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政策论文范文

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重大政策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目前，我国针对农村居民重大疾病的保障政策主要有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和农村居民大病保险两种。这二者并非互相替代，而是保障水平的叠加。然而，农村不同病种参合者之间的不公平感有可能因此而加剧，大病保险削减新农合基金结余的程度以及由新农合基金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的合法性有待论证。

第一篇：重大政策论文范文

节能环保民企迎重大政策利好

近日，《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支持民营节能环保企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印发，提出要持续完善招投标机制，加大对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支持民营企业牵头或参与建设绿色技术领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

多家民企第一时间投身到武汉雷神山、火神山医院及全国各地应急环境配套设施的建设和运行中;自主研发的烟气治理和膜技术，支持工业行业的超低排放改造，参与到长江大保护中来……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中，民营节能环保企业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进一步优化节能环保产业营商环境，保障民企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支持民营节能环保企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提出要持续完善招投标机制，加大对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支持民营企业牵头或参与建设绿色技术领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

有关专家表示，这一政策利好无异于给民营节能环保企业打了一剂“强心针”，民营节能环保企业将迎来新一轮的发展契机。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国民共进将是大势所趋。

开放重点行业，

营造公平竞争市场

近年来，我国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迅猛。据统计，2010年节能环保产业产值达2万亿元，到2018年，产值突破7万亿元，2020年有望突破8万亿元。这其中，“民企在行业领域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上市公司企业数据为例，民营企业目前上市公司占比在60%左右，营业收入占33%，固定资产占30%，吸纳就业人数占33%。”在第十一期绿金汇沙龙上，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环保产业研究室主任赵云皓说，《实施意见》对民营节能环保产业发展予以政策倾斜，民营节能环保企业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民营节能环保企业是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最早的拓荒者，近年来，大批骨干企业快速成长，部分龙头企业成功上市。然而，“民营节能环保产业发展仍面临经营困难、融资难融资贵、市场不公平竞争、恶性低价竞争、市场环境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赵云皓说。

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马辉表示，《实施意见》把之前各部委出台的支持民营环保产业发展的政策进行了综合与集成。例如，兑现对民企的各项承诺、鼓励民企参与“补短板”的节能环保重大工程建设，支持民企解决产业内一些“老大难”问题等。

《实施意见》特别强调，营造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会长樊元生说，民营节能环保企业从来不惧怕市场竞争，擅长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实施意见》要求在石油、化工、电力、天然气等节能环保市场体量大的重点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这在各大央企、国企纷纷将节能环保产业作为新的重点发展领域的今天，对促进市场开放和防止形成新的条块分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部分地区和单位通过设置与节能环保业务能力无关的企业规模门槛、设置明显超过项目需求的业绩门槛、以本地区已签署战略性合作协议等为由给特定竞争者开绿灯，为限制民营节能环保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设置新路障。樊元生说，《实施意见》关于持续完善招投标机制的规定切中要害，明文禁止上述情况发生，有利于民企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鼓励“混改”，

发挥国企和民企各自优势

“混改”，是当前节能环保行业比较关注的热点问题。据环境商会统计，2018年至2019年底，有16家环保上市民企发生实质性股权转让行为，其中15家受让方为国资，涉及交易金额约180亿元。

《实施意见》鼓励国有企业与民营节能环保企业成立混合所有制公司，发挥各自优势，合作开展相关业务。

对于节能环保行业，国企与民企各具优势与特点。例如，在一些大规模环保项目的投资运营方面，国企有着资金与经验的优势;但在工程技术复杂、要求灵活变动时，民企决策机制灵活、创新能力较强的优势就凸显了出来。国民共进将是节能环保行业大趋势。

马辉说，“混改”能增强能力、提升服务质量、提高效率，在环境领域也不例外。近年来，一方面，民企需要缓解资金压力;另一方面，国企自身所处的原有行业进入瓶颈期，把环保产业作为战略转移的主要承载点。民企和国企均加快了“混改”的步伐。虽然原因各不相同，但混改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增强能力、提高效率，这两点也是判断“混改”是否成功的标准。受《实施意见》等政策影响，我国节能环保产业将诞生一批“混改”案例。

赵云皓说，目前，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一大特点是新兴环境问题不断出现，需要技术快速跟进，商业模式、配套政策等也需要随之进行快速调整，民企有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快速适应市场运作的丰富经验，这些特点使得民企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将发挥重要作用，加速生态环境治理步伐。《实施意见》把之前梳理出的民企问题、总结出的解决方案全部集合到一起，就是希望各方形成合力，支持民企发展，更好地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使其在经济逆周期调节、金融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经济转型升级等大背景下能健康发展，并为下一个经济周期做好准备。

提升支持力度，

让民企成污染攻坚战生力军

节能环保产业归根结底是技术服务型产业，环境污染治理技术的研发和创新被认为是产业的灵魂。全国人大代表、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告诉笔者，科技型民企积极参与污染防治工作，在环保标准制定、关键技术研发、核心装备制造、优秀人才培养等方面努力探索，深入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实施意见》提出加大对民企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支持民企独立或联合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的绿色技术研发项目，这将全面提高民企污染治理水平。

“《实施意见》支持民营节能环保企业牵头或参与建设绿色技术领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这将为民企提供一个相对高的平台，吸引高端人才加入，扩大技术交流的范围与层次，加快企业发展。”马辉说。

节能环保产业具有社会公益属性。据环境商会调查发现，受疫情防控等影响，城市环境设施运行和环卫服务项目成本激增，环保行业受到严重冲击。

“从目前情况看，民营节能环保企业需进一步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实用性技术的革新意识，总结快速适应市场的经验，创新项目运作与管理机制，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加大设施投资和研发投入。”张天任说，根据《实施意见》“推进商业模式创新”等要求，还应加强对行业龙头企业绿色发展模式的研究，从采购、装备、管理等方面进行总结与完善，以持续发挥龙头带动、示范作用。

