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

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通用6篇）

篇1：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

浅谈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模式选择

刑事和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要求或者同意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而达成的协议。{刑事和解制度至少具有公正以及效率两方面的价值。但是由于新《刑事诉讼法》只对于该制度作出了概括性的规定，同时也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辅助实施，导致刑事和解制度出现程序体系架构相对粗疏、各地方操作标准较为混乱、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等问题。尤其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没有将刑事和解放到其应有的位置。

在西方国家，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的刑事和解制度就因其照顾到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避免《刑法》的“标签效应”、有利于未成年人回归社会等优点，成为回应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之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仅仅是作为刑事和解的一种情形，与成年人刑事案件一样，都归于轻刑案件中，没有对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制度进行有针对性、专门性的设计；在程序上与成年人刑事和解程序并未分离，缺乏独立性；在刑事和解的功能和效果方面，少有自己的独特性，而统一于以补偿或赔偿被害人损失为中心的程序运作中。本文以理论结合实际，对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的模式选择，在探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议。

一、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运行模式的分类

关于刑事和解的模式有多种分类方法，以主导者为标准可以分为国家主导模式和社区（社会）主导模式，以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程序中司法权力的组织形态特点可以分为专门模式与混合模式。

本文着重探讨另一种分类方式，即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司法调解模式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这一分类是由陈瑞华教授提出的比较经典、合理的分类方法，与我国实践联系最紧密。

（一）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

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是指加害人主动与被害人联系，经双方协商，就最终赔偿问题达成和解协议并自动履行，而后被害人要求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司法程序就此终止或者不再启动。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的模式类似于我国民众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群众基础的民间调解，是一种单纯的私力救济。

这一模式不仅具有灵活性、简易性、普遍性和自治性等特点，而且充分体现了刑事和解制度尊重被害人意愿的价值，给予了被害人和加害人平等协商、自主选择的机会。但是这一模式的弊端也决定了其不可能形成制度化、固定化的做法，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刑事案件的矛盾冲突远远要比民事案件激烈，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难以主动并理性地协商，更难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模式适用面窄；第二，在这一模式下，就和解的所有过程、事项均由双方当事人自己协商决定，缺乏专业知识的指导以及司法机关的参与，和解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难以保证；第三，即使双方当事人能够达成和解协议，但是这一协议能否顺利履行仍然是个疑问，因为缺乏相应的保障。

（二）司法调解模式

司法调解模式是指司法人员通过与加害方、被害方的沟通、交流、教育、劝解工作，说服双方就经济赔偿标准、赔礼道歉等事项达成协议，从而促使被害方放弃追究刑事责任的纠纷解决方式。司法调解模式又包括检察官调解模式和法官调解模式。这两种模式都注重司法机关的主动性。

与加害人-受害人自行和解相比，这一模式具有权威性较高、实用性较强、达成和解可能性较大等特点，但是在监督规范等配套工作不到位的情况下，容易出现极端：第一，司法机关的介入往往表现得强势，在其积极主动调停、主导和解过程中，难免会给当事人造成不同程度的压力，可能会弱化刑事和解“合意”的意义；第二，司法机关积极撮合协议的达成容易导致和解协议产生偏差，使当事人产生抵触、怀疑的心理，影响案件的公正解决以及和解的效果。

（三）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是指公检法机关对于那些加害方与被害方具有和解意愿的轻伤害案件，委托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对于经过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可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这种和解模式的结构性特征是调解权与司法权的分离，调解委员会成为司法机关解决刑事纠纷的辅助机构。这一模式的特点是引入中立的社会机构即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公安、司法机关主要负责遴选适当的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节，并且在调解成功后作出非刑事化的处理。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不仅具有简捷、经济和及时的优点，还有助于避免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中合法性和正当性难以监督的问题，也缓解了司法调解模式中司法机关压力过大的状况，同时可以避免可能发生的权力滥用等缺陷。当然，这一模式也存在问题：第一，我国各地人民调解组织的现状存在较大差距，调解组织的健全程度以及调解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许多地方的调解组织难担刑事和解的重任；第二，人民调解组织在把握法律上可能会有欠缺，更多地是站在道德的层面，对双方当事人进行道德教育或让双方共同承担责任，注重和解结果而忽视和解过程。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点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就决定了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不能简单地混同于成年人。

第一，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观恶性小。未成年人尚处于人格未定型期，具有身心发育不成熟，自我控制、辨认能力低等特点。而“行为人的辨认与控制能力本身能说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两者是成正比的关系，因此未成年人犯罪主观恶性较成年人犯罪要小。

第二，未成年人犯罪后的可塑性更强。由于未成年人身心还未发育成熟，生理、心理刚刚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正处于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时期，与成年人相比，具有相当的可塑性。为了避免刑罚对未成年人的消极作用，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刑事和解正是以和解协议代替刑罚的方法终结案件，对于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案件，可以避免弱化刑罚功能等刑事和解可能存在的缺陷。

第三，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大部分社会危害性都较小。实践中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主要集中在盗窃、故意伤害等类型，并且呈现分散性、偶发性的特点，对社会没有特别大的危害性。我们可以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大幅度适用刑事和解，弥补现行法律法规对于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宽泛模糊的不足。

第四，社会大众往往对未成年人有更大的包容度。相比成年人犯罪，社会对未成年犯罪人有更高的期待，期望他们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这就意味着刑事和解中更容易得到被害人谅解，这也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一个显著优势。总之，刑事和解制度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有着双向契合的优势。即刑事和解为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改造、避免刑罚提供了路径，照顾了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以及未来的发展；同时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又恰好避免了刑事和解的一些弊端，并将此制度的优势发挥到更大程度。基于此，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选择一个合理的、能扬长避短的制度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三、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模式的选择

笔者认为，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事和解应当适用司法调解模式中的检察官调解模式。也就是说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和解程序展开以检察机关为主导。

需要先明确，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与成年人分开适用不同的和解模式，要充分照顾到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及此类案件的特殊性。这就对立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通过刑事和解来实现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就必须从立法层面改变目前各地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操作不统一、各自为政、屡有冲突的局面。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刑事和解的适用应当主要存在于侦查完毕后的审查起诉阶段。笔者之所以倾向于以检察机关为主导，是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一个刑事案件经过公安机关之手再到公诉部门，案件事实才能有一个相对明朗的轮廓，也只有在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判断未成年人是否有犯罪行为、可能触犯何种罪名以及情节轻重等要素，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并在此基础上与受害人协商确定和解方式、商定赔偿数额，最终达成和解协议。此外，案件在检察院手中尚未进入法院进行审理，在这一时间点进行和解，不存在过早或过晚的问题。如果能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案件自然不会进入审判程序，就避免了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措施；相反，如果没有达成和解协议，案件又具有一定的恶劣情节，则可以直接进入审判程序，不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并且可以在程序上保障未成年犯罪人的权益。

