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监人员调离现象警示了什么

安监人员调离现象警示了什么（通用3篇）

篇1：安监人员调离现象警示了什么

安监人员调离现象警示了什么

2016年第4期《劳动保护》发表《警惕安监系统人员调离现象》一文之后，引起安全生产领域的极大关注，无论是各地安监部门人员，还是企业的安技部门人员，纷纷通过易安网或劳动保护杂志微信公众号传媒平台，就当前这一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及警示发表评论。

为什么想调离

风险大责任重

“大元帅”说，我从2002年开始从事安全工作，到今年4月份已13年了。从事安全工作令人感到责任重大而风险极高，既得罪人，有时还得不到领导认可，真是“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社会上流传的“安全工作开起会来重要、散了会后次要、到了实际工作中不要”，正是当前一线安全工作的真实写照。在工作实践中，只有领导支持你，安全工作才能干好。所以说，安全工作能否干好，关键在于领导是否重安全工作。

“军军”说，基层乡镇安监人员责任重大，工作量大面宽；没有权力，只有责任；没有待遇，只有任务；工作越多，个人出的油钱越多。这么大区域的安全生产监管工作量，不是一两个人能完成的，无奈之下甚至只能祈求老天保平安，祈求千万不要出事故！

待遇低晋升难

“梁永正”说，基层安监部门工作经费不足，人员待遇低等诸多问题均解决不了，而一旦出事故，基层安监人员就是“替罪羊”。所以一些基层安监人员调侃说，想调离安监岗位，是在“风险防范”。

“半称心”说，我们这边的乡镇基层安监员连津贴都得不到，还说是事业编制。

“老赵”说，安全生产干部不仅很难有晋升机会，而且很多事故的发生牵扯到资金投入等难以解决的问题，只要进行生产活动，就可能存在风险，现在追责是无条件的，安全生产很难搞。

“常青”说，“调离现象”何止是仅仅发生在各地基层安监部门，在企业中也同样存在这一现象。安全责任大，在企业经营机制中还是注重效益，安全人员工资低不被重视。很难搞好安全工作。

“老头儿”也认为企业安全工作很难干。一是老板根本不重视安全管理工作，所谓的安全基本上是安全工作人员造的假，为了混饭吃，没办法。二是安全管理人员工资低，仅为生产工人的1/3。三是问责，一旦出点事故上级就找，就批评安技干部。

问责严界定难

“龙行天下”说，现在安监人员工作太难干了，问责时不管你是不是努力工作，是否尽职尽责而一味追究。安监人员没有任何待遇，责任还很大！

“王祥悦”说，就当前的舆论导向看，出了事故安监部门尽职要追责，不尽职也要追责，尽职也不免责，有谁敢继续干下去？

“Hunter”说，我们这里的高层领导津津乐道的一句话是“功不抵过，过不可赦”，还有常挂在嘴边的“隐患就是事故”，把我们安监人责任定的死死的。但安全生产是科学化、系统化的，不是靠搞运动喊口号就能抓好的。等到懂安监爱安监的人都因怕被追责而离开安监队伍时，伤害的不仅是安监队伍，更有可能是整个安全生产事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希望编辑保留我的评论，这是基层安监队伍的心声！

“相知轩”说，如果查处违章、预防事故是一场战争，对安监人员的无限责任追究，打击的就不是敌人而是战士，伤害的是一支队伍。安监人面对责任追究不是害怕，更多的是伤心。事故追责目的是惩戒，更应是明确责任，而责任推定无标准，盲目追责令工作人员不知道如何干。

警示了什么

今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时期，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时期，是实现安全生产状况稳定可控的攻坚时期。安全生产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是保障实现“十三五”规划的先决条件，而近一时期以来接连发生的一系列重特大事故，加之出现的安监系统人员调离现象，究竟警示了什么？

警示之一：要重视改革与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设定了在2020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表，并成立了以总书记为组长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三中全会之后，“全面深化改革”已成为各项工作的重心，改革目标更为系统和全面，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方案不断推出，改革的速度在顶层设计上加快。我国市场经济发育尚不完善，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的困惑与难题，也应通过顶层设计，通过改革与创新来解决。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杨焕宁在2016年初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也指出：“进一步强化安全发展理念和红线意识，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完善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为抓手，以严格监管执法、强化风险防控、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基础建设和全社会安全宣传教育为保障，振奋精神、改进作风、奋力拼搏，推动事故总量和死亡人数继续下降，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频发势头，着力提升全社会整体本质安全水平，确保‘十三五’安全生产开好局、起好步。”