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慧春表示，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和绿色技术创新措施的实施，将大幅提升民营节能环保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让更多专业技术强、生产效率高、综合成本低的民企更好参与到污染防治中来。

不过，马辉强调，政策想要真正取得实效，重点在于如何落实《实施意见》中的各项政策举措。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有关负责人说，将加强组织协调、全面压实责任。节能环保行业大部分是中小微企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较大，各地在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基础上，结合各自实际，制定推动政策落实的具体措施，细化分解任务，切实帮助民营节能环保企业渡过难关平稳发展。

作者：李禾

第二篇：农村重大疾病保障政策研究

摘要：目前，我国针对农村居民重大疾病的保障政策主要有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和农村居民大病保险两种。这二者并非互相替代，而是保障水平的叠加。然而，农村不同病种参合者之间的不公平感有可能因此而加剧，大病保险削减新农合基金结余的程度以及由新农合基金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的合法性有待论证。鉴于此，有必要将两种大病保障政策融合为一种制度，引入重大疾病医疗费用补偿的家计调查制度，当新农合保障水平提高到与城镇职工医保水平相当之后，再考虑将基金一部分用于大病保障。

关键词：农村重大疾病;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农村居民大病保险

一、引言

2010年以来，为了进一步提高保障水平，缓解农村居民的灾难性卫生支出问题，我国农村地区先后推出两项减轻农村居民重大疾病医疗费用风险的政策。一是2010年开始试点的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主要以新农合基金支持为主、医疗救助基金补助为辅，按病种进行保障;二是2012年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六部委发布的《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指导意见》)开始实施的农村居民大病保险，主要用新农合部分基金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按费用进行补偿。到2013年8月，前者所保障的病种已增至20类，后者的实施方案在各地陆续出台。

伴随着各地政策实施进展，相关研究也持续跟进，呈现两个特点：第一，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的实证研究不断增加。主要是对典型地区试点工作的经验介绍以及全国实施情况和运行效果的研究。研究者发现，目前各地在实施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时存在一些问题，如安徽省存在医疗机构分解收费、临床路径执行不到位、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亟须提高等问题①，山东省存在实际补偿比例较低、按病种治疗缺乏收费标准、医疗救助水平较低、新农合信息化建设滞后等问题②。就全国来看，存在东部地区受益率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补偿水平略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等现象，区域间保障待遇存在差异。③同时，新农合大病医疗保障制度本身也面临潜在的挑战，如按病种进行补偿，易导致参合农民对病种间不公平性的不满，随着重大疾病覆盖范围的扩大，基金的风险也随之增加④，等等。第二，有关大病保险性质和经办方式的讨论成为热门。多数学者认为，大病保险的性质属于基本医疗保险范畴。⑤基于此，有学者不认同大病保险一定要由商业保险公司经办的方式，认为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基本医疗保险并不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更具优势，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基本医疗保险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管理的并不多见。⑥王东进推翻了“大病保险”的提法，代之以“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认为此才属于全民医保体系的范畴，是基本医保制度的补充。⑦以上研究多是围绕单个制度的实施效果、制度的学理特征以及制度的宏观设计而展开的，尚未涉及两种制度对共同的服务对象——农村居民——所产生的或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然而，在衡量农村居民承担灾难性卫生支出压力的能力以及与之相应的福利水平时，对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整体架构的综合评估，是不可逾越的。本文认为，在制度实施初期，有必要理清农村现有重大疾病医疗保障的政策框架，明确政策保障范围，使制度之间相辅相成，有助于完善农村居民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

二、农村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政策实施现状

1.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的实施情况

2010年以来，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在资金来源、保障对象和补偿比例方面总体上没有根本变化，保障病种范围逐年扩大，支付方式和组织管理等方面的规定逐步精细化。以重要文件和会议的时间为节点，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可以分为“2010年试点——2011年推进——2012年全面实施”三个阶段⑧。目前，该制度已形成比较稳定的管理架构和运行机制。

在管理架构方面，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是以重大疾病病种为主线的自上而下的医疗卫生制度。在整个制度设计与实施中，卫生部、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定点医疗机构、统筹地区新农合经办机构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卫生部扮演了核心角色，负责制定全国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规定病种范围、医疗费用标准、补偿标准、诊疗标准、诊疗制度以及药品分配等基本原则问题。省级卫生部门负责制定政策实施方案，细化卫生部制定的临床路径，制定标准化诊疗方案，明确各重大疾病定点医疗机构的认定标准。定点医疗机构在上述规范下实施对特定病种的诊疗。统筹地区新农合经办机构则扮演了制度末端的付费角色，它与定点医疗机构之间发生付费与提供医疗服务的交易。

在具体运行方面，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在保障病种种类、支付方式等方面不断改善。2010年至今，该制度坚持以特定病种为保障范围，给予符合条件的患者不低于70%的补偿待遇，补偿不受新农合报销药品目录与诊疗项目限制，不设起付线，且不计入患者当年新农合封顶线计算基数。随着新农合引入商业保险机构参与的经办方式，重大疾病医疗保障也在探索与商业保险相结合的模式。⑨在此框架下，保障病种大幅增加。到2013年7月，多数省份达到了20种重大疾病病种的覆盖要求，甘肃、海南、山东、吉林、安徽等省份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新的病种。同时，支付方式改革顺利推进。目前，针对重大疾病的支付方式主要是按病种定额付费和按病种限额付费两种方式。在对二者的优劣进行比较后，卫生部门在新农合统筹地区力推按病种定额付费方式。从各省2012年末、2013年初的政策文件看，安徽、海南、湖南等10省实行按病种定额付费方式，河南、青海、甘肃等9省实行按病种限额付费方式，其他少数省市则两种方式兼有。

