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重商政策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近年来,我们胜芳镇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工业立镇、商贸强镇、文化兴镇、和谐建镇”,乘天时,借地利、造人气,推动全民创业,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为胜芳“争创经济强镇、建设文化名镇”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全镇各类工商企业已发展到6000余家,从业人员8万余人。其中投资亿元以上企业27家,千万元以上企业40家。
第一篇：重商政策论文范文
西欧重商主义保护原则的历史探源
摘要：中世纪西欧行会维系平衡、实行垄断的组织原则开启了西欧经济保护主义的源头。在城市里，行会成员构成了市民阶层的主体，其上层成员又是市政管理的中坚，因此行会的保护职能也在市政管理中体现出来。中世纪晚期西欧的大变革促使了商业意识的转变：在行会兼并中脱颖而出的大商人和大手工业主由对城市共同体的关注而转向获利精神和商业垄断。他们利用君主对财富的亟需来分享国家权力，干涉国家政策，他们的商业保护思想最终影响了王权政府各项政策的制定，成为重商主义保护原则的重要理论来源。
关键词：西欧;行会;城市;民族国家; 保护
收稿日期：2013-08-25
基金项目：宁夏回族自治区社科规划项目“英国经济体制变迁研究(11-19世纪)项目”(11NXXSS01)。
作者简介：刘程，男，山东乳山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欧洲经济社会史。
一、引言
保护原则是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在封建社会体制之内，任何一个新的要素都是在获得了封建君主提供的特许权的保护或者得到社会各等级自发组织起来的共同体的保护后才得以萌生和成长。保护传统萌芽于日耳曼部落时代，在马尔克及庄园社会中延续下来。11世纪商业复兴后，保护原则从乡村被移植到行会共同体当中，而行会最终发展出自治的城市[1]171。市政管理中推行的保护主义，是行会与市政结合的产物，此时已带有明显的经济保护倾向。在民族国家代替封建领主和各自治共同体的过程中，特别是经历了商品经济发展、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思想冲击后，保护原则由共同体内部的互助、平衡精神彻底变为垄断商业利益的工具。它经历了从行会、自治城市的共同体保护再到国家的经济保护;从一种传统习惯、原则再到理论政策的一个转变。它构成了重商主义的重要方面，是王权利益与资本主义发展相结合的理论载体[2]19-20，它对从中世纪晚期向近代转型的西欧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于“保护”的研究，西方中世纪史学家曾给予广泛关注，他们大多立足传统，注重对于保护原则实施的共同体——马尔克、村社、庄园和城市的组织特点和法律地位进行详细地梳理和解读，而对保护传统在经济思想当中的传承研究似乎并没有深入。对于中世纪晚期的经济理论研究目前还是较多依赖于经济史学家的成果，重商主义研究尤为如此。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对重商主义提出了理论性的总结和批判。他对重商主义保护性原则的抨击，特别是对其货币保护主义的抨击，吹响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到来的号角。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新历史学派领袖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在1884的《重商制度及其历史意义》一书中分析了(普鲁士)王权干预下的重商主义的制度特点。他的观点在于：重商主义的核心就是国家肇建(state-making)，以国家的经济组织和政策取代地方或区域性的经济组织和政策。[3]和施穆勒同时代的英国学者坎宁汉(Cunningham)，对于英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成果非凡，他提出了重商主义的“实力体系说”(System of Power)：英国推行重商主义的手段，事实上就是追求建立一种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4]这三人分别从保护主义、货币政策、联合原则(Unification)和绝对实力(Power)四个不同角度入手构建起重商主义的理论框架，直到瑞典经济史学家赫克歇尔教授在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五个特点——“联合体系下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 as a Unifying System)的观点[5]。赫克歇尔的两卷本的《重商主义》目前可能是史学界对于重商主义研究的权威。后来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多以他的成果作为参考，以他的理论为框架，继续进行补充。但以上四位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史学家也并没有对重商主义，特别是对其保护主义的历史溯源有过详尽的描述。因此将欧洲中世纪史学家所关注的共同体保护原则和重商主义的保护原则结合起来思考，对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可能将有所裨益。
二、西欧商业保护主义的滥觞：行会及其保护性特点
中世纪西欧的行会既包括由城市商人组成的商人行会(Guild Merchant)，又包括手工业者按照职业种类而专门化的手工业行会[6]29，它们在章程、组织机构和职能上的相似性共同构成了中世纪行会的概念。在其诞生之初，源自日耳曼马尔克的共同体习惯以及行商时期的相互保护原则就被重植到其组织生活当中。
