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争议案件起诉状

劳动争议案件起诉状（精选8篇）

篇1：劳动争议案件起诉状

原告：王××，男，45岁，原××公司职工， 住××省××市××镇××号。电话：××××××。 被告：××公司 住所地：×××市××区

法定代表人：××，男，48岁，职务：董事长，联系电话：×××××× 案由：×××劳动争议

原告不服×××市××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劳仲字〔 〕第××号裁决书，特向贵院提起诉讼。

请求事项：

诉讼理由及事实如下：

此致 ×××人民法院

具状人：(签章) 年 月 日 附：1.副本_____________份; 2.物证_____________件; 2.

书证_____________件。 说 明

1.本文书是为指导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劳动争议起诉，供原告使用的。

2.原告应用钢笔、毛笔书写或印制。起诉状由正本和副本组成，副本份数应按被告人数提交，由人民法院送达被告。

3.请求事项是指起诉要达到的目的和要求，用简短文字写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劳动法律关系或权益，原告在这种争议中的要求和请求人民法院解决的事项。在写明诉讼请求事项时，必须明确每个案件的诉讼目的。

4.事实和理由。事实方面主要叙述民事权益纠纷形成的事实。证据方面应当充分列述。理由方面，主要依据民事权益争执的事实和证据，概括地分析其纠纷的性质、危害、结果及责任，同时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法律条文，以论证其请求事项的合理性。

5.结尾要分两行写明民事诉讼状所提交的人民法院名称。其右下方由具状人签名并盖章。具状年、月、日。

6.写明本状副本若干件;物证若干件;书证若干件

7.事实与理由部分应注意将证据、证人的详细情况写明。该部分空格不够用时，可用同样大小纸续加中页。

篇2：劳动争议案件起诉状

住所地：××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 ××有限公司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原审被告：××有限公司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区人民法院××第××号民事判决，现依法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一、请求二审法院变更上海市××区人民法院××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xxxx年11月15日至xxxx年11月30日的节假日加班工资2125元;

二、请求二审法院变更该判决第二项为：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4350元;

三、请求二审法院变更该判决第三项为：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xxxx年11月30日至xxxx年10月30日的夜班津贴7190元;

四、请求二审法院变更该判决第四项为：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办理退工手续;

五、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其他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事实和理由：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因而做出了错误的判决，具体阐述如下：

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上海××有限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期间为xxxx年12月1日至xxxx年11月30日。”该认定与事实完全不符，应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期间为xxxx年11月15日至xxxx年11月30日。”

(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是事实劳动关系，但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上诉人应支付双倍工资。

1、xxxx年12月1日至xxxx年11月30日期限的聘用协议系被上诉人强迫上诉人所签订的空白合同，应属无效。

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原告(上诉人)是与××公司(被上诉人)，还是与××公司(原审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其一，原告与××公司签订有xxxx年12月1日至xxxx年11月30日的聘用协议，约定原告在幕墙车间部门工作，原告实际在××公司××分公司营业场所处担任门卫。”

从中不难看出，原审法院已经确定上诉人的实际工作地点为被上诉人××分公司，工作内容为门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建立事实劳动关系一目了然。而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系关联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其任意编造空白聘用协议，谎称应付上级检查，强迫上诉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签字，以达到少支付赔偿金的目的。事实上，上诉人从未离开被上诉人南汇分公司，且一直以门卫工作为生，从未从事任何车间部门工作，也根本不知道原审被告这一公司的存在，可见，被上诉人所杜撰聘用协议漏洞百出，完全系伪造，原审法院却认定有效，显然错误。

2、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出不再续聘通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系事实劳动关系。

(1)不再续聘通知可以证明事实劳动关系。

原审法院认定“其二，××公司(原审被告)持有为原告(上诉人)发放劳动报酬、对原告进行日常管理的凭据，如工资单、门卫值班表等，并为原告办理了离职交接手续。”

实际上，从被上诉人xxxx年10月29日所出具的不再续聘通知可以清楚看出，是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办理的离职交接手续，而非原审被告办理的离职交接手续。之后，被上诉人发现有漏洞，又杜撰出授权委托书，用尽伎俩，想继续蒙混过关。事实上，对上诉人进行日常管理的凭据，如工资单、门卫值班表等皆为被上诉人，而非原审被告，原审法院在未对相应原件进行核实的情形下，就作出认定，显然错误。

(2)车辆进出登记表可以证明事实劳动关系。

原审法院认定“其三，原告(上诉人)提供的人员车辆进出登记表的抬头虽打印有××公司(被上诉人)字样，但无××公司人员签字或盖章。xxxx年10月29日的不再续聘通知确由××公司所发，但实际上原告并未与××公司签订过协议，当然不存在协议即将届满、不再续订的问题。”

从常理来说，门卫人员对人员车辆进出进行登记是其职责所在，也是其能够提供的少数凭证之一。上诉人所提供的车辆进出登记表抬头打印有被上诉人字样，加之其一直在被上诉人××分公司工作，完全能够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有事实劳动关系，而原审法院以其没有被上诉人人员签字或盖章为由不予认可，则完全是勉为其难，试想，有哪家公司会在门卫进出登记表上签字或盖章呢?!

另外，原审法院认定xxxx年10月29日的不再续聘通知确由被上诉人所发，实际上是认可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有事实劳动关系，但之后又以双方未签订过协议为由否认双方存有劳动关系，显然，这种认定前后矛盾。

(二)上诉人在被上诉人的实际工作期间为xxxx年11月15日至xxxx年11月30日。

原审法院认定“其四，原告(上诉人)称劳动关系起始于xxxx年11月15日，但提供的案外人××的仲裁裁决书并未载有相关内容……综合上述意见，本院认定原告与××公司(原审被告)存在劳动关系，期间为xxxx年12月1日至xxxx年11月30日。”

实际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关系起始于xxxx年11月15日，这可以从上海市××区地方税务局提供的关于申请人的“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予以确定，从xxxx年12月至xxxx年1月的扣缴义务人为被上诉人委托的原审被告，而从xxxx年2月至xxxx年10月的扣缴义务人又变成被上诉人，由于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系关联公司，这种情况就不足为怪了，而原审法院未经调查，就主观判定上诉人的劳动期间，显然错误。