2.农村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及其实施情况

农村居民大病保险制度目前在我国刚刚进入试点阶段，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筹资来源和标准。从筹资来源上看，各地普遍按照《指导意见》的要求，主要从新农合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作为大病保险资金。资金的筹集主要有三种做法：一是直接从新农合基金支出户中列支，如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二是设立大病保险基金专户，实行专款专用，如浙江省湖州市;三是在新农合基金分块中加入大病保险基金，如河南省新郑市。筹资标准有定额筹资和比例筹资两种。其中多数地区采用定额筹资标准，如安徽、山东、江苏等省将大病保险人均筹资额度限定在15—30元之间，青海省、吉林省人均筹资50元/年。比例筹资主要以新农合当年基金收入(如广东、福建)或人均筹资标准(如贵州、内蒙古、河南、山西)为基数，比例在5%—10%之间。

(2)补偿办法。在补偿标准上，目前各地实施方案存在两种补偿标准：一是大部分地区以费用为标准;二是山东、浙江两省继续延续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的工作方法，从特定病种的保障入手。山东省采取的策略是，从患者负担较重、疗效确切、费用易于控制的病种起步，逐步向大病大额医疗保险过渡。浙江省则支持各地从个人负担较重的疾病病种起步，或以高额医疗费用和疾病病种相结合的方式探索开展大病保险。在保障范围上，《指导意见》规定，大病保险主要在参合人患大病发生高额医疗费用的情况下，对新农合补偿后需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给予保障。其中合规费用限定了大病保险予以补偿的费用范围。在各地实践中，除少数省份(如江苏省)费用补偿可以超出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农合报销目录范围外，多数省份不允许超出目录范围。在补偿水平上，大病保险补偿实际补偿比例不低于50%，按医疗费用高低分段制定支付比例，原则上医疗费用越高补偿比例越高。各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分段支付比例。在起付线和封顶线上，多数地区规定大病保险起付线以统筹区域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为标准，一个医疗年度内，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累计超过这一标准则进入大病保险补偿范围，起付线不含基本医疗保险起付标准以下个人自付部分。有些地区以此为标准根据当地情况对2013年的起付线做了具体规定，如青海、吉林、甘肃起付线设为5000元，山西、辽宁设为1万元。多数省份对封顶线并未明确，只有少数几个省份在文件中予以规定，其中辽宁省、吉林省和甘肃省明确大病保险不设封顶线，山东省则设立20万元封顶线，山西省大病保险补偿40万元封顶。

(3)经办方式。按照《指导意见》，大病保险制度的经办主体是商业保险机构。对初次建立大病保险的地区来说，通过招标引入商业保险机构是一次重要尝试，目前这一环节还在讨论和探索中。而对于已经建立大病补充保险或者已经与商业保险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的地区，大病保险经办方式的探讨更多的是一种经验分享。

二、农村重大疾病保障政策的特点及政策反思

1.农村重大疾病保障政策的特点

(1)病种和费用保障相互叠加。目前，我国农村存在两种重大疾病保障政策，一种是对某些重大疾病病种的费用保障，一种是对自付高额费用进行补偿的保险。二者并非互相替代，而是相互叠加，共同发挥减轻重大疾病患者的医疗负担的作用。从农村参合患者的角度讲，他可能面临多种组合的补偿方式。如果患者所得疾病不属于本省实施的新农合重大疾病病种，那么他首先享受到的是原有新农合的补偿待遇，若获得基本补偿后，个人自付费用超过了当地大病保险的起付线，则可以继续享受大病保险的相应补偿;如果患者所得疾病属于本省实施的新农合重大疾病病种，那么他首先享受到的是零起付线的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的补偿，如果补偿之后个人自付费用超过了当地大病保险的起付线，则可以继续享受大病保险的相应补偿。

(2)商业保险机构参与。新农合、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农村居民大病保险三项政策制度依次出台使得商业保险机构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经办和管理的改革方向日益清晰。2012年4月，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商业保险机构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服务的指导意见》就委托商业保险经办新农合做出规定。2012年11月，《卫生部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居民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工作的意见》出台，鼓励各地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具有资质的商业保险机构经办重大疾病医疗保障管理服务。2012年8月，《指导意见》推出的大病保险制度引入商业保险机构方式，与前者有所不同，它不是购买服务，而是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产品。

(3)新农合基金统一支持。新农合基金主要由政府补贴和个人缴费两部分组成，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和大病保险所需资金均来源于此。因此，目前新农合基金的主要去向在原来的新农合一般补偿和风险基金预留的基础上，新增了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补偿和大病保险补偿两类。

(4)比城镇居民多一层重大疾病保障政策。大病保险制度在城镇和农村同时推出后，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面临着不同的医疗保障框架，即农村存在“新农合基本保障+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农村居民大病保险”，城镇居民则被“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基本保障+城镇居民大病保险”的保障模式覆盖，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享受更多一层的重大疾病医疗保障。由于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内生于新农合，因此，更确切地说，农民所享受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设计不同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它既关注农民一般的医疗需求，还关注有显著治疗效果的特殊疾病的基本保障。

