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模式

论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模式（精选5篇）

篇1：论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模式

论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模式

摘要：本文从理论和实务的角度对公安侦查阶段引入刑事和解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对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现有模式及其分类做了说明，并结合实践对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中存在的问题逐一进行了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统一规范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标准及模式。

关键词：刑事和解 司法调解 公安侦查 和谐社会

一，刑事和解简析

1，刑事和解的概念

刑事和解是一种解决刑事纠纷的新型司法模式，它有别于以往我国传统强调国家对犯罪者的有效治罪及刑罚权的实现，将诉讼机构与被告人置于完全对立地位的司法模式；而是以被害人和加害人的关系为中心，注重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和对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的恢复，也正是在此意义基础之上，刑事和解解决刑事纠纷的模式契合了我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笔者认为，刑事和解是在刑事诉讼中，对符合法定条件和程序的案件，加害人和被害人双方自愿就他们之间的刑事纠纷进行面对面的协商，加害人以真诚认罪、悔过、道歉以及合理赔偿等形式获得被害人的谅解，并达成和解协议，经国家专门机关见证和确认，使加害人获得相对轻缓的处罚，使受损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

2，刑事和解的基本特征

从刑事和解的概念中可以看出，刑事和解应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1）刑事性。刑事和解首先是“刑事”，其次才是“和解”，其针对的是犯罪问题。在刑事和解中，刑罚的作用和影响始终存在，刑事和解仍然是在司法机关主导下对犯罪的处理。所以，刑事性是刑事和解的基本属性。

（2）自愿性。“和解”即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纠纷。刑事和解就是刑事纠纷的双方主体通过自主协商达成合意，并依据合意达成解决刑事纠纷的方式。所以，当事人双方的自愿性是刑事和解的基本条件，也是提起刑事和解的原则性前提。自愿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意思应为双方各自自由意思表达，而非被迫；二是双方当事人对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应为明知，而非被欺骗。

（3）公权力的参与性。刑事和解虽然是犯罪方与受害方的和解，但这一和解离不开公权力的参与。刑事和解的制度化表明，无论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进行的和解，还是在程序之外进行的和解，它都必须是国家所认可的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和解。因此，在一定情况下国家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对刑事和解进行监督和审查。这也表明，公权力的参与性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

（4）适用范围的有限性。刑事和解不可能用于任何刑事犯罪案件。首先，必须是侵害个人法益的案件才可以适用刑事和解。对没有确定受害人的犯罪是无法使用刑事和解的。其次，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刑事案件不适用刑事和解，因为案件事实不清，也就无法确定犯罪人及其在该案件中的作用。最后，刑事和解适用的范围过大、条件过宽会瓦解社会对犯罪的认识评价体系，牺牲法制的权威，并有可能影响长久的和谐。

二，公安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模式的种类

1，刑事和解模式简析

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模式是指，在侦查阶段进行刑事和解的基本条件与方式，以及犯罪嫌疑人（加害人）、被害方，公安机关三方在刑事和解中的法律关系的基本格局。它是实现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程序和手段。一个良好刑事和解模式，有助于完成刑事和解的任务，并完整体现刑事和解的功能。

2，当前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三种主要模式

由于我国各地经济文化的差异以及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认识的不同，刑事和解在实践中也存在不同的模式。笔者认为，在公安侦查阶段存在的刑事和解模式有以下三类：

（1）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自和模式

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自和模式是指，发生刑事案件后由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自行协商解决刑事纠纷，在达成和解后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经由公安机关审查予以确认。这一模式中“自和”源于民间的“私了”行为，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在司法实践中也易于推广。但这一模式在实践当中，由于和解的过程中参与者均为与案件有直接关系的相关方，缺乏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难以保证和解的客观公正。