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每月上班时间与法定工作时间基本相当，故上诉人要求支付加班工资依据不足，对法定节假日的工资差额不予支持，上诉人一直上夜晚或深夜班，不符合支付高温的条件，且不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该认定不符合相关事实与法律，应认定“被上诉人支付延时、节假日的加班工资，支付高温费及未休年休假工资。”

(一)被申请人应支付延时和节假日的加班工资。

原审法院认定“原告(上诉人)实际每做两周夜班(做12小时、休36小时，晚六点半至次日早六点半)后，做一周深夜班(连续七天，晚十一点到次日早五点)综合计算后，原告每月上班时间与法定工作时间基本相当，故原告要求支付加班工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中秋和国庆工资差额……本院不予支持。”

从中不难看出，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每天实际工作12个小时是予以认可的，这样，上诉人一个月需要工作15天，上诉人每月的工作时间应为180个小时，超过正常每月16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20个小时。而根据门卫的工作性质，节假日别人休息，却正是门卫需要坚守岗位的时间，虽然被上诉人支付了部分加班工资，但与上诉人理应取得的延时和节假日工资相比，仍有巨大差距。故，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显然错误。

(二)被申请人应支付高温费。

原审法院认定“原告(上诉人)一直上夜晚或深夜班，不符合支付高温的条件，故原告要求支付高温费依据不足。”

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本市企业高温季节津贴标准的.通知》第一条规定“企业每年6月至9月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露天工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不含33℃)，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季节津贴。”可见，只要用人单位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不含33℃)，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季节津贴。而原审法院却以上诉人上夜晚班或深夜班为由，不支持上诉人的高温费诉请，显然属适用法律错误。

(三)被申请人应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

原审法院认定“原告(上诉人)xxxx年9月部分天数和11月整月未出勤，××公司(原审被告)正常发放工资，故应视为原告休了相应的带薪年休假，现再要求xxxx年度的未休年休假工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但事实是，上诉人xxxx年9月份并未缺勤，而被上诉人xxxx年10月29日所出具的不再续聘通知显示，至xxxx年11月30日，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上诉人就是想上班，也无处可上。至于被上诉人正常发放工资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与xxxx年度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无任何关系，更不能视为上诉人休了相应的带薪年休假，故，原审法院的认定显然错误。

三、原审法院认定“因欠缴、拒缴等发生的争议，系征收与交纳之间的纠纷，属于行政管理的范围。”该认定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应认定“因社会保险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并对相应社保诉请作出处理。”

原审法院认定“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交纳社会保险，但因欠缴、拒缴等发生的争议，系征收与交纳之间的纠纷，属于行政管理的范围，应当由社保管理部门解决和处理，故原告(上诉人)要求茂利幕墙公司(原审被告)补缴城镇社会保险的请求，本院不作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适用本法：……(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显然，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完全应该属原审法院的处理范围。

但根据《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一)认为经办机构未依法为其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变更或者注销手续的;(二)认为经办机构未按规定审核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从中不难看出只有保险等经办机构具体行为侵犯了公民利益，才属行政管理的范围，故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显然不当。

综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事实劳动关系确凿无疑，期间为xxxx年11月15日至xxxx年11月30日;被上诉人有诸多违规行为，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合法、合情、合理，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并支持上诉人的全部上诉请求，以切实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上海市第××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篇3：劳动争议案件起诉状

一、现场勘查不够深入仔细

偏重中心现场的勘查, 而忽视了现场中心外围的周边环境的勘查。如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小董镇蓝某易故意杀人案, 对刀的来源、衣服的来源, 反侦查的书籍是否存在?这些应该是现场勘查所需要勘查的重点。偏重于抛尸现场的勘查, 忽视了作案现场的勘查。尽管事过境迁了, 也要勘查, 毕竟地理环境、位置这些对突破案件仍然起到关键性作用。还有现场勘查的程序不规范。最常见的是没有见证人, 或者见证人没有全部参加或事后参与, 其实从一开始就应有证人在现场见证, 在场见证证实这是对案件有帮助的。对现场勘查往往把目击证人的证言放在了现场勘查上。比如凶器的发现。对作案凶器如果不是在作案现场发现的, 就很少对发现作案凶器的现场进行勘查。对现场证据固定不及时, 尤其是物证。如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曾某涉嫌故意杀人案。该案没有提取到相关血迹进行DNA鉴定, 现场鞋印没有提取, 作案凶器没有鉴定、用来盖头部的塑料袋没有注意提取到, 作案凶器来源不明, 就认定犯罪嫌疑人是曾某是不妥的。

二、证人证言收集与证明力不足

侦查机关个别办案人员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业务素质, 对案件的突破能力和证据的收集能力有限, 在侦查案件中忽视了证据审查。在证人与证人之间的证言、证人与被害人的陈述之间、证人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之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被害人的陈述之间等存在的问题、矛盾没有得到合理排除。又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曾某涉嫌故意杀人案中, 证人蔡某说陆某新对其说凶手头套一只黑色塑料袋、上衣是一件红色衫、下穿一条黑色裤, 着一双黑色皮鞋。而该案另一证人陆某才证言说其离正在行凶的凶手最近距离约10米, 看见凶手头戴黑色不知是帽还是塑料袋, 下巴打个结, 衫是一件淡红色的不知是长袖还短补袖的, 裤子是灰黑色的, 脚穿的不知是什么鞋子。死者临死前对陆某新说凶手头戴一顶黑色的帽, 头顶突出一尖角, 打结在下巴, 穿红衫。由此可见三人对凶手的穿着所说并不一致。而犯罪嫌疑人曾某被民警抓获时, 并没有对犯罪嫌疑人被抓获时的衣着穿戴及所携带物品作详细叙述, 也没有其被抓获时的照片, 如何证明犯罪嫌疑人曾某便是证人所描述的犯罪嫌疑人。

