;低质量指标要求的基础标准提出的是最基本要求,高的法律地位是建立在最低的质量指标要求的基础上的。国标是全国范围内各行业必须遵守的,法律地位高的执行范围广;行标通常在本行业执行,其他行业为选择性执行;企标仅限于企业内部,它的法律地位也就最低。虽然⑤→②法律地位越来越高,但当设计文件选用或合同约定后,不同层次的标准均变为强制性文件了(包括推荐性标准)。

4 标准与法规协调与配合

产品按标准组织生产,但应符合技术法规的要求。标准与技术法规相互关系的核心是协调与配合。

(1)先有标准后有法规,技术法规依赖标准作补充。技术法规只规定部分要求,其他要求依据引用标准提供。

(2)先有法规后出标准,依据新颁布技术法规制定专门配套标准,满足标准要求等同于符合技术法规要求。

5 标准的强制性和推荐性

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的;推荐性标准,国家鼓励企业自愿采用。

如前所述,标准具有自愿性属性,为什么标准又有强制性标准呢?原因是标准一旦被法规所引用,标准的法律强制性地位就建立了。实际上,强制性标准的强制性,非标准属性确定,其根本还是法规的强制性属性确定的。强制性标准的强制原因,一在于被法规推荐或引用,二在于它的技术要求和质量指标是最低的。强制性标准非所有条款均有强制性,如标准中有“宜”或“不宜”的条款。这些条款可以有所突破,但这种突破需要充分的把握。设计文件和合同一定是强制性的,它是工程建造的重要依据之一,它的法律地位同样来自于法律的规定。

推荐性标准的选择性是对标准本身而言的,它的强制性是通过设计文件和合同(或强制性标准)建立的,设计文件选用或合同约定后,它就具有强制性特点了。

6 标准依托问题

工程实际中碰到无对应标准可执行时,由设计者决定选择参照执行相近标准。这种情况标准本身不承担责任,选择适宜与否的相应法律责任全部转嫁到设计者身上了。

“参照”执行与“按照”执行是有区分的,一来“按照”是对有相应标准依托而言的,“参照”是在无相应标准依托的而言的;二来在执行力度上是有差异的,“按照”就是标准的条款均需严格执行,“参照”就是对标准的条款执行上用选择性,可部分执行,执行程度完全由设计者确定。

7 引用标准过期问题

标准通过引用基础性标准来完善自身。由于出版时间差异,出现被法规和标准所引用的基础标准更新问题。众多标准规定“被引用的标准修订后,使用标准方应探讨使用引用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或者鼓励使用新版本”。实际上,新标准的实施,也就宣布了旧标准中止执行。标准只能对原先被引用标准的状况负责,发布以后的变化,被引用标准只能交给“使用标准方”了。“使用标准方”通常按新标准执行,若新旧标准部分条款有抵触,应科学决策。

8 设计文件的法律地位

标准规定了通用性技术要求,设计文件明确了针对性技术要求。设计文件和被引用标准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建造依据。从法律的角度考虑,设计文件和被引用标准均属强制执行范畴,设计文件的质量要求不得低于引用标准质量要求。

9 标准选用与执行

(1)被法规引用的和依据法规编制的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2)合同约定的必须执行;(3)涉及安全、环保、职业健康的基本要求的标准必须执行;(4)功能定位不高、指标要求较低的装置,从节省投资出发、按强制性的低指标国家标准(无国家标准的按行业标准)执行,达到了合格产品的要求、满足HSE基本要求即可;(5)对于费用足、规模大、质量指标高、自动化程度和HSE要求高的高起点装置在满足基本要求的同时,要考虑按高要求的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执行;(6)必须选用有效版本。时间段按设计文件签署时间为界;遇到新旧标准替代过渡期,更可能按新标准执行;后续设计涉及到已建成装置时要按照新标准采取相应完善措施,

1 0 多个标准的执行

标准各有各的特点及侧重,有时同一领域出现同一层次多个标准,使用者应根据工程实际正确把握。

(1)有明确规定的按规定执行。如管法兰标准有GB、HG、JB、SH等不同版本。HG系列法兰标准由于内容全面、与国际先进标准结合紧密而被《固容规》所推荐,因此,压力容器法兰通常选用HG标准比较适宜。

