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城市建设法治化调查报告

试论城市建设法治化调查报告（共8篇）

篇1：试论城市建设法治化调查报告

试论高等学校校园法治化建设

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一种新的`学生管理方式,它侧重于从法律的角度,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对学生的日常行为进行指导、教育、管理和服务,一方面有效的约束了学生和学生管理工作者的行为,一方面提供了解决学生与学校、学生与管理者之间处理和解决问题的依据.

作 者：王智利 祁巍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河北,保定,071002刊 名：大众文艺英文刊名：ART AND LITERATURE FOR THE MASSES年，卷(期)：“”(7)分类号：G64关键词：高校学生管理 法治化

篇2：试论城市建设法治化调查报告

摘要：文章从“良法之治”和 “普遍守法”两个方面来对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行论述，提出了作者对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一些具体设想。

关键词：生态环境，环境，自然资源，法治建设

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成效如何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党中央“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宏伟蓝图的实现。对于如何进行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方案固有多种，可谓见仁见智。本文笔者试图围绕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对“法治”所做的经典阐述“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1]的角度，具体而言，即从“普遍守法”和“良法之治”两个方面来对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行论述，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同仁。

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前提-“良法之治”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一直行驶在“快车道”上，没有哪一个法领域能像生态环境法那样，几乎年年有法律通过，甚至一年有几部法律出台。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我们就已经十分自豪地向世界宣布：中国已经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环境法体系。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生态环境立法发展最为迅速的年代里，我国的环境污染及自然资源破坏却日趋严重。笔者认为，引起环境污染及自然资源破坏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当初在“摸着石头过河”、“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指导下，我国生态环境立法自身尚存在诸多缺陷，已严重影响到实施的效果，因此必须加以完善。笔者认为，完善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主要应围绕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一）、生态环境立法的价值合理性-确立可持续发展为生态环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

由于立法时所处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殊的时代背景，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现行《环保法》第1条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作为一项立法目的。虽然，从理论上来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极其丰富，但实践中，衡量“现代化”程度的标准却往往被庸俗化。经济增长的数据成为“现代化”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同时也是考核地方官员“政迹”的关键标准。众所周知，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有很多，其中通过资源高投入、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亦能达到，美国、日本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以前曾走过这条路，我们在计划经济年代基本上走得也是这条路。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靠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换取的所谓“经济发展”和“繁荣”是虚幻的，最终是得不偿失的。

基于对人类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的深切关注，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了长篇报告《我们的共同未来》，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2]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进一步深化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迄今，可持续发展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认同，不少国家积极采取行动，相继制定出适合本国国情的规范和政策。1994年3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基本对策和行动方案，并提出要进行体现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环境立法，将可持续发展提高到战略高度，可持续发展在我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由于在《环保法》立法时可持续发展尚未为国人所普遍认同，故未能成为《环保法》的立法目的。事实上，在我国很多地区迄今为止还在走着“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从事着或正准备从事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环境污染及自然资源破坏日趋严重的今天，及时修正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立法目的，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使生态环境立法紧跟国际步伐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提升生态环境法的品性，使其具有价值的合理性，无论是对执法还是对人民群众的守法及环境意识的提高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生态环境立法的工具合理性-整合现行环境资源立法

长期以来，我国的生态环境立法一直受到非理性思路的影响，其后果表现为在立法时容易就一时一事做出规定，缺乏深厚的理论基础以及体系化的通盘考虑和综合平衡，所立之法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诸如体系不完善、法律规定操作性不强、法律条文之间互相冲突等种种问题，严重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实施的效果，对造成实践中的执法困境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法律来说，“法律将容忍事实上的困难，而不能容忍不一致性和逻辑的缺陷”[3]，因此必须对现行生态环境立法加以重新整合。

1、注重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之间的沟通与融合，保持生态环境法律制度本身的和谐一致。

到目前为止，虽然我国已制定了众多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是却并没有形成科学、完备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地位非常尴尬。《环保法》地位的尴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环保法》是1989年由第7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与其他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的单行法处于同一立法层次，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无法起到基本法的统领作用。其次，从内容上来讲，虽然现行《环保法》在立法体例上包括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两大内容，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由国家环保机构负责起草修订的环保基本法却基本上是一部污染防治法，并没有规定自然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监督管理机制，因此无法适应自然资源综合性、整体性保护的要求。

实践中，我国的生态环境立法基本上是针对单项污染防治和单项资源要素保护进行的，缺乏对污染的全面控制和资源整体保护，形成了分部门多头管理的混乱局面，各部门之间协调困难重重。例如，按照现行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环境资源管理体制上人为地分割为土地、农牧、矿产、林业、水利等众多产业部门和行政区划。这些产业部门和行政区划的第一职能并不是保护环境资源，而是通过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经济效益，因此必然与环保部门发生权力冲突。生态环境立法上如此政出多门、职责不清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很多部门经常从部门利益出发，对本部门有利可图的，往往互相争夺审批、发证、收费、处罚、解释等权限，闹得不可开交，而无利可图的则往往无人愿意负责，互相扯皮、推诿，人为造成许多工作漏洞，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被肢解和架空，其职能根本无法落实。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为建立完善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当务之急是必须对现行的《环保法》重新进行修订。重新修订《环保法》应着重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增加对自然资源保护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监督管理机制等内容，与此相应，名称上可更名为《环境资源法》。2、提高立法阶位，改由全国人大颁布，以便与《宪法》规定的`“环境保护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及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统领地位相符，以利于形成不同层次的法律体系。3、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突出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使环保部门与经济管理部门在制定、执行有关决策时互相协调，有效防止部门之间的冲突。

2、注重生态环境立法的现实性，使所立之法具有可操作性，实践中能够顺利实施。

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立法中，有关法律规定缺乏操作性的现象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一些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抽象，实践中难以把握。例如《环保法》第29条规定，“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事业单位，限期治理”，但对于何谓“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却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规定，实践中难以把握。其他的一些如排污许可证制度、总量控制制度、集中控制制度的适用范围更是充满了弹性，增加了落实的难度。

其次，立法中缺乏程序性规范。迄今为止，我国尚无一部统一的环保程序法，甚至连作为环境纠纷非诉讼处理重要方式之一的环境仲裁制度都无法可依，实践中根本无法操作。而环境自力救济因没有统一、明确的程序，实践中受害者经常会采取一些过激行为，容易激化矛盾，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因为没有明确、合理、完备的实施方式和途径，环保实体法中的内容便无法落实，其效力便无法得到保障，其中规定的权利、义务也便成了空中楼阁。例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规定了公众参与的原则，但却对公众参与的程序、方式、对公众表达意见的处理、公众意见的效力等均未加以规定，因此，该规定在实践中远未起到立法预期的效果。又如，《环保法》第6条在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时，却未对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向何部门检举、控告以及有关部门对检举、控告处理的程序、期限、有关部门不作为的法律责任等等都未做出任何规定，最终使得该规定在实践中根本无法落实，其实际的作用就是除了宣示立法者的立场外，基本上是一纸空文。

针对上述情况，在整合现行生态环境立法时应注意对其中原则性的规定予以细化，以便于在实践中操作。另外，在当前制定统一的环保程序法尚有困难的情况下，应针对环境资源法中实体性规定，通过在本法中或在其实施细则中及时地补充相应的、完善的程序性规范，以确保实体性规范的实施。