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及辩解相互矛盾时有发生

侦查机关往往只注重收集对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 对无罪的供述及辩解没有加以收集。对犯罪嫌疑人讯问过于简单, 尤其第一次问话时, 侦查人员只停留在浅层面。尤其表现在共同犯罪案件中, 犯罪的主观目的、犯罪时间、地点、作案经过、手段、犯罪所处的地位、赃物的形状、数量、去向、用途缺乏体现出来。犯罪嫌疑人讯问笔录缺乏真实性。比如一些案件笔录上喜欢留空格或带有括号, 经查某某绰号是某某人, 使其真实受到质疑、经不住推敲影响诉讼效力。还有犯罪嫌疑人在供与证之间存在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 如曾某涉嫌故意杀人案中犯罪嫌疑人曾某第一次在讯问时笔录为:“当我行到屯良新圩往那步方向几百米的路上见到堂弟曾某正往那步方向走过来, 我趁他走过时不注意就马上将事先买好的黑色塑料袋套在头上持刀追上朝他背部连捅几刀, 他倒地后又朝他后颈部连砍两刀。”而其在第二次讯问笔录则为:我步行回村走到半路时迎面见到堂弟曾某从村步行出来, 他从我身边走过之后, 我就用塑料袋戴在头上就追上去掏刀朝他胸部、背部、头部乱捅乱砍。犯罪嫌疑人曾某在对被害人杀害过程的讲述前后不一致, 两次口供所说伤人的动作和部位有明显矛盾, 证据证明力显然不强。

四、办理群体性案件缺乏组织

侦查机关对团伙案件缺乏组织、指挥收集案件材料及固定证据的核心枢纽, 办案人员各自为战, 致使很多半成品的案件流入呈捕环节, 造成因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而不能够批捕。群体性案件往涉案人员较多, 证据基本是证人证言和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 该类案件如果在第一次收集的证据材料不扎实, 以后想要补充材料就很难的。如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犯罪嫌疑人周某等四人涉嫌故意伤害案。本案嫌疑人周性族人因与邻村裴性族人多年积怨, 最后导致矛盾激化发生群殴流血事件。由于该案涉案人员多, 侦查机关在进行侦查时没有时确的侦查方向, 既没有突破犯罪嫌疑人的主犯是谁, 双方为首者也没有归案, 证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是否达成攻守同盟?谁参与动手打人?各人当中作用如何?这些均没相关证据证实或印证。再则双方人员对斗殴具体情况也都说不清楚, 被害人的伤是谁造成的甚至连其本人也不清楚, 办案人员也没有对其进行组织辨认, 双方的作案凶具也没有提取到归案。最后致使该案所呈捕的四名嫌疑人因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而不捕。

五、笔录制作不规范

讯问笔录出现缺陷, 讯问人不签名, 没有表明侦查人员的身份, 讯问人在同一时间出现问话笔录重叠。这两个问题是在侦查机关制作笔录过程中经常存在的问题。有些笔录讯问人甚至只相隔二十分钟, 如以前办理的某件案中, 侦查人员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小董镇对证人录有一份笔录材料, 但相隔不到二十分钟, 又到钦州市牛头湾对另一证人作了一份笔录材料, 这样的证据材料明显存在问题, 采信力较低, 属于非法证据, 不可能作指控犯罪的证据使用。还有, 证人证言与辨认笔录存在矛盾, 缺乏真实性。如大寺镇大寺中心市场曾某兰、郭某玲抢劫案, 某个证人的笔录说一开始就被打昏跌倒地上, 醒来时已在医院了, 但在辨认笔录上却通过辨认就知道是某某人抢的, 而且非常肯定。这样情况可能吗?既然一开始都被打昏跌倒地上, 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他是不会亲眼见到, 这样的辨认笔录具有真实性吗?可想而知笔录制作过程中存在失实不言而明。

六、办案当中对案件定性不准确

如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曾某兰、郭某玲涉嫌抢劫一案。2010年11月12日上午, 广西华达建设有限公司工人对大寺中心市场复工, 犯罪嫌疑人曾某兰、郭某玲与其同村的群众一起到施工工地阻止工人施工, 后来发生与彭某、李某二人撕扯、扭打。后来彭某发现其戴在脖子上的一条金项链不见了、李诺也不见了一台手机。在审查该案中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一) 犯罪嫌疑人是否有抢劫犯意?共同犯的犯意分为事前、事中、事后, 个案犯罪的犯意只有事前或临时起意。 (二) 如果讲本案的犯意是临时起意, 那么客观上她们采用了什么手段? (三) 证人证言与被害人的陈述缺乏客观、真实性, 被害人被抢了什么?要在他人提醒下才发觉, 这样的抢劫有可能吗? (四) 被抢物品是否存在不清楚。 (五) 辨认笔录欠妥, 虽有证人的笔录一开始说就被打昏跌倒地上, 醒来时已在医院了, 但在辨认笔录上却通过辨认就认定是某某人抢的, 不合常理。存在这五方面问题, 仍然将该案定性为抢劫案, 实为不妥。

七、对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不捕的案件重视不够

对于因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不捕的案件检察机关都会附有详细补充侦查提纲, 要求侦查机关按补充侦查提纲进行补充侦查完毕后达到符合逮捕条件的重新向检察院呈捕, 但侦查机关对此类补充侦查案件重视不够, 也没有专人去负责管理和监督落实。既没有去认真补查、作办案说明了事, 即使作补查但有些案件亦达不到效果, 或草草了事, 达不到对证据进行补足、补强的目的, 又没有按规定写出补充侦查报告。目前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检察院所办理的退查案件都没有写补充侦查报告, 而且在21人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捕的案件中, 只有3人做到补充侦查并重新呈捕。笔者认为, 侦查机关应以逮捕数、起诉数及判决数来衡量办理案件的质量, 而不只局限于逮捕数, 否则要想提升案件质量是很难的。

八、法律文书过于简单

篇4：妨害公务案件的审查起诉要点

[基本案情]2016年1月22日上午，某县人民法院执行庭法警熊某某、张某某（聘用人员）、吴某某及当地派出所民警徐某某等人持法院执行决定书到村民杨某某家对其执行司法拘留，在对杨某某及其家人亮明身份将杨某某带上警车的过程中，遭到刘某某（杨某某之妻）的辱骂和撕拽，杨某某的父亲躺在警车前面不让警车走，在撕扯过程中刘某某将法警张某某的警服领子拽掉并将其抓成轻微伤，杨某某被带进警车后，刘某某还强行将杨某某从警车内拉出来，杨某某被拉下警车后趁机找砖块将自己的头夯流血，最终致使对杨某某的司法拘留无法执行。

