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精选8篇）

篇1：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负责人就《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

答记者问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１９日电（记者赵超、安蓓）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明确了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配套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负责人１９日就意见相关问题回答了新华社记者的提问。

问：什么是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为什么要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答：负面清单是国际上广泛采用的外资准入管理方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借鉴国际做法，将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引入到国内市场管理，平等地适用于国有与非国有、内资和外资企业，表明了我们以开放促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勇气和决心。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指国务院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级政府依法采取相应管理措施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

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政府管理思维的重大转变，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大进步，对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形势下，加快出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并稳慎开展试点，对稳增长、稳预期、鼓信心、激活力、促创新具有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问：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总体要求是什么？

答：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总体要求，可以概括为“一个坚持、三个结合、一个构建”。

“一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三个结合”，就是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统一起来，把转变政府职能与创新管理方式结合起来，把激发市场活力与加强市场监管统筹起来，放宽和规范市场准入，精简和优化行政审批，强化和创新市场监管。“一个构建”，就是加快构建市场开放公平、规范有序，企业自主决策、平等竞争，政府权责清晰、监管有力的市场准入管理新体制。

问：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包括哪些类别？不同类别的准入要求是什么？

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包括禁止准入类和限制准入类，适用于各类市场主体基于自愿的初始投资、扩大投资、并购投资等投资经营行为及其他市场进入行为。对不同类别的准入事项，意见提出了明确的准入要求。

对禁止准入事项，意见明确，市场主体不得进入，行政机关不予审批、核准，不得办理有关手续。对限制准入事项，意见区分不同情况，提出了两种准入方式：一是由市场主体提出申请，行政机关依法依规作出是否予以准入的决定；二是由市场主体依照政府规定的准入条件和准入方式合规进入。

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意见提出，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政府不再审批。同时，要优化对准入后市场行为的监管，特别是统筹考虑国家安全、生态环境、群众利益、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因素，完善综合考量指标体系，建立安全审查监管追责机制，确保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事项放得开、管得住。

问：今年上半年国务院公布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中美两国以负面清单为主要内容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也正在加紧进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与这两个负面清单是什么关系？

答：从国际经验看，“负面清单”是指，凡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均须提前以清单方式列明；除此之外，外资享有与东道国国民相同的准入权。《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和中美投资协定谈判负面清单，都是按照这个原则制定的，都属于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的范畴。

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核心是把握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与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的关系，使二者既划清界限又保持衔接。意见明确，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是适用于境内外投资者的一致性管理措施，是对各类市场主体市场准入管理的统一要求；外商投资负面清单适用于境外投资者在华投资经营行为，是针对外商投资准入的特别管理措施。也就是说，境内市场主体的投资经营要遵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要求，境外市场主体的投资经营既要遵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的要求，还要按照国民待遇原则，遵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要求。

问：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有没有时间表？为什么这样考虑？

答：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一项新生事物，国内没有实践基础，国外也没有现成的经验，需要有序推进改革。特别是在投资管理体制、市场监管机制和法律体系建设等方面，我们也需要一个逐步调整、逐步适应、逐步完善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坚持渐进式改革，通过试点积累经验、逐步完善。

因此，意见提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步骤是：按照先行先试、逐步推开的原则，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日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在部分地区试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积累经验、逐步完善，探索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及相应的体制机制，从２０１８年起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这样安排，既使我们能够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清单，为２０１８年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打下基础、积累经验，也可以为我们加强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相适应的各项制度建设留下宝贵的时间。

篇2：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

加快内贸流通现代化步伐

黄石市商务委员会（2017年7月27日）

近年来，黄石市抢抓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试点机遇，以问题为导向，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努力破除制约流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着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全力提升流通现代化水平，有力增强了内贸流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

第一、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健全高效统一的流通管理体系。

1、深化流通管理大部门制改革。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建立市商务委（旅游局、招商局），实现商务、旅游、招商引资由多个部门专项管理转为一个部门综合管理、由部门协调转为内部协调。将商务委列入市城市规划委员会成员单位，下属县市商务部门同步进入本级规委会，进一步增强商务部门的职能和地位。强化“大商务”内设机构配置，将委机关内贸流通、市场建设、市场秩序、电子商务等相关科室整合成立“内贸流通发展管理部”，实行“一个机构管内贸、一个分管领导管内贸”。厘清全市服务业、物流、电子商务、农产品流通相关部门权责关系和职能分工，明确电子商务、会展业由市商务委牵头负责，推进解决职能交叉、监管空白、服务缺失等问题。

2、建立管理、执法、服务“三位一体”的职能体系。在行政管理上，大力推进商务行政审批和行业监管“审管分离”机制，将商务行政审批职权集中在一个科室并与行政管理科室、商务执法部门形成联动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在执法体制上，着力整合执法资源，推动跨部门、跨领域综合执法，建立商务执法联动机制。在服务体系上，将黄石市中小商贸流通企业服务中心、12312服务平台、外派劳务服务中心和外贸出口企业孵化中心等机构整合为市商务综合服务中心，并承担内贸有关社会化、专业化和有关行业的服务职能,增强服务功能。

