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

2024-06-18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通用8篇)

篇1: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和历史贡献

福建省收藏家协会福州 张祖仁邮编:350001

摘要:本文重点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和历史贡献,尤其是《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诗词》深受广大人民所喜欢。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语录、文革、辩证法

我从1969年开始收藏到第一本毛主席语录起,至今已收到2000多本,少年的我怀着对主席的特殊感情,以一片赤诚之心收藏毛主席语录,当时人们都要拿一本毛主席语录,“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成为判断一个人革命思想,忠不忠看行动的唯一标准。40岁以上的人对文革记忆犹新,他们收藏文革文物,以获得对过去时光的追忆,30岁以下的人也希望通过文革文物了解那段非常的历史的。对于广大中国百姓来说,毛泽东一直是他们的领袖,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中国的经济在邓小平领导下经济飞速的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提高,然而人民却没有忘记毛泽东,许多人从四面八方到北京,总想看一看毛泽东的遗容,湖南湘漂的韶山似乎没有什么奇景异山可以浏览,但许多人还是像伊斯兰教徒朝拜圣地麦加一样,云年韶山这个幽静的田园山洞,目的为了瞻仰毛泽东简陋的故居,以便获得精神力量。1989年,一批有关毛泽东个人和家庭的纪实作品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诗词》研究毛泽东的理论著作,忽然间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成为几年来罕见的,长时间不衰的畅销书,一时间在干部和群众中,毛泽东成了议论的中心,这就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耐人寻味的现象,寻找毛泽东。

1986年出版了新编《毛泽东著作选读》之后,又相继出版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书信集》和《毛泽东哲学批注集》。1989年《巨人的诞生》和《晚年毛泽东》等一批研究毛泽东理论著作不下一百种在中国流行,在毛泽东诞生115周年之际,毛泽东的孙子《我的爷爷毛泽东》创下了毛泽东研究书籍的出版最高纪录,达到了二十多万册。

曾记得1977年的春夏之际,否定毛泽东的思潮一涨高过一涨,持续了将近10年,邓小平说“否定毛主席”就是“全盘否定毛泽东,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这时党中央做出决策,纠正这股思潮,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应正确确立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地位,批判他的个人崇拜,林彪对毛泽东的崇拜是具有个人的目的,他指示总政出《毛泽东语录》并不断扩大宣传,经常在各种会议强调说:“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发思之幽情,而是为了现实的需要,那就是找出今天出现“寻找毛泽东”现象的原因。

今天寻找毛泽东,必须去寻找毛泽东思想的精华,那么,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是什么呢,是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这段话阐述了一个在今天仍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重要指导作用的思想,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理想,而必须从整个体系出发去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寻找毛泽东,应首先找其精华——辩证思想方法,毛泽东《矛盾论》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

我们这一代人,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学习毛泽东的哲学很重,如何不负时代的重托,为创造中国的未来而实现自身的价值。“寻找毛泽东”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现象,它的出现并不简单地反映人们的怀旧心理,更表达出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对未来发展的前瞻,我们今天学习《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从探寻中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理论,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重温毛主席语录的教导,在生活、学习、工作中应用毛泽东思想,为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参考1969年版《毛主席》语录

2、西苑出版社2003年月8日第一版《毛主席“红宝书”》收藏与赏析,杨宪金主编

3、《毛泽东选集》福建新华印刷厂发行印刷1964年4月第1版

篇2: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

忠实代表发展先进生产力思想的伟大意义

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述了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忠实代表的`科学论断:基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论;立于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建设论;忠实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为面向新世纪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

作 者:余中南 Yu Zhongnan 作者单位:黄石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湖北,黄石,435002刊 名: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WUZHOU TEACHERS COLLEGE OF GUANGXI年,卷(期):17(3)分类号:A811关键词:先进生产力 忠实代表 意义

篇3:伟大长征精神的世界意义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奠定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途中, 我们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 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 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 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红军长征宣传和践行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 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既振奋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斗志, 也昭示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

20世纪30年代初, 日本与德国法西斯逐渐成为东西方战争策源地。面对德日法西斯的猖獗, 国际上, 英、法等国采取“绥靖”政策, 试图“自保”。在中国, 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 并加紧“围剿”红军。在中华民族与世界和平都面临极大威胁的关头, 红军在长征中高举抗日救国的正义旗帜, 成为划破黑暗世界的曙光。1934年7月,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党政军领导人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长征途中, 党中央不断在红军中开展对日作战的舆论宣传和思想动员。红军在长征中表现出来的坚定的抗日立场与坚决的行动, 也使众多的国际友人坚信中国工农红军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依靠, 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希望。美国作家拉奇曼曾著文指出, 长征“对本世纪30年代那些惧怕抗击法西斯的人们, 是一个强有力的鼓舞”。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读完《西行漫记》后曾3次会见斯诺, 向他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军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情况, 并说“我觉得这样的人是会赢得战争的”。

长征的胜利, 使中共中央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由江南奠基于西北, 将更靠近抗日战争前线的陕北确立为中共中央领导指挥抗日斗争的中心。它向世界表明:中国工农红军已走到抗日的前沿阵地, 反击日本法西斯的事业有了一个可靠的根据地和坚强的支柱。抗击日本不只是中国的事, 也是亚洲的事, 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1936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为庆祝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发表通电所言:“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 也将向正在革命怒涛中的西班牙民族证明, 我们是他们反对法西斯反革命的好朋友;将向法国、比国、捷克国及全欧洲各国爱好和平的民族证明, 我们是他们防御法西斯德国侵略的好朋友;将向英勇抗争至死不屈的亚比西尼亚民族证明, 我们是他们反对法西斯意大利侵略的好朋友, 将向全世界一切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证明, 我们是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好朋友。”

