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和解程序的完善建议

2022-09-11

作为一种公法契约, 刑事和解程序的确立标志着有别于传统司法程序解决犯罪冲突的新模式的兴起。传统司法解决犯罪纠纷的模式往往将重点落在如何打击犯罪、惩罚犯罪上, 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地位要弱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恢复, 但随着世界各国司法机关为解决传统刑事司法弊端的探索, 以及被害人权利保护观念的根深蒂固, 加之传统监狱矫正模式暴露出犯罪人难以回归社会等问题, 刑事和解的产生也就显得理所应当。刑事和解程序在提高纠纷解决的满意度和实现诉讼效益方面具有优越性, 相关的立法与解释也使得该程序在实践中日渐羽翼丰富, 但仍然遭受不少的质疑与诟病。

一、刑事和解程序产生的基础

(一) 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兴起

犯罪是多重社会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 传统的刑事观念注重通过刑罚的手段来惩罚和震慑犯罪, 随后西方刑事观念中出现了为保障犯罪人权利设立沉默权、辩护、保安处分、缓刑等措施, 我国的刑事司法也从中汲取精华, 用于丰富完善自身。在上述刑事观念中, 犯罪总是被视作对国家利益的侵害, 对其追诉的程序也往往由国家主导, 具体的被害人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德国犯罪学家汉斯·冯·亨蒂创建了被害人犯罪学, 他的观点指出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地位应当平等, 即他们的权利应当受到同等的保护, 而且某种意义上更应强调保护被害人的人权。[1]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试图加重被害人在国家追诉程序中的作用, 但被害人的角色定位一直都很尴尬, 作为刑事诉讼参与人不能发挥主动性。刑事和解程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优先保障被害人利益的最大化, 对弥补被害人损失起到巨大作用。

(二) 犯罪人回归社会的难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对犯罪人的态度由最初的极度严苛演化为现在的细微审慎, 刑罚手段也由简单粗暴的同态复仇发展到后来的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肉刑逐渐消失, 死刑也逐步被限制, 有些国家地区不仅“慎杀”甚至“不杀”。但当今社会对犯罪人的态度饱含了敌视和恐惧, 一个背负前科的人重新融入社会的道路十分坎坷。

传统的监禁模式力图通过束缚限制的方式来达到“改造”犯罪人的目的, 但此种方法不仅对司法资源造成负担, 而且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监禁模式无疑可以短时间内实现正义并对犯罪人施以国家强制力的制裁, 但此种单纯的监禁与威慑所创造出的封闭空间并没有达到将犯罪人“净化”的目的, 反而增加了其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感染的风险, 这都加强了犯罪人释放后对社会的危险性。上世纪90年代英国国会下议院发布政府白皮书指出监狱是一种使坏人变得更坏的方式。

(三) 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要求

在传统的刑事司法理念中, 司法机关竭力实施刑罚权对犯罪进行打击, 但结果并不一定有利于纠纷的化解, 还有可能激发新的社会矛盾。《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查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规定, 对于加害方和受害方已经和解, 或者加害方真诚悔罪、积极赔偿并得到受害方谅解的轻微犯罪案件, 要本着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原则, 化解社会矛盾的思想, 尽量做出不起诉决定。此项举措要求司法机关在处理刑事案件中注重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之上化解纠纷与矛盾, 同时使原本就稀缺的司法资源在处理犯罪上更具针对性, 促使更多的犯罪人更加易于回归社会。

二、刑事和解程序的价值

通过上述对刑事和解程序产生基础的阐述, 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法治文明中人权意识的提高。以往法院在作出判决之后经常出现被告人不服而上诉、被害人不满而上访的现象, 这都反映了处理犯罪时僵化坚持惩罚和监禁的不良后果, 在判决中不考虑加害人的悔罪态度、补救措施和被害人的感受, 最终并不利于纠纷的解决。[2]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在刑事纠纷解决中更加灵活, 促进被害人与加害人的沟通, 使被害人的心灵创伤得到抚慰, 使加害人了解到自己的罪行对他人与社会带来的危害从而使其真正忏悔, 减少再犯可能性, 这就是刑事和解程序的价值所在。

(一) 被害人权益的全面保障

传统刑事诉讼活动的主导者是国家, 其注重的往往是国家法律权威是否得以维护, 刑罚处罚是否适当, 力求实现个案中的正义, 此举易忽视犯罪行为对具体被害人及相关人、社区造成的侵害, 使得追求的个案正义成了“有限的正义”。刑事和解程序将被害人扶至主体地位, 为其提供了解完整犯罪信息的途径, 发挥其在司法活动中的主动性, 为其开设了叙述受害经历的通道以平复心理创痛, 提供法律援助以帮助获得物质与精神上的补偿, 减轻对犯罪人的对立和仇恨, 达成和解。[3]

(二) 利于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

传统刑事司法过度关注对犯罪人的惩罚, 使得犯罪人认为自己遭受了牢狱之苦就已经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 表面上看是在帮助被害人伸张了正义, 但事实上并没有使纠纷得到化解, 僵化了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关系, 不利于被害人对损失的追偿, 更不利于加害人日后回归社会。刑事和解程序通过为加害人和被害人建立沟通渠道的方式, 使双方通过交流对话的方式对整个犯罪过程有了全面的理解, 让加害人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和产生的过错, 利于其真诚悔罪, 同时还能达到预防再犯的效果。

