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农保政策论文范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美国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实质上是政府主导和财政支持下法律制度完善、资源配置优化的制度变迁过程。美国的案例说明了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的最优路径。自2004年开展农业保险试点至今，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很快，但制度缺陷明显。通过借鉴美国经验，加大农业保险财政支持，出台农险制度发展规划，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刻不容缓。
第一篇：农保政策论文范文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研究（中）
摘要：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政府通过判定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加以调控是十分必要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只依靠一项或两项经济政策不可能实现调控目标，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本文从有关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研究出发，系统论述了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及其前沿，对当今国际上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政策协调问题进行了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协调配合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加强政策协调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政策协调
文献标识码：A
为了更好地分析和探讨中国经济政策相互协调的路径和策略，本部分重点对各项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
四、中国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的阶段性特征
若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经济政策协调配合的历程做一概括，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这一阶段，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计划涵盖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可能有独立的产业政策；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言，由于实施“大财政小银行”的管理模式，所以，基本没有货币政策可言；就汇率政策和外贸政策，由于对外经济交往较少，国际贸易和汇率对国内经济影响极小，所以，也基本没有外贸政策和汇率政策，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因此，当时，财政政策基本就是国家全部的经济政策，从而也就不存在各项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问题。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初期(1979～1984年)。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政府并不深谙经济之道，所以，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试图简单地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扩大货币供给量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的扩张，而忽视了经济的承受能力。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实行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同时财政政策也是扩张的。这一阶段，总体上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但是，由于货币供应量投放过多(净现金发行量达262亿元)，结果导致经济出现过热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后期(1985～1993年)。由于1984年经济过热的势头开始显现，因此，到1985年，中国人民银行被迫转向紧缩的货币政策，实行了以信贷规模管理为主要内容的“紧缩银根”的政策；同时，财政政策也逐步收紧，即实施了“双紧”的政策搭配。但是，到1986年，由于“双紧”的经济政策紧缩过头，经济出现衰退迹象，于是，中国人民银行改而采取“稳中求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也开始走向宽松，即又实施了“双松”的政策搭配。其结果，是通货膨胀又开始抬头，中国人民银行又不得不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冠名以“紧中有活，区别对待”，即在工业生产陷入衰退时执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在经济出现过热时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同时，配以压缩财政支出，增加税收，压缩消费基金增长的紧缩性财政政策。这样的紧缩政策延续到1989年，对经济震荡较大，1989年9月工业产出为零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于1990年上半年又开始进行货币扩张，直到1991年经济重又复苏为止。
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1994～1996年)。这一阶段，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政府决策部门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进一步认识，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中，慢慢开始分别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济。但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在经济增长速度并未降低的同时，使通货膨胀率最终降至1996年的6.1％，实现了“软着陆”。值得提及的是，从1996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办理国债公开市场业务，这意味着，从此中国货币政策有了公开市场业务这一有力工具。与此同时，财政部门也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采取了增收节支、加强税收征管、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增强对重点行业的投资和扶持力度等措施，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第五阶段，20世纪后期至21世纪初期(1997～2003年)。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延续其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但是由于内外经济状况发生较大变化，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经济出现了内需不足、外需疲软的不利局面。面对这种局面，中国人民银行于1998年下半年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与此同时，为了克服东南亚经济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国家还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政策组合，对于维持经济快速增长、解决失业问题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为现在严重存在着的流动性过剩、消费投资关系失衡留下了隐患，特别是对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及各项经济政策的相互配合重视不够，也使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及深层次矛盾进一步严重。