国际共运史上的丰碑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崇高的理想, 坚定的信念, 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论断揭示, 红军之所以能战胜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 经受住异常艰难困苦的考验, 创造出惊天动地的伟业, 其根本原因在于红军指战员有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理想和对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理想与信念的力量, 凝聚成这支无坚不摧的战斗队伍。

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共产国际, 对于红军长征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对它的胜利予以高度的评价。1935年7月,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此刻红军长征虽然没有结束, 但已取得决定性胜利, 中央红军已于一个月前到达四川懋功地区, 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威廉·皮克在大会报告中, 高度评价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国红军的英勇斗争, 成了整个殖民地世界劳动人民的榜样。”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曼努意斯基在大会总结报告中, 详细描述了长征的艰难困苦与红军的英勇顽强, 高度赞扬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中国红军具有中国任何军阀军队所不能击破的高度的觉悟性, 超人的坚忍性和战斗精神”, 并号召各国共产党和劳动人民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斗争的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当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 共产国际特使张浩 (林育英) 从莫斯科回到中国。他代表共产国际指出, “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 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 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 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 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这充分反映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红军及其长征的高度评价。

红军长征的胜利, 也使各国共产党人为之鼓舞。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巴叶塔曾表示,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鼓舞了意大利的反法西斯斗争, “使我们的抵抗意志变得更加坚强了”。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斗争时期, 曾两次编印小册子介绍中国红军长征, 以激励南斯拉夫游击队员的战斗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西班牙人民以中国红军长征为榜样, 激励当地青年的反法西斯热情。在亚非拉地区的革命组织和游击队员中, 也传诵着红军长征的事迹, 激励着他们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斗志。

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 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长征的壮举吸引了世界上无数的目光, 受到世人的高度称颂。伟大长征精神, 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更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红军长征胜利的传奇, 早已超越国界, 为各国人民所传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个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壮举的外国记者。他在《西行漫记》中用诗一般的语言赞美长征:“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 像一把烈焰, 贯穿着这一切, 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 或者在大自然面前, 上帝面前, 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 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美国作家海伦·福斯特、德国友好人士王安娜等人, 在他们撰写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续西行漫记》《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等作品中, 都对红军长征作出了高度评价, 认为“长征是中共党史上最壮丽的一页”, 是“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 是“无与伦比的现代奥德赛史诗”。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也赞叹, 红军长征是“一次体现出坚韧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许多外国政治家、军事家、学者都为长征精神所折服, 并乐意做长征精神的传播者。

众多国际友人还对长征经过的山川城镇、战斗遗址兴趣浓厚, 他们选择重走长征路, 亲身体验长征的艰辛。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布热津斯基于1981年9月携带全家人考察访问了长征经过的贵阳、遵义、安顺场、泸定桥等地。在娄山关他自豪地说:“我是登上娄山关的第一个美国人”, 回国后写成《寻访毛泽东的长征路》, 特别指出“要是对于长征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们对这个民族及其领导人的内心世界也就会有更多的了解”。1984年, 76岁的索尔兹伯里来到中国, 乘车走完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完整路线, 随后写下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该著作在美国出版后迅速引起全球读者的关注, 目前已有多种语言的译本在数十个国家出版。今天仍然有许多外国朋友跋涉在长征沿途的不同路段, 他们在用自己的方式感受长征、体悟长征。他们走进这段历史的同时, 这段历史也在融入世界。

篇4: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

关键词内容;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671-(2010)022-0143-01

亨利·甘特是科学管理运动的先驱之一,他在管理思想上所做出的共献是巨大的,提出了作任务加奖金的工资制度; 对职工进行培训; 发明了甘特图;企业的社会责任等思想观点,同时又很重视工业中的人的因素,被称为是人尽关系理论的先驱者之一。

1工作任务加奖金的工资制度

这种工资制度,首先要确定工作任务,甘特以详细的指令卡的形式发给工人,说明标准的操作方法和工具以及工作定额。如果工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除了得到基本的日工资以外,还可以得到相当于日工资20%-50%的奖金。如果工人没有完成任务,就得不到奖金,只能拿到平常的日工资。甘特认为,稳定的收入对工人来说是一种有力的刺激,可以起到鼓舞的作用,鼓励工人为了得到更高的奖金而不断学习新技术,提高劳动熟练程度,高额度的完成工作任务,提高劳动生产率。

同时也有利于缓解当时的劳资矛盾。甘特在理解劳资矛盾方面有较为深刻的看法。他在《劳动、工资、和利润》一书中写到:“如果世界上的财富的数量是固定的,那么争夺占有财富的斗争必然会引起对抗;但是,由于财富的数量不是固定的,而且是不断增加的。因此,一个人富起来不一定意味着另一个人就得穷下去。”由此可以看出,甘特鼓励人人都有财富,财富的共有化和共同富裕。与我们现在提倡的共同富裕,建设和谐社会值得借鉴。

提出重视人的价值。甘特通过增加工资来提高工人的满意度,重视人的因素在科学管理中的作用。它不是强迫人们去干活,而且通过奖金的形式来鼓励人们主动地多干。甘特指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必须符合人性,我们不能强迫人们干活,我们必须指导他们发展。”在科学管理运动最初年代侧重点不在人的因素方面的大背景下,甘特坚持认为,在所有管理问题中,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在今天重视人力资源管理、以人为本的时代下,这不能不说是极具远见和富有洞察力的思想。