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后，杨某某的辩护律师书面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1）司法拘留的依据，即法院执行决定书合法性存在争议，故而认为公务行为缺乏合法性；（2）杨某某的自伤行为并非妨害公务罪中的威胁，不应当认定杨某某构成犯罪；（3）张某某系法院聘用人员，执法主体不适格；（4）杨某某父亲的威胁行为显著轻微，不应当认定为犯罪。

根据《刑法》第277条对妨害公务罪的规定，妨害公务罪可细化为暴力型和造成严重后果型，前者规定于《刑法》第277条第1、2、3、5款，后者规定于《刑法》第277条第4款。但是，无论针对哪种类型的妨害公务犯罪均以特定身份者执行公务之时为妨害公务行为成立的时间，并且均以公务行为的合法性为必要前提。因此，司法实践中不具备特定身份但协助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如临时聘用人员的对象资格即存疑问。另外，妨害公务行为的暴力程度如何认定；威胁的对象如何限定；审查终结后量刑建议如何考虑影响责任性和预防性的各种情节，也是司法实践中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本文认为，上述问题的解决，在审查起诉阶段，端赖于以下五个关键问题的合理把握。

一、公务行为的推定力及合法性判断

“公务”一词在现代汉语中解释为关于国家的事务；公家的事务。[1]公务行为一般指拥有公务执法权的主体行使行政职权实施的，对外具有法律意义、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公务行为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其权威性体现在公务行为的效力上。在行政法上，公务行为具有推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公务行为的拘束力和执行力自不待言，关键是公务行为的推定力在妨害公务案件的认定中具有重要作用。

公务行为的推定力一般指公务行为除有异议期要求的，一经作为便推定其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相对人必须服从接受，不能拒绝和阻碍，即便认为不当或者非法，一般只能采取事后的救济手段，而不能直接抗拒，更不能以暴力、威胁的方式妨碍公务之执行。

不言而喻，与公务行为具有推定力相对应的，在公务行为合法性的判断上亦应以行为时为准。学界关于公务行为合法性的认定有主观说、客观说和折中说。而司法实践中，对公务行为合法性异议的行为人或者辩护人一般有两种意见：一是公务行为存在瑕疵，需相关部门或者机关的认定；二是事后权威部门的认定导致当初的公务行为失去合法性依据。例如，警察对犯罪嫌疑人执行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暴力反抗，妨害了公安机关执行公务，但是经过后续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不具备作案时间，真凶另有其人。若依公务行为的推定力和行为时的合法性判断为标准，前述犯罪嫌疑人构成妨害公务罪并无异议，并且根据《刑法修正案（九）》应当从重处罚；反之若以事后查明的事实为判断标准，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

本文认为应采取公务行为具有推定力的观点，合法性判断应以行为时为标准。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有利于维护公务行为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同时也是公务行为执行力和拘束力的应有之义；二是符合妨害公务罪设置的立法目的，亦有利于司法实践操作。《刑法》设置本罪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合法的公务行为正常执行，公务行为是否合法需要结合法律实质和法律形式进行判断，这就离不开行为时的具体情况。[2]三是若以事后判断为准，将会为部分不法分子开脱罪责提供方便之门。不法分子会辩解自己当时不知道公务人员在依法执行公务或者执行公务的合法性存在争议，进而辩护人提出犯罪嫌疑人缺乏期待可能性以帮助不法分子阻却犯罪事由，这样一方面侵害国家执法公信力，损害执法权威，另一方面挫伤依法执行公务人员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管理秩序的维护。

二、“暴力”程度应与执行公务行为具有相当性

妨害公务罪中的“暴力”，一般指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体实施打击或者强制，如捆绑、殴打、伤害等。关于“暴力”的含义，有学者主张妨害公务罪中的“暴力”不仅包括直接暴力，还包括间接暴力；不仅包括有形力，还包括无形力。因为行为人实行催眠术、用酒灌醉、用药物麻醉等无形力与殴打、捆绑、拘禁等有形力一样，都有导致公务无法正常顺利进行的重大危险或者实际危害性，并且与干扰和破坏正常管理活动的危险结果之间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因此亦应视为本罪所称之“暴力”。否则，将置国家利益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并给犯罪分子逃脱罪责提供可乘之机。[3]本文对此持否定态度。

首先，该观点将我国强奸罪中的“其他手段”和抢劫罪中“其他方法”通常所指的“催眠术、用酒灌醉、用药物麻醉”等能够使被害人不知、不能反抗的手段或者方法直接套用到妨害公务罪中来。但是，我国《刑法》对暴力型妨害公务罪的表述仅限于“以暴力、威胁方法”，并无“等方法”、“其他手段”、“其他方法”的表述。

其次，刑法解释方法中的扩张解释一般应把握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对刑法规定用语的扩张解释不能超出社会公众对该词义通常所能理解的范围，否则便是泛化解释，不利于罪刑法定原则之坚持和维护；二是扩张解释应仅限于对被告人有利的，对被告人不利的扩张解释，应当十分慎重。[4]将“暴力”无限扩张解释为“软暴力”等无形力明显超出社会公众对暴力所能理解的含义，于被告人不利，显然不能被接受。

显然“暴力型”妨害公务罪对“暴力”的界定直接关乎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目前学界对“暴力”程度主要有“危险说”、“抽象危险说”和“实害说”三种观点。本文认为“暴力”的程度应当与执行公务的性质、样态等存在某种相当关系，“暴力”需达到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执行职务或明显有困难的程度，质言之，即“暴力”程度与执行公务行为具有相当性。如若不问暴力程度，认为一有暴力即成立本罪，有悖于妨害公务罪意在保护公务活动正常执行这一立法本意，使入罪太过随意。该种做法看似坚持了罪刑法定原则，实质上只是形式上的罪刑法定，同时违反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也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不利于刑罚预防目的的实现。

三、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对象应界定为公务活动

一般认为，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对象是“依法执行公务”的人员，即“有权执行相应公务”并“正在执行相应公务”的人。特定情况下，还包括“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和“国家机关中受委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事业编制人员”。[5]有学者还认为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不仅包括如前所述的人员，还包括公务活动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执行公务所必须的办公设施和用具。