中世纪的西欧几乎是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即使经历了盛期的商业复兴，但农业经济的优势地位直到近代仍未被撼动。行会正是诞生于以庄园体制为主体的农业经济结构当中。其生产上的脆弱性，要求他们寻求某种保护以维系生存。这种保护部分来自于垂涎利益的封建领主，另一部分则由手工业者和商人自己提供。如伦巴德国王很早就担任起行会保护者的角色。作为回报，行会需向王室缴纳年金和提供服务[7]234。
中世纪西欧的行会章程都具普遍性，并且处处彰显着对内部成员的保护宗旨。内容大体如下：1、对手工业技术和行会成员雇工人数的限制，特别是学徒数的限制。每个工匠只能有1或2个学徒。而且学徒年限多较长，如1268年的巴黎行会规定学徒年限大多为2-8年不等，有时甚至长达12年。2、严格的师傅晋升条件。 14世纪的人口衰减后更为严格，外地人或乡村居民缴纳的入会费很高，行业内部出现了世袭的趋势。3、对于生产原料的规格实行严密的监督。4、关于经营技术和商品制作技术都有所规定。5、控制使用工具的式样。各个行会都有某种工具使用的垄断权。6、将产品出售之前，必须进行质检[8]89。7、对商品价格、加工费和工资报酬实行严格的监督。仅以最后一条为例，伦敦桶匠行会早在1298年就制定过统一的收费标准。约克的工匠行会则采用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来确定报酬的数额，计件工资者每加工100张弓便可领取16便士;帮工属计时工资者，行会规定在每年的一半时间里，其工资额为每周12便士，在另外半年为每周8便士，此外师傅还必须向其提供饮食。类似的规定在伦敦的织匠行会、布里斯托尔的漂洗匠行会、考文垂的无沿帽行会、莱斯特的织匠行会和伦敦的铁匠行会中都存在过[9]335-336。从这些章程和史料来看，行会管理的出发点在于“对少数获胜者的限制和多数一般的手工业者的保护”[10]107，他们的宗旨并不在于扩大生产，获取最大利润，而是保持共同体内部的利益均等和平衡。
行会最初的保护原则明显来自于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制度。这与中世纪早期在庄园和村社中存在的保护原则相平衡。但13世纪西欧经历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之后，行会的保护主义开始走向垄断的商业保护主义极端：经常性地设置行会警察以及行会法庭;推行强迫会员制;建立行会区;设置价格关税;实行以职业而不是以工序为界限的分工等等。这些垄断政策的出发点虽仍考虑到对成员的个体生产与生存的维系，但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的扩大，消费需求的增长，都不可避免地刺激了盈利欲望在行会内部的滋生和蔓延。14世纪以后行会处罚内部违规行为数量和频率大增，这说明了行会维系平衡的保护传统所面临的挑战，观念上的变革已经影响到行会的经济政策和组织方式。城市自治运动兴起后，行会的保护职能被市政组织所分担，保护原则由行会共同体引入到城市的市政政策当中。
三、保护载体的历史变革：城市对行会保护职能的分担
中世纪的行会是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保护自身的经济活动的自行组织，他们定居在各地领主城堡附近的“新城”当中，成为城市市民阶层的主体。市民以行会为单位争取城市自治，保障贸易自由，争取在司法、税收上的自主。因此中世纪西欧的城市自其出现之时就与城市内的行会紧密相连。城市通过行会获得自治地位后，自然地将行会的部分管理职能和组织特点引入市政管理当中。行会的保护原则正是其延续的统制思想之一。
现有的史料已足以证明城市与行会在管理职能上的部分重合性，但仍有必要举出两个最直接的论据加以佐证：首先，中世纪西欧大多数城市市民都被组织在某个行会当中。如在意大利，市政部门曾强制市民参加一个行会，并按照一套规章制度进行登记。在1379年左右，在德意志的科隆、马格德堡、汉堡和吕贝克有62%至70%的居民属于某个行会或基尔特[11]82。其次，在城市内部出现了权力的转移过程——城市自治身份的获得及大商人和行会上层成员对市政管理大权的攫取。获得自治身份的最普遍的形式是通过赎买或缴纳税金从城市领主手中获得特许状。如巴黎商人权贵通过向法王每年缴纳税金而获得了组织垄断水上贸易商业行会的权利，并有权自选一名市长(prevot des merchands)和4名市政官以负责处理市政，掌控经济，主持司法。其次是通过武装起义的抗争方式获得自治地位，如在科隆，大商人行会曾资助反抗大主教的起义，联合市民与城市领主抗争，获得了市政的控制权。
获得自治身份的城市最初由领主提名代理人进行管辖，之后权力集中到由少数几个人组成的市议会当中，随着市政管理范围的扩大，职能的细化，最终出现了“市政委员会”。该委员会一般由三至六名代表城市内不同集团的委员组成，他们主要代表的是当地的陪审团、行会和贵族。如美因河上法兰克福在1450年时已经出现十八个主要的市政委员会，他们分别负责监督该城的军事、建设、财政、司法和法律等方面的工作[12]。市政委员会的出现标志着市政权力的分割，从表面上来看，这是市民阶层内部的分化过程，但实质上是反映了中世纪晚期行业内部的大公会或大行会出现。这在15世纪英国行会的发展过程中最为典型。以伦敦皮革业为例，该行业内部长期以来被划分为皮革商、手套匠、钱袋匠、鞣白皮匠、皮囊匠等五个行业，他们为争夺对皮革业的控制冲突不断。1479年后，通过兼并和联合，它们最终形成了统一的皮革商公会[13]166-168，16世纪著名的伦敦12大制服公会则直接是由商业行会升为公会。这些大公会商人成为城市权力和财富的掌控者。
马克斯·韦伯将西欧行会的分类能更好地说明城市与行会管理的一致性。他将行会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城市行会——这是支配城市，特别是因经济利益关系而监督工商业事宜的一种商人团体，商人行会可以规定城市的经济政策。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出现了对行会负责的市政长官，他们组织行会对城市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管理，支配城市市民，确定城市政策。第二类是作为租税单位的行会，这是英国行会的重要特点。英国的行会，因从国王那里取得征税的职务，所以享有特权。只有纳税的人才能成为会员，否则就是非会员，也就不能经营商业。英国行会藉此便可得到统治城市的市民权。”[7]148这两种划分都是对行会在市政管理中绝对地位的认可。因此汤普逊指出：行会自身已成为一个政府——它的理事们指挥着一支武装军队，他们通过议会表决来批准法令，他们掌握着法庭以压制其他成员的不满并惩罚罪过[14]363-364。由此来看，行会的管理传统对市政管理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这也解释了城市分担行会职能的必然性。行会的保护原则就这样被贯彻到市政管理当中并在各项城市法令里表现出来：在城市内部，市政当局采取的是行会所特有的严格的反暴利措施、反高利贷措施、济贫和保障城市生活的措施。城市稳定的根本在于粮食的供应，因此市政当局针对谷物、鱼类等食品供应都会采取严厉的反垄断措施，这是出于对市民群体的共同保护。例如，13世纪末温彻斯特市政府曾规定：“在食品到达城市之前，任何囤积居奇者都不得提前到城外购买食品而抬高价格，违者将处以40天监禁的惩罚。”[15]82