（2）公安机关促和模式

公安机关促和模式是指，发生刑事纠纷后，由希望和解的当事人向公安机关提出和解要求，经公安机关审查和解适格的，再由公安机关促成和解，此种模式也可称为公权力机关促和模式，比较重视公权力对和解的促成作用。在这种模式下，由于办案人员对案情深入了解，可以及时找到双方当事人纠纷的关键点，同时也可以发挥公安机关对辖区内部各种情况全面、熟悉掌握的优势，给纠纷双方当事人创造充分的和解机会，有利于和解的及时达成。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由于过于强调公安机关的促和职能，而难免使公安机关忽视打击犯罪的职能，放纵了犯罪，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

（3）委托第三方促和模式

委托第三方促和模式是指，发生的刑事纠纷到达公安机关后，公安机关认为有和解可能的，不自行促和，而是将该刑事纠纷委托专门的民间调解机构进行调解，达成和解协议后，再由公安机关予以审查和确认。这一模式的优点是既有专业调解机构促成当事人双方的和解以便于案件的分流，也避免了公权力机关的过度介入。但这一模式，在刑事和解过程中由于公安机关缺位，一方面会使犯罪嫌疑人处于漏管失控状态；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当事人及主持促和的“第三方”没有对应公安机关公权力的监督制约，刑事和解的公正性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三，公安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中存在问题剖析

1，缺乏现实的法律依据

目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没有可以支持公安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依据。一方面，《刑法》第36条有关民事赔偿优于罚金的规定、第37条有关犯罪的非刑罚处理规定、第98条有关告诉才处理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172条有关适用刑事调解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一些司法解释、规定、意见等含有刑事和解的精神。但是，在这些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并没有关于“刑事和解”明确规定。

2，缺乏统一的适用标准

正如前文所说，目前对公安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还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与之相配套的刑事和解模式更没有统一规范的标准。所以，各地公安机关在适用刑事和解的具体实践中，和解模式、和解程序也各不一样。不同的模式自然会有不同的程序，对刑事和解的结果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目前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缺乏统一规范的标准，在模式使用上没有统一的规定，程序上也缺乏规范，致使在具体实务中不可避免的出现刑事和解随意性，临时性以及操作性不强等问题。

四，统一规范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标准及模式

1，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笔者认为应是：(1)被害人是自然人。（2）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3）加害人真诚悔罪。（4）双方自愿，且意思表示真实。（5）加害人主观恶性不大。

2，公安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统一模式

（1）关于加害人、被害人、公安机关或第三方参与人在刑事和解中的法律关系与基本格局。对于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该案件的办案人员不能参与和解，但其有将案情书面告知和解参加人的责任。所以，这种模式因为“委托第三方促和-公安机关消极参与模式”，具体设计为：以当事人双方的自由和谈为主，人民调解员主持促和为辅，公安人员消极参与。

（2）关于实现刑事和解的程序，即和解的启动，和解的场所选择、和解过程的监督、和解协议的签订及审查、和解协议的履行及救济等程序都要进行详细的规定。

五，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模式运行的保障机制

1，完善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法律法规。2，完善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监督制约机制。3，完善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救济性保障机制。4，完善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与社区矫正对接机制。

作者简介：王宾祖，1985年7月出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09级硕士研究生刑事诉讼法专业，内蒙古包头人。

篇2：论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模式

1008016 侯佳敏

【摘要】新出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进行了细化和补充，但是，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仍然存在缺失，这导致了律师无法充分发挥其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制约侦查权利滥用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立法完善并加强其司法保障。

【关键字】律师权利 刑事侦查阶段 侦查讯问在场权 调查取证权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 侦查程序作为独立的诉讼阶段与起诉、审判并列而存, 三起诉和审判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侦查的结果。可见, 侦查程序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对整个诉讼程序正义的实现具有关键的影响。由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常常被适用强制措施，人身自由受到不同的限制，加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缺乏法律知识，不知道或者不能正确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而迫切地需要律师给予法律上的帮助。此外，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还可以有效地防止侦查人员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因而，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相应权利，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是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的应有之义。

一、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现状

新出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第三十三条修改为： “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相较于原刑事诉讼法中“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的规定，刑诉修正案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赋予了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身份，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而根据修正案新增加的第三十六条：“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及第三十八条：“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以及相关规定，目前，我国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的权利主要有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会见犯罪嫌疑人，向其了解有关案件的情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犯罪嫌疑人提出申诉和控告；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相较于未修正前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细化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尤其是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这方面，增加一些新的规定，如规定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更明确规定了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