2.关于农村重大疾病保障政策的反思

(1)不同病种患者之间的公平性问题值得研究。两种大病保障制度的叠加，给农村重大疾病患者带来更多补偿机会，然而这种结构的补偿安排可能带来不同病种患者的不公平感。第一，同样高额费用下，不同病种的患者所得到的补偿待遇不同。对于疾病在20种病种范围内的患者而言，他在基本医疗保险方面享受到无起付线70%比例的报销，且不受新农合报销目录的限制;对于不在20种病种范围内的患者，他在基本医疗保险方面享受到有起付线的与医院级别挂钩的报销政策，再加上药物目录的限制。有可能产生的一种后果是，所患疾病不在病种范围内的低收入者与在病种范围内的高收入者之间存在严重不公。第二，大病保险似乎给自付费用高的患者带来另一层保障，但基于多种原因，大病患者实际享受到大病保险补偿的概率并不高。目前，各地现有大病保险所规定的起付线普遍过高。一方面，大病保险所界定的农村居民平均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以我国农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水平为换算标准，而非国际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标准，且前者远远高于后者;另一方面，各地制定的大病保险起付线普遍高于当地农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水平。本文利用统计年鉴中的省级数据对安徽、青海、山西、辽宁、湖北、宁夏、云南等省份农村地区的国际标准家庭灾难性水平、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和实际大病保险起付线规定做了测算⑩和比较，发现家庭年人均纯收入比国际标准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水平最多高出4365元，大病保险起付线规定比家庭年人均纯收入最多高出8768元。因此，大病患者达到起付线的比例并不高，即便达到起付线，由于起付线高于灾难性卫生支出临界线，且只报销超过起付线以上的部分，大病患者也难以避免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

(2)大病保障对新农合结余基金的消化程度难以预知。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的目的之一是充分利用新农合基金，避免过多结余，大病保险的设计初衷也是不增加财政和百姓的负担。两制度的开展应有利于缩小新农合基金结余规模。但是，本文利用新农合当年基金结余公式计算得出，2010—2012年，当年基金结余从399.9亿元增至814亿元。这说明这期间基金结余并没有因为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的实施而有所下降，该制度并没有对整体基金的使用带来明显影响。另外，大病保险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新农合基金结余也是一个未知数。2012年基金结余为814亿元，2013年全国人均筹资将达到340元左右，那么2013年大病保险拨付按人均筹资额的10%(最高水平)、参合人数8亿来计算，共约272亿元，占基金结余的1/3。可见，大病保险所用基金只占新农合基金一小部分。而大额费用的发生往往属于小概率事件，加之前文所述大病保险实际报销水平的有限性，大病保险基金自身可能也会产生大量剩余(当然这有待实际数据的检验)。在新农合基金大量结余但基本保障水平低的情况下，分割一部分基金用于支付发生概率很小的大病保险，并不能达到政策预期效果。建设大病保险与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孰轻孰重值得反思。

(3)新农合基金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的合法性有待明确。按照《指导意见》，农村居民大病保险“是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拓展和延伸，是对基本医疗保障的有益补充”，虽然是基本医疗保障范畴，但它的实际操作模式已属于商业保险。大病保险具有了商业保险的基本要素：投保人是政府部门，被保险人是参加新农合的农村居民，投保人和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期限至少3年，保险项目是大病保险，投保人自愿投保。问题是，虽然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投保，直接负有缴纳保费的责任，即被保险人没有缴费的义务，但从大病保险资金来源看，大病保险资金来自新农合基金，基金一部分依靠行政部门“强制”征收，另一部分来自各级政府的财政补贴，政府用于购买大病保险的基金一部分来自政府补贴，一部分来自参合农民即被保险人。因此，一方面，参合农民整体“被参加”了大病保险，也即农村居民参加大病保险的前提是同时参加新农合，参加新农合与参加大病保险制度是充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政府与参合农民之间并没有产生相应的缴费责任分配协议，投保主体行为的合法性有待论证。

(4)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并轨的方案需修正。在“城乡统筹”的话语下，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险制度成为最近几年学界和决策部门讨论的热门话题。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郑功成教授的“三步走战略”，其中第一阶段是在2012年前实现多元医疗保障制度覆盖全民的目标，同时积极引导与推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并轨。相关部门也相继开展了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合并的试点，目前主要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建立了城乡统一的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的出现给以上制度合并思路带来挑战。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不同。如果将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合并，那么，需要在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中增加与新农合一样的重大疾病病种的医疗保障，或者取消农村的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两个制度在结构上的对接。在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中增加重大疾病医疗保障项目，意味着政府和城镇居民分别要多投入一些资金用于保障重大疾病。抛开重大疾病医疗保障的资金需求不说，仅新农合原有制度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合并，城乡医保将覆盖十多亿人，依靠政府大规模补贴来提高如此大规模人口的筹资水平显然是不现实的。而取消新农合重大疾病保障项目，显然有违福利刚性。如果不增加城镇居民的重大疾病保障，在农村继续实施现有政策，合并后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将面临基金如何划分问题，在其他保障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不仅会产生不同病种患者之间的不公平感，还可能引发城镇居民对不同保障内容的质疑。

三、结论和建议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认为，我国农村两种重大疾病保障政策各自都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足以影响农村大病患者的保障水平和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建构，因此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考虑完善农村重大疾病保障制度。

第一，将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与大病保险融合为一种大病保障制度。新农合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制度只保障特定病种，大病保险保障特定费用水平以上的费用风险，两者共同作用于农村居民，既增加了制度的烦琐，又容易引发不公平感。建议在综合考虑医疗质量、医疗费用精算、费用风险的分散效果和保障公平性的基础上将两种保障模式融合为一种，提高大病保障水平，使农村大病患者最多经过“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障+医疗救助”三个层面的保障即可避免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这样既提高了保障的可及性，也有利于制度的简化运行。另外，重大疾病保障制度的融合，将为未来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并轨提供有利条件。