对外商的限制更为严格，毫无疑问这与行会反竞争的垄断传统紧密相关。很多案例说明了中世纪城市对外地商人的疑虑，因此它们会采取措施限制外商自由通行，以便让本市商人尽可能获利，防止外来商人成为危险的竞争者[16]64。在英国，即使伦敦的汉萨商人和意大利商人自12世纪以来就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权和贸易特权，但14世纪以后在本土商人的反对声中，他们的优势地位不可避免地消失了。14世纪英国的各城市普遍推行一种外商寄宿制度(Hosting of aliens)，即来英国经商的外国人必须寄住在当地居民家里，严格遵守英国的商业法规，并接受寄宿主人对其商业活动的严密监视。如果外商违反规定，那么他们的货物将会被市政当局没收[17]457-458。威尼斯也采取了与之相似的寄宿制度：德国人在获准进入威尼斯后，必须在由威尼斯商人开办的德意志人商馆中居住和寄存货物。德国商人被集中到里阿尔托桥(Rialto)附近，而且只能同威尼斯人做生意，接受威尼斯人的监督，还要经过威尼斯经纪人从中斡旋[18]267。德意志的货栈法更是表现了城市所特有的保护主义倾向。城市保护主义的典型代表当属14世纪以后垄断北海-波罗的海贸易的汉萨同盟。
汉萨同盟(德语称谓“Die Hansa”)与中世纪西欧的行会(hanse)不仅出自同一词源，而且在职能和特点上也极为相似。“汉萨”(hansa)一词来自古日耳曼语，它最初指代战士群体，强调 “联合或合作”，在英语词汇中，“汉萨”最早出现于伦敦人对弗莱明商人的称呼[19]10，世纪后科隆商人也被称之为“汉萨商人”[20]，此后“行会”(hanse)的称谓在西北欧地区传播开来，成为城市当中主要的经济社会组织;汉萨同盟萌芽于13世纪中叶，建立在汉堡和吕贝克谋求共同发展区域贸易的基础之上，两城结盟的重要目标就是维系汶德地区转运贸易的垄断权，这是行会职能在地区经济体中的一个重要体现。由于汉萨城市大多地处德意志北部和波罗的海沿岸，远离帝国的政治中心区域，因此像吕贝克、汉堡和不莱梅这样的核心城市都拥有着帝国自由城市的法律地位，它们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很强，能够自由制定政策，采取行动，因而某种意义讲，汉萨同盟可以看作是行会和城市共同体自治发展的顶峰。它也标志着保护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经济体由保护贸易转向商业扩张。同盟城市积极谋取海外的商业利益，压制来自同盟外的德意志城市以及来自英国、法国和佛兰德尔的商业竞争[21]。但到16世纪时，由于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商品生产取代过境贸易，区域贸易转向世界贸易，王权政府、国家成为激烈的世界贸易竞争的维护者。汉萨同盟的垄断地位最终被荷兰、英国等重商主义国家所取代。
综上而言，城市共同体推行的市政政策也极具保护主义色彩。其保护原则的重要来源就是它对行会时期已有的保护传统的传承。对此福西耶这样总结到：在狭隘的眼前利益面前，城市忠实地保持着一种稳定的生存状态，并保护着公共秩序。自此城市开始推行单纯防御性措施。它向所有的外国产品，无论是吃的还是其他的一切征税。法国葡萄酒在米兰要缴纳各种苛捐杂税，意大利城市则拥有对个人进口的所有必需品的优先购买权，这都导致了掠夺性保护主义观念的产生，随后变为重商主义[8]79。这便是民族国家形成后商业保护理论的历史渊源。
四、重商主义的确立：国家政策与商业保护思想的结合
国内市场的统一是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汉萨同盟垄断区域贸易和他国经济的优势必定会受到成长起来的民族国家的反制。君主以国策性制的保护主义与汉萨同盟的垄断权相抗衡，最终削弱了他们的特权和财富优势，保护了本国市场。国王的干涉有其直接目的——最大限度的扩大财政收入。百年战争期间，英法两国王室为支出军费，开支大增，仅英王支出军费最多时达五万英镑[22]75。当时西欧各国尚未形成固定国税，因此城市富商的强大财力是国王依靠的重要来源。在英国，自爱德华一世起，英王的借贷活动就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补充。从13世纪末到14世纪中叶，频繁的借贷活动构成了皇家财政体系的一部分。英王最初主要向外国商人贷款，后来转向国内实力雄厚的大商人[23]198。爱德华三世曾留有169个富人名单，准备随时向他们借款[24]197;在西班牙，卡斯提利亚的王室收入也依赖于市民阶层的税收和援助;在法国，国王或者直接向巴尔迪、美第奇等家族进行大额借贷，或者通过卖官、包税商的形式来补充财政收入。除此之外英王爱德华四世、亨利七世对英国冒险商人积极支持，法王路易十一对里昂和鲁昂丝织业的支持，对外国商人和手工工匠的归化的努力争取等都展现出王权对商业和手工业财富的迫切需求而给予扶持的积极态度。
14、15世纪，随着土地的出租化趋势加深，庄园经济瓦解，领主因习惯规定的固定收入普遍深陷到财政危机之中，新的盈利方式和财富观因商业的繁荣而出现。在经历了黑死病的打击和文艺复兴的思想冲击后，利润至上的原则已经在西欧各地冲破了教会思想禁锢的藩篱。保护主义原则也在城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变革为商业保护主义和垄断利润的理论来源。因此富商巨贾利用金钱这一有力的武器对君主和国家政策施加影响以谋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他们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商业保护原则与王权政治的结合：第一参加议会，成为第三等级代表，限制和联合王权;第二则是担任国王臣属，直接进入权力集团以对君主政府的内外政策施加影响。