3、消除现行生态环境立法中法律规定互相矛盾冲突的现象。

我国现行生态环境立法中，存在的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法律规定之间常常自相矛盾。例如《环保法》第37条规定，“未经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拆除或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安装使用，并处以罚款”。从该条文的表述来看，如果排污单位没有擅自拆除或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其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并非违法。但是，依据《标准化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环境保护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而“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4].因此，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无疑又是违法行为。这种法律规定之间互相冲突的情况，在我国的生态环境立法中不是个别的现象。由于立法上的冲突，实践中常常让人无所适从，法律的尊严也因此而被大打折扣。因此，在整合现行生态环境立法时必须尽力消除法律规定互相矛盾冲突的现象，以维护法律规定的统一性，便于法律的实施，进而维护法律的尊严。

二、我国生态环境法治的核心-“普遍守法”

“良法之治”仅是生态环境法治的前提，实现了“良法之治”也仅是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第一步。“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守，依然不能法治”[5]，对我国的生态环境法治来说，其最终实现的标志是“普遍守法”的形成。具体而言，“普遍守法”又包括执法和守法两个环节。

（一）、“普遍守法”的关键-严格生态环境执法

学者在分析我国环境法的实施实效时严肃地指出[6]，当前，我国在生态环境执法方面存在普遍不力的情况。一些地方政府和综合经济部门及其领导狭隘地从发展本地经济的角度出发，没有坚持“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环境法基本原则，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重开发，轻保护”、“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的道路，在进行重大经济发展规划和生产力布局时没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个别地方政府和部门甚至知法犯法，作出明显违反环境法律规范的经济发展决策。个别政府部门和领导环境意识和环境法制观念极其淡薄，以权代法、以亲代法，干预、阻碍环境主管部门的行政执法，对企业违反环保法规，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听之任之，有些领导还为之说情护短，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息事宁人办法，帮助企业和有关责任人逃避法律制裁。可以说，对于当前严重的环境问题的产生，执法不力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法治的基本原则必须是官方行为与法律的一致，没有这一原则，就等于什么也没有”。我国生态环境执法中的执法不力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环境污染和生态资源破坏愈演愈烈的恶果，而且还严重损害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动摇了群众对法律的信任。因为民众如果从经验中得出连政府都带头不守法的法律经验，将会从根本上动摇他们关于法律的信念，甚至使人们失去对法律的信心，更不必说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了。因此，各级政府部门要切实转变观念，去除那种将“发展就是硬道理”庸俗地理解为经济增长就是发展的全部内涵，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在评定干部政迹方面，不能仅以经济增长数据为标准。同时，执法者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增强法制观念，在环境执法时做到勇于执法、敢于执法、严格执法、依法执法。为此，必须建立一套人民检察院环境司法监督机制，进一步完善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各政党、各人民团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执法的监督，以切实保障环境执法依法进行。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保证严格执法的实现，在立法确立生态环境法律中有关规定的实施主管部门时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主观意想，要切实考虑该部门是否适合行使主管职能，在制度设计时充分地考虑到“制度防恶”，从源头上杜绝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产生。

（二）、“普遍守法”的根本-公众环境守法意识的养成

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认为，“法不只是靠国家来加以维持的，没有使法成为作为法主体的个人的法的秩序维持活动，这是不可能的。-大凡市民社会的法秩序没有作为法主体的个人守法精神是不能维持的”。[7]学者梁治平先生在论述我国法实施时指出，“中国固然制定了不少的法律，但人们实际上的价值观念与现行法律是有差剧的。而且，情况往往是，制度是现代化的或近于现代化的，意识则是传统的或更近于传统的。”[8]而由一群具有浓厚传统意识的人来执行先进的法律，其后果诚如现代化学者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9]以上学者鞭辟入里的分析仿佛专门针对我国生态环境法的实施状况而发，我国生态环境法的实施现状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公众的普遍守法意识，如果公众还继续把生态环境法看作是可有可无、可遵守可不遵守的“软法”，那么，再完备的生态环境立法也仅仅是纸面上的东西，而绝不可能隽刻在公众的心里和落实到他

们的自觉行动中。

对公众环境守法意识的培养，不断加强宣传教育无疑是一条十分必要的途径。但笔者认为，针对我国民众普遍不了解不关注我国的环境法及环境问题的现状，大力扩展公众的环境权对提高公众的环境守法意识来说更为重要。所谓环境权，是指“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10].其内容包括生态性权利和经济性权利。前者体现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对一定质量水平环境的享有并于其中生活、生存、繁衍，其具体可化为生命权、健康权、日照权、通风权、安宁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观赏权、环境美权等。后者则表现为环境法律关系主体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其具体可化为环境资源权、环境使用权、环境处理权等。此外，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还包括环境知情权、环境监督权、环境事务参与权、环境结社权、环境改善权、环境请求权等程序上的环境权。因为环境权的内容十分抽象复杂，因此，必须通过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刑法等部门实体法将其具体化才能切实予以保护，同时，鉴于当前我国环境诉讼对起诉资格要求过严（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都要求原告必须与损害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且要有具体的损害后果）不利于保护公民环境权利的情况，有必要借鉴美国的“公民诉讼”制度[11]，适当地放宽原告起诉资格，扩大起诉对象，赋予公民对环境管理机关、各企事业单位违反法定污染防治义务（所谓违反，包括已经违反、正在违反以及将要违反）为起诉理由。笔者认为，只有通过实体法上公民环境权的确立和程序法上类似“公民诉讼”制度的建立，才能有效地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并进而保护社会公众的利益以及保护包括受害者在内的公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环境权益，使人们对切身利益的保护与改善同环境保护联系起来，增进对环境问题的理解、关注和行动，进而将环境守法内化为一种自觉。唯如此，我国生态环境的法治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因为，“法律只有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12].

注释：

[1][5]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99页。

[2]张坤民：《可持续发展与中国》，《中国环境管理》第2期。

[3][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235页。

[4]韩德培主编：《环境保护法教程》（第三版），法律出版社，第104页。

[6]王曦、秦天宝：《中国环境法的实效分析：从决策机制的角度考察》，《环境保护》20第8期。

[7][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8]梁治平等：《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1页。

[9]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页。

[10]陈泉生：《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第106页。

[11]参见：巫玉芳《美国联邦环境法的公民诉讼制度》，《现代法学》第6期。

[12][美]伯尔曼著，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第43页。

篇3：试论高等学校校园法治化建设

一、校园法治化建设的内涵

校园法治化建设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逐步从“任性”走向“理性”的必经之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从“任性”到“理性”, 应该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 高校的学生管理行为应限定在法律秩序以内, 通过建立完善的学生管理体系, 实现依法管理。

第二, 注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使学生的权利得到最广泛的尊重和保护。

第三, 使权力得到有效的管理与运用, 使国家已经制定的学生法律、法规和学生管理制度得到充分的普遍的实现。

二、校园法治化建设的必然性

随着社会法制化进程的深入, 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利益的保护和实现, 一旦自身权利受到侵害, 就会采取司法手段解决, 这是社会文明的一大进步。同时我们看到近年来大学生状告母校的现象时有发生, 这不乏是高校在进行学生管理的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弊端, 使学生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 于是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另外, 过去高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国家计划招生, 毕业后国家分配工作, 高校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 对学生的管理上强调意志的统一和学生的服从。但随着近年来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 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快速发展, 这都对传统的高校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而这些问题的出现都要求高等学校法治化建设进程的快速推进。