其次，加害人-受害人自行和解模式以及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的劣势难以克服，权衡之后，笔者认为司法调解更适合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刑事和解不同于简单的民事调解，主持刑事和解应当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同时考虑到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检察机关无疑更适合担任这一角色。当然，采用司法和解就意味着要建立起相应的指导监督机制，保证和解能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公平公正的协议。

再次，目前我国的检察机关设有未检部门，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在司法系统中检察院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工作相对做得更到位，以南京市检察院为例，该院本身就有很多特色的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做法：比如案件办理人员形成梯队性结构，专业化的特点突出；以女性工作人员居多，利于教育感化；引进其他专业人才，比如有教育、社工、心理学背景的人，有利于人格的挽救与建设。这无疑为刑事和解中对于未成年人的感化、教育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改造未成年人，使其与其他没有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一样平等地走进社会，走向工作岗位，这正是刑事和解制度希望达到的目标，如果教育不到位，那么对未成年人适用专门刑事和解制度的意义也就失去了一大半。

篇2：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刑事和解不起诉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经过协商，由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通过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谅解和宽恕，经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轻微的，依法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仅适用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3年1月1日）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的案件，具体适用的罪名有：

（一）故意伤害；

（二）过失致人死亡；

（三）过失致人重伤；

（四）交通肇事；

（五）非法拘禁；

（六）敲诈勒索；

（七）故意毁坏财物；

（八）非法侵入他人住宅；

（九）其他过失类犯罪。

第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本实施细则：

（一）一人犯数罪的或有同罪的犯罪前科的；

（二）犯罪嫌疑人有脱逃行为的；

（三）犯罪嫌疑人系共同犯罪中的主犯，而从犯已被提起公诉或者已被判处刑罚的；

（四）共同犯罪中的同案犯，一并起诉更为适宜的；

（五）犯罪后订立攻守同盟，毁灭证据，逃避或者对抗侦查的。

第四条 刑事和解应当制作和解协议书。和解协议书应当载明犯罪嫌疑人向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认罪悔过、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的具体内容与时间；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接受犯罪嫌疑人悔罪表示和经济赔偿的态度；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请求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从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意见和建议。和解协议书应当由当事人或其委托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签名。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和解协议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后，同时符合以下情形的，可以适用本实施细则：

（一）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态度较好；

（二）刑事和解协议中包含的经济赔偿等项都全面履行的；

（三）犯罪嫌疑人得到了被害人自愿作出的谅解和宽恕，并对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

诉决定没有异议的。

第五条 本实施细则中所涉及的罪名不包括法律拟制或转化型犯罪的情形。

第二章 关于故意伤害罪的具体规定

第六条因民间纠纷所引起的故意伤害案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情节轻微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一）被害人的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的；

（二）犯罪嫌疑人的伤害结果系防卫过当行为造成的；

（三）其他犯罪情节轻微的情形。

第七条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故意伤害案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一）持械伤害他人，犯罪情节相对轻微；

（二）被害人损伤程度为轻伤一级，犯罪嫌疑人系老年人、聋哑人的；

（三）一次故意伤害造成一人以上轻伤后果的；

（四）曾经有劣迹的；

（五）其他犯罪情节较为轻微的。

第八条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故意伤害案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

（一）持械作案，犯罪手段残忍的；

（二）有前科的；

（三）具有两次以上故意伤害行为的；

（四）一次故意伤害造成二人以上轻伤后果的；

（五）涉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

（六）其他社会影响恶劣应当依法起诉的情形，第三章 关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具体规定

第九条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过失致人死亡案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

（一）犯罪嫌疑人在实施违法违规活动中过失致人死亡的；

（二）过失致使两人以上死亡的；

（三）过失致死的人身份特殊，造成影响较坏或损失较大的。

第十条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过失致人死亡案件具有不顾他人劝阻，一意孤行，明显可以预见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而没有预见的，过失导致一人死亡后果的，且不具有本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的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第十一条 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过失致人死亡案件，且不具有本实施细则第九条、第十条规定的情形，经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情节显著轻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可以删除）

第四章 关于过失致人重伤罪的具体规定

第十二条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过失致人重伤案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

（一）犯罪嫌疑人在实施违法违规活动中过失致人重伤的；

（二）过失致使三人以上重伤的；

第十三条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过失致人重伤案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且不具备本实施细则第十二条所规定的的情形，可以作出起诉决定：

（一）不顾他人劝阻，一意孤行，明显可以预见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而没有预见的，过失导致一人重伤后果的；

（二）过失致使二人以下重伤的；

（三）过失致使一人重伤，一人以上轻伤的。

第十四条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且不具有本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所规定的情节的过失致人重伤案件仅造成一人重伤的，经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情节显著轻微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第五章 关于交通肇事罪的具体规定

第十五条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交通肇事案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

（一）醉酒或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

（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的除外；

（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四）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五）严重超载驾驶的。

第十六条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交通肇事案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且不具有本实施细则第十五条所规定情形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一）未出现死亡的肇事事故；

（二）无驾驶资格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仅造成一人死亡后果的；

（三）酒后但未达醉酒状态驾驶机动车的；

第十七条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交通肇事案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并且不具有本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十六条所规定情形的，仅造成一人死亡或两人以下重伤后果的，经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情节显著轻微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第六章 关于非法拘禁罪的具体规定

第十八条 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非法拘禁案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

（一）犯罪嫌疑人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

（二）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达48小时以上的；

（三）犯罪嫌疑人具有实施殴打、侮辱、虐待行为的；

（四）使用械具或者捆绑等恶劣手段进行拘禁的；

（五）作案动机卑劣的；

（六）作案人数为三人以上的；

（七）从事非法活动或为索取非法利益而实施拘禁的。

第十九条 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非法拘禁案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且不具有本实施细则第十八条所规定的情形的，可以作出起诉决定：

（一）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24小时以上48小时以下的；

（二）被害人具有轻微过错的。

第二十条 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非法拘禁案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且不具有本实施细则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所规定的情形的，经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情节显著轻微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一）被害人具有严重过错的；