(一)市民阶层通过议会对王权实现限制和联合
城市市民阶层，特别是商人和手工业者构成了等级议会中第三等级的主体。以英国为例，长期以来，英国议会和城市议会代表主要是富裕商人、地方官吏和律师，其中商人的数量占绝对优势地位[25]419。尽管早期议会的召开尚未形成定制，市民作为议会代表的出席次数也非常有限，但几个世纪之后，议会的法律地位最终被确立起来，市民阶层对议会的影响也达到极致。在爱德华一世召开的50多次议会中，这种趋势就已显现出来[26]72。在1283年召开的议会中，只有42名市民参加，占总人数的14%，到1295 年“模范议会”召开时，则有220名城市代表参加，占总人数的47%左右[27]419。到1510年时，来自110个自治城市或大学的220名议员则成为下院的主要代表，他们常驻伦敦，开始对都铎王朝的内外政策施加影响。著名学者佩里·安德森曾说过：“没有一个封建君主能够随心所欲地发布敕令征税。根据“事关众人”(Ab omnibus debet comprobari)的法律原则，每个统治者都必须得到特殊会议——等级议会——的同意方可征收主要捐税。”[28]35-36因此在整个15世纪，在康斯坦茨和巴塞尔公会议上、在勃艮第的地方议会、在西班牙和英国的议会，以及在自治的德意志议会中，市民阶层都曾尝试对教皇、国王和皇帝的权力进行限制。作为第三等级代表的城市商人和手工业主加强了对国王的税收和财政的表决干预，通过议会来加强自己的话语权，影响着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他们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在市政统治当中早已实施的保护主义原则通过三级会议提升到国家层面，努力去赢得专制王权的认可和支持。这在英国最为明显：羊毛和呢绒出口是中世纪英国对外贸易的大宗，其出口关税则是国王收入的主要支柱之一。在百年战争一开始英王就对外商采取了高关税的出口限制，以照顾本土商人。如在爱德华三世时期外商缴纳的羊毛出口税最多时每袋高达4英磅[29]675。爱德华四世时期英国商人的出口税为每袋羊毛33先令4便士，而外商每袋羊毛则需纳税66先令8便士[30]317。在呢绒出口税方面，1303年英国王室政府只对外国商人征收呢绒出口关税， 1347年才对本地商人收税。1347年的呢绒税率规定，英商缴纳呢绒税每匹需14便士，而外商则高达21便士[31] 67 173。这些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大商人在议会的极力请愿。它们在获得国王批准后最终成为法律而得以推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实力的增强，君主对商业财富的需求都加深了王权与商人的合作，国王自然会加强推行商业保护的力度。
(二)商人入仕与商业保护理论的确立
在商人担任国王近臣之前，针对经济问题，国王都会向城市内的商人集团咨询。比如在理查德二世时期，国王曾向伦敦市政当局咨询，要推行何种政策才可以永葆英国经济的繁荣。对此，伦敦商人们答复他到：“英国人应该多卖少买，吸收外国货币，只在国内流通”[32]5。这体现了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首先，城市商人的商业观点成为国王咨询的重要内容，也是王权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来源。其次，重商主义以一种普遍的态度在英国出现了。虽然这种态度在当时依旧是模糊的，是来自行会、城市的传统和商人利润欲望的模糊的结合体。但具有理论水平的“商业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代表人物”出现后，重商主义在理论上就被清晰地界定出来。他们通过从事研究积累财富，特别是积累金银货币的方法，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理论依据，最终将重商主义落实到国家政策之上。这些代表人物中不少人成为国家官员，甚至是国王依赖的重臣：如托马斯·孟、柯尔培尔、米尔斯、马林斯、米塞尔登等。他们或者出身于商人家庭，或者以商人自居，[33]87 90 91 95他们都受到了城市保护原则和商业垄断的耳濡目染。他们在文艺复兴的浪潮中成长，主张以人的，特别是以商人的观点去考察所有的经济现象，他们在城市商业传统的基础上，将这些经济现象加以简单地结合、整理、分析和归纳，得出一系列结论，最终构成了重商主义的经济观点。
简而言之，重商主义代表的是新兴商业资产阶级、城市政府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利益和主张， “突出地代表了已经崭露头角的、势力强大的各商业阶级的意识形态。”[34]97依靠财富进入议会或担任官职的城市商人，从城市管理和商业获利的保护原则出发，经常就“诸如贸易、储运、关税与产业保护的经济效应等实践问题发表意见，”[35]2力求将其获得资本和利润的动机普遍化，因而最终将其依赖的保护传统在理论上提升为国策性质的重商主义。到16世纪末，在这种重商主义政策下，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德意志的多数大城市都转化为商人资本家控制的兴盛的资本主义经济地区，商人资本家不仅控制了商业，而且控制了大部分制造业。商人经历了从城市市民向国家公民的转变，同时推动了商业资本主义初期贸易保护主义基本国策的确立。
重商主义是在民族国家代替西欧社会各共同体的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重商主义的提出者和实践人都是出身于城市的大富商或行会业主，他们财富的获得和权力的攫取得益于在市政管理中由他们制定的一系列保护政策。为经济利益服务的保护原则并不是天然存在的，它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和宗教思想各个层面的历史变革而出现。以14世纪为分水岭：商品经济的发展、黑死病的肆虐、百年战争的持续、文艺复兴的传播和宗教思想的突破都大大加速了西欧社会的转型过程，保护主义这一最初服务于共同体，维系个体生存的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传统最终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商业利润服务的垄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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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程