第二，在整合大病保障制度的基础上，引入重大疾病医疗费用补偿的家计调查制度。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所对应灾难性支出的临界点是不同的。为了缓和不同病种患者之间的不公平感，对大病患者进行家计调查，根据其家庭承担能力进行补偿，以保障其不陷入灾难性卫生支出为宜。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应该是解决基本困难，而非“锦上添花”。

第三，当新农合保障提高到与城镇职工基本医保相当的水平之后，再考虑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将一部分基金用于大病保障的政策。由于新农合存在事实上的筹资水平低、保障水平低的问题，而基层有些地方确实也发生了基金紧张的现象，因此，并不是所有地区都适合划出一部分新农合基金用于重大疾病保障，怎样切实提高新农合保障水平仍然是首先考虑的问题。另外，目前的大病保险制度在保障水平和经办方式等方面均存在诟病，其根源是此种形式的大病保险缺乏实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建议在整合两种大病保障制度的过程中，慎重选择筹资和经办方式。笔者认为，当新农合基本保障达到一定水平后，实行自愿性额外缴费式大病保障制度具有可行性。到那时，大病保障是否由商业保险公司经办就无须争论了。

注释

①徐恒秋：《安徽省新农合大病保障政策的经验与挑战》，《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2第12期。②王海立、徐凌忠：《山东省实施重大疾病医疗保障试点工作的思考》，《社区医学杂志》2012年第3期。③⑧⑨代涛、毛阿燕、谢莉琴、周颖萍：《我国新农合重大疾病保障制度的政策分析》，《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3年第6期。④程斌、应亚珍：《提高农村居民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水平策略探讨》，《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12年第6期。⑤参见沈焕根、王伟：《大病保险按病种划分公平吗》，《中国医疗保险》2013年第4期;葛媛媛：《大病保险政策几经调整的纠结与思考——基于如皋市的实践》，《中国医疗保险》2013年第4期;⑥乌日图：《关于大病保险的思考》，《中国医疗保险》2013年第1期。⑦王东进：《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是健全全民医保体系的重大课题——学习党的十八大报告体会与思考之二》，《中国医疗保险》2013年第4期。⑩估算方法借鉴朱铭来、宋占军等：《大病保险补偿模式的思考——基于天津市城乡居民住院数据的实证分析》，《保险研究》2013年第1期。根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信息统计手册(2011)》的解释，基金总额=本年度的筹资总额(包括中央地方财政配套资金、农民个人缴纳资金、新农合基金本年度产生的全部利息收入、其他来源的资金)+新农合基金上一年结转金额(含家庭账户基金结转、风险基金结转)的合计数。新农合当年基金结余公式是：新农合当年基金结余=本年度筹资总额+新农合基金上一年结转金额-本年度新农合金支出总额。陈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而努力奋斗》，http：//www.chinapop.gov.cn，2013年1月7日。李珍指出，在中国现有的三个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中，新农合的保障水平是最低的，其直接原因是筹资水平低。详见李珍：《重构医疗保险体系 提高医保覆盖率及保障水平》，《卫生经济研究》2013年第6期。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医疗保障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13页。贾华杰、温鈊：《新农合：冒进的风险》，经济观察网，http：//www.eeo.com.cn/2013/0803/247842.shtml，2013年8月3日。

责任编辑：海玉

作者：刘小青

第三篇：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质量实证研究

【摘 要】 社会公众通过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可以了解重大政策落实的相关情况。不仅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保障公众的监督权，而且能增强公众参与国家治理的程度。文章通过对2009—2018年间共20份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的质量要求和质量状况进行分析，发现审计结果公告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據，公告内容不完整，文本结构不规范。为此提出创建信息反馈平台、完善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框架、提高政策跟踪审计的及时性和透明度等建议，对提高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质量、规范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信息的公开与传播、制定审计结果公告指南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审计结果公告质量; 重大政策跟踪审计; 审计结果传播; 政府审计

引 言

审计结果公告是增强政府决策透明度、满足公众知情权，实现公众参与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重要渠道，有利于增强公众参与国家治理的程度，推动社会民主与法制进程。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审计结果公告，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可以促进公众了解、监督重大政策的落实情况。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分析我国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的法律依据、内容特征、时效等现状和我国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而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的质量要求

(一)理论要求

1.评价、确认和解除政策执行者受托责任的需要

受托责任理论是审计产生的基础[ 1 ]，自然也是政府审计存在的原因。根据受托责任理论，在政府审计中，社会公众是委托人，政府是受托人，审计机关是监督者[ 2 ]。受托责任决定了审计机关必须向社会公众提供审计结果公告，因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同时，国家的一切资产也属于人民，政府只是接受委托进行管理。作为受托人，政府有义务按照公民的意愿去最优化资源配置，并接受公民的监督，披露相关信息，审计结果公告就是向社会公众提供的报告说明。

审计结果公告的质量决定着审计存在的意义，是受托责任的产物。因此，必须提高审计结果公告的质量。审计结果公告又是审计质量的体现，它拓宽了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渠道，增强了政府决策的透明度。

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可以为评价、确认和解除政策执行者的受托责任提供保证。如果政策跟踪审计的质量得不到保障，就无法明确辨认政策执行者的责任范围和程度，无法对政策执行者的工作进行判断、分析，也无法对其责任履行情况得出结论，也难以要求政策执行者对完成情况负责，最终也就不能体现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评价、确认和解除政策执行者受托责任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审计的监督作用难以发挥，人民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

2.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实现公众知情权理论的需要

知情权理论是进行审计结果公告的法理基础，是社会监督的理论基础，知情权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知情权的实现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与法制进程的重要指标之一。公民有获得政府信息的权利，而审计结果公告又具有满足公众知情权、增强公众参与国家治理、推动社会民主与法制进程的作用。提高审计结果公告质量，民主的行为受到鼓励，保障了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和正确性，也是知情权得以保证的体现。