警示之二：要抓住依法治安这条主线。全面推进依法治安，是在安全生产领域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也是贯穿“十三五”时期安全生产工作的一条主线。全面推行依法治安，须充分考虑到深化改革的现实需要。总书记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 安全生产工作也应将这两方面的工作紧密结合、共同推动。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和政策，要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律规定，要按照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或废止。杨焕宁在2016年初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加强安全生产法治建设，深入推动《安全生产法》实施及其配套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标准制修订”“协助党委政府履行好领导责任，厘清国家和地方安全监管事权关系，建立实施安全生产巡查制度，推动安全生产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和法律法规执行到位。强化部门的监管职责，进一步明确综合监管的边界、职责和安全检查的内容与程序，推动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安全监管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全面梳理监管盲区、制度漏洞，防止失察漏管造成‘想不到’的问题发生。强力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完善细化企业岗位安全责任制，督促企业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落实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加大对违法违规问题的处罚和曝光力度。”

可喜的是2016年4月13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务院2016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国办发〔2016〕16号），将《安全生产法实施条例》（安全监管总局起草）列入了《国务院2016年立法工作计划》的“研究项目”中，但愿该条例能够早日出台，为“失职问责”“尽职免责”作出明晰的法律界定。

警示之三：要关爱基层安监干部与企业安技人员和安全员。我国《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十三五”时期要全面提高安全生产水平，实现“有效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下降30%”这一目标。要实现这一安全生产目标关键在人，尤其是基层一线的安监人员与企业的安技人员和安全员。总书记十分重视基层一线工作，关爱基层一线干部。他指出：“基层干部离群众最近，群众看我们党，首先就看基层干部。基层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关键在于提高包括基层干部在内的各级干部的能力，广大基层干部的工作能力如何，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基础性作用。”

杨焕宁今年初赴宁夏检查调研安全生产工作、看望慰问安监煤监系统基层干部时说：“基层安监煤监干部战斗在监管执法第一线，长期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十分辛苦。各级领导干部要在政治上关怀、思想上关爱、生活上关心，办好小食堂，搞好小环境，最大可能改善大家的生活工作条件，不断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

但愿各地政府部门、安监部门与企业的主要领导干部，也能关爱基层一线安监干部与企业安技人员、安全员。

编辑 边 安

篇2：安监人员调离现象警示了什么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不断上升

2009年11月16日, 在广东警方公开悬赏通缉的50个命案逃犯中, 大多数人都来自农村, 其中最小的杀人犯仅有17岁, 这一显著特征旋即在网络上引起热议。而在呼和浩特10·17越狱事件的四名囚犯中, 也都是80后, 并且有着相似的经历:来自乡下、迁徙、漂泊、父母离异、家庭变故、辍学、懵懂入世、走上不归路。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现象虽然不是新产生的, 但这几年上升的明显程度依然让社会学家们倍感担忧。有资料显示, 在北京某看守所在押的99名未成年人中, 77人属于外来流动人口。奉化检察院统计发现, 近3年的青少年涉嫌犯罪人员中, 外地户籍的分别占了61.8%、74.2%、74.8%。而来自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的调研报告显示, 农民工罪犯中九成以上在26岁以下, 近六成属于“盲目流入城市犯罪”。在“受调查人罪名分布”中, 以侵犯财产为目的犯罪比例占到81%。由于工作不稳定, 入不敷出导致他们犯罪以侵财为主。前两年, 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有关调查即显示, 新生代民工的犯罪率是当地户籍青年的三倍!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正在呈上升趋势, 成为当前城市实施抢劫行为的主要群体, 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并可能会在未来城市犯罪中占有越来越高的比例。

再看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的出身, 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 广州监狱中近80%的年轻囚犯都曾在成长阶段被进城务工的父母留在农村, 被称为“留守儿童”。还有一部分人虽然在城市出生, 但户籍仍在农村, 可是在事实上却又与传统的农业、农村、农民相脱离, 在非户籍意义上成为城市的一份子。可以说, 远离了农村环境和农业文化的这一群体既是农民, 又非农民, 他们与父辈体验了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接受着城市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但又不同于完全意义上的城市人, 被称作“处于城市化进程与城乡分割体制的矛盾之中的城市边缘人群”。