第二篇：发扬重商文化 推进全民创业
近年来,我们胜芳镇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工业立镇、商贸强镇、文化兴镇、和谐建镇”,乘天时,借地利、造人气,推动全民创业,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为胜芳“争创经济强镇、建设文化名镇”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全镇各类工商企业已发展到6000余家,从业人员8万余人。其中投资亿元以上企业27家,千万元以上企业40家。已形成了金属玻璃家具、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玻璃、板材等主导产业,胜芳镇现已成为“中国金属玻璃家具产业基地”和全国最大的“薄壁管生产基地”。2009年,全镇财政收入完成7.73亿元,同比增长18.9%。推进全民创业,我们主要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宣传发动,营造创业氛围
胜芳自古就有经商务工传统,有着深厚的商业文化和积淀。我们借助这一优势,因势利导,坚持解放思想,努力营造全民创业的浓厚氛围。一是深入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在不同层面、不同行业、不同人群中有针对性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专题教育,重点在企业广泛开展“艰苦创业、诚信立业”活动;在机关广泛开展“支持创业、服务创业、投身创业”活动;在群众中广泛开展“创业致富、创业光荣”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努力营造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干部创事业的浓厚氛围。二是积极走出去学习考察,更新创业理念。去年以来,我们组织镇、村部分干部和企业家及个体工商户5批320人次,到浙江温岭、江苏昆山、天津武清等先进县市考察学习,让他们切身体验发达地区的创业文化,激发他们二次创业的热情。通过深入学习、广泛宣传和全面发动,使全民创业成为胜芳的人文精神和内在追求,使一切有利创业的新鲜思想更加活跃,使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三是抓好集中宣传,弘扬创业文化。去年以来,我们利用广播电视开辟专题栏目,制作创业宣传节目80期,在全镇广泛开展“弘扬创业文化、兴起创业热潮”集中宣传活动,大力倡导想创业、敢创业、会创业、创大业的社会风尚。四是实施典型带动,激发创业激情。我们深入乡村、深入企业,推出了前进钢铁、金彪玻璃、富沃德家具等系列创业典型,大张旗鼓地宣传以马西坡、陈国彪、王新颖等为代表的自主创业、艰苦创业者的先进事迹,动员全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到全民创业中去,掀起全民竞相创业的热潮。
二、政策引动,健全创业机制
重点是研究制定各项激励政策,培育创业主体,激发创业热情。
一是用足用好政策空间。我们努力推进对内对外开放的一致性,让民企享受招商待遇,不但留住了一大批企业就地创业,而且引回了许多到域外投资的企业“凤还巢”。坚决落实“非禁即入”政策,全面放开民间资本准入领域。2006年8月份,河北第一家民间金融组织——万利通小额信贷有限公司在我镇正式挂牌运营,开创了民间资本运营的崭新模式,截止目前,我镇已经发展到3家小额信贷公司,深受中小企业的欢迎。每年我们都组织重点企业参加市里的银企、政企对接活动,老板谈项目,行长讲融资,局长谈服务作承诺。
二是保障重点企业的扩张需求。我们研究制定了《领导干部联系重点企业制度》,实行镇级领导包大项目责任制。党政班子成员每人都分包投资在5000万以上的重点项目,及时调度项目进展情况,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建立项目动态管理库,对重点项目实行“趸办制”,积极争列省重点,从项目可研、立项、环评,到办理土地调规、用地计划审批,全部手续镇政府协同办理,有效地提高了项目运行效率。2009年,共确定重点工业项目26个,计划总投资100.75亿元。目前,已完工项目8个,在建项目5个,累计完成投资29.24亿元,同比增长81%。今年确定重点管理项目21个,计划总投资96亿元(亿元以上项目17个,投资共计94.03亿元)。其中续建项目5个,总投资26.35亿元;计划开工项目6个,总投资7.98亿元(工业类项目4个,投资7.08亿元;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类项目2个,投资0.9亿元);前期谋划项目10个,总投资61.7亿元。同时对重点企业实行一事一议制度,集中有限资源鼓励重点企业发展,电力保障、土地供应向重点企业倾斜,保证重点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达效。如前钢集团已经从建厂初期的小型钢木家具厂发展到年销售收入60亿元的规模企业,近三年纳税每年翻一番,2006年完成税收4.18亿元,一年纯增2.22亿元,成为廊坊市民营企业第一纳税大户。
三是重奖贡献突出的纳税企业。从单位能耗税收贡献、单位占地、税收贡献、安置本地农村劳动力、社保扩面及公益事业参与度等方面综合考评,重奖对社会发展贡献大并有引导作用的企业。三年来,镇财政共拿出600多万元用于奖励“功勋企业”,先后被评为霸州“企业家”、“优秀企业家”、“明星企业家”和被聘为市政府经济顾问的就有27人,他们成为全民创业的典范。在政治上给地位,社会上给荣誉,经济上给奖励,激发了民营企业家比投资、比贡献、竞相超越的创业热情。
三、人才带动,培育创业主体