目前我国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现状堪忧。从总体上看, 我国针对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 还未形成成熟的法治管理体系, 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基础比较薄弱, 存在着许多突出的问题, 其中包括:

1. 思想观念不适应, 依法管理的意识薄弱;

2. 管理制度陈旧、不健全, 有缺位现象;

3. 管理松懈, 有规定无执行, 人治大于法治, 任性大于理性;

4. 有些法律法规缺乏可操作性

5. 缺少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服务体系。

2009年1月发生在河北大学工商学院的“炸猫”事件, 对于学校是否应当处理炸猫学生朱某, 社会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方面, 有人认为朱某用鞭炮将校园内的流浪猫炸死, 手段残忍, 情节恶劣, 事件公开后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声讨, 对这种品德败坏的学生学校应当进行严肃的调查和处理;另一方面, 有人认为该生的行为固然令人不齿, 却没有对其他人和校园公共设施进行损坏, 没有触犯校规校纪, 更未触犯国家法律法规, 可以对其进行深刻教育, 令其反省自己的行为。

这些争端说明了高校管理工作必须要依赖完善完备的教育法律体系, 在学生管理 (从事学生管理的工作者) 、学生行为规范 (针对学生本身) 等方面应当分别制定相关的、专门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学校和学生的行为。

三、校园法治化建设的途径

在大学生权益意识不断增强的情况下, 进行校园管理的法治化建设已变得刻不容缓。通过对近年来校园中出现的法律问题的纠纷的探讨和解决, 进行校园法制化建设的途径也初露端倪。

1. 完善相关的教育法律体系

要实现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 必须要完善相关的法规制度体系;而完善教育法规体系, 一方面要“修”, 一方面要“立”。目前, 我国已制定了一系列规范高校行为的法律法规, 如《教育法》、《教师法》等, 这些法律法规明确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调整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建立和维护高校体制与管理等方面的内容。但是这个法律体系不够完备, 至少在高校学生管理方面尚且存在空白, 如高校对学生进行管理的权限, 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纠纷的解决方式等。

2. 坚持德、法并存的管理原则

德法并存, 就是要实现思想教育和制度教育在高校学生管理中的统一。依法管理是保障学校教学、管理工作稳定有效的基础和前提, 但要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却离不开思想的配合。依法加强学生管理, 要以教育为前提, 即教育在前, 惩罚在后。惩罚要做到合情合理, 有法可依、有制度可循, 避免在惩罚之后引起争端和矛盾。

3. 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尽管大学生法治教育已经进入校园进入课堂, 然而学生重学轻用, 法律意识淡薄, 不能用法律来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同时, 学生受到社会功利主义的影响, 过分强调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而罔顾校规校纪。因此要大力加强学生法治教育, 通过课堂教育、校园文化活动等方式, 使其贯穿学生整个大学生涯的学习阶段。这将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有利于推进高校依法办学的进程。

4. 提高管理者的法律意识

要求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必须学法、懂法, 在日常的教育、管理和服务中做到依法行事, 依法育人, 真正把教育、管理学生与维护学生的正当权益结合起来, 既要严格教育、管理学生, 又要尊重和平等对待学生, 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5. 深化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在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 政府逐步下放对高校的支配权, 使高校获得了自主办学和自主管理的权力。随着高校自主行使决定权的行政事务范围的扩大, 学校独立意识的合理合法问题日益突出。我国《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颁布后, 高校作为独立的教育机构的法人, 依法获得了办学和管理的自主权利。目前大多数高校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这对于维护高校的教育教学管理秩序, 保持高校的良性运行, 促进高校发展, 培养合格人才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6. 司法救济

司法救济是公民权利受到侵犯时进行救济的最后渠道, 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矫正的正义”。学校能否作为被告曾经是一个争议性很强的问题, 根据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看来, 学校都可以作为行政主体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主体。学校内部管理冲突中的个体有了通过司法程序获得救济的权利, 这样, 学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 也就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主体, 被纳入了行政诉讼制度的监督范围里, 从而开辟了对高校内部管理行为进行审查的途径。

参考文献

[1]宗登超, 《论公立高校学生司法审查的限度》,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年3月

篇4：试论农村法治建设的障碍与对策

[关键词] 农村法治 障碍 对策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历史任务。200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第八个“一号文件”《意见》对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三农”工作的目标、要求和各项措施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从新农村建设面临的新形势看，要解决实现“三农”问题，需要适应新农村建设的上层建筑，当然也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和推进。农村法治化，是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抓住了农村，也就抓住依法治国的主要环节。因为我国农村占有最广大的地理区域，拥有最多的人口。农村是最基本生活资料的终极来源，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地位。可以断言，没有农村的法治化，就没有整个中国的法治化。依法治国就不可能成功。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实现农村法治化存在着诸多障碍，我们必须在加快农村立法进程、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建立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加大执法力度和维护执法公正等方面付出艰巨的努力。

一、农村法治建设的障碍

1.农村立法滞后是农村法治建设的主要障碍。随着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发展，农村立法已取得了巨大成就：我国在依靠政策调整农业的同时还制定了上百件关于农业、农村的法律、法规，可以说“我国农业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使用权、村民自治等作了原则性规定。但是农村立法的滞后性，使得农村法律体系不完备不健全，有些必须制定的法律至今没有出台，如《农民权益保障法》、《农民协会法》、《农村社会保障法》、《农业投资法》等等。有些有关农村的法律虽已出台，但已是姗姗来迟，法律与政策不协调、不配套。比如，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农业根本大法《农业法》到1993年7月才出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直到1998年7月才出台，这就使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主要靠政策来调节农村改革。由于农村发展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国家缺乏稳定有效的农业保障机制，如对农业的投入、农业科技、农民利益等事关农村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缺乏法律强制性的保障，致使农业生产成本急剧增大，农业投入减少和工农产品差额扩大。另外，农村盲目设立农村基金会，造成近年来农村金融秩序混乱，这些都可以说是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法规约束而造成的。

2.农民素质不高是阻碍农村法治建设的关键因素。尽管改革开放后农民对教育的重要性认识越来越明确，加上宣传引导和立法强制，农民受教育的比例和平均年数不断提高，但农民在受教育方面仍面临很多困难。而且农村文化设施落后，文化生活贫乏，导致农民文化素质普遍低下，这就影响农民对法律法规的学习与理解，影响农民法律意识的培育，因此，农民法律素质普遍较差，文盲又往往同时成为法盲。许多农民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后不是诉诸法律而是寻求用非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比如，在农村出现有黑社会“组织”、“调停”、“族规”处理及“武力解决”，甚至迷信“断案”等种种形式。大多数农民对法律了解掌握和运用还停留在局部、零散和自发的状态，甚至将一些法律视为异己的东西而排斥和拒绝。对此，要使农民真正可以从法律“消费”中体会到法对其利益尽可能的保护和救济，提高农民群众渴求法律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形成良性的法律意识，催生内在的法治需求，形成知法、守法、用法以及维护法律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