他们是一个真正被忽视了的弱势群体, 既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 又无法享受父母的关心和爱护, 在他们心理塑造的关键时期, 教育缺失、意识观念的不成熟和社会不公平的存在, 必然使他们容易产生偏激的观念和过激行为。一旦遭遇失业或其他经济困难, 往往就铤而走险。

“无根的一代”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 指的是1980年以后出生并在城镇务工的青年农民工。他们中的多数在农村出生和长大, 但从未务过农, 小学、中学毕业后直接进城打工, 但在实质上又不属于城市人。他们的共同点是既不能彻底融入城镇, 又无法返回农村, 所以也被称为“无根的一代”。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不断上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 根源在于目前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及其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对该群体产生的不公正待遇。有专家指出, “犯罪是社会管理的成本, 社会管理不善, 成本就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是农民工深层次的“衍生”问题, 作为城市结构的新生组成部分, 他们却不能摆脱与生俱来的不平等枷锁, 父辈的农民工身份几乎是“理所当然”地延续到了第二代, 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长期以来, 流入地政府由于种种现实原因不接收或限制农民工子女入学, 无法彻底解决流动人口的义务教育问题。况且, 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较低, 很难负担一家人在城市租房生活的开支, 子女往往只能送回老家。家庭教育是每个人一生中不可缺少的启蒙教育, 健全而有效的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健康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留守儿童们在人生的关键过程缺失必要的家庭教育与社会驯化, 没有形成基本的道德、伦理意识。当生活顺利时, 他们可能只是自私自利;当生活不顺利时, 则可能胆大妄为, 不加思索地从事犯罪活动。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在家庭教育方面存在着问题, 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像父母那样, 不一定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往往又不满于现状。与父辈不同的是, “第二代”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 从小就出生并生活在城市或城郊, 他们对城市生活较为向往, 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但在现实生活中, 他们却或多或少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排斥与歧视, 各种应得的利益被无情剥夺, 生存和精神的压力让他们感到这个社会不公, 从而形成压抑、烦闷、消极厌世的社会心理, 产生不满情绪。

客观地看, 他们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 也不是正宗的城市人。即使工作、生活在某个城市, 他们的根仍不在这个城市, 而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 是现实社会的一个边缘阶层。找不到满意的工作, 他们也不会返回家乡, 而是继续在不同的城市、工厂中寻找机会。他们既游离于农村社会体系之外, 也游离于城市社会体系之外, 很容易成为社会游民, 继而走上犯罪道路。

对此, 贵州师范大学一位心理学教授表示, 贫困不会产生犯罪, 但因贫困产生的不满则可能引发犯罪。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逐渐长大后, 诸多现实问题的存在, 会让他们感觉城市社会并不“接纳”他们, 并产生出一种强烈不公平的感觉, 导致自卑、怨恨等不良心理。而他们急切想在城市站稳脚跟的想法却极易诱使他们步入歧途, 走上犯罪的道路。所以, 社会要注意解决好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 同时还要解决好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社会保障问题。

须建长效防范机制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现象不断上升的趋势, 业内专家表示, 与父辈相比, 农民工“第二代”这一群体的民主和平等意识已经觉醒。他们中的许多人意识到, 城乡二元分割制度特别是户籍制度对自己是不公平的, 因此, 他们对城市市民有一种天然的抵触感。而城市由于多年来对农民工存在偏见, 在管理模式上没有实行民本化管理, 而是习惯于“防范式”、“戒备式”, 甚至对他们一味排斥和歧视, 并想方设法把他们赶走, 这样双方都容易产生对立情绪。对此, 有很多人认为只要取消农业户口, 出台制定一部统一的户籍法, 相关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太元教授认为, “有些人想当然地以为靠一部户籍法就能解决所有与户籍有关的社会问题, 这是不可能的。”他说, 只有先解决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公平、发展、稳定等社会问题, 才能水到渠成地出台一部统一的户籍法。