3、建立社会组织共同治理模式。理顺政府与行业协会、市场中介组织的关系，推进社会组织民间化、自治化、市场化改革，加快建设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协调发展的社会组织体系，形成各类社会主体共同治理的新模式。将全市商务部门直接管理的市场和企业实施改制，彻底脱钩，组建鄂东市场发展经营有限公司，将市商务委下属的市场发展管理中心及7个市场的资产、人员整体划转到市国资公司，阳新县商务系统下属16家企业一次性划归县国资局，全市商务部门不再直接管理市场和企业，行政职能进一步聚焦。

4、建立“商旅文”融合发展模式。建立“商旅文”融合发展联动机制，推进四个一体化，即产业布局一体化、项目建设一体化、城乡联动一体化、策划营销一体化，在重大的商贸、旅游、文化项目建设中，注重综合开发建设，形成特色突出，优势互补的“商旅文”产业链。建立“商旅文”融合发展促进机制，完善“商旅文”投融资体制，采取PPP模式，引进龙头型企业参与商旅文重点项目建设；打造“以节会促消费”模式，“一月一节”常态化的旅游节庆活动引爆全市乡村旅游，促进农产品流通和消费。

第二，推进内贸流通地方立法，建立法治化营商环境。坚持问题导向、市场导向、坚持互动发展、创新发展，开展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商业网点地方立法，实现规划、建设、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一步到位。开展商业网点普查工作，对全市商业网点基本情况进行拉网式普查，对网点地理位置、发展规模、经营状况、从业人员等“身份信息”建档，摸清“家底”。在立法实践中，明确商务部门在商业网点规划、建设、管理中的主体地位，明确规划、城建、城管等市直部门的配合责任，形成市级管规划、城区管建设、县市服从全市网点总规的格局。今年3月28日，《黄石市商业网点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由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将于8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开创了全国地级市流通立法的先例。

同时，通过网点立法，建立商业网点规划建设民生公益项目保障机制，规定市级财政加大对农贸市场等公益性项目的政府投入力度。逐步配套出台黄石市大型商业网点听证管理办法、黄石市商业面积监测预警制度、黄石市商业网点建设指导目录等办法、制度，确保条例贯彻落实的可操作性、持续性。

第三，推进物流标准化建设，提升流通效率和现代化水

平。

深化商贸物流业改革，以小托盘撬动“大物流”，助力企业提速增效。确定第一批物流标准化试点项目17个，并启动第二批物流标准化试点项目申报及评审工作。联同财政、质监等部门，强化服务、跟踪指导，定期开展项目检查和统计工作，督促项目建设进度。目前，全市新建高标准托盘服务网点14个，标准托盘月租赁量达11.4万片，新增各类周转箱周转筐9万个、托盘储位2.2万个、码垛机和包装机30余台。试点企业非标改标准托盘4500块，非标准包装改标准包装项目涉及相关标准12项，生产各类标准包装盒1000万个，改造非标准货载车辆30余台，10余家企业形成标准化作业管理，托盘标准化运营体系初步形成。试点成效初步显现，全市商贸物流的成本下降0.2个百分点，试点企业的物流平均成本下降1.89个百分点，其中降幅较大的劲酒、华兴玻璃、远大医药等企业分别下降4%、2.5%、3.2%，超过项目预期。

通过实行内贸流通体制改革，我市商务行政管理成本明显下降，商务引领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显著提高，商务统筹协调办大事的能力、效率大幅增强，产业规模和便民利民水平明显提升，在不断解决流通发展迫切问题的同时，也回应了群众的呼声，得到了群众肯定。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巩固改革成果，持续不断改革创新，全力补齐流通发展短板，努力实现营商环境再优化、现代化

篇3：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1992年原国内贸易部成立之前, 内贸流通主要分属原商业部和物资部管理, 流通体制改革也由两个部门在生活资料 (包括生活服务) 与生产资料 (包括生产服务) 两大流通领域各自推进。原商业部系统的流通体制改革起步较早, 但最初的改革如1979年开始的农副产品提价、开放城乡集贸市场、允许个体经营商业等, 仅是商品购销政策和经营政策的局部调整, 并未从根本上触动原有的国合商业计划经济流通体制。全局性的商业流通体制改革始于30年前的1984年, 当年的国务院92号文件对商业流通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 之后国务院又于1986年发出国发56号, 1987年发出国发55号两个文件, 对各项商业改革的目标及政策加以补充、重申和细化。历经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十年的流通体制改革, 计划经济的指令性流通体制被完全冲破, 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自由流通体制初步形成;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不断丰富, 买方市场逐渐成为常态;流通行政管理也彻底实现了政企脱钩, 不再直接管理系统内企业, 而是面向全社会流通业实施行业管理和公共服务。当然,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回望总结, 这一段流通体制改革在有些方面并未实现初衷, 也付出了一些社会代价, 留下了一些历史遗憾。进入新世纪以来, 国务院就内贸工作又下发过几个文件, 主要有2005年的国发19号文件和2012年的国发39号文件, 对行业进步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鉴于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发展任务, 这两个文件也包括2014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对内贸工作所发的文件, 其主要内容是指导并促进流通产业加快发展, 解决流通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 而对内贸流通体制这类上层建筑改革问题涉及不多。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 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这标志着中央再次吹响了全面深化流通体制改革的号角, 所提目标与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主题相呼应, 同时也准确体现出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在流通行政上的应有作为, 抓住了影响国内流通健康发展的主要矛盾。