3.农业生产力低下，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立，是农村法治建设的经济障碍。我国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靠人力，机械化程度较低，一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民化倾向，使农村劳动力“女性化”、“儿童化”和“老年化”。农村劳动力的状况必然影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影响农村的脱贫致富。农业生产力低下，极大地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不发达或者不能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农村的法治建设就会因缺乏必要的经济支持而受阻。贫困建设不好社会主义法治。现代法治的发展一再表明，只有市场经济才是法治发展的经济基础。而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设之中，农村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任务更为艰巨。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发展农村的生产力，使广大农民脱贫致富，为农村法治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4.农村执法艰难是农村法治建设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农村执法机构不健全，远远不能滿足客观需要。行政执法既薄弱又混乱，农民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的维护。涉案农民屡屡不能获得平对待，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的程度都很低，使得农民害怕诉讼。二是执法人员和经费严重缺少。农村执法任务艰巨，而执法人员力量单薄，据统计，每万人中仅有一名农村执法人员。同时，执法机关编制少，经费缺乏。三是有的执法人员整体素质不高。四是行政干预较多，地方保护主义较严重。这些都严重地障碍着农村执法公正。

5.司法监督救济不力，司法不公正现象仍存在。

司法是老百姓获得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也是维护社会公正、保障法律得以实施的关键一环。当前对制售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的坑农骗农案件;非法抬高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挪用农业生产资金，乱集资、乱收费和乱摊派等损害农民利益、加重农民负担的案件;毁占耕地，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重大案件，有些地区的司法机关立案不及时，惩处不力，未能对违法犯罪行为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另外在农村还未能建立起有效的农村执法检查机制，往往监督不到位，对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违法犯罪行为，未能及时的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有法不依和执法司法领域的腐败现象使一些农民对法律的信仰发生了动摇，长此下去，将足以危及法治的根基。

二、农村法治建设的对策

1.加快立法进程，提高立法质量，健全农村法律体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与农村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有很大的差距，已颁布的有关农村的法律法规，如《土地管理法》、《水土保持法》、《草原法》等绝大多数是有关农业资源方面的立法，体现出国家保护农业与农民利益以及强化农业基础地位的立法才刚刚起步，而且有不少法律法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其内容多是义务性规范，对农业、农民利益保护不够。如果我们放眼界，就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立法对农业进行保护。美国在1933年通过第一部《农业调整法》，二战后，日本和欧洲许多国家都制定和实施了《农业法》和《农业基本法》等农业大法，如英国继1947年实施《农业法》之后，1979年又提出《农业与国家》白皮书，并制定一系列具体法规《农业投资法》、《畜产振兴法》、《农业机械化促进法》等。我国应根据本国国情，结合我国广大农村的实际情况，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加紧制定《农民权益保护法》、《农民协会法》、《农业投资法》、《农村信贷法》等法律法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法律体系。

2.全面提高农民素质。第一，大力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要加大教育的投入，大力开办农民夜校、农村广播电视大学、农业科技培训学校、农村成人教育。对农民不断加强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形势教育、道德教育，使农民由体力型农民向文化型农民转变，由传统型农民转变为现代型农民，从而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第二，进一步强化农村义务教育，遏制新文盲的产生。强化农村义务教育，是培养和造就现代化农民的必由之路，也是培养中、高级科技、教育专门人才的基础和前提，是一项功在当代造福子孙的长远大计。为此，必须把加强义务教育放到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切实抓紧抓好。第三，要深入持久地开展普法教育，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对于基层干部，一方面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增强基层组织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为普通农民树立榜样，另一方面，必须使基层干部充分认识到广大农村加强法治的紧迫性、重要性；要从国家安定、民富国强的高度来认识其意义；要认识到依靠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其实质是“民治”，而不是少数公职人员以权治民；要切实解决一些地方以权压法，以言代法和徇私枉法的问题。对于广大农民群众，就要大力学法、用法、守法，要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注重农民法律意识的培养提高。在农村应继续加大普法力度，提高质量，为农村法治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鼓励和帮助农民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各种矛盾纠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生产经营活动。

3.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法律融入社会，既是法律对社会的引导、规范与提升，又是社会对法律的适应、吸收与接纳。法律并不是自治的、自足的，是有社会物质基础的。农村经济不发达，农村法治建设因缺乏必要的经济支持而受阻。贫困的基础上建设不好社会主义法治。应发展农村生产力，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村法治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此，必须解决好几个关键性的问题。第一，大力培育和发展市场，建立统一的完备的市场体系。第二，转换经营机制，把农户推向市场。发展市场经济，要使农民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真正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切实转换经营机制，彻底改变以行政性计划指导生产，根据市场的需求，消费的趋向，市场价格的变化和收益预期来安排生产。第三，加快农业的产业化发展。农业产业化将带来农村社会经济的根本变化。

4.加大执法力度，维护执法与私法的公正。一是要加强农村执法队伍建设，增强法治观念，提高执法水平。特别是要加强他们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强化公仆意识、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进一步增强依法办事的自觉性。二是執法独立，排除行政的或人际关系的干扰。执法机关在业务上实行垂直领导，直接受上级机关的指导，除正常的法定的监督程序外，不受同级的其他任何部门和单位的干预。三要使执法经费落到实处，在财政上使执法机关有步骤地和地方脱离，执法机关的经费直接由国家财政单列拨付，使执法机关摆脱地方财政的牵制。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消除非正当经济利益的诱惑，避免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四是完善执法办案制度。实行办事公开制度，逐步推行主要由当事人举证、辩论，办案人员依据证据当庭审判、依法裁决的制度，完善人民陪审员和其他执法监督制度。五要在执法过程中，必须贯彻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和运用法律上确有遗漏和错误，必须实事求是，依法予以纠正。六要保证所立法律制度的公平与公正，应加强农村司法干部队伍的素质建设和坚持司法独立以保证农村司法的公正。

参考文献:

[1]李昌麒等:农村法治建设若干基本问题的思考[J]现代法学，2OO1(4)

[2]马新福:法理学[C].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

[3]张文显:法理学[C]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中央电视合(新闻调查)栏目2003年第338期《村官的价格》，就是从老窑头村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出现贿选村主任的现象思考农村基层选举的监督不力以及选举背后的利益之争等问题。

[5]李昌麟:当前推进农村经济法制建设必须认真解决的几个问题[n]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领导干部法制讲座讲稿，2004年9月

[6]丁海东:新农村需要怎样的法治环境[N].检察日报，2006～03～06

篇5：试论城市建设法治化调查报告

齐鲁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与民主法治的思想有着深刻矛盾与冲突，构成了民主法治的反向力量，对我们推进法治文化建设非常不利，这是必须正视和面对的。

（一）“宗法伦理”观念不利于法治文化建设。齐鲁传统文化最根本的思想就是宗法伦理思想，这是“礼”的核心内容。在宗法制度中，君臣、上下、长幼、贵贱都有明确的界限和等级秩序。礼治就是借“亲亲”、“尊尊”之规则，来维护以父权、夫权为中心的家庭、家族伦理关系和以君权为中心的社会秩序。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人在社会上的贵贱和在家族中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差异是天生的、是生来就注定的，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必须符合他们的身份和政治、社会地位，不得有丝毫的僭越。不同身份的人有着不同的“礼”，不同的行为规范。人人要徇礼守法，遵循固有的社会地位和相应的社会规范，这与法治社会所大力倡导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格格不入。