（二）犯罪嫌疑人为索取合法利益，迫不得已实施的拘禁行为。

第七章 关于敲诈勒索罪的具体规定

第二十一条 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敲诈勒索案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且不具有本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所规定的情形的，经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情节显著轻微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一）被害人为近亲属的；

（二）被害人对敲诈勒索的发生存在严重过错的；

（三）犯罪嫌疑人为未成年人的；

（四）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第二十二条 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敲诈勒索案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且不具有本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所规定的情形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一）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

（二）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的；

（三）多次敲诈勒索，但数额在两千元以下的。

第二十三条 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敲诈勒索案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

（一）曾因敲诈勒索受过行政处罚的；

（二）对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敲诈勒索的；

（三）以将要实施放火、爆炸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或者故意杀人、绑架等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相威胁敲诈勒索的；

（四）以黑恶势力名义敲诈勒索的；

（五）利用或者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军人、新闻工作者等特殊身份敲诈勒索的；

（六）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第八章 关于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具体规定

第二十三条 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故意毁坏财物案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且不具有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所规定的情形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一）因民间邻里、同学、朋友、民事、行政纠纷引发；

（二）造成财产损失低于二万元；

（三）毁坏公私财物三次以下的；

（四）单人作案的；

第二十四条 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故意毁坏财物案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且不具有第二十五条所规定的情形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一）造成财产损毁达二万以上且少于三万的；

（二）毁损公私财物三次以上且低于六次的；

第二十五条 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故意毁坏财物案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

（一）造成公私财物损失达三万以上的；

（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达六次以上的；

（三）纠集二人以上公然毁坏公私财物的；

（四）造成被害人轻微伤的；

（五）破坏生产、经营设备设施的；

（六）破坏政府部门设备设施的；

（七）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第九章 关于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的具体规定

第二十六条 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故意毁坏财物案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且不具有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所规定的情形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一）因民间邻里、同学、朋友纠纷引发的或者进入住宅经过主人同意后拒不退出的；

（二）白天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持续时间二个小时以内的。

第二十七条 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故意毁坏财物案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且不具有第二十八条所规定的情形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一）骗取住宅主人同意进入住宅后拒不退出的；

（二）夜间非法侵入住宅或非法侵入住宅持续时间六个小时以内的。

第二十八条 符合本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故意毁坏财物案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

（一）在警方劝说仍拒不退出住宅的；

（二）以盗窃、故意伤害等非法目的进入住宅的；

（三）持械进入住宅并有恶意威胁、胁迫等行为；

（四）殴打、侮辱被害人造成至少一人轻微伤

（五）夜间非法侵入住宅持续时间较长达六小时以上的；

（六）封闭他人住宅致使无法居住；

篇3：论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

关键词：刑事和解,辩诉交易,恢复性司法

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不但更契合我国经济转型期的发展环境, 更符合我国德主刑辅的儒家法治思想理念。但是, 刑事和解制度也会对我国传统刑法惩治犯罪的立法任务和国家追诉权的性质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更会使公众对刑事和解的性质产生认识上的偏见。

一、刑事和解立法解读

(一) 立法背景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 科学的刑事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对刑事司法的必然要求, 是和谐理论内涵的必然体现,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正是体现了这一要求。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 不能只注重用刑法震慑犯罪分子, 还要着力把他们改造成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新人;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 不能只满足暂时的平息, 而是要着力做好群众工作, 从根本上理顺群众的情绪。而且刑事和解制度作为最具恢复性司法特征的办案方式, 已在很多省市的检察机关进行了广泛的试点, 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本次修法也是对司法实践成果的肯定。

(二) 法条解析

特别程序的第二个章节设置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大致规定了刑事和解的条件, 和解的案件范围以及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法律效果。刑事和解, 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 被害人和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以后, 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刑事和解的范围包括:1因民间纠纷引起的, 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法的案件。2除渎职罪案件以外可能判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过失犯罪案件。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内曾经故意犯罪的除外。新刑事诉讼法第278条还规定了刑事和解案件由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主持并制作和解协议书, 而且从上述主持和解的主体可以看出, 刑事和解程序贯穿在侦查、起诉、审判的各个阶段。新刑事诉讼法第279条规定了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法律效果, 即在侦查阶段达成和解协议的, 公安机关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从宽处理的意见;在审查起诉阶段达成的, 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性质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或者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在审判阶段, 法院可以根据案情对达成和解协议的被告人做出从宽处罚的决定。

(三) 立法意义

刑事和解制度设立, 虽然法律条文不太完善, 立法尺度不是很大, 但其理论研究的进步性价值和构建和谐社会提高司法效率的优点仍然十分明显。一方面, 刑事和解制度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刑事和解制度的设立与我国的“和为贵”儒家思想和追求和谐的文化传统有关, 可以说刑事和解制度的本土气息浓厚。这也从侧面说明了, 在没有国外法律制度参照的情况下, 我国司法制度的论研究要走自己的道路, 走出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 基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刑事和解具有节省司法成本、提高刑罚效益、最大限度保护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合法利益、有效地接受犯罪人回归社会等优点。

二、刑事和解的性质

在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同时, 法学家们也在寻找刑事和解的正当理论基础, 企图找到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支撑。大多数学者认为, 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是起诉裁量权, 而有些学者则从国外恢复性司法模式中寻找刑事和解的正当性。还有些学者则认为:刑事和解是“弹劾式诉讼的返祖”, 检察机关和法院对于被害人与被告方和解协议的尊重, 作为民事诉讼基础理念的当事人处分主义, 也开始在刑事诉讼中得到尊重和采纳, 刑事和解意味着刑事诉讼开始按照民事诉讼的原则进行运作, 也就是“刑事诉讼民诉化”的典型标志。不管是从哪个方面去解读探讨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 在追求最终的结果上, 大家都是一致的, 都是在尽量不去超越法律的界限内, 提高司法效率, 公正高效的处理案件。

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 即不同于国外辩诉交易的性质, 也和恢复性司法模式的性质有所差别。布莱克法律词典对辩诉交易的解释为:刑事被告人做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以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的某种让步, 通常是在获得较轻的判决或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 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由此可见, 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不仅在参与主体, 使用条件上不同, 而且两者产生的理论基础也不相同。而恢复性司法与刑事和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美国哈佛大学的霍华德·泽赫教授, 对恢复性司法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恢复性司法最大程度上吸纳特定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参与司法过程, 以求共同地确定和承认犯罪所引发的损害, 由该损害所引发的需要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 进而最终实现对损害的最大补救这一目标。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 恢复性司法在价值理念和追求的目标上与刑事和解十分相似, 两者的差别在与, 恢复性司法的在界定范围和内涵上要大于中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因此, 中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 它吸收了恢复性司法的价值理念, 在参与主体上对辩诉交易进行了变革, 给予了被害人话语权, 更适合在崇尚“和为贵”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地域适用。