第六阶段，最近几年(2004～今)。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很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均在9％以上。但与此同时，经济运行中也明显地表现出了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比如，投资增长过快而消费需求不足，社会流动性过剩而银行经营效益不高，进出口贸易数额巨大但同时贸易纠纷不断等。因此，近年来，中央政府实施了“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也进行了汇率制度的改革，并注重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五、中国经济政策协调配合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也由直接控制向间接调控逐步过渡，从而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两种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也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但是，由于改革开放前“大财政小银行”管理模式的束缚，再加上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所以，至今中国货币政策取向选择及其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始终在反通货膨胀与拉动经济增长之间摇摆不定。这样，使本来就较为复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互协调配合又增加了更大的难度，从而也成为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
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必然使市场在国际间逐步融合，使一国经济的国际关联度和对外依赖性大大增强。于是，如何在市场融合中寻求国际经
济合作，在国内、国外市场的共存中寻求均衡，以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和协调发展，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要课题。近年来，伴随中国逐步成为世界进出口贸易大国以及由贸易顺差而产生巨额外汇储备局面的形成，各种贸易纠纷不断，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样，也就产生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外贸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配合的客观要求，相应地，政府决策部门正在致力于寻求良策，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
下面就各项经济政策协调配合之间存在的摩擦及问题做一分析。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定位偏差
当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两者定位出现偏差，没有充分有效的形成政策协调的合力，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政策内耗”。
政策协调的相关理论告诉我们，在通货紧缩时期，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具有更好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在经济复苏和繁荣阶段，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则更加突出。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先是在通货紧缩中低迷徘徊，其后又进入了经济高涨的阶段，随时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这两个阶段以2002年为分水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2003年以前和以后的表现并不理想。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果断地实施了扩张的财政政策搭配扩张的货币政策这样非常激进的政策组合模式，希望能迅速扭转经济低迷的局面。从财政政策角度看，政府加大了国债发行力度，通过投资的乘数效应拉动经济增长；提高了转移支付的规模，试图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来启动消费；还提高了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以此刺激出口。表面上看，财政政策在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上，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不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措施部分程度上偏离了财政政策的功能性要求，虽然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维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区间内，但是从长远看，其距离政策目标会越来越远，甚至最后伤及中国经济的发展。
首先，国债资金的运用不合理。1998年—2004年中央财政共发行了9100多亿元长期国债，这些筹集来的资金主要投向交通通信、农林水利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的特点是周期长，一旦开工，必须在建成之前每年都投入相应的资金，才能保证工程顺利完成。由于这方面的开工项目过多，使得2002年中国经济出现拐点后，最具投资乘数效应的长期建设国债规模无法立刻削减，财政政策不能及时对经济变化做出调整，给本就升温的经济继续添薪加火。
其次，财政政策生产性过强，缺乏功能性。投资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过大，而财政的公共消费却偏低。2003年中国政府储蓄占政府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达42.7％，而同期这一比率在美国是－16.0％，在日本是-16.4％，在德国是—7.2％，这说明中国政府财政支出中投资的比重偏高。过高的投资意味着公共消费，即功能性支出的不足。以教育投入为例，据教育部长周济在2006年“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数字，2004年中国的教育财政投入占GDP的比例仅有2.79％，尚未实现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上世纪末达到4％的目标，更不用说与发达国家9％的水平相比；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更是不足，截至2002年，每年农村仍有1％的学龄儿童不能上学，超过7％的农村小学毕业生不能进入中学。
第三，财政的生产性支出中，投向农村的相对不足。中国政府多年来对农村的生产性投入一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并呈逐年下滑的趋势。从财政支出项目看，用于农业的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13.43％下降至2003年的7.12％。从国债支出的项目中看，1998年至2002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一直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专门列为一个主要投向。1998—2000年，直接与城市相关的国债项目共占同期国债项目总投资的29％，与农村直接相关的只有19％。从这几个对财政支出的分解可以看出，真正对农村生产有支持作用的财政支出已到了必须大幅增加不可的地步。
生产性财政投入的不足带来的后果，第一是直接影响到农村地区生产活动的开展。比如国家对农村电网投入不足，使得长期以来对农村低压电网的维护和建设支出基本由农民负担，增加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成本。第二是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不利于引导私人投资进入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长期不足，使农村与城市相比，投资环境日趋恶化，私人资本长期徘徊在农村以外。第三，投资向城市的过分集中，带来城市工业部门资本边际产量下降，工业部门效率低下使以工促农，工业反哺农业的构想大打折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日益加剧。
在财政政策没有做到合理启动经济的同时，货币政策却被赋予了过多的责任。现在中国经济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流动性过剩。而这正与1998—2003年扩张的货币政策直接相关。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2007年上半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快速增加。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25.08万亿元，同比增长16.48％；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2.54万亿元，同比多增3681亿元。可以说，中国流动性过剩的直接原因是银行的信贷供给行为。
那么，银行为什么愿意也能够向经济部门投放大量信贷呢?