（二）“重礼轻法”意识抑制了法律作用的发挥。齐鲁传统文化强调“礼法合一”、“德主刑辅”，坚持“为政以德”、“以德服人”，重视道德感化。长期以来，重礼轻法、重德轻刑就塑造了一种道德型人格，并积淀成为一种顽强的心理意识，法律的作用始终没有得到重视。法治文化并不否认道德（礼）的作用，道德所不及的地方由法律调整，法律所不及的地方由道德调整。但是，在法治社会中，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对规范人们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起更重要作用的还是法律。道德的多元化及其柔性特点决定了其往往无法解决多元化利益冲突，甚至陷入冲突困境，难以自拔。这就必须寻求表面上凌驾于社会，实质融于社会的法律来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包括化解道德冲突。法治文化并不排斥“情”，要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但是将对人的关爱、对人权的尊重融入法律条文中，不以个人好恶有所不同，并且平等给予，不论远近亲疏。因此，法治文化建设就面临着帮助人们以内心里摆正法与礼的关系，更加积极地重视法律作用的发挥。

（三）“人治观念”阻碍了法律地位的提升。齐鲁传统文化推崇“贤人之治”的思想，“官本位”、“权大于法”的人治观念影响深远，致使人们形成了对权力意志的盲从和从众心理。这也正是当今社会上长期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权代法、权大于法、人情大于法、长官意志大于法、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等人治现象，并在很大程度上被社会容忍、接受的思想根源。在这种思维定势下，人们的法律信仰缺失，信“访”不信法、信“权”不信法的观念普遍存在，遇到问题，想尽千方百计找关系托门路，寻求掌握权力的人予以庇护和关照，逃避或减轻法律的惩处。法治文化建设应当倡导现代法治观念，崇尚法律至上的权威，法大于人、大于权，要依靠法律治理国家。权力应当受到法律的制约，权力的行使者，不论其地位高低，都必须依法用权，其权力种类、范围、大小、运行的程序等都应依法律而定。

篇6：试论城市建设法治化调查报告

一、要不断提高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思想认识

首先，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是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荆州迎来了中部崛起和长江经济带新一轮开放开发两大历史性战略机遇。省委、省政府近期将在荆州召开实施“壮腰工程”、加快荆州振兴现场办公会，举全省之力支持荆州加快发展。荆州已进入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期，我们一定要有“错失一个机遇，落后一个时代”的紧迫感，加快荆州发展步伐。要抓住战略机遇、实现跨越发展的各项目标，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只有通过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广泛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全市法治化管理水平，增强广大干部群众严格守法的意识，增强各类市场主体的诚信守法的理念，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才能为加快荆州发展奠定良好的法治基础。

其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

社会和谐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也是改革发展的重要条件。当前，荆州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呈现出经济发展的艰巨性与社会矛盾的多样性双重因素、历史遗留问题与社会新生矛盾双重压力、发展出实绩与群众得实惠双重现实挑战等三个“双重矛盾”交织并存时期。要促进社会和谐，就必须深入持久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处理问题的能力，引导群众通过合法理性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努力把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从而在根本上维护和谐稳定，实现社会长治久安。

其三、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是优化发展环境的重要手段。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关键在于优化法治环境。从古今中外社会发展实践来看，法治环境是决定一个地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它作为一种无形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投资环境乃至经济增长。实事求是地讲，荆州法治环境建设与加快改革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与人民群众的新期待还不相适应，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一定距离。为此，必须有釜底抽薪、壮士断腕的决心加强法治建设，切实增强全市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努力营造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法治环境。只有大家知法守法懂法，才能从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才能提高广大群众依法参与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才能依法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在法治轨道上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二、牢牢把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几个重点

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既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又要以人为本、服务群众，切实增强广大人民群众法治观念，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当前，我们要牢牢把握五个重点：

1、牢牢把握服务跨越发展这个重点。只有更好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法制教育工作才会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当前，服务和推动荆州科学发展、跨越发展，保障“十二五”发展规划顺利实施，是我市法治建设工作的中心任务和重大课题。过去人们都说荆州发展环境不好，导致发展缓慢、长期滞后。现在随着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适应跨越发展的硬环境已基本具备，软环境不优成为制约荆州发展的关键。近年来我们扎实开展“三评”、“三创”等活动，取得了很大成效，一些好纠正、易改进的问题基本都解决了，剩下的都是一些疑难杂症和深层次矛盾、一些触及部门和少数人利益的问题。这些直接影响了荆州跨越发展的进程，必须采取最根本的办法予以解决，这个最根本的办法就是依法办事、照章办事，用制度和法律来规范我们的各项工作。所以，我们要通过深化法制宣传教育，为壮腰工程、振兴崛起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最坚强的法治保障，为改革创新举措的深入推进构建最完备的制度保证，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营造最浓厚的法治氛围，从而推进荆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2、牢牢把握维护公平正义这个重点。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在一些地方和领域，法律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公平正义没有很好地得到实行，有的人心中无法，有法不依，违法办事，或者规避、扭曲法律法规，甚至知法犯法、执法犯法。推进法治建设、实现公平正义，必须要让公民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护法，形成一个公平透明的法治环境。做到这些，不仅仅是要对法律条文的了解和宣传，更主要的是要把法治精神、法律意识、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中、体现在日常行为之中，以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的提升推进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在全市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我们不仅要坚持普及法律知识，更要宣传公平正义的法治观念，培养公民的法治精神，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法治风尚。

3、牢牢把握改善民生事业这个重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要把服务社会、保障民生摆在突出的战略地位，作为一项永恒的中心任务抓紧抓落实。一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突出对契约合同、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资源保护等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为荆州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让人民群众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二要围绕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突出对人民群众关注的领域法律法规的宣传，最大限度的保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三要围绕基层工作实际，深入广大农村和城市社区开展法制宣传和法律援助，把基层法律援助工作做强做实，把促进解决就业、就医、就学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作为基层法制宣传、法律援助的重点领域，认真办理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提高法律援助质量。

4、牢牢把握创新社会管理这个重点。要把法制宣传教育纳入社会管理的整体部署中，贯穿于加强源头治理、深化综合治理、推动共同治理、抓好长效治理的各个环节。要把社会管理各项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依法规范各种社会行为、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要深入宣传刑事、民事、行政法律及《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使广大公民牢固树立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自觉依法表达诉求。要围绕提高基层民主管理水平，进一步增强基层管理者依法管理、民主管理的意识和能力，引导群众依法有序地参与公共事务。要把法制宣传教育融入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建设、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大信访”格局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工作之中，融入“一委一居一站一办”新型城乡社区管理模式推广工作，融入法治城市、文明创建和规范依法行政活动，促进社会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5、牢牢把握体制机制创新这个重点。在现实工作中，我们有些同志常常感到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情况。所以单靠传统的方法手段，很难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这就要求我们要适应新形势，研究新问题，创造新方法，按照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基层的要求，在坚持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手段同时，不断创新法制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多用群众身边的人和事释疑解惑，多用生动具体的案例以案说法，多用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普及法律，多通过法律服务为群众排忧解难，使法治观念和法治理念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五五”普法依法治理期间，我市干部群众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涌现了一大批先进典型，比如“法制学习周末课堂”、“法制文化大集”、“难点村”整治、“警司联调”等，在全省乃至全国司法行政系统都有一定的影响。当前，特别是要适应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新趋势，更加注重运用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努力增强工作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三、要积极营造法制宣传教育的大环境