尽管刑诉修正案对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有所完善，但是，考虑到侦查阶段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以及律师在侦查阶段可起到的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监督和促进司法机关的侦查活动等重要作用，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在立法上和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缺陷。(一)法律没有赋予律师侦查讯问在场权。

在我国刑事侦查讯问程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双方主体的地位极不平等。一方面，讯问权力的行使不断扩张，日趋呈现恣意性，违法讯问手段层出不穷。而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沦为刑事追诉的客体和工具，其享有的权利极其稀少，不仅自行辩护权被事实上剥夺，而且不能获得律师的帮助，不享有律师在场权。这导致实践中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刑事被追诉人翻供现象频繁，冤假错案屡屡发生，刑事司法效率低下，而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和人身权利的保障更无从谈起。由此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赋予律师侦查讯问在场权，无疑是一大缺失。

（二）对申诉和控告的方式和内容以及受理机关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尽管《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可以代理申诉、控告，但是，申诉控告应当向哪个机关提出? 由哪个机关负贵处理? 在多长时间内予以处理？有权决定的机关在律师代为申请取保候审后七日内不作出答复应如何处理? 这些问题在立法上没有涉及, 司法实践也没有给出解决方案。可见我国律师代理申诉、控告以及代为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缺乏必要的保障。没有保障的权利相当于没有权利。

（三）会见权的实现困难重重。在司法实践中, 有的侦查机关任意为律师会见设置种种障碍, 以种种理由拒绝律师的合理要求;即便同意安排会见, 也不遵守规定时限。有的侦查机关限制会见的时间、次数和人数:。这些都使得律师的会见权得不到切实保障。

（四）律师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

按我国法律之精神, 律师依法执行职务, 理应受国家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 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但是, 我国关于这方面权利的保障措施却一片空白。相反, 刑法第306 条规定的辩护人毁灭证据罪、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罪对律师的人身权利保障极为不利。律师因涉嫌上述犯罪被公安司法机关拘留、逮捕、判刑的案件时有发生, 其中不少案案件属公安司法机关滥用刑法306 条追究律师的法律责任(如误捕或出于职业报复而故意错捕)。因此, 辩护律师既难以保全自己, 更难蔽得当事人的信任和社会的尊重。这极大地挫伤了律师辩护的积极性, 使他们顾虑重重, 越来越多的律师把办理刑事案件视为畏途。

上述的这些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的限制和不足，限制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使律师无法真正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更不敢制约侦查权力的滥用。其在侦查阶段的作用大受怀疑，许多人认为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基本上是流于形式，律师的职能形同虚设。

二、律师在侦查阶段权利的完善

中外刑事诉讼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错误的审判之果从来都是接在错误的侦查之病枝上的。①律师在侦查阶段，尤其是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的权利受到限制，这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辩护人在审查起诉和审判程序中发挥主动积极的作用，也不能防止侦查阶段最易发生且首先应当防止的违法犯罪行为(刑讯逼供、骗供、诱供等)。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扩大律师在这一阶段的权利，并从以下方面设置权利救济机制：

（一）赋予律师侦查讯问在场权。

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侦查人员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要求律师在场。如果犯罪嫌疑人要求律师在场，侦查人员必须通知律师到场，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必须经在场律师签名，否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防止笔录制作人歪曲、篡改犯罪嫌疑人所回答问题的原意。此外，侦查机关在讯问过程中, 缺乏程序意识的侦查人员往往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侵犯,如采取刑讯逼供或者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式进行讯问。这时候, 律师应有权提出异议予以制止, 必要时还可提出控告。这 样就可迫使侦查机关将自己的行为里于法律约束之下, 减少嫌疑人人身权利被侵犯的机会。