但是，对于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受国家机关委托参与公务活动执行但却没有编制的临时聘用人员，能否成为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对象，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

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妨害公务罪规定于《刑法》分则第6章第1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之中，其保护的法益是公务活动的顺利进行。在日本《刑法》中，有专章（第3章针对国家职能的犯罪）规定妨害公务类犯罪，其中第1节为妨害执行公务的犯罪。其中明确规定，尽管本罪的行为对象是公务员，但其立法意图不在于着重保护公务员的身体和自由，其保护的法益最终还是公务员公务的顺利执行。[6]根据“前提法定性+刑事法定量”的刑事犯罪定罪机制，对于妨害公务罪危害本质及其行为对象的认定，同样不能仅仅拘泥于《刑法》第277条的字面规定，而是必须在准确确定该刑事法条所对应的前提法的基础上，与其前提法保持协调。[7]所以妨害公务行为之实施，不以侵犯执行公务人员的人身权利为必要前提，与之相应，对于执行公务人员人身权利以及执行公务所需物品的保护也并非妨害公务罪的前提法所致力于保护的法益。

综上，若将妨害公务罪的行为对象界定为公务行为，即可有效解决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关于前述案例临时聘用人员执法权限的问题。申言之，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刑法》第277条规定的妨害公务的行为，不论合法公务活动的具体执行者是否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人民警察身份，也不论国家安全工作任务的执行者是否隶属于国家安全机关或者公安机关，均应认定为《刑法》第277条及其前提法所共同规制的妨害公务行为，达到立案标准的，应依法以妨害公务罪论处。

四、“威胁”一般不应针对行为人

一般认为，妨害公务罪中的“威胁”，是指以杀害、伤害、毁坏财产、损坏名誉等相要挟的行为。在我国刑法界，对妨害公务罪中的“威胁”存在多种不同认识。但通说认为，所谓妨害公务罪的“威胁”，是指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人大代表和正履行职责的红十字会人员进行精神上的强制，如以杀害、伤害、毁损财产破坏等相恐吓，迫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大代表，红十字会人员无法执行职务或履行职责。[8]

然而，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管执法等领域矛盾日益加剧，司法实践中作为弱势的行为人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关甚至出现大量以“自杀、自伤、自残”的方式以达到威胁公务执行人员的目的，阻碍公务执行，引起社会关注的轰动效应。对该类“威胁”的回应关乎妨害公务罪成立与否的问题，同时涉及刑法的目的与任务。刑法理论界根据国家本位主义和人权保障立场得出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观点。基于人权保障的基本原则与我国的司法现状，本文主张否定说。

其一，我国司法实践中“威胁”一般不包括行为人针对自身的行为，将“自杀、自伤、自残”等行为视为妨害公务罪中的“威胁”不符合司法惯例。例如，行为人入户盗窃后被被害人发现，遂拿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对着被害人说：“你要抓我，我就死给你看”。被害人害怕行为人真的会自杀遂放弃抓捕，行为人成功逃脱，后被小区保安抓获。该案例如果认为行为人的行为为《刑法》第269条规定的“暴力相威胁”，行为人则构成抢劫罪，应依《刑法》第263条定罪处罚，反之行为人的行为只能构成普通的盗窃罪，适用《刑法》第264条定罪量刑。然而，我国学界和实务界将该案行为认定为盗窃罪已成共识。

其二，部分不法分子可能通过“自杀、自伤、自残”等字眼吸引媒体关注，从而造成轰动效应给相关部门施加压力，达到不法的个人目的。在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人都是麦克风、人人都是传声筒，案件事实一经媒体大量报道势必引发受众的关注和围观，进而形成公众舆论，但是公众舆论常常是情绪化、非理性的发泄，而不一定是冷静、理性的表达。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给别有用心的机构抹黑政府以可乘之机，从而影响我国国际形象和政府公信力。

其三，目前，“以自杀、自伤、自残相威胁”在我国《刑法》条文中找不到相关依据，如果以此定罪并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既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又有泛刑罚化之倾向，更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和对公民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另外，若将“自杀、自伤、自残”视为妨害公务罪中的“威胁”则违背了刑法谦抑性的价值追求。耶林曾说，“刑法如双刃之剑，用之不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绝大多数弱势群体的行为人往往是有冤要诉、有理要说，但苦于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对于这样的行为人与其动用刑罚，不如加强说服、教育，积极为行为人解决实际问题，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

五、量刑建议应正确区分各种情节

刑罚的正当化根据是报应的正当性与预防犯罪目的的合理性。其中的报应是指责任报应，亦即，犯罪人基于自己的意志选择了犯罪行为，刑罚作为对其责任的清算具有正当性。[9]犯罪的实体是不法与责任，责任报应的前提应是行为人的责任，并且由责任作为划定刑罚的上限。因此，报应刑就是责任刑。同时，基于预防犯罪目的的考量所裁量的刑罚是预防刑。在责任刑和预防刑的适用上常常存在矛盾。比如，行为人责任重大但特殊预防必要性小，或者行为人责任轻（或者罪行轻）但系累犯，司法实践中遇到类似情形，如何确定刑罚？这就是德国刑法学者所称的刑罚目的的“二律背反（Antinomie der Strafzwecke）问题”。

根据“二律背反问题”理论，与责任刑相适应的刑罚是正确确定的某个刑罚（点），在确定了与责任相适应的具体刑罚（点）之后，只能在这个点之下考虑预防犯罪的需要。[10]比如，妨害公务罪的法定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若责任刑为1年有期徒刑，那么影响行为人预防刑的各种从重、从轻处罚情节只能控制在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这一量刑区间，反之如果超出1年有期徒刑，则是对责任主义的违反。

易言之，对于妨害公务案件的量刑建议，在正确区分责任刑与预防刑的前提下，根据影响责任刑的情节裁量责任刑之后，再根据影响预防刑的各种情节，确定最终的宣告刑。故而，需要明确哪些是决定妨害公务罪责任刑的情节，哪些又是决定预防刑的情节。