加强全市法治建设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事关荆州科学发展大局。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务必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科学统筹，扎实推进，全力以赴抓好落实。重点建立三大机制：

1、建立高效的组织领导机制。只有依靠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才能推进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持续健康发展。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法治建设和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形成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领导机制。要充分发挥各级法制宣传教育机构的职能作用，及时分解任务、细化举措，认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确保工作有序推进。

2、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进一步落实领导干部任期内法治建设和法制宣传目标考核制度，使之成为政绩考核依据之一，推动各地各部门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好法治建设。要加强对法制宣传教育体系研究和考核指标研究，探索和建立科学、严谨的法治评价指标体系，细化考核内容，引入社会评价功能，建立系统、实用、科学的考核评估机制。要把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在工作中发现问题、掌握情况、总结经验、研究对策，为加快依法治市进程做出积极的贡献。

篇7：基层法治建设 调查报告

“法治中国”是中央提出的建设目标，法治不仅仅要停留在形式上，更体现在内容上、执行上取得的效果。由于我们的国情，乡镇人口总人口占比重较大，“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将是社会进行深化改革过程中重中之重的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要求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一、做好农村基层法治建设的重要性

农业是我国生存的根本，要解决近13亿人的吃饭问题，首先要发展好农业，农业的组成单位是农村，农民是这个过程的主要参与者，起着生产资料供给的作用，能提供最为公平、公正的环境的只有法治。因为法治是公平正义的，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特别是在农村意识、信息、发展较为落后的情况下，法治更能彰显其管理治理作用。(一)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才能让农民的生产产生最大效益。通过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可以让让村民更加放心没有后顾之忧。通过自己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加上智慧，以及靠自己的勤劳来过上富裕的生活。环境是基础，良好的环境可以激发农民对未来幸福生活的向往，可以最大限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去经营土地及生产。

(二)建设法治环境，才能保证党的方针政策落地执行不变样。农村是以村屯为管理单位，村屯的领导是当地最能直接接触与传达政策的人，农民是政策的最直接的受益人，村屯是最基层的执行单位，各项政策能否顺利实施与执行，看的是基层基础工作的效果与扎实程度。法治能保证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群众的利益才会有所保障。所以，法治的环境可以让农民真正的享受国家的政策，得到实惠。(三)农村的良好经济环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农民的经济收入决定整个国家真正的经济情况。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在农村，农村的日子好了，才会安心进行生产，才能保证城市供应。农民经济收入水平高了，全国的经济水平才会提高。农村的经济发展了，才会带动农业的发展。农业是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农业真正带来效益，市场经济才会快速发展。

二、我国目前农村基层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的思想深植，造成畏惧“法律”和“诉讼”解决问题模式。农民的意识因为受传统思想影响比较深，对法律的了解不是甚多，从心理上根本畏惧法律和诉讼，一方面畏惧对他们来说繁琐的程度，一方面畏惧是否能得到公正性以及因诉带来的费用。一般个人权力受到侵害的时候选择息事宁人，实在无法忍受的，选择暴力解决。没有用法律武器维权的习惯与想法．认为 “打官司”是不普通老百姓的事。(二)“家族式”聚居习惯，有“理大于法的”思维模式。在农村一般家族式的聚居区比较多。按照中国传统的文化，一家当以老为尊．在一个村屯各家都会各种各样排法的亲戚，而农村的村风相对比较淳朴。对亲族比较在意，发生了事情之后．不是选择法律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而是选择威望较高的老人来对事实情况进行评说，对事实进行定论，而且通过调解一般一锤定音。在这种生活模式下，人伦的处理问题，忽视了法律的客观性与重要性。

(三)部分干部长期不依法行政，农村极大缺失法律信仰。在有些农村，村民无法依法行使自己手中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当地家族势力比较庞大的情况下，会有家族来承担当地的管理。在实际操作中就会出现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隐瞒欺压的情况。

三、如何加强前我国农村基层法治建设

农村是我国最基础也是最薄弱的环节，推进新农村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加强农村法治建设。对于推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有着重要意义。

(一)真正从内容上加强新农村建设，形成法治文化氛围。要想在基层农村建立法治文化，形成法治文化氛围。必须从农村的建设上下功夫，现在农村大部分年轻人外出务工，家有所剩人员因年龄、学历对外信息接触的更少，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现状，打破思想的禁锢，通过一些文化站的集体活动，调动大多数人参加，通过参加一些活动来了解法律、知道法律。

(二)增加司法公信力和政府信任度。乡镇会有相应的司法机构，首先司法机构的工作人员平时要树立执法人员的威信，要秉公办案，依法行政，不可凌驾于法律范围之上，提升司法的公信力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响应中央的要求，真正的到群众中去．用适合本地的独特方法管理本，一切行为要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处理问题时一定要不偏不倚、不脱离群众。

篇8：试论城市建设法治化调查报告

一、当今农村的法治环境现状

为了真实、全面的了解当今农村存在的法治环境现状, 笔者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所辖的周边村庄作为试点开展了调研。在调研过程中, 随机抽取了91户村民作为被试对象。他们年龄在20至85周岁之间, 个人年经济收入在600-60000元之间, 每户养育的子女由1-6人不等, 他们的文化水平从从未受过教育到受过高等教育不等 (见下表) 。笔者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和访谈的形式对被试对象进行了调研。首先针对村民用法律手段解决纠纷的态度进行了调研。被调研的村民普遍能认识到利用法律维权的重要性, 其中30.77%的村民认为通过“打官司”解决纠纷是很好的途径;41.76%的村民认为如果自己遇到纠纷应该用法律来解决问题。同时也有4.40%的村民认为如果打官司会引起他人评价不宜使用;还有23.07%的村民认为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用打官司的手段解决纠纷 (见图1) 。由此可以看出当前农村的法治环境现状总体是良好的。同时仍存在很多需完善之处。

笔者还对城中村的法治环境现状进行了初步了解, 较大型村落的法治环境现状不容乐观。呈现出法律问题复杂多样, 与城市存在的问题无明显的界限分别。虽然村民法律意识有一定的提高, 但实际借助法律将纠纷很好解决的少之又少。

总体而言, 我国农村的法律现状有其特殊的一面, 在法治社会的大环境下, 较以前有很大的改善。由于农村法治环境建设起步相对较晚, 仍存在很多的问题, 因而在看到一片繁荣现状的同时更不能忽视其不容乐观的一面。农村法治环境状况突出的特点是:

(一) 依法治国思想逐渐深入人心

评价法治环境的标准有两方面:一是权力受到法律制约;二是确认与维护公民的权利。在调研中大多数村民在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会选择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 这一点充分说明了村民们相信法律一定能保护自己的权利。从立法的角度而言, 近年我国对保障人权的立法, 尤其是对保护农民权益的立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依法治国的思想正逐步深入人心。但对村干部以及乡镇干部权力的制约等方面仍有待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完善。