我们认为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银行手中积聚了相当的信贷投放能力。中国人民银行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一直未收到预期效果的情形下，多次使用降息等手段，希望能迅速摆脱通货紧缩的阴影。在中国经济进入上升周期开始复苏之后，货币政策并未做出及时的调整，而是在2003年出现经济过热的迹象之后才开始收紧。但此时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向经济中投放了相当数量的货币，只不过这些货币一直滞留在银行体系，并未流动到实体经济部门。如果将实际GDP增速扣除掉银行利润率之后的数值作为实际经济部门利润率的近似替代指标，那么中国始终在奉行低利率政策，其后果必然是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无论这些流动性停留在银行内部还是实体经济中。
(二)内外经济均衡面临严峻挑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基础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发展国民经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并明确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随后，政府又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这是我国经济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在这种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导下，我国对外经济交往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经济进入对外开放的历史新阶段。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提高，对于合
理配置国内与国外两种资源，提高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出口的增加能为劳动就业开拓新的门路，为国内产品开辟新的市场，从而使国内生产规模能够在产品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下不断扩大；而进口的增长，特别是技术、设备进口的增长，则能够使国内投资的技术构成提高，在劳动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发展。
但是，就在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外贸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
1.外贸依存度逐年提高，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制约程度越来越高。近些年来，中国外贸依存度逐年提高，2006年高达65％。外贸依存度的逐年提高，一方面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参与国际经济的程度在逐年提高，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越来越强，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大的波动，中国经济势必受到较大的冲击。同时，过高的外贸依存度，还容易与其他国家产生贸易摩擦，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受到阻碍，从而会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中国大规模的出口，对一些国家的国内市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从而招致进口国的贸易壁垒，也引发了不少国际经济摩擦。从某种程度上讲，贸易摩擦已成为当前阻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大问题，虽然其根源在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但是中国出口增长过快和巨额贸易顺差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从长远看，较高的外贸依存度，对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和稳定发展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中国有着巨大的国内市场和潜在需求，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和保证在于扩大内需。
另外，更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贸易对象过分集中给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所带来的潜在风险。近年来，中国的三大主要贸易对象为欧盟、美国和日本。实事上，中国前些年的贸易对象也主要是欧盟、美国和日本。这就是说，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盟各国、美国和日本所左右，一旦这些国家的经济出现波动，中国的对外贸易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这种状况与过高的外贸依存度结合在一起，就使欧盟各国、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周期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2.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给国内基础货币投放及货币政策调控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国际贸易连年顺差，推动了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外汇储备的增加，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在提高，这为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另一方面，过多的外汇储备，也将使国家外汇占款及其占货币供应量的比重同时上升。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每年都以千亿美元的数额增加。在当前结售汇制度下，外汇收入的增加，就意味着对本币需求的增加，外汇市场必然呈现本币供不应求的局面，进而会导致本币汇率的升值。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币值、维持汇率，中央银行必须一方面增加货币供给以收兑外汇，另一方面又要做大量的对冲回购以收回为收兑外汇而多投放的货币。外汇占款占货币供应量比重的不断上升，就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而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难度加大，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因为，在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重要因素时，中央银行既不能自如地调控货币供应量，又不能灵活地运用利率政策。