据了解,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已将内贸流通体制改革的任务交由商务部牵头, 为此商务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班子, 对内贸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从三个方面加以推进。一是梳理总结以往内贸流通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 借鉴国外先进的流通管理方法, 以建设法治健全的营商环境为主要目标, 形成内贸流通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二是按照总体思路为国务院代起草内贸流通体制改革指导文件, 上报国务院审改后正式发布。这次内贸流通体制改革, 将超越以往仅涉及内贸自身发展的局限, 强调贸易服务经济全局的基础性、先导性定位;将重点在流通主体、客体、载体及行业管理上依法立规矩;将加快推进政府内贸管理转变职能、搞好服务。三是开展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试点。考虑到中国国内贸易在立法上的缺失, 此次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又是改革的主线即中心任务, 商务部拟选择若干个有地方立法权的城市开展试点, 要求每个试点城市选择一两项条件较为成熟的改革内容重点突破, 为面上的改革创造可资借鉴的经验。试点周期一般为1~2年, 难度较大的改革项目可酌情适度延长。改革的关键环节和最终目标, 是在整个内贸流通领域基本理顺政府内贸行政与国内市场、与参预流通的企业, 以及与涉商社团组织及服务机构的关系, 形成流通领域各个主体依法参预流通治理,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内贸流通格局及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民生改善提供正能量和新动力。

在商务部指导下, 上海、南京、青岛、厦门、广州、成都、黄石等一批城市已经完成改革试点方案的起草, 几个城市的试点方案还赴京汇报并通过了专家论证。据曾经参加上海方案论证的专家介绍, 其方案在指导思想上聚焦于“市场规则、营商环境、流通创新”三大领域。其中前两个领域是纯粹的内贸流通体制改革, 流通创新则主要是发展问题, 但也涉及了流通体制中内贸管理职能的转变, 如推进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公益性建设等。上海还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某些做法应用于本次流通体制改革, 拟构建一个“市场决定、政府有为、社会协同”三位一体的现代流通治理模式。青岛的试点侧重于商贸流通的地方立法, 厦门侧重于探索完善公益性流通基础设施, 南京侧重于商务行政向行业组织让渡部分管理职能, 成都侧重于理顺各政府部门流通治理的权责划分, 广州的改革方案则突出了促进行业诚信自律及行业组织去行政化等内容。

可以预见, 2015年内贸流通体制改革的试点工作将在选定的城市全面展开, 国务院关于内贸流通体制改革的指导文件也将适时出台。目前, 由于这个改革文件仍在起草过程中, 其所涉及的内容或要点均未披露, 因而无以置评, 但业内专家对此次深化改革仍充满期待, 故提出以下希望及原则建议:

1.流通体制主要涉及上层建筑, 因此, 一是要用法治理念统领改革方案的制订;二是应把转变政府内贸管理职能作为此次改革的主要抓手;三是要将推进政府内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作为流通体制健全化和营商环境法治化的重要手段, 并纳入流通现代化建设内容。最终应改变内贸行政管理职能与权能不对称, 微观越位与宏观缺位并存的局面。

2.改变内贸流通行业管理由内贸行政部门独家承担的局面, 建立“五位一体”的内贸行业治理结构。即在遵从相关法律的前提下, 内贸行政的商政管理 (含公共服务) 、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管理、流通社团组织的自治管理 (含行业自律) 、内贸流通企业的自我管理、媒体及消费者等各方面的社会监督管理, 划清各自职责, 形成协同机制, 使流通行业管理的决策、执行、监督、信息反馈有机统一, 衔接紧密, 提高管理效能。其中, 内贸行政管理仍是行业管理的决策核心, 依法行使提供流通基础设施、制定规划规章及流通行业政策等法定职能;政府各相关部门应执行统一的流通行业政策, 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依法履行职能;事务性、技术性的工作职能应下放给行业组织或实行政府向专业机构招标外包, 内贸行政部门对后者履行职能的情况实施指导监督。可先由试点城市通过修订地方法规, 对“五位一体”的内贸治理结构依法明确, 在试点中改进完善总结经验后予以推广。

3.按照“三原则”推进流通管理法治化。即法无禁止的流通主体即可为, 包括流通主管部门在内的政府各部门不得干预;法无授权的流通管理部门不可为, 一般情况下不出台管理性规定;法有规定的必须为, 流通管理部门必须依照已有的相关法律规定出台管理规章, 把流通管理中的法定事项管起来。此外, 还应当在试点城市完善地方流通法规的基础上, 对国家层面的内贸流通法律抓紧填补缺项, 可先以行政法规的立法形式缺什么补什么, 综合性的流通大法从长计议。今后, 有关内贸流通的规范性文件应逐步做到:直接引用相关法律法规或国家强制性标准中的条款, 依法发文, 推进政策管理法治化。