(二) “礼治”与“法治”存在冲突

费孝通先生曾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写到“礼与法的区别在于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维持礼的这种规范的是传统。”例如在“分家产”这件事上, 根据农村的传统规范是家中的财产只分男性, 不分女性,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如此便产生了纠纷, 致使兄弟姐妹反目成仇, 起诉至法院。一方面法治在纠正着礼治中的不合理的部分, 维护了更多弱势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村民们传统的礼治思想由于某些法治思想难以相融合, 带来很多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因此, 如何在依法治国的环境下处理好与“礼治”的关系也是一大难题。

二、当今农村法治环境建设中所存在的法律问题

(一) 大型村落存在的法律问题

1. 法律无法融入当地的实际生活

在调研过程中, 笔者通过访谈的形式针对“结婚是否应该送彩礼”这一问题进行了调研, 结果普遍存在两种不同的答案。首先是一位家有三个儿子的老大爷, 他的答案是坚决不应该送。因为如果家里三个儿子结婚都要送彩礼, 那么根本娶不起媳妇, 这种不合理的习俗早该禁止了;而另一位家有三个女儿的老大爷在接受调查时, 他认为应该送彩礼, 辛苦养大的女儿出嫁后, 自己家少了个劳动力而对方家却多出个劳动力, 作为补偿也应当收取彩礼。随后又对其他的村民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研, 在所有接受调研的人群中有7.7%的村民认为娶媳妇送彩礼是件非常应该的事;有29.67%的村民认为娶媳妇送彩礼比较合理;36.26%的村民认为不合理;26.37%的村民认为送彩礼极不合理 (见图2) 。可是很少有村民能说出法律上对彩礼的相关规定。由此可见, 在他们的认知里, 是否应该收取彩礼, 不是从法律的角度去考虑, 而是从情理或者生活现状来考虑, 这就使法律被架空, 虽然他们口中都知道“法”, 但是实际的行动却已经把法律束之高阁。

2. 普法的人力、物力资源严重不足

农民渴望了解更多的法律, 但普法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严重不足。农村距城市较远, 专职的律师很难抽出时间经常走入农村宣传, 而学生一年“三下乡”的机会也是屈指可数的, 因此真正走入农村法律宣传的人力少之又少;而物力就更不用说, 此次调研过程中, 笔者在村中参观时就未发现与普法相关的宣传设施, 学生的活动依靠的也仅仅是自带的临时在村部搭建的宣传板, 人走板撤, 收效甚微。

3. 了解法律的途径单一

笔者通过发放问卷调查村民了解法律的途径得知, 76.92%的村民是通过看电视节目来了解法律的相关知识 (见图3) 。这种方式虽然可以让村民在闲暇的时间看一两档法制节目, 却无法与自己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一旦村民自身发生了法律纠纷, 却无法通过看法制节目来解决。

4. 新型法律问题出现

一是讨薪难问题。村民外出务工与城市的专职工人工作相比有其特殊性。他们工作时间集中在农闲时的几个区间段, 工种多为出体力的零活, 工作场所不固定。正由于这些特殊性使他们更容易成为权益受侵害的对象。他们面对的往往是有财有势的大老板, 在干活之前几乎没有任何单位提出要签订劳动合同, 而劳动者要求签订时, 用人单位又会以“你不干别人自会来干”、“等着这份工的人多了”为由拒绝, 而到了最后工作结束却领不到工资, 由于没有充足的证据, 根本无法起诉用人单位, 最后只好自认倒霉了。这样游击式的打工者, 他们与雇主签订的多为口头式的劳动合同, 很难取到有利于雇员的证据, 因而想用法律维护其权益也很困难。在与村民交谈中, 一位大爷这样回答我“如果讨不到薪该怎么办”, 他说“我这人性子直, 如果碰见无赖的老板不给我钱我就干死他, 看谁比谁更厉害, 反正我不怕。”这也许能代表一部分村民的想法。也正是因为这些自认为是被逼无奈的想法, 不但使该受制裁的人没有受到制裁, 反而使受害者成为犯罪嫌疑人, 原本的民事纠纷上升为刑事案件。

二是新型犯罪活动转入农村。在普法时, 据村民反映不久前几个传销团伙在村中大肆骗财。现在村民们人心惶惶, 不敢让陌生人进家, 看见热情的人更是害怕。因此在宣传过程中, 使很多村民望而却步。传销团伙不辞辛苦的由城市转战农村, 原因是他们认为农村较为闭塞, 对一些传销的产品并不知悉, 再加上利用村民们朴实好客, 只要热情一点, 村民必定上当。现在村民的口袋殷实了, 也有利可图了。与城市相比, 他们的维权意识还比较差, 对新事物的了解也有缺陷, 因而将农村作为自己的犯罪场所再合适不过了。而村民面对被传销欺骗却束手无策, 只有消极抵抗, 这样法律永远无法融入到村民生活中, 无法帮助他们解决传销被骗的困扰, 造成恶性循环, 最后权益受损的只有村民自己。这样的违法犯罪活动不仅仅是传销, 还有盗窃等等, 这些违法犯罪活动的出现, 其中也不缺乏农民集体意识的缺失。使农民越来越缺乏认同感和归宿感, 村庄集体意识逐渐消失, 村民无法联合起来对抗外来各种侵袭, 社会秩序难以维持。这更加使在农村推广法律这个问题迫在眉睫。

5. 其他法律或社会问题突出

遏制农村腐败现象步履维艰。例如有些村干部以村里的名义向大家借钱集体种南瓜, 最后南瓜有了好收成, 却仍欠村民们几百万不还, 当时有的村民碍于情面没打借条, 有的打了借条, 欠钱的村干部总以没钱为由不还, 村民认为他们势力太大惹不起, 只好忍气吞声。这种集资建合作社的行为存在很多法律问题, 应当完善。又如某村的村主任搞生态种植, 将许多收益大的产业包给自己的亲信, 而其他村民什么都得不到。还如向上级报批贫困村, 获批后, 拨下的款没有全部用于建设新农村等等。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只有法律严格规定, 才能遏制住农村的腐败现象, 法律才有机会在农村中普及。

(二) 城中村存在的问题

1. 拆迁补偿不当, 纠纷频发

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 更多的土地被征用。城中村的土地也在其范围内, 进而产生拆迁的法律问题。这其中有的是补偿款足额发放后, 村民们不满意数额而采取违反法律的行为;也有的是由于村干部的滥用职权扣留了村民的拆迁补偿款, 致使村民们与村干部发生冲突, 轻者是民事案件, 重者上升为刑事案件, 自焚、强拆事件屡屡发生。此外, 村民家族内部因为拆迁费分配不均使父母子女, 兄弟姐妹间反目成仇的更是数不胜数, 最后以致采取极端手段解决或是对簿公堂。