韦尔奇认为,要激发员工的热情和创造力,引导他们充分展示自己的价值,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激励制度。他认为:“人才既是一切,有人才的公司才能成为最大的赢家。”甘特的工资加奖金给工人一种更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有利于发现和发掘优秀的人才。

2对职工进行培训

甘特懂得对工人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强制性的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应现代企业了。培训工人不仅可以向工人传授知识和技术,传授企业文化和管理理念,也可以提高职工自身的专业职能和文化素质,发挥自己最大的智慧和经验,还可以实现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良好合作。可见,与泰勒相比,甘特更注重管理中的民主方式和人的因素,重视人的精神状态和主动性的发挥,这在当时是很突出的。

培训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心不可少的。甘特于1915年的一次名为“工业领导”的有名演讲中,号召人们更多地重视管理中人的因素,并要人们认识到金钱刺激只是影响人的许多动机中的一个,对于有技术、知识型的员工金钱激励只是暂时的,他们更看重的是通过工作得到更好的发展和提高。工人通过参加更高层次的技术升级和职务晋升等方面的培训,使各自的专业知识、技术能力达到岗位规范的更高标准,这是对人才的有效利用。作为经理人和管理者,必須把人才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否则,员工就会感到不被重视。那样,人才就与可能流失,人才一旦流失,对整个员工队伍就会产生消极影响,企业力量就会被削弱。比尔盖茨说:“谁要挖走了微软最重要的几十名员工,微软就完了。”人才是企业的核心力量,只有每个员工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业绩,才能为企业创造利润和提高竞争力。

3发明了甘特图

1903年,甘特提出了一种日平衡图,主要是通过对工作任务的计划完成时间和实际完成进度进行对比,显示作业执行情况,以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作业的整个流程。日平衡图主要反映的是通过生产日期和产量图示来显示生产任务的计划控制进程。因此,也被称为“生产计划进度表”。这种图表虽然极为简单,但是对实践管理活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甘特图是当时管理思想的一次革命。它可以使用户直观地知道有哪些任务在什么时间要做,看出工作任务的实际完成情况同计划完成情况的对比。用户还可以在时间表中直接更新任务进程。这种生产计划进度图简单使用,以后发展成为多种形式,一直沿用至今。目前通用的计划评审法和关键路线法等就是从它发展而来的。

4企业的社会责任

甘特在《工业的组织》一书中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把研究视野从企业内部环境延伸到了企业的外部环境。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社会责任,“与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主流高端等有机结合起来。企业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企业利润的源泉,企业在享受社会发展赋予的条件和机遇时,也应该主动回报社会、奉献社会,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

就近两年来看,企业的社会责任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热门话题。矿难、毒奶粉、毒粉丝、苏丹红……这些频频出现,触目惊心的字眼是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企业“公民”责任的呼声日益提高。在安全生产方面,许多重大安全事件(如煤矿坍塌、地铁坍塌等)都与企业有着直接关系,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方面,一些企业拖欠职工的工资,尤其是农民工问题至今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引发劳动争议事件;还有一些企业不顾职工的身体健康,造成职业病等等。这些事件的发生,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企业缺乏一定的社会责任感造成的。就 “三鹿奶粉”事件,据中国社会调查所调查结果显示,三鹿奶粉事件的根源35%在于企业责任心不够,最后酿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因此要强化企业社会责任。

复旦大学教授薛求知说:经研究表明,企业很好的履行了社会责任,会提升其品牌价值。在快速消费品行业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力甚至大于企业能力的影响力。另外,消费者对负面的责任信息比对正面的责任信息更为敏感。因此,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有利于提升企业品牌形象和产品品牌形象,从而赢得客户、赢得社会公众和企业的持续竞争力。甘特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提出企业的社会责任这种观点是富有远见和前瞩性的。

亨利·甘特在当时管理思想还比较落后,没有科学论证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这些在当今时代看来仍然具有很大指导性和实践性的理论观点,可见他在管理思想上所做出的共献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1]姜杰 等编著.西方管理思想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Henry L. Gantt, work, wages, and Profit, New York: Egineering Magazine 10,1910,

[3]赵雪章编译.杰克·韦尔奇管理思想全集.[M]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5.

[4]孙耀君.管理思想发展史[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

[5]人民日报.10月27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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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感悟我们传统文化的伟大意义

传统文化主要内容包括正统信仰、道德理念、价值取向、礼仪制度、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诸多层面,其意识形态根植于儒释道,其内涵博大精深,其伟大意义在于蕴涵着历史赋予他远大神圣的使命。

传统文化主要内容包括正统信仰、道德理念、价值取向、礼仪制度、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诸多层面,其意识形态根植于儒释道,其内涵博大精深,其伟大意义在于蕴涵着历史赋予他远大神圣的使命。

古人认为“道”产生了宇宙,“道”产生了天地,“道”是万有的本源,是万因之因。中华传统文化是神传给人的,是以道成之,以道为根本的。古之圣贤秉承天命而来世间化育万民,使人们重德向道。传统文化主要内容包括正统信仰、道德理念、价值取向、礼仪制度、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诸多层面,其意识形态根植于儒释道,其内涵博大精深,其伟大意义在于蕴涵着历史赋予他远大神圣的使命。本文试从文化的起源、天人合一和人生价值取向等几个方面進行探讨。