（一）加重责任刑的情节必须是行为人有责的法益侵害事实

妨害公务罪设置的立法目的是保障公务活动的顺利开展，妨害公务罪侵犯的法益是正常的国家机关执法活动。所以，法益侵害事实能够表明行为人罪行轻重程度。从影响量刑的角度来说，妨害公务罪构成要件之外的法益侵害结果，能够说明行为人罪行的不法程度。例如，行为人挥舞锋利的砍刀意图阻止城管执法，因围观城管较多，导致行为人造成一名城管轻伤的后果。该轻伤结果必然增加行为人妨害公务罪的责任刑。

然而，行为人没有责任的法益侵害事实，既不能成为定罪的根据，也不能作为加重妨害公务罪责任刑的情节。例如，前例中的行为人在挥舞锋利的砍刀，意图阻止城管执法的过程中，过失造成围观的一名群众轻微伤。该轻微伤的结果不能增加行为人妨害公务罪的责任刑，只能作为预防刑裁量的情节。道理很简单，罪刑规范阻止的结果以行为人具有故意的内容为前提，只能将故意造成的结果作为增加责任刑的情节考量。

（二）执行公务活动人员的过错是减轻行为人责任刑的情节

司法实践中，部分妨害公务案件的发生是由于执行公务活动人员手段粗暴、态度蛮横，从而引发与行为人的冲突，导致行为人暴力抗法。显然，公务人员的过错，既可能导致行为人的动机值得宽恕，也可能导致行为人期待可能性减少，因而成为减少责任刑的情节。例如，行为人开车为了将病重的母亲尽快送往医院，情急之下闯了红灯被两名交警追上叫停，行为人立即下车向交警说明情况，但其中一名交警伸头看看车内说了句：“不是好好的吗，我还以为病重地要死呢”，结果导致性情暴躁行为人暴力抗拒交警执行公务。本案中引起行为人妨害公务的是公务人员的严重挑衅言论，行为人又急于将病重母亲送往医院而选择了暴力抗法，期待可能性减少（当然其动机也值得宽恕）。

当然，公务人员的过错有一定的程度差别，所以，对妨害公务罪责任刑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公务人员的轻微过错和执法上的瑕疵不影响对行为人责任刑的认定。

（三）“恶劣社会影响”不宜作为量刑情节

我国的司法实践在妨害公务罪的量刑时普遍考虑行为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并将其作为增加责任性和预防刑的情节。本文不赞同将“恶劣社会影响”作为量刑情节。

第一，“恶劣社会影响”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感情色彩极浓的概念，对这一个概念进行规范判断，显然会产生认识上的不确定性。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认定“恶劣社会影响”一般以媒体的关注、上级领导的重视为标准。如前文所述，部分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往往利用媒体的关注引导公众舆论，从而引发轰动效应，达到媒体绑架司法，影响法官对案件的裁量之目的。

第二，司法实践中所指的“恶劣社会影响”一般是指妨害公务行为造成的结果或者后果。然而，犯罪结果或者后果，并不是行为造成的任何现象，而是指行为造成的法益侵害结果。那么，就应当结合妨害公务罪的保护法益予以确定。而将“恶劣社会影响”作为妨害公务罪的量刑情节超出了该罪的保护法益，违反了刑法的法益保护目的。

第三，如果认为“恶劣社会影响”是妨害公务罪的一种法益侵害结果，那么，这种结果应当包含在构成要件结果中，因而已经被法定刑所考虑，不宜再作为加重责任刑的情节。反之，当“恶劣社会影响”不属于妨害公务罪构成要件结果时，不应当作为构成要件外的法益侵害结果来考虑。

（四）行为人此前多次妨害公务的行为只能作为影响预防刑的情节

行为人多次实施妨害公务行为，但均情节轻微，不符合追诉条件，而最后一次实施了暴力抗法的妨害公务行为，达到立案标准。如何评价行为人之前多次实施的一般妨害公务行为？之前的妨害公务行为能否作为增加责任刑的情节？对此，本文持否定态度。

首先，犯罪是指符合构成要件的不法的有罪责的行为。行为人之前的多次妨害公务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将之前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作为增加之后犯罪责任刑情节的做法并不妥当。其次，刑罚的目的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特殊预防是指防止犯罪人再犯罪。行为人之前多次实施的一般的妨害公务行为只能作为反映行为人再犯罪危险性的事实根据，是裁量预防刑的依据。

六、结语

刑法的美德是宽容。司法实践中，大量的妨害公务案件是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衍生物。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环节应当严格把关，正确认定罪与非罪，对于确有打击必要的犯罪分子应当依法提起公诉，准确打击犯罪，维护良好的社会管理秩序；对于虽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的行为人，应该按照法治精神，以保护群众利益为目的，大胆适用酌定不起诉，从而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同时，加强释法说理，积极做好矛盾化解工作，实现案结事了，充分发挥司法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的社会功能。

注释：

[1]参见《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52页。

[2]参见文晓鹏、梅象华：《论妨害公务罪之公务行为》，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3]参见赵秉志：《扰乱公共秩序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

[4]参见[法]卡斯东·斯特法尼：《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5]参见彭东：《公诉案件证据参考标准》，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401页。

[6]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各论》，王昭武、刘明祥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31页。

[7]参见田宏杰：《妨害公务罪的司法适用》，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8]参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下）》，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938页。

[9]参见[日]松原芳博：《刑法总论》，日本评论社2013年版，第2-5页。

篇5：离婚案件起诉状

被告： XX， 女， 198 年 月 号出生， 汉族， 住 联系电话：

诉讼请求： 一、请求依法判决原告与被告离婚; 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 原、被告于 200 年 月经人介绍认识，相一段时间之后于 200 年 月在 市 区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并于 200 年 12 月举 ， 行了结婚典礼。