(2)虽无明确规定,有关联的可按参照关联规定执行。如管法兰选用,虽然未见其他专业硬性规定,但从项目统一、采购便利等方面考虑,涉及到其他专业均采用HG系列法兰标准更合适,当然有特殊要求的也按其他标准执行。

(3)碰到同一领域、同一层次有多个标准时,选其一、博采众长的原则执行,即从同类标准中选择最妥帖的标准作为执行标准,选择性采纳其他标准中不低于执行标准的某些更适宜项目特点的条款执行。标准执行环节中“一锅烩”、“通吃”做法(将所有相关联标准均确定为设计文件执行标准的做法)针对性弱、操作性差、实施难度大,是不可取的。

1 1 结束语

(1)标准的实质是技术要求,标准的强制性是通过法规、设计文件和合同的强制性确定的;强制性标准中有非强制性条文,推荐性标准被引用就变为强制性了。

(2)满足强制性标准的强制性条文相当于满足了最基本的质量指标和要求,相当于仅达到了合格产品的要求;高质量指标的优质工程正在逐步成为工程建设追求的目标和主流。

(3)在标准执行方面人是最根本的,每个人应当正视自己的神圣使命和责任。个人技能不断提升,就能运用自如,把握得当。

摘要：标准种类多、归口不一、行业特点不同、发布有先后、人们认识深度不同,如何执行?如何把握尺度?梳理清晰,才能把握得当。文章通过工程建设依据的梳理,法规、标准、技术文件在工程建设项目中作用和相互之间关系的论述,结合工程实际运行过程中在法规、标准、技术文件执行方面出现的疑难问题,明晰了工程建设项目实施中标准与法规协调与配合、标准的强制性和推荐性、标准的依托、被引用标准的过期问题、如何理解设计文件的法律地位、如何把握标准选用尺度、同一领域和同一层次多个标准应如何执行等问题。

关键词：法规,标准,技术文件,强制性,推荐性

参考文献

法律法规执行 篇8

中国某集团公司与法国BC公司因一份有关成立中外合资商业连锁企业的《框架协议》的效力和履行问题引起争议。法国BC公司以中国某集团公司为被申请人, 于2002年9月向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 (简称“ICC”) 提起仲裁。案件历时近四年之久。ICC于2006年4月作出最终裁决:中国某集团公司向法国BC公司支付经济损失赔偿金, 具体数额是本金部分折合人民币1.7亿余元, 加上利息共赔偿将近2亿元。如此高额赔偿的裁决系外方尚未向中国某集团公司投资的情况下, 仅依据《框架协议》作出。双方在《框架协议》中约定如有争议应由三名仲裁员审理。但该裁决是在中方指定的中方仲裁员因客观情况而无法履行仲裁员职责的情况下, 由另外两名外国仲裁员作出的。裁决生效后, 法国BC公司向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该仲裁裁决。

【难点与焦点】

此ICC裁决一旦得到承认与执行, 我国的外商投资审批制度将形同虚设, 外方将在没有实际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从我国攫取近2亿元人民币的巨额收益。这一恶劣的先例无疑将会对我国的公共秩序造成极大损害。能否正确行使司法主权而对其予以拒绝承认和执行, 直接关系到涉案集团公司和下属企业的生死存亡, 直接关系到企业一万多名职工的生计问题, 直接关系到涉案集团公司及下属企业的上万家供货商的切身利益问题。律师认为, 该仲裁裁决在实体和程序上均存在严重错误, 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提出本案存在可以拒绝与执行仲裁裁决的四大理由, 并引用了2008年我国法院曾经拒绝承认和执行了两件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例, 供法院处理案件时予以借鉴和参考, 申请法院拒绝承认与执行ICC裁决。

最终法院充分采纳了律师的观点, 于2008年11月做出拒绝承认和执行该ICC仲裁的裁决, 提出了公平公正的审查意见, 维护了中国某集团公司的合法权益, 充分体现了国际公约的精神。

【律师说法】

《纽约公约》即《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the New York Con vention on the R 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 处理的是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仲裁条款的执行问题。中国与法国均是纽约公约的成员国。因而此案的审理适用《纽约公约》。依据《纽约公约》相关条款, 应拒绝承认与执行上述ICC裁决, 理由如下:

仲裁庭的组成和仲裁程序违反了仲裁协议的约定, 符合《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 (丁) 项规定的情形, 即:“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当事人间之协议不符, 或无协议而与仲裁地所在国法律不符者”。应对仲裁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

本案仲裁程序后期, 在仲裁庭组成人员的中方仲裁员缺席, 仲裁庭由三人变为两人的情况下做出的裁决, 不符合双方当事人之间关于仲裁协议的约定。

就本案而言, 作为三名仲裁员之一的中方仲裁员因客观事由无法与外界联系, 更无法参与本案的审理工作, 不能参与仲裁庭内部关于案件事实、责任划分、损失确定等涉及裁决结果的重大问题的讨论、评议, 即在法律上和事实上不能履行仲裁员职责。在这种情况下, ICC未能根据ICC规则第12条第2款的规定, 立即启动替换仲裁员的程序, 这是对仲裁规则第12条的严重违反, 也同时违反了双方关于仲裁员人数为三名的约定。

裁决书的内容超越了仲裁范围, 符合《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 (丙) 项规定的情形, 应对仲裁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 (丙) 项之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 即:“裁决所处理之争议非为交付仲裁之标的或不在其条款之列, 或裁决载有关于交付仲裁范围以外事项之决定者……”。

本案的争议是由《框架协议》的履行而引起。双方在该协议的仲裁条款中明确约定交付仲裁的是“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 因此一切仲裁请求、审理范围、事实认定、裁决结果等均应限定在《框架协议》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仲裁庭只应审理《框架协议》项下的争议, 不应也无权审理《合资合同》项下的利润损失争议。从裁决书的内容及裁决结果看, 仲裁庭裁决的, 显然是中国某集团公司赔偿的是《合资合同》如果得到履行而可能使法国BC公司获得的预期利润, 而非《框架协议》项下的损失, 这显然超出了《框架协议》仲裁条款约定的仲裁范围。

裁决书的内容违反了“中国的公共政策”, 符合《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 (乙) 项规定的情形, 即:“倘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之主管机关认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亦得拒不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 (乙) 承认或执行裁决有违该国公共政策者”, 应对仲裁裁决不予承认和执行。

裁决书在两个重大问题上所作出的认定违反了“中国的公共政策”。一个是对于《框架协议》中明显存在的诸多违反中国的外商投资审批法律法规的无效约定予以支持, 一个是在利润损失的计算上有违最起码的会计常识, 错误地将所谓的“财务收益”计算入房地产公司的净现值, 从而导致出现了双重赔偿的显失公平的结果。

关于“中国的公共政策”的概念, 法国BC公司在向法院提交的《陈述意见》中将“公共政策”狭义地解释为“社会公共利益”, 试图以此来排除法律法规作为中国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虽然中国的各种法律条文中都没有使用公共政策的概念, 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对此作出指导性解释, 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来对其基本范围作出相应判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执行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 不予承认和执行”。这里的“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实际上指的就公共政策。很显然, 社会公共利益只是构成公共政策的一个方面, 在此之外还包括法律的基本原则、国家的主权、安全等方面。而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包括了民事、刑事、行政等各类法律制度体系中各自的基本原则, 这些基本原则不仅由各类法律制度体系中的基本法在总则部分作出规定, 而且还具体体现于构成整个体系的诸多部门法中的具体条文之中。

关于我国法院曾经拒绝承认和执行两起外国仲裁的裁决:

法律法规执行 篇9

1 海军执行海难救助职能的法定化与职能冲突定位

1.1 海军执行海难救助职能的法定化

至19世纪下半叶, 世界大多数法治国家都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军队的职能, 军队职能进入了法定化状态。军队职能的法律界定是否明确, 将直接影响军队遂行各种任务的反应能力。如, 2005年美国遭受“卡特里娜”飓风侵袭后, 国民警卫队在灾害发生后3天才进行动员, 这成为灾后美国社会诟病政府救援不力的重要原因。但从深层次分析, 这与美军的法定职能不无关系。美国政府动用军队参与国内救灾十分谨慎, 美国赋予军队的使命和职能是对外而非对内的, 即使军队参与国内抢险救灾行动, 也往往会受到法律的限制, 并不能随意调动军队参与救灾行动。