一、文化的来历和起源

“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易书》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地文、人文,这是传统中颇具份量的概念,天、地、人被称之为三才。关于天象,《黄帝书》开篇首句说:“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意为能将天文所呈之象明辨清楚,而规范社会道德、个人行为与之相合,已经尽善尽美了,即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乃“道之显者谓之文”、“化,教行也”(《说文》),即是以人教化,以伦理教化,“顺天呈象”而化育天下,这也是文化的来历。

这里“人文”一词与“天文”对举而出现,指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则,人间世界的条理和规范,都要遵循天道的规律、宇宙的法则。历史上那些道德高尚的圣贤君子,感悟和实践真理的修炼人,无不顺天意而行,修身证道,善化苍生。据文献记载,如伏羲演八卦;神农尝百草;尧、舜、禹以德治世;文王预测如神;老子继承了上古文化;记述天地、阴阳、宇宙、社会和人生规律的《易经》问世;孔子继承了治世安邦的儒家文化,释迦牟尼佛教的传入等。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

既然文化是神传给人的,文化的起源就是仰望上天的,是一种天、地、人为一体的文化,是整个自然和人类大和谐的文化。中国是神传文化的中心,被称作神州。华夏文明之所以长期繁荣、世代传承,这主要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崇高智慧。

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天人合一是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核心,在传统文化中始终占主导地位,对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意识等各领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天人合一”的内涵博大精深,史料中记载的包含着如下内容:

1、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传统文化是敬畏天命的,认为上天造就了人与万物并赋予其德行、善性,为其制定了法则。天人相应,天人相通,天人一体。古语说:“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因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从这一理念出发的传统文化表现为重道、重神、重德、重和谐。

古人认识到“天人”是个整体,它们之间存在着联系和对应关系,天象的变化会带动人类社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史记?乐书》中说:“天与人相通,就好象形与影、气的关系,做好事的人,天报以福;做坏事的人,天报以祸。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很自然的道理。因此讲推天道以明人事。人君当象天行动,人君至诚的心能感动皇天,使阴阳变易;如果人君逆阴阳,背天心则会有灾异发生,这是皇天对人君的告诫”。因此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观察天文、天象,不仅用来计算历法,而且用来观察人间的变化。历史上许多先知、先觉和高人都能通过观察天象,预知世间大事的发生和朝代的变迁,如三国时诸葛亮的《马前课》、宋代邵雍的《梅花诗》、明代刘伯温的《烧饼歌》等。还有一些天文星象专著如《五星占》、《史记?天官书》、《天文志》、《五行志》等。天人感应,对应关系,因果关系,如影随形,明智之士当选择以趋吉避凶。

2、天是人们敬畏、事奉的对象

天地极其广大,覆载万物,人们怀感恩之心,孔子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赞天地之化育。天地始终不变,给予万物,自身却不接受任何事物,质朴、谦逊,博大无私。《尚书》中说:“古之圣人,知天人合一之理。故于人事不敢不尽,而于天之道亦不敢不谨。尧之羲和,舜之七政,洪范之五纪,周官之保章氏,皆所以致谨于此。盖一以敬授人时,一以敬天而不敢忽也”。古时天子最重视的就是祭祀,祭祀是为了敬神,赞颂天帝的伟大,把自己在地上治理的成功归功于上天的指导、帮助和保佑。历代朝廷每年都要定期举行隆重的“祀天”礼仪大典,人们也祭拜由土地、谷物而来的“社稷神”等。圣人明君率民事天,人们敬天信神,世风祥和,对所有的东西都能表现出不争,使天下呈现出清明、太平景象。

3、天是主宰人、社会命运及赋予人以吉凶祸福的存在古时天命观明显的赋予人以“敬德保民”的道德属性,“天命”与“人事”息息相通,“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道德规范是“天”为“保民”而赐予人间的,人服从天命,是一种道德行为,天就会赏赐人,否则,天就会降

罚于人。人的善恶行为能够被天所感应到,即“天之照人,与镜无异”、“为善,天地知之;为恶,天地亦知之”。翻开人类历史,天灾几乎从未曾断绝过。史料同时也记载了许多行善者身上发生的瘟疫不侵、水火风雷不殃,善感天地的故事。这种真实的事迹,充份证实重德向善最能够得到上苍的眷顾与保护,纵使是在危难关头,他们也能够化险为夷,因为“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人如果做了违背天理的事,天将降灾异警告,促人反省,若能及时纠正错误,弥补过失,那么天谴就会自行消退。改变人心是解决问题的最根本办法,可以通过教化而为善。

4、天是赋予人德性、善性、仁义礼智本性的存在天人合一理念蕴涵于儒家、道家、佛家等思想体系之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是说德是天之所予我者,我受命于天,任何事情都无可奈何于我。从儒家看来,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仁义礼智本性乃是天的赋予,是人心中所固有的,但由于人们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迷惑,要通过修身,去除各种私心杂念,从而达到一种自觉的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从佛家看来,佛性人人都有,但人由于在世上迷失了本性而不自觉,通过修炼、不断升华可修成觉者——佛的境界;从道家看来,悟道修真,返本归真,最后修成真人。由此可见,要想达到人与天通的境界,人必须要升华道德,达到更高的标准、以至佛道神的标准。

三、人生价值观

1、观天之道,执天之行

下就会归从,也才能够长久。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出宇宙中万事万物都要遵从宇宙的特性及其生生不息的运行规律。这里首先提出了以人合天,而绝非以天合人。是天人和谐,而绝非人定胜天。高度理性自觉的在严格遵循“天之道”、“辅万物之自然”的原则下,达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以德配天”、与天地“合德”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明确表达。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从开始起,就与道德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维护真理和道德是人的使命和责任。