3.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引进外资方式，对提高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贡献不大。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经济对外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国际资本在大量流入中国的同时，其流入方式及资本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流入中国的外国资本中，对外借款所占比重较大；但进入90年代以后，外商直接投资占全部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逐年上升。从2001年起，国际直接投资占实际利用外资的比率已超过95％。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国际资本流入实现了从以政府信用为基础向以企业信用为基础、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变。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利用外资对增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贡献不大。有数据表明，外商投资企业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东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占整个外商投资企业的比重近90％。这种状况无疑会加剧我国的地区间贫富差异和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将会造成不利的影响。从贸易方式来看，我国主要依赖加工贸易的方式，在2003年的出口总额中，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价值额占到55％以上。加工贸易虽然能够发挥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缺乏技术性，对国内产业的带动作用很小，难以从根本上改善我国企业的比较劣势地位。在中国的出口总额中又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全年出口总额的比重也达到55％，而且，在中国越来越大的进出口规模中，也同样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占中国净出口总额的比重都在50％以上。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积极倡导发展对外贸易，也采取了出口退税等鼓励政策，同时还大力吸引外商到中国来投资，希望能从中学到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然而，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的民族产业、自主品牌仍然落后，许多企业只是作为外商在中国的加工厂；虽然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在逐年扩大，但实际上贸易量增长最快的还是外商投资企业。中国实际上只是一个贸易大国而不是贸易强国，引进外资并没有真正提升民族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缺乏呼应
根据日本关于产业政策的理论可知，初期的产业政策围绕着资金展开，现在的产业政策则主要是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适当的环境，建立由初创到兴起再到成熟的平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产业结构还相对落后，List的幼稚工业保护理论启示我们，要适当地通过国家的力量，对朝阳产业进行扶持。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角度看，这一扶持就是货币资金的支持；而现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对产业政策的支持上并不理想。
首先，在对产业政策的支持上，究竟是以货币政策为主还是以财政政策为主，至今仍在不同政策制定者之间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由财政政策主导对产业政策的支持，因为财政政策的再分配手段具有明显的结构调整功能，而货币政策，特别是严格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则只是一个总量调节手段，没有向某个或某几个行业倾斜的能力。另一种观点与之针锋相对，认为应当由货币政策主导对产业政策的支持，其理由是中国市场化较1978年早就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生产领域的投资主要依靠金融工具来筹措，财政投资在全社会投资的比例越来越小，所以应当通过货币政策引导通过金融渠道的资金流向政府希望扶植的行业，而非财政政策。
其次，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缺乏协调。从财政政策的角度考虑，总是希望中央银行能够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样可以降低财政借贷的成本，在对产业进行扶植时，财政能够节约相当大的利息支出；而从货币政策角度看，首要的目标是维护币值的稳定，反通货膨胀。这就与财政政策的一厢情愿发生了冲突，所以常常看到在国家产业政策的指导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互扯皮，政策协调变成了政策内耗，产业政策的实施一直不理想。
第三，在产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往往出现财政政策缺失的现象，财政大量占用货币资金。在产业政策的具体操作时，既需要货币政策的信贷倾斜，更需要中央财政的投入。然而，现实是：当政府拿不出足够的财力时，往往要求商业银行对其扶植目标进行贷款。而商业银行的逐利性要求它的贷款必须有偿还保证，即使是优惠利率贷款，也必须得到财政的相应补贴；若政府不给予相应的担保或补贴，等于是财政在占用银行资金，属于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样，既降低了产业政策的效率，发展下去还会引发通货膨胀。
责任编辑 刘 洋
第二篇：制度变迁视角下美国农保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摘 要：美国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实质上是政府主导和财政支持下法律制度完善、资源配置优化的制度变迁过程。美国的案例说明了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的最优路径。自2004年开展农业保险试点至今，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很快，但制度缺陷明显。通过借鉴美国经验，加大农业保险财政支持，出台农险制度发展规划，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刻不容缓。
关键词：制度变迁;农业保险;政府主导
一、引言
2004年，保监会在上海、吉林、黑龙江分别批设了三家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之后又在江苏、四川、辽宁、新疆等地开展保险公司与政府联办、为政府代办以及保险公司自营等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试点工作，我国的农业保险进入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阶段。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较快，但在制度上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缺乏专门的农险立法、风险管理政策以及再保险机制等制度供给;二是经营主体职能不明确、经营规范不完备、经营队伍素质不高等原因引起的低效率的制度落实;三是监管出现一定的混乱。
制度变迁理论是研究制度属性及其变迁路径的理论，属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根据制度变迁理论，作为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政府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能够充分发挥政府强制力等方面的优势，以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在美国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中，政府所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对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发展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农业保险的属性分析
(一)农业保险的制度属性