（二）确保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交流权。

保证律师有权随时会见嫌疑人而不受不正当的干预, 交流时间充足而不受不合理的限制。此外，应当赋予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享有录音、录像权和拍照权。而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律师会见犯 ①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罪嫌疑人时可以录音、录像和拍照的规定。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禁止律师在会见时录音、录像和拍照, 致使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一些权利无法实现。如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仅作笔录往往不能记录下全部谈话内容，不录音、录像和拍照, 则无法防止个别犯罪嫌疑人歪曲律师的会见记录, 日后若发生争讼律师有口难辩。没有录音、录像, 就无法把犯罪嫌疑人的控告或申诉的谈话内容、刑讯通供造成的致伤致残部位及伤情通过录音、录像固定下来, 作为代理控告、申诉的证据材料移送。因此,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法律应当允许律师在会见时享有录音、录像、拍照权。

（三）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

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不享有调查取证权，无权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一方的证据，而诉讼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如果把律师的调查取证推迟到审查起诉阶段甚至审判阶段进行，这和侦查机关开始取证的时间就存在一个时间差，随着时问的推延，有利于犯罪嫌疑人一方的证据有可能湮灭，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真相。只允许侦查机关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而不允许辩护方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一方的证据，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被迫诉人蒙受不公正判决的情况。赋予侦查阶段的律师调查取证权，可以使其与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互相补充，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真相，使案件得到公正的裁决。

（四）赋予律师履行职责不受司法追究权。

《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妨害作证罪是悬在律师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给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带来了无法回避的执业风险。自从刑法实施以来, 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因履行职责而受到司法机关追诉(其中许多属于滥行追诉)案件时有发生, 给律师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由于害怕被追诉, 越来越多的律师放弃了承办刑事案件。为保证律师充分发挥其辩护作用, 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赋予律师依法履行职责不受司法追究权极为必要。

总之，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并保障其权利得以实现，才能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以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制约侦查权利的滥用, 促进程序正义。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2】魏在军.关于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完善.中国司法。2008（4）。【3】申君贵，伍光红.困境与出路——关于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考察与反思.中美“律师辩护职能与司法公正”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版。

【4】钟精明.论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保障.法制与社会，2008（4）。【5】万毅.侦查程序模式与律师权利配置.学术研究，2005（6）。

篇3：论刑事和解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适用

一、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的必要性

一定类型的案件的当事人双方或其近亲属在审查起诉阶段达成和解协议, 经过检察机关审查确认之后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在提起公诉后向人民法院提出从轻、减轻的量刑建议的这样一种和解的方式, 在理论和实务界大受好评, 对当事人来讲存在很多益处。

(一) 对加害人来说

一个案件从立案到庭审要经历几个环节, 其中审查起诉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是否起诉到法院关系到犯罪嫌疑人是否会被最终定罪。而一旦被定罪, 则犯罪的这顶帽子便会跟随一生, 不仅对自己, 对家庭成员也会造成影响。审查起诉阶段适当适用刑事和解, 可以将一些罪行轻微、人身危险性小、并且有真诚悔过的犯罪嫌疑人阻拦在法院的门外, 为他们提供第二次机会。

(二) 对被害人来说

遭遇过加害人的侵害, 对他们的身心会造成一定的伤害, 特别是当他们不了解加害人会为什么会这样做, 尤其是连加害人的面都没有见到, 这会使他们感到多疑、害怕, 甚至对今后的生活产生影响。传统的刑罚制度, 只考虑到对加害人进行惩罚, 被害人的利益和地位被国家利益或者是社会秩序所代替, 他们的心理得不到治愈。刑事和解给了被害人和加害人交流的一个机会, 特别是被害人听到了加害人行为的原因、真诚的忏悔, 重新获得对社会的的信任和对生活的热情。

二、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有很多学者都认为, 与立法前相比, 刑事和解在审查起诉阶段的适用效果并不好, 主要体现为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少了, 适用率降低。有些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如果当事人不主动提出和解, 他们绝不主动提。出现这样的问题,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 检察机关人力资源有限

基层检察院的工作量大, 人员配备不足, 每接到一个案件都有完成的时间限制。由于法律没有规定, 在审查起诉阶段都是检察人员充当和解的主持人, 不仅要花时间调解, 并且还要承担和解后反悔的风险, 费时又费力。出于效率考虑, 一般不主动考虑和解。