创造社会财富的动力源泉来自于群众,经济发展的基础根植于群众。实施全民创业工作中,我们重点抓好三个层面的培训。一是开展民营企业家培训。我们把民营企业家作为一种宝贵资源,积极引导、鼓励、帮助企业家提高素质。建立企业家培训基金,制定切实可行的培训计划,有针对性、分阶段、分步骤地加强对企业家的培训,形成组织企业家学习的长效机制。我们通过开展论坛、集中培训等形式,每年都组织3-5次大规模的专题培训活动,定期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开设讲座。鼓励支持企业家进入高等院校进行深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二是开展农村干部培训。我们以上党课的形式,每季度都组织村街两委干部开展集中培训活动,动员广大农村干部在全民创业中既当好引导者、组织者,又身体力行,当好实践者。仅去年以来,我们就举办了4期培训班,共培训村街干部330人次。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广大农村干部走上经济建设第一线,投身全民创业主战场。全镇有65位村街干部带头办起了企业。三是开展劳动力培训。大力开展阳光培训工程,将村街所有劳动力全部统计登记,建立台帐,按照其就业愿望,由政府出资对其进行就业技能培训,然后由政府组织与企业对接推荐就业。通过培训,目前全镇有90%以上的本镇人口转移到了二、三产业。与主导产业衔接的小五金、小铸塑、小加工、小运输、小市场、小服务等行业迅速兴起,成为推动胜芳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力量。
四、环境促动,拓展创业空间
环境是经济发展的第一竞争力,创业的主体是人民群众,营造环境的主体则是党委政府。去年以来,霸州市委、市政府把胜芳做为东市区统一规划建设、加强管理,提出了“三年投10亿,建设新胜芳”的宏伟目标,着力完善基础设施,优化软硬环境,打造经济强镇和历史文化名城。
在硬环境方面,近年来,全镇已投入资金5亿元,完成了水、电、路、气、讯等22项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新建、改造城市主要道路13条,完成了4万吨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城市中心广场和丽华五星级宾馆主体工程,三年办电超过前50年的总和,基本满足了项目建设需求。为拓展创业空间,我们开发建设了胜芳二、三类工业区,目前进区企业逾千家。在此基础上,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我们正在积极建设规划面积30平方公里的胜芳经济协作区,以满足新上项目发展的需要,为企业家提供创业的舞台,打造廊坊南部最大的民营经济创业园。为进一步优化软环境,建立了胜芳企业服务中心和重点项目办公室。同时,市委、市政府针对企业反映最强烈的上路收费问题,一次性取消5个部门的6个收费项目。市里每年还从财政拿出2000万元,彻底解决执法执纪部门“皇粮”问题,从源头上遏制了部门利益的市场化行为。
(作者单位:霸州市胜芳镇人民政府)
作者：王子川
第三篇：中美贸易摩擦的重商主义视角分析
摘要:2009年9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回顾中美近几年的贸易纠纷,从纺织品的进口配额、2002年的钢铁特保案、2004年的木质卧室家具反倾销案,到如今的轮胎特保案,中美贸易进入了摩擦多发期。数量不断上升的贸易纠纷不仅影响了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更给世界经济的复苏造成了阻碍。以轮胎特保案为例,从重商主义的视角对中美贸易摩擦进行分析,寻找摩擦激增的潜在原因,指出现行重商主义表现的弊端所在,并提出改善建议。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重商主义;轮胎特保案
文献标识码:A
1 中美贸易摩擦的文献综述
中国是一个贸易大国,经济发展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相对较高。但是,中国并非一个贸易强国,在对外贸易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极易受到发达国家的制约,对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美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国,中美间贸易摩擦的激增是长期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解决贸易摩擦迫在眉睫。陆玫琳在《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文中,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运用博弈模型对中美贸易模式进行分析,强调政治力量与政策制定的机制和过程对贸易摩擦的影响。与铁流、李秉详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其解决对策》中认为摩擦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政策。黄强在《中美贸易摩擦的中商主义视角分析——以中美贸易顺差为例》一文中指出中美贸易纠纷的深层次原因就是不断增加的贸易顺差。李鼎春在《中美贸易摩擦成因中的心理、制度和政治因素分析》中从政治因素考虑,认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除了经济因素外还有美国国内的制度、政治以及心理失衡导致的非理性决策。杨岚在《中美贸易摩擦研究》一文中,指出摩擦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国际产业的不协调及美国的产业调整。本文以轮胎特保案为例,从重商主义的视角分析中美贸易,认为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的重商主义表现是贸易摩擦激增的潜在原因,指出中国一贯坚持的中商主义思想对于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并提出改进建议。
2 中国的重商主义思想表现