篇4：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构建外贸可持续发展新机制。及时推动出台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发展跨境电商、服务贸易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初步构建了全面、系统的外贸发展政策体系。落实出口退税分担机制调整，加大出口信用保险和融资支持力度，实施境外游客离境退税，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提振企业信心。强化大通关协作机制，推广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试点。调整和加强进出口工作领导小组，开展外贸政策措施落实、清理进出口环节收费等专项督查。

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推动修改“外资三法”，起草统一的《外国投资法》，修订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全面推行外商投资普遍备案、有限核准的管理制度，大幅减少准入审批。结合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等工作，推动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支持东中西部合作共建产业园区，实施国家级经开区创新发展工程，建设国际生态合作园，与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修订《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编制《“十三五”实施走出去战略专项规划》，起草《对外投资台账制度》。实现境外投资无纸化备案，发布2015年《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积极搭建对外投资合作平台，推动境外投资便利化，落实企业和个人的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大力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参与设计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相关经贸举措，推动开展“中非工业化合作计划”。稳步推进“建营一体化”工程，协调推进中老铁路、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

优化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新设立广东、天津、福建3个自贸试验区，扩展上海自贸试验区区域范围，出台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发展的意见，在全国复制推广28项改革事项，不断为全面深化改革探索路径、积累经验。建立京津冀开发区创新发展联盟和长江经济带合作联盟；出台“一带一路”3年实施方案等文件，充实完善“一带一路”经贸合作项目库，建设中白工业园、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促进商流、物流、人流聚集和区域协调发展。

拓展国际经济合作新空间。推动出台《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签署中韩、中澳自贸协定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大力促进RCEP谈判进程，启动与格鲁吉亚自贸谈判等，进一步构筑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动WTO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取得丰硕成果，通过《内罗毕部长宣言》，达成《信息技术协定》扩围协议。顺利推进贸易政策合规工作，完成《贸易便利化协定》批准程序。有效借助G20、APEC、金磚国家会议等平台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与联合国相关机构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强化中阿合作论坛等合作机制。

建立健全开放型经济安全保障体系。推动《出口管制法》立法工作，研究建立重点行业产业预警机制。全方位应对光伏、钢铁贸易摩擦，加大交涉力度。逐步建立开放型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积极防范系统性风险。

篇5：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要点

一、重点任务

（一）探索对接国际规则经济管理新模式。

加快建设与国际高标准规则相对接的经济管理新模式。探索将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变更及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备案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率先做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的对接。以加工贸易企业、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为试点，综合商务、税务、海关、检验检疫等部门的执法信息，探索建立能够全面反映企业诚信守法情况的统一分类管理办法，并给予企业诚信守法待遇。争取参照国家赋予东莞地方立法权的做法，设立东莞市仲裁委员会、国际仲裁院，构建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探索放宽人才签证、居留、出入境、年龄限制等政策，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的人才服务体系和管理制度。探索建立开放型经济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强化对内外贸一体化市场秩序的管理。

（二）探索加工贸易创新发展新路径。

适应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新形势新要求，建立支持加工贸易企业由“单纯生产制造”向“生产服务混合型”转变的体制机制。争取国家对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升级购买设备增值税征收方式由“先征后抵”调整为“台账管理”。探索设备融资租赁等金融扶持举措，重点引导传统制造业推行“机器换人”，提升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探索实行加工贸易产品“出口复进口”质量监督许可互认，争取获得更多产品强制性认证检验授权，提供CCC（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等强制性认证检测服务，推动加工贸易内销便利化。争取试行符合加工贸易企业实际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力度，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将保税物流、研发设计、检测维修等境外现代服务环节加快转移进来。

（三）探索外贸新业态培育新体系。

全面实施“互联网+”战略，大力发展外贸综合服务业、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推动商业模式创新，探索税收征管、通关监管和融资支持等政策。在家具、玩具、服装、毛织品等有条件的专业市场率先做好市场采购贸易对接，探索对市场采购业态采取口岸集中监管模式，争取纳入国家试点。争取支持广东（石龙）铁路口岸申报设立保税物流中心（B型）和东莞港设立综合保税区，加快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建设，支持开展跨境电商业务，优化跨境电子商务监管模式。探索将跨境电商中的国际邮件、快件渠道业务纳入贸易统计，促进贸易统计的完整性和科学性。

（四）探索开放型金融生态新机制。

以探索和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为重点，着力构建金融服务开放型经济新体系。支持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和企业通过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募集资金，拓宽融资渠道，支持重点项目建设。支持在东莞设立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为企业“引进来”、“走出去”开展投资、并购提供投融资服务。支持企业开展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支持东莞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支付机构合作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推动金融机构和中外资企业在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开展跨境融资业务，支持企业实行外债资金意愿结汇政策，降低经营成本和汇兑风险。支持银行开展个人经常项目外汇业务，助推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支持设立金融租赁公司和地方法人保险机构，探索成立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五）探索对接国际大通道新格局。