三、刑事和解的程序设置

(一) 和解的启动

从法条可以看出, 刑事和解的启动者一般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他们有进行刑事和解的迫切意愿, 并且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进行和解有利于展现其真诚悔罪的态度。另外, 检察机关也可以对适合和解的案件适当予以“撮合”。

(二) 法院的决定权和审查权

在刑事和解过程中, 法院是案件定罪量刑的最终裁断者, 法院不但要根据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审查加害人的悔罪态度, 审查和解协议的合法性与自愿性, 对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赔偿的执行情况予以衡量, 也要客观评判案件犯罪情节及社会危害性, 做出公正的判决。法院在做出评判的时候应当只遵循与法律的规定, 不被外界舆论和压力所干扰。

(三) 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

立法规定, 对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案件, 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 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在检察机关对案件进行审查起诉的阶段, 和解协议可以产生如下几个法律效果:1, 酌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是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 应负刑事责任, 但是犯罪行为情节轻微, 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2, 暂缓起诉。基于犯罪嫌疑人的各种因素的考量, 暂时不将其提起公诉, 交付法院定罪量刑, 并要求其在一定期间内履行相关义务, 并视其履行义务的情况及表现再决定是否起诉或者不起诉。3, 从轻或减轻处理。检察官在量刑裁量权内对和解案件做出从轻、减轻的起诉决定。对于当事人达不成刑事和解协议或者达成协议后一方又反悔而重新进入正常程序的, 不能因此而加重对加害人的惩罚。

(四) 监督

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中享有较大的起诉自由裁量权, 而司法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 既不能将它等同于一种恣意的权力, 也不能把它视为一种天然的特权, 既要看到它的优越性, 又要看到它的危害性。因此, 检察机关要严格依法限制自身权力的行使, 尤其在充当刑事和解的主持者时, 应当严格限制自身的权力, 检察机关应当把主要职责放在审查监督刑事和解达成的过程, 防止出现“以钱买刑、花钱赎罪、威胁利诱、弄虚作假”等问题的出现, 保障刑事和解的顺利合法进行。

四、刑事和解的效果

虽然刑事和解制度写入立法之初, 已经在某些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试点实行, 但是立法公布之后社会公众反映仍然十分强烈, 对刑事和解范围的扩大化解读, 使得公众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 而向被害人赔偿损失成为刑事和解的前提条件, 也让很多学者提出质疑刑事和解是“花钱买刑”, 金钱成为犯罪分子逃避刑责的工具。陈卫东教授在他主持的“‘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学术研讨会 (一) 和谐社会背景下刑事和解的制度构建”中认为刑事和解制度的设立是正当程序的悖反, 价值公正的动摇。其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明显质疑。他认为, 刑事和解更像是一副“应景之作”。中共中央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而具体到刑事司法领域,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亦成为了贯彻和谐社会理论的重要体现。由于刑事和解案件产生的息事宁人效应, 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和谐理念, 又可以凸现宽严相济中的“宽”, 加之其对于缓解附带民事诉讼偏低的执行率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的确有所裨益, 一时间刑事和解成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门话题。而且我国的在审前程序尚未建立起相对独立的机制框架之时, 且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小, 认罪答辩等分流机制也欠缺雏形, 刑事实体法也没有为刑事和解提供依据的情况下, 和解制度盲目引进意义极其有限。

刑事和解不但对我国的刑罚目的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不良影响, 而且会导致权利或权力的滥用。一方面, 对检察机关而言, 为了提高司法效率, 会有意无意的向加害人或被害人施压, 迫使其接受和解, 尽快达成和解协议。另一方面, 对被害人而言, 其会基于加害人的恐惧获重罪以及加害人本身的劣势地位, 而漫天要价, 提出远超加害人所能承受的赔偿标准。这都是与刑事和解制度本身价值背道而驰的。

五、完善

(一)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目前立法在刑事和解范围的规定上比较狭窄, 一方面, 由于社会大众对刑事和解制度的认识有所偏差, 规定过大的刑事和解范围, 不利于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开展。另一方面, 刑事和解制度仍然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贸然扩大和解的适用范围, 会造成检察机关自身起诉裁量权方面的混乱和对司法系统造成巨大的冲击, 违背了刑事和解在提高司法效率方面的立法初衷。但是, 随着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际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扩大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当然是水到渠成。

(二) 刑事和解的主持机关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未规定刑事和解的主持机关, 只笼统地说明了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和解中对和解协议的审查义务, 和解的进行指望当事人自己私下的接触, 不但不利于和解协议的达成, 也不利于诉讼周期的缩减和双方矛盾的缓和, 更可能会导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和二次伤害行为的发生。笔者认为, 在刑事和解由检察机关适当的进行主持和调解, 有一定的优势。首先, 检察机关掌握最全面的案件事实和证据材料, 对那件有大概的认识和了解, 能权衡利弊。其次, 检察机关本身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有助于当事人双方听取建议, 达成和解意愿。最后, 检察机关的起诉自由裁量权有助于其向加害人提出从宽处理的意见和条件。

(三) 刑事和解诚信记录档案和被害人赔偿基金

很多情况下, 某些加害人真诚悔过, 并积极向被害人及其家属赔礼道歉, 但是由于自己经济状况而不能得到法院的从宽处理。相反, 某些加害人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 但是认罪态度不好, 没有悔改之意, 或者屡教不改, 又造成对其他人同样的伤害, 是否考虑建立诚信记录档案, 对那些达成和解协议的当事人记入档案, 若再次侵害他人权益构成犯罪的, 限制其和解的机会, 或者在和解赔偿中增加其赔偿数额, 抽出一定比例的赔偿金建立被害人赔偿基金, 补助那些因为达成和解协议而得不到赔偿的被害人。这样, 一方面达到了严惩那些企图用金钱“摆平”麻烦的加害人, 另一方面也保障了被害人最终获得赔偿的机会。