2. 农村城市化进程过快, 配套机制落后, 各种犯罪行为集中体现

城中村的村民们曾经以耕种为生, 由于城市的发展, 他们的耕地被大量征用, 只是获得丰厚的补偿款, 而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后续安置机制, 致使他们变得无所事事, 一些犯罪行为也就出现了。例如聚众赌博, 吸毒、贩毒等。凭借自己财大气粗横行霸道, 扰乱社会治安, 这其中也不缺乏对违禁物品的买卖, 例如枪支弹药, 一些严重的犯罪相继而出。这些犯罪行为的危害性绝不可低估。城中村的房租低廉, 大量的外来人员入住, 又缺乏监管机制, 相互之间很容易产生摩擦, 发生触及法律的事情。他们中间也不缺乏犯罪分子, 强奸、抢劫、盗窃、故意伤害的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的犯罪行为极容易发生, 给周边城区的治安也带来极大的威胁。除此之外, 当地村民与外来人员之间也会产生纠纷。轻者如房屋租赁纠纷, 重者双方间发生严重的斗殴事件, 产生严重的后果。

三、完善农村法治环境建设的建议

(一) 对农村法律宣传不应流于形式, 而应贴近当地实际

对于农村的法律宣传, 不能只限于照本宣科, 更多的应从法律如何规定的, 村民的认识与法律规定又有哪些差异, 法律规定又有哪些优势之处, 并通过当地发生的一些实际案例来解释。比如, 针对彩礼问题应当让他们明白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什么样的彩礼可以退还, 什么样的不可以退还。面对这样的问题应当从情与法的两方面来给他们解答。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明白子女的婚姻与彩礼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以前的封建观念在当今的法治社会已不适用了。不仅如此, 更需反复宣传, 最好留一些实用的法律知识给村民, 让他们用时即在手边。

(二) 司法部门协调, 高校积极参与, 提高农民法律识别能力

加强当前农村法治建设的方法之一就是村校合作, 由高校出有法律知识的老师和学生, 其中以学生为主力军, 由各村出支持法律宣传的基础设施, 每个高校应当单独设立用于宣传活动的经费, 可由司法部门在其中协调, 联系宣传的场所, 也可由村里直接与学校联系, 结成扶助对象, 定期进行法律宣传和法制讲座, 切实长期的解决村民们的法律问题。同时每个高校的法学院也可建立起法律咨询热线或在网上建立起咨询网站, 直接在网上给村民们解答法律问题, 这样既使自己学到的知识有所用, 又能将法律宣传落到实处。通过这种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解决了在“三下乡”中法律宣传的一个阻力, 即每个村民都不会与第一次见面的人去说自己家中不愉快的事, 当取得了信任之后, 才有可能将问题讲出来, 解决实际的问题。这种取得信任就需要时间, 而“三下乡”时间毕竟有限, 很多村民即使有法律问题也不会轻易说出, 这样收效就会大打折扣。通过长期的帮扶, 学生能得到源源不断地真实案例, 又为村民解决了实际问题, 是一举两得之事。

(三) 成立专门机构, 为农民维权

农民维权向来是一大难题, 关键还是因为当前我国法律不完善造成。有关部门应该设立专门的机构为农民维权, 使他们有地方可以咨询, 有人可以帮助, 从而大大地提高村民在法律维权上面的积极性。使村民们从观念上有所改变, 由以前的挑拨离间的“讼师”变为伸张正义的“律师”, 进而推动社会由礼治社会变为法治社会。

(四) 软硬件设施相协调

此处的“软件设施”即指农民自身, 农民自身应当提高警惕性, 用合法的方法来维权。例如针对讨薪问题, 农民还是要有预见性, 在工作前就应慎重考虑如果不签订合同, 将有可能拿不到工钱。宁愿不要这份工作, 也不要让自己的利益受损。如果每一个雇员都要求签合同, 就不会给雇主可乘之机了。即使没有签订合同, 在工作时一定要留好能证明你干过这个工作和工作天数的证明, 例如借给你工资的工资条, 或工作过程中的收据等。即使最后雇主没有给你工钱, 同时你也难以用合法方式要回, 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一点利益而违反法律, 那样将受到严厉的制裁。而所谓“硬件设施”即外部的配套措施要齐全。例如针对盗窃问题, 加强村中安保措施的建设, 在村中建立监控系统, 加强村中的巡逻力度, 使犯罪行为无可乘之机。此外, 村中用于法律宣传的基础设施也应有所建设, 例如法律宣传板, 一些法律书籍室, 经常组织村民观看一些普法的专题节目等。

(五) 发挥村干部积极作用, 约束消极作用

村干部应当主动学习法律知识, 做到懂法、守法。并且主动组织村民们开展法律宣讲活动。在每个村都建立法律咨询室, 由村干部定期解答村民的法律问题, 并且定期邀请法律专业人员来村里为村民答疑。针对村干部廉洁问题笔者认为更多的是应当完善相关法律来规范村干部的行为, 在帮助农村建设时应当更为严格的审核。同时应当限制村干部的权力。完善民主监督机制, 使村民们真正享受到新农村建设的福利。

(六) 进一步完善立法

例如针对农民讨薪问题, 相对于雇主一方来说, 农民工是弱势群体, 他们的工资被拖欠时, 很难提供完整的有利证据来证明雇主究竟欠了他们多少钱, 即使起诉也很难胜诉。在不违反法律公平正义的前提下, 应该更多的给与弱者方便, 这样才更合法合理。又如针对村干部滥用权力的问题, 国家已制定了相关的法律进行规定, 现在需要的是加大地方立法的力度, 更进一步地通过法律来约束村干部的权力。我国的立法不应只为了适应现代化的建设, 更应符合中国当今社会的实际情况。如果一味地注重未来社会的需要, 而不立足于实际情况, 那么法律势必不再是经验性的, 成为某个理想的经济制度的延伸, 这样法律制定出来以后, 难以在社会中实际发挥有效和积极的作用, 这是一种看上去漂亮的“间接型结构”。这种形同虚设的事物将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因而需要不断的提高立法水平, 完善立法。又如城中村问题, 应在立法方面合理引导村民们使用资金。例如在建立农村合作社或农民自主创业方面给予优惠的法律法规及政策。

依法治国方针在全国的贯彻, 虽然农村在法治环境建设过程中仍存在很多法律问题, 但农村的法治环境现状已有很大的改观, 今后应该更多地将国家依法治国的战略与村民的实际生活相结合, 更多地走入农村宣传法律。伯尔曼曾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将会形同虚设。”作为一个法的使者, 应将法律思想带给村民们。只有在农村的法治环境完善后, 全社会才有可能走入一个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的法治社会。

摘要：当今农村受到自然和历史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其存在的法律问题呈现出特殊的一面。农村的法治环境建设总体发展良好, 但仍存在土地、财产、婚姻、劳动报酬等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为完善农村法制环境建设, 应加强对农村的法律宣传, 不应流于形式, 而应贴近当地实际;司法部门协调, 高校积极参与, 提高农民法律识别能力;成立专门机构, 为农民维权;软硬件设施相协调;发挥村干部积极作用, 约束消极作用;进一步完善立法, 使村民们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限度地保障。

关键词：农村,法治环境建设,法律问题,哈尔滨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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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红艳, 蒋传刚.转型期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凸现——一种“集体意识缺失”的视角[J].广西师范大学

[3]陈萍.中国农村法律问题研究[J].知识经济, 2009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