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可以为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实现公众知情权提供保证。国家的重大政策影响国民的根本，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知晓重大政策的落实情况，是保障公民权利的途径，也有助于审计机关了解群众关心的热点。如果政策跟踪审计的质量得不到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实现就会受到影响。

3.充分有效利用审计结果的需要

信号理论的产生主要用于解决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不对称的双方分别是信息优势方和信息劣势方，包含信息传递与信息甄别两个方面[ 3 ]。在政府审计中，政府部门作为信息的优势方可以把审计结果公告当作信息传递的信号，传递政府各部门的履职情况这一产品质量;社会公众作为信息的劣势方可以通过审计结果公告对产品质量即政府各部门的履职情况进行甄别。审计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它的作用就是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审计结果公告则是一种信号显示机制，是信息传递的桥梁。其中劣势方进行逆向选择，就是公众决定解除还是继续聘任政府对公共资产进行管理。

政府审计的专业性与独立性为提高审计质量带来许多优势，审计结果公告的质量越高，公告就越充分、越透明，公众对其了解的也就越多，良好的公告质量可以增加政府自身被选择与被信任程度，是政府治理能力的展现，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反之，如果审计质量得不到保障，政府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将会遭到破坏。

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可以为充分有效利用审计结果提供保证，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作为审计结果公告的一种，主要用于促进公众监督重大政策的落实情况，提高审计质量，通过点名整改落实情况增加舆论压力，有利于政策效果的实现。否则，公众无法参与重大政策落实的监督，无法充分有效利用审计结果就会滋生政府的腐败行为。

(二)制度要求

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属于政府审计结果公告的一种，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问题，对政府信息公开(含政府结果信息公开)提出了明确的要求。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提出，要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加强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2014年10月23日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化，加强互联网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和便民服务平台建设。此外，2014年10月9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国发〔2014〕48号)提出，地方各级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保障审计机关依法审计、依法查处问题、依法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维护审计的独立性。201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中办2015〔58号文〕)提出，审计机关要依法依规公告审计结果。《审计署2017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中提到要不断加大信息发布和政务公开力度，在权威发声、及时回应，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审计结果公告作为法律法规规定公开的事项属于公开范畴。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也对政府信息公开做出具体详细规定，如《审计法》(2010修订)第三十六条规定，审计机关可以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审计署一直坚持审计结果公开，就审计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和审计结果公开问题，先后制定了《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办法》《审计机关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审计署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办法》《审计署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办法》《审计署政府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办法》《审计署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协调办法》《审计署政府信息公开监督保障办法》等一系列重要文件。这些文件对审计署和地方各级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公开均作出了具体的要求。2010年制定颁布的中国国家审计准则第四节也对审计结果公布作出了要求。

2016年审计署《“十三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在加强和改进审计管理部分提出加大审计结果和信息公开力度，要求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外，依法依规全面公告审计结果，注重运用新媒体，提高审计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和广泛性。上述中央文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工作规划虽然不是专门针对重大政策跟踪审计，但完全适用于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的结果公告。此外，审计署《“十三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在政策落实跟踪审计部分中也对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结果公告提出专门要求，提出要不断完善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结果报告公告，作为高效健全的政策落实跟踪审计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

二、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质量状况分析

(一)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的规范性分析

1.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的渠道

2001年的审计机关公布审计结果准则第四条提到广播、电视、新闻发布会、政府网站、公报、公告以及报纸、杂志等多种形式的审计结果公布渠道。实践中还可以通过新闻发布会、接受媒体采访等渠道来发布。至今为止，审计署搭建了一报、两刊、两网和六个信息发布平台在内的多渠道融合立体化传播平台①。具体包括中国审计报、审计署门户网、审计署政务微信公众号、审计署今日头条号、中国审计报微信公众号及APP手机客户端，《中国审计》《审计观察》杂志等，以此来完成政务公开和审计宣传工作任务。统计结果表明：第一，网络信息公开平台自平台开创之日起即能及时转载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的全文，但是少数平台对审计结果公告的转载不够完全或有遗漏，甚至有的仅转载公告解读而没有转载原文。除此之外，获取公告的便捷程度还有待提高。第二，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审计署的官方网站是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的主要渠道。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开渠道详见表1。

2.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的行为规范性(公告与否)

我国审计署所有的重大政策跟踪项目都会实施公告。审计署于2009年5月发布了首份跟踪审计结果公告，截至2018年底，审计署共发布了20份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

从公告发布的时间看，除了2009年的这一次，2014年之前跟踪审计结果公告都是空白的。2015年发布数量增加至8份，公告以月份为时间单位发布，分别对应2015年5月至12月的审计结果。2016年以及2017年各发布了4份，以季度为时间单位。2018年至目前发布了3份，对应一、二、三季度的审计结果。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的数量在2015年达到最大值，在2016年对公告发布的频率作出调整，由每月份改为每季度发布，数量开始有所下降。

总的来看，审计署发布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的历史很短。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通过审计工作推动重大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审计署也相应地加大对相关政策、措施及项目的审计力度，但是公开的跟踪审计报告数量仍然较少，并且增长幅度也不够理想。

通过对跟踪审计结果公告发布的背景进行分析发现，2009年的首次跟踪审计结果公告是受外部突发情况即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为了促进中央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配合中央对金融危机问题解决而审计发布的。2014年10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要求审计机关担负起推进国家政策落实的责任，对重大政策的落实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审计。自此，重大政策跟踪审计才开始受到重视，进行了连续几年的结果公告。2015年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应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审计署按照国务院部署，将跟踪审计工作的重点扩展到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上。作为“十三五”开局之年，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面对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决定通过结构调整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优势，同时提出“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放管服”等具体政策。2017年为继续追求稳中求进的高质量经济发展，党的十九大提出三大攻坚战，包括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并重视“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2018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为贯彻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成为政策主线。综上可以发现，中国从1978改革开放至未来的一二十年都处于经济的高速增长期，政策跟踪审计和其结果的公开都将围绕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風险这一宏观政策。在这个目标下，每年新增一些对具体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审计，也是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紧紧围绕国家经济工作中心转移和财经活动的重难点、热点问题的体现，反映我国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的新问题、新情况。