婚后，被告经常为一些小事与原告争吵，并对原告和 原告的父母进行辱骂，后发展到身体冲突。

到 年 月，双方实 在无法共同生活，于是开始分居。

分居之后原告曾努力弥补双方的关 系，但是被告及其父母却不断对原告提出无理的要求，并数次辱骂原 告，被告还数次故意毁坏原告及亲属家的物品。

被告的行为令原告身 心俱疲，在朋友、同事间难堪、痛苦，并严重损及原告自尊、人格。

由于婚前双方缺乏了解，感情基础薄弱，双方人生观、价值观不同， 感情确已破裂，不存在复合的可能，因此，原告在此提起诉讼，请求 法院判令原告与被告离婚，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此致 XX 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 年 月 日 附：结婚证复印件 原被告身份证复印件 民事起诉状 原告王××，女，19xx 年 2 月 19 日生，汉族，住承德市双桥区北沟 小区 5 号楼 6 单元 602 室，身份证号 132628195602191450。

被告刘××，男，1969 年 10 月 25 日生，汉族，农民，住承德市承 德县双峰寺镇贾营村一组 56 号，身份证号 130821196910xxxxxx。

案由：离婚 诉讼请求： 1.要求与被告离婚; 2.由原告抚养儿子刘×; 3.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约********元，其中*******元归我所有。

4、案件受理费由双方承担(或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 原告与被告于××××年×月经人介绍相识， 于××××年×月×日 登记结婚，婚后夫妻感情一般，生育儿子刘×。

由于婚前我对被告了 解不够，草率地与其结婚，婚后发现被告经常参与赌博、娼等违法 活动，不务正业，经我多次苦心规劝，仍劣性不改。

被告婚后的所作 所为，对家庭及亲人极端不负责任，已严重伤害了夫妻感情，加之双 方性格不合，夫妻长期分居，现夫妻感情已完全、彻底破裂，夫妻关 系名存实亡。

另我们夫妻存续期间拥有夫妻共同财产约*******元。

现我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被告离婚并由我抚养儿子刘×，另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元中的*******元归我所有。

此致 ××××人民法院 起诉人：王×× ××××年×月×日 离婚起诉书范本(第二次起诉时适用) 20××年初原告提出过离婚诉讼请求，同年 3 月由贵院审理，

在(20××)第× 号民事判决书中已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因感情不和从 20××年分居至今，虽然贵院在此判 决中希望被告方能珍惜一次改善夫妻关系的机会， 但原被告的情况依旧， 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无法弥补。

为此，对已经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原告依法再次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依法判决 准予离婚。

本院受理双方离婚后经开庭审理于 年 4 月 3 日下达(2008)芙民初字第 490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双方不予离婚。

之后双方仍未和好，2008 年 7 月 16 日双方在长沙市芙蓉区民 政局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双方共同签署了离婚协议书，离婚协议书对双方的财产分配、

小 孩抚养等问题进行了约定 原、被告于 1993 年相识，并于同年九月结婚，现有小孩两个：杜振源，男，1994 年 7 月 17 日出生;杜琴，女， 年 8 月 17 日出生。

原、被告在婚后期间，由于双方婚前缺乏了解， 一直未建立良好的夫妻感情，经常因为家庭琐事而口角不断。

1998 年由于被告经常打牌， 造成家庭经济困难， 被告见家中无钱， 就到外面借高利赌， 于是原、 被告双方经常发生争吵， 被告还时常殴打原告，经村干部调解，被告仍无悔改之意。

二 00 一年被告离家出走，至今 下落不明， 既未与家里通信， 也未给小孩抚养费。

现在原、 被告两人的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 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解除原、被告两人的婚姻关系。

原、被告经人介绍相识后，于 年 12 月结婚。

婚后生育两个女儿，大女儿杨惠琳出生于 年 1 月 19 日，二女儿杨思琪出生于 年 12 月 23 日，现均随原告共同生活。

由于 婚前缺乏了解， 婚后被告好逸恶劳的恶习全都表现出来， 被告外出打工从未给家里寄过生活 费， 他没钱了还让原告从娘家借了 19000 元， 后还了 5000 元,至今还欠 14000 元。

被告于 2008 年 12 月 23 因敲诈勒索被判有期徒刑一年， 原告和孩子在家盼望被告出狱后能好好的过日 子，但被告出来后，非但不回家，还玩失踪。

原告后来托人打听到了被告的电话，打通后原 告和被告商量着说想离婚，但被告以杀死原告全家相威胁，不同意离婚。

现原、被告已无感 情可言，仍不能共同生活。

篇6：选民资格案件起诉状

原 告：（写明基本情况）

被 告：（写明基本情况）

诉 讼 请 求：确认选民资格。

事实与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起诉人：

篇7：选民资格案件起诉状

原告：（写明基本情况）

被告：（写明基本情况）

诉讼请求：确认选民资格。

事实与理由：

此致

人民法院

起诉人：

年　月　日

篇8：劳动争议案件处理模式初探

一、现行“一裁两审”模式的弊端

(一) 限制了当事人的诉权, 削弱了仲裁裁决结果的公信力。

劳动仲裁的强制前置, 规定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只有在劳动仲裁机构受理并做出实体裁决后才能实现, 损害了当事人追求诉权的权利, 限制了当事人选择解决途径的自由, 这也违背了劳动仲裁制度设立的初衷, 难以体现这一制度崇尚便捷、减轻法院诉讼压力的价值取向。同时, 这也削弱了仲裁裁决结果的公信力, 使劳动仲裁的效力受到质疑, 对仲裁的公正性缺乏信任。仲裁前置程序的存在, 让当事人把仲裁当作“走过场”来敷衍, 把希望寄托在上诉审中, 甚至为了“留一手”而隐藏证据, 更加造成法院改判率的增加, 反过来进一步降低仲裁裁决的严肃性。

(二) 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 浪费了社会司法资源。

劳动争议由于涉及劳动者安身立命的切身利益, 所以劳动仲裁制度的本身是追求“成本最小化, 效益最大化”的。但现行的“一裁两审”的模式, 仅能分流部分案件, 案情复杂、当事人争议较大的案件实际是“三审终局”, 甚至有的当事人为了拖时间, 穷尽了一切司法程序, 因此延长了案件的处理周期, 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 所以说“牺牲了程序利益并不能实现真正的实体正义”。有鉴于此, 2008年5月实施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部分案件可以“一裁终局”, 但比照民商仲裁的“一裁终局”来说, 这仅是一种过渡措施, 更有甚者为了避免“一裁终局”案件导致的矛盾聚集, 想方设法降低一裁终局率, 因此就是这部分案件的“一裁终局”也没有落到实处, 这无疑是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