随着14世纪末欧洲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重商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资本进行原始积累并不断向外扩张的历史背景下,并在16到17世纪中进入全盛时期。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思潮,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重商主义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四部分:
(1)金银是唯一的财富,金银的丰富就是一个国家富裕的表现;(2)财富来源于流通领域,只有进行对外贸易才能获得财富,并强调商业和商品流通的重要性;(3)只有在对外贸易获得盈余才能增加一国的财富,主张增加出口减少进口;(4)强调政府的职能,认为政府应该积极干预经济,采取关税、补贴等贸易政策促进出口限制进口,从而获得财富。
与重商主义相似的是,自1994年中国开始实行以扩大出口、创造外汇储备为主要目的的出口导向战略。
出口导向战略又称为外向型的发展战略,主要是通过扩大制成品的出口,加强工业基础,促进整个经济的工业化。为了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中国采取了以下经济政策:
(1)本币贬值。在货币对外贬值的条件下可以使本国产品的出口价格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扩大出口。
(2)对出口部门特殊的优惠政策,如出口补贴、出口退税、出口信贷和外汇担保等。给本国出口企业优惠的税收政策,同样可以降低出口价格,增加企业的出口动力,扩大出口规模。
(3)大量的招商引资政策,如税收优惠、降低贷款利率等,以便大量吸引外资,增强经济活力,扩大出口。
这些经济措施都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增长,使中国的贸易顺差规模逐渐增大,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中国出口创汇战略的实行,巨额外汇储备的形成,重商主义的弊端也日益显著,本文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深化就是中国一贯坚持的中商主义思想所致。
3 中国重商主义表现下的中美贸易摩擦
3.1 中国轮胎出口成为替罪羔羊
2009年9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轮胎特保案拉开帷幕。特保措施,即特殊保护措施是指当一国某种商品的进口数量不正常的增长而产生了对其国内同种产品的生产部门或相关的生产企业造成严重损害或者存在损害威胁时,进口国可以采取的专门针对某一出口国的限制进口措施。美国认为,中国对美方的轮胎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是美国国内轮胎生产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大幅增加的罪魁祸首。但事实是否如此呢?笔者认为中国的轮胎出口并没有对美国轮胎行业造成损害,轮胎特保政策只能使中国成为替罪羔羊。原因如下:
(1)从产品结构上看,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低端的轮胎生产,附加值低。而美国进行产业升级之后,占领的主要是高端轮胎市场,获得较为丰厚的利润。由此可见,中国轮胎的出口实际上是对美国轮胎市场的“补空”,并不会影响美国轮胎产业的发展。
(2)从经济周期来看,真正导致美国轮胎行业萧条的原因是2008年发生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处于萧条时期会使得部分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人们的购买信心和欲望都会大大下降,消费量剧减,从而导致轮胎行业的进一步下滑。
(3)从科技进步的方面来看,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率的提升必然导致劳动力投入的下降,使失业率上升。
种种事实表明,中国轮胎出口并没有对美国轮胎行业造成威胁或损害。那么,美国是出于何种目的对中国实施特保政策呢?让我们先来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特点。
3.2 中美贸易摩擦特征
回顾中美近几年的贸易纠纷,从纺织品的进口配额、2002年的钢铁特保案、2004年的木质卧室家具反倾销案,到如今的轮胎特保案,中美贸易进入了摩擦多发期。数量不断上升的贸易纠纷不仅影响了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更给世界经济的复苏造成了阻碍。中美贸易纠纷的特点如下:
(1)数量不断上升,形式逐渐多样。自从“入世”以来,中国频繁遭受国际贸易纠纷,连续12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而从“两反一保”到技术性贸易壁垒,再到环境、劳工保护壁垒,摩擦形式不断多样化。
(2)摩擦范围不断延伸,从货物到服务贸易。主要的摩擦包括人民币升值问题、知识产权的保护、纺织品的限制进口和“非市场经济国”地位的矛盾等等。
3.3 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原因
中国的轮胎出口并没有危及到美国国内的产业,却“无端”招致特保待遇。“非市场经济国”使中国频繁遭受反倾销、反补贴的困扰。究其根底,就是因为中国一贯实行的出口创汇政策获得的巨额外汇储备、中美间的巨额贸易顺差引起了他国的嫉妒和攻击。并且,从重商主义的角度来看,国际贸易的逆差就是本国财富的输出。因此,为减少逆差的进一步扩大,平衡国际贸易,美国频繁发动对中国的贸易纠纷。
重商主义思想的出口创汇政策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但随着全球经济不断发展,国际贸易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变化,这一政策的弊端也日益显著。
4 重商主义表现对中国的其它消极影响