(二) 案件范围狭窄

立法前, 没有案件范围的限制, 只要当事人有意愿, 基本上都能进行和解, 而修法后, 很多理应给予和解的案件排除在外, 如亲戚邻里之间互相伤害造成重伤的案件, 只要一方真诚悔过道歉, 另一方也原谅, 和解当然更有利于社会和谐, 但是如今, 遇上这种案件原则上是不允许和解的。

(三) 和解方式单一

我国目前社区矫正制度不完善, 和解的方式以经济赔偿为主, 这就导致了一些并不富裕的人缺少赔偿能力, 对一些穷人来说, 面对“巨额”和解款, 他们宁愿选择接受刑罚。

三、完善的建议

针对上述所提出的问题, 笔者有以下建议:

(一) 明确检察机关在和解中的角色定位

目前, 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刑事和解案件, 检察机关既充当调解者, 又充当监督者, 一方面这两种角色存在冲突, 一定程度上影响和解的自愿、公平性;另一方面检察机关的工作量加大, 影响整体的办案质量。有的学者提到应当完善检察机关与人民调解机构的衔接机制, 由人民调解员充当审查起诉阶段刑事和解的主持人、调解者, 而检察机关则只充当监督者, 负责审查和解协议的自愿性和合法性, 决定是否允许进行和解。笔者赞同这种观点, 由人民调解机构或是其他第三方机构介入和解, 不仅可以减轻检察机关的办案压力, 也可以提高和解的质量, 真正实现和解解决纠纷的功能。

(二) 对案件范围作例外规定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可以进行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但是在实践中, 一些原本进行刑事和解更有利的案件, 由于不在法律规定的适用范围内, 而不能适用。如寻衅滋事与聚众斗殴罪, 这使刑事和解制度的功能难以较大的发挥。经过笔者在基层检察院了解的情况来看, 出于对现实情况的需要, 检察机关并不是完全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区分是否可以进行刑事和解, 而是更多的考虑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及案件的性质。所以, 笔者建议, 应当在法定范围之外做例外规定, 适当扩展刑事和解的适用案件范围, 以当事人的意愿为主, 案件的性质为辅。

(三) 适当增加和解的方式

我国的刑事和解起源于西方的恢复性司法理论与实践。20世纪90年代, 恢复性司法就已在西欧的国家、北美国家和加拿大等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到目前已发展的十分成熟, 各个国家都有多种不同的和解方式, 如德国有超过500个专门从事和解或损害修复的国家机构和私人组织;法国有各种如公路安全意识或者毒品安全知识的培训。笔者认为, 我国也应当增加一些适用刑事和解的方式, 如以劳动的形式帮助被害人及其家属、参加义务劳动、社区教育、以分期付款的形式给付经济赔偿等等。

摘要：在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已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认同, 但是目前, 由于各种原因, 我国对在该阶段适用和解还存在一些问题, 如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案件范围、适用方式等, 针对这些问题, 提出了一些完善建议。

关键词：刑事和解,审查起诉阶段,案件范围

参考文献

[1][加]罗伯特·罗斯著.张晓亮译.以关系为视角的加拿大原住民司法[A].载宋英辉主编刑事和解实证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322.

[2]乐绍光, 陈艳, 曹晓静.刑事和解制度在浙江的实践与完善——以修改后的刑诉法为契机[J].法治研究, 2012 (8) .

[3]伍正.构建公诉环节的“检调对接”机制[J].中国检察官, 2012 (8) .