而就当前来看, 最主要的是应该建立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 这是防治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最有效途径。对广大农民工来说, 普遍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险。其中最重要的社会保险就是工伤险和医疗险, 此外还有失业救济。农民工受工伤或者患病尤其是大病不仅造成身体伤害, 而且会失去工作, 从而失去经济来源, 陷于贫困。这样不仅自己有可能铤而走险, 也直接影响其家庭、子女的发展。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 父辈拥有了社会保障之后, 他们对城市也将产生一定的归属感, 如果在此基础上给予他们一定的市民待遇, 无疑更会增强他们对城市和社会的认同感, 这是预防农民工犯罪的根本途径。

其次, 政府应不断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与培训工作。有学者提出, 职业教育和培训是解决农民工受教育问题的主要途径和手段, 包括上岗培训、知识培训、技能培训等的比重应该逐渐增加。在教育资源上, 可以整合义务教育、成人教育、社区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机制和成本资源, 创办各种形式的民工学校, 并把民工学校纳入政府管理。中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过亿, 因此光靠政府的努力还只能是杯水车薪。企业和用人单位也可以考虑拿出部分资金作为培训经费, 磨刀不误砍柴功, 这样对企业的长远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同时也可以让具有一定学习基础的民工通过半工半读的形式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补偿和专业技术职能培训。我们相信, 知识和技能的获取, 可以培养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正确的价值取向, 从而可以避免他们产生对社会认识的偏差, 进而减少犯罪的发生。

此外, 有专家提出应设立专门的少年法庭, 完善少年司法制度, 许多新生代农民工违法犯罪的年龄较小, 属于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 应该建立与成年人不同的司法制度。少年法庭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依照“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寓教于审、惩教结合”的方针进行审判, 对少年犯有较好的教育意义。此外, 还应加强对网络、文化市场的监管力度, 优化网络、文化市场环境, 并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 净化其周围的文化和社会环境。

篇3：“民工荒”现象在警示什么

近来有关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出现“民工荒”现象的消息频见报端，尤其是作为我国民工输入大省的广东、福建、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许多企业雇主们更是苦恼于招工困难和熟练工人流失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也开始担忧，企业开工不足难免要制约当地经济的发展。

针对这一现象，不少专家分析了其中原因，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三种：一是今年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向好，企业投资力度加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正处于扩张阶段；二是多年来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生存环境并没有改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已经影响到农民工的积极性和信心；三是国家扶持“三农”的政策初显成效，某些地区的农民外出务工的比例开始下降。从背景环境来说，以上三种原因都不同程度地促成了“民工荒”现象的产生。

不过，笔者更为担心的是，当前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短缺还仅是表层现象，“民工荒”背后隐藏的深刻矛盾和问题更值得我们警惕。

“劳动力成本优势”还能依赖多久？

在没有价格管制的条件下，价格杠杆会自动调节资源供求关系。反过来说，市场已经发出劳动力缺失的信号，如果价格杠杆发生作用了，“民工荒”现象就不会存在。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企业一方面抱怨民工难招，一方面却没有在提高民工待遇上做出让步。

也许是前些年层层迭起的“民工潮”过于溺爱了我们的一些企业雇主，厂区门前长长的民工应聘队伍让他们一直坚定地认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然而，尽管当前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仍然是供大于求，也即便当前出现的“民工荒”是短暂的、局部的，但也足以证明所谓的“无限供给”泡影在开始破灭。既然供给不再“无限”，那劳动力对低薪的承受也就不会“无限”，提高工资、改善待遇，已经不仅仅是社会舆论的道义诉求，也是企业决策中必须考虑的市场因素。

只是，雇主们现在还没有或者还不愿意从昨日的梦中醒来。

在此同时，长期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判断，可能已经导致企业和地方政府对劳动力成本优势的过度依赖，而忽视或延迟了对产品创新、技术升级的关注和引导。

实际上，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往往会导致资本的短视化和劣质性。而此类劣质资本在短期内纵使能支撑地方经济的繁荣，却缺乏可持续增长潜力和市场应变能力。

这一波“民工荒”也许不难度过，但这些企业能否适应工人工资成本的上升，而继续保持原有的市场竞争力？而且，时至今日，中国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已逐步显示出它的疲态，包括印度、越南在内的不少东南亚国家正在以更低的劳动力价格吸引着外来投资。

中国的这些企业需要反思：我们除了劳动力成本，还有其它竞争力吗？

拿珠三角存在的许多加工和组装型电子企业来说，大多数工厂技术门槛并不高，主要核心部件都依靠外采。企业获得的订单可能已经转了好几回，基本上处于整个产品价值链的最低端。这种工厂流行的一种说法：“赚的就是人工的钱。”换句话说，企业完全是依赖于工人低工资才得以存在的。有企业主坦言，涨工资就意味着企业无利可图。这就让我们难免担心：一旦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现实的趋势，一些企业可能就不复存在了。