以建设“一带一路”重要战略节点为契机，打造国际物流大通道。探索国际货运班列跨区域检验检疫通关一体化，实现“三通两直”（通报、通检、通放和出口直放、进口直通），提高口岸通关放行效率。实行石龙、东莞港水铁联运模式，建设国际物流战略枢纽。探索建设一批莞港澳台合作创新创业平台，鼓励港澳台青年来莞创新创业，加强开放型经济的人才交流活动。加快职业技能标准建设，探索采信和认可港澳地区的执业证书。争取支持“广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升格为国家级展会，打造成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经贸文化交流平台。

（六）探索对接自贸试验区新体制。

以将东莞建设成为自贸试验区的示范延伸区和优先拓展区为目标，围绕促进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金融国际化和审批便捷化，做好在政策、产业、金融、平台等方面与自贸试验区的对接准备。深入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在投资管理、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服务业开放、人才培育引进、事中事后监管等领域的制度创新举措，并运用自贸试验区与国际接轨的开放理念，率先探索创新，努力形成具有东莞特色的改革发展品牌。全面加强与自贸试验区金融机构的资源共享和业务合作，加快推进金融组织、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创新，为企业发展提供多渠道、低成本的融资服务。主动接受自贸试验区的产业带动辐射，着力推动东莞滨海湾新区与深圳前海蛇口片区、东莞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与广州南沙片区的深度对接，加强区域产业分工合作，推动跨区域产业链相互延伸。

二、改革措施

（一）改革经济管理服务制度。

推行外商投资简政放权。对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项目，将东莞市一级的行政审批权限下放到园区和镇，实行备案登记制度。试行由东莞办理省属权限的鼓励类、允许类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和终止等相关许可手续。在CEPA框架协议下，对港澳服务提供者在东莞投资属于备案范围的服务贸易项目，实行备案制。

推行外商投资项目“放管服”改革。重点推行项目申报资料标准化，推行商务、工商、质监、税务、社保、外汇、财政、海关、检验检疫等部门对企业投资登记注册实施“一站受理、多证联办”，实行工商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实施工程建设前置承诺事项加备案、竣工验收和责任追究等制度，推动投资建设项目“直接落地”改革，配套实施外商投资信息、投资经营信息报告机制等监管措施，实现外商投资从项目审批、市场准入、工程筹建到运营监管的全流程优化。

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的人才服务体系和管理制度。建立灵活有效的柔性引进人才机制，多渠道引进欧美等发达国家高端人才，建立和完善创新型人才激励与评价机制，优化人才管理服务和环境。建设莞港合作创新创业平台、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创建松山湖（生态园）高新区省级人才发展改革试验区，加强开放型经济的人才交流活动，推动企业开展海外技术合作。

（二）改革加工贸易创新发展促进机制。

建立加工贸易与科技创新资源合作对接机制。创新加工贸易企业研发激励机制，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设立研发中心（机构）或区域性研发总部。建设技术成果展示与交易平台，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参与科技成果交易。创新重点科技园区投资开发和管理激励机制，拓展重大科技项目引进渠道，加快集聚科研、设计、检测等实体研发（设计）机构，为加工贸易企业提供专业服务。

推动“加工贸易+智能制造”。建立省市合作融资租赁专项基金，试点推行“拨贷联动支持计划”，引导加工贸易企业利用机器人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升级，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推行智能车间、数字化工厂等智能制造模式，积极筹建国家智能制造装备监督检验中心，提供质量综合技术服务。

推动“加工贸易+业态与商业模式创新”。以国内外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手段，鼓励发展解决方案综合服务业态，加速推动装备制造加工贸易企业实现战略转型。鼓励有资金、有技术、有品牌、有渠道的加工贸易企业运用信息化技术，对研发设计、物流配送、财务结算、分销仓储等生产制造配套环节进行纵向整合，增强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向产业价值链高端跃升。重点培育一批与制造业关联性强的工业设计等现代服务业龙头企业，帮助加工贸易企业提升产品质量、性能和附加值，扩大优质消费供给。

建立加工贸易产品新型营销体系。建立加工贸易企业品牌营销扶持体系，扶持一批品牌培育和运营专业服务机构，开展品牌管理咨询、市场推广以及电子商务等服务，鼓励和引导企业收购和引进海外品牌、创建国内自主品牌、联合知名零售连锁企业创建联合品牌。推进加工贸易产品内销便利化，积极实施“同线同标同质”工程，利用加工贸易产品的国际化标准，推进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的供给侧改革。

创新加工贸易废料管理制度。建立加工贸易废料交易平台，在保证交易双方自由选择交易自主权的基础上，为全市加工贸易企业、回收企业、废料加工生产企业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化运作和规范管理的统一通道，让加工贸易企业废料交易阳光化，管理规范化。