海军要参加海难救助行动, 就必须明确海军部队的这一法定职能。对此, 可以从一系列国内法中寻找到法律依据。《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第2条规定:“军队是抢险救灾的突击力量, 执行国家赋予的抢险救灾任务是军队的重要使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4条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织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军事法规的规定以及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参加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规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骨干和突击力量, 按照有关规定参加应急处置工作。《国家海上搜救应急预案》也规定, 海上应急救助力量包括各级政府部门投资建设的专业救助力量和军队、武警救助力量。除此之外, 我国加入或缔结的有关海上搜救的国际公约, 如《1979国际海上搜寻救助公约》《中美海上搜救协定》等, 也赋予了海军参加海难救助等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国际义务。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国家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赋予了海军参加海难救助等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法定职能。这就为海军在第一时间参与海难救助行动, 最大限度地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奠定了法律基础。

1.2 海军执行海难救助与传统职能的冲突定位

军队是抢险救灾的突击力量, 而非专业力量。美军对军队职能的定位虽然造成了美军参与国内救灾行动的滞后性, 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军队的训练水平与作战能力。无论是作战还是抢险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 都需要具备专业知识, 并进行专业化的训练, 因此一支担负多种职能的军队, 对其训练水平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果达不到完成多样化军事能力的要求, 就难以应付多种安全威胁。

而从宪法、国防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赋予军队的职能看, 军队的主要职能仍然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 担负防卫作战任务。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职能的冲突问题,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训练任务的冲突。海难救助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也需要专业化的训练, 这势必影响正常的作战训练, 两者如何协调分配, 将会产生冲突。二是执行任务的冲突。一支担负重要作战任务的部队又同时会面临出现紧急自然灾害的情况, 尤其是海军部队, 在海上安全形势日益复杂的情况下, 需要应对多种海上安全威胁, 各种任务具有突发性的特点,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职能任务冲突的情形。按照《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的规定, 在险情、灾情紧急的情况下, 地方人民政府可以直接向驻地部队提出救助请求, 驻地部队应当按照规定立即实施救助, 并向上级报告。此规定应当是在军队没有担负其他作战任务的情况下提出的要求, 如果在军队担负其他作战任务的情况下也适用这一规定, 则势必会产生矛盾和冲突, 影响军队履行主要的作战职能的完成。

鉴于此种情况, 笔者认为, 对于海军职能的法律定位应进一步细化, 通过法律或军队条例的方式加以规定。一是要对海军担负不同职能任务的层次加以区分, 区分作战部队和海难救助主力部队, 在其日常训练和装备保障上有所侧重。二是要区分海军首要职能与次要职能, 并明确履行各种职能的条件和限制, 以及职能冲突的处理规则, 这样就不至于发生冲突时无所适从, 没有依据的情况。

2 海军参加海难救助行动中的调动指挥权

军队的指挥调动权限历来为古今中外各国所重视。古代军队的指挥调动权限一般集中在君王一人手中;现代各国一般设立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或将军队的指挥调动权限赋予总统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军队的指挥调动权限之所以如此高度集中, 一方面是为了军队的集中统一指挥调动, 便于应付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事件;另一方面则是防止军权滥用, 破坏国家安全稳定。