篇4：限制公安侦查阶段轻伤害刑事和解

一、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产生的原因

之所以在轻伤案件上产生“刑事和解”的情况多种因素导致的：是由

一是由我国的法律规定形成的有罪与无罪的矛盾造成的。根据法律规定，轻伤害案件既可以自诉，也可以公诉，问题是两种程序中当事人权利存在的差异。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自诉案件的一般程序是，自诉人．到法院提起自诉、审判，在审判过程中，法院对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可以调解，自诉人可以撤回自诉，可以同被告人自行进行和解，自诉前没有象公诉程序那样有国家机关收集调查证据。公诉案件一般程序是：公安(或检察院)立案、侦查、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审判，被害人参加诉讼，但是没有象自诉案件中那样的处分权，和解是其中之一。如此，一个人实施了轻伤害犯罪行为，如果是公诉，他会被定罪判刑；如果是自诉且以调解结案，他是无罪的。

二是司法实践中，一些案件追究刑事责任不合适。在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一些案件，被害人不愿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如亲属、邻里之间的轻伤案件，如果严格执法，追究刑事责任，反而不能取得好的效果，亲属之间受害人不希望自己的亲属受到刑事处罚，邻里之间考虑到日常相处，有的受害人也不希望嫌疑人受到刑事处罚。

三是公安机关对所有轻伤案件全部移送起诉有难度。2005年，公安机关开展“大接访”活动，轻伤害案件上访占了相当比例，成为公安信访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轻伤害案件，案子虽小，但办案难度不小，再加上嫌疑人往往逃跑，更给公安机关办理案件增加了困难。公安机关在繁重的工作任务中，对此类案件重视程度也不够，取证不及时、不完整导致证据不足，致使许多案件根本诉不出去，既无法结案，也无法撤案，群众不满意便持续不断上访。

二、公安机关“刑事和解”现状

相当部分的轻伤害案件是以调解结案的，并且有的公安机关也倾向于调解结案，这样省去不少功夫。在一些地方伤害案件公安机关的调解结案高达百分之七、八十，这就不正常了。有的基层公安机关甚至形成对调解结案的“依赖”，处理伤情不重的案件，首先想到调解而不是迅速全面取证，一旦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对调解反悔，在案件办理上就很被动。在轻伤害案件上出现被动局面有两大因素。一是部门之间推诿扯皮。公安机关和法院之间，公安机关内部的派出所和刑警队之间都存在推诿扯皮现象。二是公安机关工作不到位。公安机关在对轻伤害案件的办理中，存在一些问题：(1)警力紧张、经费困难。一些伤害案件因受公安机关警力、经费的制约而不能得到及时查处。(2)认识不到位。少数办案单位的领导和办案人员认为伤害案件不象杀人、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那样严重和急迫，甚至认为受害方虽然报了案，但说不定很快双方就会和解，主观上存在“冷处理”的思想，对案件投入精力不够。(3)取证不及时。伤害案件发生后，一些办案单位处置后仅制作报警记录，没有立即调查取证。即使受害人到派出所要求处理，也是先安排其住院治疗，出具伤情鉴定委托书，待鉴定结论出来之后再开始详细调查。但时过境迁，由于当事人、证人记忆的淡化，错失调查取证的良机，增加了侦破案件的难度。(4)执法水平不高。一些办案人员对案件先入为主或偏听偏信，调查时，或被受害人的夸大其辞而蒙蔽，或轻信嫌疑人无罪的辩解，或对证人作证的真伪分辨能力差，使事实真相无法查清。一些办案人员在受害人指认后，仅调查嫌疑人有罪证据，不调查无罪证据，致嫌疑人归案后可采信的证据不足或没有证据，从而变更强制措施。(5)现场勘查不细致。有的办案人员仅讯问当事双方，勘查现场不细致，忽视提取关键的凶器、物证，有的即使提取了，但物证保管不善，造成丢失或未及时检验，使检验条件消失。(6)不作为。对伤害案件久拖不办，不对嫌疑人进行调查，调查后不及时组织警力追捕，导致受害人四处上访。

三、限制和减少公安机关的“刑事和解”

一定的“刑事和解”是有必要的，有利于侵害人改过自新，减少侵害人的犯罪记录，而且可以节省国家资源，提高效率。但如果“刑事和解”越来越盛行，越来越泛滥，其危害也很明显。在实践工作中不恰当的拓展轻伤和解的范围，过分的强调轻伤和解的社会效应，是本末倒置的表现，任何不加控制的轻伤和解，都可能变相地鼓励犯罪。如果因公安机关“偷懒”造成“刑事和解”盛行，则严重违背了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神圣使命，也会滋生更多的犯罪。