(三) 维持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

法官通过判决书的方式固定刑事纠纷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但这仅仅是解决了纠纷法律层面的冲突, 并未真正发挥法律定纷止争的作用。和谐稳定是人们发自内心所追求的社会生活状态, 当纠纷发生之后, 通过法庭上的言辞对抗和国家强制力的刑罚处罚并不能解决犯罪人与被害人双方心理上的对立与仇恨, 也就是说传统刑事司法只关注解决了纠纷“事中”的问题, 对“事后”的问题显得颇为乏力。刑事和解程序则更注重“事后”的问题处理, 力求纠纷双方当事人社会关系的恢复, 增强相互间的认同感, 使加害人积极承担责任, 消灭仇恨, 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社区的安宁。

三、刑事和解在我国遭受质疑诟病

(一) 适用条件过于苛刻

根据我国的刑事诉讼法, 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案件只有两大类, 分别是民间纠纷引起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轻微犯罪案件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轻微过失犯罪案件, 并且累犯还不得适用。如此狭窄的适用空间不利于发挥刑事和解的优越性, 大大降低了预期效果。

此外, 目前的相关规定刑事和解程序只能适用于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及审判阶段, 立案阶段与执行阶段皆不包括在内, 且没有更加详细的规定。而西方国家刑事和解制度可适用于刑事诉讼全部阶段, 甚至联合国的有关规定也指出在遵守本国法律的前提下, 修复性司法方案可在刑事司法的任何阶段适用。

(二) 和解履行方式单一

刑事和解程序的建立初衷包含了打破以往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求偿困难的局面, 被害人因为复仇的意念支持, 寄希望于法律的公正审判使加害人得到相应的刑事惩罚以平复自身的仇恨心理, 因此我国刑法带有浓重的“惩罚犯罪”的目的性。但之后被害人的物质损失精神赔偿便变得异常艰难。一方面, 加害人因为受到公法的制裁, 在私权利层面的赔付上丧失了积极性, 认为自己已为罪行遭受了“报应”;另一方面因为刑事处罚的缘故, 加害人的经济能力受到影响, 可能不再具备赔偿的物质条件。

(三) 金钱买刑

社会中的“人”因为出身、境遇、学识等等原因有着不同的经济基础与文化背景, 当遭受外来侵害时, 每个人所期望的补偿标准也并不相同。同样一笔钱对待不同的人所能发挥的效用也不尽相同, 如此一来, 就使得刑事和解程序在实践不断遭人诟病。

以早期刑事和解试水过程中的“哈尔滨宝马肇事案”为例, 2003年10月16日10时20分左右, 苏某驾驶的宝马X5轿车与代某拉着大葱的农用车发生刮蹭, 并对代某夫妇进行恶意殴打, 后因苏某在倒车时的操作失误, 造成轿车失控前冲, 致使代某的妻子刘某死亡另有12名围观群众受伤, 本案的最终结果是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代某得到赔偿金9万, 其余12名伤者获得赔付共计18万余元, 法院判处苏某有期徒刑两年, 缓刑三年。[4]纠纷双方的经济基础差距较大, 9万元的赔偿金对于肇事方也许不算天价, 但对于被害人来说无疑一笔巨款。但金钱易手, 加害人不再遭受牢狱之苦, 被害人却无法因金钱弥补丧妻之痛, 接受和解并非纠纷的化解, 而是迫于现实的无奈。

四、刑事和解程序的一些建议

(一) 多渠道保障被害人经济损失

刑事和解中, 若纠纷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但加害人因生活窘迫无力支付经济赔偿, 亦或是被害人面对“天价”不得不选择忍气吞声, 都是对国家对被害人利益保护的严峻考验。有观点认为应该建立国家补偿制度来完善弥补被害人损失, 使被害人在和解过程中不因金钱因素而导致与加害人的地位不平等, 可是国家毕竟不是纠纷当中的过错方, 即便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国家负有一定的责任, 也没有充足的理由将国家作为刑事和解中的义务承担者。此时若有相关的基金扶持可以很好保障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或者加害方选择劳务等其他方式作为弥补, 也不失为一剂良方。

(二) 加强刑事和解的可操作性

根据我国刑事和解的相关规定, “认真悔罪”被视作刑事和解程序的必备前提, 但何为“认真悔罪”是难以量化和可操作的。加害人因和解而获得轻刑罚, 其心态不能是侥幸逃脱制裁的喜悦, 而应当是未受刑罚却已从内心感受到法律威严的庄重, 因此应通过其他形式和行动展示出来, 如社区服务和捐助等, 此举可帮助犯罪人矫正心理和行为。

(三) 附加禁制令

针对那些因刑事和解协议而未遭受实际刑罚的加害人, 可以结合缓刑假释中的禁止令和社会矫正对其行为、权利进行约束。如交通肇事的司机, 数次因为过失操作造成严重后果的, 可以吊销其驾驶执照, 或补充相关法规禁止其在一定时期内获得驾驶员资格等, 防范此类危险的再度发生。

(四) 健全监督制约机制

监督制约机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防止权力滥用造成的“司法腐败”, 虽然刑事和解有法律条文进行约束, 但在谈话与协商的基础上, 拥有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机关可能以法外因素进行干预。其二是犯罪人回归社会时, 其表现是否真诚悔罪, 是否切实履行和解协议, 还有心理和行为的矫正等问题也需要监督机制加以制约。

摘要：刑事和解程序的产生, 源于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兴起, 解决了犯罪人回归社会难的问题, 符合追求社会秩序稳定的需求。但我国施行刑事和解制度时间较短, 立法与相关解释也过于笼统, 表现出适用条件苛刻, 和解形式单一等弊端, 还遭受“金钱买刑”的诟病。就目前来看, 可以通过建立多渠道的赔付方式来保障被害人的利益, 细化相关规定使该程序更富可操作性, 同时建立健全的监督保障机制来完善程序的施行。

关键词：刑事和解程序,价值,质疑,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