(四) 律师的介入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律师介入刑事案件时间提前, 能更好的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在刑事和解案件中, 律师的介入, 能更好的帮助当事人认清案件处理的结果,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有利于在案件矛盾较大的刑事和解中缓和当事人的冲动, 理性的进行协商调解事宜, 也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并且在刑事和解的程序启动, 达成和解协议的气氛和最后和解协议的履行上都能站在专业的角度对当事人提供行之有效的建议, 最大程度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六、结语

篇4：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

摘 要：刑事和解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既可以保护被害者的利益，又能使犯罪者顺利回归社会，将有助于社会和谐。刑事和解在我国也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各专家、学者乃至普通民众对其看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本文将紧紧围绕对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和正当性区别进行分析论证，从而更加辩证的认识刑事和解。

关键词：刑事和解；适用条件；正当性

一、刑事和解的内涵

在理论界，对于刑事和解的概念，主要有：

第一，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

第二，刑事和解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后，司法机关的依职权履行职责，促进当事双方进行沟通、协商，力图通过平缓有效地方式，修复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

二、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

我们可以明确司法实践中真正促成以刑事和解解决案件的是加害人的物质损失赔偿及真诚悔罪。当然这也是刑事和解的首要条件。刑事和解试图通过宽缓的处理方式挽救那些因过失或因一时冲动而犯罪的失足者，免却“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遗憾。对于可以感化和值得宽恕的人，法律应当给予其悔过的机会，促使其回归社会。其次，须得到被害人或其家属的谅解书。被害人或其家属的谅解是被害人同加害人订立和解协议的重要前提，也会是办案机关同意适用刑事和解的重要依据。只有双方的矛盾真正化解才能实现刑事和解的积极效果，和解才能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才能体现“和”的实质。再次，加害人应当不再具有社会危险性。刑事和解是为了挽救因过失或一时冲动而犯罪的失足者，而不是为了放纵犯罪。那些仍然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加害人也不可能真诚悔罪，当然也就不具备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因此，对于那些不再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加害人可以适用和解，而对于那些仍然存在社会危险性的加害人则应不予以适用。

三、刑事和解的正当性

（一）刑事和解的存在价值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司法处理模式，从质疑声不断到被普遍接受，其存在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作为一种以非刑事化方式处理刑事案件的模式，刑事和解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是社会冲突的化解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刑事和解之所以首先在那些因民间纠纷而引发的轻伤害案件中得到适用，其原因就在于这种发生在邻里、朋友、亲戚、家人、同学之间的伤害案件，要么双方都有程度不同的过错，要么事出有因，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后果并不严重。对这种案件采取刑事追究的方式，反而容易导致冲突双方矛盾的更加激化，相互间的仇视和怨恨也会扩大。于是，司法机关本来为着寻求正义的考虑而采取的刑事追究行为，反而导致社会关系的永久性损害。因此，在这种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使国家刑罚权退出这一民间纠纷领域，放弃对那种无益于任何一方的抽象正义的追求，保证社会和谐和安宁的回归，这确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也是刑事和解制度对刑事诉讼理论的最大贡献。

因此，刑事和解的基础并非仅在于犯罪人对被害人提供的金钱赔偿，而是更加重视普通人的真实的感受和真实的情感，认为其最能打动人，最能激发人的道德情操，而提供一个当事人双方坦诚交流的机会能够使事情的是非曲直一目了然。但是，金钱赔偿却是被告人能使被害人相信其真诚悔罪的重要表现。物质损失得到赔偿是精神得以抚慰的重要前提，只有被告人对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进行积极赔偿，才能使被害人确信被告人的诚意，也才有和解的开始。如果说以钱买刑是不带情感的损失赔偿，那么刑事和解就是具有真情实意的以钱买刑。也正因如此，刑事和解才将以钱买刑纳入体系中，成为刑事和解的一部分。以钱买刑做法虽然不能全面推广，但是，在将其与其他因素相结合而形成一种新型的、适合新时代的制度时，其所具有的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

（二）刑事和解模式下被害人利益的保护

在传统的刑事诉讼程序中，主要强调的是对犯罪人的国家追诉，忽视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遭受的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以及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在作出任何影响刑事诉讼进程的决定时，如作出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等，都不需要征求被害人的意见，甚至是连告知都可以省略；而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也仅是在举证质证阶段作为“控方证人”出庭支持公诉，或者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可见，在强调对抗性司法模式中，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是得不到保证的，被害人在很多情况下不仅难以充分参与刑事诉讼、与被告平等对话并获得有效赔偿，而且还很有可能因为司法机关的怠慢而受到“第二次伤害”。

刑事和解制度就是在这种传统的司法模式屡遭批评的背景下出现的。这种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以被害人——被告人关系为中心的新型司法模式。这种新型的司法模式使被害人获得了真正的程序主导者地位，在这一过程中，被害人可以对被告人的赔偿标准提出自己的更高的赔偿要求，直到对方的许诺让自己满意为止；还为被害人精神创伤的治疗以及重新回归社会提供了可能性，传统刑事理论主要关注被害人复仇欲望的实现和经济损失的补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许多为被害人越来越看重的诉讼利益。同时，这种制度的出现，也为被害人实现上述诉讼利益提供了新的机会。它为加害人与被害人提供了一个面对面交流和溝通的机会，使得被害人有机会充分地倾诉自己的感受，表达自己的真实愿望，获得加害方的认真倾听和司法机关的高度关注。使加害人能更深刻地体会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带来多大的痛苦，从而更真诚地进行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也使被害人的自尊心得到较大的满足，有效的抚平所受到的心理创伤。

参考文献：

[1]宋英辉.刑事和解实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1.

[2]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M].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

[3]卞建林王立.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118.

[4]邹翔.交通肇事刑事和解实证分析[J].中国检察官，2010，（5）：14.