（三）改革投资贸易服务机制。

推进通关监管便利化改革。根据海关总署统一部署，启动“一次申报”、“分步处置”通关模式改革；继续深化直属海关通关作业互联互通、功能型海关建设、内勤集约化和专业化、外勤标准化和系统化等改革项目，加速形成通关一体化格局。加快实施“网上海关”项目，依托互联网即时通讯技术，推动海关行政审批、税收征管、保税监管、通关审单等业务实现网上办理，进一步降低企业通关时间和通关成本，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

创新检验检疫监管机制。深化检验检疫监管模式改革，建立以合格假定为核心的出口检管模式、以风险管理为重点的进口检管模式，开展第三方采信工作，强化风险监测、风险分析和事中事后监管。开展出口集聚产业WTO/TBT评议基地建设，提升企业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能力。

建设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在全市口岸查验监管场所全面覆盖“三互”大通关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涵盖海关、检验检疫、外汇、边检、海事等管理部门的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使用统一的数据、技术和接口标准，进一步优化口岸监管执法流程和通关流程，集纳贸易许可、支付结算、资质登记、货物通关等功能，实现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建设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平台。发挥东莞国际产能优势和区位优势，立足商品现货交易，建设集交易、仓储、物流、结算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平台，培育国际商品交易集散中心、信息中心和定价中心，促进进出口产品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大力引进清算、结算中心等相关机构，实行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增值税平进平出。

（四）改革产业国际合作方式。

构建与欧美等地先进制造业对接合作机制。建立国际合作引导基金，加速跨国技术服务体系和科技合作平台建设，推动国际技术转移，加快推动东莞制造业与美国、德国、以色列等国家的先进制造技术有效对接。加快东莞驻德国杜塞尔多夫、美国硅谷等境外办事处的布点，创新招商引资机制，重点加强与德国、英国、以色列等国家在低碳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水处理、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合作，积极推动与美国在科技服务、高端电子信息、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合作，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完善与港澳台全方位合作机制。在CEPA框架协议下，创新与香港的合作机制，以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促进两地服务贸易一体化。发挥莞港资源优势，联合赴海外开展品牌、技术收购和“走出去”投资。重点加强与港澳台地区在科技、金融、商贸、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合作，建立投资信息共享平台，支持东莞松山湖粤港澳文化创意产业实验园区建设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省级示范基地。

对接“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进一步完善石龙与东莞港的水铁联运服务机制，提升“粤新欧”、“粤满俄”、“中欧班列”、“中韩快线”等跨境班列运营水平，形成覆盖东盟、中亚、俄罗斯、欧洲、韩国等地区和国家的双向货运通道。引导和推动莞商资本开放合作，支持企业参与境内外高品质产业园区、产品营销推广中心建设，积极拓展海外市场，重点打造中俄贸易产业园等国际产能合作平台。加强与南太平洋岛国、东盟、南美、非洲等海外市场的经贸文化旅游交流合作，挖掘与新兴市场的合作潜能。

（五）改革公共服务管理机制。

创新行业协会商会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逐步将政府部门承担的事务性、技术性事项，以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有序地交由行业协会商会承接。鼓励和引导东莞行业协会商会与境外行业协会商会发展双边或多边交流合作关系，强化行业协会在开拓国际市场、产业安全预警等方面的主导作用。

建立国际展览服务新机制。支持和鼓励企业参加境内外国际品牌贸易展览会，通过展会平台抢抓订单和发展机遇，扩大国际市场的参与度和话语权。

建立行业出口质量安全示范区。强化东莞制造在服装、毛织、家具、鞋业、食品等领域的行业标准引领。培育创建玩具和婴童用品、毛织等国家和省的出口质量安全示范区，充分发挥示范区企业在诚信经营、质量管理、品牌建设、社会责任和行业自律等方面的示范作用，推动东莞优势制造行业向规模化、高端化、品牌化发展。

健全涉外商事调解和仲裁服务。加强与境外商事调解、仲裁机构等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商事纠纷仲裁专业水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电子商务等新型领域的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种涉及专利、商标、版权等知识产权领域的侵权假冒违法行为。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广东省委、省政府统筹领导，省商务厅、省发改委成立相应领导机构，加强政策支持和授权力度，全程指导东莞开展试点试验工作。东莞市成立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任组长，市长任常务副组长，相关市领导任副组长，负责试点试验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综合协调。

（二）强化责任分工。在国家商务部、发改委的指导支持下，建立部省合作、省市联动的工作机制，确保试点试验工作有序、有效进行。综合试点试验工作在领导小组领导下，实行分工负责制，明确各项试点任务和改革举措的责任部门。建立实施试点试验目标责任制度，制定试点工作路线图和时间表，有序推进各项任务，实行月报告、季协调、半年评估的工作机制，督促和确保各项工作按照进度完成。

（三）加强财政支持。设立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专项资金，加大对机制创新、营商环境建设、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外贸提质增效等方面的支持。

（四）开展与新型智库常态化合作。建立与国内外高端智库常态化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国家高端新型智库作用，借助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专家、海外专家和华侨华人重点人士智慧，培养东莞本土新型智库。围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重点领域、重点问题、制度障碍等开展研究，为试点试验工作提供政策建议和智力支持。