海军参加海难救助行动, 涉及兵力调动, 如果任何行动的兵力调动都由最高统帅机关决定, 则程序过于繁琐, 应对灾难反应速度也会大大减慢。灾害事发突然, 军队的反应速度直接决定着救援效果, 如何保证在不滥用军队调动权的前提下, 迅速调动海军部队参加海难救助行动, 就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此, 《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根据灾害的发生范围, 分别作出了规定:国务院组织的抢险救灾需要军队参加的, 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提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按照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办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的抢险救灾需要军队参加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通过当地同级军事机关提出, 当地同级军事机关按照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办理;在险情、灾情紧急的情况下, 地方人民政府可以直接向驻地部队提出救助请求, 驻地部队应当按照规定立即实施救助, 并向上级报告;驻地部队发现紧急险情、灾情也应当按照规定立即实施救助, 并向上级报告;抢险救灾需要动用军用飞机 (直升机) 、舰艇的, 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但这一规定仍过于原则, 不能满足海军部队迅速高效地参加海难救助行动。以海上搜救为例, 我国海上搜救的主管机关是交通部, 国家设有海上搜救指挥中心, 负责全国的海上搜救指挥和全国海上搜救力量的协调。沿海各省设有地方海上搜救中心, 负责本地区海上搜救任务和当地海上搜救力量的协调。海军的船舶和飞机在遂行海上搜救活动时, 服从国家海上搜救部门的管理和调配。这种多级多地域的指挥协调体系虽然能够最大限度地整合救援力量, 但是海军的船舶和飞机参与搜救行动, 不仅涉及军地协同的方方面面, 还关系到军事行动的指挥和军事力量的调配。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合理的协调机制, 并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方案预案, 对于海军发挥海难救助突击力量的作用, 积极救援是极为不利的。

针对目前海军参与海难救助制度的现状, 迫切需要建立起完备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海难救助法律法规体系。尤其是针对海军部队参与海难救助的组织指挥、职权分工和配合协同等问题, 进行立法规定, 从而使海军部队的海难救助行动高效化, 发挥海难救助突击力量的作用。

3 海军参加海难救助行动中武力的使用与限制

海难的发生可能是基于自然灾害, 也可能基于海上非法行为, 则海军在执行海难救助任务中, 为保护救助对象免受非法行为的威胁, 必要时需要使用武力对其进行警告、阻止、驱赶和攻击。然而, 海军执行海难救助任务是以救助为中心, 武力使用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 以保证其达到必要效果而又不被滥用。

3.1 海军参加海难救助行动中武力使用的法律依据

和平时期, 海军军舰和飞机使用武力的基本依据是行使自卫权。自卫权的行使不仅针对海军军舰和飞机本身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 在海军执行海难救助任务的过程中, 可以扩展到对遭受危险的救助对象的保护。根据《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蒙特利尔公约》) 第3条规定, 对于下列犯罪行为, 可以在有管辖权的水域内, 及时予以制止和打击:以武力或武力威胁或任何其他恐怖形式夺取或控制船舶;对船上人员施用暴力, 而该行为有可能危及船舶的航行安全;损坏船舶或对船舶或对其货物造成有可能危及船舶航行安全的损坏;以任何手段把某种装置或物质放置或使之放置于船上, 而该装置或物质有可能毁坏船舶或对船舶或其货物造成损坏而危及或有可能危及船舶航行安全;毁坏或严重损坏海上导航设施或严重干扰其运行, 而此种行为有可能危及船舶的航行安全;传递其明知是虚假的情报, 从而危及船舶的航行安全;从事上述任何罪行或从事该类罪行未遂而伤害或杀害任何人。

3.2 海军参加海难救助行动中武力使用的限度

和平时期海军军舰和飞机在行使自卫权仅限于非常严重和紧急的情况, 使用武力必须把握严格的限度。只有当危害行为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不使用武力不能够制止或挽救救助对象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时, 才能采取最低限度的武力措施, 来保障自身和救助对象的安全。

海军进行海难救助的最终目标是解除受难人员的危险, 而不是消灭海上犯罪行为。因此, 以救助为目的的武力使用不应超越必要的限度。参照联合国维和行动使用武力的标准, 海军执行海难救助任务时使用武力的限度应该是:仅限于保护自身和救助对象最基本的安全、保证救助行动能够顺利进行, 所采取最低限度的武力措施。

3.3 海军参加海难救助行动中武力使用的程序

程序的正当和合法是武力使用合法的保障。在当前的实践中, 各国使用武力的程序都具有其各自的特点, 缺乏国际上的通行方式。依照国际法的相关规定和国际惯例, 结合我国海军实践的具体情况, 海军在进行海难救助时使用武力应遵循以下基本步骤程序:① 辨明可疑船只的身份;② 命令其停止非法侵害行为;③ 对于继续实施侵害的船只进行警告性攻击或直接攻击;④ 及时收集相关证据。

4 海军参加海难救助行动中的权利保障与责任承担

海军参加海难救助行动, 会与地方政府以及救助对象之间发生法律关系, 如何保障参加救助行动的海军部队的相关权利并明确损失的责任承担, 对于提高海军部队参加救助行动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4.1 物资与经费获取问题