2、修德修身

传统文化的做人理念主张从完善个人做起,认为人们通过修身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直接与大道相感通,与神相感应。在中国,自古以来人们把道德修养看的极其重要。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于人有道德,德是人的立世之本。《诗经》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大学》中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强调注重调整天人关系、人际关系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建立起圆容的、安定的、和谐的社会秩序。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德治与仁政也是以个人修养为前提的,立德和修身是摆在第一位的。修身是方式,立德是目的。立德修身是進行道德修养、完善人品操行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是达到崇高境界、具有博大仁爱胸怀的必由之

路。

儒家讲的是入世,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提出以慎独自省,强调道德修养中的克己自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强调有过必改,主张“过则勿惮改”、“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而改之”;孟子提出了内向修养理论,而不是向外找,要坚守自己的良知、本心,做人做事讲原则、讲正气,就能做到“充实而有光辉”,以达到至善的境界;朱熹又提出君子要有“正心、诚意”的端正态度。儒家有三省吾身、克己复礼的修身之道;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气节;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远大抱负,因此儒家讲可通过个人修身而成贤成圣。佛道讲的是出世,道家讲“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人要修真养性,返本归真,思想上淡泊名利,清心寡欲,才能做到静则生慧,最后修成真人;佛家讲佛法无边,慈悲普度众生,人通过佛法修炼可以成佛,得到善果,回归神圣庄严的天国世界。

3、仁爱精神

仁人君子顺天知命,安贫乐道,对自己要求严格而全面,对别人宽容而简约。要求人们要替他人着想,善待、帮助他人。如老子提出“上善若水”,提倡遵道以行,率理而动,因势利导,合乎自然,虚静处下,海涵宽容;孔子提出“泛爱众”,认为应当不分远近亲疏地爱一切人;孟子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意思是说君子最高的德行就是偕同别人一道行善。儒家认为“天心存仁”,揭示了“人心不仁,天心不佑”的天地之理,要具有“仁者爱人”的博爱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历史使命感等。

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有些人迷失了自己的本性。君子每天都要省察自己的一言一行和起心动念是否符合天理,勿因迷失自己而堕落。因此,先贤们认为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找回人们迷失的善良本性。做人要诚实守信、正直善良、谦虚忍让,因此,要倡导多读圣贤书,修去个人私欲和一切不正的因素。每个人都有善恶两种因素,抑恶扬善就要严以律己,绝不能随波逐流。通过教化,善性是完全可以回归的。因此,君子的责任就在于帮助、唤醒人们找回良知本性,使他们回到正道上来。

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的嘉行懿德被广为传颂,从特定意义上说,我国一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就是一部气节与信念写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节义列传。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先知先觉的诸葛亮;忧国忧民的范仲淹;精忠报国的岳飞„„可谓不胜枚举。这些人是民族的脊梁,他们超越了个人得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或为民请命;或精忠报国,他们的道德践行建树了“博施于民而济众”的功业。他们的浩然正气,彪炳史册,光照千秋。正是这样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理想追求,推动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征服千难万险,越过漫漫历史长河走到今天。

篇6: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的意义论文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在此次同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为中国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为抗疫决胜提供了“硬核”支撑。从抗疫精神中,我们可以感悟到独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独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国“锋范”。

生命至上——倾国之力捍卫生命,此为大国担当。“国之兴也,视民如赤子”。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人民”二字就深深根植于党的血脉之中。此次疫情中,我们党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因时因势制定重大战略,果敢作出关闭离汉通道的关键之策,遏制病毒进一步传播;全力以赴救治患者,举国之力捍卫人民生命健康,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每一位病患者。“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生命至上、人民至上”,诠释了何为“大国担当”。

举国同心——众志成城力挽狂澜,此为大国力量。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新冠肺炎疫情中,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共战疫情。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医务工作者白衣执甲、逆行出征;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召之即来、来之即战;社区工作者日夜坚守、顽强战斗……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条心,“天使白”“橄榄绿”“守护蓝”“志愿红”共同凝聚起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绘就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时代画卷。

舍生忘死——以身许国逆行战斗,此为大国脊梁。人民英雄来自人民,人民英雄为了人民。此次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涌现出一大批人民英雄,他们有的耄耋之年、皓首白发,仍星夜逆行武汉;有的身患绝症、行动困难,仍坚守一线救治;有的初为人母、阖家幸福,却牺牲在岗位之上……他们是一群孩子,换了身衣裳便做战士;他们是一群天使,用身体阻挡病毒的侵袭,用双手传递生命的火光,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用顽强不屈的奋斗,换冬去春来、山河无恙,用舍生忘死的精神,挺起中华民族大国脊梁。

尊重科学——分秒必争攻坚克难,此为大国底蕴。“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必须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在面对未知的新型传染性疾病时,党和国家始终秉持科学精神和求真务实的态度,把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来抓,分秒必争攻坚克难,不到一周时间就确定了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并分离得到病毒毒株、分阶段推出多种检测试剂产品、总结出“三药三方”、推出八版全国新冠肺炎诊疗方案……这些成果充分彰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以及在面临大灾大难时敢于担当、能于担当的大国底蕴。