本文认为，农业保险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安排，农业保险制度划定了农业保险的边界，是农业保险的核心内容。类比其他制度，农业保险制度由以下内容组成：一是农业保险制度的对象，即农业保险制度范围与指向，包括主体对象与客体对象。二是农业保险制度的规范，即各对象的责任、义务、权利，为农业保险制度的主体内容，具有普遍约束力。三是农业保险制度的载体，包括以保险公司、投保人、监管人为主体的具体载体和以各种政策、保险监管、技术创新为主体的抽象载体。四是农业保险制度的不断更新完善，或者说生命力。五是农业保险制度的核心价值观，即对农业保险制度的目标定位以及价值判定。因此，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必须具备完善的五项内容。
(二)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属性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王国军(2002)认为农业保险产品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但更多趋近于公共物品。冯文丽和林宝清(2003)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论证了农业保险是一种准公共物品，揭示了农业保险具有生产的正外部性和消费的正外部性。费友海(2006)认为农业保险是介于纯公共物品和纯私人物品之间的准公共物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排他性、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经营的规模性和成本收益外部性等准公共品的基本特征。根据市场失灵理论，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和正外部性，决定了它由政府介入可以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三)农业保险的弱可保性
可保风险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大量同质的风险存在以便保险人比较精确地预测损失的平均频率和程度;二是损失必须是意外的;三是损失必须是可测定的;四是保险标的大部分不能在同时遭受损失。主要针对自然风险的农业保险来说，它基本满足了以上四个条件，因此具有可保性。同时，这种可保性较“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二是被保风险过大;三是损失概率难以精算。米兰达和格劳伯(Miranda和Glauber，1997)通过模型计算得出结论：一般保险人的加权平均变异系数百分数为8.6%，而农业保险人的则为84%，农业保险人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约为一般保险人的10倍左右。综上所述，农业风险具有弱可保性。农业保险的弱可保性，决定了它的实施必须依靠更多的资金支持。
三、美国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路径
(一)私营农险阶段(1938年之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美国的保险公司开始尝试经营农业保险。最早的美国农业保险是由私营保险公司自主经营的，没有政府任何介入。早期萌芽的农业保险业务，并没有形成较为统一和固定的农业保险制度，只是私营保险公司对不同受保农作物的保险规定。由于资金薄弱，农业自身的弱质性和风险难以分散等原因，私营公司难以支持农险发生时的保费赔偿，私人经营的农业保险业务都以失败告终。
美国农业保险制度早期萌芽的失败，充分说明了对具有弱可保性和准公共物品属性的农业保险来说，高交易成本和低资源配置效率下的私人保险制度难以存活，也就是说，农业保险制度必须有政府介入。
(二)政府独营农险阶段(1938—1980年)
19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下的农业危机以及干旱引起的自然灾害，给美国农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而美国私人农业保险的失败造成了农业保险制度的缺失，致使农业保险制度安全功能严重缺位，迫使政府不得不出面制定农业保险制度。1938年，美国政府颁布《1938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实质上是通过法律的形式建立了政府单独经营的农业保险制度。该法律确立了美国的农业保险的经营机构为“联邦作物保险公司”(FCIC)，并规定了农业保险具体的实施办法以及综合农作物保险的范围与条件，本阶段美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变更是通过不断修订和完善该法规进行的，截至1980年共计修改了12次。
政府对农业保险的单独经营，解决了农业保险作为准公共产品的正外部性问题，与私人农险相比提高了社会福利，美国的农业保险制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单独经营农险还处于试验与摸索阶段，本阶段农业保险长期面临着两个问题：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农户低参保率问题以及农业保险弱可保性造成的相对过高的保险成本。据统计，1956—1980年间，美国农户的参保率不到总可承保面积的10%。从表1可以看出，多数年份的损失率(损失率为一段时间内总的赔偿费用除以总的保险成本)超过1，也就是说保费赔偿超过保费的总成本。
(三)公私共营农险阶段(1980—1996年)
1974—1980年，美国经历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里根总统就职后放松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标志着美国从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在此背景下，针对政府单独经营农险阶段的弊端，1980年美国通过了《l980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案》，实质上是建立了公私共同经营的农业保险制度。该法案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的创新：一是将政策重点从灾难援助计划转移到大力发展农作物保险上来;二是允许私人保险公司经营农作物保险，FCIC在亲自经营的同时，对私人保险公司和参保的农业生产者进行补贴，并提供再保险;三是将农业保险范围在地域和产品上极大地扩大。之后美国政府颁布了《食物、农业、资源保护和贸易法案》、《1994年作物保险改革法案》等一系列的相关规范法案。
私人保险公司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业保险弱可保性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问题，美国的农业保险制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方面美国农业保险范围迅速扩大，联邦作物保险计划的承保面积、销售的保险单、农户的参保率、总收取保费等经济指标都有了较大的进步，农业保险的参保率有了长足的进展;另一方面，美国实现了从灾难援助项目为主到以农业保险为主，灾害援助项目成为农业保险的补充的制度演进。但是，弱可保性引起的相对较高的保险成本问题并未得到改善。美国联邦作物保险计划的总管理费从1981年的不到1亿美元增加到了1994年的3.19亿美元，1981—1996年间，联邦作物保险计划的费用总体超出了102.99亿美元，作物保险的费用随着增加的保费补贴和较高的计划参与率也在成比例地增加。与此同时，农业保险的损失率仍然居高不下，1981—1993年均超过1，最高达到2.45。这说明农业保险的弱可保性问题没有改善，也表明美国农业保险制度仍需进一步改革。
(四)政府监管下的私营农险阶段(1996年至今)
1992年克林顿成为美国总统以后，美国逐渐采取介于凯恩斯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之间的折中主义经济政策。为了减轻农业的财政预算压力，加强并完善农业生产市场导向，1996年，美国政府制定了《1996年联邦农业完善与改革法案》，创建了“风险管理局”(RMA)对农业保险进行监管，逐渐将FCIC从农险直接业务中撤出，美国的农业保险制度进入了政府监管下的私营保险公司经营农险阶段。这段时期颁布的《2000年农业风险保障法》、《2008年农场法案》以及对之前法律的修改，带有明显的市场化特征。
本阶段美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发展具有了政府政策支持引导、私人保险公司市场化运营的特点，与公私合营的农业保险制度相比更进了一步。一是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的农业保险范围，这从承保面积买高比例的增加可以看出。2009年，美国10种主要农作物承保面积的92%具有买高保险，比1999年增长19个百分点。二是政府投入的相对较高的保险成本问题得到了改善，1996年以后，联邦作物保险计划的损失率基本控制在了1以下，而且购买的保险形式正在向更加综合的盈利保险转化，2009年美国盈利保险占了承保面积的57%，比1999年增长了30个百分点。