重商主义的理论具有过渡性,其生产和使用的背景是市场化程度不高、制造业不发达、社会正处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的过渡时期。中国一贯坚持的出口创汇战略除了使中美贸易进入摩擦多发期外,还给中国带来了其它严重的消极影响:
(1)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上升,外汇储备大幅度缩水。出口创汇为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但是中国并没有合理利用这些储备投资国内基本建设,也不敢贸然用于国外投资,使得资金的利用率大大降低。并且在全球经济危机中遭受大幅度的贬值,造成了财富的蒸发。
(2)出口导向战略增加了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减弱了中国抵御经济危机的能力。并且长期的优惠和保护政策,使得中国大部分的出口企业失去了竞争力。就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出口总量锐减导致大量出口企业倒闭,失业率增加,给社会的和谐发展造成严峻的考验。
(3)加速资源枯竭,恶化生态环境。中国以廉价的劳动力和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生产附加值低的出口产品以换取外汇。但是很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生态环境。
(4)极力的招商引资虽然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却也引入了竞争和市场份额的瓜分。外资企业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生产产品再返销会国或者销往其他地区,以获得巨额利润。这也是中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增加的原因之一,规模的增加必然会减少他国的贸易量,从而间接的引起了中国同其他国家间的贸易纠纷。
(5)根据克鲁格曼的经济理论,偏向型的出口增长方式会使本国的贸易条件恶化,抵消出口规模带来的经济效应,使中国陷入“平困性增长”的困境。
5 政策建议
中国想要走出目前的贸易困境,减少国际贸易摩擦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转变外汇储备战略,控制外汇合理规模。改善目前巨额贸易顺差低效率的状况,扩大初级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既可减小顺差规模,平衡国际贸易,又能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逐步开放发服务贸易,增强知识产权的保护。美国的服务贸易发展完善,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增加服务贸易的进口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可以扩大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规模,抵消巨额的贸易顺差。同时,也能促进本国服务业的发展。
(3)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中国出口的产品都是以廉价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为比较优势的低附加值产品,获利少代价高。并且竞争力不强,替代性较高。这也是美国可以频繁发动贸易纠纷的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应该引进先进技术、鼓励企业创新,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进行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德转变,将比较优势到发展为竞争优势,进行产品结构升级。
(4)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开辟新的贸易渠道。如建立与经济独联体、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区等除美国市场之外的国际贸易,不能局限与美国的贸易交易。
(5)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出口创汇的贸易战略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减弱了中国抵御世界经济危机的能力。在经历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中国更清楚的认识到具有活力的国需求才是一国经济稳定发展的保障。
此外,中国还应该增加对外投资,鼓励企业走出去。建立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发挥政府与行业协会的作用,利用WTO等多边贸易机制解决贸易摩擦。
6 结语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改变,中国必须要与时俱进,采取与特定环境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战略,才能促进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陆玫琳.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复旦大学学报,2009,(8).
[2]与铁流,李秉详.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及其解决对策[J].管理世界,2004,(9).
[3]黄强.中美贸易摩擦的重商主义视角分析——以中美贸易顺差为例[J].经济师,2009,(5).
[4]李鼎春.中美贸易摩擦成因的心理、制度和政治因素分析[J].财贸研究,2007,(3).
[5]杨岚.中美贸易摩擦研究[J].吉林大学学报,2008,(3).
作者：熊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