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轻伤的“刑事和解”过多，应加以适当限制，要不断强化侦查工作，提高工作能力，减少“刑事和解”比例。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严格“刑事和解”适用条件。对亲友、邻里或者同事之间因琐事发生纠纷，双方均有过错的；未成年人、在校学生殴打他人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人的侵害行为系由被害人事前的过错行为引起等情形方可“刑事和解”。而对于雇凶伤害他人、涉及黑社会性质组织、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累犯、多次伤害他人身体等情形则绝对不能进行“刑事和解”。

二是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办案能力，及时采取强制措施。伤害案件发生后，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伤害行为，受害人伤情达到轻伤以上，公安机关认为需要立案侦查的，为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1第4款之规定，对犯罪嫌疑人先行刑事拘留。

三是完善快速反应机制。伤害案件突发性强，嫌疑人逃窜快，但其一般留有打斗痕迹、体貌特征相对清晰，容易掌握，有利于实施快速抓捕。因此，要完善以110指挥中心为龙头，以巡警为骨干，统一指挥，信息畅通，多警种通力协作，整体联动的全天候动态工作体系。基层公安机关特别是派出所要全面掌握辖区内故意伤害案件高发的重点部位、重点场所的情况，深入研究发案的规律和特点；充分发挥治保会等民间组织的作用，实行群防群治，加强对社区治安控制；完善防控网络，突出巡查重点，就近出警，提高出警速度。

篇5：论公安侦查阶段刑事和解模式

关键词：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刑事和解,司法政策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的颁布实施, 对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做出了指导性的要求, 各地检察机关刑事和解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由于各地对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解和规定不统一, 以致于各地检察机关在运用刑事和解处理案件时存在一些问题, 影响了刑事和解工作的开展。本文试对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需要注意的问题浅谈几点看法。

一、要准确把握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

各地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对适用刑事和解的范围和条件的理解不一致, 导致了对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不一致, 从而使得在审查逮捕司法实践中存在难题。201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实施的《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和2013年1月1日生效的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适用的范围和条件作出了明确规定。因此, 侦监部门必须加强学习刑事和解相关制度、准确把握刑事和解的范围和条件, 严格按照规定, 规范办理刑事和解案件。

除此之外, 侦监部门还应准确区分刑事和解与民事和解的区别。刑事和解的当事人可以处分的权益范围是有限的, 比如当事人不能自由处分加害人应受的刑罚制裁事项, 加害人因刑事和解是否应免除、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是根据犯罪情节和和解状态综合考虑的。而民事和解的当事人几乎可以自由处分所有的权益。因此, 不能误认为对达成民事和解的案件作出不捕决定就是适用刑事和解, 混淆刑事和解与民事和解的界限。

二、要加强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 确保刑事和解工作的合法性

在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 依据公安部2006年2月1日颁布实施的《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定》, 公安机关可以适用刑事和解快速处理轻微刑事案件。然而, 权力不被制约必然导致腐败, 因此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必须要加强对公安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监督, 以确保刑事和解工作的合法性。检察机关侦监部门主要通过严格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案卷, 制作检察建议书或者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等方式, 对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和解案件时作出不予立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决定的合法性进行监督。

(一) 达成刑事和解后不予立案的轻微刑事案件

对于此类案件, 若双方当事人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已达成和解, 且没有导致后续纠纷, 则检察机关侦监部门无需对此类案件采取任何措施。但是若当事人对和解有异议, 要求公安机关立案而公安机关不予立案, 进而控告或者申诉至检察机关, 或者检察机关在工作中发现应当立案而公安机关没有立案或没有移送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 侦监部门在调查和核实有关的证据材料后, 应当进行立案监督。