另一方面, 若当事人上诉至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 则仲裁裁决完全失效, 案件回复至初始状态, 所有的证据材料要在诉讼阶段全部重新提交, 这也就是戏说的“仲裁无错案”, 有的法院甚至连劳动仲裁阶段的案卷都不调取, 而仲裁系统也不将上诉率、改判率作为自己的考核目标, 这一方面是不利于仲裁从业人员的素质提高, 另一方面极大的浪费了社会司法资源。

(三) 程序重复设置, 审限无限延长。

劳动仲裁中的当事人不一定就是劳动诉讼环节的当事人, 仲裁前置就有可能剥夺了当事人进入诉讼的诉权, 这样的案件要么撤案, 重新申请劳动仲裁;要么追加当事人, 审限中止, 等待恢复审理。无论那一种形式, 都把案件的期限延长了, 许多劳动者不能等待漫长的诉讼, 只能选择放弃较大利益与企业和解。

另外, 劳动者可能在立案初期没有穷尽劳动仲裁主张, 但在诉讼阶段追加新的诉讼请求, 如果不能并入本案审理, 则必须另行申请仲裁, 但由于前后两案存在内部联系, 因此劳动仲裁部门一般会将后案中止审理, 等待先案的终局审理结果后, 才恢复后案的审理, 而后案将继续“一裁两审”, 这就造成审限无限延长的现实问题。

以上弊端的存在, 不利于劳动者劳动权利的实现, 已经不适应新形势下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 亟待解决。

二、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模式的初步探讨

为消除现有模式的弊端, 在借鉴国外经验, 并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种模式可供我国选择。

(一) 只审不裁型

这是指劳动争议案件由专门的劳动法院或者法院内部的劳动争议庭来处理, 不存在仲裁程序, 只适用诉讼程序, 且两审终局。

这种模式借鉴了澳大利亚的经验, 它的好处是可以保障劳动者的诉权, 提高司法效率, 实现劳动争议的司法独立, 提供当事人对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的公信力, 同时也符合人们倾向于选择诉讼途径解决重大问题的偏好。但这种模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2008年以来全国劳动争议案件都呈大幅上升的态势, 仅依靠诉讼的手段不能达到高效解决劳动争议的目的, 而且这种模式限制了仲裁的职能, 使劳动仲裁部门形同虚设。

(二) 只裁不审型

这种模式指劳动争议案件统归劳动仲裁机构处理, 在审级上也为两审终审制。这种模式借鉴了美国的经验。在美国,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是民间性质的组织, 裁决以仲裁员的独立身份做出, 仲裁裁决具有终局效力, 其仲裁裁决具有准司法性, 争议双方都必须遵守。它的好处是强化了劳动仲裁的地位, 增加了权威性, 减轻了法院的负担, 实现了案件分流, 且法律适用统一。但这种模式的缺点也非常突出, 因为这样将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救济权, 而这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我国的劳动仲裁部门仍属于行政机关, 遗留了很多行政权行使的痕迹, 这样不利于司法独立目的的实现, 且劳动仲裁部门没有执行的权力, 当事人追求的案件结果的实现最终还要由法院进行, 这无疑也会出现仲裁系统和法院的衔接问题。

(三) 或裁或审, 各自终局

这种模式可以简称是双轨制, 即仲裁与诉讼并存, 但劳动仲裁不需要前置, 劳动争议发生后可由劳动者选择, 或由仲裁机构处理, 或由法院处理, 但一旦选择了仲裁方式就丧失了诉讼的权利, 而选择了诉讼的方式后, 也不得再申请仲裁, 类似德国的处理模式。诉讼程序可由双方中的任一方提起而开启程序, 无须当事人合意, 但劳动仲裁的提出需要以双方当事人在集体合同、劳动合同或劳动争议发生后达成的仲裁协议为前提。劳动仲裁协议可以解决劳动仲裁与法院对案件的主管问题, 避免发生对案件的争抢或推诿扯皮现象。在以当事人的意志选择完成模式后, 按照各自的程序及实体要求完成审理, 无论是哪一种模式均是终局处理。

这种模式既做到了充分尊重当事人在选择劳动纠纷处理方式上的意思自治, 又可高效、快捷的解决劳动争议, 避免了诉裁衔接中产生的弊端, 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 又使案件合理分流, 减轻了法院的负担, 增强了劳动仲裁机构的权威, 促进了仲裁队伍的建设, 强化可劳动争议仲裁员的责任心, 提高了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的效果和质量。

三、或裁或审各自终局模式的配套措施

或裁或审各自终局的模式适合我国的国情和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的现状, 但这种模式要想发挥最大的作用, 还要继续完善, 笔者有如下的建议:

(一) 在基层人民法院设立专门的劳动审判庭

目前劳动争议案件只是人民法院审理的众多民事纠纷中的一种, 因此大部分的劳动争议案件归法院民一庭处理, 而没有专门的劳动争议审判庭, 并且案件的审理仍按照大民事程序进行, 以民事法律代替劳动法律审理案件。而劳动案件与一般的民事案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争议双方的主体法律地位, 举证责任上有明显的不同, 因此“今天, 专门设立劳动仲裁或劳动法庭已成为世界通行的解决劳动纠纷的主要手段。”建立专门的劳动争议审判庭, 能够克服仲裁和法院对同一劳动纠纷的认定不同, 从而维护了司法的严肃性, 促进劳动纠纷公平及时的解决, 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 建立劳动仲裁两审终审制

按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按行政区划层层设立, 那么如果当事人选择劳动仲裁审理劳动纠纷, 就应该给予其两审的制度保障, 这样才能纠正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的偏差, 也能起到监督案件审理的作用。

(三) 强化工会对劳动争议案件的参与

我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十条和十九条中规定, 劳动纠纷的解决无论是在调解环节还是在裁判环节都要建立三方机制, 特别是明确了工会在劳动仲裁中的地位和职责, 但现实情况是劳动仲裁处理中鲜有工会的身影, 劳动者单打独斗, 虽然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 但这只能解决个案, 不能起到对劳动仲裁过程进行监督、维护职工权益的作用, 也不利于建立行业惯例和地区标准, 扩大办案的社会基础。