(二)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内容全面性和充分性分析

1.基于公开问题情况的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2009年首份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紧紧围绕促进中央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政策措施，直到2015年审计结果公告也是围绕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这一单项宏观政策。到2016年，跟踪审计才将多项具体政策的落实情况纳入审计范围。

2009年的公告用“一些”“个别”“部分”等词描述审计出问题的省、市和企业，而其他四年则将公告内容精确到具体的省、市、县甚至是区，企业、部门名称也进行了详细公告。此外，2009年没有公告有问题项目的数量以及涉及的金额，这些在2015—2018年都做了详细披露，并用表格数据直观表达。

对公告内容进行分析发现公告对审计问题分类不清晰。例如财政资金统筹盘活问题，有时归类在资金管理问题中，有时归类于政策落实问题，有时又单独归为一类。扶贫政策问题有时归类于脱贫攻坚问题，有时归类于政策落实不到位。以上说明对问题分类存在重复交叉。

对审计公告公开的问题进行分类发现近四年公告公开的共同问题主要集中在脱贫攻坚、去产能、去杠杆、深化“放管服”改革、降低企业成本、优化营商环境、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财政资金统筹盘活、推进重点、扶贫政策落实几方面。除了一些屡次出现的问题，每年基本会有新的问题公开。例如2017年、2018年的污染防治问题，作为“三大攻坚战”之一，一直是中央关注的重点。审计中也发现政策落实方面存在问题。通过对公开问题类型次数进行统计，见表3，发现重大建设项目推进缓慢、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以及脱贫攻坚问题是公开次数最多的三项，而涉农问题等仅出现过一次。基于公开问题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内容的全面性和充分性正在日趋完善，但在追求内容全面与充分的同时也容易导致内容松散与不明确。

2.基于整改效果说明的分析

对每年发现的问题进行汇总归类，可以发现近四年的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每年都会存在共同的问题，说明审计发现的问题类型比较集中，且整改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整改效果不理想导致很多问题屡审屡犯。从之前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跟踪审计结果公告大多只指出了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对于被审计单位的整改情况却不过多关注。在20篇重大政策跟踪审计公告中仅有4篇对当期整改情况进行了说明，剩余的只是在本年度最后对以往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总体说明，这时有些事项距离被审计出问题已经超过9个月，充分说明了目前缺乏对审计结果的有效利用。被审计单位的整改情况是审计工作发挥作用的体现，公告中并没有对此特别说明，没有体现审计监督的职能，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屡审屡犯的问题。基于整改效果说明的分析不难看出，公告在整改内容这方面的说明不够全面与充分。

3.基于审计公告篇幅的分析

从表4中可以看出，随着年份的增加，每年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的平均篇幅都较上一年大幅增加，一定程度上表明公告的内容正在变得越来越具体详细。2015年部分公告开始增加附件内容。附件内容较公告主体内容更加丰富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列明了出现审计问题的具体地区、政策落实的详细情况、涉及的精确金额等，表明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篇幅的全面性和充分性正在逐步得到加强。

为了进一步对各部分篇幅的恰当性作出评价，在审计结果公告基本五个组成部分中选取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以及被审计单位的整改情况这两项需要重点关注的部分进行统计分析，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自2015年起，跟踪审计结果公告对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这方面的说明占据了公告相当大的篇幅。占总篇幅的三分之二以上，部分公告甚至达到95%，是审计结果公告的主体部分。可以说，这部分很好地体现了审计工作的完成情况，是全面性的重要体现。但是从内容上看，该部分只是将发现的问题进行简单地加总罗列，带来的信息有限并且重复度高，缺少对问题发生原因的分析，不利于公告使用者理解和深层思考，充分性尤显不足。

在审计结果公告中起重要作用的被审计单位整改情况篇幅很少，近三成跟踪审计结果公告没有该部分，剩下七成中即使有，所占篇幅也十分少，不超过公告整体篇幅的20%。整改情况是对审计工作质量的衡量，应该花大篇幅重点说明，是否整改以及整改的程度都应该在审计结果公告中有所体现。

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从2016年起跟踪审计结果公告每份都会增加对有关部门和地区推进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的具体举措的说明。该部分虽然对理解审计公告有一定帮助，但并不是审计公告的基本组成部分，所包含的信息量有限，所以不建议占用很多篇幅。在考虑全面性与充分性的同时，也要注意用有限的篇幅呈现最有价值的内容。

4.公告的文本结构分析

一般审计结果公告由五个部分组成，分别是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审计评价意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处理处罚结果及审计建议和被审计单位的整改情况。通过对所有年度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的构成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审计评价意见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这三个部分基本都具备，而对处理处罚结果及审计建议和被审计单位的整改情况提及的并不多。2016年及之后的审计结果公告则在之前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补充性内容，涉及方面越来越多，并都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表明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的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往全面性与充分性靠拢，但是距离完善还有很大的距离。

整体来说，大部分公告并不完整，结构也比较混乱，缺乏标准化管理。很多应该单独成段进行说明的部分杂糅在一起，不利于公告使用者获取需要的信息;还有些公告看似齐全，但是内容敷衍，例如被审计单位的整改情况，只是用“正在积极采取措施，认真组织整改”一笔带过。(限于篇幅，相关表格略)