四、美国农业保险制度演进的基本逻辑
研究美国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路径可以看出，美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变迁与美国政府农业保险政策的演变密不可分，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制度演进中对于其制度安排的路径选择，根源是美国政府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而实现的社会资源的优化再分配，具体体现在农业保险制度属性的不断完善，这就是美国农业保险制度演进的基本逻辑。
(一)农业保险制度属性的完善过程
美国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实质上是农业保险制度属性的完善过程。根据前文所述，该制度变迁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的完善：一是对象的完善，逐渐形成包括农业部、农业风险管理局、联邦作物保险公司、州政府、农业部总监察办公室等多个部门的主体对象，以及包括养殖业、种植业、畜牧业与保险业在内的客体对象。二是农业保险制度的完善，通过不断出台新的法律规定以及修改完善之前的法律规定完成。三是载体的完善，逐渐形成包括保险公司、投保人、保险代理人、监管人在内的具体载体，以及包括补贴政策、财税政策、再保险政策、保险教育培训、保险监管、技术研发等在内的抽象载体。四是农业保险制度的不断创新，逐渐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五是农业保险制度核心价值观的完善，逐渐形成政策主导型的农险制度，以及基于农业保险属性下提高社会福利并兼顾效率的价值判定。
(二)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
不难看出，美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变迁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由私营农险阶段到政府独营农险阶段，再到公私共营农险阶段，以及之后的政府监管下的私营农险阶段，各阶段之间农业保险制度变迁的时序安排、制度模式、以及启动的方式完全取决于美国政府的能力和意愿，具有明显的制度设计的特征。随着美国农业保险制度的不断发展与改革，作为主导的政府依靠其强制力进行制度供给及制度执行，其集权性特征在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农业保险资源的配置过程中表现十分明显。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优势在于，政府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短的时间推动制度变迁，可以用“暴力潜能”与强制力等优势，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使制度变迁更有效率。
(三)财政支持下的福利提升过程
农业保险的弱可保性引起的高额保险成本决定了其顺利实施必须引入大量的资金支持。从美国农业保险制度变迁过程来看，美国政府通过财政补贴、财政支持、税收优惠、保费打折等一系列的政策承担了主要的资金支持。美国政府对农业保险大量资金投入的目的是提升社会福利。从福利经济学角度看，美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变迁过程实际上是政府对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过程。政府投入实际上是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的再分配，这种资源再分配的结果是消费者得到更多的消费者剩余，农民通过购买农业保险的方式将生产风险降到了最低，私营保险公司在经营农业保险的过程中获得了政府给予的补贴剩余，最终，在这种社会资源配置中社会福利实现了最大化。正如庹国柱(2011)所指出的，美国农作物保险是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一部分。
五、结论与启示
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制度处于农业保险试点阶段，并没有形成统一和成熟的农业保险模式。虽然目前已经允许部分私营保险组织形式进入农业保险进行试点，但是并没有建立健全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也没有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制度发展规划，国家财政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也有待提高。因此，我国的农业保险仍然处于较为初级的发展阶段。借鉴美国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建立政府主导型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
综观美国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过程，政府作为制度供给和制度支持的角色一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果没有美国政府长期不断的支持，就没有美国农业保险制度如今的发展成就。我国的农业保险制度发展还处在较为初级的探索阶段，政府更应该承担起农业保险制度发展的主导地位。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政府的当务之急是遵循“先保障后福利”、“先安全后发展”、“一体化和区域化并存”的原则，分阶段、分步骤地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要加快农业保险的立法进程，确立农业保险的制度边界;建立专门的农业保险机构，完善经营和监管主体;开发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产品，加强保险业和金融业的有效结合，最终建立较为完善的政府主导型农业保险制度体系。
(二)合理规划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路径
通过对美国农业保险制度演进路径的研究，本文认为，经过长达70多年的制度演进，美国农业保险目前的经营管理体制选择已经较为合理和有效。美国目前的经营管理体制是政府提供政策规范并给予农业保险补贴，私人保险公司作为经营农业保险的主体，在政府监督下接近于市场化运营。目前我国的农业保险制度还处在初级的探索发展阶段，我们不能从一开始就盲目照搬美国目前较为先进的农险制度，而是应该根据我国国情，通过学习美国的制度变迁经验，合理规划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路径，设计出分阶段、分步骤的农业保险制度演进计划，在实施中不断改进农业保险制度，最终建立中国特色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各试点可以尝试多种模式的经营管理体制，综合比较各种组织形式的农险机构的业绩，完善和推广优秀的农险机构组织形式。可以考虑成立类似于美国FCIC、RMA这样的农险专门管理机构，负责研究、制定和完善我国的农业保险政策。
(三)加大政府对于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
美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变迁是建立在美国充足的财政资金支持基础上的以社会福利为取向的演进，政府的财政支持对美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不可或缺。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发展，同样离不开政府对于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虽然目前我国已经开始实行财政补贴，但是财政补贴的力度、资金来源、地区差异、制度设计等问题仍需要进一步完善。此外，我国政府还可以从涉农贷款政策优惠、涉农税收减免、保费打折以及对于农业保险机构的财政支持等方面增大财政支持力度。虽然同经济发达的美国相比，目前我国还不能将农业保险制度作为社会福利制度的一部分，但应该首先建立政策性农险补贴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王国军.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须性与可行思路[J].科技导报，2002，(9).
[2]冯文丽，林宝清.我国农业保险短缺的经济分析[J].福建论坛，2003，(6).