“民工荒”仅仅是企业的问题？

尽管企业给予民工的工资待遇总体上没有较大变化，但对于内地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说，外出务工对他们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何况今天农村还积压着上亿的剩余劳动力，他们必须为自己的生计寻找出路。而事实上，今年农民外出务工的数量并没有减少。

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所提供的统计数据，2003年11月底全国外出务工农民达到9800万人，并且这个数字一直以5％的增幅稳步增长。另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2004年6月份统计的村一级调查结果，今年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同比增长3.8％，和往年相比保持了平稳增长。这种情况下，为何东南沿海地区还会出现缺工现象呢？这里有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劳动力用工市场不成熟、用工需求信息传递的滞后，促成了“民工荒”的突发性。当宏观经济出现波动影响到劳动力需求量的变化时，劳动力市场无法及时、准确地传递这种信息，由此造成短期内农村劳动力供给过剩和企业招工需求未能满足的双重矛盾并存。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当前的“民工荒”仅仅是一种短期的假象。

有例为证，“全国百强县”晋江，其主导产业包括纺织服装、制鞋、陶瓷建材、塑料玩具、食品饮料等，而这些产业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据悉，2003年由这些产业给该市带来的产值增长高达30％。而流入人口的增长比例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加之信息传递的滞缓，出现民工短缺现象也就很自然了。

当前的“民工荒”主要发生在局部地区，反映了我国民工就业环境的地区差异和地区间发展的不协调，容易造成“民工流”的较大波动。

资料显示，在珠三角地区发生“民工荒”的同时，以上海为主的长三角地区劳动力供给却较为充足。导致这种反差除了与长三角地区呈现的加速增长势头有关外，该区域民工就业环境的改善是吸引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上海等地区积极推进了一些民工保障措施，如民工保险、民工子女就学等与民工就业紧密相关的政策率先出台。另外，在2004年最新公布的城市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中，广东大部分地区已经落后于长三角。以最发达的深圳地区为例，特区内今年最低工资标准为610元／月，而处在长三角低发达水平的南京地区，今年最低工资标准为一类地区620元，在11年中进行过13次调整的上海市2004年7月1日发布的统一最低工资标准是635元。长三角地区民工就业保障水平的赶超促进了民工的区际转移，或者说，珠三角的“民工荒”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地区就业环境和政策竞争的结果。

“民工荒”还会持续吗？

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下和政府的干预下，“民工荒”问题确实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近期泛珠三角九省区和港澳政府（即“9＋2”）在广州签订的《泛珠三角九省区劳务合作协议》，标志着泛珠三角区域劳务合作工程开始启动，相信对于调节合作区域内的劳动力供需矛盾会有所裨益。但我们所要强调的是，当前发生的“民工荒”即便是暂时的、局部的，但所隐含的结构性、制度性问题却是长期性的，这些问题不解决，“民工荒”还可能持续发生，并在更大区域内扩散开来。

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在总量上仍然过剩，但这次的“民工荒”却暴露了我国劳动力供给方面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据反映，广东省的200万技工缺口尽管不全是岗位空缺，却的确有不少于200万的职位没有满足用工者的要求，因而技工以低代中、以中代高的现象非常普遍，中高级技工缺口非常严重。过去，我国的技能培训一直针对城市劳动人口，但当前我国的产业劳动力已经从城市人群置换为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中大部分文化程度低，极少接触专门的职业技能教育。一方面，这部分人群在城市过多地拥挤在技能含量要求较低的脏、重、高危行业工种内，民工的收入水平也难以提高；另一方面，企业最为稀缺的技术工人时常无法满足，此次“民工荒”中让企业雇主们最为头疼的也就是熟练技术工人的空缺和流失。

客观地说，在我国农村地区目前也具备一定的职业教育机构，但这些机构普遍存在着教育对象普及面窄、施教手段落后、技术适用性不强以及市场信息不灵便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我国广大农村是难以短期内解决的。因此，“民工荒”将来可能会更突出地表现为“技工荒”，熟练技术工人的缺乏将在一定程度上较长时期地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