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此为大国气度。“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我们党和国家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团结合作、互利共赢。在疫情席卷全球之时,我们尽己所能为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向32个国家派出34支医疗专家组,向15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283批抗疫援助,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和出口防疫物资。“岂曰无衣,与子同裳”,中国与世界一道和衷共济、同心战疫,为全球抗疫注入了“正能量”,为战胜疫情带来“新曙光”,展示了天下为公的大国气度,书写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心篇章。

实践是磨砺精神的砥石,实干是传承精神的火炬。当前,我们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值此关键之时,我们惟有坚持党的领导,以精神为指引、以实干为导向,从伟大抗疫精神中汲取力量,不忘初心、矢志前行,才能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破困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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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

作者:周哲云 单位:大风洞乡党委 职务:大风洞乡党委书记 职称:正科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党已经走过了90年光辉的历史道路,从初创时期的几十个党员发展成为了拥有7000多万党员、领导着13亿多人口的执政党,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它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领导地位的确立不是偶然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更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在长期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的势力侵入中国,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说,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3000年左右,直到19世纪的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人民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陷入了灾难和屈辱的深渊。帝国主义一步步剥夺了我们国家的主权,控制了我们民族的经济命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抵抗外敌,反而压制国内人民的进步要求。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有着光荣传统和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长期而英勇的斗争。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改变了中华民族进步的历史轨迹。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与此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举行多次侵略战争,如1840年的英国鸦片战争,1857年的英法联军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中日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战争等。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如中英《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与英俄德等国的《辛丑条约》,中日《马关条约》等等。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在中国取得了驻扎军队的权利,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并把中国分成几个国家的势力范围,控制了中国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重要的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他们直接管理的租界。帝国主义向中国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的市场。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建立工商企业,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帝国主义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以来,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问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较快,中国的工人阶级有了较快的增长。“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超过200万,工人斗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中国的无产阶级,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这种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在世界各国中是少见的。中国无产阶级除同各国无产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同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之外,还特别能战斗,并且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不过,中国无产阶级人数较少,不可能一开始产生就发挥出它的革命性来。在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中,无产阶级还只能是追随者。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扩大,工人阶级的斗争有了较大的发展。从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有记载的罢工共130多次,而且罢工的次数逐年增加。正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19世纪末,中国初生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1911年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势力所支持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次革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但是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并没有对封建思想进行系统彻底的批判,辛亥革命后,军阀势力反而拾起孔孟之道的说教来禁锢人们的头脑,维护自己的统治。因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国家统一的局面很快被军阀混乱所代替。在这个根本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中国形成一个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

进步的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猛烈地抨击封建的旧文化,提倡新文化、新思想。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创刊,此后逐渐兴起一场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向封建的传统思想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缺乏一次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如果补上这一课,通过提倡新思潮、新道德、新文化,造就新的国民,就能使中国成为新的民主共和国。新文化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封建主义思想,动摇了封建主义思想的统治,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广泛地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使人们的思想得到前所未有的大解放。新文化运动为适合于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动作了思想准备。然而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是中国人民的正确出路。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间,已经有人开始怀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是否适合于中国,开始考虑中国是否还有别的道路可走。

正当先进的中国人为拯救民族而上下求索的时候,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西方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北方邻国,因而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五四运动”后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雨后春笋”般出现,并很快在中国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毛泽东曾形象地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1919年5月5日,北京《晨报》副刊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1周年,在李大钊的支持帮助下,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先后持续6个月。李大钊为《新青年》编辑了“马克思研究”专号,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大批进步刊物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以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一批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知识分子深入到工人群众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展开了论战。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迫切需要找到自己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样需要革命的物质力量。五四运动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五四运动既是爱国运动,又是文化运动,两者相辅相成。文化运动为爱国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爱国运动又推动了文化运动的发展,使原来由资产阶级文化思想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无产阶级文化即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进步的知识界开展了如何改造社会的讨论。进步期刊和进步社团大量涌现出来。五四运动以后的一年里出现的进步社团约有三四百个。当时的形势,当时的进步青年的精神,正如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所说:“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爱国运动使中国的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此,中国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呼唤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了共产国际。5月,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人民空前觉醒,中国工人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一大批拥护十月革命、信仰共产主义并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时,中国已经具 备了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探讨建党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及时地得到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来中国。维经斯基先后在北京、上海同李大钊、陈独秀联系经,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随后,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在日本、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中也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来到上海,帮助筹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各地的早期组织选派代表,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马林出席了会议。大会按照列宁的建党学说,建立了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确定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党的根本目的,并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有着根本的区别。

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它是新型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还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它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人民有了可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使中国革命有了马列主义科学的指导思想,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方法,并沟通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为中国革命获得国际援助和避免资本主义前途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主要参考文献:

[1]

篇8:论腊子口红色旅游的伟大意义

关键词:腊子口,红色旅游,伟大意义

1 腊子口位置

腊子口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 是青藏高原东部边缘, 甘南州东南部, 白龙江上游的高山峡谷地带。距迭部县城东北部102公里处, 腊子乡政府驻地北7公里处的腊子口村, 北距岷县县城72公里, 西北距州府合作210公里, 南距九寨沟148公里。东邻宕昌县, 西接卓尼县, 南连洛大林场, 北接岷县, 地理坐标为109°39'E~104°01'E, 34°03'N~34°17'N。“腊子”一词是藏语的音译, 有“山坡、陡峭”之意。腊子口由藏语“腊子库”演变而来, 意为“山脚谷”, 又名“道饶隆哇”, 意为“狭窄沟”[1]。

