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阮籍诗的艺术风格

2022-09-11

阮籍,字嗣宗。陈留(今属河南)尉氏人。三国魏晋时期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魏晋时期的玄学名士,竹林七贤之一,为人志气宏放,博览群书,尤好老子和庄子的哲学。爱饮酒,能长啸,善弹琴。文学艺术才能超群。与嵇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蔑视礼教,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司马氏多所牴牾。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著有《咏怀》、《大人先生传》等,其著作收录在《阮籍集》中。刘勰《文心雕龙》对他的诗文进行过品评,从刘勰的点评可以得出阮籍诗具有蕴藉含蓄而又自然飘逸的艺术风格。

一、蕴藉含蓄

若要了解阮籍诗艺术风格的缘由首先要了解当时的政治大背景。魏晋时期天下大乱,司马氏夺去了政权,司马氏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疯狂地屠杀文人名士,一大批名士屡遭厄运,生活在这种水深火热的政治大背景下,阮籍只能借助于诗歌的含蓄蕴藉隐藏自己内心的想法,来排遣内心的压抑与委屈。此外他还通过酣饮来保全自身远离灾祸,常常做出一些惊世骇俗的事来表现自己对黑暗政治的反抗和对礼教桎梏的蔑视。而阮籍的这些作为都是试图把现实的荒诞和自己的想法做一个无缝的衔接,而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就是衔接的方式之一。

如阮籍《咏怀诗》的第七首,从语言层面看这首诗要表达的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期限,到了这个期限就该衰减了。衰减之时,我们还能感受到它巨大深远的影响,但是,事实上,这种盛衰变化随着时空的更替是无法逆转的。世界上能够懂这件事的人少之又少,他们并不懂得我的忧伤。

(阮籍:公元210年—263年)

此外阮籍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他引用了大量的神话和历史。常常出现的神话人物包括:西王母、王乔、羡门、赤松、韩众、二妃神女等。再者在诗文的创作中阮籍还游刃有余的把典故传说等穿插其中。赋予这些历史材料以新的生命,他的诗歌经过千银百炼的琢磨而得来的。从而使情与理可以无缝接合,在这个基础上使作者和读者内心交接并且产生强烈的共鸣。

再如“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寻。一为黄雀哀。泪下谁能禁。(《咏怀诗》十一)”在这首诗里,诗人援引庄辛劝谏楚襄王的典故,指斥魏王的骄奢淫逸是自取灭亡的表现。庄辛的劝谏之词也是通过典故的运用来实现的,庄辛说:昔有黄雀美食高栖,自以为无患,岂不知高处有王孙挟蛋将欲击之;蔡灵侯贪于女色,游冶于高蔡之地,不知宣王已授命子发擒捉他,与临危之黄雀没有什么区别。诗人在这里层层套用典故来比蔡灵侯,以这二者来谏楚襄王,而诗人又用楚襄王来讥刺魏王,使诗意层层递进环绕上升。不仅黄雀是蔡侯的写照,蔡侯也是楚王的前车,不仅黄雀喻示着魏王的命运,蔡侯的悲剧也很快会变成魏王的悲剧,历史故事相互映射,诗人对魏王重蹈覆辙、沉迷不悟的幽思与哀叹在层层运用的典故中得以完整的表达,至此作者对典故的运用也达到了极致。诗二中的“郑交甫”之典,诗六中的“东陵瓜”即秦东陵侯召平之典;诗十三中“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无论是李斯还是苏秦都死得其所。李斯辅秦、苏秦辅六国,后有东门之悔、车裂之殃,他们出为显宦,后来虽有杀身之祸,但都遂其心愿,故死而无憾。诗中所谈的是李斯、苏秦的事迹,反映的却是人生的大道理和诗人深沉的思考。

二、自然飘逸

阮籍的《咏怀诗》取材广泛,意象丰富而意蕴深厚,给人以若即若离之意,诗意旷远萧散,看似意在此而实在彼。文字虽不作刻意雕饰却浑然天成,章句更是如行云流水,似信手拈来却是文采丰溢。结构上不紧不密,张弛有度。诗歌整体的境界圆融会通而又超凡脱俗,所以阮籍诗在含蓄蕴藉之外又形成了自然飘逸的艺术风格。

阮籍在《咏怀诗》其四和二十三中都呈现出一种清远的风格,意境淡远而内涵丰富。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之中娴熟流畅的融入作者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在这种高洁清朗的气氛之中却洋溢着恣肆浩荡的文气。诗中心境体现到诗境上后就增添了倜傥潇洒的格调。两首诗中的“飞鸟”与“六龙”又有奔驰飞动飘逸之势。总体上给人以若虚若实,若即若离的飘渺之感。特别是《咏怀诗》其四对天地四方,自然万物进行自由的铺陈和巧妙的调遣。这些在意念上不存在任何直接类比关系的意象先后紧相连属感叹光阴荏苒、青春不再。诗人阮籍所生活的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极为特殊和黑暗的时代,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人世间的种种忧患与生命的困顿在其心中郁结,长久的压抑反映到诗歌上就形成了蕴藉含蓄的艺术风格。阮籍把时代的苦难转化为自身的深刻认识和切身感受。纵其纵酒酣歌,仍旧难以排遣这种苦闷,故而他便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念中寻找一个自我解脱的过程,一个精神上的慰藉,而反映到诗歌上就形成了自然飘逸的艺术韵味。

摘要：本文从阮籍的咏怀诗入手,着力分析阮籍诗的艺术风格,得出阮籍诗歌在风格上有两个显著的特色:蕴藉含蓄,自然飘逸。

关键词：阮籍诗,艺术风格,蕴藉含蓄,自然飘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