海军参加海难救助行动, 需要经费和物资保障。对此, 《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第10条规定:“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时, 当地人民政府应当提供必要的装备、物资和器材等保障……军队执行抢险救灾任务所需要的燃油, 由执行抢险救灾任务的部队和当地人民政府共同组织保障”。第13条规定:“军队参加国务院组织的抢险救灾所耗费用由中央财政负担。军队参加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的抢险救灾所耗费用由地方财政负担。军队有关部门应当及时统计军队执行抢险救灾任务所耗费用, 报抢险救灾指挥机构审核”。

由此可见, 海军执行海难救助任务的物资和经费应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保障。但是在实践中, 物资与经费的获取缺乏具体的制度约束, 并且涉及军地诸多部门的协调, 救援的消耗不能及时得到补充、救助经费也难以及时到位。这势必影响到救助行动的顺利实施, 因此必须通过立法明确各地各部门的职责, 统一和完善海难救助的保障制度, 免除海军执行海难救助任务的后顾之忧。

4.2 救助报酬的获取问题

实施了有效救助即取得报酬请求权, 这是一项通行的国际惯例。海军在其职责范围之外, 出于人道目的所实施的或应请求进行的救助行动, 如果有效则有获取报酬的权利。1967年《修订关于统一海上救助某些规定的公约的议定书》, 对1910年在布鲁塞尔签订的《统一海上救助若干规定的公约》进行了修订, 将该公约适用于国家或公共当局拥有、经营或租用的军用船舶或任何其他船舶所施与或被施与的救助。一些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救援实践中也肯定了军用船舶在救助行动中有获取报酬的权利。如《希腊海商法》第247条规定:“任何船舶的援助行为, 只要有效果, 便有权要求合理的报酬”。英国商船法也准许公务船对其救助行为享有救助报酬请求权, 其地位与一般商船相同。

鉴于海军进行海难救助的巨大风险, 赋予其在救助成功后请求救助报酬的特殊权利以补偿其损耗, 对于鼓励海军进行海难救助、促进海上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缘于此, 我海军遂行义务之外的海难救助行动, 可以保留向救助对象或其船旗国请求报酬的权利。

4.3 赔偿责任的承担问题

海难救助行动强度高、危险性大, 海军进行海难救助时, 可能因为设备故障、操作失误和环境影响等原因, 对救助对象或第三方造成损害, 或是对海洋环境和资源造成污染和破坏, 可能因此承担相关的经济赔偿、补偿责任。虽然军舰享有豁免权, 但是, 为保证海军执行海难救助任务的积极性和效率, 应建立和完善救助风险保障机制, 及时处置救助所产生的经济赔偿责任, 免除海军执行海难救助任务的后顾之忧。

摘要：海军执行海难救助任务是人民子弟兵的职责所在, 也是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这一新的历史使命的要求。海军执行海难救助任务中涉及诸多法律问题, 将直接影响海难救助的顺利实施。文章仅就海军执行海难救助职能的法定化与职能冲突定位、海军参加海难救助行动中的调动指挥权问题、海军参加海难救助行动中武力的使用与限制、海军参加海难救助行动中的权利保障与责任承担等几个法律问题加以探讨。

法律法规执行 篇10

“价值”这个词最早只是在经济意义上使用的术语, 人们通常把能满足我们需要的客观事物称作“价值”或“有价值的”。在我国, 建立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价值是在于保障民事执行行为的有效进行, 让执行程序实现法治化。

(一) 实现民事执行维护“私权安定”的目标

诉讼权利是公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最后一道利器, 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利益能否得到保护和实现。众所周知, 我国民事“执行难”具有多重原因, 但“执行乱”却是因为法院单方面过错所致, 是其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的必然结果。

(二) 维护民事执行程序的公正与效率

程序本身有着独立于实体目标的价值内涵, 正如学者肖扬著所说, 科学合理的公权力的设置和分配, 都是要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1) 而在所有的法律程序中, 民事执行直接关系到当事人诉求的实现和民事实体法律的科学合法运用, 而且执行法官权力大, 权力行使随意性强, 检察机关通过法律所赋予的监督职责, 利用这种公权力去监督法院执行机构的行为, 对其中不合理和不正当的执行行为进行纠错, 并按照监督法律的规定, 追求相应的责任, 这样才能实现权力对权力的有效制约, 最终保证了公正的实现。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主要原则