2 腊子口天险

腊子口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重要隘口, 是四川西北进入甘肃的唯一通道, 是甘川古道之“咽喉”。整个隘口长约30 m, 宽仅8 m, 崖高500 m, 崖顶相距不过1 m, 两边是百丈悬崖, 陡壁峭立, 悬崖绝壁间夹着一道窄窄的山沟向上延伸, 周围是崇山峻岭, 抬头只见一线青天。水流湍急的腊子河由北向南穿越隘口。历史上曾在隘口处的河上架着一座木桥, 横跨于两岸陡壁之上, 地势十分险要, 易守难攻, 国民党守军的碉堡就建在峰顶, 真是“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民谚曰:“走过腊子口, 活像过虎口。”自古就有“天险门户”之称[2]。

3 腊子口战役

1935年9月15日, 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 越过雪山草地后, 到达腊子口。

甘肃国民党守军沿朱李沟口、腊子口、康多、道藏、黑扎一带分点布设了数道防线。尤以腊子口为防守重点, 在桥头和两侧山腰均构筑了碉堡, 桥西是纵深阵地, 桥东山坡上筑满了三角形碉堡。腊子口后面设有仓库, 囤积着大批粮食, 敌人做了长期死守的准备。桥头守军两个营, 整个腊子山梯次配备了一个旅。是时, 红军左侧有卓尼杨土司的上万骑兵, 右侧有胡宗南主力, 在岷州城内, 还驻扎着鲁大昌4个团的主力部队, 随时可以增援。并在山坡上修筑了大量防御工事和军需仓库, 敌人妄图凭借天险把红军遏阻在腊子口以南峡谷中。如不能很快突破腊子口, 就会面临被敌人三面合围的危险。

9月16日, 毛泽东毅然决定立即夺取腊子口, 打通红军北上通道。红军将士通过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峭壁迂回包剿的战术, 经过两天激烈的浴血战斗, 英勇善战的红军出奇制胜, 击溃甘肃省军阀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早已部署好的守军, 于9月17日凌晨全面攻克腊子口天险, 使国民党企图阻挡红军北上抗日的阴谋彻底破产[3]。

4 腊子口纪念碑

为纪念腊子口战役, 甘肃省人民政府于1980年8月21日在腊子口战役纪念地修建了纪念碑。1993年由迭部林业局出资重建。纪念碑高9.16 m, 象征9月16日红军攻打腊子口的日子;碑身正面宽3.5 m, 象征1935年;碑身侧面宽2.5 m, 象征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碑以洁白的大理石雕成, 象征洁白的哈达, 由杨成武将军亲笔题词。纪念碑背靠青山, 面对激流, 四周树碧草绿, 间缀片片红叶, 犹如当年红军烈士的殷殷鲜血, 又似红军战士忠心卫国的拳拳丹心。纪念碑南、西两面镌刻着杨成武将军亲笔题字“腊子口战役纪念碑”;北面镌刻着省人民政府对腊子口战役的简介和对革命烈士仰慕缅怀之碑文:“腊子口战役的辉煌胜利将永远彪炳我国革命史册;在腊子口战役中光荣牺牲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5 腊子口景区

腊子口因著名的腊子口战役而闻名, 腊子口也是一处风景极佳的旅游胜地。游人至此, 既可实地遐想和体会当年红军浴血奋战, 攻打天险的壮烈情景, 又可欣赏迷人的自然奇景。峡谷四周云雾缭绕, 古树参天, 鸟语花香, 腊子河水波光粼粼, 峡谷绝壁悬崖, 巍然对峙, 如一道不可逾越的石门。景区内地势西北高, 东南低, 平均海拔2 900 m, 这里有几处风景十分秀丽的山、水、湖、瀑自然奇景, 分布在腊子口森林公园、牛路沟、美路沟、老龙沟、龙爪沟、久里才沟、朱立沟等沟内。腊子口景区沟内气候受暖温带和高山气候带共同影响, 为半湿润区, 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 降水适中, 是游客休闲、度假、探险和旅游的理想胜地。

腊子口森林公园以森林为依托, 将腊子口雄、奇、险、秀的自然景观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腊子口战役遗址展示给游人。

6 腊子口红色旅游前景广阔

2004年以来, 中共中央、国务院大力倡导开发红色旅游, 并出台了很多措施。腊子口红色旅游开发条件优越, 在2005年全国红色旅游工作协调小组整合出的全国百家经典红色旅游景区中, 腊子口战役遗址名列其中, 与此相关的成都—松潘—若尔盖—俄界—腊子口—哈达铺—岷县—兰州线, 还被列入了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7 腊子口红色旅游资源丰富

1935年9月和1936年8月, 红军长征先后两次经过迭部, 经历大小战斗多次, 召开了著名的俄界会议, 攻克了闻名遐迩的天险腊子口, 在千里草原和千里岷山留下了红军长征的足迹, 播下了红色革命的种子。应积极开发红军长征旅游资源, 丰富迭部旅游资源内容。迭部人民为了纪念红军长征, 保护了这些长征遗址, 有的还修建了纪念碑、纪念馆。迭部红军长征纪念地数量多、分布范围广, 有些还与自然山水风光、文化古迹建筑等相结合, 对游人更具有吸引力。

7.1 俄界会址红色旅游资源

俄界 (高吉村) 位于迭部县西南达拉乡政府驻地西3公里处, 该村坐北朝南, 依山傍水, 四周群山环绕, 松林茂密, 古树参天, 野花丛生, 是一个景色秀丽的藏族山寨。

俄界会议是1935年9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此地时, 党中央在甘肃境内召开的第一次会议, 即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北上战略方针》的报告;决定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等组成五人团, 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通过了彭德怀关于缩编部队的建议, 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会议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行为, 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后, 党中央向全军发出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4]。