篇5：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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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国的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司法机关(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主持调解下，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使加害人和被害人直接商谈、沟通和交流，在加害人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的情况下，被害人要求或同意司法机关对加害人从轻、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时，司法机关对加害人从轻、减轻或免除刑事处罚，最终解决刑事纠纷的制度。本文拟从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为出发点，探讨如何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论文关键词刑事和解 理论基础 法律依据

当前，司法工作人员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准确适用刑事和解还存在诸多疑问，所以，刑事和解工作的开展要解决其合法性基础，并明确其适用的范围、条件和程序。

一、刑事和解的合法性问题——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

关于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从根本上构成了刑事和解的理论依据，也有的学者将我国数千年的传统历史文化中的“和”文化作为刑事和解的理论渊源。 但笔者认为，从刑事和解的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将恢复性司法模式的恢复正义理论作为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更为合理。作为报应性司法理论的对立物，恢复正义理论从社会本位的角度对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充分说明。恢复正义理论认为刑罚的适用并未解决犯罪造成的问题，反而加剧了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所以，解决犯罪应首先致力于修复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犯罪造成的损害，而不是注重对犯罪人实施严厉的刑罚。恢复正义理论将刑事司法从传统的惩戒性和报复性惩罚移转到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以及受震荡的社会本身，司法的重心不仅立足于如何使犯罪行为得到应有的惩罚，且将注意力适当放在使犯罪侵害的社会成员的利益得到弥补，受震荡的社会尽可能得以修复上，使刑事司法由对抗转向对话，由制裁转向恢复。 恢复正义理论强调犯罪是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坚持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中的主体地位，国家作为犯罪侵害的另一个对象，其地位从矛盾的另一方逐步演变为矛盾的协调者，刑事司法的使命从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法制权威的维护让位于社会冲突的调停和纠纷的.平抑。 刑事和解的突出特征就是不再将犯罪仅仅看作是国家的问题，而是努力在国家、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寻求一种和谐的平衡。

关于刑事和解的法律依据，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尚未明确规定刑事和解制度，但我国法律有不少类似的规定，如《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另外，一些司法解释和法律法规也作了类似的规定，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对特殊群体的犯罪、特殊形态的犯罪和轻微刑事案件等均规定“符合不起诉条件的，可以依法适用不起诉”。可见，刑事和解符合我国有关法律内涵和精神的，并不违背我国法律规定。

二、基于恢复性司法理念完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想

(一)明确刑事和解适用的案件范围

关于可以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理论和实务界均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任何刑事案件，不管罪轻罪重均可适用;有些学者认为则认为应把刑事和解限制在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和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二)项规定的自诉案件。笔者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司法环境下，考虑到根深蒂固的报应性传统司法理念中的有罪必罚、起诉法定观念和社会大众的心理接受能力，避免增添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宜将刑事和解的范围定得太宽，但也不应将其范围定得太窄，否则该项法律制度起不到应有的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笔者认为，除了重大的恶性暴力、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严重刑事犯罪外，其它的受犯罪侵害的客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修复、被赔偿和被弥补的刑事犯罪均可适用刑事和解。目前应主要在以下几类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

1.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附加刑的轻微刑事案件。

2.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生理和心智发育尚不健全，缺乏足够的是非判断能力，可塑性较强，导致犯罪的多为偶发性因素，多属冲动性犯罪、初犯和偶犯，主观恶性小，通过刑事和解、思想教育、物质赔偿和亲情感化等方式能够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改造，使其能够认识错误、吸取教训，既达到了惩治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又保护了未成年人的权益，使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能够很快恢复。如果一味地以对待成年人罪犯的方式对待未成年人罪犯，对其实行监禁，则很可能交叉影响，妨碍未成年人人格的正常发育，为社会增添不稳定因素。

3.过失犯罪。此类犯罪人往往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较小，后果不是很严重，容易得到被害人一方的原谅，被害人往往注重的是犯罪后的精神和经济补偿，因此，此类犯罪具有进行刑事和解的良好基础。

4.对于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也不应一律拒绝刑事和解，而应根据犯罪人的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犯罪行为恶劣程度、被害人的谅解意愿和社会公众的接纳程度等因素考虑是否适用刑事和解。

当然，上述几类犯罪也不是机械的运用适用刑事和解，我们应在充分分析具体案情，并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前提下，决定是否适用刑事和解，如果上述几类犯罪中不具备刑事和解的条件，如犯罪人拒不认罪，或犯罪情节严重，或社会影响恶劣等，也当然不能适用刑事和解。

(二)明确刑事和解适用的条件

1.被告人作有罪供述，对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一方面，刑事和解要求当事人双方就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事宜进行协商，如果犯罪人不自愿认罪，就欠缺协商的前提条件。另外，刑事和解的初衷之一就是对被害人进行情感抚慰，引导其进行感情宣泄，如果犯罪人不自愿认罪，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的处理效果。

2.加害人和被害人自愿和解。刑事和解意味着当事人双方会对实体权利和义务的享有和承担进行谈判和协商，势必会影响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为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刑事和解的启动和开展必须以双方自愿意志为前提。下的自愿和解也就无法案件进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

3.司法机关经审查同意或决定适用刑事和解的。

(三)明确刑事和解适用的程序

1.由加害人或被害人一方提出刑事和解申请，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由侦查机关提出和解建议，双方当事人同意和解。

2.侦查机关对和解协议及相关事项进行审查，主要审查案件的类型和特点是否符合刑事和解的条件，双方当事人是否基于自由意志自愿和解，加害人的认罪态度和悔罪程度，和解协议的履行等等。

3.司法机关作出是否同意进行刑事和解的决定，并通知双方当事人。

4.在司法机关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就加害人承担责任的形式、赔偿金额、履行责任的方式和期限，以及被害人是否同意不追究或减轻加害人刑事责任等内容达成协议，并签署书面和解协议。

5.司法机关对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可行性进行审查，认定协议不合法的，则决定终止刑事和解程序，启动一般刑事诉讼程序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认定协议合法的，则针对案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所处阶段的不同，适用不同的处理方式：(1)如在案件侦查阶段，则由侦查机关作出撤案或从轻、减轻处罚的决定，并报检察机关审查;(2)如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则由检察机关作出对被告人的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决定，免除处罚的，由检察机关撤销案件或退回公安机关处理，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由检察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并提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3)如在案件在审判阶段，则由法院作出无罪或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判决，或建议检察机关撤回起诉。

6.检察机关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并提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的，由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对和解协议和量刑建议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庭审阶段被告人无需对犯罪事实和罪名做供述和辩解。

篇6：论刑事和解的基础与制度构建

建立在社会一般意识或社会通念上存在的报应观念基础之上的传统司法模式在预防、控制犯罪、弥补被害人损失方面暴露出缺陷，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矫正犯罪的预期。刑事和解引入了补偿性的积极惩罚、非正式的争议解决程序等新思路，试图纠正传统司法在防治犯罪效果上的不足，它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去看待犯罪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对犯罪所造成伤害的适当的反应方式。

一、刑事和解的基础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与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相径庭的全新的司法理念，各国对其内涵的界定都各不相同。但是，各种对刑事和解理念的理解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归纳而言，刑事和解主要是通过被告人与受害人双方的沟通协调以最大程度的化解矛盾，辅之以社区矫正等措施，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