(责任编辑 刘西顺;校对 XY，XS)
作者：刘冬雪 孙一昕
第三篇：关于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产业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性研究
摘 要:财政政策侧重于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货币政策侧重于总量调节,而汇率政策用以实现内外部均衡,产业政策则用来弥补“市场失灵”,实现经济协调发展｡它们各自的特点决定了彼此的互补关系｡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是我国现阶段搞好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本文试图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汇率政策的相互配合确,保各项政策的合力充分发挥｡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汇率政策
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汇率政策的内涵及相互关系
财政政策是国家为达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对财政收入和支出所制定的政策,其本质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再分配,主要作用于商品市场,其功能是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通过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而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政策,主要作用于货币市场,其功能主要是调控社会总需求;产业政策是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或在某些领域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增强国内企业竞争力而采取的有限干预政策,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能够比较及时地调整市场扭曲而避免宏观经济损失;汇率政策是国家为调节国际收支而对汇率制度进行的安排｡汇率是一国中央银行实施汇率政策的主要工具,同时起着调节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国内外经济双平衡的关键作用｡
尽管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汇率政策在政策工具､调节方式和调控方向及传导渠道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从本质上看,四大政策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内在联系｡首先,各项政策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国民经济整体的效率和目标｡我们认为,四项政策均应包括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两大目标｡其次,各项政策均与货币流通密切相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是资金分配的渠道｡从价值形态上看,产业结构实质上就是资金结构,即资金的存量结构｡汇率政策调节的是本币与外币的关系,外汇占款影响基础货币投放,进而影响货币供应量｡第三,各项政策需要配合使用｡从宏观经济的内外部均衡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调节的是内部均衡,而汇率政策调节的是外部均衡;从经济发展总量和结构方面看,货币政策的调节重点是社会需求总量,而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合理｡所以,各项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具有互补性｡第四,产业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互为手段｡一方面,产业政策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方向和指引,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在分配和流通领域的作用,改变资金流向,引导资源的配置,为产业政策提供支持;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要求产业结构能够自动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政策的实施也要求按照国际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产业结构｡
二､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汇率政策协调配合的实证分析
(一)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
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实际操作中,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演变成为“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IMF也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属于传统的“盯住汇率制”),造成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冲突｡根据Mundell-Fleming模型,固定汇率制下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虽然类似于固定汇率制的外汇制度与货币政策存在冲突,中央银行依然能够通过相应的对冲干预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和汇率稳定｡2005年7月,我国实施了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汇率浮动弹性增强,但仍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维持币值稳定依然是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一｡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我国中央银行面临“紧缩货币”､“提高银行盈利性”和“维持汇率稳定”之间的三难处境｡
(二)产业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1978年以后,我国开始制定产业政策并逐步完善,产业政策主要通过行政和经济相结合的手段执行｡1985年之后,国家开始重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
货币政策方面｡1985年至1994年,中央银行执行差别贷款利率,对基础产业和重点产业实行较低的贷款利率,对国家限制发展的行业,贷款利率则高于一般贷款利率｡除利率政策外,中央银行还通过贷款限额控制资金投向,使贷款向农业､外贸出口､国营大中型企业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倾斜｡1998年货币政策调控手段由直接转为间接为主后,中央银行主要通过制定和执行信贷政策､进行“窗口指导”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贯彻落实国家的产业政策｡
财政政策方面,1993年,国家财政政策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保重点,对重点产业､支柱产业和瓶颈产业实行倾斜政策｡1998年国家开始启动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增发长期国债和调整税收政策等方式,支持基础产业和重点产业发展｡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政策配合中也出现了一些摩擦｡主要表现在:第一,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摩擦｡一方面,我国财政收入的相对规模越来越小,而财政总支出中各类非生产性支出却呈刚性增长态势,影响产业结构的基本建设支出占比逐渐降低,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越来越乏力｡另一方面,重数量､轻效益是我国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的弊端,一些地方为追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而盲目进行投资扩张,造成资源紧张,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不利影响｡第二,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摩擦｡在信贷政策从依赖直接的信贷控制转向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方式后,中央银行控制信贷投向的能力减弱｡在利益驱使下,商业银行倾向于周期短､见效快､盈利水平高的项目,造成信贷资金过度集中于部分行业或领域,使产业结构进一步失衡｡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1985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5年至1997年,我国实施了“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第二阶段为1998年至2004年,我国实施了“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第三阶段为2004年迄今,我国实施的是“双稳健”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紧”､“双松”和“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符合当时我国的宏观调控背景｡但在实际操作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也存在一些不协调之处,部分地抵消了两大政策的效应｡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调整时间不协调｡1996年我国经济已经出现了需求不足的苗头,为此中央银行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适度放松,而同时财政依然采取适度从紧的政策,直至1998年5月才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自2003年上半年起,我国投资过热苗头逐步显现,为此中央银行推出了包括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在内的一系列反通货膨胀措施,而此时财政政策还在“积极”的余波当中,2004年5月,财政部提出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中性”｡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投融资体制方面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一是财政资金进入竞争性领域,这不仅加大了货币政策的调控难度,也破坏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性｡二是财政投资的项目大多是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投资回报率低,建设周期长,与商业银行追求的“周期短､见效快､盈利高”的目标不符,商业银行无法给予财政投资项目足够的支持｡