(二) 达成刑事和解且已经立案的轻微刑事案件

已经立案的轻微刑事案件, 公安机关在侦查终结后应当将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侦监部门或者直接移送审查起诉。移送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的, 侦监部门在调查和核实案件材料的基础上, 严格审查和解协议的合法性, 对适用刑事和解处理不会产生后续纠纷或者上访等办案风险的轻微刑事案件, 认可公安机关的刑事和解工作, 并依法作出不予批准逮捕决定, 同时填写《快速移送审查起诉建议书》, 建议侦查机关及时移送审查起诉。若侦监部门发现并有证据证明公安机关可能存在违法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或者其他违法立案情形, 通过制作“要求说明立案理由通知书”要公安机关书面说明立案的情况、理由和依据。立案理由不成立的, 制作“通知撤销案件书”送至公安机关, 要求撤销违法立案案件, 以此来对公安机关进行立案监督。

三、明确检察机关侦监部门在刑事和解工作中的法律定位

检察机关侦监部门在刑事和解工作中不是案件的当事人, 而是处于第三者位置的参与者、促成者和审核者。是以平衡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的法益, 弥补受害方的损失和惩教加害方的违法行为为出发点, 从而达到弱化双方矛盾, 维护社会和谐的目的。能够达成刑事和解, 加害方能够在定罪量刑时得到从轻处罚, 受害方也能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二者之间受损害的法益得到平衡。不能达成刑事和解, 加害方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判处相应的刑罚, 受害方也能获得心灵的抚慰, 双方法益亦能得到平衡。因此, 是否达成刑事和解, 对侦监部门的检察工作来说, 意义是相同的, 只是前者比后者更加人性化, 更能体现刑罚的终极目的是预防犯罪而非惩治犯罪。

因此, 侦监部门受理公安机关移送的轻微刑事案件后, 若双方当事人愿意和解, 提出了和解申请, 则在对案件进行风险评估, 制定好风险防范与化解方案后, 可以积极开展刑事和解工作。基于当事人对检察官的信任, 由熟悉案情的检察官将和解方式、和解原则、允许和解的内容及参考标准、和解的法律后果等事项以书面形式告知双方当事人。并找准当事双方矛盾的根源, 对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进行双向说理, 开展心理疏导, 引导和帮助当事人化解积怨, 加强当事人与检察机关之间的沟通理解, 促成双方刑事和解。

然而, 检察官是否应当在和解协议上签字存在争议。笔者认为检察官无须在和解协议上签字, 原因之一是和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结果, 检察官无权约束和解协议内容的履行。原因之二是虽然检察官介入案件和解, 但是不代表检察权就以国家名义审理、裁决案件并执行处理结果, 检察官只是负责将适合刑事和解的案件引入到刑事和解轨道中, 促成刑事和解。原因之三是和解协议不具有行政效力, 检察官代表着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 其在协议上签字则意味着和解协议含有行政效力, 若和解协议没有得到切实履行, 极有可能引发行政不作为的风险。鉴于此, 检察官无需在和解协议上签字, 即使日后因和解协议产生后续纠纷, 也可通过其他司法途径得到和平解决。

四、要注重刑事和解执法效果, 延伸职能, 拓宽和解途径

刑法的最终目的是预防犯罪, 因此适用刑事和解办理案件要注重刑事和解执法效果, 做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有机统一, 执法办案与化解矛盾的有机统一, 以有利于维护稳定, 化解矛盾, 减少对抗, 促进和谐。

侦监部门对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 通过释法说理、教育感化, 帮助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 引导和帮助当事人化解积怨, 并在此基础上积极促成双方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对部分拟适用刑事和解不捕的案件邀请人民监督员和社会评议员进行公开评议, 听取多方意见, 进一步发挥人民调解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对抗中的积极作用, 积极邀请律师、人民调解员或第三人推进刑事和解工作, 拓宽和解途径, 更好地推进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

五、结语

综上所述, 适用刑事和解处理刑事案件不但可以降低被害人受害的程度, 使被害人真诚谅解被告人, 身心得到安慰, 又可使矛盾得到化解, 关系得到修复, 具有司法意义和法律使用价值。

各级检察机关侦监部门应当准确把握适用刑事和解的范围和条件, 严格审查和解协议, 加强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活动监督, 拓宽和解渠道, 规范办理刑事和解案件, 把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与推进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结合起来, 不断增强惩治犯罪、保护人民、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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