（一）刑事和解的哲学基础

正如古尔德纳所指出的，“利益”的需要是社会互动和群体结构的“起初装置”，从结成交换关系中获得的利益为社会互动提供了诱因，交换过程也就成了调解社会互动以及促使一个社会关系网形成的机制。“利益衡量的目的是追求当事人之间及利益衡量的平衡，实现社会正义和公平。”这种利益衡量理论同样适用于刑事法范畴，对于一些刑事案件，尤其是直接涉及被害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刑事案件，被害人一方面希望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制裁，另一方面又有弥补自己损失的心理诉求，这是作为一个理性人、社会人所不可避免的心理冲突。而被告人也存在类似的心理状态，不管其主观上对犯罪是故意还是过失，其在犯罪后潜意识中会产生一种“交易”抑或说是“交换”的想法，如果通过自己的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能够“换取”法律的从轻处罚，他是愿意为之的。美国社会学家布劳曾经对这种社会现象作出比较具体的分析，他认为，社会成员之间存在必然的交往，“外在的利益是对交往做比较并从中做选择的标准”。正是基于此种原因，使得刑事和解有了存在的可行性。

（二）刑事和解的法理基础

刑事和解是“对西方的主流文化提出挑战，对各种本土文化持一种宽容乃至欣赏的态度，主张文化多元，反对文化霸权，特别认可非主流文化在预防和控制犯罪方面的独特作用。”它认为犯罪并不是单纯的犯法或者对政府权威的违犯，而是“对个人和人际关系的侵犯，犯罪行为生成了其使一切复原的社会义务，司法介入被害人、犯罪行为人和社会寻求更好地弥补、协调和安定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去”。所以刑事和解的最大功能应是确保伤害被修复。其关注的是犯罪人、被害人以及社区三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刑事和解不应被视为是与报应性司法或康复性司法相对抗的，反之，刑事和解是糅合了报应性司法和康复性司法的诸多因素，并且创设了一些新的观点（社区责任的提出等）。因为刑事和解并非是对刑罚的完全否认，反而认为犯罪人不仅应该为被害人承担责任，而且应该将其扩展到社区领域。“犯罪是社区问题，解决因犯罪产生的问题既是社区成员的共同责任，也是其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基础上的”。

（三）刑事和解的社会基础

随着人们对刑罚的认识由单纯的制裁犯罪转化为矫正犯罪，建立在报应刑基础之上的传统司法模式在预防、控制犯罪、弥补被害人损失方面暴露出缺陷，无法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矫正犯罪的预期。首先，在预防与控制犯罪方面，传统的司法模式显得力不从心，因为在被告人面对着犯罪后的自责与对未来充满悲观的时候，严厉的刑罚不仅不能起到威慑作用，反而更容易导致其对社会的敌对情绪。英国哲学家葛德文就曾经指出:刑罚这种强制手段不能说服人,不能安抚人,而相反地,使遭到强制的人离心离德。强制手段和理性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不能有培养德性的正当效果。其次，传统司法模式单纯致力于对犯罪的追诉，与其说是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不如说是对国家权威的维护，被害人不仅不能从刑事诉讼中得到补偿，反而可能因为被告人出狱后的报复而面临二次伤害的危险。而刑事和解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传统的司法模式的弊端。

二、引入刑事和解的必然性分析

（一）我国传统的“国家——被告人”刑事司法运行机制的缺陷

长期以来，刑法工具论的观点占据主导地位，而一旦刑法被视为是一种工具，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过程则嬗变为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为了称得上是应当处罚，必须基于社会一般意识或社会通念上存在的报应观念，认为能够依据该行为，对该行为人进行谴责，追究其刑事责任。”由此直接导致的是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益与诉求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主要表现为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失调：

首先，片面追求对被告人的刑罚责难。国家对被告人的刑罚责难不仅有利于保护作为被害人的个体性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利于保障作为一般社会人的整体利益。“如果说，犯罪在刑法中处于一种客体——对象性存在物的地位，那么，刑罚在刑法中处于一种主体的地位。”然而，理论中刑罚的这种预防与控制犯罪的机能往往在实践中扭曲，嬗变为单纯的“重刑化”倾向，其后果是对被告人权利的侵害，这与当前国际社会倡导的人道化、谦抑性的刑法价值背道而驰的。

其次，对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考虑欠缺。如果说很多被告人的程序权利由于没有明文规定而缺乏法律支撑的话，那么，与此相比，对更容易在诉讼程序中受到忽视的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则显得更为迫切。因为虽然一旦进入了刑事诉讼程序就意味着国家对被告人刑罚责难的开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被告人作为刑事诉讼的中心，其承载的诉讼理念也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核心价值的体现。然而，作为社会人、理性人、经济人，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被害人自然也不例外。“被害人在犯罪和预防犯罪的过程中，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客体，而是一个积极的主体，不能只强调罪犯的人权，而且要充分地肯定和坚决保护被害人的人权”。但是，由于被害人和作为在刑事诉讼被告人的对立方的公诉方的利益存在很大的一致性，被害人的这种独立的愿望与诉求便往往会湮没在所谓的国家利益中。“在现代法治话语中，被告人权利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被害人权利本来在与被告人权利相冲突时就往往处于被忽视和抛弃的境地。”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在法律层面上将被害人作为当事人加以确定，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司法实践中，被害人权利的保护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好转。实际上，我国一些既有的关于被害人权利立法就已经带有十分明显的控方利益导向，这种政策性立法其政治目的要大于法律目的，必然会使得被害人无法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这就必然使得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质与量，权利入宪的范围和程度都受到种种不合理的限制和一些非相关因素的制约。

（二）刑事和解“被害人——犯罪人”模式的优势

刑事和解理论认为“犯罪既不是对国家利益的侵害，亦不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相反，犯罪是社区中的个人的行为，因此，对犯罪的处理应该由被害人和犯罪人发挥决定作用。”它将犯罪视为对个人权益和社会关系的双重损害，而司法正义是一种矫正正义，因此，作为司法正义的承载体的刑事诉讼程序就应当修复这种损害。刑事和解是在维护法律权威的前提下对刑事诉讼程序的优化，为刚性的刑事诉讼程序注入了柔性的因素，体现了刑事司法从“有害的正义”到“无害的正义”的进步，是法律与道德情感的最佳结合，也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所体现出来的刑罚理念，与传统的“国家——被告人”司法模式相比，有着天然的优势。