俄界会议是红军长征中党中央在甘肃境内召开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对确定红军北上抗日进入甘肃的战略方针、批判张国焘的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胜利完成长征具有重要意义。俄界会议会址保存完好, 于1981年9月10日被甘肃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又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2 茨日那毛泽东故居红色旅游资源

茨日那村位于迭部县旺藏乡政府驻地东南侧。1935年9月13日至15日, 红军到达旺藏寺, 红一军团住进旺藏村, 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住在旺藏寺, 毛泽东主席住在该村一家普通小院的木楼上, 并在这里向红四军团下达了“以3天的行程夺取腊子口”的命令[5]。

7.3 崔古仓开仓放粮遗址红色旅游资源

崔古仓位于旺藏乡让尕村, 1935年9月15日拂晓, 红军离开了茨日那, 到达若尕沟崔古仓村, 与大部队会合。次日, 红一军团途经崔古仓时, 发现了一处贮有20多万斤粮食的杨土司粮仓, 这批粮食及时接济了当时饥困的红军。红军将所拿粮食数和购粮钱数书写在仓板上, 将钱币压放在仓内留给粮仓的主人[6]。

7.4 洛大藏尼寺红色旅游资源

洛大藏尼寺位于县境东洛大村西5里白龙江北岸台地上。1936年二、四方面军经过迭部时曾途经该寺, 据传朱德总司令曾在寺内居住过。

8 腊子口红色旅游伟大意义

8.1 红色旅游历史意义

天险腊子口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举世闻名的革命胜迹, 驰名中外。突破天险腊子口后, 红军主力从朱立沟 (现为朱李沟景区) 翻山越岭到达哈达铺, 红军余部从牛路沟 (即一线天景区) 翻山到达岷县。这一仗红军打出了军威, 打开了进军甘肃的大门, 为后续部队开辟了道路。红四团以自己英勇顽强的战斗, 在腊子口树立了与日月同辉的历史丰碑。

腊子口战役是军事史上以弱胜强、出奇制胜的著名战役, 也是红军长征进入甘肃境内最关键的一仗。腊子口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企图阻止红军北上抗日的阴谋, 打通了道路, 实现了北上抗日的伟大目标。为此, 毛主席写出了“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的长征诗句, 抒发了红军打开腊子口的愉快心情。腊子口战役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8.2 红色旅游现实意义

为纪念红军长征的壮举, 缅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腊子口战役, 腊子口已成为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全国30条精品红色旅游线路、甘肃省8个红色精品旅游区、甘肃省国防教育基地、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甘肃省荣辱观教育基地、甘肃省廉政教育基地、甘肃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基地、全国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3A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和甘肃省十大旅游景点。

8.2.1 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开发迭部境内,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途中突破的天险腊子口遗址, 中国革命历史上著名的俄界会议会址, 长征经过的白龙江栈道、旺藏寺、九龙峡, 毛泽东住过的迭部小村──茨日那等红军长征旅游资源, 具有历史作用和现实爱国主义教育意义, 这些红军长征旅游资源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8.2.2 综合教育的基地

红军长征, 在迭部留下的许多长征遗迹, 曾是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和战斗过的地方, 主要是战役遗址、革命会址、革命斗争遗址、革命者住地、革命纪念碑等旅游资源, 这些长征旅游资源, 既是瞻仰红军英烈和回顾长征历史的旅游胜地, 又是进行综合教育的基地,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国际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课堂。

8.2.3 历史研究的基地

红军长征在迭部经历了10多次战斗, 先后经过两次, 留下了当年用过的军印、公文包、军号、煤油桶、手榴弹、铁锨等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这些旅游资源、文物是红军长征革命历史研究的实物资料, 是历史研究的基地。

8.2.4 传统教育的基地

红军长征经过迭部时, 红军特有的穷苦人民子弟的朴实和勤劳、严明的军纪、顽强的战斗意志、抗日反蒋的主张以及平等联合和信教自由的民族政策, 是革命传统教育最珍贵的教材, 有利于唤起游客对红军的敬仰, 发扬革命传统。

8.2.5 法纪教育的基地

红军经过迭部时, 军纪严明、军风优良, 借宿村民家时, 打扫卫生、礼貌待人、惜民爱民、公平交易, 损坏东西照价赔偿,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在甘南人民的心中播下了信赖的种子, 成为甘南人民的佳话, 是开展法纪教育最好的史料和最生动的事例。其能激发游客树立法治观念, 遵纪守法。

8.2.6 反和演变的基地

红军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为了打败国民党反动派, 为了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 抛头颅、洒热血、不怕牺牲、不怕苦难、英勇斗争、不屈不挠, 进行了艰苦的斗争, 进行了史无前例的长征, 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红军战斗的足迹和革命斗争的遗迹, 终于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换来了今天的美好生活, 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开发红军长征旅游资源, 有利于巩固国防, 有利于民族团结, 有利于社会稳定, 有利于振兴民族经济。

参考文献

[1]王文浩.论甘南旅游资源开发[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4.

[2]王文浩.甘南旅游地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3]段文斌, 闫颖慧, 张春花, 等.甘南州旅游业综合竞争力评价及预测分析[J].生态经济, 2011 (1) :189.

[4]王文浩.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问题成因分析及改善对策[J].生态经济, 2009 (2) :377.

[5]王文浩.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湿地保护与修复思路[J].生态经济, 2011 (1)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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