篇6：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问题研究

21世纪的前十年，世界经济变化巨大，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逐步形成、区域经济合作的势头不断加强。与此同时，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红利、加入WTO的制度红利以及廉价劳动力的资源红利正在不断消退，亟需进行更深层的改革，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参与构建高标准、全覆盖的全球经贸治理平台。在此背景下，上海自贸区应运而生。

上海自贸区的重要管理措施创新便是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与此同时，“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正成为国际投资贸易规则的新航标。上海自贸区积极引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探索外商投资管理模式的新路径，不仅是参与构建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必要之举，也是倒逼国内改革的必要尝试。然而，涉及的改革领域和制度性改革不仅局限于自贸区本身，更涉及全国层面的改革，特别是在金融、法律、行政、监管和机构协调等领域，目前仍然存在诸多难题。

一、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文件根据外资国民待遇适用的不同阶段，将国民待遇分为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准入后国民待遇。准入前国民待遇，指在企业设立、取得、扩大等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其核心是东道国给予外国资本市场准入的国民待遇，是一种更加完整、更加全面的国民待遇。这要求在国内各种所有制资本之间实现平等待遇，保障各类市场主体能够公开、公平、公正地参与市场竞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所谓负面清单（Negative List），是相对于正面清单（Positive List）而言的一种国际通行的外商投资管理办法，指一国禁止外资进入或限定外资比例的行业清单。简而言之，负面清单遵循“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原则进行投资管理的方法，其主要内容涉及贸易投资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行政法制化。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要求取消行政审批制度转而使用备案管理制度，有利于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实质上要求政府放弃事前监管，往往带来市场不确定性、开放风险以及缺乏实施产业政策和经济调控的空间。因此，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需要政府实行高水平的事中和事后监管。

二、上海自贸区构建开放经济体制面临的挑战

1.负面清单质量不高

2013版负面清单公布的190项管理措施中，禁止类38项，限制类152项，大部分限制性条件是《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翻版”。原有的外商投资壁垒仍然存在，内容没有实质性改变，质量不高。但也应该看到，负面清单所体现出来的是体制改革的突破，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更大作用。

2014版的负面清单中依旧存在许多问题。首先，依然存在行业限制，削减的51条不符措施中有23条是基于分类调整而减少的。其次，因内外资均有限制而取消14条，虽不在负面清单之列，但依旧无法投资。例如“色情业和投博彩业”就已从负面清单中删除，因为中国法律禁止投资色情、投博彩业。此外，2014版清单依旧将林业、采矿业等产业列入保留范围，负面清单依然没有突破《指导目录》限制。

2.合规监管向事后监管的转变问题

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要求对内资和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平等对待不同性质企业。然而在国内现行的行政审批投资准入管理体制下，财税制度等仍因企业性质而异，隐性壁垒短时间内无法清除。这给自贸区合规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带来了不少问题。

3.外资准入标准不清晰

2013版负面清单中190项措施中对多数投资活动提出应“须合资、合作”，但未明确外资“标准”。一、外资的进入是指实体性直接投资还是间接投资，负面清单中未作出明确规定。近年来，投资的定义范围朝着扩大的方向发展，将间接投资纳入保护范围。2014版负面清单中依然没有对外资定义的解释说明。二、目前，中国基于英美法按照企业注册地来认定企业是否为外商，与使用住所地认证标准的国际趋势相背离，这可能为开放后的市场监管带来一系列管理难点与潜在风险。明确外资认证标准带来的不单是外资规模的变化，也是管理规范和标准的改变，进一步与国际规则相衔接。

4.对国内产业的冲击问题

一方面，外资的涌入会促进上海自贸区内相关产业的开放进程；另一方面，短期内，外资则有可能冲击国内基础薄弱、竞争优势小的“幼稚产业”。将开放后的服务业置身市场中与国际资本竞争，由市场来发挥资源配置和优胜劣汰的作用，促进国内服务业的良性发展。当然，也要充分考虑如何保护和培育区内服务业。政府转变职能、健全法规引导国内服务业壮大的过程，也是构建开放型新经济新体制的过程。

三、转向事中、事后监管

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带来的是政府亟需转变监管方式，既要避免多重监管，也不能出现监管遗漏；既要保证监管的顺利进行，也要保证监管效果。上海市已提出了构建事中、事后监管的基本体制，建立安全审查机制、反垄断审查机制、企业年度报告公示制度、信用管理体系、综合执法体系和部门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希望通过这六大机制的综合运用，提高政府服务管理的透明度，实施有效的事中事后监管。然而，除了建立基本监管制度外，也需充分考虑监督体制运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职能定位、机构设置、监管方式、监管手段等细节。参照国内现在少有的事中事后监管实施现状，有许多值得自贸区借鉴和改进的方面：