第一，深层次化解矛盾，和谐化消弭争端。由于刑事和解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之上的由中立的第三方专业人员介入的一种司法活动，其强调的是恢复和整合因犯罪所造成的相应的社会关系的破坏，根本目的在于消除仇恨，化解矛盾，使当事方都能够不因犯罪和被害而影响融入社会以及重新生活和工作。所以，一旦双方能够达成协议，不仅能够使得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合理的补偿，而且还能消除被告人的仇视心理，有效的避免因为被告人出狱后的打击报复而使被害人遭受双重伤害，也可以降低犯罪人在凡的可能性。美国的一份随机抽样调查表明，参加刑事和解程序的青少年犯的再犯率为18％，而通过正规刑事司法系统处理的青少年犯的再犯率为27％。

第二，突出司法公正，彰显社会正义。对一种措施公正与否的评判并非是由某些人的主观臆断所决定的，而是体现社会的一般性的价值取向。刑事和解强调在对被害人精神进行补偿的同时注重被害人物质方面的赔偿，在打击犯罪与维护社会稳定秩序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符合社会的一般价值取向。

第三，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司法成本。很多轻微刑事案件可以在侦查阶段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可以使有限的司法资源集中到一些严重的、暴力性的犯罪活动中去。此外，刑事和解主要是通过社区矫正的方式实现，减少了因羁押犯罪人而发生的司法成本，提高了司法效率，而且，通过犯罪人公益劳动，可以节约大量的社会成本。

第四，体现刑罚个别化，强调刑法谦抑性。刑罚个别化要求对犯罪人进行处罚时要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及再犯可能性的大小选择与其相适应的刑罚，而按照刑事谦抑性的要求，对刑事犯罪，应该以最小的支出——少用或者不用刑罚，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犯罪。也就是说如果案件能够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得以处理，那么就应该选择一种相对较轻的方式。刑事和解的适用能够满足刑罚个别化和刑法谦抑性的要求。

三、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2005年12月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6〕1号）第十六条将积极退赃或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作为应当宣告未成年罪犯缓刑的条件情形之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将“犯罪后能够如实交待罪行，认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积极退赃，尽力减少和赔偿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的”作为对于罪行比较严重的案件依法不予逮捕的情形之一。第二十一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实施的轻伤害案件、初次犯罪、过失犯罪、犯罪未遂的案件以及被诱骗或者被教唆实施的犯罪案件等，情节轻微，犯罪嫌疑人确有悔罪表现，当事人双方自愿就民事赔偿达成协议并切实履行，符合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

由此可知，我国立法已经以未成年人犯罪方面为切入点，逐渐将刑事和解理念引入立法领域，开始了由传统报应性司法向刑事和解模式转化的探索。

综上所述，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理论平台、立法支撑与实践基础，应当对我国传统的司法模式进行改革，引入刑事和解机制，构建传统司法模式与刑事和解模式并行的二元体制。由于我国刑事法治的构建是在吸取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展开的，而刑事和解模式也是最先由西方国家提出并实践的，可以说对我国构建刑事和解模式具有反思意义。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刑事和解尚处于探索阶段，应该结合已有的实践、观念与国外的先进经验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一）适用范围

刑事和解本质而言是一种替代性的司法模式，不能替代传统的刑事司法,其适用范围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否则，极易造成司法权力的滥用和利益的失衡。我院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主要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包括交通肇事等过失犯罪，以及亲属邻里关系中的故意伤害，数额不大的故意毁坏财物、破坏生产经营等。上述轻微刑事案件中的犯罪行为主要侵犯了被害人的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较小，适用刑事和解不至于造成对被害人利益保护和公共利益保护的失衡。结合刑事和解的法理基础与目前的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在我国当前情势下应该限于以下几种情形：

1、自诉案件。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双方可以自行和解或者撤诉，这已肯定了刑事和解的适用性。

2、公诉案件中轻微刑事案件，主要是指可能判处缓刑或管制、较短刑期的轻微刑事案件，这类案件被告人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

3、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犯罪多系偶发性犯罪，司法机关应坚决贯彻教育、感化、挽救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合力促使未成年人早日回归社会。

4、过失犯罪。被告人在主观上基于过失，被害人往往也能够对被告人形成谅解，具有和解的现实可能性。

此外，刑事和解程序不适用累犯及严重的暴力性犯罪。对于刑法明确规定的八类严重刑事犯罪的被告人及累犯，被告人主观恶性大，必须予以刑罚制裁，不能用恢复程序替代司法程序。

（二）适用条件

1、当事人双方自愿。刑事和解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真诚的和解以化解矛盾，因此，被害人对被告人的谅解必须是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完成的，没有受到公权压力或者外来胁迫，否则，便丧失了刑事和解得以存在的前提与根本。

2、司法专业人员的介入。在欧洲各国, 调解模式在欧洲应用很广,调解组织发达,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在专业要求上,都要求调解员无论是在社会工作、法律还是心理学方面必须拥有职业资格,而且必须受到有关调解的理论和实务的培训。而针对我国的司法实践，有学者主张应该由当事人双方自行进行，不需要有关司法专业人员的介入。笔者认为，对于当事人双方的和解应该在司法专业人员的介入下进行，“可以想见，如果司法不同权力相结合，不但诉讼活动难以为继，法律也将失去威严”。但是，这种介入应该仅限于对当事人双方的协议合法的合法性的审查，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甚至将刑事和解限定为在司法人员主持下进行，势必会混同刑事和解与刑事调解的界限。此外，就目前我国司法实际而言，一般此专业人员应该限定为公检法工作人员以及其委托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尤其是后者，可以有效的缓解司法机关的办案压力。

3、当事人双方的协议内容合法。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必须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这是刑事和解运行的条件。由于我国目前法治国家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比较淡薄，因此，可能将刑事和解片面的理解为“以钱买刑”，并且当事人可能受到各方面的压力而影响到其和解意志的真实性和自愿性，因此，就必然要求司法机关加强对刑事和解的指导和监督，尤其对和解协议的合法性审查。

（三）适用阶段

对于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有学者主张可以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达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考虑当事人的和解意愿,并根据案件情况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对于刑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可以做出撤销案件或不移交起诉的决定。但是，如果大量的案件在侦查阶段就被公安机关以和解为由撤案处理，那么这些案件的处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就无从得知，在这种情况下极易滋生权力腐败，因此，笔者主张应当将侦查机关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案件严格限制在轻微刑事案件的范围内。

起诉阶段，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对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可以可以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批准逮捕、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向法院提出从轻、减轻判处的量刑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