只有在准确的原则的指引下, 才能设计出完善的制度,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也是如此, 结合执行的目的以及检察院监督权的特点, 我们认为,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必须遵守以下几个原则。

(一) 监督法定原则

监督权是我国根本大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公共权力, 它的行使也必然受到法律的规制, 自由在法定的程序中进行, 权力才有效力。监督法定即监督权力法定、对象、事由法定、手段法定、程序法定及责任法定。

(二) 主动与必要的监督原则

民事执行的监督程序对检察院是一个考验, 既要坚持有主动性, 同时又要兼顾必要性。该原则一方面要求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过程中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积极主动行使检察监督权力, 另一方面对民事执行活动是否介入、介入程度, 又不能简单一概而论, 应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原则和标准。 (2) , 绝对不能使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直接越俎代庖的介入执行的过程成为执行的工作主体, 而是以涉案当事人或第三人的申请为必要条件。

(三) 不干预民事执行活动原则

检察监督的属性一方面赋予了检察机关一定的监督权, 一方面, 对该权力的行使范围也有限制, 那就是检察机关的监督权的行使不能干扰法院执行程序的正常进行。之所以设定监督权, 是为了保障执行程序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 所以它只是对超出法律规定的行为才发生监督效用。检察机关不能借口执行机关行为违法而肆意介入正常的执行阶段, 而是相反要与法院合力共同保证合法的执行的顺利进行。

三、民事执行监督监督的制度设计

一个国家的立法数量与执法质量是衡量这个国家法治建设成就的重要尺度, 我们必须结合民事检察监督的基本理论和民事执行程序的司法实践, 来构建适合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监督机制。

(一) 建立起执行前备案制度

检察机关监督法院的执行行为, 目的是为了保障执行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从而避免对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有所损害。在监督的实践中, 如果仅仅依赖事中和事后监督, 可能会出现事已成定局, 追责和改变困难的情况, 尤其是那些涉及较大的社会利益、国家利益的执行文书。为更重要的价值在于, 检察机关根据案件内容和性质, 可以制定预防执行行为违法的方案, 从而掌握了监督工作的主动性, 而且让监督工作也更有针对性。对其立法和实践都需要更加详细的规定, 比如适用范围、适用流程等。

(二) 建立执行监督协作机制

虽然监督工作的实施主体是检察机关, 但是监督工作的效果却不完全能由检察机关控制。这其中涉及到法院执行机构的配合和协作。要保障监督工作的有效进行和落实, 需要建立起两院协作机制, 尤其是建立起信息交流的平台。保持信息畅通, 检察机关才能及时发现执行行为违法的地方, 并及时纠错, 同时, 法院执行机构也才能及时反馈调整的进展。协作机制将提高执行监督的效率。

(三) 完善对执行违法的处理

监督工作的落实最终还是要依靠对违法执行的追究上。如果缺少追责, 监督的约束效果就没有保障。一方面, 从立法角度, 要完善违法执行的处理规范。赋予检察机关追责的权力, 并规范处理程序的细节, 从而保障落实。另一方面, 从监督实践来看, 检察院可以下达两种处理结果。一种是检察建议书, 一种是纠正违法通知书。前一种用于轻微的违法执行案件中, 对其中存在的程序瑕疵进行纠正和调整即可。后一种则是针对违法执行有侵害实体权利的情况下采用, 具备更高的强制效果。 (3)

摘要：执行乃法律的最终结果, 法律的程序最终都指向执行, 因而, 也被认为是法律的生命所在。法治社会是一个权力互相约束和制约的社会, 法律能够防止权力的滥用。因而, 非常有必要建立执行工作的外部监督机制, 并与内部制约机制形成监督“两翼”, 互相配合共同制衡以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

关键词：检察机关,民事执行,法律监督

注释

11肖扬.我们的理想: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J].人民司法, 2002 (1) :1.

22 常延彬.试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建构[J].法治论坛,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