1.建立健全企业信息披露制度

由于不再提前审批，企业的信息披露就显得格外重要，要满足投资者对企业运营状况、资产质量状况的公开、公平、公正了解的要求，也要满足政府在宏观层面上的管理要求。

2.创新和升级监督手段，全面和细化监督内容

以资本市场监管作为参考，资本市场的监管存在着数据量大、参与者众多、环节多等特点，手工业务处理效率低，易造成监管的滞后。借助统一的网络平台实现信息的收集与汇总，不仅提高了信息的传播效率，还有利于进一步信息的分析。以金融服务业为例，央行事后监督系统目前注重对业务的复核功能，无法核查业务的合法、合规和真实性。如此，自贸区应根据行业的特点，更新监管手段，丰富监督内容。

3.提升预警机制，信息共享

风险往往藏匿于大量的数据信息背后，加强核查后信息的综合分析，强化对风险的定量、定性分析，才能提升对风险的预警。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之间貌似不相关性，实际存在着莫大的联系，实现信息的共享，对于企业而言能够加强自身对风险的防范，对于监管部门则能加强部门间的联合监管，提高监管效能。

4.规范管理，提升管理效果

要实现规范监管，首先要完善法律法规建设，依法监管，降低监管人为因素与随意性。对于违规者，在明确违规性质的前提下，加强惩罚的力度，提高违规成本，通过高效的管理，逐步建立良性的发展态势。（本文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085项目（Z085FX14022）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王茜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WTO学院副教授、国际经贸治理与中国改革开放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继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2012级硕士研究生；高锦涵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2014级硕士研究生）

篇7：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举行。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其他尚未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见证签署仪式。根据《协定》规定，此次未签署协定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可在年底前签署。

中国澳大利亚签署自贸协定。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与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部长安德鲁·罗布6月17日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中澳自贸协定在内容上涵盖货物、服务、投资等十几个领域，实现了“全面、高质量和利益平衡”的目标，是我国与其他国家迄今已商签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整体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之一。

我国放开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工信部近日发布《关于放开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经营类电子商务）外资股比限制的通告》，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放开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外资持股比例可至100%。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是电信增值业务的一种，需向政府申请增值电信业务许可，主要指经营类电子商务。今年1月，工信部发布通告，决定在上海自贸区内试点放开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的外资股权比例限制，此次则将范围扩至全国。

篇8：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一、當前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新形势

从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正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潮流，区域经济合作正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动力；从世界经济增长模式看，世界经济结构经历深度调整，围绕新能源、气候变化的技术创新更加密集，抢占技术标准和规则制高点的竞争更加激烈；从全球总需求结构来看，发达国家消费需求增速减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传统外需增长空间受到制约；从国际地位来看，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总额居全球第二位，外汇储备全球第一，可以说在国际经济舞台上举足轻重。相应的，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在提升，但其中也蕴含着复杂的博弈和竞争，在责任与义务方面，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要求与期待也越来越多，对我国的加强合作与防范牵制的两面性更趋明显，各国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相互交织，政治经济关系更为复杂。

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新形势下的战略选择

面对国际经济环境新变化，顺应国家发展战略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强调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从这一战略部署可以看出：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加注重对内对外开放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比如，放宽投资准入并非仅仅“放宽外资准入”，也包括民间资本，对内外资实现真正的一视同仁。扩大对内开放是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础，内地统一市场的规模和一体化程度决定了对外开放的效益和对海外投资者的吸引力，而扩大对外开放又可为对内开放增添新动力，故二者需要相互促进。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加注重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引进来与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在继续做好引进来的同时，改进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支持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在此基础上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

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加注重以开放促改革。加快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开放体制创新，包括政府职能转变、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一系列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形成稳定、透明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商业环境。以扩大开放推动改革深化，以大开放促进大发展。

三、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着力点

一是放宽投资准入。外商投资带来的不仅是资金，而是一揽子投入，还包括技术、管理经验的传播与扩散，它对于我国产业升级的推进作用已得到证明。一般制造业还要进一步开放，而相对于制造业而言，我国的服务业对外开放不足，竞争力还不够强。壮大和发展服务业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放宽投资准入重点是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与之相配套，《决定》还提出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完善领事保护体制，提供权益保障、投资促进、风险预警等更多服务，扩大投资合作空间。

同时，《决定》还强调改革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明确提出要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允许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自由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这将加快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更好地体现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政策取向。

二是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自由贸易区通常指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促进商品、服务和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如北美自由贸易区等；有时它也用来形容一国国内划出一定地域空间，实施“境内关外”的特殊政策，形成经济自由度较高的特定区域，如我国的上海自贸区。当前，自贸区已成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载体。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必须顺应这一新趋势，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以周边为基础、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当前主要是要抓紧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积极推进与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拓展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发展空间。

同时，《决定》提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切实建设好、管理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

三是扩大内陆沿边开放。要从体制机制、政策环境等方面下功夫，做好内陆沿边开放这篇大文章。挖掘内陆沿边地区的开放潜力，激发开放活力，加快形成更多维度、更多联动的开放新格局。要统筹推进内陆地区国际大通道建设，推动内陆沿海沿边通关协作。推动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率先转型升级，使内陆地区成为沿海加工贸易链条的承接地。加快推进沿边省份向周边地区开放，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加强基础设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为沿边开放提供良好条件。通过加快内陆沿边开放步伐，打造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均衡协调的区域开放新格局。

作者：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