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建议
(一)围绕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明确四大政策的分工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汇率政策要做好对社会供求总量和结构平衡的调节,应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对四大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和协调:汇率政策要侧重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侧重于实现国内均衡,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货币政策则须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产业政策则要兼顾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根据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主要集中于地方政府无能为力,必须由中央政府以产业政策予以扶助的领域｡
(二)加强政策制定部门的沟通与协调
由国务院牵头在各宏观调控部门间设立政策协调委员会,定期召开政策协调联席会,探讨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执行协调情况,在政策的制定环节寻求各项政策的协调一致｡各项政策的不协调往往是基于不同的决策信息源,因此在政策制定协调机制框架中,要建立统一的经济统计数据信息库,完成对各种相关信息的汇总､整理､统计与分析,实现各决策部门间信息共享,以避免决策口径的偏差｡
(三)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合理调整各项政策配合的重心
在政策协调中,要注重完善产业政策体系,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对其他政策的引导作用:一方面,要加强国家产业政策制定､实施的客观性､针对性和连续性,使其他政策有迹可寻;另一方面,制定国家产业政策要注意与国际接轨,根据国际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同时根据各地经济基础､资源状况和产业发展规律,制定各地区重点扶持产业,并加强与国家产业政策的衔接与匹配｡随着我国资本流动性的逐步扩大,政策配合的重心应转向更多地发挥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同时,可通过中和的(即反方向的)财政政策冲销外汇干预引起的信用变化,避免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从而实现经济系统的内外部平衡｡
(四)加快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步伐
一是改变地方政府的考核评价机制｡考核评价机制应当强化物质文明建设情况､精神文明建设情况､生态环境建设情况､社会治安状况等方面的综合指标,弱化产值､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等数量指标｡要开展对地方财政､货币､产业等政策绩效的审计,并将审计结果纳入考核范围,以减少地方政府的盲目行为,提升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二是推进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一方面,要改革政策性银行,明确财政性投融资与商业性投融资的界限｡在融资方式上,将国家财政安排的经营性资金以低息贷款形式交由政策性银行运作,由财政提供担保,扩大政策性银行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的规模｡在投资方向上,政策性贷款主要投向国家重点扶植发展的基础产业和新兴产业,体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另一方面,要实现财政投融资方式的多元化｡在融资方式上,可通过吸收社会保障体系的闲置资金,向邮政储蓄系统借款,在国内金融市场发行国债或地方债,向国际金融机构或外国政府借款等方式筹集资金｡在投资方式上,应对一些前景看好而且安全可靠的大型建设项目,特别是一些传统上由国有资本垄断､现在已对外资开放的项目,对民间资本开放｡
三是深化金融改革｡加快国有银行改革,转换经营机制,使其真正成为现代金融企业,政府要加大对非国有股份制银行的扶持,在银行间引入竞争机制,拓宽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其服务“三农”的能力,填补商业银行退出后的农村市场真空;加快培育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允许民营资本投资金融业,参股或组建更多的区域性中小金融机构,鼓励其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中小企业融资｡
四是深化税收体制改革｡我国以增发国债为主要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因此,长期国债应当适时“淡出”,财政政策要更多地使用税收手段｡为充分发挥税收手段的调控作用,必须深化税收体制改革: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特别是要降低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使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使用同一的所得税税率;将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并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或附加免征额,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五)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
一是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空间｡当前,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仍还有盯住汇率制的某些特征｡因此,在稳步推进资本项目自由流动的同时,真正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放松对汇率浮动幅度的限制,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减少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直接干预,使汇率尽量(下转第41页)(上接第26页)反映外汇市场供求变化｡
二是调整外汇管理制度｡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对外汇管理的一些基本制度进行适当调整,为汇率进一步市场化做好铺垫｡主要包括:逐步改革强制结售汇制度,推行意愿结售汇制度;逐步放宽外汇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浮动幅度,允许银行按照其外汇资产运作情况和市场供求状况,在外汇市场上进行本外币资金头寸的调度;调整“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政策,促进外汇资金与资本均衡流动｡但在利用外资政策方面应对短期资本的国际流动制定较为严格的限制措施,对长期资本的引入要符合我国的产业政策,并将其纳入货币政策体系进行通盘考虑,以避免外资流入对信贷规模调控的冲击｡
课题组组长:吴盼文
课题组成员:曹元芳 吴 超 李西江
执 笔:吴 超 李西江
参考文献:
[1]汪同三､齐建国《产业政策与经济增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
[2]赵英《中国产业政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比杰·B·阿格威利等《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政策:一些问题的分析》1992年;
[4]范炜､娄依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同效应绩效研究”《财政研究》2005年第2期;
[5]邓子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当代财经》2006年第1期;
[6]赵萌.“完善财政投融资体系协调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金融市场》2004年第8期;
[7]易纲“汇率制度的‘角点解假设’的一个理论基础”《金融研究》2001年第8期;
[8]刘攀“进一步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新疆财经》2005年第2期;
[9]孙建平“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中国的实践与理论新解”《国际金融研究》2002年第12期｡
(责任编辑 黑延成)
作者：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