(三)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的传播信息透明性分析

對公告进行研究，发现审计结果公告语言的概括性比较强，描述较为随意，表述意思比较模糊。例如，公告中经常出现“基本得到解决”“仍然存在问题”这些笼统的语言描述。对于审计公告来说，审计的准确性和可理解性非常重要，这些模糊性的语言不仅不利于公告使用者理解，而且不利于对被审计单位整改提供指导帮助，因此显得建议性不强。

公众通过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监督重大政策的落实情况，获取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于公告，信息含量的多少决定了审计公告的披露力度。而审计结果公告所含内容的客观性又决定了公告的可信程度。因此需要提高公告的透明度，同时为了提高公告的可靠性，可以增加说明未披露的原因。

公告质量是公告提供者综合权衡公告利益和公告风险的结果[ 4 ]。尽管审计结果公告的完整性非常重要，公告所包含的信息含量影响着作用的发挥和信息的利用程度，但是审计机关在公布公告时也需要在透明度与保密性之间做好平衡，让公告效果既符合公众的期望又在政府能够承受的范围内。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由于其特殊性，涉及人员、事务众多，需要秉持谨慎性的原则进行公开。

(四)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的及时性分析

审计结果公开的及时性是审计结果公开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有关规定，审计公告应当在得出审计结论后三个月内进行公告。由于跟踪审计的结果公告均没有对审计实施完成的时间做出任何表述，于是选择审计时间范围的最后一天作为审计结束时间。在对所有公告时间与审计时间跨度进行统计分析后(见表5)发现20篇公告中仅有一篇时间跨度在3个月以上，其他大多集中在1～3个月内。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的及时性得到了基本保证。2016年审计署曾对该类公告发布的频率做出调整，由每月份改为每季度发布，这是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率的表现。相较于追求数量的优势，选取更加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展开审计，这种做法更加科学。在综合考虑审计资源、审计时间和审计成本的关系后，完成政策跟踪审计的工作变得更加有计划、有步骤。

(五)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的信息含量分析

本文借鑒郑小荣、何瑞铧和曹源(2018年)的做法，采用总篇幅、问题篇幅、整改篇幅、问题总个数、问题金额个数、问题总金额、问题单位部门数、点名的单位部门数、问题的项目数以及点名的项目数10个指标作为审计结果公告的信息含量评价指标[ 5 ]，利用熵权法确定权重，进而计算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的信息含量。

熵权法计算指标权重的数学原理如下：假定待评样本数为n，m个指标分别为X1，X2，…，Xm。Xij为原始数据，Yij为标准化后的数据，假设数据标准化后的指标重新命名为Y1，Y2，…，Ym。权熵系数法主要步骤如下：

根据表6可得单份审计结果公告信息含量的计算公式：单份审计结果公告的信息含量=标准化总篇幅×0.11+标准化问题篇幅×0.11+标准化整改篇幅×0.09+标准化问题单位部门个数×0.09+标准化点名单位部门个数×0.1+标准化问题项目个数×0.1+标准化点名项目个数×0.09+标准化问题总个数×0.11+标准化问题金额个数×0.11+标准化问题总金额×0.09。这也是基于熵权系数法下的单份审计结果公告的综合评价模型。20份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公告力度如表7。

三、提高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质量的建议

本文研究了审计署年度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的现状，研究发现，目前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还存在许多问题，如公告内容不完整、公告格式不规范以及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等。为此，提出建议如下：

(一)创建信息反馈平台，助力双向沟通

审计屡审屡犯问题在于对审计结果整改情况的监督较弱，审计公告为公众提供了监督的途径，却没有为审计结果整改情况的长效监督提供平台。审计公告是双向作用的，审计机关通过审计公告给公众提供信息，公众对此进行信息反馈，但当前的审计公告仅仅做到了公布，没有对公布后的一系列反馈进行处理。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创建信息反馈平台，搜集公众的提问建议，对问题进行回复解答，助力审计机关与社会公众的双向沟通。

(二)完善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的框架

当前审计结果公告的框架缺乏统一的标准，各部分之间的篇幅配比不合理，条理性不强，不利于使用者阅读。这一系列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审计结果公告的框架来解决，需要对审计公告的格式进行规范，对于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则应针对该类审计的特点构建公告框架。

(三)提高政策跟踪审计的及时性

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的及时性对审计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公告发布的滞后性严重影响公众对审计结果的监督，影响审计公告效力的发挥，削弱审计机关的公信力。因此要缩短审计结果公告发布日与审计问题发现日之间的时间间隔，提高政策跟踪审计的及时性。

(四)提高政策跟踪审计的透明度

强化重大政策跟踪审计结果公告的公开，不仅有利于扩大审计机关的影响力，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而且有利于促进审计结果的转化运用，推动审计整改，助力重大政策的落实。为此可以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审计公开领导小组，由专人负责公开工作。同时建立规范的公告发布流程，加强发布信息的质量审核，注重审计语言的精准性，对未披露的事项原因进行说明，注重推进审计信息宣传，组织宣传业务培训，提高网宣工作水平，积极宣传审计新面貌。

【主要参考文献】

[1] TOM LEE.Corporate audit theory[M].London：Chapman & Hall，1993.

[2] FLINT D.Philosophy and principles of auditing：an introduction[M].London：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88.

[3] SPENCE AM. Job market signaling[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3，87(3)：355-374.

[4] 郑小荣.中国政府审计结果公告研究[M].北京：时代经济出版社，2014.

[5] 郑小荣，何瑞铧，曹源.基于熵权法的中国政府审计结果公告信息含量研究[J].当代财经，2018(12)：123- 132.

作者：郑小荣 彭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